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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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枫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這样一个传說: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稟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記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解放后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人民政府取缔收归囯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像《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漫无边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話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另一次来这里,是1953年我作为省市机关代表,观看苏联功勋演员、巴蕾舞大师鸟兰诺娃的《天鹅湖》,来的多是省市领导。那时,没有空调和暖气,成都十月已凉意逼人,为了不能冻住演员和观看演出的首长,大礼堂临时生上杠炭火,再以铅皮做成暖筒,悬挂在礼堂四周墙边,烤得人直冒热汗。第三次来此,是1956年8月,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而此时此刻,却是以右派分子之身,接受全市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唉,白云苍狗,变化须臾啊!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象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我以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

“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1951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覆巢之下无完卵

挨了一天的斗争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里极度愤怒与不满,可有什么办法,你能抱起石头砸天吗?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搂着我心疼地问:“怎样,他们打了你吗?”女儿不知人世迁变,仍然张着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爱怜地亲吻着,心里愤懑似乎平静了许多。妻子发现我撕烂的衬衣,细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无伤痕,在确定没有伤痕后才放心说:“还好,只是衣服撕烂了,怎么撕烂的?”我本想大声说出事情原委,突见窗前有人影幌动,探头望去,原是彭、杨两位积极分子奉命前来监督我的行动,三双眼晴相对显得很尴尬。

“小黄,没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个子皮笑肉不笑,还是相沿旧有的称呼,笨嘴笨舌作解释。我也礼貌性地表示说:“谢谢你们的关心”。

継母像示威似的特别做了一大桌菜,还买了瓶白酒摆在桌上,大声故意地说给远远监视我的彭、杨两人听:“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三代受苦的徒弟娃,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不断安慰继母说:“婶婶,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寃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紧紧搂着我,不断吻、不断亲,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来想了很多。透过朦朦月色,长望窗外石榴树出神。那两位监视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来,真烦人啊!我静静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着半月前允诺的全家照相的事,不会成为泡影吧?

第二天去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桌上的报纸,《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青年报》,全是有关斗争批判我的消息、特写、通訉和读者来信。我心里想,共产党用得着花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一个小青年么?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吗!再细读那些揭发批判我的内容,不是编造便是夸大,甚至好些是无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产党的报纸难道是说假话的报纸,对其他右派也这样吗?看来这场反右斗争有点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于是,更坚定了我不是右派的决心。杨蓓、陈泽昆、邱乾坤沉黙看报无语,不时投来关注的目光。通过对我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发、批判,似乎這团火会延烧到他们身上,表情略呈紧张。肖青、胡克由一边看报,一边注意我的行为,使平日宁静、和谐的办公室,一下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报社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乘胜追击,楼道走廓里的扩音器总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个右派,战果辉煌,敌人众多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伟人”的英明指示下,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最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泡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

中囯是一个封建国家,自古有句俗话“男怕背盗,女怕背娼。”谁个女人一和娼沾上边,这个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与你离婚。贞洁贵于生命啊!当杨蓓一看到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好像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活”(成都话不久的意思),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报社内和报社外召开的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也被定为右派。他私下说:“解放前我是《工商导报》总编輯,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我不当右派谁人当右派?”所幸他很“认罪”,无论各种会都把自已臭骂一顿,后来获得“从宽处理”,行政降职三级,调到人民银行去打杂。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高兴,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他们已有两个小孩),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爱,得事先打报告经批准。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有什么办法,名气在那里了。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軍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幸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自由写作》第19期【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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