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莺:弄堂碎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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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莺

这个季节,城市的夕阳总是那么凄美。

一个如血夕阳的傍晚,我来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居住地——思善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与事早已烟消云散、一干二净,但有的就象马路对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老宅,至今还历历在目,永难忘却,构成我心灵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章。

伴我度过成长的弄堂,不是很长,呈L型,约一辆轿车车身的宽度,有六个门栋,住着十来户人家。日式石库门样的弄堂,黑青色的砖瓦地,平日里显得格外的清幽,只有在傍晚或节假日,人们的招呼声和小孩的玩耍声才会让人觉得热闹。

弄堂的第一家,住着一位我们称为钱伯伯的资本家。196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记得好像是星期四,母亲休息在家。我在二楼自家的窗前看到楼下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领头的手上拿着一面红旗,威风凛凛地闯进了钱家。不多时,“革命小将”陆续将一些被称为“四旧”的东西,如菩萨像、字画、唱片、织锦旗袍、尖头皮鞋等,堆放在马路一边,然后点火焚烧。钱伯伯被“革命小将”押着,站在沿街家门口的小方桌上,低着头,脖子上吊着一个算盘,胸前还挂着一块写有“打倒日本特务、资本家钱XX”的牌子。马路两边围着许多看热闹的群众,“革命小将”时不时地喊上几句“革命口号”。

夜幕很快降临了。焚烧“四旧”的火势愈来愈大,跳跃的火焰染红了马路一侧,给夜色增添了几分神秘而恐惧的色彩。

当时我在上小学,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趴在窗口一个劲地往下看,母亲叫吃饭我也无动于衷。但是随着火势的愈演愈烈和“批斗会”的不断升级,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从我这个小女孩胸中涌起。我赶紧回到餐桌上,并叮嘱母亲把门关紧。

晚饭后,不断有我似懂非懂的消息传入我的耳朵:说钱伯伯解放前为日本人修理过汽车,所以是日本特务;是特务,钱家就一定有枪。“革命小将”在钱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后,怀疑他把枪支藏匿于弄堂,于是在拐角处挖地三尺,“将革命进行到底”。平日里宁静的弄堂,此时一下子像掉进了几滴水珠的油锅那般。

我问母亲,面善眼慈、和蔼可亲的钱伯伯为何如此被辱被斗?母亲说,他吸过劳动人民的血汗。

听了母亲的回答,那一夜,迷惑不解的我,愈发的恐惧。

钱家有个女儿,不仅读书好,而且人也长得娟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发配到边疆“插队落户”,由此造成失恋。个人的遭遇,加上家庭的蒙难,她开始神思恍惚,行为怪异。家人怕出事,就把她当作精神病人关在楼底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小屋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正好对着弄堂的拐角处,虽有木板钉住,但还是能透些光亮和声音。她被关在小屋里有许多年了,有关她的故事也有许许多多,但我都已淡忘,唯有那首时不时地被她大唱特唱的飞行员之歌《我爱祖国的蓝天》,我怎么也无法忘却。每当有怀旧情绪产生时,我就会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记得有几次我路过小屋,钱家女儿透过窗户的缝隙问我唱的好听不好听,我点点头,真心实意地说“好听”,然后她洁白的脸上便绽开了阳光般的笑容。我一直不相信能用情地演唱歌曲的人会是精神病人;相反,在六亲不认、以“阶级”名义进行歇斯底里斗争的年代里,一个为爱所困的人或许是特别的清醒者。后来听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夕,她离家出走了,最后丧命于飞驰的列车下。

阿三是王家的小女儿,住弄堂的最后一个门栋里。我们相差8岁,我叫她小阿姐。小阿姐身材修长,梳着两条辫子,小圆脸上有两酒窝,话音尖尖,笑声朗朗。她是我在弄堂里唯一一个不是亲姐姐却胜似亲姐姐的邻居。

小阿姐很开朗,也很能干,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小阿姐一身军装,左臂上还带着红卫兵袖章,和同学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小阿姐很幸运,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她被选派为代表,上台和毛主席握了手。回家后,她说,路上这几天自己一直没敢洗手,一心想着带回来让大家也握一握。记得当时,我使劲地握着小阿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感觉就像是在和毛主席握手一样幸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收集了许多毛主席的徽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还有不同质地的。父亲把徽章放在好几个装衬衫的空纸盒子里,纸盒子底下铺上一层薄薄的棉花,徽章被整齐有序地放在上面,然后纸盒子像宝贝似地锁进红木大衣橱里,节日或心情好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我们欣赏。97年香港回归时,已离休在家多年的父亲如梦初醒,把所有毛主席的徽章卖了,换回几瓶酒,喝得一醉方休。

在小阿姐的楼上,住着一户姓林的人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就靠男主人养家糊口,女主人则在家带孩子。男主人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或蓝或灰的卡其布中山装,看起来还真有点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走进走出时,总是在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冬天里喜欢戴一只白色大口罩。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弄堂里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眼神总是阴沉沉的。听说他以前是个文员,后来不知为什么(传说在单位搬东西时打碎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打成“反革命”了。有时,我去林家找他女儿芳芳玩,不是看到他枯坐着,就是看到他躺着,不说一句话。那时我就在想,做父亲的,怎么连家里人也不与说话呢。“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他患癌病去世了。没几年,林家女主人也改嫁了。

历史有时一片漆黑。十来户人家的一个小弄堂,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去世了两个人。

3号底层灶片间里,住着一户我们称为“老蒋”的人家。户主老蒋以“搞腐化”名扬弄堂。老蒋个头不高,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年四季梳着个油光光的小分头,站着或走路的时候喜欢两手插着裤袋,并吹着口哨,还喜欢用眼睛眄人。老蒋在地区房管所工作,虽然上班得穿工作服,但他的一双皮鞋总是擦得亮亮的。因为年纪小,当时我对“搞腐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大人们说,老蒋“生活作风不正派”。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老蒋一家正在家门口吃晚饭,突然来了几个派出所的人(警察),在确认老蒋的身份后便把他带走了。老蒋女儿还小,一看父亲饭没吃完就被抓走,立即大哭起来,妻子一把抓住女儿的衣领就往家走,一边嘀咕着什么。当时在弄堂里乘凉的人都面面相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有消息传来,说老蒋和有夫之妇通奸,破坏了“革命家庭”,被判“流氓罪”坐牢。

老蒋的妻子——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外来妹”吧,是个纺织工人,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丈夫刚判刑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她始终扳着脸、低着头走进走出的,连她不懂事的女儿也是如此。那时,除了“反革命”之外,戴上“生活作风不正派”这顶“帽子”,也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来。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老蒋突然又出现在了弄堂里,他的神态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但弄堂里的女孩都被家长告知“躲开老蒋!”。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媒体上的“第三者插足”故事,我就会想起吹口哨的老蒋来。不知老蒋读到下面这个报道后,是否会感叹自己生错了时代?

据俄罗斯《祖国》杂志披露,苏联十月革命后曾实行过“共妻制”——16岁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

住我们楼下的,是一户姓王的六口之家,老大是个女儿,下面三个是儿子。王家男主人是某单位的驾驶员,曾因撞死一男孩坐过牢。“文化大革命”初,男主人身份被划为“小业主”(解放前他经营过一家五金店),工资被减掉一半,加上女主人没有工作,所以有段时期王家生活非常艰苦,几乎天天吃咸菜和酱油汤。记得那时我帮家里买调味品,因懒得走弄堂,就直接穿过王家的客堂间,但常被其老三拦住,雁过拔毛,往他的饭碗里倒点油、倒点酱什么的。

王家子女都属“头子活络”之辈(指擅长人际关系)。老二、老三因政策规定,学校毕业后去了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他们不甘心一辈子在外“补地球”,因此绞尽脑汁搞“病退”回上海。有段时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家宴请农场领导,菜肴丰盛,热闹非凡。几个来回下来,“病退”搞成了,兄弟俩回到了上海,分配进街道生产组工作。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走后门”现象。

“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子女的就业,王家进入“盛世”。曾几何时,王家俨然成了弄堂里的“音乐之家”,大姐喜欢唱歌,二弟喜欢拉手风琴,三弟喜欢敲扬琴、吹笛子,周末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并有同行加入,吹吹打打,煞是热闹,引得路人驻足观赏。不过,“盛世”中的记忆并不总是美好的。有一年夏天,王家照例举行家庭音乐会,次日凌晨2点,一个“音乐爱好者”登堂入室,偷窃了被当时视为财富象征的手表,而王家六口无一人惊醒。虽然此案几天后便告侦破,但还是把邻居吓得大热天不敢开门睡觉。

与王家以扬琴、笛子为主的“家庭音乐会”不同,我们兄妹在跟堂哥学会了吉他后,也时常开“家庭音乐会”,不过歌曲多数来自手抄本的《外国民歌200首》,有《剪羊毛》、《深深的海洋》、《红河谷》、《在路旁》、《照镜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等。在“响亮的歌是东方红”的年代,这些颂扬和平、歌唱爱情的歌曲被扣上了“靡靡之音”的“帽子”,因为据说它们会削弱人们的“革命意志”,所以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我们只能在家里自娱其乐。

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站在高耸的楼群下,望着渐行渐远的夕阳,我想起了以前写作文时候的句子:太阳用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将夕阳留在了人间,它可以带给你无尽的惊喜,也会带给你无穷的悲伤。

暮色苍茫,我从心底里生成一种惧怕,倒不是为逝去的时间,而是为权力一直在有意地湮灭回忆,抹去历史。

《自由写作》第22期【红色记忆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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