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明:城市与塑像(长篇小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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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明

第一部·夏时制时期发生的事

郑岩从市安置办出来,正置夏令时下午四点。大门外阳光耀眼,大门一侧武警雕像般矗立,帽徽和枪械折射着阳光。市安置办地处一条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小街,转过街口就是闹市区。郑岩顺着人行道往前走,走过两站路,来到车水马龙的东方红大道,再往前,便来到东方红广场。

这是回招待所的路,时间还早,他从大街进入广场,打一个推着自行车叫卖的报童手里买了张本市地图和一份《曙光报》,然后穿过开阔地带,往一侧的绿化带前的石凳走去。

他有两天假期,衣兜里揣着安置办开出的给《曙光报》人事处的介绍信。他属于这批外来人员中最后一名安置下来的人。档案中写明他是作家,编辑,因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得过奖,政治上可靠。

《曙光报》是市委下属的机关报,作为一名助理记者也是很不错的差事。有人打电话向安置办的官员推荐他。郑岩不知道这位推荐者是谁。他点上支烟,安静地坐在石凳上。

旁边一张石凳上坐着一男一女,喝着饮料,女的不知为什么发出一阵哈哈的笑声。郑岩翻一会儿地图,往广场上人来人往的行人望上一眼。

市政大厦位于广场东侧,是座有大理石廊柱的气势不凡的中西结合式建筑。南面的创业者博物馆风格典雅,占地面积开阔。从郑岩坐的地点望去,馆前石台阶上如蝼蚁般的参观者上上下下,络绎不绝。广场上耸立着一座创业者纪念碑。

在创业者博物馆与纪念碑之间的开阔地上正在建造一座新塑像。像身用帐篷罩起来,四周围着绳网,有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站岗。行人和车辆都远远地绕道走。

郑岩把眼光收回,往地图上看。地图上附有广场的彩照。原来的旧塑像正在帐篷占据的位置上,茶色的大理石基座,塑像呈灰白色,庄严,慈祥,凌驾于尘世之上。其体积大小与帐篷所能容纳的空间相当。

地图上标有名胜风景,有和创业者的丰功伟绩相关的景点。市郊的东南角上有片用淡蓝色标出的“开发区”。地图上的市郊部分都作上淡褐色。远郊,城市的正北方和东北方有片红褐色,标明“保留区”。是片经济和交通不发达的区域,只有一条公路相通,其范围已越出了地图界限。

郑岩正在捉摸“保留区”为何意时,突然耳畔一个声音很客气地说:“先生,可以给支烟抽吗?”

一个头发蓬乱、穿着脏兮兮的夹克衫、牛仔裤、破皮鞋的男人幽灵般地出现在石凳一侧。郑岩估摸他四十四五岁,是个流浪汉。一张皮肤疙疙瘩瘩、积满尘垢的脸朝他俯视着。郑岩掏出烟盒,看着邻座的一男一女起身走开去。

“先生是外来人员吗?”流浪汉点燃烟,出声地吸了口,把打火机放回裤兜里,问。

“刚来几天。”

“又热闹起来了。”流浪汉——也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往创业者博物馆那边望了一眼,说,“有段时间见不到一个人……看到那东西了吗?在加紧干呢。夜晚静下来的时候听得见里面传来的敲打声……”

“原来那座呢?”

“它——”流浪汉古怪地笑了笑,往地上啐了口痰,“你什么也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流浪汉盯着他,压低声音说:“那天晚上,我就呆在附近,看见它基座下那道暗门打开……后来我和不少人一块就躲在那幢大楼的角落上……”

他手往东方红大道东侧指去。郑岩看不见那幢臆想中的大楼。流浪汉睁大眼睛,眼球鼓突,烟熏黑的残缺不全的牙齿,粉红色的刺眼的牙龈,手势刚劲有力。郑岩看着他。他的手放下来了,可仍然朝着那个方向,脸上表情依旧。

“你看到什么了?”郑岩问。

“我什么也没看见,先生!”流浪汉猛地调过脸来,几乎嚷叫着说,“你别想从我这儿探听到什么!”

一名警察疾步向石凳走来。流浪汉转眼消失不见。

郑岩在报社公寓四楼分到一间宿舍。面积十六平方米左右,带厨房、卫生间,配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写字台上摆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原来的主人留下来的。一名记者,单身汉,几个月前患癌症去世。房间经过了清理,家具上扑满灰尘。

郑岩用了半天时间打扫清洁,接通电路,擦拭家具、门窗,整理好床。后勤部门派了名年轻的打杂工协助他。打杂工给他换了个水龙头,调弄了一阵电视机,便坐下来收看足球赛。郑岩把房间收拾好,已到了下班时间。他去招待所取回行李,结了帐。

他去职工食堂吃了晚饭,转来在房间里整理他带来的一箱子书。有萨特,弗洛伊德,还有一些翻译小说。没有书架,他把书叠起来搁在书桌角上。晚上睡觉前,他有读书的习惯。他在床头木柜上添了盏台灯。一切收拾好,他便躺下来读《日瓦戈医生》。

翌日上午,他和自己的上司,记者胡德见了面。

胡德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儿男人,衣着讲究,半秃顶,肚子微微腆出,脸有点儿浮肿,眼囊嘟出。初初一看,是张酒鬼和放纵者的脸。但他的脑门、眉头上两道沉思的竖纹、挺直的鼻梁却赋予他某种风雅,某种知识分子的风度。郑岩了解到,他是编辑部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

胡德有采访任务。途中经过一些个体户摆设的免费为市民服务的摊子,裁剪,理发,电器修理,修锁配钥匙等,横街扯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胡德说:“个体户学雷锋,未免流于形式了。”

“不过这也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郑岩说。

“硬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胡德说,“雷锋同志本人并不承认个体户。”

“他生在今天就会承认。”郑岩笑道。

“所以,他只能生在昨天。”胡德揶揄道。

“抓小偷!”从后面摊位上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郑岩转身望去,人群中跑过来一个身著青色西装、留小平头的小青年,边跑边回过头去望。行人往一边闪开。小青年打他俩身边跑过,蹿进一旁的巷道里去了。

“他跑得多么从容,人们又多么谦让,给他让出条路来!”胡德说,“我们身边处处有新闻。我老了,抓小偷也不是我份内的事。否则,我会给他来这么一下。”

胡德伸了伸短肥的右腿,快活地模拟了一个使绊的动作。郑岩注意到他脚下的白袜和擦得锃亮的棕色皮鞋。

胡德此行去采访一名叫黄杰的武警战士。黄杰在塑像事件中和暴徒搏斗身负重伤,下肢瘫痪。他的事迹《曙光报》和其他新闻媒体已作过详尽的报道,在东方市家喻户晓。这次采访,是因为又有了可上头版的新闻:一位来自英雄老家的农村姑娘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他。

“他意志一度曾很消沉。”两人经过门岗守卫的大门,穿过一座庭院式的花园,胡德说,“住在疗养院里,病情没有一点起色。他这个伤是好不了了,下半辈子都只有在床上或轮椅上度过。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住房已给他安排好了,他一结婚就搬进去住。”

“他家里还有照看他的人吗?”郑岩问。

“他父母都健在。”胡德说,“住在乡下,不肯进城。由政府拨款在老家给他们盖了新房。黄杰有个妹,已农转非办进城,穿上了武警制服,电视台曾以‘放心吧,母亲’为题目做过报道。作为专访记者,我应邀在那个节目中担任技术指导。”

“说到底,搞记者这行就和你们搞文学创作差不多。”胡德略作思索后,说,“这村姑的出现只是提供了一个素材,看你怎么去雕琢它。据说人长得挺不错。她是通过报上的报道和她姐姐写给家里的信了解他的。她姐姐是照看黄杰的护士,给他俩牵线搭桥,市妇联也从中撮合。”

在东方市,连小孩也记得这张粗眉大眼的国字脸。一段时间,它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并非人人都喜欢的脸,市民观看时心情复杂,就像观看同一时期以同样频率出现的另外几张脸一样。

由于长期呆在病床上,加上过度的营养和保健品,黄杰人有点儿发胖了,肤色也变得像城里人一样白净,唯一没变的是他的乡下口音。在未婚妻面前,他显得很兴奋,也很多情。姑娘叫刘玉贞,初中毕业在家务农,已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身穿一身浅色的女式西装,衬衣里挺着一对丰满的乳房,红润、性感的嘴唇,单凤眼,胡德没说错,是个迷人的乡下妹子。

胡德讲,在此之前曾给黄杰介绍了几个对象,他都不满意,而这个他却一见钟情。他对胡德说他感谢组织对他的关心,他现在感到很幸福。不过郑岩却觉得他说到幸福二字时是有所保留的。面对漂亮的未婚妻,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像医生所保证的那样得到完全的康复。他言谈中流露出对实现幸福所必可不少的那个功能的担忧。他说到他以前多么强壮,能一口气做一百个俯卧撑,轻而易举地在单杠上做一二十个单臂引体向上。这话他是说给未婚妻听的。她微笑地望着他,相信他受伤前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很能理解他对暴徒表现出的强烈义愤。他是个荣誉感很强的青年,知道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应该怎样说话。整个采访中,他都在扮演一个角色,在制造一种气氛。

从胡德那儿,郑岩没打听到更多的东西。胡德把写采访报道的任务交给他,需要查阅相关的资料,郑岩借此机会把那个时期以及后来有关的《曙光报》的报道和其他报刊登载的文章图片以及录像资料都纳入了查阅的范围。资料室在地下二楼,他带上面包、茶水,一个人在里面呆了一整天。事情还没结束,所谓“后来”,也包括近期刊载的东西,既有公开的报道也有供内部参考的。现在不再直接谈论这事了,但并不等于就不谈。

郑岩从地下室里出来,有种恶梦缠身的感觉。天已黑尽。他没走电梯,穿过走廊,慢慢登上台阶。

胡德既负责报子头版登载的那类报道的采访与组稿,也负责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郑岩完稿后,他又交给他一个单独采访文学杂志《新天地》的任务。

郑岩去《新天地》杂志采访函授班的这天,意外地碰见了以前一个朋友。

在进门的走廊上有人招呼他。那人向他迎面走来,占据了他恍惚的视线。一个中年男人,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身穿淡色的西装,系着领带,身体偏胖,举止潇洒,笑嘻嘻地向他伸出手来。一张颧骨突出,窄额头,长着金银眼的微胖的脸,在他过去相识的上千张面孔中浮现、区分、凸出。他识别出他熟悉的脸部特征。刹那间,他与其说从外部和他遭遇,还不如说从内部构造出他。他俩握手时,郑岩已记起他的名字:王明江,曾一度小有名气的杂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作家。他俩曾在一家大型的文学杂志举办的报告文学征文中一块登台领奖,一块参加座谈会。而且,他还是他参加作协的介绍人。

“我已有近十年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久别重逢,王明江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既高兴又感动,“想不到我们在这儿相会,你分在哪个部门?”

“《曙光报》。”

“啊,兄弟单位,太好了!”

王明江现任《新天地》编辑部主任,函授班的实际主持人。“你打算写篇报道吗?”他带郑岩登上四楼,走进一间办公室。“我们的学员在这次市委宣传部举办的‘爱我东方’的征文大赛中一举拿下了几项奖,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你是为这事来的吧?你不必问其他人,向我打听好了。不过,根据本人提供给你的材料,你恐怕很难写成一篇正面的报道。”

“我也可以写反面的。”郑岩说。

“不会给你登的。”王明江说,“我们都是在同一精神指导下工作。”

他去沏了茶,搁在茶几上,然后走过去带上房门,在郑岩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架起两条腿。他脸上始终挂着笑。郑岩想到他写的那些感伤的、催人泪下的作品。他人和作品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

“我一直都在关心你的情况。我在《新时代》上读到你最后一个短篇是八三年还是八二年我记不清了。”两人寒暄过后,王明江颇有感慨地说。“我们一块上台领奖已恍若隔世。我们那时多么认真,对文学的追求多么执着。我们是有理想、抱负的一代人。真实在被埋葬了十年或两倍于十年之后从我们的笔尖上欢快地蹦出。杂志上不断有新的名字出现,评论家们赶着写文章。这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陶醉,连主管文艺的官员也感到欢欣鼓舞。现在看来,对我们的一番期望虽然过高——我们像喷泉般的喷涌,没有产生真正的文学‘爆炸’,没有写出一部文学杰作——但我们也确实制造出了一点东西。有选集作证。我的一个短篇,你读过的,叫《含泪的眼睛》,也选入了时代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题为《伤痕集粹》的集子……写伤痕是我们的强项嘛。”

王明江停下来,喝口茶,往烟灰缸里弹掉烟灰,接着说:“将来的文学史家会提到那个时期的。会提到泛滥觞之作,有争议之作,挨批判之作;会提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革命的意识流……真实女神如出土文物般羞答答地在随解禁而来的阵阵喷涌中洗涤身上的积尘污垢;自然也会提到‘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道断流阀门的神奇功效。现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演出已经结束。新的演员已经登台。函授班是个窗口。学员的目的就在于发表作品,得奖——提干、晋升需要。他们胸有城府,见多识广,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文艺纲要》上那一套(你我在这里说一句,那算是什么东西啊),可写出来的东西却又偏偏符合《文艺纲要》精神。这是他们变得更成熟了,还是变得更乖巧?我说他们,也包括自称现代派的那伙年轻人。”

“也不全是这样。”郑岩说。

“就函授班来说是如此。”王明江说,“这次得奖的那几个就很聪明,宣传部出的题,他们知道‘爱我东方’应该写什么。自然啰,作品都是编辑老师给改出来的。”

他瞟了一眼办公桌上堆着的稿件,开始讲起函授班学员的笑话来了。郑岩想到他写的那些作品的另一个特征:把本来可笑的一件事写得正二八经的,明明该笑的地方却哭丧着脸说教。而他本人却颇有幽默感,谈笑风生,从每件小事中发掘出可笑之处。

他讲的笑话郑岩在报刊上都读到过了。学员千方百计想讨好编辑老师,结果却受到编辑老师的轻蔑。编辑老师总是对的,包括向漂亮的女学员写求爱信的老师。没有人谴责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女学员常常靠漂亮的脸蛋发表作品,成名,就跟影视圈里的女演员一样。

“可写作的风气也是受编辑老师的引导呵。”郑岩说。

“我们不再引导谁。我们不是文学院,编辑老师不是自命不凡的文学导师。责任不在我们。”王明江说,稍作停顿,探过身来拍了拍郑岩的膝盖。“现实最有说服力。打那以后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就像哈姆莱特说的……看问题要有这种眼光。我们也有艺术探求,也有这样那样流派的崛起。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就我个人而言,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动笔了,书也很少读。我很失望。作为编辑和文艺工作者,我侍奉的不是女神,而是娼妓。”

王明江哈哈大笑起来。绝妙的比喻。咧着嘴巴,金鱼眼里噙着泪水。郑岩等他停下来,递上支烟,把话题转到函授班上。

“你还在想着你那篇报道?”王明江说,脸上又一次露出笑容,“我这儿有现成的招生启示,你可以看看。这上面都是最正面的东西。”

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册《新天地》递给郑岩。

郑岩翻到封三上的启示,匆匆浏览起来。王明江在沙发上重新落座后,说:“我们是一所培养新生力量的学校。我们深知初学写作者的艰辛,发表作品的困难。我们在这儿为他们提供一片园地,扶他们上马,还要送他们一程路。我们会以园丁般无私奉献精神为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优秀青年服务,把他们培养成材,满怀欣喜地看着他们去攀登神圣文学的高峰。这是我们开办之初的宗旨,至少,启示上是这么说的。可是这两年,情况不同了。政府缩减经费,刊物和出版社财政拨款不足百分之十五,这和其他城市、国家相比都是最低的。出版社可以卖书号,出版迎合读者趣味的武侠、言情小说。刊物得靠增加发行量,或开辟其他渠道。当然,经费短缺,还不是使函授班变质的主要原因……”

郑岩合上杂志,眼睛落在封面上,听见他朋友说:“所幸的是,杂志的订户和发行量锐减,函授班却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我们总能够招收到我们所需要的学员。年龄、职业不限,有一定的写作基础,这范围很广。我们最小的学员十四岁,已在刊物发表了歌颂自己班主任——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的诗作;最大的六十九岁,退休的铁路职工,他生平夙愿就是把自己如何为社会主义铁路事业筑路架桥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教育下一代。启示上说了,我们请作家、编辑、大学讲师以上的专家改稿,对高级班的学员还要破费请专家面授;我们发给结业证,把优秀学员推荐给作协和文学院。自然最有吸引力、最容易引他们上钩的一条还是:杂志优先刊登学员的作品……”

听见敲门声,王明江打住话头。一只女人的手臂缓缓把门推开,接着一个衣着时髦、乳房高耸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她来给编辑部主任送报纸、信件。她面带微笑,朝郑岩坐的这方瞟了一眼,然后退出房间,带上门,高跟鞋蹬蹬着响地走开去了。

“一位女诗人,可放着诗不写,却要活动到编辑部来当一名跑腿的。”王明江说。

《新天地》目前在举办一个小型的中篇小说大赛,弘扬主旋律的。第一批参赛稿已寄到。编辑部正缺人手。王明江问郑岩想不想挣点外快,改函授班学员的作品。

“改稿费怎么给?”

“诗歌五角,散文和短篇一至两元。”

“改好一个短篇很要花点时间。”

“海明威说过,看一个作者是不是具有想象力,只消读开头一页就行了。”

“可我们当中谁也不具备海明威那样的眼力。”郑岩笑道。

“对函授班学员来说还是具备的。”王明江说,回以一笑。

“我说我很少读书了,可最近还是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重读了一遍。”两位朋友一人点上支烟,王明江说,“你能想象海明威不写小说了,跑去开公司、做生意吗?”

“不能。”

“美其名曰下海体验生活,这不足取。”王明江说,“老实说吧,我们办函授班,小说大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我们下一步还要搞文化娱乐室,作家书屋,集资出书,和企业挂钩,刊登成功的国营或私企老板的专访文章,等等。总之,路子很宽。这叫以文养文。养什么文?杂志没人读,卖不出去,跟了段时间形势,又搞点黄色刺激的擦边球,一点艺术探索,撑门面的东西。我们每年还要评优秀奖,还要推出几个新秀,对名人名作大唱赞歌。真是活见鬼!情况就是如此。可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又天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对函授班寄予厚望。有上级领导部门的关心,有‘双百’‘二为’这两位孪生保姆的精心照料,先天不足的畸形儿会得以茁壮成长!”

王明江脸上露出笑容。文雅的笑,从抿着的嘴唇和金鱼眼里溢出。“我恐怕让你那篇报道泡汤了。我了解你的工作。你真要写,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学员。”

“不用费心了。”郑岩说。

“你怎么交差呢?”

“可以写则几百字的短讯。”

“我的建议你觉得怎样?”

“我想可以试试。”

“但别想当伯乐。”王明江说,警告性地伸出手指挥了挥,“我们至今还没发现一个人才。就作为第二职业来搞好了。我聘你为辅导员,只要函授班办下去,我今后就能保证你每月有七八十元进项。你这就可以带点稿件走。”

他上办公桌前去,挑了十五封稿件,用报纸包好递给郑岩。又拉开办公桌抽屉,给了郑岩一沓编辑部信封、信笺。稿件都编了号,由固定的老师改。他给郑岩的属机动稿件,初级班学员的作品,也包括几个对前一位老师不满要求更换的刁钻的学员。“你得给他们改改错别字。”王明江说,“批语不必写得太长,多写点赞扬、鼓励的话。你改完交给我,由编辑部统一付邮。”

“我是陷进文学里去了。”离开办公室以前,王明江又说,“最严厉的批评和牢骚话都来自于圈内。大伙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久没这么痛快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我还是有所克制的。你真该听听我在会上的发言,满口颂扬话。不久就是《文艺纲要》发表××周年纪念日,届时部里将召开座谈会。我得准备发言稿。可是我却感到无话可说。”

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俩一块下楼来,郑岩提到安置办那位官员所说的话,那人是否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王明江说:“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互相关心、支持。我们应该经常保持联系。几十年来像驯兽般驯化我们,现在看来并没取得成功。有我们这种经历和头脑的人现在不多了。和本单位的人不要深交。这地方有些怪事,你慢慢走着瞧吧。”

郑岩不适应这地方的气候,患了几天重感冒,采访工作暂时停了下来。事实上,他发觉并没有人需要他的工作。他的采访没有一篇见报。他在胡德的领导下工作。胡德手下有三名他这样的助理记者。

病愈后的这天中午,他在职工食堂碰见处理群众来信的刘云。后者是干部子弟,大学毕业刚分到报社来的年轻人。他俩曾有过一次饭桌上的交谈。刘云一小时后和女朋友有约会,他要郑岩替他值班,处理办公桌上堆积的信件。

“你知道对群众来信我们都选登些什么。”两人来到底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刘云说,“替我找出两三封就可以了,字数删到一千字以内,按语尽可能醒目。其余的信件我会处理。我下班前赶回来交稿。”

刘云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匆匆消失后,郑岩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对着一尊断臂的维纳斯石膏像看了会儿。石膏像旁边放着一袋开了封的椰树牌饼干。饼干松脆,还没回潮,为了证实这点,郑岩拿了块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桌上堆着一大堆信件,几天没处理了,今天到了交稿期。目前这个栏目很受欢迎。郑岩吃罢第三块饼干,搓搓手,随手拣过一封信,用小剪刀剪开信封,读起来。

桌上的飞亚达石英钟发出轻微的嘀嗒声,从窗口透进来的柔和的光线落在一盆龟背竹上。这是一位小学生家长写来的信,反映教育战线的腐败问题。信中写到,某乡镇小学给烈士扫墓,老师规定每个学生交十二元活动经费用来买糖果点心。结果交了钱,吃到的糖果点心的价值却只有两三元,钱都被老师赚去了。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对个别不交钱的学生,老师竟然拿竹条子一阵抽打。这位挨打的学生就是写信人的儿子。反映到乡政府去,没人理睬她,因为打人的老师是乡政府某官员的老婆。写信人要报纸为她主持公道。她生气地问道:“这种人还能叫人民教师吗?”

郑岩决定采用这封来信。乡镇级别官员的腐败可以反。

郑岩决定采用的第二封信是揭露马路骗局的。一位出差人员写来的信。他被骗去了五百元。在目前众多的骗局中,这是比较新颖的一种,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一封来信谈到“塑像事件”。作者自称代表一伙“暴徒”。宣称历史不会留下空白,他们坚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最令他们痛恨的是围绕塑像事件编造的谎言。贵报和电视台是扛大旗的,其宣传攻势之猛烈完全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令有识之士心寒。这是一封抗议信,他知道不会给他登出来,甚至会转交给警察部门,但他还是要写。“不要以为自己躲在政府的喉舌里睁着眼睛说瞎话就可以不负责任。帐迟早会算的。人民不会放过你们!”信的末尾说道:“我们决不妥协,等新的塑像塑好后,我们还会往它脸上扔油漆瓶、墨水瓶、丑鸡蛋……”

郑岩从报上了解到,塑像事件中使用的是种威力很大的油漆瓶,美国货,一旦粘上就再也洗不掉。

他继续拆信,读信。有的看一眼就放到一边。一封字迹优美、堪称书法楷模的信摆在了桌面上。写信人是位退休的语文老师,电影爱好者。

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目前电影现状的不满。他和他妻子(退休的英语老师)都喜欢看电影,译制片充分满足了他俩对电影艺术的需求,至于国产片和香港片他俩是从不问津的。以前,影院每月上映五、六部译制片,他俩部部必看。夫妻俩不打麻将,不好交际,除了书籍和听听古典音乐外上电影院就是唯一的乐趣。但自从不久前一位主管文艺的官员在报上撰文说现在上映的海外片太多,对群众产生了不良影响后,每月就减到一两部甚至零部了。老师把这位官员挖苦了一顿。“不妨就拿八部样板戏给群众看好了。保留区那边就是这么干的。什么叫不良影响?他凭什么决定别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更令这位老师气愤的是,贵报在群众来信栏目中也让某群众像应声虫似的唱着同一个调子。这种做法很不光彩。老师讥讽道:“有的人神经过敏,又在弹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老调了。这种人须知,劳动人民在文革十年中从他们这种左先生手里吃的苦受的罪比任何时候都多!”

郑岩完全赞成这位老先生的观点。不过这样的信当然不能被群众来信栏目采纳。谁也惹不起宣传部的官员呵。他放到一边,拿过下一封信。桌上的石英钟已快打五点。在他挑选出一封某居委会老太婆呼吁政府部门对眼下老年协会中盛行的赌博之风(他丈夫、儿子、媳妇都不幸染此恶习)采取严厉措施的信,对文字作了删改,加上简短的批语后,刘云转来了。

“你等我一会儿,我交了稿就转来。”刘云拿上稿件,匆匆往二楼办公室走去时,说。

刘云要郑岩看一封他留下来的群众来信。

信是一个女人托人写的。女人的丈夫是一家餐馆的个体户老板,嗜赌。在一次聚赌中,被警方抓获。每个赌徒罚款二千,惟有她丈夫一人罚款六千。他们认为他是开餐馆的,有钱;而且据说,根据别人揭发和他自己交待他还有嫖娼行为。他被关押起来,叫家人拿钱取人。可是等到第三天上午家里凑足钱去取人的时候,却说他已因心脏病发作死亡。有法医作的尸检报告,接待她的警官拿给她看了。她问尸体在哪儿?警官说已送火葬场。她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警官说这是负责此案的那位警官作出的决定。她要求见那位警官,但回答说此人已因公外出。她和儿女们匆匆赶往火葬场,尸体已经火化了,她见到的只是骨灰。据火葬场一位年轻人说,是头天晚上十点左右用警车送去的,当晚就进了火化炉。更多的话他不肯说。这事有许多疑点,女人一一加以列举,分析。她决心为她丈夫伸冤。可是她跑遍了所有有关部门,却发现没有人肯受理她的申诉。有的部门在她的哭诉、哀求下收下了她的申诉材料,但几天后她去听回话又不作任何解释地把材料退还给她。她疑心她丈夫可能上了某个黑名单。其所以如此,是和他在那动*乱中免费为广场上的群众送饭并在酒醉后高呼反动口号受到刑事拘留这事有关,虽然有关方面没有谁肯承认这点,甚至还威胁她再胡说就把她抓起来。失望之余,她想到报纸。她愿意放弃黑名单(虽然她坚信那是真的)之说,只作为一般的冤屈向社会呼吁。她希望报纸能仗义执言,作出调查,将真相公之于众,惩治凶手,告慰冤魂于九泉之下。

“我把它拿给我们这部门的头儿看过了。”刘云说,“他叫我去找胡德老师。我去找了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既然有关部门都叫她失望,我们也只好再叫她失望一次。”

吃过晚饭,郑岩在寝室里读从《新天地》编辑部带回来的稿件。

他读了两个短篇,字数都在五千字以内,写改革开放,新人新事的。他联想到已批阅过的几篇作品,题材、手法都大同小异。没有一段富于想象力的文字。的确,读这样的作品,任何一个编辑都可能具有海明威那样的眼力。

他对着稿件坐了会儿,提起笔来改了几个错别字。其中,“忧喜掺半”的“掺”应为“参”,“众多的莘莘学者”应为“莘莘学者”。他查了词典。然后,在编辑部信笺上写下他的意见。

室内光线暗下来了,他打开日光灯,拉上窗帘,站在座椅前作了套颈部运动。颈椎往右往左旋转时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不是每一次都如此,要掌握好旋转的角度,有时发出“嗒”地一声响。

他用的枕头是去世那位同行留下来的。它没和其他衣物一块销毁。高粱壳瓤的枕芯,硬梆梆的浸透了汗渍。郑岩感到颈部不适,想换一个枕头,但又总抽不时间去商店。

那颗曾经枕过这个高粱壳枕头的枯瘦的头颅曾为收监的噩梦所困扰?他调身往床上望了一眼。作为一名记者、专栏作家,他在那次事件中曾因一篇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受到有关部门的追查,癌细胞乘机对内分泌失调的机体大势入侵,终于把他撂倒。他死于癌症,从发病到卧床不足一个月,有关部门还未来得及作出结论,他便一命归天。

隔壁电视在播放本市新闻。偶尔有人从走廊上走过,响起敲门声或轰然关闭的防盗门的声响。没有人来敲过他的门。这幢楼里住的都是级别较低的职员、勤杂工或单身职工,除了在麻将桌上相聚外都不互相往来。迄今为止,郑岩只认识几个在工作上有联系的人,碰上了都只是有礼貌地打打招呼,彼此敬而远之。

楼上住着一家人,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郑岩听见她在楼板上跑动、玩耍的声音,窸窸窣窣,像阁楼里耗子弄出的声音。

小女孩有只猫,有一颗玻璃珠,有辆玩具汽车。此刻,玻璃珠滚动起来,在楼板上清楚地弹了一下、两下,朝窗口一侧滚去,细碎的脚步声追踪而至。

房门砰然打开,传来一双女人高跟鞋的噔噔声,男人的脚步声,拖鞋拍嗒作响。好几个人在走动,挪动桌椅。片刻后传来麻将的哗哗声。麻将叩击桌面的声音透过铁架桌腿、楼板传导下来,像经过扩音器般增大了音量,在头顶上震响。在这些声音中,郑岩仍然听得出那种像阁楼里的小耗子的窸窣声。

他在楼道上没碰见过这一家人。有时晚上两口儿出去打麻将,就把小女孩锁在家中。她一个人滚动玻璃珠,和猫说话,靠近窗口唱一段电视上流行的歌曲。一天晚上,两口儿打起架来了,他听到她的哭叫声。她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却从不哭,玩得高高兴兴的。

在麻将叩击桌面的咚咚声中,郑岩继续阅读稿件。

他正在读的一篇题名《探望》的小说引起他的注意。他涣散的精力很快集中起来,把开头的两段重读了一遍。

作品讲的是一个十岁的男孩探望自己母亲的故事。男孩在一个夏日的早晨动身,沿途扒车,步行,夜宿农舍,第二天下午到达目的地。他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历尽艰辛,满怀希望,但那儿的人却对他说,他因为没带证件也未到年龄,不能见他母亲。他走开去,在铁丝网附近徘徊,碰见一个当地的老头。在老头的指点下,他来到一处山坡上的一片小树林中,隔得远远地眺望一群在地里劳动的妇女。其时天近黄昏,很快响起了收工的哨声。时间只有短暂的一刻,但男孩觉得自己看到了母亲的身影,虽然在那样的距离和光线下他可能什么也看不清。

故事显然发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期。男孩去的是一座关押“牛鬼蛇神”的农场。他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但他对母亲的爱和由此引起的对他后来命运的关心,却使年长的读者想到自己的兄弟,想到在那个时期默默无声地成长起来的、被忽略了存在的一代人。

对一些读者来说,这类题材的作品所具的吸引力就跟有关二战、集中营和犹太人命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所具的吸引力那样经久不衰。作品写得很有才气,与郑岩读过的函授班学员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以这样的作品作为处女作登上文坛是每个青年作家的梦想。

郑岩想到自己第一篇作品被采纳时的激动与喜悦。编辑部一位负责一审的女编辑阅稿后写信给他,说她喜欢他的作品,她作了充分肯定,说她已推荐上去,要他等候佳音。这是在他遭受无数次退稿之后。那时还有这样热心的编辑。而现在,他却不能把这份喜悦给与《探望》的作者。他得听听编辑部的意见。

郑岩呆坐了一会儿,把稿件收起来,锁上门,走下楼去。

他步行了一个街区。夏时制九点零五分,夜场录像刚开始不久。他路过十字路口一家影院附设的录像放映厅,看了看广告牌上的片名,买了张票,上楼走进放映厅。

他在后排塑料靠背椅上坐了下来。室内空气混浊,烟雾腾腾。枪声、爆炸声、喊叫声,宽投影屏幕与进口的高保真音响正在制造香港街头匪警交战的视听幻觉。一个小男孩从母亲怀里溜下来,脚步蹒跚地走到一侧过道上,蹲下身子呕吐起来。年轻的父母坐着没动。男孩蹲了会儿,见没人理睬他,又一声不响地摸回座位上去。

郑岩眼睛逐渐习惯了放映厅里昏暗的光线。枪战过后出现了美女爱英雄的场面。一对丰满的乳房大大方方地袒露出来,衣裙、衬裤扔到了一边,瞬间女人的酮体背向观众面对床上的男人尽情展现。

隔着两张座椅传来说话声。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穿西装,留长发,一副城市青年的派头,但还是看得出来是个农村小伙子。坐在左手的女伴穿着肩膀高耸的时装,戴着耳坠。男青年的手放在她腿上。

郑岩看了一眼,觉得女人面熟。他又调过头去,和她目光相遇。他认出是黄杰新婚的妻子刘玉贞。后者装着没认出他是谁,调开脸去盯着屏幕,把男青年的手拿开了。

第一幕映完,两人便站起身来。男青年往这边望了一眼。郑岩侧过身打算给他俩让道。但两人从另一侧挤到走道上,一前一后走出放映厅。

郑岩把《探望》推荐给王明江。后者坐在办公室里和跑腿的女诗人梁燕聊天,两张脸笑嘻嘻的。“放在那儿吧,我抽时间看看。”正在兴头上的编辑部主任说。

几天后,郑岩又去编辑部。王明江说他已经看了,作品写得不错。不过要发表却很难。问题出在题材上。“写文革的作品我们不能登。”他说。

“可这算什么写文革的作品!”郑岩说,“没有一点血腥、残暴,那么平和,纯真……”

“可格调也够低沉吧?”王明江说,“是谁在践踏这纯真、这亲情?上面一再打招呼,不是我不肯帮忙。我们每一期的稿件都得送审。即使我同意采纳,也会被期刊纯洁处的坏蛋们刷下来。那伙人的嗅觉从不出错,像狗一般灵。”

郑岩替作者感到惋惜。他把审稿意见与稿件一块要了回去。“也许我会建议他投给别的刊物试试。”他说。

“那不会有用。”王明江说,“我的意见就是终审判决。不要责备我。不是我不爱惜人才,客观情况不允许嘛。这局面不会长久下去的。十年、二十年我们不是都熬过来了?你回信叫他写点别的东西。”

“弘扬主旋律的?”

“我们杂志就登这种东西。”王明江自嘲地一笑。“我们从来就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脸皮并不薄。写主旋律,报纸上这么说,电视上这么说,会上、文件上也这么说。一些名家可以写点框框之外的东西,发点牢骚,他们吃苦吃到前头去了,现在又是一些有地位的人。他们自传性的作品中可以夹带点私货。适用于他们的标准不适用于未成名的人。我可以给你看看近几期的杂志,看看我们选登的新学员的作品。”

王明江找了三本杂志,塞在郑岩手里。

“你仔细读读这些东西。这就是主旋律。”他说,“跟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没有区别。作者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帮助政府反腐倡廉(有少数贪污腐化的官员,但迟早会被揪出来),出谋划策,搞精神文明建设,颂扬秉公执法的父母官、检察官、警察、税务官,毫不含蓄地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说教,等等。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也许是个称职的警官、教师、工人,干他们的本行好了,根本没有必要写这种东西!”

“是你给他们签发的通行证。”

“严格说来是政府和宣传部通过我的手。我只是代劳,身在其位,傀儡一个。作为一名读者,我有权看不起这类吹鼓手。”

王明江说罢,哈哈大笑了几声,把眼前的尴尬应付过去。“我们是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尽管放心好了。”他说。“《古拉格群岛》本来已纳入了出版计划,但塑像事件之后无限期地推迟了……”

“许多事都被悬搁起来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王明江问郑岩:“你还在动笔吗?”

“仅限于写写日记。”

“没有可写的材料?”

“想写一本有关东方市的过去与现在的书。”

“你想说什么呢?许多人都说它变化很大,东方巨人。”

“一个面孔模糊不清的巨人。”

“呵,多可怕的意象!又在塑像了,还是老面孔。”

“大家都在等待。”

“不会有新的东西。”

点上支烟,王明江提到作协近期将召开会议讨论团结问题。目前文人的小圈子多,并无原则上的分歧,互相吹吹拍拍,为一些绯闻轶事相互攻讦。你读到一篇书评,首先就要想到这种兄弟性质的小圈子的存在。有些老作家在传记作品中总结自己一生时得出结论自己没有说真话,可要认为他们从此就说真话了是天真的想法。现实提供了最好的检验机会,他们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我是看透了。”他说,“我正在注意那些新国粹派玩的花招。现在还羞羞答答的,但胆子会大起来。主管文艺的官员懂得其中的奥秘……”

沉默了一分钟,王明江问郑岩作协关系是否已转过来了。郑岩说:“我已不再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你会员的资格并没被取消。”

“我已好久没参加活动,可能已被除名。”

“你现在可以重新提出申请。”王明江说,“东方市有自己的规矩。从名分上说,我们也是普通的市民,应该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不想去争取。”

“应该争取。”王明江说。“有的人申请入党,也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作协会员也是种权利。你应该参加活动,文学界的圈子自有的它的有趣和有用之处。去了解这些精英们吧,只要多个心眼就行。高兴之时你会忘了自己的档案记录。你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你。这事你交给我办好了。”

郑岩未置可否,他的朋友似乎想把他拉进一个小圈子里去。

他俩谈到近期登在《曙光报》上一篇吹捧样板戏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王明江想知道它有什么背景。他消息灵通,但毕竟不如新闻界的人那样了解内幕。文章在文艺界的圈子里引起广泛的议论。它肯定是有来头的。郑岩表示他不知情。他是局外人,对报社核心小圈子正在奉命搞的名堂压根儿就不关心。

但是,下午在办公室里碰见胡德,他却提到了这事。胡德是报社党委成员,也是小圈子的主要人物之一,正置春风得意之际。他一系列采访、评论文章见报后,市委宣传部召见了他。

“你以为样板戏就坏?就该永远打入冷宫?可不少群众却喜欢它。”胡德说。尽管郑岩并未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却以好斗的姿态不容分说地把他置于一个对立面。“它体现了《文艺纲要》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东西。前段时间有人对它出言不逊,现在可以收敛了。请问谁给它定过性?它并非那个贪功的婆娘搞的,现在这也得到澄清。不错,它使人想到文革(我在那场运动中也受过迫害),那又怎样?文革就没有好东西?对有些人来说,这也许有点不舒服。他们总有点神经过敏,只要一提到某些东西,哪怕象征性提一下,他们便发出嗷嗷的叫声,就像人家踩了他的鸡眼。”

胡德说话时盯着郑岩,表情严厉,咄咄逼人。郑岩了解自己的上司,在下级面前很放纵自己,说话口无遮拦,甚至信口开河,全凭情绪而定。惟有在会议发言、报刊文章上,从不乱说一句话。胡德刚刚出席了一个重要的会议,掌握了不容一般常人得知的内部新闻。在发完有关样板戏的宏论,确信已把对方镇住,才缓和下来,神秘地笑了笑,说:“我们的老市长很英明,高瞻远瞩,为我们保留了‘保留区’。用文件确定下来。当时,有的人不理解,持怀疑态度。现在证明,这是极有政治远见的一着棋。”

胡德表情变得庄重起来,似乎对这一深谋远虑之举表示敬意。他这人善变,政治上走红使他趾高气扬起来。郑岩瞧他太得意了,便向他说到在录像厅里无意中碰见的那一幕。

“我们了解情况。”胡德用略微尖细的嗓音说,“他是她以前的情人。那又怎样呢?她超过一定的界限,会有人找她的。你以为出了这种事会影响我那篇报道?决不会!报道一经和群众见面,就具有纯粹的独立性,不再受事实的干扰。”

对郑岩的幼稚无知,政治上的不成熟,胡德持宽宏大量的态度。他俩一块外出采访,从报社大楼出来步行去车站,他手抚下级的肩膀说:“我真不知道你以前那份差事是怎么干的,太书生气了,观念陈旧,一副以前那种运动中挨整的书呆子相。”调头朝郑岩一笑,“——可是,我还是喜欢这种人。你跟人斗争,冲杀,身边不能跟一个奸滑之徒,背着你打小报告。好好跟我干,我会帮你一把。不久,我将有个重要的任务——采访‘保留区’——届时我会带上你。”

郑岩和胡德到达第四十六居民区目的地时五点半钟。太阳高照着,热浪尘埃扑面。

胡德与负责这次“扫黄打非”行动的警官刘方接上头。后者身穿便服,手拿话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胡德和他的助手们在报道打击贩卖人口,卖淫嫖娼、赌博等犯罪活动代号为“大扫除”的行动中,与他有过几次工作上的合作。

胡德喜欢战斗在第一线,不怕搞一般资深记者不屑一顾的采访、报道。社会治安、新风尚、救助失学儿童、环保、新书导读、消费指南,等等,他都要插一手。他的文章以短小精悍、立场鲜明见长,擅长于以小见大、画龙点睛之术。“扫黄打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整治社会治安,它配合当前的形势,是种政治行为。用胡德私下的话说,是为了转移视线。

干警刘方以秉公执法、具有献身精神的警官形象出现在胡德的报道中。他对胡德敬如师长。他告诉胡德,情况有变动,五点二十这班车该到的货没到,估计改在八点二十那班慢车。据内线提供的消息,犯罪团伙的面的已驶离车站,可能在前方某个小站接货,再经公路进城。

刘方已调拨人马,调整部署,对窝子进行严密监控,等货到之后来个一网打尽。

一个长得斜眉吊眼,穿名牌衬衫、宽松裤的便衣过来找刘方,两人嘀咕了几句,一块走开去了。

“还有两个半小时。”胡德看看表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饭。”

在十字路口附近一家餐馆里坐下来,胡德从女招待手里接过菜单,点了苦笋烧鳝鱼,青椒肉丝,番茄蛋汤,凉菜,两瓶啤酒。菜上桌前,胡德去了趟洗手间。

这是郑岩第一次和上司共进工作晚餐。结帐时,胡德递过一张百元面额的钞票,调头问郑岩:“你抽什么牌子的烟?”

“红梅。”

“拿一包红梅,一包红塔山,开在发票上。”胡德对女招待说。

烟和发票、找补的零钱搁在一个托盘里送过来。郑岩拿到他的那包,开了封,敬了胡德一支,动作殷勤地给他点上火。一个微不足道的有点巴结的小动作,被他和上司间新产生的友爱气氛冲淡了。

“你跟了我才是这样。”胡德说,“你要是跟了别的记者,不要说工作晚餐了,就是卡拉OK或别的消费场所也早就熟门熟路了。”

胡德很强调上下级关系,很强调自己廉洁奉公的形象,刻意追求一种五六十年代干部的艰苦朴素作风。但此刻,酒足饭饱点上支烟后,他却颇有感慨地说:“咱俩都是穷秀才。人家几十万几百万往包里揣,咱们只有干瞪眼。一纸批条就可以干进几十万上百万,官商勾结,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国家财产。你以为我不清楚吗?内部通讯我没少读。人家不会喜欢你揭他的底。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学生们反对的就是这个。”

“他们是受人操纵。”胡德瞪了一眼,眼神警觉,但并未生气。“我们要斩断的是背后那只黑手。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事。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

两人从餐馆里出来,刚走几步,有人招呼胡德。一个个儿矮小、尖嘴猴腮的男人。像胡德一样衣冠整洁,在单位上混得不错的人。他拉胡德上他俩共同认识的一位女友家里去。

“梅芹这两天很不高兴。有人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她。”矮个儿男人说,“她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噢,你别信她的!”胡德说,“她在生我的气。我有点避着她。上次她演出我没去捧场。那种不伦不类的实验性演出不合我的口味,实在难以褒奖。”

“她听你的话。她需要你的支持。”

胡德格格地笑起来。矮个儿男人提到叫梅芹的女艺人时不住地眨眼,似乎想向站在一边的郑岩暗示,他的上司并非像他在单位上那么墨守陈规,那么正二八经、不合潮流。他有仰慕他才能的女性。胡德似乎也很高兴让郑岩知道他有个演员情妇,不是三陪小姐,而是很有品位的。这可以大大改善他在下级心目中不够新潮的形象。

“好吧,我们一块去。”胡德看看表,说,“不过任务在身,我不敢耽搁太久。”

矮个儿男人招手叫了一辆的士。郑岩和胡德约好八点正在采访地点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碰头。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安排。看着胡德和矮个儿朋友上了车,高高兴兴地离去,他在人行道上站了会儿,然后穿过十字路口,朝第四十七区走去。

《探望》的作者家住第四十七区十六幢四单元五楼十九号。楼道黑黝黝的,进门洞时,郑岩在低矮的水泥横梁上撞了一下。往上走,他揉着头顶上撞痛的地方,一边诅咒建筑设计师的偷工减料。楼道上堆着蜂窝煤,摆着炉子。呛人的煤烟味。“哗啦”一阵响动之后,从渣囱破损的囱口冲出一股炭渣的烟云。三楼转拐处的火炉前,一个女人在一把锑勺里煎油,撅着的屁股挡住了过道。郑岩等她把冒烟的沸油倒进搁在一边矮凳上的盛辣椒粉的磁碟里,挪开身体,才得以通过。他登上五楼,站下来,十九号正对楼道,他敲了敲门。

他等了一分钟,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是谁,传来脚步声,接着门打开来,出现在郑岩面前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她声音听上去要年轻得多。

《探望》的作者不在家,他刚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老年妇女问。

“你是他母亲?”郑岩说,看了看她身后光线暗淡的房间。

“他孃孃。”

老妇人虽然面目和善,但看得出来是位家庭妇女,不可能是那个孩子所探望的知识分子母亲的原型。郑岩突然很高兴她只是他孃孃,他说:“我读过他寄给编辑部的稿件,给他回了信……”

“老师贵姓?”老妇人问,往一边让了让。“进来坐吧。”

“他什么时候回来?”

“啊,太不凑巧了。”老妇人感叹道,“今天是礼拜六,他看儿子去了。”

“他儿子多大?”

“七岁。”

“他本人呢?”

“三十二不到。”

六六年的时候,他正好他儿子这样的年龄,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六九年或七0年,郑岩想,调身望了一个上楼的年轻女人一眼。高跟鞋,超短裙,涂脂抹粉,很时髦,走在街上很难让人相信住在这样的楼房里。女人的身影随噔噔的脚步声消失后,郑岩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说:“我给他留个条子,他可以来找我。”

“他会很高兴的。”老妇人看着郑岩手下飞快滑动的笔尖,说,“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功,他选择这条路真是太难了。”

郑岩从楼上下来,在这一带街区转悠,脑子里仍然想着《探望》的作者和过去年代的事。没有一丝风,街道已沉没在阴影和温热的空气中,高楼上方的玻璃窗仍映照着地平线上的火球。汽车扬起灰尘,塑料篷布圈起的施工的楼房里水泥搅拌器嗡嗡地吼叫,从店铺里跑出来的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追逐,一家舞厅前三五成群地站着年轻人。七点五十,郑岩搭乘一辆出租面的去公交车站。

胡德向郑岩谈到不久前曾轰动一时的农民作家案。那位农民作家和一名乡镇教师合办了一家地下印刷厂。农民作家负责创作,教师负责编辑、出版,短短几个月卖掉了几万册,赚了一大笔钱。结果,在一次行动中地下印刷厂被连锅端掉。其时,农民作家正在创作他的第三部书。他四十多岁,只有小学文化,写的都是他和他老婆、两个情妇之间的性事。他看上去老实巴交,可却极富想象力。在审讯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毫无悔改之意。他已走火入魔,说到他的床上功夫,说到他如何白手起家靠勤奋写作赚了一二十万还有点自鸣得意。最后当法官以非法写作出版黄色淫秽书籍罪宣判他和教师死刑时,他还以为在和他开玩笑呢。

在胡德看来,这案件中地下出版比贩黄的罪更重。

胡德在他的“扫黄打非”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总是把黄色淫秽的东西归罪于西方。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使这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农民作家连西方在哪里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沾了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边,因受其腐蚀与影响而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也就无从说起了。

采访报道见报的第二天,郑岩休假,呆在寝室里读书,写日记。他要写的作品迟迟动不了笔,这天睡了一个午觉起来突然感到有了灵感,但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对稿纸却写不出一个字。去食堂吃过晚饭,他又回到寝室。天黑下来,他没开灯,安静地坐着,构思将要写下的文字,文字所勾起的记忆、激动、讽刺与幽深曲折的感触。

楼上又传来打麻将的声音。昨天晚上,打到两点多钟,吵得他睡不着觉。他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上楼去敲开门。房间里坐着两男两女。男主人是名印刷工,他起身打开门,又坐回牌桌上,动作之迅速就像他压根儿没从凳子上离开过一样。他们抬起脸来。面对眼前这几张精力充沛的年轻的脸,郑岩已火气全消。他说明来意,他们没开腔,有点儿不高兴地调开脸去,继续出牌。郑岩往一边的沙发上看看,小女孩睡了,猫蜷缩在她身边。

今晚的电视节目糟透了。他打开电视机,一分钟后又关掉,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吹来一阵微风,黑沉沉的夜色中树梢在摇曳。对面楼房一扇窗口传来“北京的金山上”的乐曲声。刚才在播放“抬头望见北斗星”。新出版的音响磁带。文革的歌。塑像事件后又流行起来。乐曲没有歌词,使用了现代的配乐技巧,但音符的变化组合却在听觉中自动谱写出革命的老歌词。

这都是宣传部门搞的鬼。他们怀恋文革。对这个部门来说,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宣传再宣传。文革中的老百姓更听话,宣传的作用也更大。

一曲终了,又响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曲子,高昂而激越,一下把人带到二十多年前那人山人海的广场。这乐曲经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响彻广场的每个角落。郑岩回想那个年代的歌曲,几乎都是歌颂毛的。宣传部认为美妙动听的东西,部分群众也认为美妙动听。

郑岩感到在公寓里呆不住。他换了件衣服,带上零钱,锁上房门。

他在街口搭上一辆出租面包车,往市中心方向去,耳畔还在回响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乐曲。这有种厚颜无耻的味道,文革中的群众怎么听起来很顺耳?

开车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车窗前悬吊着一幅已故领袖的塑料复膜彩照,摇摇晃晃的,下面加了红缨坠子。现在这是种时髦。在个体书摊上,出租车上,个体商店里都悬挂起来。这些个体户想说明什么呢?郑岩坐在女售票员旁边的座位上,指了指彩照,问:“为什么挂这个?”

“大家都挂,图个吉利吧。”女售票员看了一眼,说。

司机也调头看了看,接过话茬:“他是一代伟人,值得人们崇拜。他领导的时候,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多贪官污吏。”

“可他领导的时候,却不允许你们这种个体户存在。”郑岩说。

“我听说过,那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司机说,“那时大家都很穷,还有文化大革命(整当官的,再来一次才好呢!),可那时的人心却没有现在这么坏。”

“你那时还没到记事年龄呐。”郑岩笑道。

“我二十一岁。”司机说,打了两声哈哈。

电影院在上映《焦裕绿》,窗外掠过巨大的广告牌。老片新拍。郑岩还记得这位县委书记身披中山服外套坐在油灯下苦读毛著的镜头。倘若他的幽灵从坟墓里钻出来,回到他曾领导过的那片盐碱地,发现民心思变,社员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料想他会多么焦虑、急切而又注定徒劳地在毛著里寻找答案啊!

郑岩从车上下来,去了电影院附近的录像厅。上映《师姐无敌》《嫉妒龙虎斗》。下一家上映《狱中龙》《群龙夺宝》。他往回走,再下一家上映《龙虎贼斗贼》《无敌霸王花》《泪洒江湖》。他穿街走巷,已步行了几站路,走到第五家,抬头看看广告牌:《醉拳》《小龙出山》《江湖龙》。

都是香港片。天下起雨来,飘飘洒洒扫在他滚烫的脸上。他已快接近报社公寓,还有最后一家可走。这得从街口往左拐,来回走上七八分钟路。他知道这家开张不久的录像厅十有八九上映香港片,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朝小街走去。他现在理解那位给报社写信的老师的心情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他装得像散步似的走到门前有盏吊灯照耀的录像厅前,上映《泪洒江湖》《惊天龙虎斗》。

他站下来,看了看售票口一侧的剧照。第一部已接近尾声,从黑色的胶帘门后传来火爆的打斗声。售票员在翻一本杂志。守门的小伙子双手抄在裤包里,叼着烟朝他瞅着。郑岩佯装认真地看了剧照,觉得不太满意,摇了摇头走开去了。

郑岩去商店买了部收录机,几盒摇滚乐磁带。售货员向他推荐香港流行歌星歌曲,郑岩谢绝了。自从那天晚上的录像厅之行后,他就对香港流行的东西恨之入骨。

七点以前,他呆在房间里打苍蝇。他把窗帘拉开,把门带拢。一只苍蝇嗡地一声朝玻璃窗飞去,贴着玻璃窗团团转。他观看了片刻,用卷成筒状的《新天地》杂志打中了它。第二只苍蝇又从幽暗中飞了过来。苍蝇识别不出玻璃,它眼望窗外的世界却怎么也穿不过去。有的人就像这只苍蝇,郑岩想,一下打中了它。他一连打中了五只,拣着翅膀一一仍到走廊栏杆外,用废纸擦干净玻璃窗上的污渍。

七点正,他打开电视机,把窗帘重新拉上。他取出三线插座,插上插头。线他配得很长,三线插座拉过窗前的写字台搁在楼板上,他再把搁在方凳上的收录机的线路接通。

一切安排就绪,三十分钟新闻联播已过。他让电视机开着,音量调小到只有图像的程度,然后对照说明书把收录机上的工作类开关拨到收音部分。收音机有三个波段,他调到短波,声音嗡地一声响起来。他赶忙旋动音量开关,然后又调音调开关,旋动调谐按钮。效果他很满意。几天前,他就在注意各种型号的收录机。年轻人使用的那种双卡收录机体积过大,价格也昂贵;他也决不会买一些老头在晨练中随身携带的那种只有一个波段的收音机。他需要短波。

他调到他要找的台,声音不很清晰。他按了一下波段开关,转收第二波段。正在调试中有人敲门。他关掉收音机,听见一个孩子跑开去的脚步声。走廊尽头上那家人的男孩,两天前,郑岩碰见他坐在楼梯上哭泣。他因为调皮捣蛋挨了他爸爸的打。这会儿他又蹑手蹑脚地摸回来,郑岩刚打开收音机,又来敲他的门。郑岩按下开关,踮着脚尖走到写字台前,撩开一角窗帘。男孩住了手,贴着窗口嬉皮笑脸地往上瞅。但片刻之后,玻璃窗后面出现的扳着的面孔、异常严厉的目光把笑容冻结在他脸上了。男孩悄悄地、感到羞愧地溜开去了。

郑岩重新坐定,找到他要收的台。声音清晰,几乎就像收听本市广播电台一样。播完一则简短的报道后,开始播放流行歌曲。郑岩点上支烟,像面对舞台似的露出微笑、欣赏的表情,对自己刚才的过分严厉稍稍感觉歉疚。

他音量调小一点,歌曲播完,又是一则简讯。并没干扰。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呢?只有四人帮……但,郑岩刚这么一想,电台刚报过八点,便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滴滴滴,嘟嘟嘟,以喧宾夺主之势猛然压过了播音员的声音。

“啊,可恶!小丑!”郑岩骂道,调动调谐旋钮,朝左,朝右,避开那伙小丑的喧嚣。他把音量调大,小丑变得更加猖獗。他往一边调,它弱小得不再刺激耳膜时,播音员的声音也模糊不清了。

室内光线已暗淡下来,郑岩把出现滑台屏幕空白的电视关掉,他没开灯,用手电照着,顽强地和红色电波小丑作斗争。宣传部的小丑。真叫人烦心,坏蛋!他刚才只是一门心思在一个波段上调上调下,这次他调到另一个波段。小丑仍然闹得欢。但是,且慢,他往一边稍稍调了一点,播音员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了。同样节奏紧密的嘟嘟声,但播音员的声音有如交响曲中的主旋律,压过了小丑吹奏的曲调。

郑岩脸上已渗出了汗珠。他把手电熄掉,点上熄了火的烟头,让自己松弛下来。播音员的声音很稳定,加之语言结构总是走在听觉前面,因此虽有干扰,他仍然大体上听得真切。你只能满足于这样的效果了,他想,这不比那段时间大街上的商店里都可以公开收听。这敌对势力的声音此刻正在播送一则家庭轶事。一个有十六个孩子的家庭,其中一个孩子讲,要是你上食品店买果酱之类的东西,不在路上偷吃一点儿的话,放进冰箱里转眼便消失不见了。说得多有趣。东方市的电台、电视台就从来不让孩子们说这类话。

郑岩看看时间,一刻钟后才有他要收听的节目。他让收音机开着,带上门,站在走廊上点上支烟。在四周电视机的嚷嚷声中,他倾听室内的声音。它小得在走廊上几乎听不见。

十一

白天听摇滚乐,郑岩开大了音量。中午午睡前和晚饭后到天黑这段时间过路人都听得见摇滚乐的乐曲声,麦当娜的演唱,单簧管、萨克斯演奏的爵士乐。几盒磁带反复播送。有人不怀好意地赐给他一个“摇滚乐迷”的称号。这是精神文明单位,胡德认为他这么做是不识时务。

胡德不知为什么,充当起郑岩的保护人来了。他敦促郑岩参加几个兄弟单位联合举办的为配合当前形势进一步深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题为“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咏大会。

“我嗓音不行。”郑岩婉言推谢。

“大合唱,谁去听你的嗓音?”胡德说,抬了抬眼睛。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批阅一份稿件,郑岩站在窗前抽烟,看着下方庭院里开进来一辆红旗牌轿车。

“我不是党员。”郑岩说,注视着红旗牌轿车停靠在一辆白色面包车旁边,从打开的车门里钻出一颗谢顶的脑袋,接着出现了穿青色西装的肥胖身躯。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夹着公文包,腆着肚子走进大楼里去了。

“要党员才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吗?”胡德说,已停下手中的笔,在转椅上坐直身体。“我们就是要让非党员群众参加。群众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不拥护资产阶级自由化。”

郑岩从窗口调过身来,面带微笑地看着胡德,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是这样的群众。”

“这是给你的机会,你应该争取表现。”胡德没理会他说的话,“我替你报名。”

“不,你不要勉强我。”郑岩仍旧笑着说。有人推开办公室的门,把一份打印的文件放在胡德的办公桌上,简短的几句话之后,又转身走出去了。

“你不乐意,是吗?”

“我真的不想参加,”郑岩说,“除非作为任务硬派下来。”

“我们需要的是自觉。”

“我没有这种自觉性。”

“你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能不热爱吗?”郑岩笑着摇了摇头。

胡德注视着他,好像要对他着出某种甄别似的,然后说:“没有人能说他不热爱党,党也不会允许有人不热爱她。”

“啊,是这样!”

“你对党多少还是有感情的,”胡德接着说,“但你有悲观主义情绪。”

“我并不悲观。”

“可是你总是我行我素,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脱离集体……”

胡德还想说下去,但郑岩已转身离开办公室。胡德略感困惑地看着他的背影,急于把话说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好好想一想,不忙说报不报名的话。”

郑岩没乘电梯,他从楼梯上一口气跑下七楼。从大门出来,他看看时间,三点一刻,老时间两点一刻。二十分钟中后,他已来到《新天地》杂志社。

他跟在一个端茶盅的男人身后走进王明江的办公室。里面已坐着几个人。王明江见了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想给你去电话。会员证办下来了。”

郑岩记起来了,他已给过王明江两张一寸的免冠半身相。接过手的会员证褐色的人造革封皮,烫金字体,他翻了翻,抄进衣兜里,听王明江说:“有个本本总比没有好。作协里还有人认识你,读过你的作品。今天是星期三,下周这个时候,有个会议邀请你参加。”

郑岩没问是什么会议。办公室里已有六七个人,还有人掀门进来。王明江把其中两个作家、一个大学讲师兼文学评论家介绍给郑岩。介绍年长的作家时说:“他刚出了部描写农村改革的长篇,在文艺界反响强烈。宣传部作为重点作品扶持。影视制作中心已派人联系,打算改编成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对年轻的作家则说:“函授班的第一批学员,已加入作协,他一个短篇在‘爱我东方’征文大赛中得了一等奖。”

王明江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唱主角的人。今天的会议是由他召集的,讨论函授班学员的创作现状。郑岩已在批阅第二批学员的作品,想到自己已延误了交稿日期。但王明江说:“不要紧,没人催你,慢慢改好了。你也是名辅导员,我不想耽搁你,但既然来了,就一块坐下来开会吧。”

郑岩哪有心思坐下来开会。他起身告辞。从《新天地》杂志社出来,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隔着自行车道,小轿车、面包车、公交车一辆接一辆从眼前驶过。一段时间,只有小轿车疾驰而过,红旗牌、本田、桑塔拉、奥迪、奔驰,车轮摩擦水泥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在一处人行道的树阴下,郑岩站下来看一个失去了双腿的残疾人用粉笔在地上书写自己凄惨的身世,丢了一元钱给他。

在十字路口附近,郑岩买了张票,快步登上二楼舞厅。

掀开的门帘后面光线很暗,乐队在演奏《红湖赤卫队》的乐曲“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粉红色、幽暗的灯光刚刚打出一个手拿麦克风、身著青裙的女人的身影,革命歌曲经她演唱变得软绵绵情意深长。舞池里男女拥抱着,在中间光线最暗的地方组成一道黑黝黝的人墙。跳完一曲,人墙散开,乐曲声再起,人墙重新组合起来。郑岩邀请了一位身穿齐腰衬衫、大摆裙的女人。女人浓妆艳抹,三十多岁,也可能四十多岁。郑岩也是在她站起身来才发现她妆化得这么浓,难以确定其实际年龄的。两人朝舞池中间跳去。进入人墙中,被一对对男女包围起来,不再移动脚步。郑岩感觉到女人温暖的身体,紧贴他的柔软的乳房。女人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抚摸着。乐曲声中女歌手情意绵绵地唱道:“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咱亲人解放军……”郑岩往四周看看,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人,一张张脸都贴在了一起,男人垂下了头,在乐曲声中闭上眼睛。

郑岩调身注视身边的一对男女。尽管光线暗如黑夜,他还是看出了那个戴着金耳坠、衣著时髦、散发出香水味的女人是英雄黄杰的妻子刘玉贞,舞伴是他在录像厅见过的那个青年男人。刘玉贞也看到了他,一点没有吃惊的样子,一双眼睛从男人的肩后平静地注视着。

十二

郑岩没报名参加歌咏会,胡德却报了名。有一周的排练时间。胡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把工作也放下来了。星期三下午,不到两点郑岩坐在编辑部修改胡德塞给他的一份稿件。胡德的另一名助手写的。《曙光报》曾登载过医院收受病人家属红包的负面报道。这份稿件是正面的,报道经党委大力整顿后医院所呈现的拒收红包的新风貌。

三点零几分,电话铃响了。郑岩起身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王明江打来的电话,叫他马上下楼,几分钟后有车接他去作协。

郑岩把出席会议的事全忘了。稿件他已改好,匆匆划去一小段文字后,便交到隔壁的总编办公室。他从楼上下来,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已停在大门外。王明江替他开了车门。

车上还坐着几个出席会议的人。女诗人也在其中,从前排座椅上调头朝郑岩一笑。“你该读读她近期登在诗刊上的诗。”王明江含笑对郑岩说,语气中有种奉承的味道。但郑岩还是明白了那样的诗不值一读。

他们到达时,作协三楼的会议厅里已坐满了人。会议由作协副书记、市宣传部一位官员主持,传达宣传部下发的一份有关当前文艺界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精神。这份文件就摆在他面前搭了桌布的条桌上。此人五十来往,仪表不凡,讲话慢条斯理,语气温和,时不时停下来翻翻文件。他身边引人注目地坐着一个满头银发、骨瘦如柴、目光锋利的老人。

“认识他吗?”王明江问郑岩。讲话已结束,会场上响起嗡嗡的说话声。会议进入自由讨论阶段,立刻就有人要求发言。

郑岩摇了摇头。王明江说:“著名的老作家丁佩舟。好长时间没在作协露面了。他用十年时间潜心创作了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征途上》,上下册,六十多万字,写一个革命作家的成长历程。最近由东方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明江停下来,听了听发言人的讲话,朝旁边隔几个座位的中年男人点头微笑,接着说:“书中有他年轻时在左联圈子里的一段经历,据说把左联的几个著名作家、活动家也写进去了;还写了延安时期的经历,写革命作家如何接受并奉行《文艺纲要》精神,等等,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用艺术的形式。能够写那个时期的作家现在不多了。你瞧他多大年纪?”王明江微笑着注视老作家,像注视一件珍贵的文物,压低了声音:“世纪初出生的,好家伙,还没老糊涂。还有虚荣心接受别人的祝贺——这是这次会议的压轴戏。虽然出版社和宣传部门已就《征途上》的出版发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他更喜欢听听来自作家圈内的赞美声。你等着瞧吧,已替他安排好了。”

第一个发言人结束,冷了会儿场。会场上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已有人开始走动,有人站在窗口抽烟。接着,作协的另一位副书记开始就作家内部的团结问题发言。没有多少人想听,会场上嗡嗡声不断,始终有人进进出出。

王明江让郑岩注意刚刚起身离开会场的一位瘦高个儿、拱背的文学评论家,说:“他前不久捅了个漏子,原因是他不了解内幕。《东方文化》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读书的文章。文章本身没什么错,但问题是它出自一位四人帮走卒之手,此人当时仍在在押期间。评论家立刻撰文加以抨击,认为一个四人帮的爪牙没有资格在报刊上谈古论今。他猜测内部有人替这篇文章开了绿灯,他凭着一时的义愤写道:这种人或是有意忘了文革的教训,或是本身就和四人帮有瓜葛。就是这句话出了问题。他猜是猜对了,却没料到来头有那么大。文章的发表是经不久前去世的文艺界的大人物、前宣传部长点头同意的。批评家被叫到宣传部挨了顿臭骂,并以组织名义要他写了份检查。之所以没对他作进一步的处理,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员觉得自己在这事上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批评家正在走红,本来打算提升他为副总编的,这事发生后,他晋升无望了。”

王明江说罢,打了两声哈哈,把周围人的眼光吸引过来。他本人最近得到晋升,被提名为《新天地》杂志社的常务副总编。

自由讨论结束,嗡嗡声静下来。会场的注意力集中在老作家丁佩周身上。面带微笑的副书记作开场白,两眼环顾四周,说道:“在座各位可能已经听说——有人或者已拜读过——丁老最近问世的大作《征途上》。这是我市文艺界一件大事。潜心创作十年,其中的艰辛,不要说年逾古稀的老人,就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作家也难以承受。想到这点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现在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当面向丁老请教,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什么精神支撑着他?我们晚辈洗耳恭听。”

他带头鼓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丁老站起来,鞠了一躬。他神色庄重,想笑一笑,但面部肌肉却不听使唤。他锋利的眼光中闪过的不是老人的温和与睿智,而是一位斗士的警觉与固执。他坐下来,牵了牵衣服的下摆,咳了声嗽。

“是责任感促使我写这部书。”他说,声音听上去有些古怪,好像通过机械的发音器说出来的失真的声音。停顿了一分钟,这声音继续说道:“我和周昕同志(已故的前宣传部长)谈到我的写作计划,他很支持。我这部书可以说是在周昕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写成的……”

王明江向郑岩眨眼睛,表示他对此有话可说,不是现在,而是等会儿。现在他和大伙一样洗耳恭听。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老人的声音继续说,“文艺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错的,或者左的。左联是左的路线的产物,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没有真正的文学,文革就更不要说了。这种否定一切的观点虽然没有付诸报刊,但在一些文人圈子里却盛行一时。是周昕同志提醒我们它的危害性,提醒我们坚持《文艺纲要》精神的紧迫性;一些作家迷恋于写文革,也是周昕同志提醒我们不要继续写伤痕、揭伤疤了。我们犯过错误,可是我们有勇气改正错误。大量的冤假错案是谁平反的?是谁领导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摆正自己的立场。不是别人,正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和左的路线的斗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党员作家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

“我想走了。”郑岩说。

“不想再听一会儿?”王明江说。

“不想听了。”郑岩站起身来。

“你在门口等我,我跟着就来。”

郑岩在大门外抽完一支烟,王明江出来了,两人一块顺着人行道往前走。

“会有人替他捧场的。”王明江说,“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杰作,上面派了不止一个秘书协助他,也不像他吹嘘的那样写了十年。书还在印刷厂里,评论文章就见报了。书中不少篇幅写解放后主人公在各次运动中的经历。写了镇反,肃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他写过歌颂大炼钢铁、放卫星的诗歌,五七年反右让他躲过了,文革中可就没有那么幸运。据评论家说,不管他写什么,他始终运用了正确的、一个革命作家的观点。我们刚才有幸见识了这种观点是怎么回事。”

“没有新的东西。”郑岩说。

王明江陷入思考中,沉默片刻,说:“你读过《边寨清流》吗?”

“读过。”

“我们文学中的不朽之作。”王明江说,“几年前,我陪文艺界一位官员,见了作者一面。人已老态龙钟,被时代折磨得不像样子了,再也见不到天才的闪光。非党作家,五十年代初就差点难逃噩运,后来再没动笔了。我想到那些党员作家(我自己也是党员作家)在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是怎样的趾高气扬,怎样排斥、打击不同观点的非党作家啊!《边寨清流》和它的作者从此打文坛上消失了。不会有回忆录问世的。死的已经死了,剩下的已耗尽了生命,不再有丁老先生这种关心后世名声的顽强精神,也活不了这样的高龄。啊,这些老党员作家!”

“在文革中的待遇倒是比较公平的。”郑岩说,两人点上支烟,登上一座过街天桥。一个坐在阶梯上的老人伸出一只讨钱的手。

“可受迫害最深的还是那些非党作家,地富反坏右。”王明江说,朝桥下的车流望上一眼。“左联的大人物不是都平安地活下来了吗?只要没有个人恩怨、不是那条路线上的人都不会送命。说谁平了反,却不说百姓苍生付出的代价。统计数字是很惊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风头人物受迫害是罪有应得。比起周昕之流来,姚文元可谓晚生辈了。文革中他们在棍下受难,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碰巧没站在挥棍子的位置上罢了。看问题要分清哪是真正的受迫害,哪是狗咬狗。”王明江打了几声哈哈,两人已下了桥,踏上人行道。“啊,那些大人物、文艺活动家、幕后策划者,他们对文学犯下的罪孽可不少。整个文学史上恐怕也难找到如此好斗成性、如此爱钻牛角尖的自命不凡的一伙人!文艺界的鳄鱼、秃鹫,扼杀天才的刽子手!迫害异端,对自己人也往死里整。现在,他们关心起死后的名声来了,大权在握,忙于写回忆录,著书立说,网罗喽啰……我担心后世得到的将是一笔糊涂账。”

话题又回到《征途上》上,郑岩想到老作家那双凶狠固执的眼睛,说:“在周昕的关怀下写出来的,可想而知是什么东西了。这么老的人了,还要贪图名望,对异端还有这么凶狠。”

“一点不错,”王明江说,“人类才有的意识形态的凶狠。”

十三

歌咏会如期举行。地点设在离报社不远的某兄弟单位的礼堂里。单位放半天假,要求人人参加。《曙光报》歌咏队由三十六人组成,一共演唱了三支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阶级苦》《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文革中走红的歌曲。歌声在乐器的伴奏下震撼了整个大厅。

上台演唱者中胡德年龄最大,声音沙哑,背着双手站在第一排末尾上。歌咏队的人都穿着统一的白衬衣、青下装,结着大会筹委会赠送的红领带。胡德白衬衣的尺码小了一号,他的肚子更加腆出。但他表情生动,以老卖老,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胡德五十八岁了(他对外只说五十四岁),还像年轻人那样思考行事。他很赞赏一篇讲人生五十开始的文章,也撰文唱和,表示一个革命者的宝刀不老。在郑岩看来,他的上司也许就是个潜在的心理症患者,妄想症。他某些言行自相矛盾。他超常的活力与夸张的信念,显示了他心理上的不平衡。

胡德的名气在一天天增大。现在提到他,都冠以“著名记者”,“著名作家”的称号。他的文章经常见报。他搞采访,也写论战性、警世性的评论,对青少年的道德净化尤为关心。他下笔成章,写的都是热门话题,文章常常被别的报刊转载。他怀恋毛领袖(他就是在他当政时入的狱),在他的忌辰、他著作发表的周年纪念日,他都写了缅怀颂扬的文章。他采访英雄、劳模,组织人撰写回忆录,参加出版社举办的发行会,文艺团体的颁奖会。他头衔不少,是个大忙人,了解内部新闻,和上层人物有接触。在报社激烈的派别斗争中,他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这天下午,他和郑岩又去采访一个雷锋式的人物。

胡德没忘记自己或多或少是靠采访英雄人物起的家。他深知自己骄傲不得。他现在走红已遭人忌恨。他取得了成功,但还不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会有玩不转的一天,这是他暗自担心的。因此基层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被采访的英雄人物写信向编辑部毛遂自荐。英雄叫罗志立,退役军人,在部队上荣立过三等功,中共党员,现在一运输部门工作。近几年来,他利用工余时间帮助老年人,扶助残疾人,挽救失足青少年。他的事迹已传遍了他所居住的那片居民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有利于群众的事,因此不怕一些思想落后的群众背后骂他“神经病”,“脑筋有问题”。他甘当雷锋式的傻子,一直坚持不懈。前不久,他给一个军属老大娘送煤球时,突然昏倒在楼梯上。他上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了肝癌。他的意志曾一度消沉。但他想到那些英雄人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振作起来了。他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他要把自己有生之年献给那些需要他的人。

他不仅给报社写信,也给市委宣传部、市长办公室、市人大写信,而且也让受过他恩惠的群众写信,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加了批文转到报社来。批文说:“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心里装着群众,处处事事起到了表率作用,用自己实际行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该引起我们新闻部门的高度重视。”

英雄住在第二十四区一幢楼房的底楼里。郑岩和胡德到达时,正置楼房单元门外的粪池充盈漫溢,脏兮兮的粪水铺盖了楼前抹斜的通道,几个临时招来的民工正在作救灾工作,用粪提打揭开的粪池口往粪车里舀粪。胡德走在前面,低着头,踩着垫脚的一排砖块进了单元门。

英雄热情地接待他俩。他刚才正在指挥赈灾工作,这会儿上厨房洗了手,在饭桌旁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客厅里光线昏暗,他起身拉亮了灯。门敞开着,外面的臭气飘了进来。

“几天前粪池就在往外泄粪了。”他重新坐下,说,“居委会派人下来没解决好,原因是粪池在一单元搂下,二单元、三单元的人不愿出钱。”他搓着一双大手,笑了笑,“最后,由我出面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粪池是公用的,大家都得摊钱,这道理很简单。有人说这是环卫部门的事。但环卫部门撒手不管(负责的几个环卫工人在闹意见)怎么办?一些群众的觉悟不高,需要有人出面做工作。像垫一排砖让人过路这样的小事,也得有人去做。”

他浓眉大眼,骨骼粗大,精力充沛,不像是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他说话时眼睛在胡德和郑岩身上溜来溜去。对记者的到来,他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显得很激动。没通过街道和相关的组织直接对他进行采访,这是他没想到的。对两人的身份他并不怀疑,只是怕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再次问胡德是那个报社的,真的是《曙光报》吗?直到胡德给他看了记者证,满足了他视觉上的需求,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英雄的妻子是脸色苍白、病兮兮的女人。家里有个十来岁的男孩。女人沏了茶,怯生生地没说一句话,上厨房泡咸菜去了。男孩呆呆地站了片刻,目不转睛地盯着胡德和他的公文包、郑岩手中的录音机,然后转身跑出门去,隔会儿传来他兴奋的嚷嚷声:“记者来了!记者来采访我爸爸了!”

“这孩子!”英雄脸露笑容,起身关上了房门。面对采访,他对答如流。他善于谈吐,记忆力惊人,说到他为群众做的好事,巨细不漏,如数家珍。

他把别人写给他的感谢信和一本红壳子笔记本交给胡德。

“我的日记。”他说。

胡德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翻阅起来。英雄看看郑岩,又看看胡德。门外来了几个孩子。他起身打开门,把他们轰走,站在门外和隔壁好奇的邻居交谈了几句,进来重新把门关上。

“买米买煤球,帮群众做事,很好。”胡德眼睛盯在日记上,说,“可是,现在买煤球都有人送,买米也可以让商贩送上门……”

“可那得多花钱,也得上市场去买。”英雄笑了笑,说,“再说,这两者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长期病号来说,我送去也不仅仅是煤球和米,而是党和政府的温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胡德问,从日记上抬起眼来,合上笔记本,身子往沙发上一靠。

为什么?一丝警觉从脸上掠过,瞪视着对方,神态严肃、庄重。“共产党员,心里还能没有群众?”

“说得好。”胡德说,避开英雄的目光,朝郑岩看了一眼。

英雄看看他俩,说:“任何时候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不能丢。”

接着,非常怪异地,没有任何前奏与过渡,英雄用说唱的腔调,低声吟唱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郑岩觉得他眼光怪怪的,在观察两人的反应,多疑,警觉,骨碌碌,火辣辣,忽而瞪视,忽而从眼角瞟上一眼,不像一个诚实人的眼光,甚至也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眼光。

英雄送他俩出来,脚步小心地踩着砖块穿过粪流。他握着胡德的手,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我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但我不会叫上级领导和热心栽培我的老师失望。我见过一些‘讲演团’,曲啸老师和他的战友们我也见过,在电视上、会场上……”

“你不会比他们干得差,是吗?”胡德说。

英雄笑而不答。两人来到大街上,默默地走了段路,胡德感叹道:“多么乖巧啊,学到家了!你听到他刚才对我说的话了吗?他真让我长见识了,我采访了这么多英雄,还是第一次遇上。”

“他和别人并没多大不同,只不过有些江湖习气罢了。”郑岩说。

“你对共产党员是怎样看的?”胡德问。

“哦,会怎么看呢?”

“你肯定有看法。”胡德追问道。

“我没什么好说的。”郑岩说,不明白胡德的意思。

“你害怕了。”胡德说,“我喜欢听你说老实话。”

郑岩耸了耸肩膀。胡德接着说:“我不喜欢他们中一些人,还不如普通群众。”

“可你自己也是一名党员。”郑岩说。

“我不是说普通的党员群众。”胡德说,不高兴地瞪了一眼。

“可你也不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群众。”郑岩说。

“我不否认我身上的缺点有时比普通群众还多。”胡德稍稍迟疑,雍容大度地说,“我自己也做假,可是我不喜欢做假的人。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耶稣基督,或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就像从阴云里迸射出一线阳光,胡德脸露笑容。他知道自己的话在下级心中产生的效果。作为一名成功者,他有权信口胡诌,说过的话他可以收回。他今天心情有点不对头。出来采访前,他接到一个电话,一直闷闷不乐的。这是极少有的事。

他把话题转到英雄身上,说:“我已到医院作了调查,有关他患肝癌的说法只是一场误诊,他有意利用这点引起别人的同情,这是其一;其二,这本日记不是逐日记下的,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它是写出来让人看的。”胡德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拿在手里翻起来,“文理不通,像小学生的作文。要真像小学生的作文那么单纯倒好了。瞧这句,‘在奉献中发出全部光和热’再瞧,‘早晨醒来想到三单元七楼的军属老大娘赵×,她有风湿病,不要忘了问候,送去一份关怀’在热被窝里想到的恐怕不会是什么军属老大娘。迅速地翻过几页,瞧,‘今天我在会上发言,要大家形成一种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对他们决不能手软,要狠狠地打,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心肠够狠的,当初我在会上也这么说……”

两人让开一个推着货车的小贩,胡德合上笔记本,说:“他想使我们的英雄采访、报道成为一场闹剧。这坏蛋,把我们吃透了。我本人对他很反感。要不是上面已明确表态,我是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上报的。”

“他想加入演讲团。”郑岩说,“他有表演天才,完全可以相信,他会干得很出色。”

沉默片刻,胡德说:“群众需要英雄,需要表率。这就像黄杰,我们需要他,立场坚定的平*暴英雄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宣传。黄杰并非被暴徒打伤,而是被自己人误伤。”

随即,又警告郑岩:“你可别拿出去乱讲,现在这还是秘密,乱讲要负责任的。”

黄杰的妻子刘玉贞仍然继续和那个年轻人幽会。除那次在舞厅外,郑岩又在不同的场合碰见过几次。

“我们了解的还不止这点。”胡德说,“英雄已被这个婆娘败坏了。什么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完全是只晦气的乌鸦。她的情人已是个黑道上的人物,已把她拉下水,有关方面正在跟踪调查。”

十四

翌日上午十点,郑岩正在办公室里整理采访录音,接到王明江打来的电话。“给你提供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王明江的声音高兴地说,“地点在东方宾馆底楼大厅,一个‘百花杯’诗歌大赛颁奖会,云集了各地诗人,有文艺界人士出席,盛况空前……”

“这样的盛会,能不通知报社吗?”郑岩说。

“颁奖会不对外公开,自有它的隐秘。”王明江说,“举办者借用了两家杂志社和一个权威的文化部门的名义,《新天地》是其中一家杂志社。我是了解内情的人士之一,据我所知,必有意外惊喜的事发生。”

“你也到会吗?”

“那还用说,我在此恭候。”

郑岩挂上话筒,胡德刚刚步入办公室。问明情况后,他同意走一趟。“我听人说起这事了。”他说,“对文艺活动应加强关注,目前我们已落后于其他报社。”

郑岩到达时,王明江和女诗人梁燕一道等候在大门外。

“你也是获奖者之一?”郑岩问梁燕。

“不,我的诗从不参赛。”梁燕说。她身穿白色T恤衫、牛仔裤,笑吟吟地站在王明江身边。王明江一身笔挺的浅灰色西装,系着领带,老人头牌皮鞋擦得锃亮。

“我们一批函授班的学员参加了大赛。”王明江说。他本人代表《新天地》杂志社,文艺界人士,应邀参加颁奖典礼。他对郑岩说:“会议拒绝记者采访,你不必亮明身份,不必作记录,留心观察好了。”

还在门外,就听见里面传来的嗡嗡声。与门厅相隔一条走道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嗡嗡声响成一片。人群上方,一幅毛笔书写的横标“百花杯诗歌大赛颁奖大会”跃入眼帘。长椅上坐着人,但大多数人三五成群地站在过道上,主席台前围了一大群人。显然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人人都很激动,议论纷纷。看得见愤怒的脸,也看得见笑脸。一个乡村教师模样的中年男人在人群中煽动性地嚷道:“这是骗局!骗局!”

一进会议厅,就有人把王明江叫到一边去了。梁燕可能心中有数,面带微笑朝四周观望着,丝毫不觉得意外。她站了会儿,看见王明江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一侧,便穿过人群朝他走去。

郑岩想靠近主席台,但在半路上停下来了。眼前一伙人使他留驻脚步。看样子是乡镇上的人,挤在靠墙的过道上。一个四十岁左右黧黑清瘦喉结突出的男人朝他笑着,他身边一个身穿簇新的海军蓝西装、结着鲜艳领带、打扮得像新郎的男人也脸露笑脸。在四周激动的旋涡中,这伙如呆在平静水湾里的人保持了冷静与嘲讽。“受骗了。”黧黑清瘦的男人对郑岩说,“很高明的骗术。”

郑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穿夹克衫的矮个儿男人说:“钱他们吃不去,会有人出面管这事的。”

“可人家是有来头的,不然敢这么耍弄人吗?”说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乡镇妇女,化了妆,戴着对大耳环。郑岩说什么也看不出她和诗歌有何关系,挽着她手臂的年轻姑娘多少还有点这方面的气质。

“可还有法律。”

“哼,法律,狗屁!”

“什么钱?”郑岩问。

“参赛费吧。”

“还有集资出版费、颁奖费。”

有人递了份打印的参赛邀请函给郑岩。“通过邮局寄的,每人都得到一份。”

“他们怎么知道姓名、地址的?”有人说,“我一直觉得纳闷。”

“你给编辑部投过稿吧?那搞到你的姓名、地址还不容易?”

“我打听清楚了一共有五百多人参赛。”

“你的诗(每人限定三首)和二十五元参赛费寄出去了,很快得到回信,”矮个儿男人说,“说已经过初选,你的的大作已被列为候选作品,即使不中奖,也将在大赛筹委会拟定出版的参赛者优秀诗集中问世。集资出版费二百五十元(中奖者也需出这笔钱)。谁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诗作和读者见面?谁都知道现在没有门路要发表作品多么艰难。你满心欢喜,如数寄去。没隔多久,更大的喜讯传来,你的诗歌已经中奖……圈套就是这么给你设定的。”

“你报到的时候,叫你缴三百元,说是领奖费。”结鲜艳领带打扮得像新郎的获奖者接着说,“有的缴了,有的没缴。可最喜剧的地方还在于,你到颁奖会上才发现,所有的参赛者一个不少地都经过初选、缴了集资出版费、并且一个不少地都中了奖!”

“他们才是诗人!”有人说,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是骗子、强盗!”

“钱他们吃不去。”矮个儿男人说。

“这奖我不要了。”黧黑清瘦的男人说,“但集资出诗……”

“那也是骗人的!”

大伙七嘴八舌,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有人不但赞成集资出诗,而且也认为花三百元买一张大赛奖状并非是件不可接受的事。

郑岩朝前走去。主席台前仍围着一大群人。扩音器里传来会议主持者的声音:“大家请安静!请安静!回到座位上去!……”

主席台上坐着二男一女,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对抗议的人群显得非常镇静。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对主持者附耳低语了几句,走开去了,主持者对着话筒说:“大家请注意,请注意……经大会筹委会研究讨论,现作出如下决定:一,保证诗集出版按正常程序进行。鉴于参赛者都有让诗作出版的意愿,筹委会已与出版单位签订了出版合同,因此,原则上不退还集资款……”

嚷嚷声四起。主持人略作停顿,手握话筒,继续说道:“二,获奖自愿,缴费领奖。对已缴费者,作自愿处理。我在此提醒大家,本筹委会的颁奖资格是经权威部门认可的,请各位不要错失良机。”

嚷嚷声中,有人高声问道:“为什么要出钱领奖?”

问话人是个身穿长袖T恤衫、牛仔裤、身体壮实的年轻人,为了引入注目站到座椅上。

“让我来回答。”女主持人说,欠了欠身,接过话筒,面朝提问者说道:“对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来说,奖状意味着荣誉、认可。荣誉没有白给的,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按你的水平根本没有资格获奖!”

抗议声、喧闹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提问者从座椅上消失了。女主持人目光扫视人群,面不改色地补充一句:“——这话也适用于在场的各位!”

“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

“女骗子!”

抗议声再起。郑岩往主席台左侧望望,王明江仍站在那儿和人说话,对四周的喧哗充耳不闻。梁燕站在他身边,侧过脸来朝主席台注视着。

突然,有人撞了郑岩一下,一个拄着根拐棍的瘸腿的青年拨开众人直奔主席台。一摞奖状搁在女主持人面前,瘸腿青年伸手薅过一张,转身就走。“抓住他!”女主持人嚷道。

年轻的主持人之一迅速作出反应,只见他站起身来,双手一撑,身体倏然跃过台子。动作之敏捷只有体操运动员或习武的人才能做到。他一把夺过奖状,当胸给了瘸腿青年一拳,旋即飞腿踢中其髋部。瘸腿青年打了个趔趄,被踢倒在地,后面的人把他扶了起来。

大伙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年轻的主持人手拿夺回的奖状绕到主席台那边去。瘸腿青年气咻咻地站下来,有人把踢飞的拐棍交还给他,双方对峙片刻,刚才讲话的主持人恶毒地讥笑道:“瘸腿诗人,从来他妈的没听说过瘸子也能写诗!”

“拜伦就是一个瘸子!”瘸腿青年反驳道。

“拜伦是谁?”男主持人眼望瘸腿青年,朝女主持人侧过头去。

“英国诗人。”女主持人耳语道。

男主持人眼睛没离开瘸腿青年,满脸鄙薄地反唇相讥:“可人家是英国瘸子!”

“可耻!”

“这是什么话!”

“洋奴才!无耻!”

再次掀起抗议的浪潮。主持人呼叫警察。像变戏法似的,六名身穿警服、手持电警棍的干警应声入场。郑岩瞧见王明江朝他招手,穿过纷乱的人群朝他走去。

“所谓大会筹委会并不存在。”几个人走出宾馆大门,王明江说,“都是那几个混迹于文艺界的年轻人一手搞的。他们有门路,出了事有人撑腰。”

“这么做也太缺德了。”郑岩说,“为什么编辑部让他们借用自己的名义?”

“你以为编辑部就这么纯洁?”梁燕说,“一路货色!”

王明江解释说,这次是总编作的主,拿了人家的钱吧。“我对那些受骗上当的诗人很同情。”他说,“默默无闻,辛勤耕耘,没准也有人读过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不过,终归还是耐不住寂寞,谁叫他们那么看重自己写的诗、那么看重一纸奖状呢!”

十五

单位选举人大代表的第二天上午,郑岩一到报社就被通知到政工处去。

郑岩乘电梯到达九楼。政工处名义上是党委下属的一个部门,没打自己的招牌。但大家都知道它还直属另一个部门管辖,能独立地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郑岩受到客气的接待。处级干部王长进抬了抬手,示意他坐下。

郑岩隔着办公桌坐下来。墙上的石英钟指着八点二十五。铝合金窗外传来下方街道上汽车的马达声,城市的噪音隐约可闻。王处长又看了一两分钟文件。

郑岩寻思,或许是为了收音机的事找他吧?这两天,单位上都在谣传一则外电报道的本市外逃人员揭露有关暴*乱内幕的消息。或许要清查消息来源吧?如今收听外台虽然不再触犯刑法了,但依东方市的规矩,别人总可以询问你的动机,总可以以组织名义找你去谈话吧?

但王处长找他是为了别的事。

他推开文件,清了清嗓子,眼睛从眼镜后面注视郑岩片刻,说:“你来报社一段时间了,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这是客套话。郑岩谦虚地回答说,他自己满不满意是件小事,关键要看领导和群众怎样评价他的工作。

“简单点说吧,我们最近作了点调查。”王处长一本正经地说,“对你的工作没有大的意见。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了。你干得不好,也不坏。在人人讲奉献的今天,你还可以干得更好些。这点无需我多说,你缺乏一种主动精神。”

郑岩请他讲具体点,他想知道自己今后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这要到实践中去摸索。”王处长说,“在单位上,工作还不是一切。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态度。根据群众反映,你在政治学习会上从不发言,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缺乏热情。迄今为止,会议记录上还没写下你一句话。大家都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因为工作关系,你和胡德同志要说得多一些。”一丝隐秘的笑意掠过唇边,“胡德同志虽然受人尊敬,但不能替你打包票。只有组织才能对一个人作出鉴定。你对组织信任吗?”

郑岩表示无条件信任。不过,他也有点糊涂了,好像组织已经作出了对他不利的鉴定。

“你在乎吗?”王处长看着他,“都说你像个局外人,没什么事值得你关心。”

郑岩表示他关心身边的每一件事。

“可你对重大问题从不表态。”王处长说。

郑岩说他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不知道要表什么态。

“这次选举人大代表,你投了谁的票?”秒针往前轻轻跳了十二下,王处长问。

郑岩的眼光从钟面上缓慢地调了过来,原来是为了这事?他表示投谁的票纯粹是他个人的事。

“不错,你有权这么说。”王处长说,双手手指交叉搁在桌面上,身子坐得端端正正。穿着高档西装,系著名牌领带,秃顶上稀疏的头发上足了发油,看上去像某公司一位经理。如今的干部穿著上都变得时髦起来了,郑岩想,都想尽量显得比普通老百姓更华贵、更高级。而不像以前那样只穿中山装,装得像土八路。“你有充分的选举权。但党和人民给了你这种权利,你应当珍惜。这也是态度问题。我们的刘主编是革命老干部,你认为他哪点不符合人民代表资格?他上了年纪,经常住院,你没见过他,这不奇怪。可不管怎么说,他在塑像事件中表态最坚决,他是最有资格的,即使人老体衰,出席会议的精神照样有。然而遗憾的是,他没得到你的选票。”

组织就可以这样和人说话?郑岩笑了笑,把左腿架到右腿上,心想他老人家(老朽一个)并不缺他那张选票。他们还想知道什么?短暂的沉默后,王处长接着说:“两名候选人不能同时当选,你也可以选其中的一位。事前我们在会上交待得很清楚,选举人民代表是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个市民应该端正态度,积极参与。人民给了你选举权,可你是怎样运用的呢?你交了白卷,你谁也不选。”

郑岩说他可以弃权嘛。

“为什么只有少数两三个人弃权呢?我们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我们知道谁搞了弃权。”王处长稍作停顿,上身往前探了探,语气尖酸地说道。“不稀罕这种权利,是吧?人代会不过是橡皮图章,就像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攻击我们的那样,是吧?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敌对势力时刻没忘对我们搞和平演变。对外部敌人我们并不怕(我们的钢铁长城坚固得很,经得起任何考验),我们怕的是内部蛀虫。前段时间,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人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党的方针政策质疑,诋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我们犯左的错误的原因是由我们自身的体制所决定的,‘伟大、光荣、正确’说得太多,等等。说这话的还是我们党内的同志(现已清除出党)。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造势,就不可能有那场政治*骚*乱。可见丧失了正确的政治立场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我们现在还不能给你下结论,说你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不过你的一些表现已引起我们的注意。歌咏会你没参加,你进了会场,可坐了不到十分钟。你对西方的摇滚乐更感兴趣。我们组织的向党表决心的会上,你只是迫不得已地作了口号式的发言,这和真正怀着爱心的表白大不一样。发给你的《焦裕绿》的电影票,有人看见你一接过手就扔掉了,还做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能摆这种架子吗?”

郑岩分辨说他对电影《焦裕绿》是不感兴趣,他认为看什么影片不看什么影片纯属个人爱好。

“对焦裕绿这样的英雄人物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组织的不是娱乐活动,而是让人去接受教育。”王处长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对每一个人负责,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斗争,把群众(哪怕是最落后的)团结在党的周围……”

郑岩注视着办公桌后面这张戴着眼镜的、嘴唇薄薄的胖脸,装着洗耳恭听的样子。现在是这个部门最活跃的时期。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狂热而冷峻,它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任何人想要对着干都会吃亏的。他王某人代表谁,这很清楚,接受训导者必须表示顺从,哪怕这顺从是装出来的。在组织面前,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无足轻重的群众!我们的工作就像训兽师驯兽般驯化人的肉体和灵魂。长着爪子都驯服得了,何况一个普通的群众!

王处长继续讲到学习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讲到当前两种思想的斗争。前段时间,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过时了,他们只讲经济效益,不讲政治工作。王处长激动起来,冷笑道:“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坐了段时间冷板凳,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也人云亦云地说要搞什么体制改革。现在好了,反*革命*爆*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治工作任何时候都丢不得。我们党就是靠政治工作起的家,她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政工儿女的!”

电话铃响了,王处长拿起话筒。他说话时眼睛仍望着郑岩。是胡德的电话,叫郑岩立刻去办公室。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郑岩站起身来,意犹未尽的王处长说,“别把我们忘了。听说最近你又在写什么东西……”

“我已经上了名单了吗?”郑岩笑道。

“啊,哪有什么名单,别听信谣言。”王处长也用玩笑的口气说,“我们今后还会找你谈话。”

“为什么找我?”郑岩说,“我触犯了哪条哪款,你们抓起来好了!”

王处长默默地注视着他。

十六

“给你上了堂政治课?这没什么。”在办公室里,胡德安慰郑岩说,“这个部门就是专干这种事的,一份报告就可以断送一个人。现在已变得温和多了。你今后多留意点,别让人揪着辫子。”

胡德还有层没说穿的意思,他认为郑岩是他手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说是冲着他来的。他亲热地拍拍郑岩的肩膀。郑岩代人受过,在胡德看来,这多少有点打狗欺主的意味。

“他干的工作我不想多说。”胡德说,“但他本人我是了解的,不是什么圣贤。看着他爬上去的。头儿对他的态度时冷时热。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和一些人拉关系……我迟早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的。”

胡德是在摆名人的架子,他对郑岩说:“我不想让你卷入单位上的派别斗争,你资历太浅。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你笔头上很过得去,该利用起来,今后可以帮我写点文章。”

十点左右,郑岩和胡德乘电梯下楼,一块去第四十二区采访一位模范售货员。

他俩从车上下来,进入一家国营百货商场。事前已通知了单位,商场经理和党委副书记出面接待。在楼上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秘书对模范人物的事迹作了介绍。材料已送交有关部门。宣传工作应走前一步,先让文章见报。

被采访的对象是个三十多岁、唠唠叨叨的女人,负责化妆品柜台。与一般模范人物朴素形象不同的是,她涂脂抹粉,戴着耳坠、项链,头发高耸,穿著花哨,现代派风味十足。“现在大家都在奔小康,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她接受采访时,说,“化妆品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它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我的工作就是美化生活,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她热情地接待两位前来购买珍珠祛斑霜的女士,也不失时机地向胡德做眉眼。她了解胡德的重要性。你既可以说她卖弄风情,也可以说她力图以一个现代女性的风韵赢得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化界人士的好感。

胡德的反应令郑岩暗暗吃惊。刚才他还有点神不守舍的,突然间已变得精神焕发。采访工作也随之活跃起来。

女售货员是个有自恋情结的女人,说到自己的奉献,说到她如何为群众利益着想、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就好像说到一个值得她热情颂扬的第三者,一个值得她和所有人学习的楷模。真是越来越不谦虚了。这种作风近来得到鼓励。与郑岩相反的是,胡德似乎被吸引住了,表示完全相信女售货员说的东西。他欣赏她的自我推荐,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

临走,胡德和女售货员在一旁交谈了几句,他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女售货员。她接过手,莞尔一笑,问“胡老师会跳舞吗?”

“会一点儿。”胡德说。

“你不认为进入舞厅有什么不好吧?”女售货员眼望胡德,问。

“跳舞也是美化生活嘛。”胡德文绉绉地说道。

“我喜欢去‘红月亮’和‘同乐’,都是正经、有品位的舞厅。”女售货员说。

胡德微笑着,表示赞同。

离开化妆品柜台,胡德在嘈杂声中对自己的下级低语道:“这婆娘头脑简单,不过也有她可爱之处。”

商场经理和年轻的秘书跟在身后,他们在出售电视机的柜台前站下来。本市产的“东方牌”彩电摆满货架。摆在柜台上的一部二十一英寸的彩电正在播放本市新闻,一则简讯引起郑岩注目。“你瞧,”他对胡德说。

摄像机的镜头打出“热烈欢迎英模讲演团”的字样,接着缓缓扫过坐满大学生的会场。镜头对准了主席台,定格在演讲者身上。

他不是别人,正是英雄罗志立。此时的英雄已与他俩第一次采访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那个粗手粗脚、目光怪异、在粪流中垫一排方便过路群众的砖块的无名小人物已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身著青西装、胸佩大红花、面对摄像机镜头侃侃而谈的英雄人物。镜头切换,再次对准观众,前几排的一些女生悄悄地抹着眼泪。台上的英雄讲到动人之处声情并茂。

“我有点喜欢他了。”英雄在屏幕上消失后,胡德说,“他真的干得不错!”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这种奉献精神呵。”商场经理说。

“啊,当然,”胡德说,“太需要了!”

从商场出来,胡德对郑岩说:“现在搞奉献搞得有点过头了。做了点好事都拿到台上去说。有人就是为了上台去说而做好事。忘了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是最真实感人的。我认识这样一个人。”

郑岩没吱声。一分钟后,胡德点上支烟,接着话题说:“这人姓刘,以前是工商联干部,搞商贸工作的,共产党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到伐木场和煤窑里服苦役,一干就是十多年。我就是在那地方认识他的。伐木场和煤窑,再加上六0年,不死都得脱层皮。可他却挺过来了,精神没被摧垮。七九年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安排他在民政部门工作。补发给他的七千多元工资,他一分钱没要,交给组织去了。不可理解吗?下面还有更不可理解事。八一二年,经统战部门出面,成立了由台属人员组成的‘华贸’公司。这是本市最早成立的一批公司之一,由银行贷款,聘请他当顾问。他很快做成一笔煤炭生意,数量很大,按合同规定的百分之二的提成,他个人可进二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都还只看着万元户。然而这次他又一分钱不要,全部捐献给国家。他已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思前想后,他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对社会的贡献太少,这么做是应该的,他感到心安理得……”

“他有儿女吗?”郑岩问。

“有二儿一女。”胡德说,“大儿子当过知青,办病残回城后,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小的两个没工作。他做成那笔生意后,退了休,让二儿子顶替他。”

“他老伴呢?女人是讲究实际的。”郑岩说。

“七二年去世了。”胡德说,“他退休后不久,也患肝癌去世。”

“八一二年会签这样的合同?”郑岩表示怀疑。

“时间可能有点出入,但事情千真万确。”胡德说道。

“他子女如何接受这事的呢?”郑岩问。

“激励反对,这是不言而喻的。”胡德笑道,“几个孩子跟他受了不少罪。政治上的歧视,生存的挣扎,靠糊火柴盒、打零工维生,活下来是个奇迹。他们对前后两笔钱的态度自然与老爸相反。尤其是后一笔,完全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把过去的伤害一笔勾消(至少也可以作种弥补吧)。大儿子已结婚,老婆是农村的,有两个娃儿,二儿子结婚也需要钱。两人都有经商头脑,这笔捐款的四分之一就足够他俩搞个体经营了。可想而知牺牲是巨大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正在于这点。他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分文不取。大儿子为此和他翻了脸,他死也没去看一眼。你是怎样看待这事的?这不叫奉献精神还能叫什么?”

“我很同情他的子女。”郑岩说。“我不喜欢这种人。”

十七

有关神童的故事是王明江对郑岩说的。故事发生在纪念已故领导人的著作《文艺纲要》发表××周年座谈会上。

座谈会由市宣传部、文联、作协召开,邀请了社会各界名流,民主派人士,主要报社、杂志、出版社正副主编,著名作家、艺术家,具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理论家。

神童姓欧名凯丰,六岁发表诗作,经著名诗人点评,在诗坛走红一时。十一岁出了第一本诗歌、散文集,十三岁读完东大本科,进文学院深造,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士生,由著名学者任指导老师。一些文艺界人士预言东方市诗坛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在升起,其文学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对神童的天赋旨趣所在,预言家们不幸未能言中。进入文学院后,神童虽时有诗作发表,但主要兴趣已转移到文艺理论研究上。他的文章载于权威的理论刊物,其笔调之老练,逻辑分析之严谨,旁征博引所显示的学识之广泛,连老牌的理论家也难出其右。他对《文艺纲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据传在这一学派众多的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他应邀参加座谈会,身著深色西装,系着丝质领带,尽量显得老成持重。但在与会的老于世故的名流、学者群中,他一张具有混血儿特征的娃娃脸仍然显得分外突出。

发言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对《文艺纲要》大唱赞歌。它指导我们的文艺工作,很辛苦也很执着。大家把上年说过的话又拿出来说一遍,上年说的又是再上年说的话。不厌其烦的老调重弹。要是没有神童在场,没有他公布的重大发现,会议也就这么圆满地结束了,电视作摘要转播,报纸以头版登载消息。又一次文艺界的盛会。《文艺纲要》精神不朽。

神童认真听取老前辈的发言,手托下巴,聚精会神。他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呢?别人面面俱到,都说到家了。他显得有点儿激动,脸蛋发红。有人事后回忆,他没有为讲话者鼓掌,在听取一位权威人士的发言时,曾脸露讥讽。

神童是小字辈,轮到他发言时,会议已接近尾声,少数年迈的学者已有点昏昏然似醒非醒了。他站起身来,静默了一分钟,一语震惊四座。

“它是纲要,但不是文艺的;”神童说道,“它既不是文艺理论,也不是文艺批评……”

众皆沉默,面面相觑,继而哗然。神童面不改色,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

“谁说它不是文艺批评?”问话的是一位文艺评论家。周昕的弟子,《文艺纲要》精神最权威的诠释者、捍卫者之一。

“因为文艺批评允许批评,而它却不允许!”神童答辩道。

文艺批评家干瞪着眼,一时语塞。他和神童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制止他胡说八道!”他回过神来,手指着神童嚷嚷。但没人理睬他。

对话热热闹闹地进行。有人大笑,有人愤慨,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昏昏欲睡的老先生们打起精神来了。历届座谈会还从来没有如此活跃过。一位白发童颜的老学者在一片嚷嚷声中对神童说:“我们几十年来都把它当成经典的文艺理论,我们创作的指南针和灯塔。现在却有人告诉我们它不是文艺理论,能说说为什么吗?”

“原因同它不是文艺批评一样。”神童答曰,目光镇静地扫过会场,“任何理论都和别的理论共存,这是最基本的属性。它却不具备这点,唯我独尊,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别的理论置于死地。”

“这是污蔑!”

“制止他!”

“我们就是要唯我独尊!我们就是要禁止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说话!”有人高声嚷道。

“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文艺理论!”神童提高声音回敬道。

“那你管它叫什么?”一著名文艺理论家提出诘问。他面带微笑,学者风度。作为文艺理论家,他认为《文艺纲要》已包罗万象,任何理论的存在已显得多余,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无非就是站在《文艺纲要》的旗帜下对一切异端邪说进行清剿。

“意识形态的霸道,文艺的想当然或什么也不是!”神童咬文嚼字地说道。

“对资产阶级霸道有什么不对?”学者说道,微笑着环顾四周,“这想当然或什么也不是的它却指导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说得好!”低语声中有人表示赞同。

“请拿出证据!”神童说,手一摊,就像在法庭上,要辩护人拿出有实可依的东西,一个证人或一件物证。

“整个东方市的革命文学史就是证据!”两个以上的声音同时说。

“这恰恰是你们的软肋。”神童说,“你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们的作品都经书刊审查处审查出版,从中看不到任何生活的真实和个人命运,也感觉不到一丝自由的气息。你们感兴趣的是阶级斗争,是立场观点。你们写过五七年,写过大跃进、大饥荒吗?你们没写过。当时,你们革命的文艺工者除了唱赞歌,还做了什么?对五七年,你们是有看法的,平反了,你们才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当时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是自称现实主义作家吗?大饥荒饿死多少人?没触动你们的神经?你们现在才知道它不是自然灾害,你们的观察力和对生活的领悟到哪里去了?说真话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们对时代和人民是有罪责的!”

在抗议声中,神童接着说:“《文艺纲要》坑害了文学,坑害了作家。我奇怪的是,你们现在还在对它大唱赞歌。你们不是说,在经历了文*革后,已学会了独立思考。我有理由怀疑你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功能!”

“太狂妄了!”

“打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走卒!”

“小反革命!”

“你就是这样报答党和人民对你的培养吗?!”

在座的已极度兴奋。有人坚决地驳斥他,也有人小心翼翼、转弯抹角地对他表示支持。毕竟他让大家看到了一出好戏。神童仍满脸的自信,像只好斗的小公鸡。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以唐。吉珂德式的狂热向《文艺纲要》挑战?他是不是中邪了?他扮演的悲剧角色已昭然若揭。他正在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从他站起来说第一句话起,就为自己敲响了丧钟。目睹这一幕的名流、学者突然都沉默了。

神童抹了抹搭下来的头发,杨起头,以一干到底的精神说:“我还在孩提时就听说了它,《文艺纲要》,我们文艺的百科全书。我刚刚步入文坛,就有人建议我读它。我常常听到一些老作家、老前辈提到它,提到他们如何得益于它的思想。我发现人们在私下里和在会上、报刊上提到它的语气有所不同。我是怀着虔诚的心情去接近它的,希望能发现点什么。结果,我很失望,岂止是失望!我诅咒这文艺的铁笼子、紧箍咒!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它的厌恶。有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是很可怕的,极度的虚荣在这里披上了文艺理论的外衣。现在谁还需要这种东西?我奉劝在座的诸公都把它重读一遍,用自己的头脑。神话迟早会被戮穿的。纵观整个文艺阴郁而不断清除异端的进程,不难发现这怪胎的诞生并非福音,而是灾难。这有其历史的原因……”

“住嘴!”

“不准他放毒!”

“打倒资产阶级自由化!”

会场再度沸腾起来。有人神经质地大笑,有人放声大哭。一位矮个儿中青年学者认为自己有必要挺身捍卫《文艺纲要》。他或者真的出于义愤,或者也别有动机。行为和动机的脱节是我们时代和东方人的一大特征。总之,不管他是怎么想的,这位中青年学者从会议厅的一边绕到另一边,冲上前去,对着神童就是一拳。神童挥拳还击,和这位学术界的忠诚卫士扭打起来。

“他疯了!他疯了!”有人嚷道。

四名应招而来的警察冲进会场。神童与中年学者已被分开。警察从两侧接近他。

“我诅咒你!”神童被铐上手铐时,冲着主持会议的宣传部官员说,然后环顾会场一周,加上一句:“我诅咒你们!”

神童被带走了。会场安静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宣传部官员作了两点指示:一,不能以任何形式见报;二,不准外传。

一个天才的生命就这样爆发,这样在东方市文坛的上空消殒。

十八

郑岩见到了《探望》的作者刘自明。上次郑岩给他留了地址,他未登门拜访。或许他认为这么做有拉关系之嫌,自尊心不允许。在王明江给的下批函授班学员的作品中,郑岩又读到一篇他写的题名为《背景》的作品。同样写的是文*革中的事。王明江认为他好像生活在一种幻觉中,缺乏现实的头脑。照王明江的观点,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作品如何才能登出来,对未成名者这点至关重要。他应该写当前的东西,写改革开放,甚至不妨拍拍当局的马屁,写文*革题材写得再好也不会有人要。

“我这是在为他考虑。”王明江以他惯常的讥讽语调说,“对这种埋头写作的书呆子我多少还是有点敬意的。他可以放弃文学揭示真实、反映人生这种旧观点,以他的文字技巧(很到家的)搞点现代派的东西,就像我们一批新派作家所搞的那样。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登。只是别搞过头了。搞现代派的东西,文字游戏,无可非议。可是和我们捉迷藏,这就另当别论了。我们会逮着他的。肯叫的麻雀不着肉,喉咙里卡着刺的歌唱家发挥不出美妙的歌喉。唠叨令人生厌,沉默才是上策。”

王明江所以能侃侃而谈,说出如此隽永的话语,是因为他在闹恋爱。对象就是女诗人梁燕。爱情使他才思敏捷,谈吐生辉,也使他神经过敏。他陷入的是一场婚外恋,比起秘密地包二奶找三陪小姐,在单位上容易招人诋毁。

从《新天地》杂志社出来,郑岩直接乘公交车去了第四十七区。在那幢楼前单元门洞外聚集了一些人,议论纷纷的。郑岩登上五楼,门关着,里面亮着灯。

听见敲门声,隔壁邻居家的门忽地打开一道缝,一位矮胖的妇人探头往外张望。

刘自明过来开的门。穿着夹克衫,中等结实的个儿,清癯的脸,一手撑着门,探询地注视着。

郑岩作了自我介绍,他感到有点意外,但脸上的表情松动下来了。郑岩往旁边看了一眼,那妇人已打开门,站在门框处,毫不隐讳地显示出她的好奇心。另一扇门也打开来了,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拉开的门后。

刘自明把郑岩让进房间,随手关转去的门咔嚓一声碰响了暗锁。

“他们刚来光顾过。”他说,笑了笑,“听见敲门声,我以为……”

郑岩打量了一眼凌乱不堪的房间,显然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是一伙讨债的人。”他说。

“警察——”

怎么会呢?郑岩看看他,再看看四周。房间角上的电视机被砸毁了,挥动小板凳砸的,屏幕上开了个窟窿,小板凳就搁在散落的碎片中。沙发割开了口子,顽童般的恶作剧,表皮翻卷,横里竖里的裂口犹如伤痕般醒目。柜子里、箱子里的东西扔了一地,书籍杂志也扔得到处都是。他孃孃在里面房间里收拾,一边唠叨、诅咒,一边发出叹息声。

“一伙凶神恶煞。”刘自明说,“没有一点幽默感。”

“哦,别指望咱们的警察朋友有幽默感。”郑岩说。

刘自明双手抄在裤包里,有一瞬间,显得无所适从,抬起眼来朝郑岩看了一眼。这毕竟不是普通的、每天读能碰上的事。他孃孃从里面出来,头发披散,脸上挂着汗珠,认出郑岩,点头打了招呼,又踅回房间里去了。

刘自明上厨房沏了茶,两人在房间里找凳椅坐下来,他把眼前的事抛到脑后,把话题一下引到函授班上,说:“我并没报名参加函授班,稿件也不是我寄的。这都是我孃孃搞的鬼。我孃孃是退休的物理老师,喜爱文学,读过不少古典名著。她读杂志上刊载的作品,也读我写的东西。我写了七八年,至今还没发表过一篇作品。我也曾四处投稿,向这样赛那样赛寄参赛稿件,后来就干脆把写好的东西放进抽屉里。我孃孃认为这对我不公平。她把我看得很高,没准是个什么埋没了的天才。”他笑了起来,意识到这后一句玩笑话显得有些轻浮,微微涨红了脸。突然打住的话语显然像文字般作了删节。他干咳一声,接着说:“她在报刊上寻找有关的信息,背着我把稿件寄给编辑部,替我报了函授班的名。我是直到她给我看了你的回信后才知道这事的。”

“你孃孃真是太热心了。”郑岩说,想到自己竟然凭外表把她看成一个家庭妇女,“这就难怪别的学员都附有一封自我推荐或说明性质的信函,而你寄来的稿件却只有通讯地址。”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给我写了那封信。”他说。

两人谈到《探望》。正如郑岩所料,他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孩子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他后来得知,他去农场探望他母亲的时候,她正病倒在床上,浑身浮肿,茶食不进。因此,他,那孩子不可能见到她。她从农场送医院没得到应有的治疗,不久就去世了。

他母亲去世后,他就跟孃孃过。她是她母亲的妹,年轻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两人之间已产生了信任。坐在这警察刚查抄过的房间里,他说:“最使她伤心的是,他们把我的稿件全搜走了。”

“为什么搜走稿件?”

“不知道。”刘自明说,听听里面房间的响动,“他们也砸烂了电视,割坏了沙发……”

“和他们没有道理可讲。”沉默片刻,他说,“她想夺回稿件,结果被一个警察——他还像个孩子,大概刚穿上那身制服没几天——推倒在地。”

“你可以凭记忆……”

他摇了摇头。“他们拿走好了。我已觉得文学是无用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想?”

这也是近来常常困惑郑岩的一个问题。东方市文学的价值与别的地方的文学的价值不一样。在东方市当作家意味着什么?你首先得作好失败的打算。倘若一个在在生之年注定了默默无闻,没有金钱、名誉,甚至享受不到一个普通人应享受的生活乐趣的作家,文学对他有何意义?倘若他碰巧是个幸运儿,死后作品得以问世,后人发现了他的价值,这对他本人(曾经存在过、写作过的那人)又意义何在?答案也许就存在于行动中,在行动本身去找?

“你知道,七。五之后,我很苦恼。”刘自明说,“没完没了的宣传,通缉令,审判……从那时起,我就想到要把一切写下来。我是参与者,但这还不够,我还想了解别的参与者的感受,尤其是那些死去了亲人的人的感受。于是,我通过朋友熟人介绍,找上门去。进行了几次采访后,我就发现有人跟踪我。一天我走在街上,一辆小车猛然驶来与我擦身而过差点没把我撞倒。这都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我的档案中记录我参加过那场动*乱,被关押了五个多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我为此丢掉了工作,老婆和我离婚。我是上了黑名单的,属于监控对象,应该规矩,老实。可是他们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很可能参与了一项工作,目的在于收集动*乱中死亡人员名单……”

“我听说了。”郑岩说。

“我为自己的书收集材料,我去找死难者的家属,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短暂的沉默后,他说,“我被钉上了。他们以为我手中有什么材料……”

“原来是场误会。”郑岩笑道,“你收集的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材料,不过也是犯忌的呵。你还打算写那本书吗?”

“当然。”

“不是为文学吗?”郑岩说。

“不是为文学。”

他显示出信心和勇气。“想想那些无辜的死者,还有什么好怕的?”他说。

两人继而谈到那场动*乱。他一开始就参加了进去。他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旁观者。“我每天一早出去,很晚才回家。”他说,眼睛闪亮,已变得神采奕奕。“有时一个人,有时和朋友一路。宣布戒严后,也照出去不误。最后那几个晚上,我通宵达旦地呆在广场上的人群中。我爱他们,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噢,我觉得我自认为很了解的东方人一下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好像从小就盼着这一天。在那些日子里,亡灵也复活了,在欢闹的游行队伍里我看到了他们的行列……”

“啊,这是真的。”郑岩表示赞同,“事情就是这样,说得很对,不可能没有他们的参与!”

“这就是人民,过去的、现在的人民。活的历史,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时间三维在那刻不存在了。”他看看郑岩,会心的一笑,“我四处走动,听人说话,和人对话。人们都畅所欲言,不再害怕说真话。年轻人朝塑像扔臭鸡蛋、油漆瓶,人们朝他们欢呼。塑像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羞辱……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少人都深受感动。我母亲要是活着,她会高兴见到这一天的。她可能不会亲自参加,但她会支持我,就像我孃孃那样。我感觉她在我身边陪伴着我。亡灵复活,我想不少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她就在我身边,或和孃孃一块等我回家,等我从外面带回去的消息。那天晚上,多少家庭一夜未眠!”

他沉默了,想到那个晚上和那天凌晨,脸上表情黯然失色。“谁也没想到突然间出现了那么多士兵,它底座上一道暗门打开了……”

十九

王明江去看了郑岩的公寓,认为那地方环境太差,缺乏个人生活空间。郑岩是单身男人,偶尔带个女友回家,这在现在是很正常的事。但住在这一举一动好像处在单位监视中、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的地方就显得有点不正常了。

郑岩也表示他讨厌这地方,单是为了写作,他也想有个不受打扰的去处。他很想搬出去住,但奈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租房。

“我向你推荐一个人,”王明江说,“他交往很宽,能替你想想办法。”

此人叫吴钢,一位经营书刊杂志的个体户,函授班的学员。

“应该承认,他对书刊杂志经营有方。”王明江说,“但他参加函授班的文学活动,纯粹是附庸风雅。他只有初中文化(文*革中挖防空洞的初中生),当过两年知青,从‘保留区’那边过来的,以前是大集体的工人,退了职出来做生意,先后跳过几次槽,最后靠经营书刊杂志发了家。他和老婆离了婚,找了一个女大学生。为了使自己在文化修养上能和她般配,他想给自己弄一个头衔。读了段时间电大、专科函授班,他又想到当一名作家。他开始写作,把生意场中的奇闻轶事当作素材,用的也是生意人眼光。他笔下的人物都怀着发家致富的雄心壮志,历经艰辛,最后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经理、老板。他也让他笔下赚了大钱的老板关心公益事业,向残疾人和失学儿童捐款,还要他的老板为人民服务,打入党申请,等等。他经历丰富,但想象力贫乏,写不出可以拿钱买书号出版的大部头作品,只好走函授班这条路。他在和我拉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他一下。我给他写个条子,你去找他。”

见郑岩犹豫不决,王明江又说:“编辑也是有特权的。不要怕讲交易。现在人人都讲。一个小学老师也可利用她的家长。你对吴钢讲,我们正在考虑他上次寄来的两篇稿件。你暗示他可以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如果他给你找到房子,我就在学员专栏里至少登他一篇(有可能两篇一起登)处女作。”

“这话怎么说得出口?”郑岩说。

“不好意思?”王明江笑道,“也罢,你带条子去好了,我在电话里和他说。”

吴钢家住第十八区十幢三单元四楼。离婚后,他和姑妈、一个妹住在一起。他妹吴娟在一家百货商店上班,三十二岁的大龄姑娘,正通过征婚启事找对象。郑岩一开始被误认为是接到她回信的某位应征者,不顾她在信中约好的接头地点,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了。

兄妹俩都长得相貌出众。吴钢一米七五以上的身高,穿着件进口的南韩T恤衫,白皙、斯文的脸,戴着副度数很低的眼镜。他读了条子后,爽快地说:“我想这不成问题。王老师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能帮这个忙。你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郑岩说了他租房的条件,他想了想,说:“我有个朋友,在二十四区有套单元,刚出二环路。他是干部子弟,本人在市中区另有住房,房子分过手快一年还没人住。”

他答应当天就去办这事。第二天中午,郑岩刚去食堂吃过午饭,就见他骑着摩托车出现在公寓院坝里。

他已拿到钥匙。郑岩搭乘摩托车,和他一块去看房子。五楼上的一室一厅。

“你满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搬进来住。”两人看了房间,走进厨房,吴钢说,“水电气三通,炉具只需接上气就可以用,再配上一个热水器……”

他拧开水龙头。郑岩问:“他收多少房租?”

“这是房司返还拆迁的房子,你替他交房租就行了,每月二三十元。”吴钢说,把水龙头拧紧。

“太便宜了。”

“我们是朋友,他反正也没人住。”

“我要和他见见面吗?”

“不必,一切有我去交涉。”

郑岩至少可以在这地方住上两年。这儿到报社有路公交车,距离适中。他俩商定好星期天搬家。

吴钢找人收拾房间,安装电路。他完全以朋友的身份帮忙,绝口不提王明江和他通了电话,允诺发表他的作品(两篇一起登)。星期天上午,他叫来了一辆小卡车,跟车的两位民工把郑岩公寓里的几件家具和行李搬上车。郑岩在院坝里碰见胡德。后者对他擅自脱离集体的举动表示不满。但郑岩不想改变自己的决定。

胡德刚刚生了场病,住了两周院。出院前两天,郑岩上军区附属医院住院部去探望了他。胡德因其名望,住进了高干病房,享受了一般文化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他床头柜里塞满了慰问品。郑岩给他买的一网兜水果已找不到地方搁。胡德说,刚才市宣传部副部长来探望过他。他穿着胸前印有医院标志的浅蓝色带条纹的病号服盘腿坐在床上,显得精神焕发。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进来给他打针。胡德对郑岩说,这不是普通的针药,是进口货,从胎盘中提取的具有促进新陈代谢、延年益寿功效的保健品,二百多元一针。首长们专用的保健品。女护士二十四五岁,胖胖的身材,凝脂般的皮肤,盼顾生辉的一双大眼睛。她给胡德作静脉注射时,胡德和她开玩笑,像个不正经的老公公似的挑逗她,脉脉含情地注视她。女护士走后,他感慨道:“这小妞来自山区农村,进城给某首长当保姆,堕过一次胎,后来送她去护士学校进修,安排在医院工作。后勤部门真会挑人啊,迷人的小妖精!首长们宠爱的尤物,懂得如何讨人欢心。我要是不自我克制,也会受诱惑犯错误的。”

“弗洛伊德说得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欲望的奴隶。”胡德接着说。他床头放着本郑岩借给他的弗洛伊德评传,还有本党员修养的内部读物。“权能满足欲望,这点谁都知道,权越大满足的程度就越高,车、房和女人样样不缺,既得利益者是‘伊特’的崇拜者,要他们讲理性是很困难的,也不现实。这辛苦了我们文化人,既要说服未得利益者接受现实,又要使既得利益者不受刺激,双方都感到满意。疾病给我以闲暇,让思想放纵放纵,到达健康工作时不敢问津的领域。我因为作了病人,才发现自己讳莫如深的潜意识的欲望。人人都有的欲望,我们文化人却自我压抑了。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或暴发户干的风流韵事,我们只能在心里想想。弗洛伊德可以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但可叹的是,目前这种观点还得不到支持。”

郑岩含蓄地提醒自己的上司,他与一般的文化人不同,有过不那么压抑的时候。他不是有过演员情妇吗?他本来还想提到那个女售货员,但看看胡德,把话打住了。

“哦,那个婊子!”胡德说,厌烦地、故弄玄虚地把手一挥,好像赶走一只苍蝇。然后用一连串脏话辱骂那个虚荣、负心、只恋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小兄弟的女人,演艺圈出了名的骚货,他已和她一刀两断。

胡德对女演员的愤怒有点故作姿态,短短几分钟后他已脸露笑容。实际上,他心情愉快,像病童般的自爱自怜。他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内心感激,颇有点沾沾自喜。他向郑岩列举了哪些有身份的人物的来看望过他。有市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作协书记,以及其他政界、文艺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由于他写的哪些教育青少年的文章,某工读学校团委还组织了一批改过自新的青年学生来看望他。胡德借此机会在病床上施教,使学生们感动得流泪。病魔带给他痛苦,但更多的却是荣誉与快乐。

“我差点认为自己会死掉。”胡德说,“我甚至躺在床上想到了自己的悼文。我虽不及哪些死后上电视、奏哀乐的大人物,但我也是著名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政协常委……我对自个儿说,胡德,忘掉过去吧,你已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取得了成就,你可以死而无憾了。

“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回顾自己的一生,真有点可歌可泣的味道。”胡德含笑补充道,“我曾被置于死地,遭万人唾弃,连牲畜也要比我珍贵三分。活下去需要勇气。我做到了。我活下来了——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那时像狗一样死掉——我的生命意志多么顽强!我现在一点不想死。凡多少像我这样有点社会地位和成就感的人,都爱惜生命,尽可能地想长寿。”

胡德没能阻止郑岩搬出集体公寓。他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关心。这事归后勤部门管。郑岩已征得他们同意,几件他付了租金的家具他可以暂时借用。他把它们拉到新居,又去家具店买了沙发、餐桌餐椅、衣橱和食品柜。

拉家具的车子经过车站广场时,郑岩远远地望见那儿挤满黑压压的人群。开车的年轻司机说一些野鸡,让她们亮相。郑岩往那个方向望去,一二十辆卡车组成的半圆形揳入围观的群众中。车厢上站着一排妇女,低头搭脑,胸前挂着牌子,由佩戴红袖章的警察押解着。这情景,有点像当年斗争牛鬼蛇神。

卡车从人群一侧驶过广场,司机放慢了速度。郑岩看清了几张女人的脸,呆板麻木,被打击吓昏了头,也有满不在乎、眼睛偷偷朝人群里溜的。大多数是原公社女社员,少数无业女市民。牌子上写着“流氓犯×××”或“聚众卖淫犯×××”。司机说,被抓来的都是少数出不起钱的鸡,出得起钱的鸡早就放了。郑岩问出多少钱,司机说三五千吧。又一次扫黄大行动的战果,高级的出入宾馆的鸡没有一个被抓。

误钢的妹帮着布置新居,这几天她都利用下班时间过来帮忙。她帮郑岩挑选了两幅窗帘,指点工人安装好,又送来一幅挂历,一幅字画。她已打听到郑岩是单身,亲热地叫他郑哥哥。她在找对象上受挫,和第一第二第三应征者都只见了一面。

吴娟是一名天主教徒,她姑妈也是。她属于中学时代挖防空洞的那代女青年,年轻时受过创伤,错过了机遇,进入大龄青年队伍后表现得神经兮兮的。作为无神论教育的一种反驳,她皈依了天主教。

二十

晚上,在郑岩的新居里有个小小的聚会。

吴钢给他带来几盒磁带、两瓶酒和几瓶饮料。王明江送了他一本《达维多娃回忆录》和一本《乌托邦祭》。“这两本书目前书店里都买不到。”他说。

大家围坐在餐桌边,酒过三巡,王明江问吴钢:“你们什么时候请吃喜酒?”

“等我找到固定的工作后。”女大学生刘丽莉代他回答。

刘丽莉因参加了动*乱,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偏远地区,她拒不服从分配,留在城里自谋生路,在个体餐馆里当过女招待,替老板站过服装柜台。她学的是文科专业,不比一些理工科或财经专业的学生能在集体单位或合资企业中为自己谋得一份工作。“不过我也算幸运的了,”她苹果脸上露出笑容,“没被抓进去。”

“为什么不在吴钢的书店里找份工作?”坐在王明江身边的女诗人梁燕问。

“我也叫她就在书店里给我当助手。”吴钢说,“我目前也需要人。”

“我喜欢独立。”刘丽莉说,向王明江调过脸去:“你们编辑部需不需要人手?”

“我们不敢用你,上面打了招呼的。”王明江笑道,“再说,编辑部已人满为患。这儿就有个打杂工,她是写诗的。”

他拍拍梁燕的肩。刘丽莉看看他俩,说:“我从不读现在那些年轻人写的诗。”

“我自己也不读。”梁燕说。

“我忘了告诉你,你那两篇作品我们已研究通过,打算在再下一期的学员专栏里发表。”王明江对吴钢说,装得好像刚刚记起这事。

“感谢。”吴钢谦虚地说。

“他写的东西我不感兴趣。”刘丽莉说,“太幼稚可笑了,不像出自一个成熟的男人之手。”

“可是你却支持我写作。”吴钢说。

“你感兴趣的事我当然不反对。”刘丽莉说,“人各有志嘛。”

“我写的东西真像你说的那么差,编辑部会选中吗?”吴钢说。

刘丽莉呷了口酒,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王明江说等两篇作品刊载后,吴钢就可以申请加入作协。“为未来的作家干杯!”他举起酒杯说。

在座的都举起了酒杯。刘丽莉把半杯酒一饮而尽,说:“他早已把书店更名为‘作家书屋’了。”

简单的酒席是吴娟操办的。炒了几样菜,在外面买了些烧烤。此时她坐在郑岩身边,喝了两小杯酒,脸颊绯红。“我哥哥即使不当作家,也完全配得上她。”她对郑岩耳语道。几乎同时,受窘的吴钢辩解道:“那并不说明我自己就是作家。”

“你最近生意如何?”王明江问吴钢。

“还过得去。”吴钢说,给王明江、郑岩斟酒,再把自己的酒杯斟满,独自喝了一大口。

“那期杂志出了,你帮着推销一下。”

“多少册?”

“八百,怎样?”

“你们的发行量是多少?”

“两万五。”

“没这个数。”

“两万。”

“还要少。”

“我们有发行三四十万册的时候。”王明江说。

“人家问的是现在。”梁燕说。

“一万册。”

“一部份还是赠阅。”

“你包销五百册。”王明江对吴钢说。

“代销。”

“我们不搞代销。”

“三百册。”

“行。”

“盈利不是我唯一的目的。”吴钢说。

“没有书店不盈利的。”刘丽莉说,“你书架上摆满了武侠、言情小说,毫无价值的革命回忆录、畅销书籍。”

“但我真正的宗旨还是在于推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吴钢看看郑岩、王明江,说,“用前者补贴后者。因为推销名著是要担风险的,弄不好本都会赔进去。”

“你推销过那些名著?”王明江问。

“噢,记得的都有一二十种,《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心灵的激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怎么办》……”

“这后三本不能算文学名著。”王明江说,“《心灵的激情》是斯通著弗洛伊德传记小说,写得很精彩,但也算不上文学名著,《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畅销书,是不是名著还需时间检验,只有《日瓦戈医生》才是完完全全的文学名著。”

“我们是本市最早推销弗洛伊德著作的书店之一。”吴钢说。

“让我想想,那是什么时候?”

“八六年,第一次翻译出版。”

“不是第一次。”王明江说,“二三十年代就有过节译本。”

“我是说解放后。”

“这说明什么呢?几十年后才有第一个译本。”王明江说。

“解放前主管文艺的领导要比现在的领导更开放。”梁燕说。

大家笑了。梁燕也莞尔一笑,补充道:“我这可不是胡说。解放前并非什么东西都落后。我们至今还没写出超过《围城》、《边城》的作品。二十年代提倡的新文化、新生活,我们现在还望尘莫及。鲁迅先生的文章能公开发表(他老先生要是生在新社会早在五七年就栽了)。那时的领导至少不会为了一句话把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

“别说反动话了。”王明江说。

“现在说反动话的人太多了。”刘丽莉插话道,“前几天,我在短途客车上碰见一个老头破口大骂当今领导(要是在以前早就被抓起来),听的人只是笑笑。现在人人都可能说几句反动话或俏皮话,普通老百姓说,非党人士说,党员、干部、退休的党支书说,惟有报刊、影视、文学作品不说。”

“在下面说说可以。”郑岩说。

“‘说’是要付出代价的,教训太深刻了。”梁燕说,“一句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的话,使我爸爸二十年抬不起头。他所受的罪和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任何右派作家都没表达其万一(这也不是语言能表达的)。他接到平反通知书的那一刻感动得哭了。可笑的是,发通知书给他的家伙碰巧就是当年把他打成右派的那个家伙。”

“我爸爸也是因为一两句所谓反动话打成右派。”吴娟说,“他六六年自杀了。”

“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些帽子是够吓人的!”梁燕说。

“现在没那么可怕了。”吴娟说。

“涉及到七。五还是很可怕的。”刘丽莉说。

王明江点上支烟,问吴钢:“你最近进了什么书?”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进了多少?”

“三百套。”

“有把握卖得出去?”

“有传家写的书评,估计好销。”

“这又是一个例证。”王明江说,“普氏的书早在一战前后就已问世,我们现在才有第一个译本!”

“类似情况还有亨利。詹姆士,卡夫卡,乔伊斯……几乎整整一代西方现代派大师们的作品。”郑岩说。

“他们现在想到出版,已经很为难他们了。”梁燕说,“我们不能要求过高。十年前,这些作家的名字恐怕都还没听说过呢。”

“已经存在的东西对我们完全可以不存在。”王明江对郑岩说,“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太明白了。”郑岩说。

“向奋斗在第一线的关心我们灵魂纯洁的文化甄别者们致敬!向宣传部致敬!”王明江搜举酒杯,说,然后一饮而尽。

“讽刺没用。”梁燕说,“宣传部就是宣传部。”

“神童会说,”王明江放下酒杯,面向郑岩,“罪魁祸首是《文艺纲要》。他那句话说得多妙:现在谁还需要这种东西?”

“我们话已说得够多,菜已经凉了。”梁燕说。

酒和饮料已喝光。梁燕起身上厨房去添饭。吴娟把碗接过去。她给在座的一一添了饭,又上厨房去把汤烧热,炒了小菜。

“我再没时间读《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了。”饭后,王明江点上支烟,坐在沙发上对郑岩说,“严肃的东西读不进去。公务在身,闲暇时和朋友聚聚,唱唱卡拉OK,打打麻将——这段时间我有点上瘾了。”

吴娟把碗筷收进厨房。折叠式餐桌收了起来。大家闲聊了一阵,梁燕建议听听吴钢带来的磁带。

舞厅里流行的曲子。第二曲华尔兹一响,王明江便起身邀请梁燕,接着吴钢邀请了刘丽莉。

跳了几曲舞厅交谊舞,刘丽莉叫换带子,跳迪斯科。

几张脸笑嘻嘻的。王明江已出汗了,笨手笨脚地扭动身体,却又想显得风流潇洒。他已露出醉态。逗得坐在一旁的吴娟哈哈大笑起来。

“你像一只笨熊。”梁燕对他说。

“你跳舞吗?”吴娟问坐在她身边的郑岩。

“你瞧你,没戴乳罩。”王明江盯着梁燕T恤衫内跳动的双乳说。

“偶尔跳跳。”郑岩说。

“我早不用那玩意儿了。”梁燕说,“怎么,你第一次注意到?”

“我从不跳舞。”吴娟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有充分的信心。”梁燕扭动髋部说,“要是哪天哪个个体户的酒吧获准表演脱衣舞,我会第一个去报名。”

“我总觉得进出舞厅的女人有点不正经。”吴娟补充说。

“你现在就可以表演。”王明江说,含笑看着梁燕。

“你喝醉了。”梁燕说。

“我没喝醉。”王明江说,“口头革命派,让我抱抱你。”

他笑着楼抱梁燕,和她一块跌倒在沙发上。

吴钢和刘丽莉继续跳着。

(第一部完)

《自由写作》第27期【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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