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置身真实,完整地说话——读《诗与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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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

《诗与坦克》这个书名会让你永远记住,它像一方界标,显示一个时代。凡经历过的人,对之都不会陌生,它会让你想到王维林只身拦截坦克车队,想到捷克少女将玫瑰花插上侵略者黑洞洞的枪口。独立笔会编辑这部书,将此作为标题,寓意是清楚的。它提示我们的时代,提示真实,也提示人的精神和道义。

前几年,我在某大学教课,一位汉学教授和我闲谈,说:“现在中国挺自由了。你们诗人写诗,没谁干涉嘛。”“但是别及政治”,我是客人,不想争论。教授常去中国讲学、考古,他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不一样。黄翔、师涛、廖亦武、杨天水、欧阳小戎等诗人的许多作品并不能发表,郑义的书不能出,万之的剧也不能演,也还有诗人作家在狱中。我在六四写的几首诗,至今也还存在国内某个角落。一个是逃亡的人,一个是被邀请的人,差异悬殊。这位我所尊重的学者,他没意识到,他在中国实享有优待和特权,像许多“老外”,在涌起的楼群之外,他没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的确,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开大放,尤其是经济,可谓天地广阔,一日千里,中国俨然进入了“盛世”。毛时代,人们需效忠,如果抵抗,就会是社会公敌。但八九后,个人却大有“自由”,可发财、成名、炒作、下海、鬻官、走私、嫖赌、玩酷,只要不触犯权力,即可“为所欲为”.就此,世界没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自由”,无信奉亦没规则,一切全靠“胆量”与“本事”。而“胆量”与“本事”的背后却都勾着权力,其无所不在,亦无所不用其极,权力的魔掌操纵着中国这只大赌盘。故此,中国那道不可触犯的界限非常清楚而广泛,处罚也非常严厉。如果连雅虎、古狗都要向当局提供异议罪证、为之过滤信息,可想中国控制的范围与手段……

中国作家应该检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是写作的禁区?哪些涉及权力、有碍稳定?圈地、强迁、计生、失业、卖血、污染、腐败、法论功、家庭教会……,如果这些都不能写,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六四也不能提,那么写作被缩小到了什么范围?丧失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中国人生方方面面哪一点不牵连权力与政治?中国的权力与政治不在一般意义之内,其是中国人特定的生活,贯穿细节和潜意识,人性深陷其中。不错,比30年前中国作家是有了许多自由,但是也别忘记,那些重要的话还是不能说。正视它,然后才可穿越。

近日读师涛纪念六四的诗,他写道:“但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疼痛没有月光的温情/我在充满谎言的铁盒子里/挣扎,我努力说服自己做一名安静的/病人,把一口恶气吞进祖国的心脏。”好诗,会记入历史,但这样的诗是不允许公开于中国的,而作者也依然关在监狱里。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中国底层访谈录》、《冤狱访谈录》、《证词》,以及正在写的《土改受害者》,它们于中国的意义不下于《古拉格群岛》。但是,它们在中国被禁止。人需要精神,社会需要道义,历史需要记忆,如果这些都被砍伐,文明便将枯竭而死亡。毛摧毁文明的遗祸,人们远未意识到。如果水源都被切断,哪儿还有河流,大地又靠什么灌溉和生长?

《今天》曾为当代汉语文学开创了一个好开端,这就是独立于权力,坦荡诚实,真实、勇敢而自由地说话,挑战权力的禁忌和压制。但八十年代后,随著作家进入体制、追逐先锋形式,及后来的商业化中,这支传统被淹没了,这是中国文学的不幸。近二十多年来,不是作家、诗人,反倒是记者、学者、思想者更有勇气,更真实,他们的文字更有血色和意义。文学在后极权的“自由”中退化了,也庸俗了。由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到《英雄》、《无极》,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中国精神的沦落。

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作家需要出版商和市场,而在中国他们也就需要依靠现有体制,体制内的作品也并非都不好,亦有好作家好作品。对于他们不好苛求,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无奈,我们尽可以宽容。但着眼整体,汉语文学则有大欠缺,少勇气、少血色、少骨质,如果着眼历史与文明,那就更不幸,它是残缺的,颇有虚假和删节。西乐七个音节,但作曲中有两个不准用,那么欧洲的音乐会怎样?或者京剧《三岔口》没了焦赞,《西游记》中只准有八戒。明此,便知道中国国粹怎么沦落成小品,美女怎么就成了大师。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要用两个音节去谱曲,如果那样就更糟糕,我强调的是剧目——汉语文学的完整和不可删割。

不是说《诗与坦克》有多好,但其体现了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趋向,那就是继承人文精神传统,无视权力、禁忌,也不受制于市场,置身真实,诚实而完整地说话,我写我心。中国需要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或是个别、异类,但对被删割的当代汉语文学则是很好的弥补,将为汉语显出血色、骨质,并在禁止中为之开拓疆域。廖亦武编辑了《沉沦的圣殿》,他也曾喧嚣,但打入地狱后,他放弃了虚妄,在真实的深处写下了《古拉格情歌》,在倒塌的废墟重新奠放基石,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将汉语植入中国黑暗的大地。它们生长,二十年后必将升出地面,起伏绿意,伸入阳光。

感谢《诗与坦克》将许多散落的文字汇集起来,让我们看到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面,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比如北村的“上行之歌”、廖亦武的“致一位死刑犯”、汪建辉的“别人”、张郎郎的“家书”、杨天水的“心灵的痕迹”、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张伯笠“逃亡者”、郑义“神奇的树叶”、郭罗基“梦里依稀慈母泪”、秦耕“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严正学的“与狼共舞”、还学文“在古拉格与卡拉帕群岛之间”等等。由这些文字,读者可看出一般所说的当今汉语文学欠缺了什么,如果将它们排斥在汉语之外,今天的汉语就失去完整。它们让我们看到,在汉语文学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追寻什么?它们的身后和前方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场景和空间?

希尼说:“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井蛙把这段话引为她的一首诗的前言,并将该诗的题目命为“诗与坦克”,于是它又转而成了这部文集的书名。诗人写道“一次次碾过泥土/作为万物的主体你不该陌生”,“爱的日子充满血迹/因此没有丧礼告别生命的终结”。

事情不浪漫,枪口会射击,履带也会碾动。长安街那些扑倒的学生,不就是热爱祖国的花朵吗?坦克,黑暗残酷的力量真实而强大,那千余具扑倒的尸体不是玩笑,1949年以来的历史脸色铁青。“整座监狱的脊梁/更大的门在脊梁上开了/犹如一道用不愈合的伤口/法警丛伤口里流出来/带着手枪、手铐和电棒/ 囚车停在深谷,人肉仓库的外面/ 我反剪双手,沿阶直下/这是每个犯人都梦寐以求的时刻”(廖亦武“出庭”)。对此,我们怎么叙说,怎么面对?

我是悲观者,主持世界的是坦克,而不是诗和花束。人类的存在不是要求完美,只能寻求不至于太坏,如何使坏能有制约和改善。坦克就是坦克,永不消逝,重要的是要有诗和鲜花,以至还有空地与缓和,不仅是坦克的阴影,也还有风,有高处的阳光与芳香。我曾想是什么力量让王维林只身阻止坦克车队呢?事前,他并不知道结果。如果没有那张照片,如果坦克径直碾过去?但他还是扬起了手臂。他想什么了呢?仅仅一瞬,其不来于思考。是生命的质量,道义、信念消失了物体和死亡,那就是希尼所说的无限。那一刻,他就是一首生命之诗。我并非浪漫,而是在文明的本质意义上来谈论,是经过坦克履带的轰鸣来见证。犹如我在那个被打碎的夜晚,在枪声和坦克间听到的高昂辽阔的国际歌声。除了物质、除了死亡、除了坦克和黑暗,人类也还有另一向,其是存在的,在生命中,升于高处辉映此界。

刘晓波在《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中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想活出尊严,没有本能的拒绝,仅有智慧,哪怕是超凡的智慧,是远远不过的。”“廖秃头有一张石头搬冰冷而坚硬的脸,任警察们抽打也无法使他闭嘴;他有一身空气般的骨头,反铐也锁不住他……;他还有一幅能撕碎海水的嗓子,只要波浪冲不走岩石,这嗓子就能为亡灵们哭泣着嘶叫。”人们一般理解不到,精神产生于生的危机,它的极点在死亡的背后,生命由于绝望而越过死亡,消失(无视)肉体与物质——生被放弃转为无限之精神。佛陀、基督都是由于对此世的绝望,而放弃己生,而为拯救众生之爱。王维林的精神属于那里。所有的宗教、神话都是诗意的,生命在那里展现无限。就此,奥斯威辛之后是精神之光,犹如犹太囚徒祈祷着、吟唱圣歌走入煤气室,那是绝境下,生命唯一的希冀。奥斯威辛之后的诗属于那里,在生命的全体、无限与绝对的意义上的精神企望。统观二战后以色列的复活、犹太人的叙说、以及他们奋发与创造,就会清楚奥斯威辛再创了犹太民族,再创了他们古老的神话——一部活生生的神话,他们由此再次走出埃及。这就是苦难和绝望的意义,承受而穿越。但丁是入地狱、经炼狱,然后上升于群星。读读策兰,凝重、纯净、明澈,苦难成为白金与草叶,闪映天空。威塞尔在《夜》中记述那個拉提琴的小兄弟猶列克,他在死前在死人堆上的演奏“他拉的是貝多芬一協奏曲中的一節。我從未聽過如此純正的聲音,在如此的寂靜之中。”“四周漆黑。我能聽見的只是提琴聲,它是猶列克以靈魂之弓拉出來的。他在演奏他的生命。他全部的生命都聚集在琴弦上面──他失去的希望,他燒毀的過去,他熄滅的將來。他拉著,因為他不會再演奏了。”请问,那乐声是什么呢?是在天上还是地下?我们如何阅读曼施杰塔姆、茨维塔耶娃?海子麦田般灿烂的诗,正和他的绝望和死亡相对应,是死渊之上的光芒。廖亦武也是经过地狱之后,转而记叙大地的黑暗,他抛弃了什么?选择了什么?重要的是:什么是诗?诗起于哪里,指向何处?精神死亡诗才死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死诗的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得意的庸俗,是颁发的“自由”中的斤斤计较。

这部文集的出版还有一个意义,超出其内容本身。这就是它是对权力禁锢的挑战,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包括言论、思想、新闻、出版自由——的继续努力,是之一部分、一个成果。中国当代文化的转折是民主墙的出现。这一面始由上访人申述的苦难之墙,掀开了中国反极权求正义争自由的历史,其中主要内容一项就是要言论自由。如果说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之思想的代表,那么人们所发表的各种言论、创办的各种刊物,如《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今天》等就是行动。虽然魏京生被捕、民主墙被镇压,但其已经蔚然成潮,并进入体制,再而普及全民,最终带来八九运动。独立笔会的成立,其刊物、网络、文库及这部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持续争取言论自由的集中体现,已自觉而成熟。

人是非常敏感自我保护极强的生物,如果有什么被禁止:你先是恐惧;然后接受,自觉地回避;继而潜意识地回避;再之,被禁对象于你便不再存在;由此,你也就彻底丧失了对其认识与行为的能力。文革后,我们常常惊讶人们讨论的问题如此地简单和幼稚,许多重大突破和“真理”,几乎就是常识。一个民族的眼界、思想、精神、判断能力怎么会退化到如此地步,而且是精英?两千年前,中国人也没这样智力低下。这是中国30年思想、言论禁锢的结果。中国作家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们的悲惨遭遇,还在他们的心被扼杀,由于麻痹而致死。

人们总是谈中国文化,但要救中国文化首要就是言论自由。文化是人和社会的自然需求,其在长久时间中自然生成,贯穿人与社会的细节,完整、复杂而微妙,它是活的,犹如生命。文化不能设计强求,如同生存,人对之也是逐水草而居,自然选择、汲取、吸收、综合、生成。禁止言论自由,即窒息文化官能,人不能交流、判断、言说,文明就将枯竭死亡。禁止言论自由,其主要危害还不在所禁内容,而是导致民族丧失文明能力。极权制度禁止言论自由,将整套自作的符号强制灌注社会,等于人废置自然食品,靠打激素维生。

作家不是政治家,可以不管政治,可以象牙塔,但不能无视禁止言论,言论自由是作家的生命线,也是文明的保障。如果它不涉及你,却一定涉及你的同行,涉及文明秩序中语言的存在与功能。讲写作的责任、语言的责任,却回避言论自由,等于是没翅膀却奢谈飞翔。作家应该维护语言自由,这不仅是他写作的前提,也是他的职业责任,特别是于中国。经过那么残酷的时代,中国作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应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其关系不仅是写作,甚至是包括作家的人生与生命。上个世纪中国那么多作家,为什么五十年代后几乎就再无作品?老舍、傅雷、吴晗为什么自杀?胡风、艾青、牛汉为什么被送进监狱?毛时代未曾受迫害和批判的作家几乎没有。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作家们默许;批胡风,他们还是默许;于是反右,作家们不仅不说话,而且助纣为虐,彼此揭发、批判;于是转眼就是文革。历史教育我们,作家从始就要坚持言论自由,毫不动摇,不保障这条生命线,作家的写作和安全就均无保障。

至今,中国还有作家在监狱中,如杨子立、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等等,中国所有的作家,无论体制内外,都有责任关注他们,为他们获得自由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几代作家的命运历历在目,唇亡齿寒。保护作家,推进言论自由,对于中国作家不是义务,而是份内之责。唯有在制度上确立言论自由,中国作家的写作与安全才有保障,他们才能免遭迫害的威胁。老舍、傅雷等大批作家受难的亡魂并没有消散,他们看着我们。

感谢这部书收录了数位狱中作家的文章,也感谢独立笔会特别编辑出版了狱中作家的文集。我想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与肯定。

《自由写作》第23期【《诗与坦克》评论专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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