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文革的“红色记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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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

那是1968年夏天,全国“文革”正热火的夏天,我还小,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红色记忆”。

一天,在家门口,看见舅舅正往大门口两边的白墙上写大红字,是一竖联,左侧:毛主席万岁;右侧:共产党万岁。

舅舅先用铅笔划上字格,然后用红的油漆填上,一笔一划的仿宋体,一边一竖条,红字白墙,很醒目,象是招牌。

墙高,舅舅站在板凳上吃力地描,额头冒着汗,喘着粗气。周围一群人在瞅,咳,写得好呀,有人议论,我顿时也兴奋——早该想到呀,尽管家里已挂了毛主席画像,写有大大小小的“忠”字,还贴满了十几条“语录”,可外面没有……这样上墙的大红字醒目,来往的人都能看见,一目了然。这样大红字的表白太及时,太重要了,对于出身不好的舅舅,这是明明白白,昼夜不息的“忠心”表达,人人路过都能看到,就象看到舅舅心中刻上的“革命”摆在大门口了,红红的耀眼,这样也让惶惶不安的舅娘多少松口气了。

舅娘家出身也不好,前不久她农村的家里出了大事,他父亲,我该叫亲家公莫名地被无端杀害,惨不忍述。如今,亲家婆和家里人命悬一线,还生死未卜呢:当时广西大规模武斗刚过,中央的“七三布告”刚下来不久,两派武斗将近平息,“联指”派即将掌权。农村是“联指”的天下,革命正酣。一天,亲家公一早就被“贫下中农”和民兵们叫去了,到大队部后,就被扣押,有人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他就被专政了。

解放前,亲家公曾当过中学校长,后来因为人公正,他曾被各村乡绅推荐当过乡长(只当了八个月,就因“解放”而卸任),那时候,家家的田都是私田,不受外人管。交粮赋税时国民政府的“田赋管理处”需他出面,都是苦口婆心地催各户农家,而大多事是尽义务,无报酬。那时因子女多,家庭拮据,他还送大女儿(就是舅娘)和大儿子进城里帮亲戚家做事,结果大儿子吃不了苦跑回乡下,留舅娘一人在城里。

近来,各个公社和大队相继都成立了“贫下中农特别法庭”,这是文革的又一大新生事物,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就能更深入地展开斗争了。那天,亲家公被通知到大队部,二话没说就是被“特别法庭”扣下了:“文革”即将开始那年,他就被随叫随到去干苦力或是被批判斗争,家里人也习惯了。天黑了还没回,亲家婆就去寻找。她到大队部才知道被关了起来,她看见亲家公已被捆绑在房内柱子上,还有舅娘的小堂弟和另外一人,也同样被捆在一旁,持枪的民兵严肃地对她说:关起来了,“专政”了,“群众专政”,你要么就给他送饭吧。

见此情景,亲家婆惶惑不安地赶回家,她马上要去送饭,大弟说他送,亲家婆不放心,怕大弟自投罗网,一家人心绪如麻,手足无措,最后还是亲家婆匆匆赶去了。当晚一家人围坐着,想到或是又要开批判斗争会吧,可过去无数次的批判会后都让人回家的,一晚上全家人惶恐不安。

屋里也不安宁,门窗已被人贴上了封条了,晚上贴封条早上拆开,把一家人封在屋里,白天放出来出工“改造”,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公社大队里每一户“黑五类”的家常常这样被贴条封着,白天黑夜常有民兵巡视,随时点名,有急事出门要请示报告。他们已经记不清被封过多少次了,只要喇叭一喊抓“阶级斗争”就会来封门窗,有时白天也封,呆在笼子般的屋里,家里人也都习惯了。在村子里,他们要让着所有的人,弟妹很小就明白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在外面陪人笑脸,不顶嘴,受白眼,受屈辱,白天除了上工外,集日也不想再走亲戚了,出村要被批准,还要检查,规定了时间要赶回来,回来了要汇报,亲戚也怕来往了,外面不过也是个大笼子罢了。

第二天,大弟弟说他想见父亲,执意要去送饭,到大队部见父亲等仍被绑在柱子上,一夜被蚊虫叮咬后,身上红点肿块遍布,已是疲惫不堪。吃饭时俩人不准接近,不准相互说话,大弟弟伤心不已和父亲泪眼相望,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泪流满面,端住碗,无奈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泪水滴滴到碗里……临别时,有预感的父亲含泪小声哭诉道:“你们以后要好好吃,好好做……”大弟不住点头,一步一徘徊。

一家人心急如焚,亲家婆心跳不止,说怎么办,我们都在家等死呀,大弟安慰母亲说,这次批判斗争会也许可能开得久些,开过了两天他们就会回来,何况,我们现在无处可逃啊,晚上贴封条前要检查,早上开封后也要点数,如果我跑了,你们就要遭殃。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熟人见了要告发,路上有关卡,车上要盘查,到哪儿都要生产队的介绍信,城里要报临时户口,插翅难飞啊。他有点把握地告诉母亲和弟妹,“七三布告”上好象没有说要杀人,我再去看看吧——前一阵其他的公社大队已有人被枪杀,一家人已是惊弓之鸟,心惊胆颤地过一天算一天了。

可怜十七岁的小堂弟也被绑在那屋里,听人说他前一阵进城参加过什么“反革命造反派组织”,即另一派“4.22”,其实,他只是进城了一趟,如今,浑身是口也难辩清了。还有一位被捆的也是“黑五类”。

正是酷暑,亲家公他们被关已两天了,仍被捆绑,汗臭灰土一身,大弟和两家送饭的人想送点蚊烟去,不准。几家人送饭时碰面也不敢多答话,都惶恐不安地无声相对……

第三天中午,日头高照,三人被拉出门,一直拖到村头外一块空地五花大绑地重新捆起来,周围都是气势汹汹的“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的人,今天他们要行使特别权力了,宣判“反革命分子”,他们坚信枪杆子就是“革命路线”,也是“革命权威”,是最革命的,最有力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嘈杂声中有人在恫呵,有人作势拉枪栓——几支民兵用的步枪,还有几支自造的鸟铳,文革让鸟铳又有了“特别”的新用途,也是新事物,革命不断地叫人练刀枪,如今正是,要用来对付人,要用鸟枪试一试了……父亲,堂弟和那个乡亲三人无力地颤抖着,他们不敢相信光天化日之下的枪杀,只是沙哑无声地哭泣。

墙上有标语口号: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

亲家婆更不敢相信,她蹒跚跟着一路苦苦哀求,磕头如捣蒜,她原想亲家公和侄儿能“大批判”后回家,哪怕做牛做马,苦苦一世,可雄赳纠的贫下中农和民兵们正在专政,正准备初试他们“特别法庭”的新权力,谁会听求饶?何况“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刚成立,总要做点事的。他们叫着:“再跟着,连你一起嘣了!搞死你不就是碾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他们轻蔑、冷笑、置之不理——这是体现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立场,对“阶级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本来就不配活,现在是“群众专政”的天下,以后还要“继续革命”,要“斩草除根”,不久,红旗就会到处插遍,到处飘扬,最后都是红彤彤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革命”的人了。

其实,当时已有“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的人提出干脆将大弟弟都弄来杀了,以防止以后阶级敌人复辟,只是在旁的一大队干部插言说:“你们都弄来杀,我以后不负责的咯……”文革前,大弟弟较随和,和他有过些往来。也许他认为一家杀一个已经够了,要看看革命斗争大方向;也许他已看过“七三布告”,思忖是否杀人太多怕以后难理清;杀太多了时也许他有了点良心发现?或是其它一些的不可知,大弟弟命悬一线之时,冥冥中竟活了下来。

亲家公眼看侄儿要和自己一道命赴黄泉,他痛心疾首,万般悔恨,过去当几个月的乡长不仅要他的命,如今还搭上了小儿……他为侄儿讨饶,向往日里的乡里乡亲乞求,哭诉让自己粉身碎骨吧,泣请留下孩子:自己当乡长时这孩子还没出生,他才十七岁呀,还是个孩子呀,孩子不懂事,求求各位了。一边哭一边哀求……亲家公那时已语无伦次了。有人大骂道:“呸,不杀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道还等你们以后反攻倒算来杀我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之前讲什么乡里乡亲,不要大是大非了?我们是“特别法庭”,今天就是审判,不必多言,有人喝道。

烈日之下,已有数十位“残渣余孽”和“黑五类”分子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一个个惊恐万分,这不叫“杀鸡儆猴”,这该叫“陪审”吧,让他们来作陪衬,特别触及灵魂。在几支长短不一的步枪和鸟铳枪前,还有什么比这显得更特别,更庄严的审判。陪审人的惊恐也证明了法庭的威力,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不用什么理由。被捆来的三人觫觫发抖,涕泪痛哭,他们苦苦哀求,这样的哀求当然是没用的。小堂弟的声音已哑,摇摇晃晃的倒伏于地,二天多的捆绑后都站不住了。周围有人亢奋地奔跑来,远远地来看“阶级敌人”,他们可不是来看公正,只为看“特别”的审判,寻觅鼓噪,痛快,这是有看杀人如看热闹传统的国度,这也是文革给予“革命群众”的“权利”。

喧动之际,有人代表“贫下中农特别法庭”斩钉截铁地审判了,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一切都在股掌之中,象喊冲锋号,象是捍卫法庭权威,郑重其事而毫不留情:亲家公等三人随着喊叫的口令,随着几声沉闷枪响,随着铁弹沙石喷出,顿时哀嚎、惨痛、挣扎地倒下了……烟火弥漫处,他们在泥土中翻滚……有的鸟铳枪没响,有的因手颤打歪了——毕竟不是打鸟,打鸟也不会这么近,眼前是活人——没打死,又装药弹,补射——又是一阵哀嚎、挣扎、翻滚,分不清烟、尘、人、土——又补射……直至他们不再挣扎,横竖不一倒在旷野,烟火弥漫,直至他们不再抽搐,没了动静……他们成了鲜红的泥土、鲜红的草介,无声无息了……(每个人都被鸟铳枪击数枪——一枪打在亲家公嘴巴上,一枪打在胸前,一枪打在腰……亲家公全身血泥,小堂弟死后指甲内尽是泥沙。)……呜呼哀哉,怎样的虐杀!

——“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在红太阳照耀下执行了一次真正的“特别审判”。

最后,命令各家收尸,也让陪刑场吓得仍在哆嗦的“黑五类”分子一块收拾,亲家婆和子女们赶紧从家里腾出一口旧木箱,跌跌撞撞地奔来装殓,三家来人都不敢细看,太惨,血肉模糊,衣体难分。也不敢出声,不敢哭泣,只有让泪水流,流到亲人的尸身上,只是在默默装殓尸体,托起黑红的尸体……难解开那捆绑的绳索,难将那衣裤拼凑;身体已满布弹孔,木箱小,更难将那尸体安放;家里人的手在痉挛,脚也麻木,只求快快装殓,逃离恐怖之地——周围的火枪仍在冒烟,“特别法庭”正在一次“成功”审判后的自诩中——鲜血泥土处,亲家婆等几家人无声地哀恸,只想尽快离开,草草埋掉……

那几天,舅娘在城里,她还一无所知,她正在城里的学校教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支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是顿挫抑扬的大写意:“功绩比天高,恩情似海深”,一个思想,一个声音,在文革中不断地歌唱着领袖对人民比天高比海深的深情厚意,还带领着“心连心”的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半个月后城里有人去了趟农村,舅娘才听到这晴天的霹雳。悲怆的舅娘不敢回农村奔丧,那里仍在“继续革命”,家也被抄了;白天在单位她也不能哭,因为父亲是被“镇压”的,被镇压的人都被叫做“现行”或“历史”的“反革命”;不能让别人知道,她还需强撑笑脸——舅娘在学校里除了教唱歌还要跳“忠字舞”,跳这个舞也是要怀着无限崇敬、无限热爱的心情,要动作整齐,姿势优美,还要由衷深情反复地咏唱,歌颂阳光雨露不能有差错……下班了,她抑郁回家,关了门,在家里抽泣,不敢痛哭,眼睛会留下泪痕,晚上还要去开会学习,讨论伟大的“革命路线”,要汇报思想,还要精神饱满地表态,不但要“紧跟”路线,还要继续向前。

在家里哭会被听到,那就会被别人议论,随后一条街都会知道,将会被指指戳戳的抬不起头。她连外婆都瞒着……心力交瘁之下,泪水只好往肚子里咽。

——那不是打猎,是真实的不忍直面的戕杀。后来,有人说那时候是“火红的年代”,说是火红的“革命”时代,还说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暴力革命”,就是要死人的;随后又有人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灿烂得那几天他们可以在军营大院里幸福地胡思乱想,打牌、跳水、谈小恋爱;最后还有人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些边打仗边调情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军人”眼里,打死别人和别人死去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成就一名将军,哪儿还管他什么“万骨枯”呢?在中国,就是这样。

舅娘一家人寝食不安,战战兢兢地苦熬了八年后,“四人帮”倒了,文革停止了,“群众专政”取消了,不算“黑五类”,门窗也不来封了,“阶级斗争”不斗了。又过了二年开始“落实政策”了,亲家爹他们的死终于有听说了,说那是过去了的“群众运动”,是“浩劫”,难免死人;有人说:“要向前看”,现在改革开放了。在农村,因为他们不是干部,没有单位,没有“组织”(他们只是农民,农民算另一种“人民”),更无任何人来关注此事,没有下文。枪杀时不需要理由,现在对死者也不讲理由。被抄家夺去的金戒指不知去向,最后,近十八克大的金戒指仅折算九元钱,亲家婆也没去领。在冤死的生命面前,这九元钱又该算什么呢?亲家公等三人悲惨地去了,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什么“政策”也没落在他们头上,留下亲家婆在世上踽踽而行,时间能让人忘记么,此时,她更苦痛了,心里常流着血一般的眼泪。

当年杀人的组织者只向“组织上”写了一下经过,就不了了之了,照样当干部,又去其它地方当干部了——他不是人,他也是“组织”。(据内部资料统计:仅“文革”武斗期间,在中央“七,三”布告之前后,短短两月在广西各地被残杀死去的群众就达十万多;在那些日子里,一些人受辱,一些人自杀,一些人被杀,一些人杀别人,这都是“革命”的日常事务。)

后来,一位有权势的老人说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当然,逐渐淡漠遗忘,又来一段“革命路程”是最理想的“春天的故事”了;后来,没人再提无辜者,没人再提屠戮,无声无息地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粗得一笔仿佛就勾消了,又有人领路“走向新时代”了。

是啊,在冷漠的中国,在“领袖”、“思想”,“新时代”和“国家”面前,平民老百姓的冤死又算什么呢,一幕幕的悲剧后来不是照样发生了,只是平添一座座坟茔而已——千万座坟茔是百姓;在健忘的中国,只有“领袖”,“国家”,“主义”,还有空洞的“人民”是被常常歌颂的。几十年来,老百姓被悬吊在“领袖”、“主义”、“思想”、“国家”等红彤彤的路线上运动着,不断地为之歌唱,为之舞蹈,还山呼万岁;谁曾想到领袖越“伟大”越“英明”时,老百姓就越是劫难当头,还要不断地付出生命代价了。

舅舅的这个家也都是有“原罪”的,过去雇了二个帮手,就算是“资本家”,也是“革命”的对象了:铺面和房子先被“公私合营”后,就说“社会主义改造”了;后来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是要不断地被“改造”,只是口号不同了,标语不同了,没完没了了;舅舅耳闻目睹的“运动”多了,生死离别也见多了,“运动”一来就提心吊胆,象瓮中之鳖呀,也不知哪天会轮到自己头上。

那天,舅舅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写,如果不是墙壁窄他真想多写几个万岁到墙上,以乞保平安。写好后,他松了口气,反复仔细地观察,他认定那红油漆一时不会褪色,心才放下;舅娘站在一旁端盆、递笔、调油漆,前前后后不停地收拾,她一直不敢抬头多看,因为那油漆就象是血,也是鲜红鲜红的。

红红的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很醒目地落在大门口了。

没过几天,隔壁几家的大门和墙上也都刷上了油漆大字,也写上了“伟大”和“万岁”了,那些字也是鲜红鲜红的……

1968年文革,七月流火,生死两茫茫,给我留下“红色记忆”。

2007-5

《自由写作》第22期【红色记忆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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