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骏:2007:怀疑和会议(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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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骏

一、怀疑

我已经好久不写作了。对于写作,我有两方面的怀疑,一是对文字产生了怀疑,二是对写作的主体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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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的怀疑,就是对“说”的怀疑。想当初,我刚接触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对文字近乎痴迷,那时看到纸上印刷的一行诗句、一个段落,都能激动半天。那时,我对摆脱了日常生活功用、直接表达情感和塑造美的文字,有着无限的向往。可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文字之轻,越来越感到“说”的困难。与行动比起来,“说”有时是多么的可笑。与力量(强权)比起来,文字很少能摆脱被力量挟持的命运。与思想比起来,文字尽管对思想的成型十分重要,但文字也只能笨拙地呈现思想的局部,更多的情况是辞不达意。

一个文人不依附于强权,这应该是他的做人原则。而拒绝强权,不是体现在他说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而只能是体现在他有什么样的行动。近年来,我看够了文学界甚或文化界的做秀文字,看够了个别人欺世盗名的堂皇文字。反观自身,我有没有那些毛病,有没有用文字的画皮来掩饰一个肮脏的心灵,这对于现阶段的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这种反面的例子,并不能表明言论的价值就高于行动。言论的价值,最终是由言论与行动的关系决定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理解得很透彻,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这里说的“言”,我把它理解为现代人所说的“言论”或者“文字”。

目前中国个别自诩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混淆了“言论”、“言论自由”、“维护言论自由”这几个有差异的概念,实质上是试图以“道德言论”来窃取“行动中的道德”,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中国社会治病,那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更何况,个别人品本来就糟糕的人,还到处高喊道德口号,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已经毫无廉耻可言。

看明朝末年的历史,像吴梅村这样后来屈膝于满清政权的汉文人,他们先前所写的文字何尝不是以正统汉文化自居。当然,吴梅村算是一个知道悔过的人,他最终还是辞去了满清的官职,用行动替自己挽回了面子。

中国当代文人大多数没有骨气,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出过高调的言论、没有写出过张扬的文字,而是由于他们的行动太委琐,思想太自私了。他们自以为有了话语权就占据了道德高地,就占据了历史的席位,他们满足于把文字意淫为权力,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行动的矮子,连吴梅村这样的古人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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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怀疑之二,对写作主体的怀疑,这里所谓的“写作主体”,就是指作者。具体到我本人,就是我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的这种心情始于2007年2月和女作家张慈的一番交谈。2月份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上,我见到了从美国过来的张慈。我对张慈的了解由来已久,1985年我就看过张慈的短篇小说《我是鸣凤》。1996年时我又在吴文光导演的两个记录片《流浪北京》和《四海为家》中,看到过影像中的张慈。对于能与张慈在现实中见面,我很高兴。在开会的几天里,晚上的时候,大家坐在诗人严力、贝岭的房间里喝酒神侃,张慈也是很能侃的一个。

与张慈的交谈,是在夜色中的香港海边,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们在历史学家阿海的带领下,到西贡海鲜长廊吃晚饭,我刚好坐在张慈的旁边。由于喝了一点酒,也由于人在异地,我忽然有了想说话的冲动。我问张慈,她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人的“我”最终会消亡,有没有考虑过“我”消亡时的恐惧。张慈笑了笑,显然她对这个问题很有把握:“我是这么看的,这些年我一直用手提着我的灵魂,一路往前走。当有一天,我觉得可以把灵魂放下了,我就会把它放在某个地方,离开它。尽管我消失了,但我的灵魂还在那里。”这是她当时一番话的大概意思。

据我理解,她是说她把她的“我”复制在她的“灵魂”中,让灵魂变成一个单独的存在,这样她就不必担心“我”的消失。即使她的“我”不存在了,她的灵魂照样会留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并且在她的“我”消失之前,她会安放好她的灵魂。也就是说,她对她的灵魂的确认,使得她对她的“我”的消失不再有恐惧感。

张慈说的这些,当然很有道理。

从香港回来后,我就一直陷于这方面的思考:人的每个个体最终是要彻底消失的。这种“消失”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特定生物的消失,或者他人的消失。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很客观,他人去世了,我们会在一阵心理波动之后承认这个现实,尽管这对我们的心理有影响,但终究我们不能改变他人去世的事实。

另一个方面是,“我”的消失,或者说“我”的死亡。“我”的消失是很残酷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是生活在“我”之中,用“我”的躯体生存,用“我”思考问题,用“我”感受这个世界。我们用“我”接受知识,用“我”创造一些东西,并得到某种成就感。一旦某一天“我”不见了,我们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是宗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每个宗教都宣称可以解决。

可是,在没有宗教的环境里,这个“我”消失的问题,是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只能面对它,然后思考。如果诚实一点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是个其实并不容易思考透彻的问题,因为如果“我”注定要灭亡,注定什么也不是,那么,时间对“我”来说就不重要了:当“我”灭亡之后,也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如果要避免“我”消失的恐惧,如果要避免使“我”堕入没有时间参照的幻觉,只有引入张慈所说的“灵魂”,或者引入宗教的“神”,来将现在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我”移植在其中。否则,我们从小努力培养的、现在顽固坚持的“我”的观念,将会因为死亡的到来而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写作的过程中,至少我本人,我持有的是“有作者的写作”,即个性化的写作的态度。而个性化的写作,最需要挖掘的是“我”对人性、对世界、对历史、对文化、对以往文学作品的认识。在写作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出发。“我”作为本人写作的主体,如果其真实存在都受到怀疑,那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是迫使我停笔如此之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会议

关于2007年早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介绍,我看到的有诗人孟浪发表在《明报月刊》2007年3月号上的长文《香港以远,或香港以近》,以及诗人阿钟发表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上的《香港行记》。他们的介绍文章,把会议描述得很全面。

会议的内容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文学翻译的一部分,和国际笔会在亚太地区各笔会的报告,这两者都是基于我对中文之外的世界的好奇。当然,对于流亡作家、写作自由、文学和社会责任这些话题,我平时也在思考,这次会议上能听到别人的观点,也是一种收获。

会议报到的那天,我一大早从北京乘飞机,下午到达深圳机场,与乘另一架飞机同时降落深圳机场的女诗人马兰会合。然后我们一起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又一起乘车到达会议地点西贡北谭涌度假营。

我们提着行李往度假营里面走的时候,在主会场门口碰到老朋友万之,他正忙着指挥张贴欢迎的标语。巫一毛在一旁的桌子前整理与会者的姓名牌。在与万之兴奋的寒暄过后,我和马兰继续去寻找会议接待处。

接待处设在最后面一栋楼里。推门进去,只见陈奎德和张裕二位正在电脑前打字,孟浪在房间里手忙脚乱地搬着一堆书。孟浪随后拿了一本书给我,就是其中登有我小说《长工》的《诗与坦克》。房间里面,女诗人盛雪在叫我们:“到这里登记。”

我刚填上名字,一个大个子气呼呼地闯进来,后来我知道,大个子是研究历史的阿海。我以前读过阿海的书,他对清朝中外商贸交往的细致分析,让我很是钦佩。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据我的观察,除洋人之外,余光中老先生是发言最认真的人,严力是听会议最专心的人,马建是与会者中最风趣的人,沙叶新先生是最和蔼的人,杨炼是最像大师的人,贝岭是最神秘的人。

比较有意思的会外情景,是在西贡吃过海鲜之后,我和上海诗人阿钟、吴非夜游西贡的小巷子,清凉的空气和迷离的灯光,让我们心情很愉悦。这一幕已经被阿钟写进了他的散文《香港行记》。

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和马兰去香港岛上逛了一圈,基本上是雾里看花的感觉。走到一处虽旧但整齐的街道上时,我一眼看去,那街景很像香港黑社会影片常用的场景。

逛过之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朋友揭春雨。春雨带我们参观了城市大学漂亮的校园,在校园角落的一处凉亭里,他说:“这是我平时练功的地方。”

这次香港会议中,我个人最值得珍惜的记忆,是我与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又一次相聚,以及我通过会议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而会议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这将会融入我今后对文学思考之中。

2008年1月3日写

《自由写作》第29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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