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中国文学与政治——专治政治下的文学处境(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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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

我的长篇小说《拉面者》写的是八十年代未政治环境的转变,人也随着扭曲了的故事。在这小说里两个人物互相喝酒倾诉,但还有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他们的肉体,那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其实我们的一切举止都处在党的规范里,党盯着每个人的思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控制下,中国人充分发挥了“物竟天则”的原理,为了不死,人人都脱变为自己的精神警察,检举揭发自己,承认自己是小我,国家是大我的人,甚至把自己送到党的屠刀之下的人比比皆是。

特别是中国的作家们,从解放开始就断绝了创作,成为一群废物,和死尸没有区别,但他们天天高喊“解放了”。

直到我长过了三十岁,才明白“解放”就是杀死有钱和有地的人而己,共产党自称为“消灭”。五十年代杀人最疯狂的时期,在这群作家笔下描绘成夜不闭户,可杀人布告几乎每星期更换的“人间天堂”。

文学是思想创作,而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实现的,一个是过去的记忆和经验,另一个是语言描述。

于是,政治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进而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

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渐渐失去了正常人的判断力,爱党和爱国都无法区分了。

今天我们才发现,文学和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文学思想的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后极权社会,但仍然危险。它是由共产党、黑社会和商人重新组成的利益集团,仍然全部操纵着全国的财产、媒体和政治环境。

去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想法,如同“做案”正考验着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

以发展经济为国策的政府,己将强制性洗脑改为“过关”,还把过关的权力白送给人民,与毛泽东的独裁,今天的专制社会算是进步了。

但今天的共产党依然要求活在中国的大人或孩子,对道德或对自由人权的表述不能偏离党的规范,其诱饵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

那么,没有思想要表述的人民很快与党一致而过了关,绝大多数作家也成为体制的拥护者,剩下过不了关的少数反叛者,就仗着年青人的激情,仗着中年有点社会知名度,仗着晚年死猪不怕开水烫,成为被警察随时监控的“敢搞政治”的坏人。对付这种坏人的做法通常是判刑、劳改和劳教,出来后过苦日子,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赶出去,使他流亡在中国之外。

但巳经过了关的作家或人民并不能保证生活就是平坦的,政治仍然是悬在头上的警棍。敢思考的记者或作家,一旦思想脱离党的界线,便要重新过关和表态。

所以,多数作家们选择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不表达任何看法,直到死去。

令我惊讶地是,中国的作家,并没有认为那种精神生活有问题,反倒认为批评社会的作家都是没有才能,在搞政治。作家苏童说:政治如窗外的苍蝇,关上窗就不受影响了。

这是说,只要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不会过问你。

那我必须说清楚,不仅是关上窗写作,而是也关上了思想和道德。

我也相信没有对别人的怜悯之心,没有关怀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无法感动人的。

共产党是世界上控制思想最严密的政权,而文明的政治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被投进监狱。现在正在牢里的四君子杨子立等人,是少数宁可做牢,也要改变政治环境的勇者个中国人。他们是合法的“囚徒”。

但多数现代中国青年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长大,对周围的人和事几乎知道的和党所要求的一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知道他那个年代的饿死人历史,知道了也不承认。和五十年代长大的人不知道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枪决运动”一样。

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植物人的,那是一个在六四大屠杀中,被枪打成植物人的生活经历。我就是要写一个植物人走向了内心的自由,而周围的活人们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政治社会。

当国家是个政治禁区时,我不会为此自豪,那是对祖国的污辱。

二十一世纪是不应该有思想罪犯的。

那么,走中国有良知的作家除了反叛和沉默,便只有逃亡了。他们靠着“哪里自由哪里就是你的国家。”的无奈的激情,成为流亡作家。

但作家和社会的关怀便一刀两断了,成了无水之鱼。但政治的绳索仍会追着流亡作家直到生命终结,因为对一位有道德感的作家来说,他的美感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已经是半死了,何况又无法触摸现实,那就只能活在没有出国的记忆里了。

只有少数不是仅靠激情而创作的天才,才能使流亡写作不变成政治的牺牲品。

今天,劝人为善的用词汇包括,不要踏入“政治误区”,这是个正面词,意思是离党的要求偏了。

当人们对党“表态”,想法也“过关”了,我就不尊敬这种人了,那是孬种。

多数中国的作家属于这一类。牙医可以对着牙齿拔一个二千元,装一个也二千元地生活,作家难道不描述自己的时代而能成其为作家吗?

一个政治控制一切的执政党,可以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但不会给中国带来文学,带来精神财富。有流亡作家的专治国家,是不会产生有思想的文学,中国文学从屈原到高行健,都是以反专治成为传统。

这种反叛精神也会在共产王朝时代以流亡的方式活下来。

用文学作品来催化我们的政治环境,不当御用文人,是中国作家的人文之路,我反感政治,但我不迥避政治。正如我们反感脏,便要去收拾一样。

《自由写作》第18期【“香港会议”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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