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一个良心没有死的中共党员(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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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

中共的党政干部是“党的驯服工具”。何谓“驯服工具”?就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无论这个党在干什么坏事,诸如杀人越货,草菅人命,滥屠无辜,坑灭异已,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都得口呼万岁,举双手赞成。没想到这个“理论”的制造者和倡导人,贵为帝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当他不再做毛泽东的“驯服工具”时,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说了一点点实话,即“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结果不为老毛头所不容,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最后惨死于开封,连裹尸布都没有,送到火葬场两条腿还吊在外面。新近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辛子陵先生所著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所提供的最新内部解密资料表明:“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两百亿元。”

在这赤地千里,巢禽无树,鸡犬断闻,易子而食的年代,全国人民仍在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好……”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仍不停播送“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仅管谎言遍及全国,黑暗笼罩神州,也无论时代怎么邪恶,社会是非怎么颠倒,总有不怕杀头、不怕凌迟,敢于讲真做实事的勇士,不然中华民族何以叫优秀的民族?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写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在这举国善恶颠倒,黑白混淆,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老百姓饿死的岁月,绝大多数中共产员不管人民死活的时候,照旧为毛伟人颂德歌功的时候,在四川一个僻远的县城,职务近似里长的小官儿,一个良心没有死的中共党员,不顾身家性命,竟然敢于开仓放粮,救济如缕如蚁的饥民,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与伟大!

他是谁?古蔺县一个区的粮站站长邹英杰,名字和他性格一样:侠义、勇敢、果断、机智。他自幼喜欢看武侠小说,什么《水浒传》、《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装了一肚皮,那里面的情节记得滚瓜烂熟,那里面的人物如数家珍,诸如“鲁智深拳打郑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等等。

1950年他参军赴朝作战,作为侦察兵,一天夜里摸到李承晚军营抓“舌头”。被几百号士兵围住,他竟脱离险境,背着“舌头”溜回了部队,为此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荣获二等军功。区粮站站长行政21级,位在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区20多座仓库,进进出出几百万斤粮食。这些仓库里装的粮食又分为两类:国库粮和商品粮。商品粮系指供应粮,按指标供给老百姓;国库粮是国家救急粮,根本不能动用的,谁动谁掉脑袋。

一天,他去一个乡检查工作,这个乡几百号饥民正围着吨粮的仓库叫饿,男哭女啼,幼悲老嚎,惨不忍睹。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牵着他的衣角哭喊道:“邹站长,邹叔叔,我爷我奶整整二十多天没见过一粒米,快饿死了,你行行好嘛,给我家一碗米,熬熬米汤喝。”又一位白发大娘抱着一个小孩,拉住他手叫:“邹站长,你大慈大悲,救我孙儿一命,你看他快不行了。”他注目一看,大娘怀里是个不足两岁的幼儿,枯瘦如柴,两颊泛黄,眼窝深陷,因长久缺乏营养两片小嘴唇快龟裂得开口,着实可怜,叫人看了心疼。他歉然道:“我哪有粮食啊!”嚎啕乞求的饥民,不约而同地用手指仓库。他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是国家的官粮,动了要杀头的。”大家听他这一说,不少人跪的跪,哭的哭,嚎的嚎,不放他走。见此情景邹英杰忽然想到古书上写过“包公赈灾放粮”的千古美谈。他打定主意,向粮站工作人员吩咐:“开仓,每人给十斤粮食!”

“站长,这是国库粮啊!”粮站工作人员为他这冒然举动十分不理解,好意的提醒他。

“国库粮……”他犹豫了,知道国库粮是不能动的,可眼前的父老乡亲却饿得如此悲惨,难道见死不救?我是共产党员,粮站站长,能眼睁睁看见老百姓饿死不成?做官要有良心,做人要有义举,他再次吩咐工作人员:“开仓,每人分给十斤”。

工作人员怕负责任,仍不愿动,他抢过粮仓钥匙说:“杀头有我顶着,你们怕什么?是拿来救命,又不是贪污私分。”

一片吹呼,一片感激。他流着热泪,笑看着几百号饥民,扶老携幼扛着一袋袋粮食,消失在荒芜的田园中。他高兴地回到家,觉得人生做了件最大的好事,进得门,五岁儿子杰杰扑向怀中,他双手举起儿子在脸上亲了亲。儿子第一句话却是:“爸爸,我今天还有一两粮食没吃啊!”他道:“今天你吃二两,爸爸让你多吃一两怎样?”

在那个年代,全国人民的口粮都有供应标准,不仅按工种、地区、职务不同,还有年龄之分。一般城镇人口为22斤,3—5岁为10斤,5—8岁为16斤,8—12岁为18斤,12岁以上与成年相同。当时不仅吃粮要票,其它副食品也要票,肉、油、糖、蛋、酒、烟、茶、盐、酱油、醋,世面上没有不要票的东西,据统计,大大小小就有82种票证。由于物资匮泛紧张,好些家庭一日三餐均按国家供应的标准吃饭,斤斤计较,少了亲情。此时儿子听爸爸说让他多吃一两,高兴得跳起拍着小手:“好啊,好啊,今晚吃二两了。”听儿子这一闹,邹英杰忍不住潸然泪下:“好久才能结束这困苦难熬的日子,不让孩子挨饿啊!”

未待儿子吃完饭,妻子风急火急地跑回来,一脸刷白,满头冷汗,见着他便上气不接下气的问:“英杰,你把国库粮拿来分给大家吃了吗?”他默然,不知该怎么回答。妻子忍不住的放声哭道:“天呀,你怎么这么傻,这事作得吗?不砍头也要坐牢呀!你再有同情、怜悯心,也不能拿着身家性命开玩笑。”他不知出于失悔还是出于猛省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连累你们母子。”他说完,摘下腕上手表,取出衣兜里仅有的几十元人民币,直径向公安局跑去。身后传来妻子的哭喊声,以及儿子的呼叫“爸爸,爸爸……”。

他没有得到宽大,先是刑事拘留,后转为逮捕。想不到审讯他的预审员竟是当年同一侦察连,比他低一级的班长。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两个战友坐在了一起,不过一个坐在高椅上,一个坐在矮凳上,四目相对,感慨万千。

“邹排长,我现在还叫你一声邹排长,你我都当过兵,都是共产党员,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竟然敢动用国库粮做好事?”

他淡淡一笑,显得很轻松地回答:“粮食的作用是填肚子,现在老百姓都快饿死了,我们为什么还放着不给老百姓吃?国库粮又怎样?又没有中饱私囊”。

斑长已不是昔日的班长,他的任务就是要把上级定性为“阶级敌人”的人绳之以法,这是他的职业,也是他崇高的使命。对邹英杰的案件,上面有明确批示:“查实严惩,杀一儆百。”现在他就秉着这个“批示”办事。他正色道:“老百姓饿不饿我不知道,纵然饿也不是我管的事,今天我只问你,你为什么动用国库粮食,目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救人,动机救人。”他不绕弯子,直直的像辆开进山谷回不了头的车。

长期审判的职业己使斑长善于心计,长于权术,他必须要用一切办法、手段,把昔日的排长变成自己的“胜利品”,否则难以交差和保住这个有权势的位子。如果审理不下这个案件,别人定会说他纵容包庇,立场有问题。在他主意打定后,便由衷地笑笑道:“邹排长,你是我老上级,何况我们又是朋友,只要你不为难我,我会尽全力帮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一个人做事总有思想和动机嘛!说千道万,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不然你怎么能在部队立功……”

“干脆一点,我到底怎样配合你?”邹英杰毕竟是个浑身是胆的汉子,把话挑明问。

斑长干咳一笑说:“比如你对当前国家的形势有何看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邹英杰道:“你我同一县,同吃公家饭,难道不清楚?‘总路线’都饿饭,‘大跃进’不可信,‘人民公社’荒土一片。我看着痛心呀!我同意彭德怀元帅对毛主席的批评,他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用幻觉设想未来,用高烧改变社会,如果早知革命如此结局,当年为什么要去抗美援朝参军报国?”他直抒胸臆,把心里积压的东西全吐露出来。

班长把他说的话,一字一句地笔录在纸上,作为坦白交待材料,上报到地区政法委。政法委一再琢磨研究,最后批复下为无期徒刑。判刑后他妻子来看守所探望他,他无悲无泪,反安慰妻子:“你不再要等我了,你还年轻,寻个志同道合的人好好过吧。我只托你把杰杰带大,叫他好好读书,长大要报效国家。我办公桌里还有几斤粮票,你代我送给没有饭吃的人吧。”妻子喏喏点头,早哭成泪人儿。之后,一九六二年送来省四监狱劳动改造。

他在改造中,劳动上积极卖力,加上他天生的侠义性格,人缘关系特好,干部相信他,犯人也相信他。但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首组织越狱暴动。当时若不是我能冷静、理智地对待此事,几乎我也被卷入其中掉了脑袋。

1966年四川省第四监狱从泸州迁到南溪县青龙嘴,我和死缓、无期犯一同关押在严管中队,同组有个比我年轻的犯人叫郭兆兰,自贡人,原是中学语文教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缓。他原是教师,自幼喜欢文学,在读高中时,就看过我写的那篇“流毒全国的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故一直呼我署名晓枫。我们两人气味相投,年龄相近,彼此没什么猜忌,没事便在一起谈文学,谈诗歌,论历史,道古今。记得在1967年8月的一个吃罢饭的晚上,关监舍前我们一起去厕所解便,在等人的时候(按监规规定,解便来去为五人,我们先出厕所,等另外未出来的三人),他突然向我说:“晓枫,你准备动不动?”我看他一眼,莫明其妙地问:“动什么?”他见四周没人注意,才神秘兮兮地道:“现在外面很乱,我们十几个人已经商量好,准备行动,你没见煤厂下面的铁栏杆已经锯断了几根。”我心里一下紧张,知道这是杀头的事,共产党不是“饭桶”是“铁桶”,别说你十几个在押人犯,就是几千几万几十万军队,也不会费吹灰之力把你消灭掉。我笑笑,不动声色地道:“今天你是不是没睡醒,在说梦话吧?郭兆兰,我们是朋友,如这事是真的,我劝你不要介入,立即退出;若是开玩笑,今后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他怔怔的,不再说什么。

当夜我不能入眠,在狭窄的不足80公分的床板上翻来覆去,望着昏暗的狱灯,久久想着白天的事,到底该如何处理?向政府检举揭发吧?不是我的性格,如果别人只是说说而已的虚构,干部还会小视我的人格;万一是真的呢?第一我未参加,第二我作了劝阻和制止,也连累不到我。于是,我深深地将它装进肚里。第二天,我们交谈接触依旧,相互均不提及此事,好象没说过一样。大约十天后的早上,监狱出现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宣布戒严,犯人分中队集合在监舍的空坝子里,通过广播,听军管会代表宣读公告:大意是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借我党开展“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在狱中组织暴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宣布逮捕名单。我们中队逮了两人,一是郭兆兰,另一人叫李发华。

风声鹤唳,铁镣揪心。我在极端紧张的状况下度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郭兆兰突然被放了出来,他在学习会上发言说:“我重新犯了罪,好在一个同改提醒我,不然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一定死无葬身之地。”我平静地做着记录,无任何异样表情。他发言结束,管教股龚股长把我叫到中队部办公室问:“黄泽荣,郭兆兰今天在会上发言说的谁?”我毫不回避地道:“说的我。”沉默一会,他吸着烟说:“这么好的一个立功机会,你放过了,要是你当时知道后立即向政府检举,现在已经不会坐在这里了,可惜呀,可惜呀。”我淡淡一笑,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说:“我想回家别人也想回家,我有父母别人也有父母,我有妻室儿女,别人也有妻室儿女,我不能加长别人刑期来缩短自己刑期,这样做我认为不道德,为我人格所不容。”他十分认真地听着,不停地玩味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岔断我的话道:“你呀,你呀,受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太深。”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监狱召开全狱犯人宽严大会,一个无期犯人因检举揭发了此事,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一个20年的有期犯人检举揭发了此事,获得当场释放;为首组织越狱暴动的主犯英杰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十多个同案犯人有的加刑,有的记过。我就是在這个大会上,看见邹英杰和知道他名字以及众多传说的……

他个儿单瘦,身材修长,光头大脑,两眼炯炯有光,仅管戴镣披枷站在人前,仍不减英俊本色。军代表厉声问他:“邹英杰,你是不是为首组织犯人越狱暴动?”

“不是暴动,是越狱”他毫无惧色。

“谁是主谋?”

“我。”

“有多少人参预?”

“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越狱?”

“你们太专横残酷,不给我们饱饭吃,不给我们书报看,成天逼着我们劳动劳动。不跑怎么办……”

军代表岔断他的话:“你不知道,你又重新犯罪了?”

“我本来就无罪,所谓‘有罪’是你们强加的”。

军代表不再问下去,只草草收场宣判。

宣判死刑后还有10天的上诉期,执行又得配合全国和地区的革命形势需要,在这等候斩的他被关入监狱的小监。小监是一排石头嵌砌的矮房,四方四正很像个石匣子,门是铁制的,上面有个不足20公分见方的孔,用以送饭送水。小监里没有灯,成日黑古窿冬;小监里没有床,睡的地方是块石板;小监里没有马桶,大小便从床下的石洞中流出。

小监设在距狱部办公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砖墙围着,外有看守武装,内有看守犯人,全天候24小时都有眼晴。关在這里的人别说跑不掉,就是只麻雀也飞不出去,何况邹英杰还戴有脚镣手铐,可是他跑掉了。

那天早晨监狱又戒严,几十个解放军端着有刺刀的冲锋枪在附近的山岗、乱石、树丛等地跑来跑去,紧张极了,象在找寻什么东西。到了下午才隐隐约约的听干部说,邹英杰从小监跑了。我听到心里着实为他高兴:真有本事,逃出了鬼门关,却又担心,怕被抓回来。因为共产党国家组织严密,到处都是眼睛,“居委会”、“群专队”、“人保组”,不仅住旅店要证明,吃饭、穿衣要票证,连在街上站一下,也有人问你,何处可以藏身啊!果不出我所料,不到15天他被抓了回来。据说他跑回老家去看他儿子杰杰,匿藏在一家当年曾被他救过性命的农民家里。这家农民开始很仁义地收留了他,没过几天却心生二意,一是要用粮食养活他,又要承担包庇、窝藏反革命的风险;二是上面放出话:提供邹英杰下落者奖励100元人民币,谁能交出邹英杰奖励500元人民币。500元人民币在当时是笔庞大的天文数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笔财富。“人往利边行”,这家农民偷偷地向当地“人保组”作了举报,他被捉回来重新关进小监,除戴两付脚镣手铐外,脖子上还系了一根铁链,24小时有解放军轮流值班看守。大家认为他有神人本领的“分身术”,要不怎么能从插翅难飞的小监里脱逃?邹英杰究竟是采取什么办法逃出去的,至今也是一个难解的迷,无论干部怎样拷问,就是得不到答案。结果留在他身上是一道道无言的伤痕以及警卫受上司呵斥后而报复他的刺刀洞孔。由于不断的严重折磨和恶劣的环境,使他身体失去了抵抗力,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竟然一天昏厥两次。为配合地区“大好革命形势”的杀人宣判场面,上级来命令:还得等待半月。没办法,只好将他送至监狱医院“特别病房”抢救。这时的邹英杰已不成人形,虚弱得近似游丝,莫说逃,就是放他出去也会死掉。但是监狱军管会不敢掉以轻心,竟然派出一个班的兵力看管他,并向狱医下达实难完成的“艰巨任务”:必须保证邹英杰活过48小时,务必配合宜宾地区召开的公判大会,否则要承担责任。

狱医都是服刑的犯人,个个担惊受怕,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恐出现半点意外。医院组成了8人医疗小组,寸步不离地守侯在邹英杰病床前,输液、输氧、打强心针,到了20小时,狱医向军代表报告:各种临床体征显示,邹英杰顶多再能活几个小时。

军代表怒吼:“还有32小时,宜宾才能开公判会,你不能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不能。”

“我处分你!”

“你杀了我也没办法。”

军代表气得直跺脚,有什么办法,这是科学。为了不让邹英杰就这样自然地便宜死去,经请示上级,回复:“立即就地执行!”

于是监狱变杀场,医院变刑房。在“特别病房”里,军代表宣读了宜宾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他的死刑《判决书》,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这时的邹英杰因刚刚注射了200毫升高渗葡萄糖加樟脑磺酸钠和可拉明等兴奋生命中枢的药物,一度又从休克死亡的边缘上醒来,似乎思维也异常清晰,双眼微开,轻蔑地扫视了一下对方,用极其平静和坦然的口气微声说道:“你们今天的判决是错误的、非法的……历史将会宣判我没有罪……”

未等邹英杰把话说完,军代表气极败坏的高喊:“拖出去!给我拖出去!拖……”

四个彪形大汉行刑的解放军,将邹英杰连拖带抬地拽出医院大门,顿时,医院的四周响起了阵阵凄厉刺耳的口哨声,在医院围墙外庄稼地边的一块小空地上,“叭叭”两团殷红的火,从行刑者的枪口喷出,飘在湛兰兰的上空。邹英杰死了,可流出的不是血,是清清的水,因为他身上早没有血了,他的血早为这死亡前刺刀的穿插的洞孔流干流净了。

《自由写作》第25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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