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仁章:香港三题(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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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仁章

一、父亲的香港

父亲1952年自香港回到上海,我今日才从上海来到香港,其间隔了整整半个世纪。父亲在香港生活了四年,我在香港前后待了四天,父与子对香港的感受自然不会相同。然而,这只是我的推断,八年前,父亲逝世,五年前,我将父亲骨灰埋入了上海西郊一公墓,我们父子已无缘直面交流对香港的感知。

父亲每日喝酒,毫不夸张地说直喝到至死方休。那天下午,我扶他起床,按老习惯烫了半斤黄酒,可他喝了半罐,摇头,摆手,说:“不喝了!”母亲朝我眨眼示意,我知道不妙,急忙出门为他找临终关怀的医院,想不到当晚他就撒手了。父亲出我不意地离去,留给了我永久的伤痛。

父亲喝酒,我只要在家,多半在一旁陪着,他说话,我吃菜。父亲永恒的主题之一,就是年轻时的走南闯北。我出生时,母亲四十岁,父亲四十四岁,他们在我眼里从来就是老人。老人话多,随着我逐渐成人,也逐渐不耐烦重复的话题。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极坏的习惯,每当父亲旧事重提,我就轻佻地伸出三个、四个手指——现在想起,我真恨不得扳断自己的手指——意思是这个话题已说过三次或四次了。父亲见我这个动作,总是一怔,只得无趣地不再言语。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对我嚷道:“说过的话,就不能再说?”

是啊,说过的话就不能再说?父亲的话,我越想越是有理。我痛感自己当年是多么的轻佻无知。世界上有多少话题不是重复的,又有多少话题是新鲜的呢?不多是旧话重提,常说常新?何况还有多少废话、假话在人世间流行,以旧作新,以假乱真?

经过这一回合,父亲的老话题仍是继续,我仍坐一旁聆听。几十年过去,我估计,当父亲喝下的酒相当于——用伯尔《爱尔兰日记》中的量词——一个小型泳池之时,父亲走过的路也先后印上了我的足迹,我们父子之间的话题开始融合,我们谈青岛、汉口,谈南京和北京。可有一个话题,我们从未有过交流,那就是香港。

父亲在香港四年,在九龙的旺角、红墈一带工作和居留,他眼中的香港仿佛他长期生活的上海最老的城区——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南市一带。他给我描摹过广东(父亲从不称香港人而直呼为广东人)女人的吃苦耐劳:个个矮小精干,面目嫠黑,着黑拷绸单衣抱着小孩里外奔忙,码头上是她们揽客卖东西的天下。广东男人呢?父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他们在喝茶,早晨起来要喝到中午才算完。沪港两地最大的差别,按父亲的经典说法就是,香港天气热,有一套短裤褂、一双木拖板就可过日子,在那里待久了,你把所有的冬衣卖掉当掉,你就无法回上海过冬了。

这与我心中的香港大相径庭,香港的繁荣,香港的进步发达呢?可我无力反驳。七八十年代以后,香港的照片、影视大规模进军大陆,来去的人也多了,我对香港已不陌生,再也忍受不了父亲对香港的南市化描述。我对父亲说,你的香港只是香港一部分,你的香港只是过去的香港,现在香港已大变样,现在的香港科技发达、高楼林立,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父亲看我激动劲儿,并不与我争辩,只顾低头喝自己的酒。

父亲没有对我竖手指,但我自知,这类废话我已说得太多太过了。我没去过香港,我想用媒介所得的第二手资讯改变父亲的香港,自己也感到无聊。父亲老了,可他何尝不明白几十年来香港可能的变化,即便当年,他也看见维多利亚港湾两岸的灯火明灭,可这能改变他的四年香港生活,改变他的香港么?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还是太年轻。

父亲的描述是不错的,我在旺角周围徒步行走了一下午,弥敦道两旁背后的街道,依稀仍可见父亲当年的景象。高低不等、错落有致的三四层楼房,住家下面群集着无数店家商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除了几个老人在绿地上休憩没有闲人。现在这一大片交易建筑材料的街道,以及红墈东面,应该就是香港市民生活的中心吧?香港的工业产出、香港市民的勤奋高效,香港的自由进出口,这里是源头。

我想起父亲的又一个比方,他将九龙比作汉口,将香港岛比作武昌。九龙是香港市民的中心,而香港岛特别是临海湾一面的金钟、中环一带只是香港的门面和观光窗口,这与普通市民关系是不大的。以我几天在海湾两岸的的奔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比方的贴切。

我站在半岛酒店楼下,遥想当年,父亲那时过一次海不会太轻易,不仅是渡轮的颠簸和时间。但海湾是一定要跨过的,父亲的第三代已经跨过和正要跨过。外甥女去年在港大学习半年,每晚下山,从薄扶林道回港大学生宿舍,那一带的气氛父亲是不熟悉的。我这次往香港一大情由,是为女儿先行探路,选择香港的大学,走访了几个大学,我为女儿考虑的最佳选择,应该还是香港岛上的香港大学。

第三代的香港,已不是父亲的香港。对第三代的选择,父亲不会见怪,这,我可以肯定。

二、杜渐先生

这次我到香港,希望拜见的人之一,是杜渐先生。但我知道,见面的希望渺茫,退而求其次,至少,我想能打听到他离开三联以后的情况。

我们失去联系是在一九八九。昨晚阅读会友杨恒均兄长篇小说《致命追杀》,其中写一个八九年出生的小孩已满十八岁竞选村长。真想不到,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八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喜欢读点书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杜渐先生的两本书:《书海夜航》和《书海夜航二记》。这是他发表在香港和大陆各种杂志上书评文章的结集,主要评介各类海外读物。可以说,这些文章非杜渐先生而不能,国内读书人缺乏如此广泛的选择和阅读趣味,确可开阔我们长期封闭的眼界。不过,公允地说,这些文章却是游离于大陆当年此起彼伏的文化思潮之外的,虽然不少文章也在此时《读书》杂志上刊载,但这只是广收博采之余的点缀和花絮,非主流主打文章。

文章不主流,做杂志却致力于主流,作为供职于中资机构的文化人,杜渐先生用力之处主要在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杂志,在先的《开卷》我只见过一本,看得较多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主编的《读者良友》月刊,也就是通过投稿《良友》,我与杜渐先生有了几年的通信交往。

我为《良友》写了最早的一批书评,如“老舍的幽默”、“杨绛的隐身衣”、“评贾平凹的《浮躁》”以及“西南访书行”等文化通讯。杂志结束的最后一期,刊发了我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篇万余字的长文其实不太适合《良友》篇幅的,我理解这是杜渐先生的好意。《良友》的稿费在香港绝对算不上优厚,但在大陆当年月工资两三百元时,对我确是一份不薄的额外收入。一位同事去香港探亲,杜渐先生亲自过海到旅馆将这笔稿费托他带给我。正因为有这一千数百元垫底,我才为自己奢华地安装了一部电话。装了电话,除了单位我也几乎无处可打,于此可想见当年上海私家电话的稀罕。

结束《良友》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杜渐先生有他的宏图大志,他想办一份立足香港、面向大陆的大型思想文化刊物,他给我谈了杂志旨趋以及详细的栏目设置,并交我大陆约稿作者的名单,希望我能配合他一起办成这份杂志。我自然兴奋不已,贡献了我自己对这份杂志的想法和愿望。

万想不到,就在此时,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以及随后的六·四……

沉默许久,杜渐先生终于来了一封信,其中说死了许多人,说了自己当年的理想,说到相比于人的生命,办一份杂志又能怎样?言下不胜唏嘘……

我明白,以杜渐先生的左派身份,以他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以他长期坚持在中资机构供职取一份几乎是“侮辱性的报酬”(他的原话)而无怨无悔,这在他已是说到极端了,他内心的沉痛,外人是难以揣度的。

我自然痛惜这份已在襁褓中的大型杂志的夭折,我更担忧杜渐先生,他的处境、他的思想出路和他以后可能的选择。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忍之人,不要说劝慰,即使面对这样的精神交战以及随后的痛苦抉择,也是我所不能承受的。再说什么呢?单方,其实也是双方默契,我们就此停止了几年的通信,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三年过去了,五年、十年过去了,现在已是十八年过去了,我始终在默默关注着香港,关注着香港的杜渐先生。模糊的消息时断时续,听说杜渐先生退休了,听说他移居到了加拿大,最后的消息似乎说他准备着手写一部香港百年史的长篇小说巨制。

消息只是消息,我从没有认真去打听,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宁可停留在十八年前彼此印象中。大陆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十年前已回归,我担心,杜渐先生很可能已是翻过去的香港一页了。

事实也确乎如此。

会议间歇,我拉住一位在会场散发诗词的香港代表打听杜渐先生,我怕语言不通,特地将“杜渐”两个字写在纸上塞到他的眼前。他看着纸面,只是摇头:“不知道。”我向更老的香港文化人打听,找到一位在一家著名香港杂志做编辑的矮胖大姐询问,她仰首大声对我嚷道:“我是在反动杂志做事的啦!这个人我是不知道的啦!”我纳闷,她是从哪儿看出“这个人”不反动倾向的,会友悄悄告知,这位豪爽的老大姐是十三年前到香港的,不是她看出了倾向,这只是她在现时“政治正确”颇风行的香港所持有的一贯应对态度。

十三年,自然不知道十八年。多过十八年的,会场上似乎也找不见了。难道,杜渐先生真地在这个潮起潮涌的海岛上声影无痕地消失了?

我怀念杜渐先生。

附录:

这是我从网上寻来的杜渐先生有关也极其有限的材料。几句简单的生平介绍,被许多网站网页所用,其中比较专业的有“广东作家”、“香港文学批评”、“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港台中文侦探小说参考书”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也是杜渐先生努力引介并自行创作的两个方面,这是我以往不清楚的。下面这一简介,我稍作了了调整综合,但已穷尽所有:

杜渐(1934——),原名李文健,广东新会七堡人。1934年出生(于香港。另一说法是出生于南洋,青年时代回大陆读书,我更倾向于相信后一说法——张桂华),1960年毕业于广州大学中文系,1971年返回香港。先后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新晚报》编辑、香港三联书店特约编辑,主编《开卷》、《读者良友》(1984——1989)、《科学与科幻》等杂志,并担任《明星世界文库》主编。1992年退休,移居加拿大。

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诗《牛仔》,小说《雁痕》、《樱都谍影》,纪实文学《苏联秘密警察》、《新俄罗斯帝国》以及《当代世界文谈》、《亚非拉文学新潮》、《书海夜航》等十余种著述,译作有《再生恋》、《达·芬奇寓言集》等,为中国作协会员。香港科幻小说的主要倡导者,作品有《重制器官》、《铜龙宇航历险记》、《花花公子的兴衰》、《超脑终极战》等,结集有《杜渐科幻小说集》并发表过多篇科幻评论文章。另有《侦探推理小说谈趣》(1994年三联书店三版,2000年再版)一书,被评为此类小说最合适入门读物。

以上,就是杜渐先生三十年香港经历最后得到的文字鉴定。不过,这一切与杜渐本人无关,网络上没有他任何踪影,这些文字是无法绕过他才得以留下的。仅就这一点而言,杜渐先生应该感到点欣慰吧?

三、离别,总是匆匆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女友从浙江到上海,想与我见一面。

我赶往她的落脚处,在虹口老城区东余杭路七弯八转,终于找到了一间门面房子。

入内,我吓一跳,不大的一间房里全是人,女人和小孩,女人三四,孩子五六,两个女人手里抱一个,腿边缠一个,还有几个孩子在周围乱转。如此杂乱,却几近悄无声息,孩子一吵嚷,即遭到大人的低声喝斥而止声。

女友从内房走出,招呼我到旁边说话,她见我面带异色,笑笑说:“她们都是等着出国的。”

“去哪里?”

“香港,西班牙。”

我明白了,这是个民间出国人员集散地,其中关节,我自然不便问,问了也未必能懂。此时,我才看清楚,房角落沙发上还坐着两个男人,一是老相识,另一就是房子的主人。他们严肃地谈事,招呼我一声后又急急出门去。

女友告我她此行的来路和去路。她已离婚,此来准备从上海去香港。去结婚。

女友现在的婚姻,我是知道的,她那魁梧的丈夫我也认识,且已认作是可交的朋友。可她的离异我不知道,她往香港移民再婚的打算更是我没想到的。不过,我并不吃惊,因为这位女友的行事老在让我吃惊,先是护士,然后做服装,以后做雨伞,见一次面换一个身份,我已熟悉她的作派,想惊也无从惊起了。

不过,这种场合下,我却为她感到一点委屈,有几个词我不好意思出口,她总不该和这些带着孩子貌似盲流的妇女处于同一境地吧?当然,对这类重大的人生选择,作为朋友不该说三道四,我可以确定,她也是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才走出这一步的。

她和这些妇女显然在等待,等待不知何时的立即出发。这种情景下,我们无法对面从容,她也无意深谈,她只是出于朋友情意,离开大陆前告我一声而已。她送我出门,在昏黄的路灯下,伫望着我无言离去。

就这样,一别五六年,其间偶有明信片,却无法回复,没落款,我惟有思念。

再度见面,景况完全不同,女友作为投资港商,回家乡与杭州公司合资建大楼了。我感叹香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感叹这位女友永远地出手不凡。她到上海,约我到她住的国际饭店吃了顿饭,然后陪她在南京东路购物。她来往匆匆,话没谈多少,却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有钱人的消费。

女友热心,多次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果然也真帮了我一个大忙。为安顿父母,我需要买个小房子,她带着一包钱在杭州、上海两地跑来跑去,却找不见我。最后还是让人寄来,及时帮我度过了难关。

她希望我到她那个投资工地去看看,香港回归,她一家已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大楼完工,她也要离开中国了,包括香港。约我见面,显然是昆得拉所谓“为了告别的聚会”。

她开车到机场接我,然后到饭店吃了一顿时间长得异乎寻常的午饭,只是在此时,她才给我讲述了去香港以后的情况。简单讲,她完全是靠自己打出的天地。到香港结婚生女以后,她不象一般大陆妹安心做家庭主妇,瞒着家里偷偷出外打工,尝试过许多职业。凭着对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势判断和时机把握,她用自己打工积攒的钱炒楼花,赚取了第一桶金。到大陆投资建楼,是她果敢迈出的第二步,她身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前敌总指挥,工程关键时刻,她日夜留守在工地现场,与建筑方、土地方以及各级各类政府有关部门商量、谈判、争吵直至正面冲突,经历了无数风险,人身安全也险些发生问题。可她终于挺过来了,大楼一层层树起,成为该城最早的高层办公楼之一。我听了感动和感叹,为她骄傲,为有这样的奇女子做自己朋友感到骄傲。

半年不到吧,恍惚十余年前的景况重演,她乘火车到上海,转机飞香港,再飞加拿大。我在车站接了她,两小时后她就要南飞,她不让我送机场,就便在车站一个杂乱的店堂中我们谈了半小时。临别时,她郑重请我去香港,又郑重请我去加拿大,我一味点头,不断看表,怕她耽误了航班。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匆匆离别。

于今,我来到香港,她却早已离去,她那两百坪房子在哪座山上?楼空人去,找到又有何意义?联系已渐远渐稀,她去加拿大后,又去了美国、法国……在这急速而行的人世间,我的朋友,现在你行踪何处?

我踯躅在香港的半山,遥望蓝天白云,心中一片迷茫。

西面,香港机场,上海女友的航班快落地了吧。

2007/2/16

《自由写作》第18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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