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大雅宝旧事》——一个伤残者的童心拾缀(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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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在一个时代行将消失之际,有关的回忆开始风行起来。我所读到的,除了章诒和的《往事如烟》,便是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

章诒和的《往事如烟》似乎是在努力抵达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则刚好相反,以一个孩童的目光,去努力着洞穿世事和观察世人。这样的角度和这样的叙述方式,与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The Beautiful Life)有些相近。或许作者真的在下意识里受到些许启发,假如他看过那部电影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孩童的目光总是清澈的,那样的清澈,使黑暗的人世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毋庸置疑,《大雅宝旧事》的叙事大致上说来,也是成功的。温馨处温馨得让人动容,比如有关泥人张和面人汤如何登堂入室的故事;悲凉处悲凉得令人唏嘘不已,比如书末着力描写的黄绍竑自杀场面。那么生动的叙事效果,不仅基于小孩子嘴里出真话的质朴和诚实,而且也在于孩子的目光不带任何偏见的无邪和公正。要评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是不容易的,但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所看到的自杀场面,却是既简单又意味深长的。一面是被运动起来的学生群众的疯狂,一面是作者眼中那个童话般的公主面色苍白地站在担架前,谁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苦难在等待着她。用这样一幅画面去诠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非常生动。

《大雅宝旧事》着墨最多的,当然是那群随着大军进入京城的艺术家们。他们有的是当年的流亡学生,有的是声名卓著的画家、诗人。所谓的革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顺便扭曲了他们的心灵。那样的扭曲,作者是察觉到了的。但他又十分诚实地告诉读者,他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过境迁的今日,都是童话般的。改朝换代在失败者的记忆中是血腥的,但在胜利者的回忆里却是幸福的,或者说童话般的。作者的父辈不管如何经风雨见世面,毕竟是以胜利者的步伐走进北京城的,于是,作者也就自然而然地享受了一下胜利的喜悦。或许林黛玉刚刚去到贾宝玉身边时,也曾有过这类童话般的感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大雅宝旧事》的这种“童话”感受,除了说作者诚实,倒也很难再说什么。

虽然《大雅宝旧事》写得尽可能的轻松,语气也尽可能的幽默,但假如真要以童心未泯之类的彻底性来衡量,还是可以感觉到作者心灵深处的那种伤残。那样的伤残有的是先天的,因为其父辈至死都不曾看透裹胁他们的那场革命上演的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致使他们的儿女们,也难以找到一种透彻的方式,将那场革命真正置于清澈见底的孩童目光的审视之下。那样的伤残有的则是后天的,无论是作者所受的革命教育,还是作者所遭遇的人生苦难,都像一重重无形的高墙,将作者那颗向往自由的心,死死地关在了死牢里,难以放飞。

《大雅宝旧事》讲到延安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一点不儿童。他既为父辈在延安吃过苦头而愤愤不平,又为自己曾经属于“马背上的摇篮”一族而不无自得。尤其是写到一九四九年的进城,胜利者的骄傲,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

新的中国,新的时代,还真是让他们赶着了。他们生正逢时,那时候的北京真像一个童话。

也是因为这样的骄傲,作者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说了其父辈参与国徽设计的种种细节。这些个文字可一点儿不童话,全然是主人翁的口气。即便是夹杂其间的些许冷嘲热讽,也集中在国徽设计过程中的争功上。好在他写着写着,又突然清醒了,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参与国徽设计的梁思成,一生真正的亮点,在于阻止北京城墙和寺庙的拆除。然后又对另一位参与者,林徽因,也发了相同的感慨。相比林徽因的参与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改造景泰蓝,作者问道:

平心而论,写诗的、画画的林徽因是不是更加活泼动人?

其实,作者不仅在问他人,同时也在问自己。因为他自己也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哪一个林徽因更加活泼动人。假如他搞清楚的话,有关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是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写法的。

读着《大雅宝旧事》,有时真为作者着急。他总是把该说的话说得吞吞吐吐,好象有个看守在旁边候着似的,尽可能以做鬼脸和吐舌头,来搪塞他很想说出来的肺腑之言。有时又觉得作者太罗嗦,很像北京皇城里的皇民在耍贫嘴。既然选择了孩童的视角,就应该具有孩童的彻底,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多说的。作者的这种时而失语,时而赘言,可能源自心灵深处的创伤。

从《大雅宝旧事》的叙事上,可以看出,作者确实是个伤残者。这样的伤残虽然并非为作者所独有,虽然是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痼疾,但间杂在孩童式的叙事中,显得很不协调。作者一方面似乎明白他母亲当年从中南海里退出、断然选择在中学教书的那种淡泊,一方面又对他父亲带着官家代表团去法国时的采访毕加索喜不自禁,为之骄傲不已。最让人感觉很不儿童的,是作者竟然能把每一个所认识的名人的大名以及以什么出的名之类,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包括说到他父亲访问法国时,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名家,他全都能够如数家珍地报将出来。不管作者在书里把话尽可能地说得孩子气十足,但在名人名声上的如此清楚,却实在是很不孩子气的。作者对官衔的高低虽然清楚,但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但作者对名声的大小,却是历历在目。

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这场改朝换代,真正能够以儿童的目光加以审视,那是相当高远的境界。这一方面需要具备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高度,一方面需要真正拥有一颗纯朴清澈的心灵。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仅要对所受的迫害和所受的苦难有记忆,也要对所享受的胜利和所得到的殊遇有反省。假如只讲说所受的迫害,不反省曾经得到的殊遇,那么就很难真正做到在心灵上的返朴归真。童心者,返朴归真也。在真实面前是不能着相的。《金刚经》上说的是,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同样,面对那场改朝换代,也不能着失败者相或者胜利者相。这就好比在赌场里,输还可能让赌客清醒过来,赢却很容易让赌客迷失本性。

基于这样一种不着相的参照,《大雅宝旧事》无意间着了一些相。尽管作者努力以童心叙之,但作者的那颗童心却是破碎的。该书与其说是以童心作叙,不如说是在努力地拾缀着一颗破碎的童心。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仔仔细细地在把一件打碎的瓷器,重新拼补起来。当然,这同时也是此书的别一种价值,尤其是在童心几乎丧尽的年代。总之,《大雅宝旧事》里的故事,旧不旧的倒还在其次,故事叙述者的伤残,故事中各色人物的伤残,可能是更为醒目、更为意味深长的。这大概是此书与其他作者的相类回忆的最大区别,也是此书最具人性研究价值和史书史料价值之处。

2007年1月16日写于纽约寓所

《自由写作》第22期【红色记忆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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