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为一个时代立此存照(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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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

中国当代“地下文学”本质上是专制体制内潜在的“自由文化”,而文化的自由及其真正“崛起”或“浮升地面”以社会实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一个社会兑现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公民诸多权利为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析、评估所谓南方和北方“地下文学”中的个体或群体,应以人为界别和划分的所谓“南北”双方同时都享有均等的机遇和公平的权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对追求和创造自由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若要作出全面的有精神深度的客观比较和公正结论,首先不同个人或群体的精神成果应同样能够经由发表、出版和媒体宣传报导展示出各自的整体轮廓和面貌,以呈现整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精神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和“兼容”,也就是体现出所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实质和真正实施。

事实上,文革前后及文革期间“地下文学”、“民主墙”时期浮出地面的形式和内容纷繁的众多民刊都属于自由文化。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有所谓“朦胧诗”被许可“一花独放”、“一家孤鸣”,受到专制制度的恩宠而幸存,绝非后人所理解的仅为简单的从“文化艺术”的视角作出的取舍。其实,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当时文革精神信仰全面崩溃,社会出现精神危机,主政者为此从“权术”上作出的“政治导向”、即对整个社会精神视线作一次“巧妙转移”的举措。其本质正是专制者对有别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全面实施人为的整体上的“精神肢解”和“人文分裂”,以化解社会精神隐患、维护专制制度的稳定为其根本目的。

问题是,当时出现这种情况却与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手法极为相反。过去是受到“保护”的是“大多数”、被孤立和打击的是“一小撮”;现在是“极少数”受到官方的认同、推举、保护和恩宠,“大多数”却从精神到肉体实施全面打压和灭绝。专制者找出各种理由掩盖事实真象、睁眼说瞎话、暴力加谎言;依附体制的文人,以“评论”、“研究”等各种方式面对社会“广贴文告”,成了自觉和不自觉、直接和间接为“专制文化”剿灭“自由文化”进行开脱的辩护士,以协同专制者转移全社会视向!这其中有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可言?!有何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兼容”的博大人文胸襟可言?!

面对受到精神专横者“宠幸”、把玩于股掌的浮浅、小器之人文苦果,总有人挖空心思、捏着嗓门唱赞歌,阿谀奉存之姿眼花缭乱、之声不绝于耳。如果仅仅是持个人立场议论,人们完全可以不在意;但如果整个社会、一代知识分子要么全都噤声,要么却成了狭隘趣味和思想视野、政治偏见和精神暴虐的合谋,对此,整整一个时代不得不在意、一代人和后代人不得不在意,我们不能为当代和未来留下一部史实被歪曲的遍布谎言的历史!

当下,人们仍然置身在一个持续绵延“思想禁锢、资讯封锁、精神闭塞”的社会环境中,精神视野天然受到局限,人文意识人为受到制约,普遍难以跳出先验性的“体制性思维”、更何谈折除一切意识形态人为框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以普世精神价值标准和内在自由精神去衡量和剖析一个时代的社会人文现象,人们在认识上既存在本质性差异,也凸显出对同一事物认识的不同精神层次。大多数人往往回避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孤独的精神个体或群体及时代文化的悲剧性;也有意无意地无视极权主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专制的一贯性、延续性,在面临突发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精神、信仰危机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实施“政治导向”的精神迷惑的事实。至使全社会面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生机勃勃的人文现象中若干现实和历史问题无从识别其中的真伪;学术界面对诸多历史课题众说纷纭中少有独立言说、而难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学界的许多人无奈如此,海外为求“自由出入中国”研究汉学者中,也难免有人传染“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综合症”。

最近《中国艺术批评》网上发表柏桦的《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一文,引起一些人兴趣,一位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者就此文向我提出对若干问题的关注、质疑和追问,本文从个人角度对相关提问一一予以回答,并以此为一个已逝时代立此存照,供同时代人作出客观比较,为后代人留下一份历史参照,以使长期云封雾锁的历史本来面目显露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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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考察中国早期“自由文化”(“地下文学”)的“传奇”与“占位”的柏桦的文章有助于帮助海内外的人们准确把握和了解何为“诗性”和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吗?

柏桦所理解的“诗”,仅仅是停留在文学分类意义上的、纯属传统“文本”的诗,它在形式上纯属传统平面书写,与我个人的诗学理念和美学趣味无涉。将我列入其个人的诗歌追求及其美学趣味框架衡量和评估未免南辕北辙。在书写形式上,它仅仅是依照千年惯例囿于平面文本书写,而不具有真正的超前意识,即“文本”之外的现代意义的“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这类诗在总体倾向上内容及外在表现形式都极单一、单薄、单调;其内在精神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并视此类内在包含和相关的外在表现方式和手段为“越界”、“不当”。柏桦所言的“诗”,其人文丰富性极为有限、先天不足;除对外来形式模仿,看不见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菁华的自觉承传和发展。

这类诗面对一个时代在精神上也远不具精神的“颠覆性”,能为极权体制和专制文化之大厦所容纳。因为它在专制夹缝中求存,不构成精神威慑,在长于心术和权术的专制者眼中本无足轻重、也不介意。

作个形象的比喻,任何一座建筑中可容纳几只主人“视而不见”的“小耗子”;看门人绝不容许“大野猫”类“登堂入室”。精神界也如此。更何况此类“终生在野”者本属精神虎类,不适于也不安于皇城围墙之内、宫阙或“四合院”中栖息和安居,而来自荒山野岭,“精神形体”沐浴于飞暴与急流!

柏桦文中所指的诗为“朦胧诗”,出现在1978—1979“民主墙时代”,具体时间是“启蒙”之后的七八年十二月底。

这是一种“朦胧地面对极权主义”的诗。它显示的绝非有深度的精神开拓,而是一种适应人生和社会环境的“艺术”和生存技巧。如果说它有什么“场域”的话,极权主义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孕育和产生“朦胧诗”的背景和场域。作为“自由文化”它本质上未抵达生命本来意义上或宪法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民主墙遭到严酷镇压的年代,它的人文意义上的“自由资源”贫乏而枯竭,仅仅停留在与社会“互为交换”和“彼此利用”的浅层阶段和功利人生层次。

它的幸存,正在于它缺乏人文精神的颠覆力。它的“占位”在于人文精神含金量之微、之轻,也是专制者的恩宠。正如后来人王怡一眼看清,它本身正是专制的产物。作为一种人文现象,相对于那个因“思想犯罪”而判刑的时代,“朦胧诗”最缺乏的恰恰是思想,也缺乏独立于专制体制的精神人格和特异的精神价值与品味,它寻求的只是对专制体制的内在依附和外在附着。就精神探索本身来讲,它也同样缺乏恣肆汪洋的想象力,无从超越现实黑暗从而让人们从本质上把握时代和社会;反而在“专制文化”决策者精心导演下,把一代人误导向精神生命的误区,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不惊觉。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上,当前普遍浮躁的中国文坛,“朦胧诗”虽不是始作甬者、却是引发当代人文精神“浮躁”的一个小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参与和导致了一个民族文化悲剧的延续。

在一个精神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视野天然受到局限、美学趣味的起点只有腰鼓加秧歌的层次、人文意识整体上无从跳出“体制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和人文档次上,朦胧诗带来一片消解和掩盖专制精神血腥的雾色。整整一个时代除了朦而胧之的“诗”之雾、还是雾,全然没有其它的斑烂色彩。这是一个色调单一和精神枯涩的时代,朦胧诗仰仗专制者鼻息“艺术地”游戏人生;专制文化也“艺术”地借助它游戏众生和耍弄思想、趣味都同样先天困惑与贫乏的一代人,由此填补了“万寿无疆”之声沉寂后的“后毛泽东时代”充满危机感的社会的绝望与空虚。

后来者对一个已逝时代简直太想当然了,对这类问题妄下结论看似聪明、也不担风险。但从智慧角度看却几近“精神弱智”、令人吃惊;从长远和更大空间看,本质上无异于空谈。但从柏桦个人而言,我以为他在一代人中还可以相对视为“鹤立鸡群”,若不在思想上受制于精神环境,客观上必尚可能有较高层次的造化。无可否认,一代人有一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的“真实”。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讲,这种史诗般的“真实”岂可由几首由专制者钦定、由官方文人贬之为“朦胧诗”的“畸形”精神现象全面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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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你同食指及其后来者北岛之间有什么异同?

他们都出身于干部家庭,而我出身在所谓的“反动”官僚地主家庭。食指是“红卫兵”,而我是“狗崽子”。他们都未饱受阶级歧视,也从未受到迫害,作品也可以先后发表和出版。而我长达终生作品都受到严厉封杀,以民间形式“出版”和“发表”也要受到法律追究、送进监狱。他们是可信赖和可着重培养的对象,所以在政治选择上他们就更有“占位”的优势。而对于我而言,面对的却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的所谓“阶级政策”。我的“表现”当然不会如人家。但我深信,一个充满阶级偏见的社会,不会真正以才能和成就(“所谓象征资本积累”)来选择和评价一个人的。大陆一边呼唤同台湾统一,却未曾有谁注意到历史和现实中,类似象我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后裔,从未曾享有同别人一样公正平等的权利,至今还受到无形封锁和打压。精神不“越界”者,仅仅为追求受到体制内认同、或与专制者互为和谐。而我之所谓“越界”也只是人文精神意识超前、追求“诗”中更大的精神包容。我一生言说和行为方式与人迥然相异,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却毫无权力的野心和欲望。社会对我这样的诗人长期有一种“政治性”曲意指认和精神误读,却无从洞见我身上体现的是“大政治”而非任何狭隘的党派意识。对我而言,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和作家,他对社会的关注在于良知和良心,而非世俗功利!

至于柏桦指北京诗人们70年代就接触西方翻译作品,所以他们较之贵州诗人在精神上处于前沿,这未免孤陋寡闻、武断下结论。请把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互为区分,就我个人来说,“反动”的父辈早年曾留学海外,这样的“反动官僚地主”家庭中的精神遗产中,罕见的是“红太阳”的选集或语录,贮存的却是古今中外的大量藏书,其中尤有一本父亲早年留下的《文艺日记》对我影响极深。避免了洗脑教育的我,五十年代初期就接触到西方“多种”人文信息或“综合”人文知识。由此而决定了我注定是一个“大合唱”年代的“独唱者”;注定是一个群体性普遍“偶象崇拜”年代孤寂的精神怀疑者和颠覆者;也注定我和类似我这类出身的人是一个相异于“文化专制”的“自由文化”追求者!象我这样一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广义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人,对专制人文精神意识的“越界”和挑战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相异于精神“单一”者,越界者之所以“越界”,正是缘于精神资源的丰富性综合。

“启蒙”与“朦胧”、一“揭”一“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启蒙”如“霹历火”、“朦胧”似“朦胧雾”。前者公开焚烧“社会浩劫”中的黑暗;后者持“政治”回避态度、其潜在意欲只求“艺术”地融入夜色。一个反叛极权社会精神意识、捣毁“文化革命”中装饰一新的庙宇和偶象;一个言行自律、不越出思想“轨道”和“界线”、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消解历史真象和社会本质作用。如今已时过几十年,还真有什么人会弄不明白?那么,请见这迟迟说出的大实话!!!

这类在精神领域、在思想、言行范围“越界”和“越轨”者在以往的中国不是太多、在当下的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太少了!当下,谁若再蓄意歪曲“越界”与“越轨”者的精神实质、与专制者持同一调门、从反面解读历史和现实,必触怒当今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挣扎者、为“千夫所指”!!!谁若果然有什么“真知灼见”,请转过身去朝时下那类“媚俗”与“浮浅”者群体说去!朝身裹“新潮”或“时髦”名牌服装、其“陈旧”、“空泛”本质却未有丝毫改变的“专制文化”说去!如果真有胆识,请勇敢面对至今封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一以贯之的专制者,而不是饱受精神摧残和人生迫害的弱势者!这里的生命“哲学”或人生“美学”叫“社会人格”!这是某类自诩为“诗人”或“学者”的人身上最“稀缺”的东西!!!

我一生的创作从不仅仅限于某一历史阶段某类形式内容,自由写作起始于文革以前延续至本世纪初,不同人生阶段不同题材、内容、风格、表现形式多变。我说过:“我并不热衷于外在颠覆,而首先是个内在‘自我颠覆’的人。一个内在生命倾向于多维层次和多元结构者。”正因为这样,我与各式“精神摊贩”绝缘!无所谓亏本、也无何谓谋利。就世俗人生而言,水清无鱼,本心知肚明但绝不因此潜入浑水,以求达到“浑水摸鱼”的急功近利的目的追逐。天生就这么一个本性难移的人!所以,各类“利益集团”中的朋友我一个都没有!

五九年以后我的作品就受到封杀;民主墙思想文化启蒙之后,从中央就下达了一个至今未撤消的文件:“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

这样长期封杀针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思想“越界”,从中也见出封杀者对“自由写作”和“自由表达”的极度恐惧。但这种因“越界”而引起的“封杀”,对我个人一生无论哪个阶段,都未曾影响本质意义上或更大空间的什么“象征资本积累”,其“影响”也许只限于狭隘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的“现实”利益和世俗占位,却未由此导致对个人精神健全发展的全过程的某种延误。

黄翔所引发的不只是“启蒙社”;食指也从来没有影响或引发《今天》。“启蒙”引发的是整个民主墙运动,《今天》也正是出现于民主墙,同样的墙报和同样的民刊形式表达。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其内容与文革话语判然有别,它在精神上具有普世价值,是在人文意义上对专制语境的超越。当时西方指“民主墙”为“非毛化运动”、“揭开了东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序幕”。这样的信息专制者会让它进入铁幕为十几亿人所知晓吗?!怎么轻飘飘如棉花飞絮者竟会在一个严酷的极权主义铁幕内引发“地震”性震撼,可能吗?你信此类贴上“现代派”标签的天方夜谭吗?!全中国十几亿人中邪的只是那么个“浅层”的小圈子、而绝非举国上下的人全着了魔、中了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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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意以“象征资本积累”说和所谓“场域”理论来衡量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吗?你认为这种理论适合于许多人还是只能框定一部分人?你适宜于这种理论框架吗?

这种理论只适用于民主社会而不适用于专制社会。因为民主社会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社会,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机会是平等的。专制社会是特权社会,是专制者主宰全社会包括每个人的命运,对一个人的实际价值的评估决不以“象征资本积累”为前提,而所谓社会“占位”也如此。

我的所谓象征资本文革前就有积累;文革后的民主墙年代也远比别人丰厚;如果时至今日,柏桦眼中的“占位”者坦率说不可同日而语。我此生从未“精神自动中止”,我的精神生命也从未“过气”或“断气”。后来者闻所未闻的是,我既是精神暴虐的“囚徒”;也是虚名、虚位的“逃犯”。“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相信最终也会宣布和揭示“极权主义者”及其附庸在全世界的失败。时间会沉淀一切。

什么“场域”理论也许适宜于别人、不适宜于我;在诗学意义上,我只有适宜于我一个人的独立的理念和独创的理论,适用于我的不适用于任何人!别的洋的、土的、特别是各式派别“理论”都请别往我身上乱贴、乱套,我喜欢“大诗”。喜欢自由、自在、自然。这就决定了我的思想的“越界”和精神的“越轨”,并由此为别人所不喜欢。而跳不出种种人为观念和规范窠臼者,总指我的诗的表达及诗化人生追求“大而不当”,却忘了或未觉察这世界有多种容器?各类器皿形式各异、深浅大小有别。面对虚妄世界,有人“取”失落于象形文字的迷惑;有人“舍”跳出于观念形态的虚妄。此生从不陷身于各式稍纵即逝的“时髦”、“流派”之“当”。

至于“占位”,劳改队去,监狱里也给你留有空位,没有空位了,挤!

位子不属于真性情者、何况叛逆!“占位”只属于听话的人。那里点到名字,这里一声“喳!奴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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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么理解“诗”的,比如说对它的“形式”的理解?你是否真正率领一帮人“捆绑诗歌”(似炸弹)象疯人一样出现在北京,并曾上演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闹剧”?

这类带贬意的曲解或调侃不言自明。最初传出此类话的是后来进了北京《诗刊》的一位编辑。蓄意羞辱他人者首先必是自我羞辱。为尊重他人形象和自尊,秋潇雨兰让不指出姓名,人生苦短,过去的就不再介怀。

贵州继七十年代的“启蒙”之后,有“崛起的一代”等民刊,八十年代的“诗歌天体星团”在北京五所高等院校以“行为主义书写方式”举行“文学大爆炸”,曾受到个别持官方立场的“御用文人”歪曲,把这一针对文化专制的挑战行为恶意诋毁为“闹剧”的就是此类人,也正是经由这位“君子”传说给四川人钟鸣、柏桦们听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人的品性,当别人被官方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受到迫害时,他们不仅幸灾乐祸,并自视在专制体制中有优势“占位”,起到与文化警察互为默契、遥相呼应作用。此类人人品、文品可想而知,至今留下耻辱的记忆!但我还是依了秋潇雨兰说的,“多念及别人的好处。”

指我“浑身捆绑诗歌”作“人肉炸弹”在北京爆炸的也是这位对弱势者和受害者“落井下石”的人,不知怎么这类胡话传到四川就被人发挥为指我“抱着炸弹上天安门广场”,并成了官方对我的“依法起诉”时的“法律指控”!但诗痴、哲痴、书痴、画痴一类艺术家某种意义上都是“疯人”!这类有关疯狂的聊斋我听到后也乐得哈哈大笑起来。我对这种攻击或误读从来并不十分介意。就诗歌“书写”而言,对我来说不仅有传统意义的“平面文本”书写,也有“立体书写”,这一“书写形式”在我一生是贯穿始终的。从早年的“行为书写”或诗化“行为艺术”,发展到我今天的“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过去不为人理解,现在却少人做到。我的诗歌书写既有传统文本形式、也有超前的非“平面书写”形式、也即跳出“文本”的“立体写作”,内容“越界”融入政治、哲学和宗教,在精神意义上不排斥“颠覆性”,在形式书写上与书法、摇滚乐、爵士乐、霹雳舞等音乐、绘画和朗诵艺术相结合。我的“房子诗歌”、“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行走的诗歌”和“诗歌霹雳舞”、“诗歌书法之舞”等诸多理念形式广受欢迎与认同,不仅是美国的一般公众,也包括我在匹兹堡(Pittsburgh)大学授课的“诗歌班”的学生。当年我应邀去到匹兹堡,在我抵达的次日宣布为“黄翔日”。这个城市曾多次举办“爵士乐诗歌”音乐会,有我个人专场,也有同人合作的,合作参与的有美国爵士乐大师奥利吾·雷克(Olive Lake)、也有应邀而来的非裔美国诗人和作家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我的“诗歌书法之舞”,舞者为秋潇雨兰和我在匹兹堡大学授课的学生,曾在匹兹堡艺术博物馆实验演出。我连续三年应邀参加美国笔会举办的“世界笔者之声”纽约国际文学节,无论演讲或音乐厅朗诵,其个人化风格及立体表达,西方公众从未有偏见和曲解,反而较之美国摇滚明星等对一位来自东方的“中国人”表现出更为热情的认同。绝非如《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贵州与北京》一文从反面所指斥和贬抑的是“以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以“吸引公众眼球”、“营造狂欢效果”;而是与观众或听众发生灵与肉的双重撞击。在这个意义上,某些“诗人”生命感十分贫弱,“崔健”的歌词比他们的诗更有力度:“盘古”乐队的表演以其“独特书写”比他们更富有形式感、更以“立体书写”形式贴近生命和“诗”。对我来说,过去在中国,同样的精神摇滚和心灵霹雳在警察眼中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并“立案侦破”追究刑事责任。而时至今天,竟也会在一些从思想到行动乃至艺术表达形式都“循规蹈矩”的“诗人”的“精神视野”中视为“强迫症或虐待狂”。对此,我只有悲悯之情!!!我也以我的中国“诗歌书法”同西方抽象油画艺术相结合,曾有多位美国画家与我合作,也曾在多个城市画廊和大学展出。我个人的“诗歌书法”艺术包括对古代“心经”的书写出现在美国人的“禅座中心”,也同时先后出现在美国两个州的三个城市的街道、大学、图书馆,不仅成为当地人文景观,在匹兹堡并成为美国媒体公认的城市地标之一。

关于精神表达形式,有的人对“形式”的认知和把握是受限于先天条件或精神封闭的环境;有的人却是“视野”和“层次”的双重困惑。对于精神的表达从来强调“精神”本身的我,很早就认为:“精神本身就是形式”。也就是说“诗”有大小之别,形式有内外之别,小器者以玩弄外在形式自满自足,大气者不屑于雕虫小技。诗学或美学理念也各自相异,我对诗美学的理解,在我的作品中无处不见,现摘引我在西方新近所写的《回归与出走》一文的片断如下:

“诗歌是什么?对于一个东方人的我来说,它整体上就等同于‘天、地、人’;我今生自始至终‘书写’的是什么?那就是一部东方式的宇宙生命辽阔的‘心经’。我在大地上直立、躺卧或走动,都是我的心灵‘书写’也是我的身体‘言说’方式。千岩和百兽是我的文字瞬息万变的象形;游鱼和飞鸟是我的‘心灵’隐秘而神奇移动的标点,而随风飘散的层云和永不凝形的水浪是我或舒卷、或闲散、或粗放的天然笔触。”

我独立于天空下,也许在人看来我头顶的天空也“大而不当”;并呼吁我终止天空下一个人的“浩瀚精神追求”。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现实功利和浮名;他们并由此竟十分精确地考察和计算出我“51岁才‘实实在在’有了海内外的名声”。而我从不屑于与人在精神的“夹皮沟”中“排座”或“占位”。我的生命和诗歌从来都须臾不离生命。此生作为一个诗人,性情上最厌恶的是跳不出“精神鼠洞”或安居或自囚于“精神鼠窝”。

回头再说一句:“我以往所做的,别人未必理解;我现在所做的,别人未必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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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在诗歌创作和表现上看待传统与现代、陈旧与时髦?你怎样区分何为文革话语与文革表现形式?

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也没有绝对“旧”的东西,一切是相对的。从另一种时空角度,对我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当前的同一瞬间”。我的精神时空不止于浅层形式雕琢,中国文化背景使我更偏重形而上的抽象感悟和思维,更喜欢东方式的“非现实”的禅心与禅境和“宇宙生命情绪”哲学的感悟。对我来说诗人就是梦人。一生中随意、随机、随缘玩一玩“时髦”也无所谓,但最好始终不忘精神兼容。我喜欢一个诗人“风格多变”,从多元的角度来考察一个诗人或作家一生的“综合成就”,而不仅在于浅层形式把弄的皮毛之“新”或以极偏狭视角来确定其全部创造的精神价值。某些时候,精神价值转换为物质价值时往往以价格来体现,越古老、越陈旧的东西价值反而越高,如纽约市场的古董和中国书画艺术。这一类艺术品当然不乏美感,但其艺术之“美”究竟是“新”是“旧”呢?显然这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曾一度刺得一些“后朦胧”人睁不开眼晴的东西,在今日西方世界其实早已暗淡,昔日的“朦胧球”日正中天的时刻已逝,正如日薄西山。“是非成败转头空”,任何时候都勿以世俗诸种因素和诸多条件下的成败来论英雄。对于人和事的真知灼见世间俗人中罕有,芸芸众生精神层次深浅不一。

在西方,人们并不在意你读过什么翻译作品,并不喜欢你模仿西方比如说美国、法国或瑞典什么人的作品写出的东西。相反的在不同国家和许多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人们喜欢的恰恰是你相异于他们本土的东西、你本民族的东西,包括东方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中国人丰富的肢体语言,融于精神血液中的老子、庄子、禅宗、道等。而在美国人们一般拒斥“精神形体”及其表现木纳,外向、阳刚、日常生活富于肢体语言表达和戏剧性动作的先天气韵和气质,最是这个产生惠特曼(Walt Whitman )、金斯柏格(Allen Ginsberg )、林肯(Abraham Lincoln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的民族的本色,相似性格特征也最能与之互为贴近。翻译出版固然机会罕见,但别以为因翻译而增加你的作品本身的价值。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诗人最缺失的并非那类时髦的模仿,恰恰正是为他们所排斥而未自觉的对东方人文传统菁华的承传、拓展和弘扬。他们在西方如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一样是精神上的“黄皮香蕉”、外黄内白。没有人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经漫长的历史年代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已过、早已失去昔日强烈的精神光照;而东方人文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终将影响和决定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

这一趋势不受任何外力控制和左右;也有别于东方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喜欢独霸、独占,而缺乏兼容和公平。所以,政治上出现暴君和独裁者,文化上衍生虚幻的偶象。

人类总体文明自由转换和发展的性质和走向,不以任何强权意志为转移、而决定于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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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革话语,就是当时就令我厌恶的什么“三忠于”、“四个伟大”、“万寿无疆”一类;反文革话语就是反“偶象崇拜”、“个人迷信”、“独裁专制”等。如果一个诗人在诗歌中揭示和鞭笞社会黑暗、表达自身生命的精神抗争和反叛,竟被谁视为“文学”对“政治”的“越界”的话,其人生领悟或世俗用心真是十分可疑?!难道在那么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浩劫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噤声、诗人也不应该从深心发出呐喊,只能朦而胧之、自欺欺人?!在专制黑暗的背景上,发出自由呼啸之声反而应受到指控?试想,任何一个专制时代,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的产生、一切精神艺术成果的出现,若不首先以追求生命自由为前提,何以能产生相对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何以能发出真正来自民间底层的真实的声音?!

文革后的民主墙运动的精神骨血对一个诗人来说就是文化民主墙运动。民主墙就是一堵“立体诗歌”墙。当时第一份民刊“启蒙”首先推出的就是《火神交响诗》,从而揭示了专制社会数十年间来自民间的人文启蒙运动的历史序幕,也是相对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公开面对全社会的发端。包括《今天》在内的所有的民间社团都是同一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大字报和油印民刊的墙报形式,这一民间形式表达与文革中受人操控的伪民主形式绝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在精神和思想内容也绝非恶意歪曲者所指的文革话语。而《启蒙》的诗文表达的正是对文革的精神反叛、对文革话语的超越,在当时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其精神价值和追求从一开始就具有为举世所广泛认同的普世性。

若说“越界”,真正在“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领城中“翻墙越界”者是毛泽东。他是以至今被视为“文艺宪法”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政治越界文化、强调“政治主导文学”的第一人!“越界”论者为什么没有胆识直面历史真实并追问毛泽东?而“越界”与“包含”性质有别,不可混为一谈。七十年代末期出现在北京的《启蒙》的诗歌和文论正是对政冶、哲学、宗教等诸多形式和内容的“包含”。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作家和诗人首先是一个社会公民,在空前黑暗的年代,他在精神界应作何抉择?他究竟应该起而担当还是回避或退缩?难道要求那个已逝时代的整整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蒙面、含混、朦胧,每一个人都只能在专制淫威下小心翼翼、心安理得、只求“坐稳奴隶位置”不成?!

如果指责那个时代反专制的人文精神追求是什么“空泛”、“陈旧”、“大而不当”,可能这类人要走出村巷去看心理医生。“要说空泛,共产主义理想最空泛也最大而不当”!“要说陈旧,专制独裁社会体制最陈旧”!而一个诗人在精神上公开破天荒面对专制体制挑战、抗争和反叛,是最美也最新的一个时代的“史诗”和精神生命的“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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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否应沉思冥想、安于书斋,还是象你所说的同时跳出“文本”的单一形式、寻求多元的立体表达,从诗歌的日趋边缘化,走向“大街、广场和人群”?诗歌是否只能限于以文本阅读而不能以“立体表现形式”等多元手段“吸引公众的眼球”?诗人是否只能孤身独处一隅,而不能象摇滚歌星一样同读者和听众共同营造“精神的狂欢”?

传统诗歌走不出“书斋”、“课堂”、“小沙龙”等圈子,传统诗人只安于一隅沉思默想。在互联网信息和全球一体化时代,诗歌应该成为“立体艺术”,诗人应该同时从事“立体写作”。我在前面介绍中已回答类似问题,我的作品中可找到类似答案,我在应邀赴美国匹兹堡当“驻市作家”的年代,在这个城市的作家组织认同和支持下,我的诗歌理念得以实现,在这方面有许多实验和成功的经验,可查阅相关的英文媒体和电影、电视等影视讯息。

阅读“平面文本”也是“吸引眼球”,为什么却对诗歌及其朗诵以“立体写作”和“行为书写”的表现方式吸引眼球说三道四?并将它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式”的“群众狂欢”视为同一性质?前者以“立体书写”和“行为艺术”方式展示相异于“平面文本”的立体化“生命本文”;后者却为在强权驾驭下、人为主宰和控制的与个体生命本质上无涉的狂热群体的愚昧而虚伪的热情场景和盲目“革命”信仰的表达。

惯于在书斋中踱方步、从思想到行为都四平八稳者其实不宜在一个信息时代与“诗”结缘、也无从体验何为生命?!思想、言行、举止最陈腐的莫过于这一族。他们根本无从想象,在地球遥远的一角、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在随时可能喷发岩浆湮灭整座城市和人群的一座活火山脚下,人们照样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狂欢,每一个人都是以“行为”书写生命的诗人,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霹雳舞者”和“摇滚歌星”!

这是真实的生命!这是“抓紧每一个瞬间活着”的对生命的珍惜!这是生命的疯狂和焚烧的生命!所有的人都吸引所有的人的眼球!所有的人都是热情得发疯的疯子!我敢说,在我曾去过的那座城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它足以惊骇和吓退某类中国式的书呆子,并且拒绝此类人临近和进入这座“诗化人生”的城门!

一个人不管是“诗人”还是普通人,不要只会读“平面文本”;而应该学会阅读“生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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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那个年代,一般人除“毛泽东思想”之外,少有什么“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和“象征资源的积累”,你和贵州诗人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是否属于精神资源“稀缺”者?

前面我已经提及五十年代初期、即我童少年时代“发现父亲藏书”的事。贵州诗人都比我年轻;但至少南方的哑默、路茫不比北方同龄人在精神资源上“稀缺”什么,我相信在“综合资源”和“精神信息”的发掘、占有和使用上他们比一般人更早、也更充实和更具超前性。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历史转折性的时刻,他们才能率先发起和介入早期人文精神启蒙。

我是一个特别强调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一个在人群中孤绝独处者。写作是个体化的事情,特别是那种特殊的年代,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活动领域中的活动,人与人之间都互存戒备心理,群体性的事件或活动极少、极罕见、纯属偶然,“野鸭沙龙”也如此,但成员参差不齐。

必须指出的是,我今生作品最早发表前,并未有过“投稿一百次以上”的经历,此类行文应言之确凿。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时间为1958年8月,并曾选入当年全国诗选,那时我年龄还很小,而此前为我童少年摸索或习作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总喜欢从“集团性”观念来研究和看待精神现象,这或许是某些潜在的心理压力,因为研究“群体”比突出“个人”少担风险,更适宜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的一生长期是孤独的,群体活动和事件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某一阶段,在整个人生背景中带有偶然性。学者在研究文学史的时候,应严格将“群体”和“个体”有所区别。无论南方和北方,本质上不可能有形成规模的人文群体活动,研究中要区别事物表象和实质,也要区分群体和个体。特别是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与其研究群体的表象,不如有深度的解剖个体。无论任何时候写作者都是个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年代,这种个体写作现象,不仅是个别的,而且是极其隐蔽和绝密的。

中国人历来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体,把精神领域的研究引向误区。不知什么时候起,地下文学的研究把时间似乎主要着重于文化大革命中,把地域区分为南北方两个群体,而忽略了那一历史时代的整体性,也忽略了“群体”中的“个体”。这种以划分阶段时间和不同地域对精神现象的研究特别不适宜于个体,也缺乏对其精神生命的总体性把握,其研究是比较抽象的、浮面的、空泛的、失真的。从时间上来讲,我在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隐秘写作。从地域来讲我是湖南人,长期生活在贵州,也曾出入过“野鸭沙龙”的长期聚会,但当这种充满人文气息、梦想和追求的聚会,被抽象地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象的“精神个体”就消失了。不仅在南方群体中消失,也同时在北方群体中消失。我感觉个体的真实被从整个时代背景中剥离。

我从湖南的《书屋》网偶尔读到一篇《齐人物论》,其中言及我与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文字,是我所读到的学者研究历史的文章中,最具独立精神意识、也最无所顾忌的。其真诚面对和书写历史的姿态、对比于各类“史”中的满纸谎言,在人格上最使人震惊和感动。从中见出偌大中国并非死绝了真性情人!

如何面对历史的真实,考验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的良心。当灵魂面对历史的拷问时,你可以真正做到问心无愧,你敢说你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掩盖真象而误导同时代人和遗误子孙后代吗?!

在更大的空间场域中,作为一个已逝时代的总体地下文学研究,应该是“个体和个体”的尖锐对比和研究。也许,这种情况在南方不仅在我,也包括与我性情迥异的另一“个体生命”,长期在地下孤独从事“个人写作”的哑默。顺便说一句,贵州群体性的对人文的精神追求中,往往是“综合性”的,哑默、路茫、莫建刚、郭庭基当时都同时是很好的小提琴手;尹光中的绘画和沙陶艺术、瞿小松的音乐创作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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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1993年来到美国还是1997年?钟呜是发现你的价值的第一人吗?你怎么看待作品被翻泽、入选名人录和获国际各类奖项提名这些事?有通读过你的全部作品的人吗?有没有一个全面了解你的整个人生和精神历程的人?比如说文革以前的情况、78—79民主墙时期的情况、93、97年两次访美的情况以及97年以后在美国最近十年的情况?

柏桦小我一轮,对我的某些情况也许多为道听途说,我先后出国两次,最后一次是1997年而不是1993年。邀请者是以个人名义对我与秋潇雨兰同时发出邀请函,此人是美国出版者协会主席史考比(Will Schwalbe )先生。写这类文章应了解当时前后整个历史背景,一个人若持负责任的态度的话更应尽可能采访当事人,让别人审阅文字稿并相互切磋,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确证。关于柏桦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在其视野内论事”,立论相对见仁见智、并无恶意。但就更本质意义和更大空间来考察人类精神现象角度讲,多元纷呈中“视野有宽窄”、“层次分高低”。我以为研究、考察历史现象中,若一家之言不必介意;若一代人中多有自觉和不自觉以“体制性思维”论事者,其根本目的不在于个人论述和表达,而是从人文角度维护特权“利益阶层”、本质上是极权社会制度“专制文化”辩护士,却完全有必要从“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角度留下一份“见证”,为一个已逝时代“立此存照”!

钟鸣是我1993年第一次赴美去成都签证时认识的,当时曾受到他热情接待,我与秋潇雨兰就住在他那里。他比我小点,可说忘年交。他曾向海外和他接触范围所及的汉学界为我作过推荐,其学养为体制内那类为人豢养的“空心人”所不及,也不可比拟。他与我的主要分歧在如何看待政治和文化问题上?其实我们之间就深层实质而言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冶”。都认为政治不可主宰文化;但我以为文化可以包含政治。在广义上政治也是文化;但当一种社会政治体制畸形、扭曲时,作为社会公民的作家和诗人也不可视而不见、因种种心态袖手旁观,甚至想着如何附着于其皮毛或藏匿于其褶皱中求其所接纳。在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特殊严酷的历史年代,诗人应该是一个荒诞社会的觉者当然绝不是混浊群体中的后知后觉。诗人首先是个独立的人。他理应不仅以“唾沫”同时以“肢体”介入社会,这本无可非议。可悲的是人心性各异,有的诗人不但不见其有麟有角的“精神肢体”,反而窒息于专制社会的浓痰包括淹死在人们轻蔑的唾液中!

记得钟呜似乎经由当时在北京的友人赵野,转送我一本他在国内书展中意外“发现”的书,这是一本早年出版的开卷提及我的英文著作,作者为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 )。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资讯绝对封禁,出国后我才另外获赠几本英、美、法早期汉学研究专著。也正是钟鸣在一个讯息封锁的社会“体制内”最早披露“南方诗歌的传奇”,影响波及海外某些研究者。就“公开”和所谓“合法”披露而言,在一定层次上有人认为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当然这只是与体制内所谓“首席”研究者相比较而言。

作品不应因“被翻译”而确立其价值或增值;其价值应首先以其母语确立、也以其母语自足。中国文学作品就应该首先以中文确立其人文价值和精神尊严。对有谁谁谁翻译了自己的作品应持平常心态,我极厌恶因太“崇洋迷外”而对此沾沾自喜者,此类心态者常有一种错觉,以为一个时代的人文标志决定于“权势认可”;因此无论阶段性或长远性浩瀚时空中“非己莫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启蒙”、“探索”、“中国人权同盟”等民刊内容早有多种语种翻译,如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和台湾都先后出版过法、英、汉文或中文本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台湾《中国时报》早在1979年就以整版篇幅发表过《火神交响诗》,这一切都因媒体封杀而不为国内公众所知悉。除黎安友(Andrew Nathan )、司马晋(James D. Seymour )等美国汉学家曾出版专著外,前英国外交官、学者罗杰·盖思德(Roger Garside )曾出版《毛以后的中国》,此书中相关“启蒙”占了近三分之一篇幅。迟至2007年我出国后,从上个世纪1959年始的全部“精神化石”才得以复活;至今在中国大陆受禁的作品才终见天日。我的第一部系统化的翻译作品,译者为美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家族子孙安德鲁·爱默生(Andrew G. Emerson ),书刚出版,他就不幸倒在他避暑的住宅门口,生命因此而嘎然中止。这是一位来自上帝身边的天使般的人物,他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

获“入选”或“提名”什么的,我的的确确对刻意追求这类“资本”的专业户心生悲悯之情。人生苦短,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都被毁了,我想到的是后来者不要再重复我辈的厄运。今年我参加美国唯一的国际文学大奖评委会议时,曾由我提名获入围的是一位非常年青的西藏女诗人和作家。另有一位四川朋友,无论是海内外其成就都高于已占虚名虚位者,可惜当时他的英语版在纽约一家大出版社尚未来得及出版。通读过我的书并了解我的过去和现状者当然不限小圈子,突出者这里不一一提及,因为会“影响”别人。国外可提及其姓名的有傅正明、燕子、安琪等人,有些朋友这里不宜提及其人,其中有人受人恐吓要其把一份双语文学杂志停了,否则就把其人“做”了。国内也有人被“打过招呼”,也有“死猪不怕滚水烫者”,有的人正当壮年突然辞世,活着至今未改初衷的应有老友哑默、张嘉谚和个别报刊和出版社的良心编辑。我真祈望“政治”不要介人“文化”;却请容忍“文化”可以包含“政冶”。我天生一个真性情人,渴望社会和谐。究竟“和谐”得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也许只能“百闻不如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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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有趣的问题,似乎柏桦同其他体制内学者一样,很认同你早期的《野兽》一诗,以为“公认”为早期地下文学的代表作,是否你此前、同期或泊居美国十年中的其他作品都未有平行或超越“野兽”者?他也表示很欣赏你的散文《末世哑默》,认为其传奇色彩令人惊叹,读后一生难忘,你还写有同样的值得提及的散文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吗?

另外,他指你对食指在体制内“被发掘”并得以公认持有异议,是怎么一回事?

坦率说,仅一部《黄翔诗歌总集》上、下卷中,无处不是在“野”之魂、狂“兽”或困“兽”之影;或在综合人文意识上对某一历史阶段的“野兽意识”的表达和超越。

仅一部包括“女性系列”、“蓝色星球上”、“智慧之书”三卷的散文、随笔集《蓝色星球上》,可以说篇篇都是前世、今生、来世的各式各样的哑默、非哑默和异域风情中的黄肤黑发或碧眼金发的哑默,包括雄哑默、雌哑默、雌雄相济的哑默和超哑默。

不要面对一个终生禁毁、封杀的社会特例妄下论断、与迫害者同谋共同对一个社会“受禁者”进行精神诋毁或变相伤害。那些喜欢说废话者所见到的仅仅是整头“野兽”的几根兽毛呢,谁若想窥视“全兽”请出于公道发出呼吁,还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如今在海外我已见诸于铅字的数百万文字早应在故国家园同同时代人见面,绝非故作姿态、翻来覆去入选一些选本的几首诗!

而今生以来,无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是,总是有人假“学术研究”之名在精神上对我大做文章或蓄意歪曲,却既不让我出庭,也不准我辩护,纯粹由“执法者”对我“缺席判决”和妄作论断,听众随声附和、庸众一片叽喳!!!

我曾同秋潇雨兰一起亲自去疯人院中看望因失恋而精神失常的食指。黄翔是黄翔,食指是食指。不同的诗多元呈现并兼容;不同的人心性各异不妨是朋友。在我的精神视野中,世俗红尘中的功利和权势追逐皆属虚妄,别人看得那么“重”的我以为“轻”如尘粒,包括“在位者”、也包括我自己。请不要以一己心态揣度于人、度量和曲解直言者的“真言”。我视人与人是朋友,而朋友也未必人生姿态和社会立场非绝对一致!在精神意义上,我根本不屑也犯不着胡乱找上个与我迥然有别者来面对、或成为什么“泄怨”的对象。凡事各持各的看法,一个多元世界兼容些好吗?请不要无视“只许一方发言,不许另方吭声”的现实;也请注意到“只容一方发表,严禁一方出版”的历史和现状。如此不公正的前提、不平衡的条件,人与人以何为依据作出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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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前苏联能出现索尔任尼琴、布罗茨基,而中国没有劳改营中的反叛者,只能冒出朦胧诗?请你谈谈朦胧诗出现之前整个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你个人与时代之间是否存在“擦肩而过”的机遇?民主墙时代、此前或之后的一代是怎样理解“朦胧诗”的幸存和“一花独放”的局面的?

在同一专制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主要精神抗争者全失去自由,“朦胧诗人”无一人因“参与”、“介人”当时的“民主墙运动”而被官方逮捕入狱,也就必然不可能从中出现劳改营和社会“精神集中营”中的“布罗茨基”、“索尔任尼琴”式的反叛者,也无涌现才华和气质上都处于上乘者并以《日瓦戈医生》式的作品表达异议的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更别说拥有上世纪托翁《战争与和平》、肖式《静静的顿河》一类宏篇巨制的人。文化大革命前后或其中,中国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严厉控制形同前苏联,对作家和诗人的政治和精神迫害比斯大林时代更甚,但中国却只能出现“朦胧诗”、也唯有“朦胧诗人”独此一家在专制铁腕下幸存!

朦胧诗这一称呼最初出于一位官方诗人贬意的指称,但也仅仅是因为这类诗不知所云而言,所以这种贬义只是出于官方艺术视角。“朦胧诗人”总体中不乏突出的个人、但其精神层次也无从从“总体”中突围:“朦胧诗”为一个时代文化中“多元精神表达之一元”、“诗歌百花中的一种”。在那个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其人文含量和精神锋芒自不必说,也绝非“百花园”中唯一的品类。其语言形式表达相异于此前官方文坛的模式和陈词滥调,但若从精神艺术角度看,这一群体呈现的差不多是一种“总体风格”;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考察,无从区分这类“诗歌集团”中的不同的成员各自独异的风貌。一片朦胧中不仅消解了一个专制时代的本来面目,也无从区分其中谁是谁?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专制制度的需要,推出“朦胧诗”的执政者本意是出于政治导向,其本身也并非出于喜欢而只是出于利用而作出的选择。绝非类同于历史上唐朝天子推崇当时的“三绝”:“草书”、“剑舞”和李太白的“诗”!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精神信仰日渐崩溃,正好以“无关痛痒”的朦胧诗转移深藏危机的社会浮躁的视线,以填补一代信仰崩溃者的精神空虚。从而向海内外社会释放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也显示出中国社会政治上实施民主、文化艺术上执行百花齐放方针、形势已有别于以往。

“朦胧诗”绝非因食指而引发的,这太牵强附会,它是在上个世纪继“启蒙”之后在民主墙时期出现的,他在1979年左右由官方推出、在八十年代初形成风气。而当时的情况是,各社团民刊一律被打压、各民间社团主要成员全部被逮捕,唯有“朦胧诗”幸免、无任何一个朦胧诗人因事实上卷入“民主墙”运动而失去自由,相反受到官方的宽大和容纳,在当时这种情况被社会称之为“招安”。

其实最早“启蒙社”的成员也曾面对这种“机遇”,芸芸众生中人与人心性各异、不同的坚守和不同的选择。就我个人的经历体会,这牵涉到不同个人或群体中的主要成员在“领导”和警察强制下的表现,若不以与官方达成默契等诸多因素为前提,绝无可能网开一面,受到专制者的认可和接纳。那是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后毛泽东时代”,其社会极权性质丝毫未变,当时由华国锋提出“坚持两个‘凡是’”,即所谓凡是毛主席说的、毛语录上有的都要“坚持”。在这样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文化严酷钳制的时代背景上,先行于人的《启蒙》成了集中打击、镇压和迫害的对象,后起于人的“朦胧”却不仅逃避了打击反而得以“宽恕”而幸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性质本是一目了然的统治术,那么些在“人治”社会环境中长大、长期在大、中、小学教育中饱受洗脑、精神意识早已极度贫弱和木然者却无从见出官方招数本身的“目的”和“真意”,只管一个劲地在那里受人操控地咋呼什么“艺术”、“艺术”,全吃了“迷魂药”、中了“专制邪”似的后浪逐前浪、后朦胧紧追前朦胧。天生木纳者本与“艺术”心性和气质绝缘。而追求某种文化理念,呼吁“强权政治”不应在“文化领域”中胡搅蛮缠的人,此时却看不见这正是政治权术的延续。只是在这里,“政冶”不再露出杀气腾腾的“不当”面目、而以“隐形杀手”的角色“杀人不见血”地“越界”文化。文化作为弱势的一方,仍然如以往一样无奈依附、妥协、屈从于专制!“孤立打击”的是“启蒙”等民间社团,其民刊也最先被封杀,仅“朦胧诗”幸免、在专制者眼中“一枝独秀”也成其精神“宠物”,允许其“绽放”、也纵容其“发声”。这类手段为“专制体制”内历届运动所惯用。台湾社会在以往权力角逐中,也不乏类似社会历史状况。“一打一拉”本是政客的惯用伎俩,不过受到“打压”者绝不以被人纳入“利益阶层”范围或“专制文化圈”为荣。“启蒙”不选择在狭隘精神空间中自我陶醉,视“依附”为“开创”而自欺欺人,从而放弃精神的坚守和“自由文化”的初衷和走向。其人文精神追求是整体上的“自由文化”、远非仅仅是“文学分类”意义上的“诗”;它也不会无知和浅薄到以“北京”诗人为其精神意义上的主攻目标,而不是以整个极权体制和“专制文化”为自身精神挑战和冲击对象?!

关于民刊“启蒙”和别的民刊出现之时间,不应奉专制者旨意、虚设人为座标、信口雌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均可查阅并复印原件。因“启蒙”为民主墙自由文化之率先,对那一历史阶段专制人文意识带来空前冲击,影响波及西方,在“朦胧诗”被收容之前,为对海内外作出导向,官方曾一度首选“启蒙”为争取对象,先后派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者年报》等对“启蒙社”成员进行采访。胡耀邦曾提出要求“启蒙社”全体成员赴京、由国家出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答复中外记者提问。之前要我写一篇东西表态“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结果我交上去一篇《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启蒙”的活动及其诗歌和文章此前曾由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赴天安门广场上现场拍录。那一时期,《诗刊》、《人民文学》包括《人民日报》等在内的诸多报刊准备发表“启蒙”的作品,《人民文学》曾选出我的十六首诗,并由其编辑部当时的责任编辑洗宁女士写信通知了我,《诗刊》也选出了我的诗稿,认为“有独特风格”,受到郑晓刚女士等人支持。诗刊社编辑王燕生先生曾亲自赶往天安门广场找到我并约请我们去编辑部,王燕生先生曾同我个人保持通信。我的作品一审、二审、均已签字通过,当时诗刊副主编是“摘帽右派”邵燕祥先生,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在一个意识形态国家这类事最终不由他定夺,他迟迟未作三审签字。郑晓刚女士一气之下竟给我寄来“审稿单”,让我具体明了整个事情的内幕和缘由。她这样做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但其行为却获得了许多知情者的尊敬。都上个世纪的事了,请晓刚女士体谅我在二十一世纪终于说出她的名字,从而也揭开沉湮巳久的历史隐秘。

我个人对年长于我的邵燕祥先生表示理解。但我也同时想到,某种特定情况下,某一个人的瞬间决策不仅可能影响到别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和发展轨迹,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与此同时,也可能由此改变时代人文历史的整体流向。如果邵燕祥先生当时果断落笔,整个诗歌的潮流就有可能呈另一种走向,文学史就可能改写。我后来才发现邵燕祥先生一代人同我们并无根本隔阂,人文精神追求上也有共识,因为在后来由台湾学者高准先生编辑的《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一书出版后,他曾于1989年2月25日在《文艺报》发表一篇书评,其中关于我的文字有如下内容:“应当提到的是,高准选了大陆上一位无名诗人、贵阳工人黄翔的《火炬之歌》等二首,并以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列入60年代部分,评价为大陆新诗的压卷之作,我以为是极有见地的,这首诗不但置于六十年代‘文革’时期是不可多得的好诗,即以今天公认的尺度来衡量,也仍然是一首闪耀着激情、理性和艺术光芒的好诗……”既然如此,从“诗”的角度,如无压力,也理应没有扣押发表的理由。《火炬之歌》是我的组诗《火神交响诗》中的第一首,也是《野兽》、《我看见一场战争》等诗之外的同一时期其他的诗。后来,在邵燕祥背后或头顶的最高决策者更喜欢温顺、听话者。诚如前面所言,曾由中央下达一个至市一级的关于“启蒙社”的文件,我曾在一个文化官员处亲眼目睹其内容。不仅指“启蒙社”是反动组织,“启蒙”发表的《火神交响诗》是“反革命诗篇”,并且明令指示:“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

这就是专制统治者眼中的“艺术标准”;也由此决定了其愚民“美学趣味”!

这不昭然若揭吗?!

朦胧诗人既无一人受到迫害,个人自我放逐西方后却在西方社会视为“流亡”的精神叛逆者。如果依柏桦文章称《今天》竟率先在1978年10月成立编辑部出版民刊,那么《启蒙》编委会的成立就该是“清末民初”的事了,这不公然伪造历史和弥天大谎闹着玩儿吗?!1978年10月11日是《启蒙》在北京冲击思想文化专制日,他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0月10日,此前除了个人上访申诉状,并无别的民间社团和民刊向极权主义体制发起挑战和公开反叛。正如有学者在国内著文中所指“启蒙”者“僻处政治中心之外,也不属于任何诗歌集团”,“无法纳入既定的评价系统,乃至利益分配格局”,著文者表示“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而现实的情况是,贵州地区多有人自甘孤寂,人从深山来复归深山了去,喜欢的是白云、鸟声中的精神化境。甚至有人走向崇山峻岭中的古刹、选择修炼之归宿,如以前曾有贵州青年画家片山、目前尚有曾一度因“行为主义书写”而羁狱的诗人薛德云等人。有人“入山”也有人“入市”。眷恋尘俗生活者,逛进了极权主义的“超级市场”,甚至开始在闹市中“摆摊设位”、“招揽顾客”。“摊位”相异于“庙宇”、“入山”有别于“入市”,各有各的心性、各有各的选择。至今受人“叽喳”的我,本无所谓“出”、也无何谓“入”,此生始终的志趣,就是“大隐隐于市”。具体来讲,就是当下“隐”于纽约市;远眺故国家园,却常有回归之意,因为那儿的山水、文物都隐含全世界罕见的沁人心脾的灵气。

一个平常人,一颗平常心,喜欢的是平常的生活。维护独立的人格、持民间立场不变,从不刻意钻营走官方路线,也绝不活得“畸形”、只求在板壁缝隙中藏着、躲着、缩着。那个空前黑暗的历史年代,人们身处同样险恶的社会环境,有的人回避精神抗争、诗文中就自然少了一份血色;有的人追求自由表达、以生命维护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两类人不同精神血性和生命气质。若论前者,一代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真不容易;我这里特指现当代某类诗人:他们的“吟诵”某种程度上与“一场浩劫”内在地天然合拍;他们的“风骨”某种内质上与“社会黑暗”浑然地融为一色!言及后者,“反右”年代的女诗人林昭和“文革”时期的张志新等人即是。在以“诗”追求和换取现实利益者看来,张志新和林昭都无视由社会“结构”自己人生价值的现实。都在精神上追求“不当”、在政治上言行“越界”,理应自行承担必然的结果。一个可以说“死得其所”乃至“死有余辜”;另一个却属凸显于某类自视甚高者眼球中的“诗歌烈士”。此类人却忘了反躬自问,自己社会心态是否太扭曲、太反常、活得太虚伪?!是否作为一个人,生命精神形迹无异于一只“诗耗子”或“死耗子”?!这里与一个人的所谓“美学趣味”无关、因为各种趣味倾向不同、却可以兼容与共存,这里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与“社会人格”问题。也许,在这类人看来,诗人和作家哪怕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创作中首要的和唯一的,也仅仅是外在皮相“形式”的据守和伪饰,为此可不惜作品失之内在空泛和精神生命的“整体失窃”。诗文形式的人文表达,是精神生命的自由呼吸,绝非血腥中烟雾迷蒙“隐身”,或寻求在专制屁眼沟里“漏气”。此举为我辈所唾弃和不屑,这是年轻意盛时代的事。各有各的活法,由他去!但后来人绝不可效仿,在精神领域以“诗”的形式放出此类连环“屁”!专制文化在任何历史阶段,从来都高喊“百花齐放”,却只有“百花凋零”中“一花独放”:“万马齐喑”中“孤家独鸣”。文化大革命时代只存“毛语录”和“毛泽东诗词”,其他人“无须放屁”!文化大革命之后唯有清一色的雾色迷蒙的诗,远不及历史上封建帝王时代百花争妍、诗人辈出的盛况。

所以,有位泊居海外、不乏才气和独立尊严的“前朦胧”诗人曾面对汉学界阐明其精神立场:“我不是朦胧诗人!”没有大胆识,何来大智慧?从何产生中国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witsch Pasternak)、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 )或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这类人绝不可能“宠幸”于“专制文化”并在官场上赢得什么“很高呼声”。其实,中国“后朦胧”人中并不乏“自由”心理气质和精神追求倾向者。其中有一人,多年来未获准办理出国护照(柏桦是三次、其人是九次)。此君不乏可同外国诗人和作家相媲美的“实实在在”的“综合成就”,早已高过和超越于趋炎附势的“占位”者。如果他一旦获准出国,我相信其“象征性资本积累”当让人刮目相看,他就极有可能被海内外人士视为“中国的索尔任尼琴”一类作家,这已经趋于共识。他就是那个曾一度同“饱学之士”钟鸣论战的“底层作家”廖亦武,前文已提到,他的英文译本将于明年在纽约面世。而目前他在国内尚居无定所,不知在人文领域是否具备和可享有“占位”条件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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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的诗歌一般情况下在西方人们很热衷吗?中国诗人的诗歌朗诵能撞击西方听众并融入其主流文化吗?“启蒙”是否一次次向“北京诗人”发起冲击?“启蒙文学”为什么要直抵“政治文学”?你怎么看待文学同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你为何要触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同当时的美国总统“论道谈人权”,这是否“不当”和“越界”,使你长期失去“象征性资本积累”而与正统社会史、思想史绝缘、迟迟未能在文学史中“归位”?

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和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中,我感觉西方公众、包括大学生,由衷喜欢诗歌“文本”以外的多元形式表达。就诗的多元化的感性表现而言,人们不喜欢一个诗人“僵死”在文字中或只是一个“僵立作声”的木人。从美国到意大利,传统“平面文本”外,人们更有兴趣于现代“生命本文”文体的立体表达、包括东方“狂草”式的颠狂气质、丰富的肢体语言、“行为化”诗歌书写方式和“壁画诗”式的线条和构图艺术表现、以及多种艺术及其表现形式的综合。类似崔健的歌词及其形式表达、“盘古”乐队精神的立体“书写”方式,更能为人们所接受、更能向人们传达更多的生命信息。这样说并不排斥“平面书写”而是指不仅仅囿于一种传统方式不变,甚至安于此种单一状态并视为唯一的书写表达形式。

“启蒙”出现的时候《今天》还不知在何处?“‘启蒙’向‘北京诗人’发起冲击”,这种问题若不是出于虚荣,却纯属幼稚和无知,在精神意义上尚未走出“幼儿园”。

我已经说过,“启蒙文学”不仅局限于文学分类意义上的诗,它关注的是人文整体意义上的综合,从一开始其内容就包含对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融汇与探索,其形式就不仅停留于平面文本,这里也包含“知行合一”的意味。它不是从“启蒙文学”走向“政治文学”;而是从社会层面的“文学启蒙”而超越世俗社会层面直抵“宇宙生命”的存在。

但更主要的,它面对的不是如何受社会、特别是专制社会推举和接纳,而是面对整个人生和生命。如果谁由此以为在精神追求和表现上“大而不当”,“自由的空间越大,骚乱的程度也越大”,那么我在这里回答他:“鸟笼越小,笼鸟骚乱的程度也就减低到最低程度。”

在精神领域,无所谓“不当”和“越界”,反而应谨防上“当”、力争超越规范,而不是从思想到行为“不敢越雷池一步”。

“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

何谓诗人?社会思想樊篱的翻越者;专制制约包括自身“心狱”的“逃犯”!

“反右”、“文革”包括“民主墙运动”一类历史课题至今在中国大陆都还是禁区,有那么些人从维护官方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把“启蒙”及上个世纪历史中本应正面肯定的事件,也即“文学”对社会“专制体制”的挑战巧妙托词为“文学”对“政治”本身的“越界”,所持立场与官方无异。上个世纪1978年“启蒙”曾先后提出“批毛”、“否定文革”、“结社”、“创办民刊”和“专制社会体制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等。由我亲自在天安门广场书写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并曾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致卡特总统”的公开信。同一时期就“人权”问题任畹盯等人也曾以“中国人权同盟”名义转抄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据说原文由一法国记者提供。

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就必然触及那一时代的社会课题。诗人、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成员。此类言行正出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公民对时代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觉介入,也正是一种担当!!!

在那一特定的历史年代,人们并不需要以“诗”的“朦胧眼”去面对社会、特别是“文革”式的精神暴虐!当时的情况是,民主墙运动正波及全国,整个社会视线也尚未在后来的人为导向下完全变得扭曲,竟会从什么角落里冒出那么一些人,一个劲地百无聊赖地去关注一种“轻飘飘”的事物,因为全社会和当时的一代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之重”而不是“难以承受的‘朦胧’之轻”!!!

这种历史时刻,全社会需要的只是一句话!也只期待一句话!

也就是说,当时一声有份量的叫喊远胜于千百首诗!何况于在那样的时刻,谁竟会去理睬你“朦胧”什么?!

曾有一位诗人,大概是在“四五”运动前后写过一首诗,大意是“请把我的头颅/放在时代的天秤上/整个社会因此而失重”!此诗当时大概是献给张志新一类英雄的。这首诗似曾由“诗刊”公开发表,遗憾的是它至今未选入大陆任何诗歌选本。我已记不起这位诗人的名字了,他若见到此文请告知联系方式。象这样的被“湮灭”者的诗,是一个时代发出的真正的声音,也最能广为震撼饱受苦难的一代人,为那一代人深心中所珍视!

是的,那个历史时刻,只需要说出一句话!谁若为此奉献出一颗头颅,在那样的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时刻,真足以使整个僵化的社会在精神上失去平衡!当时的思想“启蒙”者就是这样写诗的!后来人根本无从体会当时公开触及“毛泽东”的名字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在专制高压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需要一个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难免祸及全家和诛连九族的!

当时之所以敢想、也敢于付诸行动,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本有一颗独立思考的头颅!也

因为这是书写的另一种方式!所写的是生命的“大诗”!

“启蒙诗人”的“思想”属于“越界”:“行为”属于“越轨”。所以难以被人“轻飘飘”借以转移那一历史大转折时刻的整个社会精神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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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北岛和芒克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包括你在内的“贵州诗人”是否如柏桦说的已“从抒情中获救”?柏桦说“你的人生命运坎坷影响了你的诗途,却赢得了令许多诗人感动并日夜传唱的爱情”,是这样吗?

北岛比我年龄小,却比我有城府、但人很好,也乐于助人,我永远未敢忘记在那个年代他曾资助“启蒙”拾元钱,那时候10元相当于今天的百倍。我总以为他“不过问政治”、“非政治化”却更善长于“把握现实”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政治”对我来说有别于权力或社会功利追逐,仅仅是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所以,我的言行不求与现实平行而是超前,也注定命途多舛。我的性格决定我现实人生走向,也难免今生遍体鳞伤。我是个“身体”和“居室”都四面漏风的人,我看不清北岛垂帘的密室,我生性爱敞开门窗,一室水露、阳光和风。我也辨不清北岛“诗歌房间”中小巧玲珑的盆景和可爱的摆设,我喜欢野外的山岩和松竹,喜欢天地大房间中的“象形”的隐秘而不是形象。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可以说我的世界中只有“简单”的天空和石头。北岛在我的窗外也可能就把我看得一清二楚。他的人生是令许多后来者眼热的坦途,我的生命终生难逃厄运。不值得惊羡却常有曲解,甚至连“后朦胧”人柏桦竟也说我象个小孩、难免为我担心。我在此谢谢“担心”和“关心”,我此生永不后悔“拥有本真生命的童贞”。芒克比较阳光,相异于北岛的“冷峻”是另一类诗人气质。

爱情也是诗。与其如柏桦所说,我面对专制社会从一度学会“抒情”中获救,不如说我从自身“生命之爱”中获救更贴切。秋潇雨兰是我今生命定的守护神和创作的源泉,可她却不免抱怨我说“你同诗歌恋爱时常常把我忘了”,然而,我今生好几次创作的“黄金高峰”都因她而出现。

北岛现在有甘琦相伴,那是“居住”在他“房间中的阳光”。如冰清冽的孤独生活中,增添了生活的暖意。我与秋潇雨兰都见过一次甘琦。那是一个中午,她在北京大学校园中,从王强手中买走一份“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诗报,曾递给我签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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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说不知你现在怎样了?他凡事都以外国人为例,他说“帕斯捷尔纳克那么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他还提到索尔任尼琴这些因精神叛逆而流亡西方的作家和诗人,你怎么看这些事?

作为一个心身健全的人,过去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本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他偶尔在圆明园同我见过一面,同唐晓渡一起来,听过我朗诵我的诗《梵高》。据他自己说,当时有一股气从心窝穿透背脊、惊得他倒退几步,心脏不正常的人要被我吓疯。

中国几代人普遍有两大特征,要么局限于“体制性思维”而难以在精神视野上超越;要么无视自己民族的人文特征和精神资源,特别是湮灭在黑暗年月深处的自由思想和精神艺术的资源,一切以西方的“名流”、“权威”、包括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流亡者为自由生命的座标和人文成就的表率。遗憾的是他们却感觉不到自己置身其中的更深的精神黑暗,也看不见自己民族和同时代人中拥有远远超过“560”页的鸿篇巨制、海外有、国内甚至他们自己身边同样有。终生不能出版而在纽约以母语和英语出版的,也不仅是前俄国人、也有中国人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在此,除官方“放行”信息中柏桦们视野所及的外,无须一一罗列。中国人至今无从摆脱对专制极权体制包括对西方人文成果的双重依附状态和盲目仰视。

一代一代人的悲剧,不仅是长期在信息封锁的社会环境中无从脱身;也包括其思想和精神的“自我闭塞”的劣根和惯性。

更令人悲悯的,几乎从“五四”以后沿习至今,几代人对东方人文精神和自己民族的精神智慧毫无感知,完全丧失民族人文尊严感乃至以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不是美、法、德、意、日等国家和民族的人自卑!

我厌恶东方的专制但我尊重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人文智慧及其思维、表达形式。凡是我所涉足的地方,我都不止一次宣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文是全球最大的语种之一”、“中国作家的作品首先以自身创造的精神价值自足并自立于世”。在漫长年月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我感到以中文表达的东方自由人文精神在异域广为受到欢迎和热情认同。

我以为,二十一世纪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人文的鼎盛时期已过、其光芒日趋淡薄;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自由文化轮廓日益清晰。在全人类的文化中,东西方文化正呈现出短视和近视者目力所不及的“总体性”转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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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要权势者手指为之一指,眼睛就“为之一亮”;不要凡西方所指认的,必毫无来由认同。西方有西方的大师,东方有东方的智者,谁也无须仰视谁,不同民族不同人文,彼此彼此、平起平坐。千万不要以有某本书被翻译、某名家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什么,就视为“象征资本积累”乃至世俗资本兑现!!!真正的自由成果或“精神文化”此生此世不“转换”为实惠或货币价值、也决不感染或患上“体制思维综合症”!

中国文化人总是那么假,睁眼闭眼都不离胡编瞎扯,如有一位也是四川人的院士,编选了一部当代新诗“读本”,指称曾一度高呼“万寿无疆”者的“红色诗歌”更能代表倍受愚弄和洗脑的一代人的“心灵和声音”。指我与秋潇雨兰赴美一去不归。我其实离乡背井、飘泊异国他乡是无奈的,多年来国门都未向我打开。关于所谓在地下文学、实质上应是相对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中的公正定论或什么“占位”问题更荒唐,都一辈子了,我在故国家园连一本书都未准许同社会见面呢,一生成果仍沉浸在黑暗中,以何作为比较和对照的前提?!何况本不属同一精神层次、却偏如此牵强附会地误导海内外社会视听干么?!

知识分子!现在连边远贵州山区的村民都懂得如何追求和维护社会公正了。如他们在管理财务上把一枚公章分为五瓣,支出一笔费用不由谁说了算,必有三人以上同意、五瓣公章合拢盖上才算定夺。中国的政治图章、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图章、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图章,什么时候才能不握于特权利益阶层之手、任其独断呢?什么时候才能光芒四射地盖出现代“分权制衡”原理以及社会公正和普世精神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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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问:就人类文明的总体而言,你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人群中的一个“诗人”或你自视的“梦人”,怎样从你的“宇宙生命个体”视角看待社会现实中的“政治”、“宗教”和“文学”?

我早就说过:“政治是利益;宗教是信仰;文学是性情。”这是我始终的社会立场和人生姿态。

政治对我只是“良知”和“良心”,个人从不以权势包括世俗功利为人生追逐目标。我一生追求和维护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其“政治”诉求的内在实质与党派立场和利益无关。

宗教意义上我持兼容性;但并不执著于任何“宗教教义”和各别的“宗教仪式”。我个人信奉的“宗教”对各别世俗宗教信仰持选择性的包容姿态;对不同宗教世俗人生的精神层面有“存在”意义上的超越性。我将其命名为“宇宙生命宗教”!

关于“诗歌”和“文学”,其本质特征就是一个人的“心性”或“性情”。人的心性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有“大器”和“小器”的性质之分。从精神现象视角看,大器的内在空间错综复杂、万象纷呈。对东方人文而言,这是中国人伟大先人留下的无可拒绝的一笔遗产,理应血脉承传和拓展于世,不必以外国“名流”、“权威”的身教、言教为精神衣钵。小器者无处不见其“小”:“心眼小”、“视野小”、“精神‘趣味’和‘境界’小”。无论就诗歌或整体人文追求而言,其“内在自由空间”和“外在表现形式”也难免一成不变地“小”、注定跳不出“小器”之嫌!

倾向、趣味、文章风骨各有个性、各有偏爱、各有选择,所谓“仁者见之为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但必须区分的是:“同一层次上的不同看法”悬殊于“不同层次的不同看法”!!!精神事物置放、并列在一起时,自然能识别其高、低、深、浅有别。精神世界中“公允的结论”或“最终的共识”,绝不取决于现实权力意志的干扰和定夺、也不取决于世俗“权力意志”依附者的“见风是雨”,最终取决于具有“普世精神价值”的人类智慧!!!

2007年12月12日凌晨
最后定稿于美国新泽西州

《自由写作》第28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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