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酒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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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闲暇,整理旧物打发时光。前天翻出个紫檀木匣,拂去灰尘,抽出顶板,取出酒盅,放在掌心把玩。这酒盅造型古朴,内胆白如瑞雪,细如羊脂,沿口一圈金彩,熠熠生辉,外壁暗红底色衬托喷薄欲出的两条金龙,更有数枚金锔子,巧妙穿插在纹理之间。高举过顶可见外底青花大篆书款“大清乾隆年製”。手捧着这酒盅,几十年前的往事一一再现……

我老家在京东中赵葡村,我爹在村里杀猪宰羊,进城摆摊卖肉。买卖做起来了,在城南租了间房,全家搬进城里。姐姐上学方便,我爹也不用天不明推小车赶路了。

我爹年轻时练过八卦掌,单、双、顺三势母掌,绕圈走转,那套天干八卦耍起来,常赢得阵阵喝彩声。武场上最易结交豪杰,结交的哥们最讲金兰之好。只要友情契合,便各用一沓儿红纸,写上自己的姓名、生日、时辰、再添上祖宗三代大名,就成了金兰谱。放在天地牌位前,焚香叩拜,齐咏誓词:虽非同生,但愿同死。经过这样的仪式的把兄弟多亲如骨肉,后代子孙也会成为世交。

我爹最讲义气的把兄弟叫高贤贵,大号佩亭,前清铁帽子王之后。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从东城王府搬到三教九流云集的城南,落住在花市中段的下宝庆胡同。

北京城因买卖起名的街道多带个市字,如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蒜市口。有些干脆去掉口字,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花市。花市大街是城南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西起哈德门外大街,东到铁辘轳把。每逢春节,沿街响起奶声奶气的童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两侧卖绢花的门脸,卖炮仗的小摊一片火红;逛街的男人们穿新衣戴新帽,女人们涂胭脂搽粉,把花市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欢快喜庆场面活像一幅民国年间的风情版画。

花市大街上有百货店和山货庄,一家卖针头线脑、烟袋锅茶碗的小杂货铺,门前还悬挂着个系着红带儿的大烟袋锅。最热闹的是中段儿,路北有个火神庙,路南有个少年之家。东西两个电影院,一个叫崇光,我在那儿看过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一个叫大众,我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

高家宅邸是个标准的四合院,青砖走道把小院分成四片,分别种着枣树、石榴、丁香和紫藤。堂屋住着高大爷的弟弟,高贤芝。把兄弟排位老七,我叫他七叔。当年高家一败涂地,七叔以制绒花的一技之长,来到城南卖手艺。“绒花”与“荣华”谐音,逢年过节女眷多戴绒花讨个吉利。自大清年间,三花,即绒花、绢花、纸花便在这里制作集散,花市大街因此得名。制做绒花的铺面有东胜永、瑞和永、鸿兴德、春华庆,任谁家也赶不上高记。京城里讲究一点儿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年下一定要戴高记绒花才够品位。七叔的买卖越做越大,添房置产,把他大哥,就是高大爷,请来同住。

高大爷比我爹大几岁,那会儿刚过半百,满头银发,留个短寸。他把豁亮北屋让给弟弟,自己住在背光的南屋。高大爷自己也有手儿绝活,修补古玩玉器。甭管谁来找他,甭管什么缺残破损的古董也能修整。赶上特别珍贵的古董,还量身定做紫檀木匣,全部暗榫,没有一点槽孔痕迹。高大爷为人豪爽,能交朋友会办事,自打跟着兄弟进入花市行当,成了高家买卖的外场老大。市场行销,开办分店,都是一手经营打理。弟弟放手让大哥当家,钱财统统上交,要用钱找大哥要。自个儿一门心思,埋头琢磨绒花。方圆十几里的老少爷们儿,提起高家兄弟的手艺绝活,说到高家的兄友弟恭,没一个不翘大拇手指头的。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作为这一带的首富,街坊邻居们饶不了飞短流长。听说,七叔留不住老婆,第一个走了,第二个也一直没有生养。好吃好待,可媳妇还闹着要走。高大爷高大娘急得就差下跪了,也没留住。媳妇出门改嫁,很快怀上孩子。七叔从此落单,落落寡欢。

我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七叔眼睁着就是四十岁的人了,虽说兄嫂照应,独身一人,到底还是孤单。咋办呢?想到了中赵葡村西头的那个年轻寡妇,二姐。人长的水灵,年轻轻的不拖油瓶,说话办事干净利落,跟七叔很是般配。

爹定了主意,娘带我回村找二姐。那是个夏天晌午,人们都在歇晌,只村西头水塘边,有个高挑个儿的女人靠着石槽洗澡。娘说那就是要找的二姐,她在洗澡,你一个男孩子就别靠前了。我停在原地,好奇地看着二姐白花花的皮肉,黑漆漆的头发。娘过去和她说话,她不慌不忙地从树枝上取下衣裳,一件一件地穿起来。末了一条鲜亮的阴丹士林大布,兜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娘一起逶迤而来。

二姐和七叔彼此都中意,选了个好日子成婚。结婚那天,从早到晚,吹吹打打,很是热闹。七婶穿着彩色旗袍,烫着头发,嘴唇抹得红红的,瓜子脸还扑上了胭脂粉,比大众电影院门口橱窗里的大美人还好看哩。

那天晚上我跟着老爹回家,被七叔拦下,他要我在新房过夜。他在堂屋窗根儿北炕西头铺了一套崭新的缎子面的被褥,给了我一根一寸粗、半尺长的山药糖葫芦。吃完糖葫芦,我就进入甜美的梦乡。

那晚他和七婶在南炕有什么动静,我一点也没听着。不到一年光景,七婶就生了个儿子,叫小胖。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些日子,七叔七婶天天都高兴得大声说笑,小院里铺满了阳光。

七叔有后,高家添丁,满月酒办了两桌。南房是女眷,吃喝斯文,没什么响动。西屋的大老爷们儿喝酒划拳,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手呀,要不就伸出十指,满堂全福寿-都来了。吵吵嚷嚷、嘻嘻哈哈,那可就热闹啦。

我三四岁的时候,老爹喝酒,总要用筷子尖蘸着,点一点儿我的舌尖。我六岁那会儿,酒量就大了,能斟上半盅,跟老爹对饮。大概就因为这半盅的酒量,我没随女眷吃饭,径直进了西屋,跟男子大汉们一起喝酒。

高大爷拿出乾隆年间的贡品,皇上赐给他祖上的酒盅。爹不让我碰,生怕碰坏了宝贝。高大爷对我爹说:“老五,今儿个大喜的日子,咱可不能亏待孩子。这套酒盅一共八只,七个把兄弟加上咱宝贝儿,正好来个八仙过海。”

喝酒的时候,高大爷总逗我说话。我哪儿懂得什么好歹是非,随便说两句,就能把一桌子老少笑翻。他还让我喝酒,我能喝多少?可他还不住地让,我把那个二龙戏珠金杯倒扣在桌上,说:“我不喝了。”高大爷急忙在把酒盅翻过来,口朝上摆在桌上,说:“宝贝儿,酒盅可不能倒扣,不吉利。”

酒盅倒扣果然不吉利,俩月不到,七叔上吊了。

我娘后来才听说,二姐,就是七婶,是个招蜂惹蝶的女人,村里风言风语说她闲话。嫁给七叔,前村有个后生们还常来看她。还有人说七叔经常看大夫,吃鹿茸虎鞭。明明阳刚不足,咋那么快就有了儿子?

七叔送殡那天,我在街门口张望。一辆车拉着一口黑漆棺材,扎着白腰带的亲友们走在两侧。七婶抱着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小胖,紧跟着棺材,边走边哭。我爹穿着刚缝起来的蓝卡其布面的羊皮袄,低着脑袋,大手不时地抹着满是皱纹的苦脸。

七叔去世,高记绒花立马从花市消失,高家断了财源,很快就垮了。人说,富日子好过,穷日子分家。眼睁着日子过不下去,七婶吵着要分家。高大爷说,七婶原来是个寡妇,命硬克夫,一连克死俩,高家讨了这门媳妇,也算倒了血霉;小胖是不是高家的骨血还说不定,哪能现在分家?

我爹向来把七叔看作亲弟弟,亲手撮合这门亲事,眼看着七婶再次守寡,更是悲痛不已。他说,这个家,少说也有老七的一半儿,如今尸骨未寒,就这样说人家孤儿寡母,哪儿还有一点骨肉情份?对自家兄弟尚且如此,对把兄弟就更可想而知了。

爹有个把兄弟李希增,我叫他六叔,早年在国军当文书,49年后听大伙劝,装作文盲,在兴隆街煤渣胡同炸油饼。我爹跟他一合计,他啥也不顾了,写了满满一张状纸,告高大爷独霸家产的野心,求清官大老爷明断。

娘跟爹说,二姐想拿着高家的钱财改嫁,大哥想把这事儿压一压,过些日子再分。再说,这是高家的家务,你就别瞎掺合了。我爹的牛脾气上来,哪里要听别人劝?愣把状纸递上去。这个官司不了了之,但多年的把兄弟却从此分道扬镳。

几个月后一个中午,高大爷来看我爹。他身穿一件黑色亚麻布短袖衬衫,憔悴消瘦弱不禁风寒,寸长的平头更显得枯干苍白。想不到这半年来家业衰落、众叛亲离,把一条铁汉折磨成这样。

早先高大爷到,我爹不管干啥,也要放下活儿,陪他说话,我娘在一旁忙着炒菜做饭。高大爷吃饱喝足走后,我爹才接着干活。这天,高大爷进门,我爹却带搭不理。娘看不下去,说,“孩子他爹,今儿个大哥家来请你,看在二十年金兰之交的份上,你也该跟大哥去一趟。”

酒场在空荡荡的堂屋,早先跟我爹沆瀣一气的二哥、三哥、四哥都劝他:天底下哪有不向着活人说话的?大哥再怎么着,七弟妹的票子给足,孩子让她带走,往后小胖回北京念书,一应费用咱大哥全包。我爹站着,低头含泪,一言不发。等众把兄弟住口,他猛地一把扯开了夹袄上的疙瘩袢,左手从怀里拽出金兰谱,右手摸出两根白头火柴,在左边袖口上猛地一划。“刺啦”一声,闪出一道火光。他举着燃烧的火柴说:“既然兄弟们都站在大哥一边,咱老五也只有英雄断义。”话音没落,点着了金兰谱,转眼间呼呼啦啦地烧成白灰。高大爷噙着眼泪,拿出二龙戏珠金杯,给我爹满满地斟了一杯,说:“老五啊,没想到咱哥俩这一场,就这样走到头儿了。你我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咱好完好散。来,干了这杯!”我爹接过酒,“噗”地一声泼在花砖地上:“老七,这是五哥敬你的!”说完把酒盅翻过来,“啪”地一声扣在桌上,年前连碰都不让我碰的宝贝古董裂成两半儿。

我爹气呼呼地拉着我出来,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过去,我娘等米下锅,他才爬起来,宰了一只肥羊,推着独轮车,上街卖肉。哪晓得,就在那几天取消私营,再也不让个体户卖肉了。一只肥羊仨饽饽俩子儿,被公家收购,气得他回家又躺下了。哪知这一躺,就再也没爬起来,不到一个月便撒手人寰。爹的脾气不好,活的时候把人都得罪了。他死,娘跟谁也没说,一口白茬棺材,悄悄地拉回村北老坟埋了。

好在死的还是时候,街道食堂正办得火红,吃饭不要钱。我娘进了街道工厂,每月还有24块工钱,一时也没觉得怎么艰难。可到了冬天,食堂关门,日子就没得过了。多亏高大爷接济,有时三块两块,实在拿不出的时候,几毛钱的小票儿也让人捎来。记得61年的春节那天他来我家。长袍外古铜色的马褂上印着福禄寿的黑色团字,一手提着纸盒,一手拎着纸包。进门问我,我爹活着的时候,常在哪儿坐着,在哪儿喝酒。他冲着我指的地方发怔,半天才会过神儿来,跟我娘说:“五弟妹,闹灾两年才开放自由市场,两毛五一斤的富强粉卖到两块五。一咬牙,把那套酒盅卖了。短了一只,没卖上好价钱,只换了半袋富强粉。喏,这是你嫂子给你装的。”我娘打开纸包,里头装着给姐姐的一对绒花;揭开纸盒,里面装着的是满满的白面。我们娘三个,谁也说不出话,齐刷刷地给高大爷跪下……

二十年过去,我毕业留校,带了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七叔的儿子,小胖。他没等毕业就要去德国留学,高大爷高兴得拉我去正阳春。吃烤鸭的时候,他劝我也考虑出国留学。小胖说,大爷,您不知道,我大哥离不开大嫂。他在学校里叫老师,出了学校门就叫大哥,上一辈兄弟,到我们这一代还是哥儿们。高大爷对我说,要多想想老婆孩子的明天,别老惦记今天。今天,不是还有你高大爷吗?

转年,我办了美国签证,去高大爷家辞行。小院儿的四棵树砍了三棵,就西南那棵石榴还在,稀稀拉拉地挂着几片树叶。我推开南屋门,高大爷站了起来,大声地招呼着,八十多岁的老人,声如洪钟。“前儿个就听说你要走,特别备了礼物。”他说着,把八仙桌上的一只木匣递给我。手托着高大爷亲手做的紫檀礼盒,轻轻拉开上面的抽板,露出一只杯口朝上的双龙酒盅。细看,内壁有一道弥合的纹理,原来就是我爹摔裂的那只酒盅。外壁釉彩花纹中间巧妙地分布着细小的金锔子,把两半儿紧紧地锔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匠心独具的点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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