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在香港翻译世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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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海

人生就是一场翻译的盛宴。姿势翻译立场,语言翻译思想,细节翻译真实。

文学也是一场翻译的狂欢,情节翻译社会,故事翻译人生,语汇翻译倾向。

在这场翻译的狂欢中,人们找到了一些共同的理念;人们组织起了国际笔会,让全世界的文学工作着坐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对人生的翻译工程。

有一次,人们到了香港,在远离繁华香港的一个僻静海湾中聚会。在这个称为国际笔会香港会议的聚会上,人们在香港翻译世界。

翻译源自差异。人们正是通过翻译,填平差异的沟壑。广义地讲,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差异,才构成了文学世界的栩栩如生;狭义地说,翻译不仅是在弥补语言的差别,也是在弥补文化的差别和思维定势的差别。因此当上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工作者,操着数十种语言来到远离香港闹市区的西贡北谭涌渡假营,这次聚会就变成了一次翻译的狂欢节。

北谭涌,那是一个一般的香港居民也不会涉足的偏僻之地。本次国际笔会如此重大的会议,在这样一个僻静优美的地方举行,首先也是由文化、思维定势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决定的。当人们试图通过翻译互相理解的时候,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拒绝了理解,也拒绝了翻译。它们的构成者更希望追究立场,追究青红皂白,而不是接受翻译和理解。

但是这并不对翻译构成威胁。恰恰相反,正是翻译和理解对他们构成了威胁。

在这次香港会议上,最重要的翻译媒介并不是语言。

尽管在会议上,大家都使用英语这样的一种媒介语言,大家使出浑身解数,把英语说得像模像样。但是英语并不是这次翻译狂欢节中最重要的东西。只能讲几句蹩脚英语的与会者,在北谭涌几日的收获,并不少于一口流利英语的澳洲朋友。

心灵永远是翻译最重要的介质。

操孟加拉语的与会者和操上海话的与会者互相交流。一口广东普通话的本地与会者和讲奥地利高地德语的西方作家互相交流。他们用心灵互相翻译,用手势、笑容、和自说自话进行了解。他们就像走上了诗歌的钢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又大胆地走向对方。

不止一对朋友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这时候,语言仅仅蜷缩于空间的一隅。

从翻译的角度看,几天的会议、各个主题的讨论、朗诵会以及私下的交流,都是文学的树木上盛开的翻译的花朵,都是饕餮之徒尽情享受文学和翻译美味佳肴的盛大宴席。

我们还讨论了正确的翻译和错误的翻译,讨论了文学的可能性和翻译的技术性。

国际笔会被错误地翻译成英国晚餐俱乐部的传统的延续,或者是属于欧美人的绅士俱乐部,是欧美那些有钱也有闲的作家偶尔帮助一下其他地区作家的“人权组织”。这样错误的翻译被纠正了。

“文学与社会责任”这样的一个命题,被参加会议的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翻译和诠释。“流亡”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更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独立的姿势。作为作家,人们对于“流亡”情有独钟。围绕着“流亡作家,流亡读者”,与会者翻译出多种的姿态和理解。

专业翻译家出席会议,使得本次会议的翻译被提升到了技术的层面和技巧艺术的高度。一位诗人和他的诗歌翻译者,一个小说作家和他的小说翻译者,在翻译艺术专题讨论中被放大成标本。无论是翻译工作者或者仅仅是局限于本民族语言的作家,都从翻译的标本中看到文学的力量履破语言的屏障所带来的冲击。

翻译是填平语言的沟壑,文学更是填平人文的沟壑。

在填平沟壑的行进的队伍中,翻译如同一把刺刀,永远挺进在最前面,而且闪闪发亮。

开会的渡假营属于香港保良局。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营地里忽然之间挤满了孩子。他们欢乐的喧闹有时甚至会打断会议的正常进行。当更多的孩子们需要吃饭的时候,包括国际笔会高级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把用来开会的大饭厅让出来,给孩子们吃饭。孩子们热热闹闹地围坐在大圆桌旁吃饭。参加会议的人也和孩子们一样,围坐在大圆桌旁吃饭,热闹程度几乎和孩子们相同。

会场外面有个小小的海湾,围出了一个半圆的滩涂。一些红矮柳从滩涂上生长出来。稀疏,但是生机勃勃。

如果从北谭涌到九龙的旺角,坐出租车要近一个小时,路途上山岭险峻,坐在车上几乎都有要呕吐的感觉。而到了旺角,就到了世界上商家和住户最密集的区域,任何时候都是熙熙攘攘,灯红酒绿。那里的人们丝毫也没有关注到,有一群世界级的作家在北谭涌聚会,翻译和被翻译,并且和许多香港的孩子在一起。

在香港翻译世界,在香港的北谭涌召开文学的盛会,似乎撕裂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纽带。

在香港翻译世界,和稀疏的红矮柳和孩子们的身边,似乎又凝合了自然和未来。

《自由写作》第21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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