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最后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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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分手的次数太多了,都数腻了。离开他的农场时,我就发誓了,这是最后一次,换句话说,我和他之间,已经严丝合缝地画上了句号。

回到家里,我很快就睡了,睡得很实,一夜无梦。第二天, 像往常一样,我起得很早,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我描写了主人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穷乡僻壤,因为与当地人精神上的隔膜,经历了没完没了的误解。我写啊,写啊,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是我的命运。

终于,太阳从杨树背后挤了出来,在我乳白色的棉布窗帘上,洒下古铜色的斑点,房间显得狭窄了。我从电脑前站起来,走到窗前,凝望着若隐若现的落基山。

在距离我居住的卡尔加里大约60公里的地方,落基山脚,座落着他的农场。其实,应该叫牧场的,因为他有89只牛,两匹马,两头驴,几个星期前还生下了6只小牛犊。

看上去,那些牛都是一点脾气也没有的,永远摇着尾巴, 规规矩矩地绕着水塘吃草,偶尔发出“哞哞”的叫声,相当温驯和满足。然而,突然的一天,它们弄断了栅栏最上面的一段横木,踩弯了连接那根横木的铁网,到处走来走去的,包括我们木屋的四周。从此,松树之下,云杉之下,杨树之下,都是牛粪,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甚至可以从他的手上,闻到牛粪的气味。

“你应该修好那个栅栏。”我建议。

“好的。”他笑了,但是没有动。

他喜欢干那些较重要的活儿。比如夏天里,开着拖拉机去割草、卷草, 冬天里喂牛呀马呀驴呀,还有修理机器啥地,像这种不起眼的小活儿,是不会睬的。不过,昨天,当天空比蓝宝石还蓝,当风儿像情人的抚摸,当气温恰好升到17°C,我又去了他的牧场,说:“咱们去修那个栅栏吧?”

“好的。”他握着一杯红酒。

“多少天我们可以修好?三天行吗?”我看着他。

他点点头。

“走,现在就去!”我站了起来,走出房子。

“跟我来!”他在门廓里追上了我,把我带到了大门左侧一堆裁好的木条旁,说,“只拿一根就够了。”

“一根够吗?”我看着他。

他点点头,转身进了对面的工具棚,拿出了锯、锤子, 还有一卷铁网。我们踩着融化的积雪和牛粪,一起向那个被捣毁的栅栏走去。

我搬来的这根长木条,恰好够用,他的铁网,也不多不少,每一样东西,都像已经量过了似的,但我知道,他根本连看也没有提前看过。这方面,他是个天才。

他拿出弯成拱形的两头都带尖儿的铁钉, 把铁网和木条,连在了一起,用锤子固定在了木桩上,像喝一杯红酒那么容易。

“我们需要三天的时间吗?三天够不够?”他学着我的声音。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咱仅仅需要三分钟!”我埋怨着,又观察起附近几个固定栅栏的木桩,有的已经倾斜了。

“我们可以扶直那些木桩吗?”我问。

“可以的。”他迅速抬起身子,“跟我来!”

我又跟着他取来了三根铁条,插在木桩旁的泥土里,再跟木桩绑在一起,就轻松地扶直了那些倾斜的木桩。而后,我们站在栅栏的里面,看着横在眼前的大牛小牛,公牛母牛,还看见了他那两匹马,一匹是纯白色的,一匹是纯黑色的,在更远的地方,靠近云杉林那边,慢悠悠地吃着草呢。

“为什么要养马呢?”我随口而出。

“为了爱。”他眯起了眼睛。

2

在中国,我出生的地方,马,是专门用来拉东西的。如果跑得慢一点,车老板还会举起鞭子,使劲朝天空旋转几圈,再毫不犹豫地抽在马背上,发出“嘎嘎”的响声。

何止马,几乎所有的牲口,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包括它们的主人农民,更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最后,连正常条件的住房都挣不来。当然,我指的是中国北方农民了。他们的屋内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没有稳固的供电等等,而村子里,也没有像样的商店、医院、学校,通往那里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土路,沙石路算是比较奢华的了。作为一个农民,只能在秋季,庄稼卖掉以后,才看见一点钱,不过,平均起来,月收入也不足50美元吧。

常有农民感叹:“我上辈子造了多少孽呀,这辈子干点啥不好,偏偏当了农民……”

如果两个仇家见面,最狠的诅咒也莫过于:“下辈子还让你托生个农民!”

摆脱农民命运的唯一办法,只有接受好的教育。然而, 三五十户的小屯子是没有学校的,孩子们得走很远的路,到较大的屯子上学,不过,多半那里也没有太合格的教师。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是个奇罕事儿,除非你家的祖坟真的冒了青烟。

即便如此,作为农民的父母是没有钱供孩子念书的。“为什么要父母供呢?自己打工不成吗?或者找国家贷款呗!”可能西方人会这么问了。但是,中国与西方是有着不同的社会体系的。比如,在我读书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没有给学生提供贷款的规矩,而一般的单位,也不会给学生提供工作的机会,连不少成人都找不到工作,哪能轮到学生呢?不过,大学里的一些特殊专业,像医科啥地,是有实习机会的,但不配工钱,实习就是实习,当然我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今天也许有了变化,也说不定。

有些农民不得不一辈子打光棍。主要是没有女人乐意跟他们结婚,更没有女人乐意给他们当女朋友或情妇,那是明着心眼往火坑里跳,除非脑子进了水。如果你碰巧在中国旅行,经过农村,我指的是中国北方的农村,远远地从那些玉米杆子燃烧出的淡淡的炊烟中,就可以闻到贫穷的气味。

豪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城乡之间有着一条无法弥合的裂缝。甚至在城市的街道上,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哪个人是从乡下来的,因为他们的举止言谈,总是畏首畏脚的,还带着屯下人那种土里土气的口音。城里人就喊他们“山炮”、“乡巴佬”啥地,小孩子们甚至会跟在他们的屁股后撇石子、打弹弓。

那么,牧人的境况又咋样呢?不瞒你说,比农民还要差。因为多数牧区都在南蒙古和西藏。因此,中国政府谴责西藏人和蒙古人破坏了草场,使牧草的生长失去了平衡,于是,硬让他们迁移到了城镇的边缘,随后,就在他们的草原开垦起了农田或盖起了办公大楼,而牧人们,就逐渐成了城镇里的流浪汉,世世代代失去了未来。

3

他的生活是不同的。别的就不说了,仅女人,随时都可以提出一箩筐。而他,还不想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婚呢。

“他是缺心眼咋地?多让他妈妈操心哪!”要是我妈妈活着,准得这么说的。

“事实上,他妈妈很为他骄傲呢。”我也会毫不含乎地回答妈妈的。

现在,我和他正好走到了他妈妈的草园前面。这四周都是用木栅栏圈起来的,里面种满了草药,有迷迭香、麝香草、莳萝等,已经干了,东倒西歪的,显然,这里早就没人理睬了。他的妈妈出生于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了加拿大,善长钢琴和手风琴,还是一位专业的中提琴手,在卡尔加里的交响乐队工作了多年。同时,他的妈妈还是一位画家,毕业于卡尔加里大学艺术系。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士、地质学家。为什么他们买下了这片牧场? 因为过腻了城市那精制有序的生活,想呼吸一下乡村的粗犷与自由?

去年元旦前夕,他的妈妈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参加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后,他去接他妈妈回老人院时,车子坏在了半路,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开车接他和他的妈妈。我眼看着他妈妈拄着拐杖走出朋友家,倒着一步步下了台阶,为的是自己帮助自己,不让他掺扶, 直到最后一个台阶时,他妈妈才转过身,我立刻打开车门,然而,老太太并没有看我,而是盯远天,眼睛闪亮:“快看,多美啊!”

顺着她的视野,我看见绵长的落基山之上,一道长长的深红色,与灰色的云霭,以及青蓝色的天空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片飘移的华彩。“好抒情啊!” 我感叹。这一年,他的妈妈已经99岁了。

“这老太太太咋这么不着调呢!” 要是在中国,大家准会这么嘀咕的。是的,我们中国的老人更看重有多少儿孙可以绕膝,他们在物质世界里是否成功,至于这晚霞,这种抓不住摸不着,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东西,谁会卖傻在意?

而他,比他妈妈更不着调。说起来,他几乎得到了博士学位,仅剩下最后三、四个月,就可以拿到证书了,结果,因为政府缩减了学生金,他就放弃了。但,毕竟还是有一个研究生毕业证的,不过,他并没有尝试找一个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而是心安理得地当了农民。是的,这是他的选择,不是不得不为的职业 。他彻底打破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给予他的束缚。

“我可以挪走这个栅栏,为你建一个更大的菜园。这个太小了,对吗?”他站在他妈妈的草园前面,双手放在那木栅栏上,像是随时准备拆掉似的。

“大一些当然更好。我种上甜菜、生菜、葱,甚至西红柿,说不定还试试香瓜呢!”我说着,往四周看了看,“我先去把那些牛粪捡起来吧?”

“先清扫一下那里怎么样?”他指着他妈妈的画室后面,被一些木栏新近围起来的空地,“那是我刚刚圈起来的牛棚。”

“好的,我去清扫里面。”我说。

“我去喂牛。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他问。

“帮我翻译文章,好吗?”我看着他。

他点点头。

几株云杉,也被圈进了新牛棚,下面落满了干树枝,还有一些牛粪。我先到工具棚找出一把铁耙子,把那些干树枝耙到了一起,装上一个双轮小车,推到我们木屋的前面,准备太阳落山时,用来取暖,放进火炉里烧掉。接下来,我又开始了捡那些新牛棚里牛粪,也是用同一个双轮小手推车,把牛粪推到那个他要为我开垦的菜园的边上,待积雪完全融化,播种的时候,做肥料。

打扫完那个新牛棚,我已累得直不起腰了,然而,还有那么多牛粪,星星点点地覆盖了从我们的木屋到大门的小路。于是,我又开始捡那里的牛粪。

“咖啡时间到了。”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要我去烧咖啡吗?” 我慢慢地直起了腰。

“我只要你。”他说着,伸出左手,一下子就攥住了我的右手。 两只粗糙的沾满了泥土的手连在一起时,像两个新挖出来的土豆在碰撞。

4

我的手,放到他的肩上时,像触到了一块生铁,如此僵硬。这其实是一个信号:他不想帮我翻译稿子了,我懂。

是的,翻译我的这篇文章不容易,这不是单纯的故事,还包括政治和历史以及我的评论。正是译到这些评论时,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没有了表情。是的,他从不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儿,就像那些野生动物。

然而,这对我公平吗?我一整天都在帮他,甚至在我们修理那个栅栏之前,我还帮他梯了头发呢。是的,他没有求我,连问也没有问过我,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因为他的头发太长了,都成了鸡窝。我让他坐在门廓,主要是担心坐在屋里的话,那些头发会掉在地板上,很难扫起来的。没成想,不早不晚,来了一阵微风,把他那些剪掉的头发,都吹到了我的绒衣上,又触到了我的肌肤,又痒又扎,别提多难受了。而我,一点也没有瞒怨,还把我的电脑也拿到了门廊,为他播放了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

“不行,我做不了这件事。”他到底说了出来。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随手关掉了电脑,并装入我的背包,拉上拉锁,背到了我的肩上:

“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很多次,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看了他一眼,很快地,又转向窗外,“我该走了。”

“不。”他看着我,眼圈红了,当然不是涌上了泪,而是肌肉绷得更紧的原故。

我重新坐下,但是,背包仍然滞留在肩上:“前几天我读了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的小说《围巾》,到了最后,才恍然,开始时所有的细节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多余的,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不吱声。

“记得吗,你给我读过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机缘》?”

他仍然不吱声,不过,眼圈不再红了,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放松。

“那篇文章的每个细节都十分精妙,锤炼得像钢条一样,越是读到最后,这种感受越强烈。”我说。其实都是在暗示:我的作品,没有多余的话,包话他不喜欢的那些评论,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到最后,就无法感受其意义,换句话说,别放下翻译。

“是否再翻译一点?”我看着他。

“不。”他看着窗外。

我笑了,这笑容拉大了我们之间的裂痕。我转身看看桌子下面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洗的我们中午用过的刀叉和盘子。于是,我从肩头摘下背包,放在对面的椅子上,点燃了炉灶,烧了两壶开水,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洗碗。他拿起一个干毛巾,帮我擦去蒸气和水珠,分门别类地放回碗橱。

往天,我是不用他帮忙的。

“你宠坏了我啊。让我为你弹吉它吧?”他会这样说。

我会立刻鼓掌。他就笑了,弯下腰拿起立在墙角的吉它,再为自己倒上一杯红酒。

“你喝酒成瘾?” 我会这样嘲弄他。

“你也让我成瘾啊。”他会深深地看着我,啜上一口红酒后,右臂抱起吉它箱,右手放在琴玄上,略微拧一下顶头的琴调,开始了一边弹一边唱。

他弹奏的多为牛仔歌。而其中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夏季的工钱》了。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让我着迷。这是加拿大著名歌手和歌词作者伊恩·泰森(Ian Tyson)早年的作品。

“我想听《夏季的工钱》。”我会这样要求的。

“你好痴迷这首歌啊!”他会这样说的,接着,就弹奏起来了。

在我的眼里,他的弹奏,比伊恩·泰森(Ian Tyson)还好,回旋着西部加拿大的野性与淡淡的爱尔兰式的忧伤。我的双脚,有时会不自主地,在桌下踩着那节拍。当然,我的手还是在洗碗。心情好的时候,我还会给自己烧一壶开水,沏上红茶,说实话,我是喜欢清茶的,可是,他家没有,只能对付着喝红茶了。我会把沏好的红茶壶放在一个老旧的草編垫上,再盖上一个棉茶罩,以保温。

有时,他并不唱,只是一边弹奏一边吹口哨,像刚刚透过玻璃窗吹来的带有牛粪熏香的微风,经久地环绕着我。但是,今天是不同的。洗碗时,我没有求他弹琴,也没有给自己沏茶,更没有宠着他不让他干活。

“我该走了。” 洗完碗,我又拿起背包,站了起来。

他愣愣地看着我,像没有听懂似的,紧接着,抬起了身子:“我送你。”

“不必了。”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像警察示意违章的车辆停下来似的。

天,黑了,但还没有完全黑透。走过那些依稀看得见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捡起来的牛粪,走过那个新牛棚,还有他将为我开垦的那个菜园,心想,这一切对我,都不再有意义了,我是不会再来的。当然,开不开垦这个菜园,对他并不重要。他本来就没有打算种地,这么大的牧场,几十年来,从来也没有种过一粒种子,不是也挺好吗?

我启动了汽车,后稍几秒钟,往左一拐,绕开了他那个巨大的卡车。那是他专门用来拉割草机的,后箱板可以随时放下,把割草机直接开上去。我很是佩服他能轻松地开着这么大的卡车。我就不行,天生对机械没有悟性,连这十多年的驾龄,也白搭了。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他请我陪他割草,那是在一个湖边,他指着一个很小的,差不多算是袖珍割草机了,让我开动,而他自己朝着巨大的卷草机走去。我叫住了他,说我不会开,于是,他帮我发动了引擎。就这样,割草机一刻也不停地干起了活,倒不是我想卖力,而是我不会停车。直到最后,我无缘无故地割断了一棵白杨树,树枝蹩住了车轮。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过来帮我关掉了引擎。我从来也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唉,还想这些干啥,都已经过去了 。我摇了摇头,看见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大,在路边的杨树林之上,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呢,天地一片安静,公路上连一辆车都没有。这样和和美美的天气里离开他的牧场,还是头一回。有些时候,天气也跟我找茬,要么下雨,要么下雪。有一次,风卷着雪片,斜着在我的车灯里晃动,形成一道道白色的雪线,接着,又卷在了一起,在前面的公路上起伏,如海浪翻滚,迎面来车的话,还会掀起雪烟,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不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那种孤单无助,深不可测。

还有一次,当我开到22号公路拐弯处时,突然出现了几个很大的黑影,又慢慢地向我移来,我记得那里是有几个干草垛的,可是,草垛是不该自己移动的!我紧张得嗓子眼都干了。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着自己,直觉得头皮发麻。同时,双手不自觉地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那一瞬间,我就想了,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担心过我的回程?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体验过他的保护?为什么他老是使我感到,我仅仅是一株独立的树,必须自己承受风霜雨雪?

透过车窗,我紧盯着那几个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紧接着,我就看清了那高高的梅花般的鹿角,啊,原来是几只麋鹿,正在“一”字排开,在向我行注目礼呢。

到了家以后,我立刻洗澡,试着洗去夜晚的寒冷,然而,怎样才能洗去那突出其来的恐惧?

5

海瑞雅特在班佛附近有一座度假木屋,那是她父母留下的礼物。每次我们去那里时,如果我开车,她都会建议我,绕行卡尔加里的西南地区,那是最静谧也最昂贵的富人区。那里,成排的柳树像少女的长发,浓密而闪着亮光,风儿吹过时,柳枝之间,还会现出一幢幢旖旎迷人的房屋。

“我出生在那座房子里。”海瑞雅特总会指着一座略微高一些,视线更好的石头房子说,“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接下来,海瑞雅特就会讲起她家的历史。她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她自己毕业于卡尔加里大学英国文学系。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教书。她喜欢经典音乐。每次走进她的家时,对我来说,都像在炽热的夏日走进一片阴凉,那些美妙的声音,比如舒曼、勃拉姆斯,总会追随着你,让你远离世俗和琐屑。

我认识海瑞雅特时,她已不再年轻,但是,她那挺拔的身姿仍然带着年轻时代的妖娆。不过,她的家里,没有一张她年轻时代的照片。

“为什么不把你年轻时的照片摆出来呢?”有一次我问。

“不好意思,”她接着补充道,“我长的太不好了。”

应该说,是海瑞雅特介绍我与他相识的。开始,海瑞雅特只是说:“我带你去看望一位老人,她是位艺术家。”就这样,我跟着海瑞雅特到了他的牧场。我们总是在周末去他的牧场。这时,他的妈妈会从老人院回到那里,继续在她的画室里画画,因为老人院那边空间有限,只能画水彩画,而在牧场这边,他的妈妈可以画油画。我们一见面,先喝咖啡,而后,他的妈妈开始画画,海瑞雅特就和我出去散步。我们走过那个从落基山而来,一直经过他的牧场伸向远方的小溪,进入那片浓密的云杉,就看见了一座用圆木搭起来的房子,我们叫畜棚,当然这仅仅是个外号了,其实,这是他妈妈每年两次举办画展的地方,平时总是空着的,我们会在这里坐上一会儿,这时,海瑞雅特就会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

那是一个诱人的夏天。我和海瑞雅特向着他的牧场疾驶而去。更远处,横在公路之前的,是连绵的落基山,排山倒海似的浅灰色的云,在山顶和蓝天之间徘徊着,不过,依然看得清山顶的白雪,山间青色的石头。而路两边更美,茂密的杨树后面,是一片又一片的牧场,每个牧场之间,由木栅栏隔开,有的栅栏刷着白色,有的还保留着木质的本色,三三两两的马儿,在那些栅栏里走来走去的。“就这么走下去吧,永远不要停下来。”我对自己说。

“看见前面那个红色的谷仓了吗?就是刷着绿色拱形房顶的那个?”海瑞雅特抬手指着公路的左侧。

我点了点头。

“从这里往左拐,就是22号高速公路了,开上十几分钟,你会见到一个路牌,写着‘坡拉莫斯’,往右拐,照直开下去,就到他的牧场了。”

“只要有您,我就不会迷路的。”我说。

“有一天,他也许会特别邀请您的。”海瑞雅特说。

“她请我时也必定会请您,你们的友情有多少年了?”我指的是海瑞雅特与他的妈妈之间。

“说起来,也二十多年了。”她指的是和他之间,但当时我没有理解。

正像海瑞雅特预料的那样,很快地,他就约我到一个书店兼咖啡馆见面了。

他说:“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好书吧?”

我们就走到了诗歌部分。他看了一会儿,在众多的诗集中,拿起了《牛仔诗集》, 打开,指着其中的一首诗,问我:“喜欢吗?”

我接过书,发现这首诗的标题是《没有杂质的精神》,而他手指的正是最后一段:

如果想触摸天空的话
你的灵魂就必须站得更高
那是一条由金子和珍珠铺成的路
但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山谷
我与马一起,在此抵达世界之巅

我当然喜欢这首诗,就夸了几句,把书还给了他。他抬起手臂,在众多的人中,揽我入怀,没有把书放回书架,而是拿到柜台交了款,又放回了我的手里。那一刻,他征服了我的心。

回他的牧场的路上,金黄色的油菜花盛开得纷纷扬扬,清风卷着阳光,一阵阵透过玻璃窗,抚摸着我的脸颊。

“两边的风景都这么美啊!”我感慨起来,并请他纠正我生硬的中国口音,一遍遍地跟着他重复“风景”和“两边”。

到了他的牧场,经过那些大树时,他告诉我,这是短叶松,那是白云杉、香脂杨等等,我们经过一些灌木时,他又告诉我,那是桤木,这是玫瑰、萨斯卡通、萸等,对于飞过我的身边的那些鸟儿,他也可以轻易地叫出名字:山雀、松鸦、啄木鸟….他还知道每类鸟包括多少品种,说:“比如山雀,这里就有黑帽山雀,山地山雀,寒带山雀……”

虽说每个周末,我差不多都来他的牧场,持续几年了,但是第一次,我发现这里如此亲近,我甚至可以闻到它的气味,那是有点像木质和青草的混合气味,说实话,这种气味不仅在此刻,而是早些时候,在那个书店,他在众人面前拥抱我的时候,我就闻到了。

“你去了他的家。”很快地,海瑞雅特就问我了。

“是的。您很有先见之明啊。”我笑了起来。

“可是,我对他如醉如痴了二十多年啊!”

“你?”我张着嘴巴,窒息了。

海瑞雅特的眼圈红了,接着就擦起了鼻子。

“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啊!”半晌,从我嗓子眼里挤出了声音。

“可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喜欢你,非常喜欢啊!”海瑞雅特看着窗外,眼圈又红了。

“他可以同时有两个女人?”我几乎喊了起来。

“不仅仅有你我两个,很多个呢。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忠诚。 ”海瑞雅特不再擦鼻子了,开始了埋怨,埋怨他与那些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6

从此,我们就分手了。但我始终与海瑞雅特保持着友情。因为,那个夏天,当海瑞雅特把那座红色的带有绿色拱顶的谷仓,作为去他家的路标指给我时,就是在我与她之间, 用金子和珍珠铺出了一条路。当然,海瑞雅特并不完美,每当我想要说出她那些显而易见的缺点时,那座红色的谷仓,就会幻化成一团棉花,堵在我的嘴里。

我告诉海瑞雅特,我有个表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一天,表姐下班时,突然被一个女人截住, 说时迟那时快,女人举手就挠她的脸,接下来,又从人群里窜出好几个男人,帮着那个女人,打起了她,直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几乎破了相。后来才知道,那些男人,都是这个女人的亲戚,而围观的人们,没有一个拉架的,都说:“打死也是白打死,谁让这小贱人抢了人家的男人!”

“好野蛮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过了十八岁,除了自己,谁都不属于谁。”海瑞雅特重重地发着鼻音。

7

分手就分手了。像他从来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一样,一了百了。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也有了几个男朋友。然而,他突然打来电话,这时,我的电话和住处都变了,可能是海瑞雅特给他的信息吧?

很是吃惊,我没有拒绝他,而他带来了一朵郁金香。

郁金香成了一个开关,我们之间的灯又亮了。然而,我的手一直放在离开关不算太远的地方,时刻准备着关闭。的确,我又关闭了几次。他平时是很少说话的,总是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候,问一句都不答一句,只是耸耸肩,摊开双手。不过,我关闭后,他总是主动打来电话:

“我知道你是不会接我的电话的,不过,我会继续打给你的。”他留了言。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路两边的风景非常太美!”另一次他在留言中,学着我多年前,去他的牧场的路上的感慨。

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为什么关掉了那个开关,他还占居着我的空间?甚至毫无顾及地站在我梦的边缘? 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儿啊!必须赶走他。至少把他赶到电话的后面。于是,我打起了电话,往华盛顿,往巴黎,往苏黎世,往中国……我的时间一向是宝贵的,很少给朋友们挂电话,因此,每个朋友都攒了一堆的话,从国家大事到个人情感,如滚滚江河,涛涛不绝。不知说了多久,放下电话时,几乎立刻,我就闻到了一股木质和牛粪的熏香。我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连他的影子都没有。这就怪了。

9

他有他的逻辑。

那是从前的事儿了,发生在他的木屋里,我说,我想听音乐。他就找了一盘CD,正当装入唱机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往常是很少有人突然上门的,他出门时,永远都不会锁门,因为没有人来,不要说他,就是他的邻居们也个个如此。

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呢。直到敲门声再次响起,我才一个箭步冲到门口,开了门。果然,门外站着一个人,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自报是附近小镇的,经过这里时,看到我们的栏栅旁摆了两台汽车,他想知道,是否出售,什么价钱。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想卖什么,就放在路旁自家的园子里,过路的人都看得见。可是,这男人带着很重的纽芬兰口音,像是说法语似的,我听得吃力,就回身看他,而他,仍然给我们一个脊背。虽然这时他已把那CD放进了唱机,但一时不知按哪个键才能出声,他是好久不用这个唱机了,试了几次,直到最后,音乐才流了出来,是贝多芬的《月光》。他才转过身,和买车人搭了话。

吃午饭的时候,出现了“吱吱”的叫声。我回身顺着敞开的门向外望去,只见一只小松鼠,正蹲在门前的松树枝上叫呢。

“这小松鼠今天咋这么高兴呢?”我问。

“是紧张,可能认为有危险了。”他说着放下刀叉,站在门口观察起来。

“你对小松鼠比对人还好,那个人来买车,也没见你停下手里的活儿,可这小松鼠一叫,你连饭都不吃了。”我说。

他笑了笑,没接我的茬。其实,我只说了一半,何止对小松鼠,他对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好得不行,调样给它们买吃的,瓜子啊、肥肉呀,瓜子就放在窗前的那个木桌上,肥肉是专门挂在树上的。

有一次,我煎薄饼,结果煎糊了,就放到了窗前的木桌上,可是,一转身就没了,我说:“饼子都哪儿去了?”

“让小松鼠吃了。”他立刻搭话。

我以为他没长心呢,可是,连这么点小事儿都注意到了。他知道它们的习惯和脾气,甚至能从它们留在雪地上的爪印,分辨出什么动物来过这里。

“昨天晚上,白尾鹿来过了!”有一次,我指着他的工具棚对面,雪地上留下的爪印喊了起来,因为在他的牧场里,最常见的只有三种鹿:白尾鹿、驼鹿和麋鹿,而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白尾鹿了。

“这是土狼的脚印。”他纠正着。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鹿,有两个三角形的蹄印,而土狼有四个脚趾、四个趾甲和脚后跟。” 于是,他在雪地上画了一个鹿的爪印和一个土狼的爪印。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土狼而不是狼的脚印呢?”我问。

“狼的脚印要比土狼的大一些。” 他一边说一边笑,许是因为我太没常识了,他笑得甚至露出了上牙右侧紧里面的一个黑洞,那是不久前,他拔掉的一颗牙。说起来,那颗牙活动时,他曾让我帮着拨掉,可是,我下不了手,结果,他自己动了手。不过,剩下的那些牙,仍然是整齐透明的,在阳光里,闪着玉一样的光。

他最缺心眼的事儿,莫过于老是帮助陌生人了。那天,我们去卡尔加里的路上,迎面的路上,抛锚了一辆吉普,我回头时,看见那吉普的后轮胎掉进了沟里。可是,车主并没有招手请求帮忙,我们也就把车开了过去,大约开过五六百米吧,他停下了车,对我说:“他们可能需要帮忙。”就掉转了车头。到了那个吉普车前,车主还是没有动静,他就主动走上去,要求帮忙。车主笑了,说:“不必了,来帮忙的朋友已在路上了。”

他坚持说,他的家就在很近,还有拖拉机,可以把这吉普拉出来的,如果需要的话,请随时打电话,接着,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人家。

只有那些牛,一点也不认为他缺心眼,一见到他,就连跑带颠地跟着,包括一见到他的拖拉机,都像见了命似的齐刷刷地跑过去。那些小牛犊也跟在他的后面直撂蹶子。

别以为这些牛见了谁都撒欢儿,不是的,见了我就不一样,撒腿就跑,跑得远远的。倒也不奇怪,他总是准时地喂它们,还给那些怀了孕的母牛买糖果,主要是为了生小牛时更顺利。可是,当他喂那些怀了孕的母牛时,也会平均地分给其它的母牛和公牛,以及那些小牛犊一些糖果,哪个都亏不着。

一天,当那些牛跟着他的拖拉机赛跑时,我发现,就在那些牛刚刚呆过的牧场的小河边,露出了一只死牛,不过,风化得仅仅剩下了一个白色的骨架,依稀看得出,那牛是向右斜着倒下去的,脖骨直挺挺地前伸着,贴在地面上,左腿压在了右腿上面。

“为什么死了?”当他从拖拉机里走下来时,我指着那白色的骨架。

“太老了。”他说着,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9

当你赌博的时候,千万别碰那个数字17
否则,你将把夏季的工钱输得所剩无几,
当朋友们环绕着你的女友时,千万别走开
否则,她将被赌掉,离你而去
……

那样意想不到的,他低沉的歌声,像秋季一圈圈卷起的干草,旋转而来,带着爱尔兰式的忧伤,带着野生自由的苦涩,再次占领了我的房间。

不知那些我还没有来得及捡起来的牛粪,他会不会捡起来?不知他每天走过那个他将要为我开垦的菜园时,会不会想到我? 我想着,机械地在电脑上打出了《夏季的工钱》。

于是,屏幕上出现了许多关于伊恩泰森(Ian Tyson)的信息。我最先点击的是伊恩唱着这首歌的岁月。那时,正是伊恩的盛年,穿着蓝色牛仔上衣,系着暗红色的领带,乳色的宽沿牛仔帽,从两边微微向上翘起。伊恩那握着吉它箱的右肩,轻轻地向上一抬,旋律就和歌声一起响了。我紧紧地盯着,连伊恩那两个小拇指上的戒指也没有放过……

伊恩曾生活在阿尔伯塔的long view,我和他去过那里,那年,他希望找到更多的割草的事情,就去那边寻问。记得那里的干草,都被卷得高高的,一直伸到落基山下,与青灰色的山岩和山顶的雪白,交织出西部加拿大特有的自然。

我又点击CBC近期对伊恩的一次采访。这时,伊恩的眼袋已深深下垂,每道皱纹都带着一个牛仔的坚硬,也带着那些走马灯似的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女人的印迹,艰辛和放纵,都一目了然。是的,他们,我是说他和伊恩,太相似了,都持久地保持着对女人的不忠,也都持久地保持着对马和酒的挚爱。

听说,伊恩上周的一次音乐会,居然是在堵场开的。伊恩一出现,就满意地指着那些坐在第一排的他的粉丝们说:“可以看得出,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是酒鬼…..”

如果别的音乐家说出这样的话,可能会招来一片“嘘”声,但发生在伊恩身上,很是门当户对。我不由得想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士对传统道德的挑战。

海瑞雅特曾告诉过我,他那当医生的姑姑和姑夫,远在六十代年,出版过引导嬉皮士生活的先锋作品。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是也来自于他的亲戚,或者嬉皮士的影响?

他从没有对我说起过他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更没有说过,他的家族与凡高家联姻后,怎样把凡高留下的那些作品,赠送给了荷兰,但条件是永不出售。有一次,一位荷兰朋友前来祝贺他妈妈的生日时,还带来了一张照片,那是至今还矗立在阿姆斯特丹的他的先祖的雕象,很像他,高高的个子,清瘦而英俊。

不过,他的身上,一点也没有他家庭的影响,或者说,他对他的家庭,没有丝毫依赖。仅有一次,我问他,你见过你的外婆吗?

见我。

你那时多大?

十七、八岁吧。

什么感受。

和蔼。

仅此而已。他很少流露情感。但伊恩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通向他的大门。或者说,打开了一个,我用肉眼无法看到的他的世界。那就是,他那放纵的逢勃的精神,永远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老。

我们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嬉皮士时代,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干什么?正在经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们的精神都被聚焦在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也没有牛仔,只有农民,那不是与土地和大自然的衔接,而是被迫绑在一起,是一种处罚。

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只有每次打破规矩的时候,不得不忍受的疼痛。但对我来说,那是比疼痛还要邪乎的风暴。当我站立不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拜”了,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次的分手吧?

不过,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安全,那是一个透明的世界,基本上没有隐藏,也不需要隐藏,包括他有多少女人,如果你问他,都会如实地说出来的,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我们都无法给彼此换血。没有想到的是,这最后一次分手,竟然像沉郁而斑斓的晚霞……是的,人生本来就是由许多个圆组成的,像一篇文章,要出现许多个句号。既然这个句号已经严瓷合缝地画上了,就是彻底结束了,还需要打开吗?不,永远不要再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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