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天高地厚之间──评《诗与坦克》兼论自由写作(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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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慈

《诗与坦克》一书需要一些时间来显示自己。但有一点它现在就明显地具有价值:此书流露着自由,真实,爱的表达。换句话说,如果“言为心声”、“歌由心唱”,那么,我在《诗与坦克》中也看见了一种快乐和自由的情感抒发,就连对痛苦的回忆,对现状的失落,对未来能够用汉语自由表达和出版伸出的一只渴望的手──也由这样的途径,表达了出来。在《诗与坦克》这书里,一百一十八位作者每个声音都自由地歌唱,一半在国内,一半在海外。

当然,此书也只能在香港出版。这也是中文写作的痛苦──汉语作家只要在写作中表露了个人对抗党治制理论及国家机器、社会体制和宗教束缚的想法,就不能在祖国自由表达自己的心声。捍卫和坚持言论自由是一个艰苦而不屈的过程,总是要有开始。《诗与坦克》,就是有共同心愿的一个中国作家集体开始迈出的第一步。

从文学性和自由写作的意义上切入,我想叙述清楚一个道理:什么是自由的根?不谈政治,仅谈人性、心性,自由的根就是爱。将树安植在大地,“自由而有根是生长极快之树木。”(引自潘石屹博客)──自由之人得不到爱,会浮躁而顿萎;纵横之根得不到自由,会瘠缩而不长;自由写作得不到发表和出版,当然也得不到稿酬,得不到鼓励和更自由的表达,时间长了,对强制的不许自由讲话即会扼杀作家最宝贵的最本质的东西——自由思想。这只有在爱里和恨里纠缠很久的中国人才能说出的感受和做出的决论。

人都有战斗的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不是和人战斗,而是与神战斗,与生存战斗。与人的战斗是一种低级的奋争,只因要夺回自己的权力。人也都有智慧的一面,这些都是通过人的作品和为人处世,不难看到的。但是一个人最不容易被看到的,是内心的真实渴望,恐惧和痛苦。尤其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很不易观察。可是越难观察,人们越要去探索,因为非常有意义。通过剖析我们自己的内心,考察我们的一些精神奥秘,才能使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更好地前行。这样一个个的人,都在讲述着巨大的渴望,深刻的痛苦。杜甫和欧阳修都有诗歌“穷而后工”的思想——珍珠是怎样形成的?是蚌壳里面有了痛苦,痛苦的结晶是珍珠。痛苦往往是思想和艺术的源泉。我们的痛苦是跟我们二十世纪和二十一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扔然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我们会因此遭受牢狱之灾。这种落后的现象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及勾魂动魄的痛苦。所以中国作家应该了解这些既是个体的也是的集体的痛苦结晶,就是《诗与坦克》。

伟大的人是因身怀伟大的痛苦,伟大的作品也一样。中国人天生就是个苦命的民族,但在艺术表现上总是载歌载舞,大红大绿。甚至中文的写作,也充满可悲的假与挣扎的弱。国内的作者害怕将文学当作对抗黑暗的努力,他们面临的是赤裸裸的新闻出版管制、政治审查及网络警察的监视,几位“大作家”,钱钟书仅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余秋雨仅有泛滥的抒情没有冷峻的真相;王朔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余华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253页)。而海外的华人社区,写作者面对的是海外中文媒体的“自律”,和中文读者群体的灵魂萎缩。当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无物之阵”时,写作变得尤其艰难(《诗与坦克》序)。汉语作家,在国内的、在国外的都面对来自政权的暴力侵犯——对海外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是要对抗内心长期形成的恐惧感。

从语言上看,《诗与坦克》的文字既严谨又随意,既先锋又保守,书中有大量的诗歌,譬如廖亦武的《致一位死刑犯》,井蛙的《诗与坦克》,师涛、力虹的诗作等等,都以自己的良心和思考捍卫着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而散文的每一篇在字里行间里都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比如沙叶新的《永不服罪的徐洪慈》;另一方面,语言民主化的主张也在《诗与坦克》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秋潇雨兰在写“人类有两种血”,张慈在写作“她的书房”时似乎是无所顾忌的,可以随意地谈到因对男性具有反政治权威的精神产生的强烈的爱,对西方女性作家和她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反思,同性恋,公开暴露的人性恶等等;从情绪上看,选集的回忆录中对监狱的反思态度既真实又冷峻,自始至终的对罪状和历史的怀疑精神和冷漠态度,这是《诗与坦克》回忆录体散文的一大特征,读者不难遇见第三编“血色黎明”中的多篇文章的对政治监狱的嘲讽和刻薄,及在这之后却又时时能体味出的那份对生命的温情与等待。

诗歌与散文,写作与政治,人与语言,传统与先锋,保守与民主,冷漠与热忱,悲伤与理智,这些矛盾绝不是浅薄而是深刻,绝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是深刻思考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也许,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也许,我们的这些矛盾,就是古老诗歌与现代社会之矛盾的一个显现,更是中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当代生活处境的一种象征。

我们这一代作家个人写作生活的特征有以下几种:

──幼年被灌输政治教育──使我们的人生道路在走了大半后仍不知人有可以自己选择思想的自由。马列、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的嗜血书籍使我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蒙上重大的阴影,一个人最大的困惑,是他/她无法说出这种困惑。文字情感上的困扰,这些书籍对辩证法的处理方法,当年神话级的人物,果然是让人想什么事情都有条有理,虽然在革命和重建理论上的这些条理后果是极度有害的。

──因为作为年轻人的我们后来被启蒙了,西方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的孩子是不自由的,大人更是不自由的。我们正与周围的国家和外国人失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开始与大众很不一样。我们的精神生活有病,我们的身体也都很不好,影响了我们的一部分人生观和寿命。我们名叫痴子,是“抛弃者和被抛弃者”(马建)。

──意识到自我与群众的麻木,神性的震撼。在《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阿钟)、《章显猷神父》(巫一毛)等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对人的污蔑,人的不幸。我们的同伙──人的阵营内部的摩擦和压迫,然而我们之所以为我们,就在于我们不仅感受和承担了这些痛苦,而且能够以凡人的力量对这些痛苦进行了成功的转化。所以,决不像一些浅薄之徒妄自揣测的那样,说什么海外文人说话不怕腰痛,我们通过克服这些记忆中的痛苦,不仅写出了《诗与坦克》,而且将自己的思考和痛苦转化为文学的力量和深度。从创造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力比多”的正常转移,更是善于自我解剖的海外作者在接受西方宽容心态、民主理念后的一个表态。其实在生活中,人人都遍体鳞伤,萨特说,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此话对我们完全适用。刘晓波的写作,刘宾雁的痛苦,众多作品的“大地深处”对社会的写照,“把英雄还给我们的民族”对精神的呼唤等,这些作品既服务了社会,也解脱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在最后对言论自由的渴望与行动。我们不可能希求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空。但我们的时空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我们一般比西方作家的痛苦更深更广,因为他们关照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我们却还在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说话──“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我们也乐观地活在这个宇宙里,用写作战胜自我及世界的不圆满和不如意,既化解自己的痛苦,也帮助别人消解痛苦;我们的人生,除扩大言论自由空间,捍卫自由表达的人权这种“热爱自由”的人生,还有抹去早年被教育“热爱领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生。在西方生活的人生是我们的中年和晚年,“让思想自由”之时,我们并让身体也自由──很多伤痕和病因不是几篇文章就可以抚平记住的,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环境熏染、自然自觉地滋生在血液里的内在的本质──“给汉语予自由,给心灵予自由”(《诗与坦克》序)。

──有人自豪地说过,我们的国家将来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可又悲哀地说,我们在人的素质上永远不可能超过他们。如果没有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表达自由,没有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尊重,一旦中国这个国家倔起,它将成为全人类的灾难。总有一天,我们总是不得不这样想,总有一天,这一切悲哀的压制,非人的磨难都会结束。我们中国人会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好日子,中文作家很难说什么时候,但一定会的──你很难想象这一天,但要有信心,你不会在落后的思想管制下,假话文化中,监狱恐吓下呆一辈子。《诗与坦克》这本书,记载的就是这个背负着千年专制包袱的民族灵魂深处沉淀和发酵过的记忆。

──如果把《诗与坦克》的一百一十八位作者过去半个世纪的精神经历大致对等地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前一半是生活在极权之下的压抑、屈辱和恐惧,而后一半则是自由世界里的自尊、自信和成功。书中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所诉说的,便是作者站在自由的阳光下对极权黑暗的透视。如问到什么最令我们最无法忘怀时,我们可以坦然说:“青年”──那是我们对汉语世界的启蒙和认知阶段,也是我们人生开始对中文力量的依赖和坚执年龄。而在人生接近后期,我们的心情时则时常令人意外地感到失落——“无界傍徨”(孟浪)。据孟浪跋语中所说,这本书动念于五年多前笔会创会初始,五年多来,此书的意念似乎已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傍徨”的一部分。如今书完成了,“仍然让我审视,让我质疑,让我省思”。但至少,最后的重新跨上再振雄风的出版骏马时,我们相信孟浪也终于“豁然其中”。让这四百七十六页的《诗与坦克》去寻找它自己的命运吧,让个人对国家说话吧,让权利对权力说话吧,让文体对制度说话吧,让存在对虚无说话吧,让所有的答案千锤百炼吧!

如果说笔会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要把写在这书中的思索诉说给后人。因为再过五十年,我们这一代人都将不复存在。我们所需要和等待的,是一个民族自由思想的反省,和一个民族人文意识的觉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同一个极权之下将他们的同代人打翻和鞭挞,荒诞地以为这样做是为了中国强。今天的中国,虽然掌权者把经济发展,GDP数字挂在嘴边,然而,社会的不公、贫富的悬殊、道德的沦落,文学的虚设,自由的假象在极权下更加剧烈。昔日的亩产万斤、日产万吨,今日的高楼大厦都不能抚平中国百姓心灵的创痛。而那些在极权下鞭挞和被鞭挞的人,心灵却同样被扭曲,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被高官称为:苟延残喘的小文人!文字和语言是一个虚拟世界,也是一个现实世界。虽然文字和语言里充斥着各种未曾实现或者不能实现的意图和欲望,但这些意图和欲望其实也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现实世界的更真实的反映。这个世界之中,最无极的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心情感世界的互相交流吗?现实社会的回馈很重要,只有高尚的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得到好报,整个社会才可能往高尚的方面走,反之整个社会只会越变越龌龊和肮脏而已。

为此举着这本《诗与坦克》,为那些渴望的心灵、麻木的思想、浮躁的欲望,送去几句仍不被允许在大陆说的话,文之爱,文之自由,历史发生的可能,诗的走动,人心和才气形成的美。也许,这一切真正鞭鞑的,是那极权的根茎。有时候觉得真是神奇:无论多聪明的人,遇到权力,人会迷糊得忘乎所以去附庸。当权力将尽,人和文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道理人人都懂,解开心结却是最不容易。我想,上帝对人类奖罚分明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人想的自由,写字的自由.同样的东西,看起来很公平,人人都有,但有的人收到的是真理,有的人收到的是假象。文学中的目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幸福”(马尔库斯);如果是艺术带来假象和不美的痛苦,那绝对是不适合艺术状态的丑陋。所以,文学本质的对象,应该是创造者可以在他/她面前最放松、最自由、最任性、最真实、最自我的一种境界。那些让你泪要流干、心要磨碎的不可以这样说、那样说的压制窒息,最多只能作为兽行体验,却不是创造幸福的根基。在真理的世界里,没有输赢,只有快与乐,和快与不乐(时间之快)。毕竟,文艺的本质,应该就是带给人快乐的。

──自由之根是爱。爱人民,给人民自由,爱自己,给自己自由,限制别人的自由,是不好的,带着恨。因为一旦在言论和出版、思想和行为中加入强制,什么比人更重要的精神,什么比真相更好的表达形式,比尊严更好的人性格律,引导方式都丧失殆尽!包含了充分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要有绝对的表述的、创意的、出版的自由,如此权利使人对自由的渴望增长,如此增长帮助成为作家深情款款,这不是多边矛盾的思想辅助线,而是对所有陷在恐惧里找不到出口的写作者的醍醐灌顶。“这是一切人的书房,一切人打喷嚏的地方。”(张慈)──宇宙也是经过快乐,经过寻找,然后自己牵着自己的手,大步走出这个痛苦的角落的!

作家们,缝好思想,享受上天还我的自由吧!

2007年4月5日 美国 湾区帕洛阿图

《自由写作》第20期【《诗与坦克》评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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