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明磊:去意彷徨的阿童木一代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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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

也许在独生子的孤独生长中,这一代开始了“一个人的大进军”,我们在问自己,一个人能否超越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而独立,这毕竟是大公司对大公司,大组织对大组织,大意识形态对大意识形态的时代啊!

阿童木一代心中存在这样的形象:阿童木的屁股上伸出小钢炮向一切大机器开火。

“电脑要从娃娃抓起。”邓小平这么说,于是我们成了电脑通。现在,当我们在网络上呐喊时,自由就变成抓娃娃了。……

我发明了一个词:阿童木一代人,因为我突然发现,那些小时候看过阿童木,喜欢阿童木,还忘不了阿童木的其实是一代,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们心中,永远会有一个神奇小子,这个小子会一抬小屁股,伸出两支小钢炮,向所有可恨的大机器开炮,这是我们的梦想,这一代人会给这个搞不清的社会带来些什么新东西?

告密

他们心中没有文革的伤害。因此政治上近乎天真。

1973年出生的我唯一对文革印象是它的尾巴:喊声,满大街的纸旗,铺满了混杂梧桐树叶的马路,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是好玩:从家里偷偷拿出一本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面把刘少奇骂得狗血喷头,我很开心:文章还可以这么写。

2007年时,我甚至搞不清楚十七大是党大还是人大。对于阿童木时代人来说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们是被安排在可怕的革命传统教育的体系。

二十年后,我曾采访一个上海文庙路弄堂的小学校,在窗口看到一个女孩子举手向老师检举同学。

那一刻,我看到了当年的我,小个子,大大的招风耳,小猴子般,穿着白衬衫,因为实在太平常,连文艺汇演的快板书也被安排演一个——“零蛋。”

我还算是好学生,也是小特务,会举手说:“报告老师,**同学他在毛主席脸上画胡子!”

有一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从红小兵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小学中的告密制度研究文革的权力体系。

在这样的体系中,学生分为干部与普通学生,学生干部成了特别的一群,我们有许多特别出场面的机会,当解说员,当献花的人,当特务。我们还被教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绝不妥协。”

这样的学生和沉默的大多数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学生往往因为有锻炼的机会,出人头地,更多地考上大学。他们典型的语言是大会发言时操着抑扬顿挫的朗诵语调。

这样的学生,小时候的告密经历,也许是未来网警与国保的心理“排练”。

批判

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一到公众场合会脸红,总是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可是因为到了淮阴乡下的小学,成绩就显得好了起来,被升成中队长,一天这个叫“工农兵小学”的学校发现了一个学生有小偷小摸行为,于是全校开千人批判大会,来帮助这个个子已很高的老留级生。校长,老师,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四年级,小小的个子,总坐在第一排,是选出来的学生代表来发言批判他,一千双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肯定说的是自己的话,也许我是唯一个把他当同学的发言者吧。全场的掌声。大家一轰而散后,我在厕所碰到了他:他高我二个头,须仰视才见,他一步步向我走来,我想完蛋了,他会怎么样呢,农村孩子打架是很野蛮的,甚至把对手的头按在尿池里……我发抖。他一步步向我逼过来,然后——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说得很好,谢谢你。

我似乎明白点什么,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看成仅仅是一个小偷,没有批头盖脸地喊口号,他感激我,只是因为我把他当一个人来对待。

阿童木时代人的底色是这些教育铺上去的,因此一到了某些时分,少先队小干部的乖觉就会出来。因为那些野孩子早就被淘汰在工厂里,农田里了。

我们是潜藏的奴隶。

遗忘

对于六四,我们总是故意地遗忘,不知为什么,虽然那年是高三,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说,可也没有人让我们不说啊。我们有一个年轻员工是七九年的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六四了,于是我们让她看《天安门》纪录片,看完她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些学生都是傻逼。人怎么可能连命都不要了来干这种事。”我们很吃惊,跟她说当时觉得这些学生是替我们死的,因为我们如果大一岁或二岁,也许死的是我们。她说:“这些事,你们从来不说的,你们这些七十年代初的人啊,好话是你们说的,赚钱最多的也是你们。”

是的,我们对文革是无知的,对六四是遗忘的。我们的记忆是断掉的,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共同体的感觉。我们似乎是没有背景的孤魂。

而记住这些的阿童木在我们中总是显得特别,如与我同岁的胡佳。他会到天安门广场一年年地纪念。

而更多有人因为遗忘而失去了道德感。于是赚钱最多的是我们。无数失去了良心的阿童木真成了机器人,如同苍蝇般盲目飞翔,哪里有厕所和床,哪里就有我们。在阿童木时代人卫慧的自传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女主人公为了吃到更多的美食,吃饱了就到厕所,抠自己的喉咙,吐出来,化完妆,继续吃。

历史是我们遗失的,我们嘲笑周杰伦弱智的歌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责任。

苏醒

因为我们失去了共同体,我们成了一个个个人。陈独秀花了一辈子觉悟的“个人之觉醒,乃是中华民族最后的觉醒。”我们在青春期就开始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我们有幸在高中遭遇,小学的僵化被代之以暗潮涌动的思想解放。我们彻夜讨论新儒家能否救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当然是任性与个人的。阿童木时代的人还没有这么多功利,我们的大学还算得上既无聊又轻松,更多的是放任自流。大学还没扩张,还没有成为美丽的兵营。我们没有为工作而忧心仲仲,空气里弥漫着散漫与自由的气味。

这就是我的大学:

那时流行做卖买,有胆子大的自吹能搞到苏联航母卖钢铁,倒真的有二个大学生,骗了十几个农村姑娘倒卖人口,被抓。我胆子小只敢和朋友一起卖打口磁带,卖自己画的文化衫。开学时,我就把课本卖了,因为我发现所有的新闻课本其实是一句话:依靠党委采访。在鼓楼卖给厂里的通讯员,换了啤酒喝。当时大学中流行偷自行车为乐,我们宿舍有二个因为偷得比较多受了处分。我们写小说,开口喜欢写:“你这个王八羔子。”有一位老师和学生争论康德还打起来了。我混过了大学,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把他所受的教育都呕吐掉。90年进的大学,有时天下雨还能看到电线杆上露出几个红漆字:“与反动政府血战到底。”有时听到隔壁高年级有砸玻璃的声音,跑过去看发现一个男生光着膀子用玻璃划自己,血流得蛮多的,那一层就疯过三个人,一个人疯的时候开口说的话,听起来都是诗歌。一个男生还在一夜间在中文系墙上贴满自己小说。南京美术学院有一个男生因为画了毛泽东留清朝大辫子的画,而被开除,每天在南师食堂向女生讨饭票,怎么讨呢,一开口阴沉的男底音:“我饥饿而寒冷……”,愣是这样没饿死,可见当时人还是浪漫的。逃课也是为睡在花丛下做白日梦。我什么都没学到,考试往往是第一个交卷的,但也会为自己欣赏的老师裹着军大衣,喝点酒,洋洋洒洒写上好多。那个老师出题目总是简单的,有时只出一题:谈谈你对苏东坡的看法。

那个时候,上课布衣吹笛的国学大师们还在,正在吹出寂寞的挽歌,下面还有知晓真性情的知音若干。

更多的是打毛线与擦皮鞋的家伙。

我办的班报叫镜报,在中文系走廊里,我登了王波同学《对文革的反思》被学校撤掉了,我们好象换了文章抗议。毕业时我写了《第四权力在美国》许多老师批改没人给分数,我只好又写了一篇关于追星新闻的写法——优秀论文。

所有的我都混过去了,最难混的是英语,补考了二次,第二次我还睡过了头,到那时听力已考完了,我胡断填了几个ABCD结果分数倒比第一次高,我也混过去了。

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却有一个个人至上的脾气。这是阿童木时代人最宝贵的东西。

无聊

而偏偏上帝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个性。

放任自流。

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处投简历,被银行录用,编一份《上海工商银行报》工作很简单,还受老法师表扬,但其实我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我编版面是这样的,关上门,放一张编版纸在地上,离开四五步远,扔出照片,照片落在编版纸的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放照片,我已自创了“明磊自然排版法”。

银行很有钱,经常发一些莫明其妙的钱,我问什么钱,科长说:小翟,别问,拿就是了。那时还发各种东西,油,鸡蛋,还发卷纸,女人还发卫生巾,有一天我做梦,梦到自己被卷纸裹了一层又一层,透不过气来,象个木乃伊。鸡蛋是生鸡蛋,我不想要就给同事,这些上海人看着我象看到怪物。我真得很无聊,就用办公室长途电话谈恋爱。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我喜欢和一群地下诗人在江湾镇叫“团结饭店”的破败小酒馆吃酒,吃多了,每人站在房间一角撒尿。有阿钟,有王一梁,还有马骅……。他们在编一些地下诗刊。喝多了有时王一梁会调戏女服务员,象我的大学同学,只不过我的同学喝多了会用凳子追打厨师。

东张西望

我有个小毛病好奇,什么都想知道点,老婆曾送我一个外号“东张西望。”

我还记得一个女孩的哭声,因为小学二年级的我上课时捉摸前面小女生的丝袜,于是用铅笔挑出一根丝来,越抽越长,当终于明白丝袜是一根丝做的时,女孩突然发现袜子没有了,发出一记惊天动地的哭声。

从小,我就是一个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东张西望的人。

在银行时我采访过——第一个建立性博物馆的性学家,找过野人的教授,最后的慰安所,采访过研究古尸的女科学家……你大概知道我的口味了。

1996年,上海发生了第一起自焚案,安福路一个男人因为拆迁不公而自焚死了,全市老百姓都传遍了,没一家报纸写。我的一位朋友W拉我去看看,我说又报不出来,有什么用,她说:“不管报不报得出,总可以留下点东西。”我们就在废墟上采访,还冒充亲戚带着水果来到一幢破烂的宾馆,这里软禁着自焚者的老婆,——原来拆迁后分的房子特别远,他们要花六个小时在路上,路费扣掉后,靠工资活不下去。男人自学过法律,要讨说话,不慎自焚身亡。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救人,也没有准备救火车与救护车,警察袖手旁观……

没发出来。

1997年我又写了《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路线上》,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将机场建在国际候鸟路线上,一个是以色列,因为地方小没办法,一个是中国,生物与航空专家大部分都反对,领导拍的板。

(注,报道后,科学家们的建议得到政府部分采纳,机场悄悄向西迁址。)

我还写了《海鸥厂假破产案》,这个假破产把朱总理也给骗了。

这样子,有两个公安来银行找我,说我是栋梁之材,我却背后直出冷汗。问我认不认识地下评论家王一梁。到了晚上,将门锁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有人跟踪。那时女朋友还没结婚,那天,她来上海说是要到街上买这样买那样,我跟她说:如果以后,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怎么办。她看出我的害怕,说:我们不怕。

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来。

后来银行整我,分我到偏远的机场分理处做柜员,还要求我说川沙方言。偏偏我有个毛病,数不清钱。我就辞职与老婆去了深圳。在深圳,我发现自己的确不如老婆胆大,一看许多蟑螂,(南方蟑螂大)我就夺门而出,听着门里老婆奋起抗螂。

辞职

我混在深圳的日子里,朋友王一梁在上海出事了,他们几个地下文人要搞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诗人们嘛总爱吹吹牛,被定成反动组织,王一梁坐了三年劳教,理由竟是看黄碟,警察把查抄的《钢琴课》《教室别恋》《卓别林》都算成了黄碟。我们朋友们都感谢警察,因为王一梁酗酒已不可救药,这一劳教,酒可没喝了,人也壮了。

可是王一梁不这么想。

同搞复兴运动的马哲出了家,警察却一路追到寺庙,他被迫再次流亡。

和我当年一起在团结饭馆一角尿尿的马骅跑去梅里雪山脚下当一名乡村教师,这个1972年出生的阿童木是很显摆的,回上海都要穿个藏袍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后来,他在梅里的路上翻进大河里失踪了。结果被云南党的宣传部塑造成青年共青团支教模范,开动各级报纸电视机器宣传他。我们一边看报道,一边笑炸了肚皮,又愤怒的不行,——马骅这厮就是个浪子而已,他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现在却被抹成了雷小锋。

我在深圳呆了二年,回上海在《南方周末》工作,在南方周末,印象最深的是J女士,她是南方周末的老总。我很喜欢和她谈话,和她谈话时,你的心是安静的,你知道她关心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个什么记者,你的出稿量,你的才华,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关心你。

后来《南方周末》被整顿了,主编,副主编,新闻部主任都被换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写出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等轰动性的新闻。但最后因为新上任的主编乱改稿,乱毙稿,我也混不下去了。我写了一封辞职信,“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不想记者们都一肚子火没处发,正好借这个事发发难,某种程度上我又被大伙可爱地利用了一把。弄得人家都知道,好象跳水没跳好,屁股入水,响声巨大。

因为采访郑恩宠,又被国安叫去谈谈。胆子是被吓大的,这次我斗胆为郑恩宠说了几句话。回到家,马上扯开一点窗帘,觉得对面住的就是007,后来想,凭什么人家是迫害狂,我就得是被迫害狂啊。

离开南方周末后,我东游西荡,发现做NGO不错,非政府组织嘛,我不谈政治踏踏实实做点好事,我们做的是草根能力建设,培养NGO的业务能力。因缘巧合,办了份刊物《民间》。

第一次,我不再是挑战正经与权威的破坏者,在一片道德废墟上,阿童木们想到了建设,建设公民的道德。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乡村学校的年轻人,艾滋村的救助者,农村合作社的养猪传奇,贵州石门坎的妇女联合,点点滴滴的细流,温柔的人和力量。

渐渐地我明白我喜欢与想要做的事情了。

怪事

做NGO的二年半,我碰到的怪事比当十年记者见得都多。老婆说:我明白,什么叫NGO了,就是“难搞噢”的拼音第一字母。“

2006年,我在大学的同事们搞一个工作坊,被网络警察称:最近成立了美国人支持的反动组织名叫“工作坊。”做为重大敌情上报。查了好久(最后无疾而终)。刚得知这个恶讯时,我三个同事(他们也都是七三年,七四年出生的人)分别从广州,云南飞到上海神秘兮兮要开个会,找哪个地方都觉不安全,于是到了延中绿地,四人把手机关了,又把电池板下了。最后觉得呆在静止的地方,也会有卫星跟踪,于是四人边走路边说话。这时同事阿Y突然笑了,她笑得弯下了腰:“不是坏人,也弄得自己感觉象坏人了。”

我们的培训班被一路跟踪。

我们还商量要不要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最后决定,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见得了阳光的,变成秘密组织,可能变得单线控制,不透明,不民主,这是我们反对的一切啊。

阿童木们多可笑啊,又是那么认真。

2006年,警察们又说我将与高智晟在上海峰会时在上海联合全国维权人士签署宣言。还说我的妹夫是搞民运的,美国人每月寄钱给他。可是——我从不认识高智晟,我是独生子女啊。

他们在背后向我的朋友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面问:“请教,我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说:“没有,没有,我们从没说过。”

2006年六月初,我要上北京会稿。警察不让我去,说“北京是个敏感的地方。”我说“好,尊重你们,不去。”秋天,我又要去会稿,他们还是不让我去。我说一定要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他们三次上门,最后只好说早去早回。

后来喝茶时,我说送你们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后来又有六个警察请我喝茶。

再后来,同仁们办的《民间》就被查封了。

倒霉

我常想我的命不太好,老是克人家,最早写稿的杂志,《街道》因为我的《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路线上》关了门。(据他主编说有一半的原因怪我。)来投奔《焦点》,到了深圳,它就关门了(因反思文革而停刊后无力重振),只分给我一张写字台,一张书柜。到了《南方周末》,没干一年,老总副总编辑部主任换人,办了一个NGO组织也解散了,办的杂志《民间》被查封了。连放一个我参与拍的纪录片《乡村教师》,嗨奇了,临放前一天说是停电了。后来我想我不能连累别人,只有一个人干。于是办了网络报纸《壹报》(取意一个人的报纸)。也就成了别人说的公民记者,或独立记者。其实是被迫无奈。结果呢?因为登了笑话,估计笑话里有领导的名字,又被屏蔽,这回我不老实了,向国际喊了几嗓子,嗨,开屏了。我很高兴,写了《壹报开屏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要求为其它被禁的博客开屏,因为他们也没写啥见不得人的东西啊。嗨,这文章一发,第二天,壹报又被屏蔽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

“邓小平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可是我们拥有电脑后却发现如此不自由,我们要喊出来,为我们的网络房地产——博客被无故关闭而喊。”我想,阿童木时代人总有错觉,博客满足了我们的自我迷恋,仿佛有了电脑,我们好比阿童木有了十万马力,常常向大人物们亮亮小屁股,开开炮。后来发现阿童木只是大人给的梦想啊。

不自由却要从抓娃娃开始。于是与我同岁的胡佳被抓了,胡佳其实就是个典型的阿童木时代人,他的任性,他满屋子的卡通玩偶,他的独生子特性,让他喊出了阿童木时代人政治的第一声。他会打国保,他会无拘无束地喊,因为我们都是被宠坏的一代。因为衣食无忧,保存个性成为第一要务了。他去可可西里去艾滋村去钓鱼岛可以说是出于责任但更多的是游侠的精神,可是拘禁,使他的逆反性格更加火爆,因为对抗,他与一个政治怪物绑在一块了。

我发布《仁者之怒——督请北京公安释放胡佳》,除了声援他外,更想还原一个阿童木,政府如果不了解阿童木时代人的心理,又如何治理国家。

陈光诚也是大我二岁的盲人律师。他永远学不会妥协,在他的身上,我听到了那“为了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仿佛是诅咒般的歌声。

毫无疑问胡紫微也是阿童木一代人的代表,管他什么中央台,我就是让我老公出丑,我们是没有什么政治大局的,我的感觉才是至上,火就要这么发。是别的人把我们想复杂了。

后来我的家被查抄了一回,我活生生地感觉到了那只在书本上见过的文革。

胡佳被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王一梁被劳教,马骅被塑造成雷小峰,胡紫微被消声。马哲无路可逃。阿童木一代开始明白,尽管有十万马力,尽管有小钢炮,我们还是被文革延续的世界笼罩着,那些泛黄的恶梦,时时会在阿童木的电脑里频闪。

个人在哪

有个香港朋友,送我一本台湾《人间》杂志,陈映真编的。陈映真想在台湾办一本杂志:跳出冷战思路,离开不是反共就是共匪的路线,写点社会的事,关心一下普通人,最后办不下去了。我们办《民间》也是想跳出“三个代表”与“民运”的思路,谈一谈民间自组织,老百姓故事。最后还是被怀疑是和平演变,哪对哪啊。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有关部门曾这么警告另一个被封杂志的外国老总。可是——我的确是既不想做政府的朋友,也不想做他的敌人,我只想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有时很困惑,自己这多年来,只有一个想法:做个普通人,任着性子办点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个人啊,到底能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做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么难吗,为什么各种标签都要被贴上。我们有没有可能独立在各种势力外自由地写作啊,我只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个人,为什么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好奇的人,又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我总想把知道的一切真相告诉别人,我又有何错?

为什么每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时,总被某些人认为被别人利用了,为什么我的面目在一些人心里总是象哈哈镜一样变了形。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们不正常,还是因为他们不正常后我也不正常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我只做自己高兴的事,真不知碍了谁的事。只是因为我不想赚钱而要被流放吗?

闷蛋们

这是一个大集团对大组织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公司对大公司的时代。一切人都被组织起来,在公司或市场体系中,我们重新沦为镙丝钉,不仅永不生锈,而且完全按规格生产。在这样一个组织的时代,渺小的个人又有何做为,个性又有何用?

而一些自由而散漫的人,认为个性与天性是人生首务。在这样一个模具化社会中,特立独行的,忠实于自已灵魂与肉体的人,能对别人说:“我就去你妈的!”的人是多么稀有,这样的人才能让想象力夺权,才能让目前已被商业和公司终结的历史重新开始,那些自由的人,自由的声,以前与将来都将是反对各种专制的第一动力。

我们现在标榜的自由与平等的世界,其实专制无处不在,广告在激发我们的焦虑,公司消解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梦想与将来全部被格式化了,连个性也做成了印刷体。注重沟通的个性才被看成好个性,因为成功学已消灭怪癖。疯狂被说成疾病。天才被称为大哥大。理想等于不切实际。总之,我们受够了。

那些闷蛋们。

阿童木时代人向何处去

要抓的也抓了,胡佳,陈光诚,他们被格式化成民运人士,马骅被格式化成优秀支教青年。王一梁被格式化成反动的反共文人。胡紫微格式化成反对奥运,该做闷蛋的也都做了闷蛋,供他一辈子楼,阿童木时代人还剩下什么。

在没有历史记忆的背景下,阿童木们得到了解放,可是当我们高喊个性至上时,我们仍得面临现实。我们的小钢炮还能开火吗?阿童木时代人去意彷徨,这不是我们要的世界,而我们要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阳光照在我们肩上,挺起胸膛向前走,他们老了,而我们失去了梦想。

2008年1月15日定稿

《自由写作》第29期【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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