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明:城市与塑像(长篇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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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明

二十九

我从乡下进城时,并没想到自己会当上英雄黄杰的妻子。在人民公园茶园附近的凉亭里,刘玉贞说。我没读报,没看电视报道(我家里没有电视机,我们村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没有),也没通过我姐姐的信了解他的事迹。见面前,英雄黄杰对我完全是个陌生人。这一切都是别人替我安排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命运偏偏选中了我。

当时我正为自己恋爱的前途焦心。我姐姐写信来叫我到城里住上一段时间,缓和一下和家里的矛盾,兴许还能在医院里替我找份临工做。见了面,她才对我说到黄杰的事。市妇联在为黄杰物色对象。第一名候选人是医院里的一名护士。她本人虽然崇拜英雄,但一打听,她父亲是卫生部一名官员,不可能答应这桩婚事。第二位候选人是一名女工,她父母同意了,但她本人已有对象,在选择英雄与忠于男友间犹豫不决。后来的几位候选人,不是政治面貌有问题,就是作风不正。因为是组织出面,对女方的人品要求很严。

我姐姐带我去见妇联干部以前,先让我和黄杰见了面。黄杰是农村兵,在选择对象上有他自己的标准。他对先前让他见了一面的几位候选人都不满意,但见了我却动心了。我姐姐让我俩单独呆在病房里。事前她已教会我该说什么话。我初中毕业,人不笨,会讨人喜欢。黄杰后来对我讲,我刚一进病房,他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领导这次总算猜对了他的心思,他要的就是我这样的农村姑娘。

嫁给黄杰,我也不是没有顾虑。但我经不起我姐姐的劝说,妇联干部的动员。我姐姐有件事要仰仗我。她卫校毕业,在城里工作八九年了,还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住在房产公司的两间破房子里。要是我和黄杰结婚,单位就会照顾她,分给她一套单元。我自己也将有一套单元,而且还是已付款的房产。黄杰还有高额抚恤金,各单位的馈赠,荣誉,我姐姐说,在现代医学的治疗下(他打上百元一针的进口药,首长指示对英雄要舍得花钱,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他的病)下,他完全有可能康复的一天。那时他将会加倍感激我。我今后会有幸福的日子过。目前,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农转非从乡下办进城,安排一个挂名拿工资的工作。想想看,不少农村姑娘为了跳出“农门”什么事不愿做?她们可以嫁给城里一个老头,一个跛子、驼子、地痞或一个离过两次婚的男人。而且还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

我姐姐和我在招待所的客房里长谈了一夜,了解我在乡下的那段恋情,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就好像把我幼稚的感情和李刚以及他那一家子致富无门的穷鬼拿到解剖台上去作了一番透彻的解剖一样。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说服了。我想到在乡下的父母,他们会赞同我姐姐的意见。他们事前很可能已从另一封信中知晓了内情。临走母亲替我收拾行装时暗暗流露出的喜悦决非仅仅是为了一个可怜的临工。我父母决不会同意我和李刚结婚。我母亲为了替我兄弟攒足说亲的彩礼,会毫不犹豫地以五千元卖掉我。如此一想,我心里豁然开朗了。

我婚后不久,李刚就上城里来找到了我。就是你在录像厅碰见我们的那一次。我对李刚说,我现在已是黄杰的妻子,叫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李刚嘲笑我说,你那也算结婚吗?我不能看着你把自己的青春白白葬送掉。李刚对英雄没有一丝敬意。他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堂兄,八七年考入大学,在动*乱中被打死了。他对此耿耿于怀,仇恨党和政府。他说没准黄杰就是杀害他堂兄的凶手。他说到黄杰的语气令我吃惊,也令我生气。

如果说在和黄杰结婚前我还犹豫不决的话,结婚后我却安下心来了。我们的结合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还上了报。军区首长、市委有关领导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和我们合影留念。黄杰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为捍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立下了功勋。一位首长对我说,我应为自己的丈夫感动骄傲。李刚算什么呢?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罢了。我不是白白葬送自己的青春,这是他不能理解的,我是在作奉献。我试图说服他,让他明白道理。可李刚却倔犟得像条牛,根本听不进。

我对他说我不愿再见到他了。可他却不容许自己轻易就被打发掉。他现在脸皮厚多了,说为了爱情他什么事都敢做。他居然登门拜访,谎称是我表哥。他敷衍黄杰,对他曲意奉承,背着他,又百般奉承我,甜言蜜语,心怀叵测。

我们女人有女人的弱点。我对他毕竟还有一段旧情。没见到李刚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新婚生活还算是满意的。我感到内心平静。可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当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回想我们以前共同度过的时光,呼吸到乡村泥土和稻禾的气息,春天开在田间地头上的野花令我心痛。李刚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我。我设想用他的眼光来看自己。我口口声声讲奉献,讲领导、组织,讲英雄事迹,他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喜欢讲大道理的、口是心非的女人?

我是结过婚的女人了,便自然幻想男人的拥抱,爱抚。这是黄杰不能给我的。领导和同志们更不能给我。当我了解黄杰是怎样负伤的后,我便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你想了解真相吗?我是从他一个战友那儿打听到的。他俩以前是好朋友,但对动*乱,他和黄杰的观点却不一样。他同情那些青年学生,为自己参加了那次行动感到羞愧。他对我讲了当时的情景,那真可怕。

发生流血的地点并不仅限于广场。他们所在部队就是在通广场的街道上开始行动的。没有人想到会开枪,虽然电视、广播一再作了警告,但仍没有人相信……许多人倒在血泊中。一伙年轻人惊慌中跑进两幢楼房间的旮旯里藏身,以黄杰为首的几名战士冲过去对他们开枪射击。黄杰已杀红了眼,他跑得太接近那伙年轻人了,这时背上中了一枪。只见他一手举枪,张着嘴吃惊地望身后望,在探照灯的光柱中慢慢倒下去。这就是他的英雄事迹,杀人者也险遭流弹误杀。

但是对外宣传却说他是被暴徒打伤的。没有说他是受的枪伤,子弹穿过尾椎骨。

他的战友经常上我们家来,黄杰渐渐起了疑心。我们坐在客厅里摆谈,便会听到他在床上弄出各种响声。一会儿要喝水了,一会儿要用便盆了,要量血压、要按摩了,就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总会找些事叫我做,以便打断我们的谈话,使我们注意到他。

对自个儿的英雄事迹,黄杰一向津津乐道。我一直相信他的话。因为报纸、电视、首长们也是这么说的,我乐于相信。黄杰到现在都认为自己做得很正确,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该杀。他对这事越来越敏感,容不得半点怀疑。他疑心他的战友在我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一位首长来看望他,他向他反映了这事。那位战友从此便消失不见了。

他这么做当然也是出于嫉妒。战友消失后,他又找到别的嫉妒对象。我和谁说话了,我为什么事高兴了,我上街耽搁久了,都要受到他的盘问。他嫉妒所有接近我的男人。一些他的崇拜者上家来探望他,他一边应酬他们,一边却在偷偷注意我眼睛是不是落在哪个年轻小伙子身上了。他开始打我。他假装叫我做件事,等我一走近他,他便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嫉妒使他无中生有,失去理智,变得凶狠。我既恨他又可怜他。他的嫉妒情有可原。他好像生活在地狱中。他曾经有过的虚荣和拥有的优越条件对他已无意义可言。我有时也让他打,让他发泄一下对自己命运的不满。打完我,他又呜呜咽咽地哭泣,求我千万别抛弃他。

人家听不到他的哭泣,他的哀求,只听到他打我,骂我是娼妇。他的战友们都护着他说,指责我,好像我真的偷了人似的。有人开始监视我了。家里来了人,有人在一旁窥测动静。我上街,有人在后面跟踪。碰巧他们发现我和李刚约会,怀疑于是变得有根有据了。

接下来,领导叫我去谈话,妇联做我的思想工作,姐姐对我施加压力。不管我怎么分辨都没有用。我已有了不纯洁的动机,离公开背叛只差一步了。当然,他们一边谴责我、开导我,一边也肯定我所作的奉献和牺牲,强调我们这场婚姻的重要意义。他们那时还想挽救我。

这些我都忍了。我就像一个保姆,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一段时间,黄杰的嫉妒曾有所收敛,脸上又有了笑容,又开始在我面前谈到他的英雄事迹(他仍然坚持坏人该杀的观点)。不过已经播下去的种子很快又发芽了,一切又回到了老路上。在他眼里,我是个放荡的女人,是个不安定的因素。他想到家里应该有个监督我的人,一个完全忠于他的人。他妹进城后不久就结了婚,不能担此重任。他便通过组织去信把他母亲从乡下叫进城来。

老婆子是那种穷了一辈子、又凶狠又贪婪的乡下婆娘。她一来就接管了经济大权,对我的花销严加控制。她声明她年纪大了,有风湿病,是进城来享她儿子的福的。为了制服我,她首先从经济上着手。我从此再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买漂亮的衣服穿了,再不能花钱买高级化妆品、护肤膏了,再不能享受皮包里装着钞票去逛商店的那种乐趣了。

我休想从她儿子身上弄到一分钱,老婆子一有机会便向我暗示,像我这么作践自己,在一个残废男人身边守活寡,不图钱又图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李刚又来找我。这次我也横下一条心,和他一块去打旅馆。

我给李刚的还是处女之身。我们的新房,是一家个体户开的旅馆的二楼一间布置简陋的房间。我不后悔,不感到羞辱,内心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如今的李刚早学油了。我已不是他第一个占有的女人。但他发誓他仍爱着我。他在城里混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三教九流的人物,熟悉各种赚钱的非法勾当。现在富起来的人谁不干非法勾当?李刚说,当官的干,老百姓干,只不过各有各的门路罢了。他和我商量,决定贩卖黄色录像带。赚足钱,我们一块逃离这座城市。只要有钱就能找蛇头,偷渡出境。

我把变卖金银首饰的钱都交给了李刚。我暂时没提出和黄杰离婚(提出来恐怕也不会允许),照李刚的安排,在事成之前我应该尽可能维持现状,想办法蒙骗他们。

我们开始做起出逃的美梦来了。但是,我们没想到自己是在与组织为敌,注定成功不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已受到公安部门的监视。这是我们事后才得知的。让我们成功地贩卖了两次,仅仅是为了掌握对我们起诉的罪证。第三次上,我们双双落网了。

本来,在我们刚刚走上邪路的时候,就可以对我们提出警告,使我们悬岩勒马。但领导已对我失去信心,认为没有必要挽救我了,认为用这方法把我解决掉也许更好。有件事是他们不能原谅的,就是我骂黄杰是杀人犯。那是在老婆子的挑唆下他下死心打我,我脱口说出来的。他突然住了手,放开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吃惊的眼光,望着我,就像白日见鬼。“你说什么?”他问,似乎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杀人犯!”我又重复了一遍。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怕,我恨他,鄙视他。“我是执行命令。”他说。“可你杀了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我杀的是坏人。”他说,“我杀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我不想和他争论,转身往外走。他冲着我的背影大声喝道:“我是英雄,不是杀人犯!娼妇——”

他们很快知道了这事,对我彻底失望了。老太婆用仇恨的眼光盯着我,战友们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上家里来安慰他的领导不再和我说话。他们已确认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有异心的女人,已不配作英雄黄杰的妻子了。

离婚手续是组织出面办的,我只是在上面划押签字。

噩梦醒来,我已呆在监狱中。我对英雄了解得太多,不能再呆在那边了。关押期满后,我被遣送到本地,交群众监督改造。李刚罪重,判了十年刑,送改造营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你们上这边来了,住市委招待所。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找人谈谈,我想你能了解我,我不是个坏女人。临走,刘玉贞说。我有件事相求,你们要是去改造营采访——要去吗?我猜你们也会去——请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李刚。我给他写过几次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好像改造营里没有李刚这个人似的。我在信中没说什么违反政策的话。我要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提前获释,我爱他,不管多久我都等他。

郑岩手里拿着封薄薄的信,看着她离开凉亭,转眼消失的夜色中。

三十

红卫路位于西城区,是条临江的石板铺设的街道。郑岩去人民公社采访的前一天下午,一个人去了趟。街道连接码头和闹市区,上下渡船的行人来来往往。郑岩沿着街檐走,注意着个位数是4的门牌号码,都是临街的住家,店铺。他走到头了,也没发现一个院落。

他又折回来。他捉摸过了这么多年,可能已换了门牌号码。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房,除了修修补补,新开了几家店铺外,几乎看不出任何变化。郑岩想找人打听一下,但行人来去匆匆,目光躲躲闪闪,一副阴郁猜疑、不愿与陌生人交谈的模样。他路过一处城门洞,那儿张贴着布告,围着一小群人。他也走过去看。

几张附近县镇的布告旁边,醒目地贴着本地几天前张贴的布告。上面有餐馆服务员提到的那个“自由*民*主党”。该组织由一伙思想反动、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年轻人组成,其成员有在职职工、待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纠集在一起,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来不及展开活动,就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一人判死刑,一人判死缓,两人判无期徒刑,其余的判二十年、十五年、十年不等。

怎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用什么方法?来不及展开活动,太可惜了,郑岩想,不妨让他们颠覆来看看,他们会发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本颠覆不了!

布告上还有别的罪犯。死刑犯的名字上打了红叉,表明此人已经正法,永远消失了。身穿制服、捞拳扎袖的法官可曾想到这是阎王簿?一口气在上面打了九个红叉。

布告上的“恶攻犯”是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中年人。此人给台湾当局写信,恶毒地攻击我党,辱骂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寄出去的信都落到了我公安人员手里。多么幼稚的恶攻犯!他以为台湾那边的人满怀同情地阅读他的信件时,我公安人员却面对冷笑地钉上了他。

郑岩在那边、在严打期间也见过同样性质的恶攻犯,也是给台湾当局写信,也是辱骂领导人。只要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存在就会有恶攻犯。

郑岩见过年龄最大的恶攻犯七十八岁,恶毒地攻击毛领袖,被捕后态度顽固,反动气焰嚣张,被判处死刑。

那是七十年代的事。布告贴在郑岩家乡那座小城公园的一堵墙上。每个地方都得有自己的恶攻犯。杀掉一个七十八岁没几年可活的疯癫老头,也许倒救下一条年轻人的命。因此这看似残酷的判决无意中却包含了人道主义。

那张布告上还有一起案例郑岩至今难忘。

布告上说,该犯二十五岁,无业青年,某晚八时许,与一骑自行车的女青年相撞。该犯用流氓话辱骂女青年,并把她往附近的小街上拖。他的意图是什么?布告上没说。法官似乎有意留下一个悬念,让人去猜测,罪犯可能毒打或强奸那个女青年。案情就这么简单。罪犯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红叉打得比“一打三反”和“严打”期间还要随意。

郑岩站在布告前,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又回到二十年前,重新体验到他当初对法律的敬畏。他自己也可能成为那样的罪犯。他觉得自己已深入记忆中那片时空。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吴钢兄妹。这布告,这人群,这寻觅,已使他卷入过去的暗流中。世界并无多大变化,只有那时的感觉才是真切的。

突然,郑岩感到那个游荡的幽灵又一次接近他,就站在他身后读布告。一个留着短发,身著灰卡其中山服、青下装的年轻人,郑岩踏上这边的土地后已不止一次地碰上他。在大街上,电影院门口,百货公司,新华书店,或闪身而过或在一旁偷偷地注视他。他在跟踪他,或像他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小偷,或者便衣?但他脸上的表情却郁郁寡欢,目光令郑岩心动。他好像认识他,十分面熟,可又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啊,遗忘的记忆!

郑岩猛地调过脸去,和他打了个照面。他转身走开去了。

郑岩跟上他。又一个鬼魂,他年轻时的朋友?从他背影和支楞的耳廓,他知道郑岩在跟踪他。两人相隔十来步。不管郑岩如何加快脚步也无法缩短这段距离。突然间,他从眼前消失了。一伙迎面走来的年轻人挡住了郑岩的视线。郑岩站下来,瞥见青裤腿和解放鞋闪进前方一个巷道口。郑岩站立的地点与巷道口相距三四十米,他不禁暗暗称奇。

巷道左侧砖柱上钉着四十八号门牌。郑岩站下来看看,迈步走了进去。凹凸不平的地面,板壁缝里冒出浓烟,传来说话声和收音机播放的乐曲声。郑岩往前走,在一堵砖墙前与一妇女擦身而过。倒个一个拐,巷道里的光线逐渐亮起来,眼前出现了一个狭窄的天井,一棵无花果树的树冠。

一道门前站着两个说话的妇女。郑岩走过时,两人打住话头,偷偷地、目光锐利地打量他。郑岩朝前绕过搭在天井里的牛毛毡棚,刚才只见树冠的无花果树出现在天井的尽头上,背衬砖墙,枝叶繁茂,在苔藓地上投下一片荫凉。

树下有几个孩子在玩耍,用小刀在泥地上玩“钉地图”。见了郑岩,都停下来默默地观望。屋档头上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水龙头前接满了一桶水,拎上它一边看着一边走开去。右手屋檐下一个老妇人坐在木盆前洗衣服。她身边呆着只猫。猫转身蹿进屋里去了。

相隔一二十年,这地方一切照旧。郑岩在老妇人的注目下,径直走到左手挡头上一间锁着的屋子前,隔窗张望。他心里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屋子。里面静悄悄的,他从窗纸上一个破洞中望见一张挂着帐子的床,床头衣柜的一角,从亮瓦上射下来的一团光晕静静地落在饭桌一侧的泥地上。

注视着郑岩的还有先前碰见的两个女人和孩子们。两个女人从牛毛毡棚后面探出脑袋,孩子们呆在原地没动。郑岩望了会儿,退下檐坎,朝老妇人走去。

他在心里已确定她就是吴娟托他找的张婆婆。六十多七十岁,花白的头发,温和的脸和眼神,穿着粗布衣衫。她已站起身来,在围腰上擦干净手,笑嘻嘻地和郑岩搭话。郑岩注意到她佩戴着十字架。它贴着胸口藏在内衣里,从外面只看得见挂在脖子上的细麻绳。

她的确就是张婆婆。她还记得那一家人,那两个孩子。他们走后,房子已归一对夫妻所有。两口儿上班去了。听说吴娟已经奉教,她说:“天主保佑她。”

郑岩向她谈到那边的教会,谈到吴娟是个多么虔诚的教徒,每个礼拜日都上教堂望弥撒。张婆婆眼睛湿润了。深受感动地说:“哦,祝福她。能上教堂望弥撒多好啊。我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教堂的钟声,没上教堂望弥撒了!”

郑岩这才想到这边的共产党仍坚持无神论,敌视教会,霸占着教堂。那边的虽然也坚持无神论,视宗教为异端,不承认梵蒂冈的权威,但在得到教会爱国爱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承诺后,发还了教堂。

他向张婆婆谈到吴娟兄妹的生活,张婆婆说:“我为他们高兴。他们以前的日子过得很苦。”

郑岩为自己终于找到这个地方感到由衷的喜悦。

这似乎也是他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奇异的感觉使他兴奋不已。这院落,这破旧的瓦房,这阳光照耀的泥地,这爬满长青藤的院墙,这无花果树和阳沟里的气息,都是他过去所熟悉的。属于吴钢兄妹的生活也是属于他的生活。隔窗观望的房间令他怦然心跳。他和张婆婆没说上几句话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她了。广播里播放着无产阶级的乐曲。从附近几家走出来的邻居在一旁默默地观望。

郑岩告辞出来,穿过天井,巷道,来到街上。就像二十年前的某一天他从熟悉的院子里出来一样。突然,一个手拿油瓶上店铺去的女孩引起他的注意。她早一步从院子里出来,斜穿过街道。

院门左手有家旅店。他们原来住家的院门左手也有家叫“群众旅馆”的旅店。女孩十六七岁,穿件花府绸衬衣,灰色粘胶布裤子,青布鞋,扎着对麻雀尾巴。郑岩尾随其后,跟他来到十字路口一家国营杂货铺前。就像二十年前的某一天他尾随他妹一样。女孩的年龄,穿着,背影和手中的油瓶都使他想到她。在十字路口一只喇叭播放的无产阶级的乐曲声中,她在柜台前站下来,往两边望了一眼。

柜台后面站着个五十岁左右的、拴着围腰体态肥硕的男人。女孩递过去一张五元面额的人民币和购物卷。男人接过手,上身后的钱箱里找补了零钱,卷在一起递给她,拿上油瓶上柜台一侧的铁皮桶里去打油。郑岩在另一侧的糖果柜前注视着。他惊奇地发现了另一双眼睛。那个幽灵,鬼魂,躲在女孩身后一侧的砖柱后面。碰见郑岩的眼光,他闪身不见了。

那眼光勾起郑岩痛苦的回忆。游荡的幽灵,你可是我迷失的兄弟?郑岩想到,倘若他要动手写一本书,他就写那个年代,写一个普通家庭生存的挣扎与艰辛,他尤其要写那年代默默生活的孩子们。

女孩可有个哥哥在乡下当知青、母亲刚去世不久?打油给她的男人可是她初中一个同学的父亲,利用她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她每月两次按时上铺子打油,在找补给她的零钱和购物卷里裹着两至三张十元的人民币,她自己留下十元,其余的交到他手里?女孩接过找补的零钱,没看一眼,捏在手中。这动作使郑岩心里一惊。穷人家的孩子就应该这样对付社会主义!

郑岩跟随她往回走,在无产阶级的乐曲声中目送她走进院门,消失在巷道的深处,心里有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三十一

胡德对刘玉贞的遭遇没有丝毫同情,认为她是个堕落、愚蠢的乡下婆娘。对当初他在报道里称她是“山沟里的飞来的金凤凰”他只觉得好笑。“这就是新闻。”他说,“我们当时需要她。”

但他还是答应郑岩把信转交给李刚。

还剩下三天时间,考察团将分头行动。胡德、王韬一行人去改造营、青少年劳教所、学生军训的兵营采访,郑岩和社科院的张乾、两名年轻的实习生去乡下安置区,人民公社。

四人一早上路,登上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在坑坑凹凹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两个小时,由平原进入山区。红褐色的山丘,收割过的稻田和包谷地,竹荫遮掩的农舍,身穿破旧中山服、头缠白色包头帕的农民,走在路上赶集的人群,以及闹闹嚷嚷的灰色乡镇,都使郑岩想到当年插队的农村。岩壁上、土墙上石灰书写着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大寨精神永放光彩!”,还有写在醒目地点的标语,显然为迎接考察团而作:“土地承包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按既定方针办!”,“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资本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等等。郑岩还在一所小学的墙上看见新写上去的语录和颂扬文*革的标语口号。这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区域,虽然写标语的基层宣传员可能自认最先进,走在了时代最前面。

在区委转开了去幸福公社的介绍信后,他们搭上一辆手扶式拖拉机。一路都是上坡,山道弯弯曲曲,到达目的地已是午后一点多钟,正置公社三干会最后一天,他们刚赶上摆设在公社会议室和小礼堂里的会议聚餐。

那边来了人使所有在场的干部情绪紧张,尽管张乾一再声明“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大队、小队干部望着他们还是像望着外国人一样。区委书记和县宣传部长也在场,两人是坐县委的吉普车来的,比考察团早到两小时。

餐后举行了工作会议。宣传部长没亮明自己的身份,伪装成公社领导在会上发言。他对那边的情况了如指掌,那边在挂羊头卖狗肉,复辟资本主义,面对考察团他自觉有种道义上的优势。在大谈了一番公社在县委、区委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他语气严肃地对来访者说:“集体主义思想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土地永远属于人民公社。你们那边搞田地下户,但你们还是不敢把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发还给农民。摄于社会主义的威力,你们只能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地搞,不敢承认自己在搞资本主义。我们不搞田地下户,不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常识,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清楚这点。我们的社员现在虽然穷一点,穿的吃的差一点,但他们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吃国家补助,住破草房,没有电视,一月半月看次电影,那又怎样呢?我们的社员是最好的社员。他们穷但穷得光荣。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眼馋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胸怀理想,对未来满怀信心,相信共产主义实现那天,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现在的牺牲是必要的……”

郑岩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公社附近一家农民。

会餐后,大队、小队干部已陆续离开。会后,张乾和两名实习生呆在公社翻阅文件资料,作工作笔记。郑岩顺着公路信步走到一座茅草房前。主人是个四十多岁、身材矮小的男人,把里子当面子反穿着一件中山服,膝盖上搭块围腰帕座在敞坝里用篾条编箢兜。听说郑岩是那边过来的人,他丝毫不像干部们那样感到紧张。他满脸堆笑,叫屋里的女人抬凳子出来。女人面部浮肿,患了慢性肾炎。跟在她身后走出来两不营养不良、打赤脚、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

对新市那边的事男主人知道一些,都是在学习会上作反面教材拿出来批判知道的。“就像当年批判‘三自一包’,批判走资派那样,只有他们说的一份,俺是普通群众,听着就是了。”他笑了笑,说。

他是地道的贫下中农,他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要求呢?在得到郑岩保证不把他说的话拿去登报后,他想了想,说:“共产主义好当然好,要啥有啥,只是俺怕活不到那天了。”

“要是提前实现呢,你有什么要求?”郑岩说。

“听说一个修正主义头头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加牛肉。他只说吃的。”他说。

“你自己呢,你想要什么?”郑岩说。

“说真的?”

“说真的。”

他干笑了两声,搓了搓手,眼睛避到一边去说:“俺别的不要,只要土改时分给我家的田地,一座瓦房,猪圈里有两三条肥猪,桌上有白米饭、回锅肉……呵呵,说来玩的,同志别见笑。”

“你对共产主义就只有这点要求?”郑岩问。

男人眨动着眼睛。

“还要有新衣服、新棉袄穿。”女人在一旁说。

“有了瓦房、肥猪还愁没新衣服、新棉袄穿?蠢婆娘!”男人呵斥她。

“还有看病的药费,你忘了说。”女人说。

男人有个更加迫切的要求。他已把所有的假设和顾虑抛到一边,乍额头上褶皱像蚕头纹一般皱起来,眼露凶光,生气地说:“让现在的干部、党支书见鬼去!”

考察团当晚宿于公社客栈。他们获准去红旗大队采访。红旗大队是知青主要安置点,离公社十里路。给他们带队的是公社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学校放他一假。这孩子是少先队中队长,不打听那边的事,也不和新市那边来的人多说话。

大队正在开会贯彻三干会精神。支书是位三十多岁的转业军人,公社已电话通知了他。在大队部所在的那所半坡上的破庙子里,他对来访者说:“你们可以到处看看,都是自家人,你们想了解什么?农村的阶级斗争?知青生活?我们尽可能替你们安排。”

他让来访者列席了会议。一个团结、鼓劲的会。会议的精神是:抓革命,促生产,超额完成统购统销,力争明年不吃国家一粒返销粮。

张乾摊开笔记本作记录。支书对他说:“记下来吧,我们还在吃返销粮。你们那边不用吃返销粮了。可是你们走的路子不正。我们老区人走的是正路。我们吃返销粮,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大队附近一户农家吃了午饭,考察团去了知青集中的第三生产队。

在男知青们住的草房里,一位叫周健和一位叫王军的小青年接待了他们。有线广播已通知了来访者抵达的消息。草房前围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周健把他们驱逐开,把来访者迎进屋。几个好奇的妇女和一些被赶开又跑回来的孩子仍站在大门外。

周健和王军属于文卫系统子弟,随单位下放的知青。他们一起的几个伙伴回城去过节庆去了,他俩留下来看房子。他俩让来访者参观他们的集体宿舍。简易的单人床,麻布帐子,一人一口知办室发的红漆木箱,一切沿袭了当年知青的老传统。他俩对那边来的人很感兴趣。周健有部半导体收音机,经常收听那边的电台。

周健和王军都是二十一岁,已下乡两年。“我们中学毕业就下乡了。”他们在堂屋里重新坐下来,周健说。“极少数幸运儿直接升大学,少数安排进工厂,绝大多数上山下乡……”

天下起雨来了。门外已见不到妇女和孩子们的身影。王军是个不多话的人,他一人散了一支春城牌香烟。郑岩点上火,问:“给你们提的口号是什么?”

“接受思想改造,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周健笑了笑,说。

“不提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不提这个了。”

“规定了期限?”

“表现就是期限。”王军插话说。他坐在进门一张矮凳上,打量着坐在长凳的上的两个年轻实习生。两人中来自农村的那个说,他读小学的时候他们生产队也有插队知青。

“表现这字眼很活。”郑岩说,看看张乾。“我们那时也讲表现。”

“让你去翻门槛罢了。”周健说,“说是说两三年,但有人一年就拿到‘毕业证’回城了。人家有特长,有贡献,家长会想办法。”

“对地富子女也讲表现?”

“对他们另有政策。”周健说,“在表现面前人人平等,但对地富子女例外。”

“我一直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对待这些子女?”两个实习生中来自城市的那个说,“制定政策的人难道真的相信那一套?”

“为什么不信?”他的指导老师说。

“我们那边不再讲阶级斗争。”

“噢,七。五后又祭起这套了,只是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张乾说。“老毛说文*革六、七年搞一次,很多人理解为六六年那样规模的文*革……”

周健看看张乾,再看看郑岩,有点摸头不着脑。沉默了一分钟,他说:“也有出身好的知青拿不到毕业证的。我们队上一个伙伴就已经呆了五、六年了,表现不合格,进过一次劳教所。”

引起来访者注意后,他接着说:“偷区粮站的粮票,和大队另外两个知青合伙干,撬门进去,偷了一万多斤。他们以四角钱一斤的价钱卖给城里的粮票贩子,得赃款五千多元,三人平分。三个多月后破的案,钱他们已花光了。一人判了两年劳教。”

“和那边比起来这算判得轻的。”张乾说。

“他们是知青,作案时都未满十八岁。”周健说,“我们大队还有一个也进过劳教所,和生产队一个现役军人的老婆乱搞。”

“这在那边也是违法的。”郑岩说。

“大伙替他值不得,”周健说,“他有女朋友,是那婆娘勾引他。”

“知青中有女朋友的多吗?”张乾问。

“大多数都有。”王军说。

“上面管不管,像未婚同居……”

“管不了。”周健说。“一些干部子弟带的头。他们清楚,不管他们表现如何,他们娘老子都会把他们弄出去,公社、区一级的官儿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和我们那时的风气有区别。”郑岩说,“我是说老三届,后来的几届又有所不同。”

“老市这边正在办‘青春无悔’展,说的就是你们老三届。”王军插话说。“老三届知青有理想,我很尊敬他们。”

“啊,别信那套,纯粹是狗屁。”郑岩说,“新市那边也在搞‘青春无悔’。实际情况是人人都想尽快回城。”

“所谓开后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张乾说。

“这和我们现在一样。”周健说。“我不明白为何安排你们采访知青,你们不会听到多少正面的东西。”

“知青是种客观存在嘛。”张乾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这种存在的基础。单是这点就足以炫耀了。负面的东西算得了什么?政策的威力才是最主要的。人年轻是一种财富,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种错误。年轻人心高气傲,天生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政策却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向郑岩调过脸来:“七。五后曾有过把闹事的青年下放农村的想法,奈何人民公社已不存在了,于是便发配到偏远地区,对新入学的学生搞军训。”

“我们是政策的牺牲品。”周健说。

“看看普通的社员是怎样生活的吧,看看地富和地富子女是怎样生活的吧。”张乾继续说,“政策不在乎个人有什么看法、感受。它被制定出来,便会贯彻到底。就像一部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它不断运转,不知道什么叫停。一部永动机,运转起来甚至可能违背制造者的意志。”

“啊,说得对,正是这样。”郑岩说。“唯有宣传部认为它运转得还不够。”

大伙不再说话,倾听着。雨下大了,门外的屋檐水牵成晶亮的水线。屋里也漏起雨来。周健倾听这滴水声,滴滴答答滴落在床上搭盖的篾笆折上。他听了会儿,起身上厨房去拿脸盆接水。

雨雾蒙蒙的山丘,草房,赭红色的岩壁,雨水打湿的小路上的牛蹄印,风雨中的一声吆喝,以及潮湿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都使郑岩想到当年呆过的生产队。

“晚上的社员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周健从寝室里出来,往门外看看,说,“你们今晚就住这儿,队上已作了安排。”

“还不到六点。”张乾看看表说。

“该做晚饭了。”周健说,朝厨房走去。

三十二

生产队原定晚上召开的社员大会因雨改在第二天下午。吃过晚饭,队长和两名队委会干部上草房来了。社员大会实际上是展示本队阶级斗争水平的批斗会。批斗对象之一的老地主一家就住在距草房一箭之隔的山坳上。张乾提出去看看这个反面教材,队长满口答应。他好像在尽地主之谊,很高兴有样好东西款待客人。

“你觉得稀奇,去看看吧。”队长说。“你们那边已经揭帽了,我知道。可这样一来,拿什么搞阶级斗争?”

“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张乾反问道。

“嘿!是同志你说我才不跟你计较。”队长说,“不搞阶级斗争,还是共产党吗?”

两个队委会的在一旁笑着看着他,很高兴头儿煞了煞那边来的人的威风。头儿面露欣喜之色,很满意自己展现了老区这边基层干部的政治觉悟。

他们没在草房里呆多久,上队委会去了。两个实习生留在草房里和王军下棋。郑岩、张乾换上半统靴,戴上斗笠,跟在周健后面踏上屋档头一条小路。

天还未黑尽。砂石小路不像黄泥巴路那样泥泞溜滑。雨点沙沙地打在斗笠上。周健拿手电筒的手指了指路旁砂壁上的竹筒涧槽,说:“这是他儿子帮我们安装的。贫下中农请不动。有时,你觉得生产队有地富真好。”

“地富们如今怎样接受改造?”张乾问。

“这很难说清楚。”周健说。“各队的情况不同。就我们队来说,需要时开开批斗会,抓革命,促生产,给社员鼓鼓劲。社员不愿干的活派他们干。公社开三干会,叫他们送烧柴。队员外出可以请三天假,他们没有假。总之,他们是监管对象,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子女呢?”

“子女也差不多。有的就当地富对待。”周健说。“老子死了,还不是叫他们顶替。”

“帽子往下传,是吗?”张乾说。“就像愚公移山,老子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

他们穿过滴水的竹笼,来到一座草房前。门开着,屋里已点上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招呼周健。周健介绍说:“他二儿,都叫他二狗子。”

老地主坐在饭桌后面一张竹椅上。他们进屋后才看见他,一声不响地坐在灯光的阴影中。桌上摆着本学生练习本,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在上面写什么。他打过招呼后,放下笔,合上练习本。

“记工分吗?”周健问。

“记工分。”男人说,眼睛看着两个来访者。呆滞的目光,有点虚肿的、皮笑肉不笑的脸,穿着件手工缝制的粗布对襟衫。

“这是市里来的同志。”周健说,坐到饭桌旁去。“他们想调查调查……”

同志就意味着干部。饭桌后面一阵竹椅响动之后,一张有轮有廓的脸探了出来,骷髅般的身躯接着出现在灯光下。稀疏的白发,直勾勾的眼圈发红的眼睛。满过七十岁了,但阶级斗争却使这身骨架保持了体力,眼神和脑筋还没昏愦。

“请坐,两位同志。”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说。

他动作利索地把饭桌一侧的长凳挪开,让出座位,郑岩和张乾坐了下来。郑岩一进门就注意到了,这座房子的主人有张贴画像的癖好。正墙上贴着马恩列斯毛,两侧贴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画像有新有旧,有十大元帅,也有王、江、张、姚四位领导,都是这边新华书店出售的。

一个三十多岁、包着头帕的矮个儿女人端来了茶,没说一句话走开去了。周健对郑岩耳语,她是个秃子,老地主的儿媳妇,二婚嫂。从右侧房间里出来一个丑陋的小男孩,趿着双大人的布鞋,倚在门框上观望。“她嫁过来生的崽子。”周健说,“六七岁了还不会从一数到一百。”

老地主站在饭桌一侧,一声不响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

“老头子作好准备了吗?今晚要上场。”周健对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说。

“广播已经通知了,改在明天。”男人陪笑说道。

“你坐吧,大伯。”张乾对老人说。

“我就站着。”老地主说,“别叫我大伯。”

“队上的人怎么称呼他?”张乾问周健。

“噢,随便叫。本家亲戚按辈分叫,外族人按身份叫,没有一个称大伯的,老家伙,老东西,老剥削,老不死的,这是会上的称呼。”周健说,望着老地主。老地主也望着他,脸上毫无表情。

“你们别瞧他现在这副窝囊相,他以前可风光过。”周健看看郑岩和张乾,接着说:“住的是大瓦房,家里有佣人奶妈。他当过教书老师,办过学,和以前的区长、国民党的官员称兄道弟——单这一条,文化*大*革命就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大儿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

“感谢党和毛主席,”老人嗫嚅道,“使我重新做人,自食其力,不再做寄生虫,剥削者……”

“你不必在我们面前表态。”张乾说。

“社会主义好,”老人继续说,眼睛不望着谁,“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文化*大*革命好……”

“都吓成这样子了。”张乾对郑岩说。

“我伯伯说的是真心话。”四十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人没人都这么说。”

“这些画像是谁贴上去的?”郑岩问。

“有些是上面叫贴上去的,有些是我伯伯叫贴上去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抬头望望墙上的画像,说。“凡是政府有卖的,我伯伯就叫买。他热爱党,热爱领袖……”

“我们走吧,不然他老站着。”张乾说。

郑岩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画像。在众多导师、领袖的监督下,老地主不可能不好好改造。在如此众多的导师、领袖的监督下,最顽固的反动派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么发疯。

从草房里出来,他们默默地往回走,郑岩和张乾落在后面一点,雨住了,天空露出一片星空。看到这边草房的灯光时,张乾说:“一个活到今天的地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一切。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有右派作家写右派的生活,知青作家写知青的生活,惟独没有地富或地富子女写地富或地富子女的生活。即使有这类描写,也是别人替他们写的。作为一个受迫害、歧视最深的阶层,他们默默无闻,从生活中销声匿迹。他们已失去一切,至今还没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你很难见到一个有出息的地富子女……”

“从彻底消灭这一观点来说,革命取得了成功。”郑岩说,“文*革功不可没。”

周健进屋去了,他俩站在敞坝里,张乾拿下斗笠,说:“对地富来说文*革是道鬼门关。我读过一些内部材料和非法出版物。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受到打击是谁?地富等五类人。六六年八月,在公安部的支持下,首都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公开打杀地富,所谓的‘红八月’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伤者无数。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在首都附近的大兴县,杀了三百五十七人,一个贫协主席一个人用铡刀铡掉了十六人,最后自己也累得瘫倒了。六七年春夏,湖南道县的造反派对地富及子女大开杀戒,杀害了近一万人,挨邻几个县也有杀死几千近一万人的。使用的方法有枪打,刀砍,活埋,丢进废窑洞里用烟熏,等等。广西的宾阳等地,六八年,革委会成立后,大肆屠杀地富及子女,把打死的人吃掉,搞人肉会餐,有的地方把活人开膛剖腹,取出肝脏炒食。根据这些野蛮人的说法,吃了人的肝脏可以壮胆。屠杀是革委会里的军代表一手策划煽动起来的。我一直觉得军人很左。这就是他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理念。你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毛时代,地富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出生在韶山冲的富农子弟,为何对地富有这么多的仇恨?”

“毛是个暴君。”郑岩说。

三十三

郑岩他们在安置区多呆了一天,列席了社员大会,观看了民兵表演,安置区属革命老区,他们还参观了一处当年农会的遗址。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回市招待所,胡德一行人已等候在那儿了。

胡德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次采访工作。连续奔波他丝毫不感到疲劳。他精神焕发,这边的空气和纯朴的习俗有益于健康,他满足于一种回到过去的怀旧感。打改造营和兵营归来,他正着手把头脑里酝酿成熟的考察报告付诸文字。他得到本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走访了报刊、媒体和宣传部。付组长王韬协助他整理材料,提供参考意见。

有关人民公社和安置区的报告由张乾执笔,郑岩作了口头汇报。郑岩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他们真正看到和感受到了什么,而是宣传部门通过考察团想看到什么。使郑岩惊奇的是,回到考察团的张乾言行举止仿佛判若两人。他又是一个谦虚、谨慎、不多言语的社科院学者,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他蔑视自己的工作,认为荒唐可笑,但在胡德精神的感召下,却把脸上的冷笑隐藏起来。

胡德已把信转交给李刚。在改造营的场长兼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胡德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掠走了他报道中的金凤凰的小伙子。光溜溜的脑袋,招风耳,五官还算长得端正,穿着不合身的号衣。这奸猾之徒,如今老实多了,战战兢兢地走进办公室,以立正的姿势站定,行了个举手礼,以极为谦卑的语气说:“犯人第2916号前来报到。”

胡德谈到自己的感想时说,要是他是管教的话,他也会动手揍他,在他脑袋瓜和嘴角上留下那么两道伤疤。他一副讨打相。这也是一位刚犯了体罚犯人错误的管教私下向胡德透露的感想,他认为是犯人的贱相引起他施虐的冲动。

现在的胡德已换了个角度看问题。他站在管教的位置上,仿佛看到二十多年前那个书写反标被收监的矮胖子闷声不响地走了进来,他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仿佛要用目光从他身上挤压出挨打的贱相。当时菜看守用的就是这样的目光。

为人凶狠、视一切犯人为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的菜看守对施行体罚有种着迷的兴致。冬天他让犯人穿着单薄的衣服打着赤脚几小时站在雪地里,夏天则让犯人穿着破棉袄站在烈日下烤晒。他最拿手的、百玩不厌的把戏是,叫犯人背对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定,然后冷不丁地抓住他后脚跟上的部位把他扳倒。他把这叫“扳桩子”。犯人防不胜防,直挺挺地扑面倒地,摔得鼻青脸肿。他参与审讯、拷打犯人,破获了一起所谓的反革命暴动企图。他把一个在户外劳动中无意间越过划定界限的犯人击毙。两个被抓回来的越狱犯在他恶魔般的折磨下恨不得爹娘没把自己生下来。在伟大领袖逝世的日子里,他向一伙幸灾乐祸、以为共产党的天塌下来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为他们敞开的犯人开枪,造成五死九伤(开枪的不止他一个)。说到菜看守,犯人没有不谈虎变色的。

胡德受过他的处罚。胡德那时是个没有价值的犯人,如今却是个肩负使命的重要人物。他以博大的胸怀,充分原谅了今日的菜场长、昔日的菜看守对他犯下的种种罪孽。“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了。”胡德说,“是环境、教育,也是犯人自身使他变得那么野蛮的。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

菜场长年纪大了,人也变得和气起来。由于体力不济,他不再玩扳倒犯人的把戏。他惩戒犯人肉体的同时,也提倡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他领导的是一所模范监狱,本人被评为公安战线的劳模,优秀的灵魂工程师。他头上的白发、脸上的皱纹,使他看上去和蔼可亲。

他对胡德敬如上宾。他把犯人召集起来听胡德讲话,向胡德献花,让胡德观赏了犯人的文艺演出、摔跤和篮球赛。他陪同胡德参观了犯人的住房、劳动场所。当年关押犯人的牢房、禁闭室如今依旧。参观时,菜场长还亲自打开一间禁闭室的大号挂锁,让胡德和一个因私藏纸、笔受罚的年轻犯人对话。胡德还得到允许,让人把自己锁起来单独在一间黑牢里呆了半个小时。面对荷枪实弹的狱警、岗楼、高墙上的高压电网,抚今追昔,胡德不禁感慨万端。

“他们的监狱办得再好,我还是庆幸自己没再呆在那里面。”胡德说。他好像噩梦醒来,发现自己已是个自由人,在充分享受自由赋予的权利。在招待所二楼的单间里,他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听取了郑岩的汇报。“我们不必拘泥于形式。”他说。“你们干得很好。我很高兴你能有机会回顾自己以前的生活。你已告诉我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给年轻人造就一个磨练意志的环境,他们只有通过政治表现和服从来取得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一条我要写进报告里。”

郑岩不知道胡德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胡德正处于抽象思维的浪尖上,他为他那篇报告绞尽脑汁。他飞速运转的大脑细胞有如海绵吸水般地吸收词汇、概念、稍纵即逝的意念的养分,进行生化反应,归纳,推理,阐释,总结。

胡德很强调他报告的科学性、客观性。“我把我观察、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他说。“至于那些能采用,那些已经过时应加以扬弃,那些需要加以改进、推陈出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的事,不是我的事。”

他只说“我”“我的”,不再提考察团其他成员、尤其是学者王韬的贡献。他毕竟是组长,对考察报告全权负责。副组长王韬起到了该起的作用,使命已经结束。

在回程的路上,郑岩读到了这份相当自负的报告的初稿。洋洋洒洒写满了二十四页稿笺,近万言字。

报告的标题是:“保留区赖以存在可供我们选择的十条规诫”

郑岩跳过列举的大量事实,匆匆浏览了一遍,十条规诫的大意如下:

*

一,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是无产阶级政党能掌握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要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出版物进行宣传,用这种思想教育群众。给群众以具体的斗争对象,让他们永保无产阶级的高昂斗志,树立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二,我们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中(现在看来更是如此)。要随时提醒群众,敌对势力企图对我们搞和平演变。复辟与反复辟,颠覆与反颠覆,这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大同以前长期存在的斗争形式。要使群众懂得,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反动势力的阴谋一旦得逞,广大劳动人民又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三,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树立一个绝对的权威。对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能有半点怀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有半点怀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有半点怀疑。要通过宣传,制造舆论。不要怕搞过了头。历史上曾出现过跳忠字舞、迎芒果、人手一册红宝书这类看似荒谬实则却很有必要的宣传运动。在这里需要的不是常识、理性,而是信仰。严厉制裁一切不服从的言行。不服从通常来自知识阶层。他们自以为有自由思考的权利,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已有过深刻的教训。对他们要提倡思想改造,提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用搞运动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思想纠偏。在运动中分化他们,注意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

四,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领导高瞻远瞩,总是走在群众前面,真理毫无例外地掌握在他们手中。其掌握的程度与领导级别的高低成正比。

五,树立英雄人物供群众学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一辈的宣传鼓动家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总结经验,有几点须引起注意:1,不宜树得太多、太杂,使群众应接不暇。2,最好是解放军。群众普遍崇拜军人;无产阶级政权是靠枪杆子维持的。3,最好是已经去世的,活着的榜样容易被落后的群众挑漏眼,群众往往要求十全十美,忘了英雄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弱点。4,让英雄对领袖的的教诲唯命是听,死后留下一本格言式的日记供群众学习。以上四点能使学英雄活动成效倍增。对公开场合说俏皮话者,抵触者,严加禁止,必要时可绳之以法。

六,权大还是法大?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权,法是无产阶级大法,权法同一,没有大小之分。体现在宪法、法律条文和政策法令上。群众管制,游街示众,批斗,是斗争的需要。在更高一级形式上,法律应根据这种需要灵活多变(如像我们的严打),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使敢于以身试法者胆寒。

七,纯洁内部环境,清除精神污染,防止外来文化的渗透。不翻译、不出版任何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出版了的要追究其责任,削清其流毒。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要作坚决的斗争。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道德素质。清查黄色淫秽读物,提倡妇女贞节,夫妻和睦,以行政或法律手段打击第三者。发扬传统美德,借鉴和学习封建文化精华,严厉打击一切不良行为的煽动者、教唆者。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发动群众互相监督、检举、揭发。

八,文艺是宣传,新闻是宣传。宣传正面、光明的东西,宣传形势大好,人民生活幸福,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不要怕讲宣传二字。卓越的宣传者就像魔术师,可以使群众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或相信已存在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现在许多人已不相信这点)。宣传机构处处要以人民的口气说话:人民反对,人民拥护,人民不赞成。要有这样的自信,好像人民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随时准备举手赞成。各级党委要严格把关,严格遵照上级精神办事,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时也可以提一提双百方针,但要讲究策略,不要让坏人钻空子。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难道真能允许非无产阶级的花在我们的花圃里开放、非无产阶级的家对我们说长道短吗?结论不言而喻。创作自由也可以提,作为一种对外宣传手段。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自由是带有阶级性的,真正的自由根本就不存在。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文艺纲要》精神。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形象化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党同心同德(应该承认,对此我们已做了许多工作,就连心怀不满者也不敢对有关“塑像事件”的正确决策妄加议论)。

九,在农村经常开展社教活动,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公有制是根本。要教育农民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教育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这后一条已明显落后于形势了)。

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革命路线教育,国情教育,传统教育。教育他们读革命的书,听革命的话,做革命的人。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青少年时期是个容易犯错误的时期,对他们不能骄纵,不能太轻易满足他们的愿望,要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让他们通过政治表现和服从取得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谁表现好谁就得到得多。

三十四

郑岩有两天休假,回到东方市的第二天,他去了吴钢的家。

离市庆节不到一周时间了,大街上感觉得到节日临近的气氛。从保留区回到这边,郑岩觉得街道更宽更直,楼房更高,人们的穿著更加漂亮。我还是比较喜欢这边,他想,比起那边的中山服来,我更喜欢穿这边的西装和休闲装。

他在街口下车,步行了一段路。街面上牵着横标,建筑物上挂着彩灯、彩旗,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机关单位的大楼顶上。小街上四处可见街道和居委会刷出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在一所小学的操场上,郑岩看见戴红领巾、穿白衬衣的参加节庆游行的小学生们在哨声中操练队列。

吴钢和刘丽莉在家,两人坐在客厅里看闭路录像。

吴钢脸上有种忧郁的表情。他姑妈去世了,就在郑岩去医院的第二天晚上。

墙上相框里镶嵌着死者放大的黑白相片,旁边挂着圣母像。两张像都是新挂上去的。郑岩端详着,听见吴钢说:“她是天主教徒,照天主教的礼仪安葬的,接受了临终洗礼,做了弥撒,出殡那天不少教友送她去公墓。”

“在什么地方?”郑岩问,目光从圣母像上收回来。

“创业者陵园附近。”一直看录像的刘丽莉说,用遥控将音量调小。

“四百元一个墓穴,葬火化后的骨灰。”吴钢说。

他眼望电视屏幕,安静地坐了会儿,说道:“你们报纸报道的那个武警英雄牺牲了,和我姑妈同一天下葬。他葬创业者陵园。警车开道,一长串小车,像葬一个大人物,把我们和另一队去公墓的人阻挡了足足一个小时。”

“黄杰死了?”

“听说是自杀的。”

“可怜的黄杰,他怎么不想活了!”郑岩感叹道。

“这种人值不得同情。”刘丽莉说,看着屏幕上的打斗场面。

英雄自杀,这是没有先例的,郑岩想到规诫第五条,说:“我在那边见到他的前妻刘玉贞。”

“我们看过报道,离婚了?”吴钢说。“怎么去了那边?”

郑岩谈到这次在保留区与刘玉贞的意外相会,她和黄杰的恋爱史。

正说着,吴娟下班回来了。

吴娟脸上也有副忧郁的神态。她进卧室去换衣服,吴钢说她这个对象又吹了。她认为离过婚的男人多少有点问题的观点得到了印证。男方伪装老实,但经调查,却脾气乖戾,殴打前妻,单身期间出入舞厅,与有夫之妇偷情,等等。吴娟已发誓不再结婚,把一生献给天主。

误娟换了衣服出来,趿上拖鞋上厨房去淘米做饭,然后过来和他们一块剥豆子。

“我去了你们原来的家。”郑岩说。

“你真的去了?”吴娟还记得她托郑岩的事,抬起脸来笑了笑。她不再化妆,憔悴了不少。

“红卫路四十八号附九号。”

“我把四记在个位数上了。”吴钢说。

“你怎么找到的?”吴娟开始感兴趣了,“连我都忘了,它是什么样子?”

“无花果树还在。”郑岩说,“你记得有棵无花树吗?”

“好像记得。”吴娟说,朝吴钢调过脸去。吴钢很注意地听着,若有所思。

“天井里新搭了两个牛毛毡棚。”郑岩说。“靠近无花果树,尽头上有堵爬满长青藤的砖墙。你们家在左手最末一间,门锁着,现在的主人上班去了。天井对面有个老太婆在澡盆里洗衣服……”

“张婆婆?”

“正是她。”

郑岩把见面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吴娟脸露惊喜,和她哥哥对看了一眼。

“她还活着,太好了!”

“我把你的话捎给了她。”

“她怎么说?”

“她说天主保佑你。”

“噢,我需要她的祝福。”吴娟说,“我很高兴她还健在,她这会儿已快满八十了。”

“可看上去只好七十岁,人很健旺。”郑岩说,“她记得你们兄妹俩。听说你每个礼拜天上教堂望弥撒,她很羡慕,她已有二十五年没上教堂望弥撒了……”

“那边不允许。”吴娟说。“但她心里有天主。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一直想让我信教。院子里的孩子中她最喜欢我。小时候,她常常给我讲圣经上的故事,教会我念玫瑰经。我的信仰都是从那时来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她对我说,吴娟,你应该供奉天主。我那时不懂事,说我要加入少先队,当个接班人。”

吴钢和刘丽莉在小声嘀咕。“你也是个教徒?”刘丽莉问。“我心头信。”吴钢说,“总比信他们那套好。”

吴娟对郑岩说:“我很高兴我能有信仰。你是无神论者,不理解信仰是怎么回事。”

郑岩表示他多少还是理解的,他并非他们那种唯物主义者。

吴娟又回到张婆婆身上。张婆婆会支持她参加地下教会的活动。他们在印刷小册子,准备到农村去散发。郑岩问什么小册子,她说有关天主教教义和宗教自由的。“我可以为了信仰去坐牢。”吴娟说,“我们一个教友已被抓进去了。”

吴娟记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在那件事中张婆婆以受难圣女的姿态出现,傲然站立在院坝中一张独凳上。充当迫害者、暴徒角色的是居委会的红卫兵。他们挥舞着红宝书和带铜头扣的皮带,大声咆哮,勒令她交代天主教和神甫的罪行。但不管他们怎样打骂,怎样针锋相对地宣读一条条语录,张婆婆却始终一言不发,维护了教会和一个天主教徒的尊严。红卫兵恼羞成怒,踢翻了凳子,圣女张婆婆从上面摔下来,摔掉了两颗门牙,血流满面。

“天主教徒也挨批斗?”刘丽莉问。

“她当过修女,工商兼地主出身,”吴娟说,“说她年轻时和外国传教士有勾结。”

张婆婆一直在居委会受管制,每周星期三下午去派出所参加学习,每隔半月交一次思想汇报。“她总叫我给她写。”吴钢说。“有什么思想活动,做了什么事,上哪儿去作了次客都得写下来,对错误思想要作自我认识、批判。我那时是初中生,学校教我们那一套用来写思想汇报很管用。她没想到的我都给她写进去了。我写好读给她听,她总是大加赞扬,说‘写得真好’,‘张干事就喜欢听这个’……”

“我也给她写过思想汇报。”吴娟说。

“你不可能。”吴钢说。

“写过两次。”吴娟坚持道。

“还记得张干事吗?”吴钢问。

“记得。”吴娟说。

“他是负责管理五类分子的干事。”吴钢调过脸来,说。“此人二十七八岁,共产党员,一张颧骨高耸的清水脸,直挺挺的瘦削的身材,穿一身干警制服。他干这工作相当投入。他准备了一根竹条子,专门用来抽打他管辖下的五类人。谁的思想汇报没写好,谁说错了话,谁的语录背得不够流畅,都要挨打。现管分子们的年龄都可以作他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了,可他抽打起他们来却毫不难为情。他抽打的是阶级敌人。我问张婆婆,她挨过打吗?她说:”他只打不听话的人。‘好像他管教的是一群孩子,这话我至今记得。“

“只要宣布你不属于人民的一员,就可以不把你当人对待。”吴娟说。

“是人民的一员就受到人的对待了吗?”刘丽莉说。

“她受过不少罪。”吴娟看看她,说。“是对天主的信仰支持她活下来的。她把一切都交给了天主,因而活得无所畏惧。”

她把剥好的豆子拿进厨房,转身清扫干净地板上的豆荚壳。郑岩和吴钢一人点上支烟。郑岩从保留区带回来的春城牌香烟,刘丽莉也要了一支。

“我工作没跑上,烟瘾却搞上了。”刘丽莉说,抽了口烟,从嘴和鼻孔里吐出来。

刘丽莉最近又联系到一家单位。对方需要一名公关小姐,差不多都说妥了,但人事部门一了解到她在动*乱中的表现,便拒绝录用她。

郑岩谈到他在保留区的见闻,考察团的考察、采访活动,那边的商品供应,购物卷,电影院、剧院上演的节目。他觉得自己谈的都是表面的东西,肉眼所见,真正的感受是不可言说的。譬如,他就不可能说到那个游荡的幽灵,那躲躲闪闪、胆怯的身影,那抑郁、痛苦有如被遗弃的孤儿的眼神。他离开后,他仍在那地方游荡,没日没夜,毫无希望。

郑岩谈到那边的样板戏情结。为了宣扬、炫耀革命的艺术传统,宣传部门发招待票,让考察团全体成员去看了场钢琴伴唱《红灯记》。郑岩看了一二十分钟就退场了。这种东西他实在受不了。

“我们这边也在上演《红灯记》。”吴钢说。“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某部样板戏的原班人马正打算用新的艺术手法、新的编排技巧使该剧重放异彩。”

“演什么我们没有发言权,”郑岩说,“这是宣传部门的事。”

“上级的旨意。”刘丽莉说,“狗屁艺术家!”

吴钢起身上饭厅摆碗筷。郑岩留下来吃晚饭。在饭桌上,吴钢谈到他那两篇处女作,这期的《新天地》已经出了,它没出现在下期的作品预告栏上。

“他答应要登的。”郑岩说。

“我最近去了编辑部,他说稿挤,又要往后挪了。”吴钢说。

“我哪天去找他说说。”郑岩说。

“他怕有点爱莫能助了。”吴钢笑了笑。

他从一个朋友那儿打听到,王明江和女诗人的恋情已使他名誉扫地,党委正考虑撤消他副总编的职务。

“我了解他,他不会轻易被制服。”郑岩说。

“你就当你的老板好了。”刘丽莉说,“现在谁还在乎一个作家?”

“我不责怪他不讲信用。”吴钢没理睬她,说。“我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现在文艺界的人比商界的人还油滑。”

郑岩想到有关的承诺,觉得有点尴尬。吴钢说:“噢,别去管他。我们是朋友,从第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朋友对待。”

三十五

市庆节前一天下午,胡德又一次采访了雕塑家罗旺。

胡德一连发了两篇报道。一篇是他从保留区回来的当天赶写的,另一篇写于两天前,他和另一名助手匆匆作了次采访之后。两篇报道引用资料多,描述性的文字少,对塑像作了热情的颂扬。

这次采访将作一次综合性的报道,与第二天的市庆活动登在同一版。塑像已完工。绳网和帐篷间的空地上等待着一伙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工人。一辆吊车和一辆大型卡车停在一边,工人们坐在水泥地上,抽着烟,几个年轻人闷声不响地喝着啤酒和拉罐饮料,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拆除帐篷,安装幕布早该按计划进行,但罗旺还在磨蹭,敲敲打打,以艺术家精益求精的精神不厌其烦地对塑像作最后一番加工。

“你催催他。”一个穿深蓝西装、系花领带的年轻官员对胡德说。“我们的话他根本不听。我刚才进帐篷去,话还没说到一半,他就在上面用一把锤子掷我,要不是我躲闪得快就被他掷中了。”

“这是艺术家的狂热。”胡德高兴地说。“他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全市人民都在注视着他。众人瞩目的工作。最后的工序往往是最关键最要紧的。”

年轻的官员一心想着自己的任务,抱怨道:“既然检验已经合格,他还想干什么?按预定计划一天前就该结束了。时间紧迫,我已做了部分扫尾工作。但剩下的是大头,他要是拖到天黑,我们干起来就麻烦了。”

胡德看看表,三点零几分,夏时制,快了一个小时。“别担心,年轻人。”他拍拍对方的肩膀。“他再不住手,就打电话通知指挥部派警察来制止他。”

“我已去了电话,”年轻的官员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叫我等。”

“他不会拖得太久的。”胡德说,“到时候多给工人一点加班费就行了。”

他和郑岩一块走进帐篷。地上的碎石、垃圾已清除干净,床榻和生活用品搬走了,脚手架已撤除。塑像高高地耸立着。一乘消防用长梯通向一处临时搭建的木板平台,罗旺腰系保险绳站在上面对塑像脸部进行加工。一盏千瓦灯泡悬吊在塑像头顶上。从下面仰望,塑像仿佛顶着一轮光环。篷面的灰尘积垢减弱了白昼的光线,塑像额部以下的部位罩在阴影中,在灯光的反衬下轮廓模糊不清。

听见说话声,罗旺没停下手中的活,继续一锤一锤地敲打。助手老头在一旁说,昨天上午九点多钟检查小组一走,他就一直干到现在,不吃不睡近三十个小时了。

“我们的米盖朗琪罗。”胡德往上望着,说。“检查小组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检查小组由宣传部、艺术家协会的权威人士组成,市委副书记亲自带队。实际工作早在一周前就开始进行,由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检查小组莅临,只不过表示对报告的认可,对塑像工程完满结束表示祝贺。

“不是检查小组不满意,是他自己不满意。”老头说。

“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胡德继续往上张望着,问。“检查小组同意他的修改意见?”

“他们赞赏他一丝不苟的精神。”老头说。

“或许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两锤子的事吧?”胡德笑道。

老头看看他,不再开腔。

胡德走到塑像底座下,观赏上面的浮雕。东方市的创业史。他背着双手,从左往右绕底座走了一圈。郑岩跟在后面,仔细观看,他看浮雕,也注意察看传说中那道暗门,他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胡德回到原地,抬头往上望。但眼睛里掉进了细碎的沙砾,他揉着,退了下来。

罗旺停下锤子,向下望。他看见郑岩,朝他点了点头。接着,他往塑像的脸部啐了口痰,取下保险绳上的挂钩,攀着梯子下到地面上来。

他穿着原来那身污渍斑斑的工作服,胡子拉碴,眼球充血,汗湿的脑门亮闪闪的,沾满粉末的大手青筋鼓突。像刚刚放下一桩重活的工人,血液在搏动,兴奋和体力消耗产生的眩晕感使他看上去脚步不稳。他走到一张凳子前,端起茶盅喝了口茶,漱漱口,吐掉,然后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地把一盅凉茶喝了下去。

“什么时候能完工?”胡德问,他眼睛里的沙粒揉出来了,含着眼泪。

“快了。”罗旺说,点上支烟。

“外面工人等着哩。”胡德说。

“我会给他们留时间的。”罗旺说。“在帐篷拆除下来,装上幕布前,我不会离开。”

“你该好好休息一下,出席明天的典礼。”胡德说。

“我不需要休息。”罗旺说。

“你得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胡德说,打量着他。

“这点时间我抽得出来。”罗旺说。“我会去东方饭店,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显得疲惫,邋遢,但仍然像熬夜的赌徒般保持了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力。助手老头在他的示意下,递给他一个扁平的金属酒瓶。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烧酒,然后把旋紧盖子的酒瓶递还给老头。

武警战士王斌进来了。他已站完最后一班岗,刚刚交了班,临行前进来看看他日夜守卫的塑像,也向雕塑家告辞。

罗旺对他态度亲切。两人之间新近建立了一种友好关系。罗旺用玩笑的口气对他说:“你辛苦了,王斌同志,我要是你的领导的话,会给你颁发一枚勋章。”

王斌咧嘴笑笑,说:“这是我份内的工作。”

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定,抬头仰望塑像。他们都仰望着它,对这巨大的工程暗暗感到惊异。

它出自人手,但已独立成形。人所赋予它的东西已被它具为己有,神秘、怪异而又超然物外。他们一时都被它镇住了,谁也没说话。

胡德首先打破沉默,他问罗旺,成功在即,对自己的工作有何感想。

“我奉命行事。”罗旺说。“这是劳役。我干完活只想好好睡一觉。我可以安心睡了。”

“这愿望很容易满足。”胡德说。

“是吗?我可不这样想。”罗旺往上抬了抬头。

“责任重大。完全可以理解。”胡德说。“你完成了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它很可能是你最成功的作品,为此你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对此你还有话说……”

“既然你要写报道,我就向你透露一点内部消息。”罗旺打断他,说。“当初我接受召见时,市委一位领导人对我说,这是组织对我信任。我说要是我不接受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

胡德严肃地注视着他。

“他说你别无选择,无条件服从。”罗旺说,“否则,送你去改造营。”

“我们的领导决不会说这种话!”胡德反驳道,望望站在一边的武警战士王斌。

“你以后会有时间去证实。”罗旺说。“你不必故作天真,竟然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从电视上卸了妆后不会在台下说痞子话。”

胡德面无表情。沉默了一分钟,罗旺抬头望着塑像说:“任务完成了。光荣的任务。全市人民等待着一睹你的风采。他们会看见的。他们不会失望。我会把你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交出去。你就想漂漂亮亮地和那边那个媲美,吸血鬼……”

“你应该注意自己的措辞。”胡德说。

“这是我的工作,我塑造了它。”罗旺说。

“塑像不属于谁,它属于全体市民。”胡德说。

“你在你的报道里可以这么说。”罗旺冲着胡德,威胁性地压低了声音。“它还在我手里,成功与失败还有赖于我。”

“不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胡德说。

“你这么肯定?”罗旺脸上闪过一丝轻蔑的笑。

“你把个人的作用估计过高了。”胡德直视罗旺,说。“一切按程序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塑像自身,只不过借用了你的手和头脑,你应该懂得这点。”

“顺服工具论。”罗旺讥讽地说,“够了!到此为止!”

他不再理睬胡德,安静地站了会儿,调身对郑岩说:“我读过你的作品。”

“什么时候?”郑岩一时很窘。

“几年前。”

“你没搞错?”

“你有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个报告文学集。”罗旺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没把你和作者郑岩联系起来……你还在写吗?”

“搁笔多时了。”郑岩说。

罗旺有点怜悯地看着他:“应该继续写。你作品里有种很可贵的东西,就是真实。我们听惯了谎言——这方面,党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干得巧妙、卖力——真实的声音容易记住。不要放弃追求……”

“现在谁还需要呢?”郑岩说,微微涨红了脸。

“会有人需要的。”罗旺眼神变得温和起来(郑岩惊异于他有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看人的目光),说道:“魔鬼来自于内心的黑暗,语言能击败它……在这个注重感官、表象神经错乱的世界,能坐下来写作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可是你有你的工作。”

“我厌倦。”

“什么?”

“我恨……”

罗旺眼睛里闪过一道怪异的光,一丝恶狠狠、愤懑的神情。接着,宛如关闭了幽深处的一道阀门,他换了副面孔,朝郑岩眨眨眼,说:“纪录实在太糟糕了,朋友,每个人都应该作出自己的一份解释……我不需要赞赏。给我颁发勋章吗?笑话!我不需要,他,那个年轻人才需要。”

他离开郑岩朝武警战士王斌走去。王斌把刚才说的玩笑话听进去了。此时他把雕塑家拉到一边,请求他在他上级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他需要一枚勋章。他的未婚妻会喜欢的。

罗旺笑着看着他。王斌握握他的手,恭恭敬敬地对塑像敬了个礼,转身走出帐篷去了。

“一个好青年。”罗旺目送他走出帐门,说。“塑像事件的参与者。我们交上了朋友后,我问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员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他现在老做噩梦。他对我讲了他当时的经历。在平*暴和后来的秘密审讯中他都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他用枪托猛击一个与他年龄相当的青年的头部,后者捂着流血的脑袋望着他慢慢倒了下去。他现在老回想这一幕,回想那双望着他的眼睛,回想他一次次地倒下去。他向我谈到他做的另一个噩梦。那是他读初中时的事。一天晚上他上了晚自习回家,在院子里黑黢黢的过道上踩着一只小耗子,它哀叫着跑到一边去了。他醒过来还听见这哀叫声,感觉得到它骨头在他脚下碎裂。他又看到了涌动的人群,惊惶失措、呼号着跑开去人群,黑夜里的枪声,装甲车冲开路障驶向人群,地狱的大门打开了……”

罗旺已激动起来,溅着唾沫星子,两眼放光。这番独白来得突然,郑岩下意识地看看胡德。胡德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脸上毫无表情。他的冷静和罗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或许是“十诫”的作者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或许是他对罗旺的疯话没加以认真对待。他保持一种雍容大度的中立态度。当罗旺说到军队出动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时,他也只是抬起头来,审慎地望了他一眼。就像一个观众观看演员慷慨激昂的表演,对他内在的激情却不予理会一样。

“格尔尼卡!格尔尼卡!”罗旺说。“一路货色!真痛快!真会解决问题!就在这儿附近,在我们身边,无辜者的鲜血……”

罗旺骤然打住,似乎被噎住了,被眼见的异象所震慑,张着嘴,瞪眼凝视。胡德合上笔记本,朝他走过去,递了支烟给他。罗旺拿着烟的手颤抖着,胡德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火。

“别说了。”胡德以安慰的口气对他说,“你还有工作要做。”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罗旺瞪着他。

“我知道。”胡德点了点头,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

“可是……却满嘴的谎言。”

胡德像被蜇了一下,突然感到很窘。“你所谓的谎言却使秩序得到恢复,我们掌握了主动。”他说。

“是吗?你们是赢家,但这样的赢家却没人会羡慕,”罗旺说。“这是我看那些报道、审判时想到的。你们完了。你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你们不得不掩盖真相。你们从此不得安宁……”

“我不想和你辩论。”胡德说,“我只把这看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罗旺示意老头把酒瓶递给他。他喝了一大口烧酒,随后转过身去望着塑像,默默地站立着。郑岩从后面看着他微微仰起的秃顶,匠人般结实的肩膀和垂在身体一侧的大手。

“我一生就和它打交道。”罗旺侧了侧脸,视线重新落到上面,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最终它完全控制了我。想当初,它耸立在广场上,供人瞻仰,我为此感到自豪。为此感到自豪的何止我一个。我接受这项工作时,获准去博物馆后院研究旧塑像。我年轻时的作品。我已记不得当初是怎样创作它的了。说是我的作品,其实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平卧在一片空地上,浑身污渍斑斑,显得丑陋、渺小,像具僵尸,不再有昔日的威仪。站立了这么多年,它也该感到累了,没用了,该退休了。王馆长还记得我,陪同我绕塑像走了一圈,向我谈到当被玷污的塑像用吊车放倒在地时他有多么伤心。‘它是有生命的。’他用手指指自己心脏部位,‘它这儿受了伤。’他还清楚地记得塑像当年竖立在广场上的盛况。‘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对我说。抚今追昔,他不禁热泪盈眶。”

“老同志这种感情我完全理解。”胡德说,面露庄重、忧伤之色。

罗旺瞪了他一眼。“他向我谈到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电视里转播的审批,被判重刑、极刑的青年。这个对塑像有着狂热崇拜的老家伙说:”该杀!‘他是流着眼泪、咬着牙关说出这话的。“

三十六

郑岩和胡德刚刚回到报社,就听到东大学生闹事的消息。警察出面抓了人。

这类消息是绝对不能见报的。但胡德出于记者的本能,对内幕新闻有着强烈的兴趣。他来不及上楼去办公室,便和郑岩一道搭报社的车去了东大。

校园里一切正常。没有情绪激昂的学生,没有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负责治保工作的卢处长是胡德的一位朋友,他否认有过学生闹事的事,说节日期间,学校加强了治安措施,学生们通过军训和思想整顿,已懂得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意义,闹事一说纯属谣言。

“少跟我来这套。”等办公室的人出去后,胡德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伙学生在校园里游行,散发传单。”卢处长说,“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

“抓了多少人?”

“为首的几个。”

“有组织的行动,事前没听到点风声?”

“我们是有准备的……”

“可是却让事情闹出面了。”胡德说,“你们一惯打假报告,这次会捅到上面去的。”

卢处长耸耸肩膀。“有什么办法,我已尽力了。从内心说,我也赞成放人。”

从办公室里出来,郑岩和胡德上校园兜了一圈。到吃晚饭时间了,学生们拿着饭盒匆匆往食堂里走。在一处张贴墙报的专栏前,有人站下来看校方出示的一份通告。胡德指给郑岩看一个穿深色西装混在人群里的便衣。在一些可能从事秘密活动的场所都安装了摄像头。郑岩问关押了多少人,胡德说这是保密的,不太清楚,边说边和一个教师模样的人点头打招呼。“这人也可以说是个便衣。”等那人走开去后,胡德说,“向警察部门打小报告的家伙。”

胡德赶回报社去准备他的报道。他和郑岩同乘一路车,郑岩在中途下车,离四十七区一站路,他步行去刘自明家。

“我已着手把那段经历写下来。”几天前,刘自明对他说。

他俩搭乘一辆公交车去郊外,漫步在一条桉树夹道的乡村公路上。早秋的天气,徐缓起伏的坡度,淡淡的阳光,一侧山谷中牛奶场里的母牛哞哞叫着。

刘自明在调查中遇上一位妇女,她让他看了她儿子的日记。

妇女五十多岁,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儿子是东方市外语学院二年级的走读生。他从第一天起就在记日记。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一次历史事件。他每天从家里出去,回来后总是及时把获得的印象记录下来。他有一种天生的本领,能够迅速地把感官经历转换成文字,就像蜜蜂把花粉转换成蜂蜜一样。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没终止过一天,有时一天两次他在书桌前坐下来。

“他母亲很珍爱这本日记,没拿给任何人看。”刘自明说。“但她拿给我看了。我获准带回家去,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还给她。我本来打算复印一份的,但考虑到她对我的信任没这么做。再说,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也应该谨慎才是。”

“我倒真有兴趣读读它。”郑岩说。

“变成文字的东西比所见所闻更真。”刘自明说,“某日某时我和他正好在同一地点,但读着日记,我又有了新的感受。”

“它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赋予了个性。”郑岩说。

“对,有更多个人的东西。”刘自明说,“文字有自己的生命。”

“存在的方式不同。”郑岩说。“事实是不会讲述的,但文字却能。从存在的意义上说,不管十年,二十年,我们始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现在’来谈论。”

“有人希望能忘掉它,”刘自明说。“这无法办到。没有人希望被忘掉。他留下日记,记录了他的感受和见证。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最后一则日记也是很乐观的。七月四日晚上,他出门前记下来的,他和他母亲在饭桌上的对话。

“‘今晚别出去了,儿子,听妈一句话,就在家里看电视。’

“‘今晚有什么不同吗?’

“‘已宣布戒严那么多天了,这两天……’

“‘他们吓唬人的。’

“‘你这样想吗?’

“‘你应该到外面去看看,你呆在家里就爱东想西想。’

“‘你妈是经历过来的,他们已尽量在克制了。’

“‘你又来了,现在又不是四人帮掌权的年代。’

“‘你以为他们有多大区别吗?’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妈,四人帮不是共产党。’

“‘是国民党?你妈见得多了,这辈子也怕够了。你父亲虽然平了反,但人已不在了……’

“‘我们和父亲那辈人不同,你在电视上已看到了,参与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是文*革时期盲从的人民群众,我们是出于良知和责任感。’

“‘你们往塑像扔油漆瓶……’

“‘那也是种表达方式。’

“‘可你们做过头了。’

“‘是他们一拖再拖,没有诚意解决问题……他们得听听我们的呼声。’

“‘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听。他们从来就只喜欢听自己的声音。’

“‘你的看法过时了,妈。’

“‘我倒希望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他们得学会听。他们这次不得不听了。’

“‘我很担心,孩子,听我说,不会少你一个……’

“‘都像你这么想,一切就半途而废了。坚持就是胜利。’

“‘听我的话,只这一次。’

“‘我必须出去。’

“‘……’

“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他就这么消失了,一去不回头,他母亲连他的尸体也没见着。”

“那些日子里有多少这类对话啊。”郑岩感慨道。

“所以应该记录下来。”刘自明说。“我们需要真实的记录。对死者的纪念,对生者的鞭策。当时间的潮水退去后,留下的将是坚如磐石的记忆。”

郑岩登上五楼,敲开门。刘自明的孃孃说他不在家,一早出去了还没转来。他孃孃神情忧虑。郑岩下楼来,想到节庆临近期间又抓了些人。刘自明已受到跟踪。他们可能在大街上动手,一辆警车突然在你面前刹住下来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你请上车。我们的警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郑岩乘车去吴钢家。他已去找过王明江。他的朋友承认,他受到一伙小人的攻击,谣传他的名声和地位岌岌可危。但他会自卫的,会给予还击。“人生就是斗争。”王明江说,“在我们这儿就是窝里斗。我不会输在几个无耻之辈手里。”他答应尽量想办法,把吴钢的处女作登出去。

吴钢和刘丽莉出门去了,吴娟和一个中年妇女在家。吴娟介绍说,是她的教友。两人在一块读圣经。郑岩看看,是境外出版的旧约。

郑岩回到自己寓所。上楼梯时,他想到雕塑家罗旺,想到他那双充血的眼睛,容易激动的、表情乖戾的脸。他身上具有某种不同凡响的东西,也有某种让人困惑的东西。郑岩继而想到张乾。罗旺更具个人色彩。他桀骜不羁,嫉恶如仇,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当年的小八路、红色艺术家“蜕化变质”逆集体主义潮流而上走到现在这一步呢?郑岩觉得自己已发现答案。

郑岩在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换了件衣服又往外走。他在街口烟摊上买了包烟,信步往前走去。他想到自己该动手写作了,写城市的现状,写和保留区与塑像有关的东西,书名就叫《城市与塑像》。天近黄昏,一家家商店门前装饰的彩灯亮了起来。饭店、餐馆前无数装饰性小灯炮组成的悬挂物有如某种奇异、闪光的植被,五色彩灯悬挂在树上,勾勒出一幢幢大楼的轮廓。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街心花园里的喷泉喷着水,不时闪动照相机按下快门的闪光。人群熙熙攘攘,看得见戴着红袖章的执勤人员。

电影院在上映一部描写东方市巨大变迁与改革成就的大型记录片。一个穿夹克衫的青年从广告前走开,手搭在女伴肩上说“我们去看录像,不看这个。”一个戴墨镜的武警战士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鸣笛而过,车斗里坐着一位盛装的女郎。几个并排走在人行道上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回头往街面上扫了一眼说:“杂种太神气了,带妞兜风,鸣笛干×!”一个小姑娘牵着她妈妈的手说:“明天过节,给我买辆小火车。”一个矮个儿问他的伙伴:“你们放几天假?”一个身穿紧身裤的胖女人对她身边的男人说:“我一个满贯被他一翻牌废了。”

郑岩走到体育广场。体育馆里在排练明天表演的团体操。水泥椅上坐着一对对情侣,老人。郑岩在镶着褐色瓷砖的护墙前站下来,看蹲在不远处的沙坑里掘沙的孩子们。穿着红色、黄色、白色的衣服,就像红色、黄色、白色的绒球。他们的母亲守候在一边。光线暗淡下来了,四周的树木融进暮色中。一位母亲拉起一个男孩,但他还要掘一会儿,他还没有玩得尽兴,母亲放开他的手,一团黄色球体滚回沙坑里去了。

郑岩从原路折回,又去了刘自明家。刘自明还没转来。吴钢家里吴娟和她女友仍在读圣经。他走下黑黢黢的楼道,听着从一扇扇门后传来的麻将声,拿不定主意自己上哪儿去打发这晚上的时光。他拣了条僻静的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在一家关了门的商店门洞里,倚着门框坐着两个农村少年。进城来看热闹的,曲着腿,默默地抽着廉价的香烟,身边搁着一大卷检来的包装纸,把这地方当作过夜的栈房。在一幢楼房的墙角上,郑岩看见躺着一个人,一具分不清是男是女的躯体,蜷缩成一团,背朝街面。这样的躯体往往活动在一片固定的街区,靠拾垃圾箱里的废食充饥。不容乐观的、彻底的无产者,结局多半被送进某医学机构的解剖室,那时人家会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会让它对社会主义的医学事业作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郑岩往前走到一家个体户的餐馆前,他记起自己还没吃晚饭,他刚一犹豫,就被一个女招待拉进去了。他点了菜,在一张桌上坐下来。餐馆里只有他一个顾客,厨师上厨房炒菜时,一辆摩托车驶到门口,女招待迎了上去。跨骑在没熄火的车上的青年问:“明天参加游行吗?”女招待说:“老板不让参加。”骑摩托车的青年说:“这些个体户真混。”女招待替老板辩护说:“你们是吃皇粮的,参加游行国家照发工资,我们得靠自己挣。”她问他放几天假,他说加上星期天四天。两人约好第二天晚上在一家舞厅见面,年轻人说声拜拜,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去。

郑岩从餐馆里出来,穿过前面街口,从另一条路绕道回寓所。

他打开电视,都是有关市庆的报道、文艺演出、专访、领导人讲话。一则报道提到塑像,记者采访了几位市民,都表示很关心这事,早就盼望着一睹它的风采。郑岩关掉电视,坐下来看书,打过十二点,还全无睡意。

这时帐篷已拆除掉,他想,等得不厌其烦的工人正在往塑像上安装幕布,广场的各通道口已有卫兵把守……

三十七

罗旺的活动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完成塑像,把它雕塑成和原来的塑像一模一样的塑像;第二步,以他特有的方式毁掉它。

这一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胡德说。有关部门正在作进一步的调查,他貌似个人行动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组织。这场阴谋的关键是时间。罗旺有意拖延,在市庆节前夕完工。而按计划,他应该提前两三天,以便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表面看来,他是按计划行事的,但却留了一手,使时间突然变得紧迫起来。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一再催促,他置之不理。他不是一般的工匠,他是获得最高阶层认可的艺术家,这项工作非他莫属。再者,工作难度之大,条件之苛刻,也使负责的官员难以掌握具体的进展情况。这使罗旺有机可乘,把时间一拖再拖,按照他预先策划的那样拖到最后一刻才交货。

在检查小组面前,罗旺扮演了一个谦虚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家的角色。当检查小组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后,他指出脸部还有不够完美、有待修改的地方。他打算再作最后一番努力,把塑像雕塑得尽善尽美。检查小组的人经他这么一说,似乎也发现了塑像脸部存在的问题(通过罗旺准备的望远镜拉近的镜头看到五官尚有毛糙之处)。缺点不是别人,是他自己指出来的。他们被他的谦虚态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所迷惑;加之缺点已指出来了,就这么验收合格,出了问题谁也担当不起。因此,经临时研究,双方交换意见,检查小组的人在得到第二天天黑前按时完成的保证后,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他们一走,罗旺便干起来。一切早有安排,准备工作费时不多。他以空前的狂热投入这项工作,给人造成一种似乎工作量很大的假象。他按自己的意图对塑像的脸部进行加工。他让灯吊在塑像头顶上,给塑像脸部造成模糊不清的阴影,以此麻痹任何一个闯入帐篷里的人的注意力。答应期限只是个策略,他会尽可能地往后拖。

郑岩和胡德去采访时,罗旺已在塑像脸部做了大量手脚,只不过外行无法识破。塑像还是原来的塑像,五官没变。它蒙蔽了他俩,也蒙蔽了他俩走后不久检查小组派来的一位官员。检查小组对他并不完全放心,每隔几小时便派人下来催问工作进展情况。罗旺对那位官员说,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但还需要一点时间。他要他相信,扫尾工作能正常进行。

他就在那位官员的眼皮底下继续干他的工作,敲敲打打,把塑像的耳朵削小。削小到与塑像巨大的头部相比已几乎不再是耳朵的程度。其用心不言而喻。那位官员看了会儿,没看出什么名堂,回指挥部汇报去了。

罗旺接着干下去。现在再没谁能束缚他的手脚。他真正的工作可以说这才开始:在塑像原来的面孔上雕刻一个影子面孔。

他已赢得时间,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前在模型上反复作过模拟预习。雕刻中已埋下了阴谋的伏笔,头脑里的观念呼之欲出,他干起来得心应手。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毕竟不是件轻易的事。罗旺使出浑身解数,没有一刻停顿,一丝犹豫不决。他疯狂地投入,在天黑之前,一个新的脸谱在凿石身中逐渐显露出轮廓。

罗旺借助于西方现代派手法,像实体与阴影,在塑像脸部塑造出一实一虚或一正一反的两个面孔。它们一隐一现,依托于同一的五官,互相交叠,又错开一定的角度。正面的面孔庄严,慈祥,大体上保留了人们所熟悉的原来的那个面孔的特征,负面的的面孔则冷酷而暴虐。

到此为止,罗旺的计划还只完成了一半。他还要等待拆除帐篷,给塑像装上幕布。这下一步极具风险,但他已别无选择。他已被自己的工作陶醉。这是怎样一种陶醉、怎样的疯狂啊!全体市民都期待着这一重大时刻的到来,都期待着一睹塑像昔日的风采。试想,当万民翘首以待,当市委领导人掀动按钮,徐徐揭下幕布,会造成怎样灾难性的后果!

这就是艺术家的狂想曲。本来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但却因一个偶然的因素而功亏一篑。罗旺本来设想,那位年轻的官员和那伙工人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心急火燎地盼着结束自己的工作。他们将匆匆拆除帐篷,给塑像装设幕布。在缺乏照明设施的情况下,他会得以蒙混过关。但问题就出在他寄予厚望的照明设施上。

入夜,广场对面的大会指挥部的楼顶上亮起了两盏探照灯,两根光柱射向夜空或射向广场,历来市庆节前夕都是如此。罗旺估计扫尾工作将借助探照灯的灯光和手电进行。那样的距离、那样的光线不足以戮穿他的阴谋。但当他结束工作时,创业者博物馆楼顶上突然亮起一盏探照灯,它直射帐篷,把四周照得雪亮。这是罗旺没估计到的。探照灯强烈的光线使他心慌意乱,扰乱了他本来已绷得很紧的神经。他没坚持到最后一刻。帐篷拆除了一半,他就和老头一块离开了广场。那时大约凌晨一点。

他当时并未完全死心。他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年轻官员的无知与颟顸上。然而,年轻的官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无知与颟顸,事实上,他很尽责。尽管他急于想完成任务,但在安装幕布前,他还是作了认真检查。塑像背朝博物馆,面部罩在阴影中,他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不对头,不像他见过的原来那副面孔。他坐上为安装幕布临时调来的消防用升降机就近看了个仔细。面对眼前这张离奇的面孔,他不知所措。整个过程是那么神秘兮兮的,缺少透明度。他看见的是一张面孔,要隔开一定的距离才同时呈现出两张。罗旺精湛的技艺由此可见一斑。

年轻的官员没贸然行事。责任心驱使他向上级汇报。他跑步去大会指挥部,找到值班负责人,和他一块过来查看了塑像。负责人立刻给大会总指挥——东方市常务副市长——挂了电话。十分钟后,指挥部接到电话,叫派车去社科院公寓把文艺部主任接到现场。

文艺部主任也是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塑像最权威的研究者之一。他对塑像作了甄别,颤颤巍巍地从升降机上下来,几乎瘫倒在年轻官员的怀中。隔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道出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反革*命破坏事件。

指挥部负责人给大会总指挥挂了电话,得到命令,立刻把罗旺抓起来。他率领一队保安人员,分乘一辆警车两辆三轮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艺术家公寓。此时大约四点一刻。罗旺一点左右离开广场,在街口和老头(他至今下落不明)分了手,一点半左右回到寓所,用刀片割开左手腕动脉。保安人员砸开门,在卧室里发现他,他身体已经僵硬,睁着眼,倚坐在床头,血流了一地。

没留下只言片语,就这么去了。成功与失败对他已毫无意义。他去了唯一的庇护所,这是他早就选好的路。胡德说:“我第二天上午去了那地方,尸体还没搬走,用一张白被单搭盖着,停放在地板上。我虽然不喜欢他,但对他走出这一步,多少还是有点个人感触。他是艺术家,不是工匠……你懂我的意思。”

“他制造的麻烦可大了。”胡德继而摇了摇头,说。

广场上,由紧急召来的技术人员对塑像作了进一步调查取证,拍了照,把那片区域隔离起来。按传统,庆祝大会必须在东方红广场举行(在电话磋商中,有人提议改在体育广场,遭否决),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补救措施:给塑像搭上幕布,四周武警站岗,不让人群靠近。对群众没作任何解释。有人猜测塑像没按期完工,也有人猜到其中必有内幕。

庆祝会结束的当晚,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用经过处理的原塑像换下双面塑像。安定人心的工作刻不容缓。会议同时向各基层组织、警察部门、街道居委会发出通知,责令其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遏制、打击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然而把如此庞然大物搬上搬下谈何容易。与会者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有人问原塑像是怎么完好无损地卸下来搬到创业者博物馆后院的。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回答说当时迫不得已采取了措施,只有腿部以上才是完好无损的。一位素有“小诸葛”之称的中青年官员趁机进言,把双面塑像的上半截身子锯下来搬走,把原塑像的上半截身子锯下来装上去,结合面用实心钢管打榫,再用超强力本色粘合剂粘合。他的想象力到此为止,不敢进一步想到锯掉头颅,采用更为简单实用的换头术。这样的建议若退转去一二十年是会掉脑袋的,但如今却得到在座官员的默认。

翌日晚上八点半,大型起吊机和进口的超级运载机开进已实行临时戒严的广场。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某部工程兵。在灯火通明的创业者博物馆后院里,十名由艺术家协会挑选的党员艺术家和二十名技术工人对原塑像腰以上的部位进行了修整,去掉陈年积垢,用打磨机打磨暴徒泼洒的油漆,再喷上一层特制的涂料,对局部磨损的地方作了精心修补。效果差强人意,除了塑像脸部还留有残留油漆透出的晕斑外,基本恢复了原貌。天亮前,一座新的塑像诞生了,矗立在广场上。锯下来的多余的肢体则运往一个秘密地点去销毁。

罗旺没有一个亲人,尸体拉去火化了,由艺术家协会的几个同事出面葬在公墓里。

三十八

一个晴朗的礼拜天下午,郑岩和刘自明一道去了郊外公墓。

刘自明刚获释两天。正如郑岩料想的那样,他在市庆节前一天上午,在大街上被一辆警车带走,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留了一个月。他俩乘公交车到达郊外岔路口,走了段路,便望见公墓的围墙和山坡上排列整齐的墓穴。

在公墓大门前,郑岩从一个花农担子上买了一束野菊花。这地方原来是座荒坟坡,经过改建后,成了现在安葬普通市民的公墓。开创之初,各单位划定了地盘,用路碑标示出一个个区域。区域间有一条条水泥小道或矮小别致的栅栏相隔,间或点缀着一株洋槐、一丛女贞或一排夹竹桃。墓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端立着大理石墓碑。近两年安葬的墓碑上嵌有死者的烧瓷小照。有的碑文上还写明了死者生前所任的职务,如某某科长或某某局长。他们的墓碑有更多的装饰,有的坟头上还立着个小天使。

与公墓一墙之隔的是创业者陵园。里面树木葱茏,白色的纪念碑在幽静中矗立,倒影静静地投落在绿荫环绕的湖面上。

在墓园里,郑岩和刘自明碰见一伙下葬的人。戴着青纱,在身穿制服的管理员的带领下往斜刺里走。一位瘦小的中年妇女捧着骨灰盒,殿后的两个年轻人一路走一路往小路上丢着纸钱。一对上墓园凭吊的老年夫妇站在一丛夹竹桃前,看着这队人走过。

郑岩和刘自明离开居民区墓地,顺着小路往前走,一边读着路碑上单位的名称。最高单位或有名望、贡献的死者都葬到墙那边去了,葬在这边的都是默默无闻之辈。他俩经过寂静的文化部的墓地,下属文联、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墓地。墓碑下一个个魂灵的哀叹似乎汇集成轻拂的微风,草茎摇曳,树叶轻轻颤动,哀叹他们的谎言、他们所蒙受的羞辱和失去的尊严。两人驻足观望,神情为之戚然。

罗旺不再属于这片墓地,他已被艺术家协会开除。几个朋友把他葬在一片未经划分的区域。郑岩向一个过路人打听,那是在山坡背面的无人管理区。小路绕过坡头,穿过一片乱石嶙峋的荒地。这儿的墓穴不像划分过的区域那样整齐的排列,安葬着无业人员,无名姓者,名誉败坏者,流浪者,乞丐,艾滋病患者等。动*乱中无人认领的尸体和一部份死者也安葬于此。死者生前作不守纪律的市民,死后也作不守纪律的鬼。一座座黄土、石垒的无墓碑与装饰物的坟茔显示了魂灵地位的卑微。

“活人的那套也搞到这地方来了。”面对杂草丛生的茔地,刘自明感慨道。

“可死人是不会理睬社会主义的歧视与等级制的。”郑岩说。

“他葬在哪儿?”

“我们找找看,那边有新坟。”

他俩穿过茔地。郑岩瞥见下方的松林,灰蒙蒙的田野,远处绵延起伏的青紫的山峰。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见鸟儿的啼叫声。

走到尽头上、快绕到山坡面向城市的这一侧时,他俩才在几座新坟中看到了罗旺的坟墓。它夹在两座土石垒的坟墓之间,坟头上立了块大理石的墓碑。

罗旺之墓
生于1929年卒于1990年

郑岩把花束放在碑前新长起来的草地上。那儿不知谁已放了一束野菊花,黄灿灿的花朵已经枯萎,叶片蔫卷。郑岩把手中的花束与枯萎的花在碑前摆成一个十字形。

寂静中传来一阵鞭炮声,是刚才那伙下葬的人。

郑岩抬头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城市的一角,天空飘荡的浮云。这儿葬着的一个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墓志铭。

他俩默默地往回走。郑岩想到被玷污了的塑像。也许,它想到雕塑家罗旺还有点后怕。但它靠技术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了,矗立在广场上,以正面的面孔出现,供人瞻仰,庄严、慈祥,炫耀着自己的风姿,与保留区那边的媲美,向过往的市民显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1991年6月初稿
1999年12月改写
2007年9月7日电子稿

《自由写作》第29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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