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牢狱负枷读胡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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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记得2001年我因言获罪,于2003年在山东省第一监狱服刑,巧遇监狱图书超市首次开张,我最先从书架耀眼位置上一眼发现了由李辉著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新书。此书全面揭示“胡风冤案”这一中国经典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的内幕,立即诱发了我的同病相怜之感。这在当时我精神负枷,信息完全封闭的劳改场所,能看到这样一本刚刚上市的政治新书,实属不易。我当即买下此书。从此胡风感觉伴我走过了剩余的全部刑期。刘再复在该书序言《历史悲歌歌一首》开篇明言:“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他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消退”,此说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控诉。我为此还曾写下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有感一诗:

自古笔墨多滋事,
独持已见成钦犯。
三十万言肝胆热,
二十年史春秋寒。
一纸昭雪一捧土,
历代异议历代难。
毛公胡老皆已去,
江胡又兴文字案。

追索胡风案历史成因,还在于此人颇有才华,但却固守己见,恃才傲物,为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所不容。胡风集团冤案折射了中国群体知识分子在“红色记忆”统治下的历史宿命。

1951年9月24日至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展开整风,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在文艺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胡风当时的主观主义文艺理论却偏偏向毛的这一文艺思想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毛泽东本认为他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讲话》早已定论,文艺工作者只能遵旨,岂可另搞一套?曾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坐了7年牢的诗人绿原认为:胡风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见解与毛的《讲话》南辕北辙,水火不容,毛岂能容忍。毛当时要进一步确立其《讲话》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正需要一个斗争的靶子。胡风可谓大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出来撞到枪口上的。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这正中了善于引蛇出洞的毛的下怀。随后,周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让胡风自己进一步发表看法。接着,中共中央便认为他坚持错误文艺理论,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

胡风为人风格固执、耿直,此时仍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于是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1954年7月,胡风针锋相对,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计27万字,史称“三十万言书”。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逐一反驳对他的批判。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此报告火药味十足地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26 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此后不久,胡风等人已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在毛的亲自指挥下,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无限上纲,直至逮捕入狱。毛泽东曾钦定胡风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要胡风作反面教材,所以胡风侥幸活命。直到1965年,胡风已经蹲了10年冤狱,官方还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他认罪。可是胡风偏偏就是那么“鲠直”,不屈不挠,拒绝用认罪去换取宽大。最终,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余刑监外执行。1969年5月,胡风的14年刑期已满。1970年1月,胡风又因“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且不准上诉。随后,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此后,在暗无天日的大监房里,胡风这样一个文艺界精英受尽了欺凌和侮辱,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此时的胡风,被迫害的生不如死,曾在监狱里多次试图自尽。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冤案才先后经历了三次平凡:1980 年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撤销不实之词;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然而,胡风并未等到彻底推翻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精英,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走过了遭受强权迫害的30年苦难人生,于1985年6月8日因病撒手人寰,终年83岁。由此可见,胡风冤案就是一个“红色记忆”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拒绝强权改造而惨遭不幸的经典剧本!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的诗人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歌《悬崖边上的树》可谓胡风品格的最好的写照: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连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文革在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时,郭沫若类却依然甘为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如今,经历毛时代被改造过得的知识分子大多仍然深陷于“红色记忆”的集体性失语中难以自拔。雷海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文化大师牟宗三曾在东海大学的演讲《30年来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想些什么?》一中谈到经历过文革奴役的中国知识分子时说:“老知识分子都变成白痴,一句话不能讲。平反了,仍旧不敢讲不能讲。他们也根本不想问题,就连关起门来想都做不到。这做不到不仅是被压迫得不敢去想,而更是知识分子本人不能想。……既然没有震动,就只能顺五四以来的底子来想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知识分子也终不能觉悟,还是为那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假理想所迷惑住。”相比之下,胡风要清醒、硬朗得多了,因此他便具有“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角色”的悲壮。

我自从在狱中购得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便开始置身于白杨树下嚼读胡风命运的铁窗岁月。我不知哪些高大白杨树在山东省监狱里生长了多少年,树杆上竟爬满了厚厚的苔藓,就连树下的石缝,都是深绿色的,好似岁月里流淌出的血。这景象让人触景生情,就觉得那就是胡风人生的苍凉与苦难的沉淀,就连那些正纹裂着的老树皮和裸露着的根系,都衔着某种胡风式的“异端”基因,这基因在每个微光点点的深绿色角落里,静悄悄地传承着,膨胀着,血液般地灌注了我的周体。我每读胡风,都仿佛自己就是被纯粹形式着的逻辑演绎来的,不由自主地有一种面对布景的演员意识,成为由胡风版剧本支配着的一个小小角色被镶嵌到山东省首字号大狱墙缝里来的,这角色注定也将沉积成大白杨树下的一片深绿色苔藓。也许,这正是中国特色中的“异端”类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命运传承。

我在2004年出狱后,又看到由王丽丽撰写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一书。作者认为胡风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时代,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至少触发了三个“雷”:一是胡风漠视和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二是胡风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在实际效果上与主流文论背道而驰;三是胡风所具体组织的文艺运动方式含有“异端”色彩。因此作者认为,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开路,通过编辑行为营造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活动,以及他为了理想而勇敢承受监禁、放逐的悲剧命运,都带有“诗”一般的性质。但他的桀骜不驯却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谢幕。这正是这样一些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制度下的必然归宿,当然也是如我一类的“异议人士”的必然归宿。也正是这一点,在我深陷囹圄之中品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才引发了那么大的共鸣。记得的我的律师在法庭发表辩护词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如果牟传珩因撰写文章被判有罪,那就是21世纪的胡风案的继续。这话太有刺激力了!胡风案也太典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总代表!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符号!法庭上律师亮出了这个符号,显然是咀嚼中共治国史后向法庭吐出的骨头!

今年是反右50周年,回首胡风,才发现他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永远读不竭的剧本!

《自由写作》第24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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