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沙叶新印象点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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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

沙叶新这个人名我早就听说过,知道他是一个上海的著名剧作家,也知道他是去年十一月被吸收成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文化名人。但真正见到他本人还是托福于本届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召开的亚太地区国际会议的机会。

不知何故,沙叶新先生直到第二天才出现在笔会的公开活动上。那天晚上,笔会按会议议程组织会员坐大巴离开营地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厅举办的各国诗人作家的作品朗诵会。在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大陆来的沙叶新以外,还有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还有韩国诗人高银、日本作家茅野裕诚子以及流亡新西兰的中国诗人杨炼等。他们先后朗诵了自己三篇(诗歌)作品。

余光中先生是第一个上台朗诵的。轮到最后一位——沙先生上场的时候,只见他紧闭嘴唇、很严肃地扫视一言全场,然后定定地站在讲台上,说道:“刚才我很高兴地听到每个诗人都朗读了三首令人难忘的诗篇。我也很想把自己的三部剧作搬上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台,可是”他顿了一下,“如果我要把自己的剧作搬上这个舞台的话,那么你们在座各位今晚就不用睡觉了!”话音莆毕,笑声一片。早就听说沙先生是一位妙语连珠的幽默大家,果然他这轻松的开场白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演讲中他顺便提到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章诒和禁书事件,他说,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章诒和的那本书已经解禁了,内地各大书店又公开摆上书架了!

一禁一放,如此之快!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道:

“其实这是国务院下属新闻管理部门不理解咱们国务院总理啊,因为我们的温总理并不赞成这样做。有证为据:温家宝前不久在与一些文艺界人士的会见中,提到他对文艺界的恳切期望。他首先说到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而且’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他说:’你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讲真话’.是的,作家写作就要讲真话,而章诒和的书不就是遵照温总理的指示在为真话而写作吗?温总理的下属们查禁写真话的禁书,这不是背着咱们国务院总理的指示唱反调、帮倒忙吗?”台下听众忍不住发出一阵会心的哄笑声。

“你们记住,他这次的公开讲话是一次完全没有讲稿的讲话。因此,我相信他也是在说真话。”他继续说,“现在新闻出版总署又说没禁书,这就说明他们毕竟知道禁书是不对的。这次事件的风云突变,我想,除了文化界网民们的积极抗争之外,很可能与温家宝的态度有关。”沙先生相信,温家宝提倡作家要讲真话,也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暗示着高层某种健康力量的共识,然而这种愿望,却被下边的官员所扭曲了。

他接着回忆说,去年元旦,温家宝专程去陕西省一个叫铜川的小煤矿看望矿难职工家属,悼念遇难的矿工,慰问救护队员,到井下看望一线工人,当他走进一个矿工的家,紧握着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手,听着家属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温家宝难掩悲伤神情,他哽咽了,眼泪湿润了,眼眶流下了悲痛的泪水。沙先生说,我们拥有一位常常淌泪的总理。然而这是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眼泪的年代。我相信温家宝的泪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的泪水确实感动了我。沙先生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要向听众们揭示另一层涵义:温家宝的泪水其实是相对于其他官员的拒洒热泪而存在的……

沙先生的演讲既给会场带来一阵轻松诙谐的气氛,又让听众有所感悟而回味有余。大家在他那冷笑话的感染下,不时爆出一阵阵忍俊不禁的笑声。然而,奇怪的是,每每听众被他的机智妙语逗笑的时候,他本人的面部却一点儿也不展现笑颜,甚至表情看起来还有些严肃古板。这让我联想到央视上常常露脸的所谓“笑星”大腕们,他们自己在台上从头至尾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可台下的观众包括我却常常浑然不觉其“幽默”何在?著名知识分子如沙先生凭借深厚的知识底蕴信手拈来的、格调高雅的幽默,毕竟与媚俗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沙先生个头并不高大,但身型敦敦实实,站姿看起来有种优雅的美感,宛如一个三角架一样稳稳地立在台上,黑黑的瞳仁透过玻璃镜片似乎一眼就要可以直穿你的心底。

一天下午,我从营地的房间走下来,正好撞见门口架着台摄像机正对准沙先生进行录相采访,一看摄像机有香港电台的标志就知道记者是慕名而来的了。我轻轻趋前一步,看到机器相框的景深正好对着他身后一片云遮雾罩的翠绿青山,背景十分朦胧而静美。忽然间,远处传来一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广播声从天而降,煞是刺耳。一时间沙先生和记者都被迫同时中断了“工作”,女记者耸耸肩,回头无奈地朝天边看看,又向沙叶新歉意地妩媚一笑。而沙叶新则反应十分敏捷地指着远处的天边说道:“不要紧,上天是在体谅我们,她想让我和你们休息一会再说。”女记者被他的机智诙谐逗得扑哧一笑。

还有一次在大会场,一位来自澳州的笔会会员曾铮小姐在台上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在国内生活期间因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而屡进看守所惨遭迫害的种种经历。发言完毕,曾铮迈着轻柔的脚步走下台来,离我和沙先生的座位越来越近,她那白净的肤色、深长的睫毛和那仿佛风吹欲倒的纤瘦身姿轻轻地飘过我们的眼前,然后又飘离我们的身旁款款远去。这整个十几秒的过程,我都从眼角的余光察觉到坐在我一旁的沙先生的视线始终在追随着曾铮的身影而一路缓缓移去。当沙先生发现我用眼睛在观察、询问他时,他摇了摇头,叹道:“让这样一个女人去坐监牢,真是作孽啊!”我能理解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通常都有的、自然而敏感的思维灵感,也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言下之意大约在这样思忖着,但凡男人们受点苦、遭点罪倒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上天赋予女性的角色本身就是柔弱而需要呵护的。专制机器怎么能如此暴殄人间美妙的“作品”呢?这么能对这样纤弱的生命下得了手呢?我看到沙先生脸上的表情在那一刻流露出的困惑和茫然……

由于自己以前曾做过几年记者的职业习惯使然,更由于我们彼此共同的价值取向,因而我便想对他现在的生存处境作一点私下的“采访”:

“沙先生,现在当局对你的政治追求不用说肯定早已心中有数,那么,他们现在对你有什么样的打压举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比如有些本来已经我有份参加的重要活动,就临时’关照有关方面’予以取消我出席的资格;早在1988 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怀而停演。2000 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演……还有就是我的家庭电话也早已受到秘密监控……”我知道这是当局有关部门惯用的手段。何况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竟敢不与我党保持一致,党当然有的是办法让你没法活得滋滋润润。虽然因你的名望而不便于把你一下子抓起来,但也要你总是感到有一只无形的魔杖时刻高悬在你的头顶!然而,独立中文笔会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组织:只有你认同国际笔会的章程和宗旨,即使你身份贵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同样欢迎申请加入。当然还得请你拿出自己创作的、而不是秘书班子捉刀的“作品”来才行。

沙先生虽然不时面临打压,但心态仍然保持良好,因为他知道:“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并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沙先生的这番见解似乎让我幡然警醒,我们许多人固然生活在铁窗之外,然而不也有置身“狱外之囚”的无奈之感吗。

《自由写作》第18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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