快乐的异乡人——乔治·格鲁沙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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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天琪 译

再次强调

我也曾经
感到快乐过
一条五花巨蟒
橘红色
盘在麕菌的叶下
在恩斯科
依然没有能够
全然熟练
我那唯一的本事
发出警示的嘘赶声
去,你去

斯拉维亚咖啡屋

五月丁香
在你的帽沿
再度招展了
当我抚触你
在桌下

怒放着
冲撞出咖啡的香味
和朝露

一只海鸥
风光出航的船
眼睛里
嘎拉嘎拉的叫声
窗映里的振翅
在隐形的河面上

悄无声息地
彗星急速
划过我们的头顶

海港布拉格

遮阳帆篷卷缩着
在范兹教堂
中层的钟罩下
一只母鸡喜孜孜地舞着
金色的圈圈
套在它的脚上
早上喂食海鸥
莫尔岛河的海鸥
以罂粟子蛋糕招待你的
于星期五
死去的姨母
一只帆船扬帆经过
拉赫费尔德的
火车站

海边的波希米亚人
——给马丁,1989抵达彼岸

骚动的海洋
别来扰乱我
当我招呼着
儿子
并领着他前往
我们被创造的地方

当然
在这个国度
我们欢笑
光脚一如海鸥

喧哗地
迎接
漂浮过来的东西

多好啊
就这么大声地喊叫
对着海藻
听那片帆
在秋风中


猜着名字

返乡者

穿过草地 他走着
紫丁香飘落在山丘
还很温顺
灯芯纸般的天空
没瞥见他身上有
需要清除的油污
蜇人的蜂依然喜好
树上的暗处
鸭群还未
从池塘返回
还未看到它们
带花纹的五个脑袋
跟山后友人交谈的快乐
不清楚 也并不
需要去弄懂
山谷啊山谷
却很贪婪
连长眠者
都不放过

土地、空气、大海和光亮

土地 空气 大海和光亮
谁掺和得适当
就拥有世界

若他是只鹰
就能啊
演练俯冲
以便重新登陆
巢穴

流动监区(散文)

像我这样一个在水晶之夜诞生于波希米亚的文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幕失落的时代的话剧。

我们都知道失落的时代。按照经典的说法(就如马塞·普罗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的模式 ),这是一种介乎于梦幻与真实之间、相互矛盾的怀古。把精力都消耗在叙述“别样的”、从前的上面。开始还只是宿命,后来就成为生命 ,以致弄假成真,把一切都糟蹋了。

文学家要逆转这种庸俗的多愁善感,就激活往事。文学家善于跟踪和解密,有点像个侦探,作品并不是没有瑕疵的,却总能受到欢迎。最早是行吟诗人和歌手采用的吟唱方式,有了文字后,依然需要他们。许多被遗忘的事,又从尘封之处显现,好似慢动作的影片一样。即便是诗歌的形式,都可以看出时序,其顺序是不会差错的。人们可以指责它、赞美它,也可以模仿它。

手中掌控着现世的统治者都喜爱文人。往往抬高诗人的地位,允许他坐在自己宝座的旁边。

岁月流逝,逝者如斯
惟有善歌者能
流芳后世,万古长青。

英国的一首古老史诗如是说,令我对那些御用诗人的自信叹为观止。他们很清楚界线在哪儿,并不去挑战手里大权在握的王公贵人。未来是自由的,让那些预言家去诠释吧。诗人哺育万物,驯服野兽,倾倒众生。

有些诗歌也挺管用的。比如说,阿利昂 的故事。他落到海盗的手中,要被处死,他要求死前还唱一支歌,结果他的歌声迷住了海盗,一只海豚驮着他逃走了。当然还有奥菲厄斯,他是诗人这门行业的天之骄子。他一唱起来,树木花草都会移动到他跟前,鸟兽也要围绕着他聆听。

我把里尔克写的关于奥菲厄斯和尤里蒂克的诗 翻译成捷克文。翻译过程的痛苦,不亚于把阴间的这对情人拆散。我为歌咏之神赫尔莫斯挣扎着,天知道,这样的重叠韵律在捷克文里是没有的。作为奥菲厄斯的伙伴,赫尔莫斯对诗人的败笔很不满意:

忧伤的目光尾随着
那已踏上遥远归途的身影
脚上系着的丧带使得步履艰难
(又是一个头韵!)
犹豫,温柔,并非没有耐心。

我如此欣赏这首古老神话的新韵律,直到今天还能背诵出来。

连在这首诗里,奥菲厄斯都无法完全依赖自己的艺术,我认为他并非不相信尤里蒂克有跋涉到遥远路途尽头的意志,他只是要确认自己的神奇艺术能够打动阎王哈德斯。他必须接受现实,如果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就必得借助神的力量了。显然诗人还是有缺陷的。他们那时候也有自己的敌人,比如阿利昂传奇的作者欧维德 就有。作者对他们的文学学科 有着职业性的傲慢。他们知道一个故事要怎样叙述才传神,也不在乎过去发生的事,跟他们笔下描写的不尽相同。由于说故事者不是现世的主人翁,而是公众心目中具有魔法的时代推演者,因此每个故事都是臆造的。诸神赋予诗人们编造故事的能力,但真正的目标用意他们则自己掌控。我倒颇欣赏这种方法上的局限性。

一直到罗恩戈林的天鹅 取代了阿利昂的海豚,对吟游诗人的崇拜到这时才算告终。作为作曲家、诗人、革命起义者的李察·华格纳,又是国王的朋友,他开启了新的转折点。他是位多才多艺的人,自然要创造全面综合的艺术,其严密紧凑令人赞叹倾倒。这场歌剧很快就发挥了巨大的魔力,不出意料之外,在第一时间内风靡了当时的艺坛。我还记得,连我第一次看到圣杯骑士时,都感动不已:

听着!我怎样应答禁忌的问题
圣杯的主人派我来到你们中间
我的父王帕兹瓦尔头戴皇冠
他的骑士——人称罗恩戈林
就是在下。

捷克文中的罗恩戈林,在广播节目中,被称为“歌剧世界”。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就播放华格纳的歌剧,是很不寻常的。我毫不怀疑,作者是要通过骑士的口,自报家门身世。为自己,也为这种艺术形式打开一个出口,诗人、国王和先知现在是三位一体了。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自己的处女作。不过还是个无名小卒,正被嫉羡和彷徨纠缠着。我却已能想像出来,有一天,当我完成了未竟之作后,我也要这样的曲子在自己的棺木前响起。

新时期的作家也马上知道如何迎合效仿了。连罗恩戈林这样的克尔特英雄,也竟然被民族宿命论者包装利用:

即便在遥远的未来
也不可让东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德国

尝试过许多次之后,一个熟知过去的学者,才能变成预知未来的专家,叙说从前的神话也可摇身变为预测未来的童话。未来就是虚拟的现世,这是一种新的文体,所谓的“与现时对立”,是也。

不仅如此。我很早就对“华格纳式”的重叠效应抱有怀疑,它太美了,二元对立太强,因而容易被破解。空想的故事不能太过戏剧化。需要就事论事一点,应当包含终极性的知识,最好是有科学性的包装,同时它的美学又能挑战伦理,甚至取而代之。

青年马克思老是写诗,他总也该有些货真价实的思想才是。在后叙事诗的时代,诗人的话语有别种传递的方法。如果想要造成影响,就得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科学,于是他无中生有,信手沾来。

他的预言很枯燥,未来却是炙热的,可以自己输入程式,天堂很人间化,被选中的人眼前就有。人民都进了工厂,虽然有报怨之声,也仅是暂时的。明天生产者和受益者就是同一人了。今天在这里什么都做得到,大不了推到明天,那光辉灿烂的明天哪!它的大内主管就是那些万能的诗人。那些同志们可是真正的大智者呐。

以前时间的三度空间只限于艺术作品,现在成了日常生活里的部分:地狱,现时世界和天堂,可谓三位一体了。未来成了现在,现在已经过去,过去的也都彻底解谜,所以也就一笔勾消,都扫进垃圾堆去了。那里反正是一切异类东西的归宿。

就像我这种不相信空想和事实 是一回事的人,和不苟同他们捏造出来的所谓“诗的本质”的这些异类。那种诗意的预言和“诗化的政治”令我恶心,恶心的还包括这儿那儿一批批御用文人的良好感觉。他们似乎只问后果,不顾源头。如此这般,我又步入自己第二轮的“失落的时代”,在一个一句顶万句的世界里,被孤独包围着。

一切事预先就设限,一切都变成可以随他们的意而简化压缩,并且随叫随到。人们生活在恳请式和命令式的语境当中,这种语言又是建立在不受公共舆论监督的概念之上的。谁要有自己的话语,他就会被独夫们没完没了地盯上了。他只能把当下[作人的]权利交出去,过去的又变得复杂多意了,对未来可得千万小心。在灿烂明日的贫瘠中——罪恶啊。

如此这般,我坐在一个狱中的审问者面前。弄了半天,他追着一些事盘问,后来他突然冒出一句:“您是犹太人吗?”我有点儿丈二金刚,本来想回答:“最多也只算个杂种哩。”后来一想,这家伙大约不会懂我的指桑骂槐,而我目下的情况的确很糟,因此我说:“您为什么觉得我像呢?”

“因为您一付委屈的模样,好像所有倒霉事都落到自己头上。”

“所有的事儿?”我思量着。我不就是个《失落的时代》中的乔治×格鲁沙嘛。“不,报告长官,”我大声地说:“我是斯拉夫人,跟您一样。说真格的,您是不是也宁愿当美国人呢?”

他沮丧地笑笑。这家伙的名字是斯莫利克,即倒霉鬼的意思。他看上去正是这样,他大约宁愿坐在受审者椅子上的是个普通的恶棍,而不是他眼前这么一个麻烦的夸夸其谈的作家吧。我也有点愿意和解的念头。到底为什么他和许多其他的审讯者都不认为我是个货真价实、土生土长的捷克人呢?到底我是怎样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异乡人呢?我脑际闪过一个斯拉夫语的句子:“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这是俄国女诗人马莲娜·绥塔捷娃说的话。她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她于1917年革命后离开祖国,来到布拉格,里尔克为她写过一组诗,我也曾经翻译过。在死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治下,二者选一的情况下,她于1939年回国,果然很快就死去了。

审讯我的这倒霉鬼,一上来就想把我归类到某个特别的异类禁区去,由于感到窘迫,还是无知,或是出于某种情绪,他要把我划规到非我族类之中。我们家乡往往如此,把陌生的人,都视为犹太人。他也一样,由于脑中有个假想敌,所以一拍即合。这个政权是反犹太主义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

这样极端的二元世界观其实建立在我们文化的一神论上。利用所谓进步的神圣经典,发明出一种病态的一神论。文学被过高地估计了,被认为是这片大陆上最后的一支力量。因而仇恨一切读书人。

我认为文学领域的代表者,其实是以哲学家治国的柏拉图理想王国的迟来继承者。大家知道,在那儿诗人也是受到讥笑和排挤的。

别来指指点点。有那么一些“神祗”,在夜里,奇形怪状地以陌生的形象出现,

他们不仅咒骂抱怨,还让孩子们变得怯懦……他们是说谎者、诬蔑者、危害国家安全者,

把他们都交给卫士带走吧……

我不知伟大的柏拉图能否预见,由于他的对话录具有一个诗意的戏剧基础,因此它的永恒性是有保障的,这是否意味着它不会失去时效,随时可以搬上舞台上演?不过,国家的卫士可毫不含糊,那些偏离者、诬蔑者和害群之马如果唱反调的话,全都要一网打尽。

斯莫利克也使我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虽然我对煽动性的预言家和掌权的哲学家很感怀疑,但是我最不愿用这样那样的包装,来把自己扮成算命先生。我们应当追求的是现世,而不是终极的时代;要学会阅读各种文本,而不是寻求最终解决的妙计。世界是个通过沟通对话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体,而不是聪明人可以从上往下充气的实验室。我再重复一遍:真理即是建设,是个能持久团结、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大社会,是包容而非排斥的一种机制。不妆扮,先查颜;不要惯性地一味追捕,而应去发掘;要调解,而不是侦查。

我要画一幅图,当一个“构图员”,不要当“弄墨者”。我对独裁者的话语系统进行解构,被认为是触犯了共产专制的天条,然而那是我的构图结果。我自认为,我的故事虽非佳作,但是总比国安局的神话可读性要高些。我不能代表更高的真理,更谈不上在真理中身体力行了。

就是这些,让斯莫利克觉得非把我从这警察王国放逐不可,赶出马列兄弟的幻想园,也许他想到旧约上提到的巴比伦。我坐在“水边”,“思念犹太王国并且哭泣着。”夹在被驱逐者的混乱的语系中沉沦,最终把自己的捷克文也丢掉了。不管怎样,我的时间第三次被窃取。

的确,我被放出笼了,却失语了。后来情况好一些,甚至有些文友把我当成同行(其实也是对的),而跟我联络。由于已经预感到自己未来会经历同样的文人的命运,就像二战之前大部分人那样。他们要在我这儿印证,他们具有的有关小说的知识,也是一种具体的未来科学。他们相信自己在世上的不幸,并非这个职业本身使然,制度的错误,造成人人自危。这类人数目还相当多,他们深信不疑,以为我已经失望地放弃一切了。我的座右铭是:一个幸福的制度是从来不存在的,不过我的音量放小了。如果这些文友只谈空想,我就要求他们讲述自己确实经历过的。可是他们说那经历的并不重要。就好像不幸有车祸发生,从客观角度来看,这跟路的方向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天空虽然阴沉,但是星星依然闪亮。西方社会的人似乎知道如何从银河里掏银子。他们毫不惊讶地继续相信小说臆造的世界。

有一次,我将他们拉回现实。他们惊愕地退后了一步,好在有了这个拉开的距离,我终于看到自己的星星了。我不知它是不是黄色的,也不知这是否那位长官斯莫利克给我在身上做的刺青。总之,它是我流动监区的大卫星,它光芒四射,我开始喜欢它了。我带着陶醉的感觉,认真地对待这个演大戏的马车星座,并且不再感到气愤。

后来,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一些不当预言家的人。于是心里有了主意,要把大家汇聚到一块儿,组成一个马戏团。虽然众人的热情不高,但是彼此也颇能取些乐子。而这巴比伦迷宫比我原来的波希米亚村庄可宽敞多了。我又想,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演出《大地之盐》 。这是一个尚未打出名声的神,所勾勒出来的一幅有点不和谐的、关于钻牛角尖的人类的蓝图。它显示了未来城邦的发源地,在那儿,真实和虚构只偶然交媾,却并不会生出一个九头蛇怪 来。也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小社会圈,那儿能包容带着恶作剧笑容的真理,而且未来也还能保有它的生命力。于此,我甚至生出了幸福感。

不久之后,我去了布达佩斯。作为自由人,我用的是一本德国护照,来到一个布满了柏拉图式卫士的国家。不过,这里毕竟比荒谬大行其道的布拉格松弛一点儿。有个大会在此举行。在已经逐渐起步的改革氛围中,来自西欧的西佬和东欧社会的东佬 、像我这样入籍西欧的东佬以及像乔治·康拉德那样没入籍却很西欧化的东佬共聚一堂。在康拉德家中,我作了一场如下题目的演讲:“曾经的预言家和卖文者”。我不客气地批评,我们这些大巨轮后面 的东欧阵营里的异议分子,已经冷静地看透了那个所谓实现了的乌托邦,而西方社会的同行们还依然相信它。我十分惊讶,在西方,作家们是按字计酬的。“格鲁沙先生,只要一千五百字,不能超过!”有一回,我的代理人如此写信警告我,令我诧异不已,因为自己还习惯于旧的写作篇幅。单是这样一个词——作者的篇幅,就寓意颇多,因为那些“同志们”知道我们作家很能洋洋洒洒地挥笔。现在听到西方作家是一个个字出售的“卖字者”,令我感到尴尬。

首先得慢慢适应。作者是有著作权的人,卖字者有什么?也许他们有汽车和旅行护照。作为卖字者行列的新加入者,我把自己在东欧不作预言家的经验说了出来。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立即觉察到不作预言的核心意义,这次是由我这样的异议分子来讲述新版本的故事,得到不少掌声。

下一位演讲者站了起来,又是位东佬。他名叫丘尔卡,是个斯拉夫名字。我先就笑起来了,其他的人也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开始发言,讲的是有关“匈牙利部落”,我只理论上知道一点。他的发言跟我的如此背道而驰,令我惊讶不已。真是臭不可闻,令人跌破眼镜,目瞪口呆。听得我直咽口水,我的的预言家的故事当然也就完蛋了。

流动监区的星星愈来愈明亮,好像它需要补课。我跟着它,它走哪儿,我走哪儿。不是按照自己希望的原则,而是一切随缘。我甚至喜爱上这种偶然性。我着迷于尼采(又是个哲学家中的诗人)那种对将要发生的事全都抱持肯定的态度。这一句勇敢的话:“是,我要写我的故事,不管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觉得这话是很到位的。热爱现时,就表示也爱那一切不可知的未来……

一段美好的时光开始了。第四个[监区]吗?它是多层次的,正在呼吸着的。我的写作灵感又恢复了,我甚至采用另一种语言。也许是为了让我看清楚,所有信誓旦旦的本土国粹是多么虚伪吧,我看见奥菲厄斯为所有的野兽弹唱,也为我们这些猿猴类的人类,我喜爱以前发生过的事,赞美可以界分的、骚动的时代,直到它破裂爆炸。直到我的诗变成政治。大变革的那一天到来了。柏林围墙坍塌了,斯莫利克果真倒霉,至少看上去如此。

我开心而迅速地返回家园。也有欢乐的碎片啊,它们的形状不就像霜花或者雪片的花纹吗?

我曾被那些人讥讽为预言家诗人,其实我跟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以前他们指控我“诬蔑”,现在事实证明我的带有预测性的评估都一一兑现了。这一切,就好像奥菲厄斯不仅回过头来,而且在赫尔莫斯的眼前吻了尤里蒂克,救回了她,并让她怀孕了。罗恩格林又坐着天鹅拉着的船驾临,并终于在巴本德扫除了嫉妒。这样的故事还算是神话吗?一个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情节,将教训和情欲合二为一,不是吗?或许是赫尔莫斯很狡猾,要惩罚我?问题是,他,盗贼的包庇者,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作错了什么?”我们人那么多。

我为自己定了新的规则:既然要当预言家,那至少当个中庸之道的先知。中庸是美德。这是唯一人类能依靠的美德。要适度合宜,忌讳仇恨,爱别人的真理。这一切跟文学有什么关系,值得我去捍卫吗?这不过又是另一种行为守则的版本,听起来似乎有点令人生疑。我承认,确实如此。有首诗常慰我心,我把它当成祝祷词:

啊 上帝 啊 维纳斯 啊 莫库尔 偷儿们的保护神
我恳请你们, 在适当的时候赐给我
一个小小的采光好的亭子间
高高地堆在架子上…
亮丽的维吉尼亚在明亮的玻璃下
加上几辆不太油污的车辆
流盼的妓女们
随意抛出一两句
俏皮话儿,一边梳着头发。
啊 上帝 啊 维纳斯 啊 莫库尔 偷儿们的保护神
赐我一个小亭子间,或是让我改行
干任何别的活儿都行
只要别是这每分钟都需要头脑的
要命的卖文勾当啊。

依日瑞·庞德是一个不成功的先知,他写了这首诗。作为先知固然失败,失败却又挽救了他的诗人命运。先知死了,诗人复生。他应当明白这道理。

上帝或维纳斯是否听见了我的恳求,我不得而知,狡猾的莫库尔反正听见了。我新的亭子间是大使馆。不是甚么愉快的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活儿。我成了大使了,属于那种展示别人的聪慧的人。这是第五次所失落的时间段。我如今还在里面,这会是最后一次了吗?

希望不是,因为我的脑子还在继续活动呢。

《自由写作》第18期【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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