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土改”的日子——1950年春至1951年夏记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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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一九五零年的春节刚过,山村里又要热闹了,人们都在谈论着十八堡村的陈家,他家么女儿要出嫁了。

这是离县城江津几十里路的山村,陈家大院内几间大房,正大门上有棕色木质竖匾,上刻祖训:家有藏书,仕食旧德。数几代人的读书守德耕耘,积下了五十多亩地,百多担谷子的殷实之家。

陈家上祖多是秀才,听说还有明朝的举人,只是岁月久远,已不可考了。食禄为官,恪守本分乃陈家几世清白之誉。那时,除了仁、义、礼、智、信外,乡里乡村的都笃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伦理报应,当不当官和做不做得一个好人相比,在乡里显然后者更重要。

人人说“好心有好报”,为了“好报”,乡绅富户常出钱为穷人买棺材;收集散落在野外的无名尸骨;捡拾写过的字纸焚烧,以免对神灵不敬;遇欠收的灾情年头,富户们还开仓放粮给穷困户赈灾,这似乎也成了千百年来重德行善的乡规民约。

陈家几世人均有赈灾之风,深得民望,陈老太爷进城时也常见重庆朝天门大码头大锅熬粥,免费供与纤夫与穷人,他感叹说:不以善小而不为,救人于水火,此乃大善也。

山村里富户贫家相存,时有接济,毕竟“在家不是贫”,无生命之虞。山村田野里鸡鸣鸟语,周围人们的口碑铄金削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村民们敬天法祖,婚丧喜庆,慎终追远,民风淳朴,倒也是一派田园风光,平安景象。

陈老太爷老伴死了,身边就剩下十七岁的么女儿了,一双杏眼,个子高,脸蛋红,她读过几年书,还会扎漂亮的鞋底。一年来,记不清的媒婆打灯笼,踩门槛来提亲,算了八字,又提时辰,村子里人也热心撺辍,都想成就这方圆十几里的好姻缘,看上的不单是陈家殷实,也有传闻陈家女儿那与生俱来的旺夫相,都说她能生贵子,能富子孙。

陈家的婚求不高,只需同是乡绅即可,不要家财万贯,也不求良田百亩,听陈老太爷说,如今讲究新学,不须温、良、恭、俭、让,只要老实本份,有仪表,谦让小女,男耕女织,小康家庭即可矣。

也是有缘,转来转去最后相上了河对面山那边的张家孩子,陈老太爷见过,他相貌方正,淳朴诚实,虽说隔了条河,那也算是门当户对。张家老爷子在外教书,平日寄钱回家,多余的银两老伴就买了地,积少成多,家里年收三十多担谷子(十斗为一担,一担约五百多斤),来往也是勤俭,忙时吃干,闲时喝稀,一头牛,请一长工。

虽说双方按风俗还不能相见,可订亲后就要筹备嫁妆,还会照村里的老规矩大花轿花花绿绿地走一趟,想起来都是一番热闹。村子里的过场也多,挑红箱抬彩被不算,还要请戏班子来村里唱几场,届时,家家都会来朝贺,常会热闹得一村子昼夜不眠。

可惜,十八堡村不是世外桃园,国共内战,四年烽火刚熄,有趁哄打劫,李代桃僵;有翻天覆地,阶级斗争,计划乌托邦之图,民众不知不觉又开始另一番涂炭。

一天,从镇上匆忙来了几个挎枪的军人,叫“人民解放军”,白天来晚上回,村里人都惊动了,好奇的人不再谈婚姻和戏曲,开始神秘地谈枪,谈军人,几天后才听说叫“土改工作队”。

来回镇里十几里地,想来也不便,陈家老爷子即按过去的老规矩,差家里长工老杨请工作队到家里来吃住,工作队倒也客气,跟老扬说他们的“纪律”要回镇里。桌上吃饭间长工老杨还说“工作队”问了他许多话,问做长工是否自愿,问东家怎样。老杨说给东家做了十来年,东家没把我当外人,吃饭一桌,衣服添置,年底不仅有工钱还挑几担谷子回家,一家人全靠他做长活养家,不然,我早走别家做了……工作组无语,私下说话老杨听不太懂,老杨信佛,懂一句佛语:“觉悟不高”。

一家人当听希奇,陈老爷子听了却默然,当夜无话。

春天的山村子里莫名其妙地沉寂了下来,天气阴冷昏暗,大路小路上无人,村里的狗也夹着尾巴,听风吹草动。

几天后,河对面张家托人来了,一进门就东张西望地心神不定,说聘礼谈嫁妆时都心不在焉,见陈老太爷问,他就小声说他们那儿也来了“工作队”,并开始收缴各家武器,还开大会,搞什么“四大运动”,说的都是些没听过的事。晚饭没吃他就要赶回去,临走时惶惶不安,说他们村里人出门要报告了,特别是田地多的人家。

关上门,院里吹进来了一股冷风,把屋里人激了一下,人人都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果然,没几天,十八堡村子周围,各路口也有民兵把守了,各村也逐渐冒出了以游民和贫雇农等为主的“积极分子”,他们成立了“农协会”,也开始一路盘查行人。十五岁以上的人走路出行都要拿“他往证”(即北方的“路条”),一户只能开一张,规定了出门的所在地,对方姓名、关系,返回时间等,那都是由各村“工作队”写的字条,“农协会”的人不识字就盖章,也算,从此,出门,行路,走亲戚都要理由了。

倒春寒的日子,秧苗在风雨中颤抖,一阵阵的冷风也让人发冷。

顿时,大路小路上串门的人少了,各村子也肃然起来,来来往往赶集的买卖人也少了,买盐巴买油的人来去匆匆,寡言少语,集市上也顿时冷清起来。最先慌神的是村子里有土地出租的农户,众说纷纭,他们人心惶惶地打听消息。河对面的张家也好久没人来了,陈家女儿心里盼着,陈老太爷的心悬着,眼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儿落寞地在一旁无所事事,唉,她算是不逢时了。

晴几天阴几天的刚过去,村子里果然破天荒地要开大会了。工作队挨门逐户地通知,陈老爷子和女儿去了,叫“动员大会”,“积极分子”们还一家一家地敲门叫人,说是有关粮食租佃的。

多年来,村子里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大会,村里的私田,只交很少的公粮赋税。过去,国民政府的“田赋管理处”只需各村村民选举的乡长或保长出面,他们尽义务(无工资,无报酬)催各户农家交即可。那时村里交公粮也不认真,对于一时困窘之家,交不起公粮的还可以欠帐,时间一过补不上也没人来催,大多是算了,不了了之,从没见过“官府”的人下乡来催。

陈老爷子还记得过去乡里修桥修路需筹款,富的多交,穷的少交,甚至不交,乡里的事务大都是由富户们承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重庆成了陪都,是大后方,百姓万众一心,支援国民革命军川军抗战,有人见川军穿草鞋打绑腿,陋枪寒衣,衣衫单薄奔赴前线。后来获悉川军出川350多万人,伤亡64万人,陈老太爷听了更不胜唏嘘。抗战数年,十八堡村和其它各乡村一样,一年交几次公粮,陈家不但多交了近百担公粮还捐了钱款,各村富户们也跟着主动交粮,捐钱和布匹,那时,全村人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唯恐人后。

平时,陈家的几家佃户也好说话,逢灾遇旱就少交点,抬头不见低头见,年底大家商量也是常事。

眼下,村里的动员大会越开越大,人越来越多,等到陈家老爷子刚分清楚“四大运动”,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刚搞明白“减租”是要“收租吃饭”的人户减去佃户25%的租:“退押”是要将田地租佃户的信用押金全数退回时,公审大会已经在各村如火如荼了。

那一阵子在地坝开斗争大会,公审大会,“清匪”,“反霸”,会会都触目惊心,所见所闻象一个个噩梦,至今仍让全村民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那都是从没见到的事情……

“清匪”、“反霸”一开始“土改工作队”就抓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全关押在距工作队部不远的几个谷倉里,听说都是“土匪”、“恶霸”等“坏人”,要等开公审会宣布“罪行”。他们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则是各村派来的农协武装和民兵。

斗争公审大会都是在坝子开的,那坝子中央搭了几张旧桌子,并排约有二丈多长,被斗争审判的“坏人”跪在上面,会场周围一圈武装民兵站立,远处有巡逻,子弹上膛,大刀闪亮,严肃萧杀。开会时村民们鱼贯而入,五人一排规规矩矩地须盘腿坐在地下,双手要垂直两边,在会场,不许说话,不许走动,解手都不准,会场内男女老少鸦雀无声,人人如坐针毡。

此时,破衣烂衫的“土匪”、也有称“恶霸”的十几个人就被架来了,押到桌子上跪下。其中有本村的“土匪”,是穷人家,二十多岁,过去,只传说他们抢过江边的铁船,没听说抢过村民富户:“恶霸”其实大多数就是过去的乡长、保长,还有到城里抓回来的民国政府人员,民国军职人员,有的还说是潜伏的“特务”,那时,只要是在城里县里为民国政府和军队做过事,在村子里都成了不得的罪,“罪行”都是由“上面”说了算,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积极分子”们不落后,信工作队远超过相信自己,也跟着言语,栩栩以为能。在大会上他们被捆绑低着头,一声不吭,“罪行”都被工作队念几条,条条似乎都该不赦,也不容分辩;其中还有几人上前去揭发,更数落了一条条“剥削、压迫”的罪状,然后有人带头呼口号,人人要高声,要举手,那气氛真是桌子上的“坏人”都该杀。

说是“坏人”,可那些“坏人”却特别老实,都没坏到设法逃跑,如想逃跑那是比较容易的:在村里关押时,有的没捆,身上捆绑也并不牢,那谷倉是用木板、竹篾和泥浆糊的,很薄,经不住几拳头;乡下都是土坯泥墙,用力一顶也能打开一个洞,可是被关押的人都没想到跑,听话地老老实实地在那蹲着,这也许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他们信命,想到命中已定,更渴望能盼到新朝儒家的仁政和恕道,他们祈望着,坐着,颤栗着,象鸡笼里的鸡……他们等着,在有望和无望中等着,尽管有人已能料到最后等到的只是枉道。

一审判完,就在审判现场枪杀,会场上马上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成警戒线,警戒线外是“农协会”民兵武装。

现场枪杀,工作队要村民们都去看,人越多越好,算是杀鸡儆猴吧。“积极分子”们还敲着锣,一家一家敲门,还叫外村的也赶来看,会场前“儿童团”还举红樱枪“比武”,“革命专政”马上要开始,参加公审会的乡亲群众人挤人地前后涌,胆大的向前,胆小的靠后,最后围成了一个大半圆圈。

“坏人”们仍跪在那几张并排的桌子上,手臂伸直与身子捆绑一体,老实地跪着,他们大多不叫唤,不求饶,不分辨,表情绝望,有的流泪。一位只因临“解放”时为逃遁到香港的人开过车也被抓来,苦苦哀求也没用,审后都是死刑。每人背上的死标写著名字,被打着叉,武装人员一个个地站在后面,握住长枪开始瞄准,他们要从后脑勺下朝天顶盖斜射击,有人还特意取出子弹在石头上擦几下,据说子弹头打出后能开花。

那时候,还有人准备着用麻绳线吊一块铜钱,用来沾人血,据说挂在自家门上可以驱邪;有个别的还带上了糯米团,也准备用来蘸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他们中大多是“积极分子”和他们的亲戚和家属,也大胆地帮别人蘸取,只有“翻身了”的人们才不畏惧,自从工作队进村后,经过了“革命”,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人群一阵阵涌动,快枪毙了,快开枪了,要“敲沙罐”了。(四川省的比喻,比喻人头的脆弱,也形容人轻命贱)

陈老太爷怵惕不忍,此前,他不见新朝的大赦和仁政,却惊恐地知道,如今批准杀人权力就在区一级,那些不识字的“农协会”干部,“贫雇农主席团”主席,年青的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天就根据乡里上报的材料勾勒枪杀的名单,只要土改工作队点个头就行,不需要书面记录;布告也是用毛笔随手写的,只需识字的人当众念一遍,便把要杀的人捆绑住,插上死标就是。

陈老太爷惊愕杀人这么简单,不需要任何法律。近二千年前的古人在《尚德缓刑书》中都知曰: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絶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过去,清朝杀人也要县衙门上报,还要待每年八月中央各部院“秋审”,以至于清末也有杨乃武与小白菜之慎审明鉴;更不用说民国政府了,一级一级审查,层层落实,岂敢谬然定谳。人命关天之事到如今竟如杀鸡杀鸭一般,鱼肉作践,真令人毛骨悚然。

人群嘈动起来……此时,奇特的景象出现了,围观的人群惊讶地叫着,望着天空,说:“来了,来了,又来了……”,话语处,只见从远处开始飞来了黑压压的一群又一群老鸦,(即乌鸦)扇着灰黑的翅膀,象乌云片片,遮天蔽日般飞来,呱呱地聒噪着在天空中盘旋……平时,这些老鸦都很少见,只是零散地扑飞在荒坡野岭处,人们厌恶它那阴鸷,黑灰的形象,更讨厌它肆无忌惮地呱呱鼓噪。它们常被人认为不吉利,主凶兆而让人敬而远之。

紧接着,下面呯呯地枪响了,一阵排枪沉闷地响了,枪响处,一个个的头颅被朝天炸开,脑浆和血水迸出,一股股飞溅得数米高,直直地喷上天,在空中散开来,成了白的、红的、透明的粉末……此刻,只见盘旋的老鸦们飞扑而来,前赴后继地在空中争抢啄着那粉末般的血肉,上上下下,你争我夺,然后又肆无忌惮地扑腾到桌上,地上……桌子上的一排人结束了“罪恶”慢慢地倒了下去,有的跌落到桌下,有的还在喘息、抽搐,此时,会有武装人员上前补枪……短暂的一阵慌乱平息后,那些“勇敢”的人们就提着铜钱和糯米团奔了过去,在那些还温热的尸体上飞快地蘸着,无所顾忌地在鸦群和血肉中蘸着……

在村子里,枪毙的死者家属先都被告知在家等待,悲戚的一家家男女老少不敢作声,只呆在家里用两根竹子中间编网做成一担架,准备用来抬尸;他们会小心翼翼倾听外面,听到一阵枪响过后,再等一会儿,慢慢地就可以出门去收尸了;有的“坏人”因“罪大恶极”,或者家属已没,无人来收尸,工作队就叫人来填埋。只见死者手脚被捆作一处,两人用竹杠穿过,就象牲口般倒垂着抬过村镇,那脑浆和血水就滴洒到石板路上。

那一阵,每次集合开大会,人们心里都发怵,知道又要枪毙人了,今天不知道又该是谁;人们手脚哆嗦地集合一处,就听人说“来了,来了”,远处的鸦群就开始陆陆续续地飞来,在人们周围盘旋,聒噪,瞪着大眼睛在周围等待……(几十年后,说起当年土改,老人们还不寒而栗。)

死者尸骨未寒,刑场硝烟未散,“退押”就开始了——那可不是由东家说了算的“退押”。说不定哪天,解放军工作队已经持枪上门来宣布数额了,后面还跟着“农协会”的人,一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地喧闹。

谁能有异议呢,东家们谁不是在大会上举手高呼拥护呢,打江山的要坐江山了,那都是在枪杆子下的号召呀。

“退押”时,一大群人跟着“工作队”站在大门口,富家人赶快出来迎接,那是不必翻帐本的退押,佃户说了就算,只是举着一纸大声读,公布数额。几个佃户跟随着,有的朝东家尴尬地笑着,些许歉意内疚的眼神只有东家才能看出,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了,也罢,凭着多年的约合,也没有多提的。如今,在持枪的解放军工作队面前,一四六九,不分你我他,陈家人也只顾点头听吩咐“退押”,然后让进大门院内担抬东西。

押了几担谷子的租户还好办,照样挑去就是了;押了银元的如今却已贬值许多,如今也是要照当年的物价退还,陈老太爷只得应承,陈家女儿帐也不敢细算,忙乱地取出黄的白的钱凑足数,赔本退押。那时,有的东家若一时拿不出,那就要当场翻箱倒柜,拉猪牵牛了。

象刮一阵大风般,喝三吆五的一阵后,屋里屋外被扫荡了一遍,待陈家人手忙脚乱地应付完,时辰乱了,院子里一片狼籍,雾蒙蒙的天也空荡荡地了。

直到天黑关大门,陈家院子象散了架般地七零八落,暗夜里,人人都不作声,老爷子低着头,喘息着点上油灯坐下,他知道世道变了,孔子曰:礼失求诸野,如今该求哪里呢?陈家女儿呆呆地站在一旁,即将离去的长工老杨摊开双手说:“这样子怎么办?都不讲理了呀”。

老杨还见到村里村外有赶紧卖房子“退押”的,前村的一富户卖了房子还卖了牲畜,抬了整整一箩筐的银元交到农协会,他是先自租地后又转租给农户,按此“退押”,所以更要退得干干净净。

“退押”了,该交的都交出去了,帐目也清了,村子里鸡飞狗跳地一阵阵也过去了,工作队仍在,大小富户们的心都悬着,放不下来,惶惶不可终日。陈老太爷也觉得事情还远未完,他催雇工老杨快回家去吧,说:不要有牵挂了吧。

秋风瑟瑟,冬天也快要来了。

“四大运动”刚完,工作队又开始集合全村人到院坝上学“四大法”,分别是《宪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其间又叫上一些“积极分子”们到镇上去“学习”。村里也“学习”,各家各户上了十五岁的男男女女都要赶去,一场坝坐得满满的,水泄不通,有时晚上点着马灯也要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去;村民识文断字的人不多,陈家女儿也赶去读上个几段几页,有时读到半夜,一个字都不能落。

特别是《土地改革法》,听得越多陈家老太爷越不安,说土地的字字句句都似乎在说自己,说“土地剥削”,土地就是“剥削”,“退押”了还不够,土地此时已是累赘,有田出租者都缩手缩脚蹲到场坝边上,低头缩脖地听,一家家的人大气不出,小孩也不哭,此时,他们最忌讳说到的就是自己的田地,一亩一亩的庄稼长得再好也不敢提了,此时的土地都变得那样地可怕……

工作队队长,近三十岁,嗓门大,爱举例子,爱带话把子,不时按着佩枪大声说,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后来,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就是:“要没收和征收土地”,“要革命”,“要斗争”。如此之学习,真让陈家等有田有土之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天天地提心吊胆起来。

接着就是量丈田地和评定村里每家每户的“成份”了,不需三榜的评定公布,陈家老太爷已经肯定自己是“地主”了,自己是田多的人家呀。量自家田地时,他让女儿煮饭烧茶送到田头招待测量的人,还吩咐跟来的人都有份。

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白天来田头,和户主们一起量地,晚上关着门讨论,游民、雇农、贫农代表“积极分子”们前前后后地围着工作队,指指戳戳地十分仔细,人前人后地出主意,“积极分子”心想的是多评几家地主、富农,田地没收得多以后才分得多呀。

果然,一榜、二榜公布后,十八堡百户人家的村子,评出了十几户地主、富农(收租超出自家消费量50%以上的评为地主,没收一切财产;超出自家消费量30%以上的评为富农,征收部分财产)。

到了第三榜公布,地主、富农又多出了几家,达到近二十户。最后,有田地近二十亩以上的人家都被评成了地主;十多亩的是富农。

三榜一公布,村民即刻被分成了几等人,人被一榜白纸黑字分开,田地的多少成了区分是非好歹的唯一标准道理,人间千百年的伦理道德,是非曲直,美丑善恶都因田地的多少而一夜改变,泾渭分明,真是翻天覆地了。从此,眼前都不是近邻乡亲了,都是带着田地和财产的标记,是不同的“阶级”和“阶级敌人”的概念了,凭着该概念,土改工作队等随时随地都会被拿出来作为摧残另一类人生命的合法依据,村子里又是一番杀气腾腾。村民惶惑着,工作队又召集各村开会了,每次都要抓几个“阶级敌人”去斗争,田地多的地主和个别富农等家人都被“农协会”武装民兵看管起来,粮倉和牲畜也被计数贴上封条了,一家人只准许一人出村赶集买东西了。

接着,村里的“地、富”和后来的“反、坏”分子等又被叫去训话,要交代其它的财产或者是藏匿的财产,也被叫作“挖浮财”。既然是剥削,当然不光是土地。全村几十个地主富户等,战战兢兢按时赶到。土改队长等颐指气使,开口仍然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积极分子”们更是趾高气扬了。被训的人一个个只能蹲在墙边,低头抱膝,屏住呼吸,不敢抬头看一眼,回忆家财时除了唯唯诺诺的交代,稍有语缓,或是迟误,常常被骂得狗血淋头,任何的哀求此时都不会被理睬,有东西的赶快交出来了。一时交不出的一边蹲着,有人吓着了,尿了裤子,自己家的东西别人说有什么都点头,拿不出了就哀求。工作队如看谁不顺眼,认为不老实或没交代完,嘴一歪,积极分子和武装民兵马上就会把这个人绑起来,然后关进屋里,不让回家,等候发落。

有谁还能藏金匿银呢,几个月的折腾,几近挖地三尺了。工作队提醒人们回忆,揭发:某某地主过去有过什么,戴过什么,藏过什么宝贝,这次交出来没有。这样一来,全村人男女老少都在回忆当中——“家里有金银,隔壁有戥称”啊,“积极分子”们更积极了,有揭发多年前地主戴过的手表、金戒指、项链;有祖上留下的银烟壶、银供台、金元宝;还有地主婆嫁过来时的大衣,皮鞋,几大箱东西,几包细软;还有在村头村尾听说过的“宝贝”,都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有的发动起来去挖别人的祖坟找金银……有的就赶快交出来了,可怜的是丢失了的,或看错了的,说错了的,莫须有的,地主们眼下有口难辩呀,岂敢抵触,只好想办法凑钱买来抵上,没钱买不到的就被绑去审问了,一番拷问藏到了什么地方,转移到了哪里。有的被折腾得受不了了,就胡乱说,到那看没有,又被一阵阵拷打折腾。

那时,有些人的记忆也好,记忆就是“挖浮财”的根据呀——挖浮财可比种庄稼来得快,一切都为了分浮财,“积极分子”们穷则思变,穷尽了手段。

陈家人和其他的地主家人一样,边被“挖浮财”边被扫地出门了。他们被轰出小院大院,赶到能遮点雨的一间间茅草屋里惶惶栖身。陈家院子内几间大屋子顿时都被“积极分子”们分占了;陈家的田地、银元、金银等财物,牛、猪、家什全部没收,东西也被分成一份一份的包裹,分给穷户了。只准陈家拿走简单的生活用具和一些书籍,大多的书画正好可以被他们当柴火烧了。赶出门时还要搜身,男男女女首饰佩物,身上好点的衣服都要留下,更不要说女儿的戒指和新嫁妆了,一家人穿着旧短衣裤出门,几尽一无所有了。

分财产时,“积极分子”们把牛拉回去不想喂,想卖了;猪赶到家就想吃肉,马上杀了,他们的习惯和嗜好是更重要的。

长工老杨也分了一包财物,他推辞不要,说“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不能要”;村里有沾亲带故的分了财物东西,还悄悄把它们送了回去,说君子取财该有道。因为此事,工作队长怒嗔,特别数落了一阵,又说“没觉悟”,土改工作队长特别提到毛主席说过“亲不亲,阶级分”,他认为是地主阶级气焰嚣张,贫雇农们害怕,反而把地主分子又抓了来审问。

后来,工作队说“阶级斗争复杂性”,说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会被地主夺走,工作队又要召开公审大会,关一批,杀一批,以“庆祝土地还家”,土改工作队长说:“用不着讲什么废话”。有的“积极分子”还说:“多杀几个,才好分东西”。

斗争大会,公审大会又开了,依然是惊心动魄,“同仇敌忾”,仍然是那样冷酷的公审和枪杀,老鸦群仍然按时扑来,无情地噬咬着人间的血肉……

平时与“积极分子”们有龃龉的,性情自恃的或平日言中有刺的地主们,此时即成了“积极分子”们的众矢之的了。

上村一村民有十几亩田,喜养蜂,旧日里早晨放蜂后惯用两勺蜂糖冲茶喝,人若问即回曰:“舒服”,并喜形于色,不想此习招人嫉。此次即被评为地主,正好,三九寒天里令他蹚下水田摸泥鳅,让他一身短衣短裤在冬水田里寻来摸去,寒风袭,冰水刺骨,不一刻即见他被冻得牙打颤,浑身青紫色,“积极分子”们此时用麻条沾水抽打他边问道:“你舒不舒服?”他颤动嘴唇,忍住疼痛,哆嗦着回答:“舒——服,舒……服……”

陈家老太爷虽说平时与人为善,和村里人不曾有过节,还与许多人也沾亲带故的,此时,在工作队的启发下,一“积极分子”暗指陈家还藏匿了金条,说道:一个大地主人家还能没有十几根金条?他从金手镯想到了金条。

那时,“积极分子”们一个眼神,一句“揭发”都让人胆战心惊,有口难辩,如今陈老太爷什么都拿不出了,马上被赶去“农协会”交代,审问。他乡绅一生,平时读点孔孟之书,信儒家之道,从没与外人红过脸,如今,因田地财产而受此之辱,眼下唯有声声叹息。

被抓到农协会,接着就被逼问,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没有,等于不老实,工作队不满意,他们更相信“积极分子”,说陈老太爷“不是好东西,伪装善人”。沧海桑田的变故使陈老太爷奢望的新朝大赦和仁政是没有了,也许该会有良心和恕道吧,他被逼不过,鼓气劝说:要“尚德缓刑”呀!话音未落,工作队长顷刻大怒道:“你说我们‘丧德’?还竟敢说我们‘丧德’!”不由分辩,陈老太爷即刻被关了起来。

村里人获悉陈老爷子被关,惊异不已,过去数代受过接济的村民不仅争相来人探望,还做好饭好菜送来,一时人多,竟排起队来……工作队阻挡不住,大惊失色,几天后即将陈老太爷转移到另一村庄,可是,没二天探听到消息的村民又是络绎不绝掸壶提浆赶来,依然排队送饭,并传诵陈家上祖和今人过去的乐施好善,恩德泽行。工作队长见此众多“无阶级觉悟”之村民,大怒,叫道:他们过去放粮是收买人心,是欺骗,什么善恶有报,那都是剥削阶级的一套。村民们不听,都嘀咕说那谷米可是真的。后来,工作队只好半夜里第三次将陈老太爷转移到更远的一秘密地点,数天后才让陈家女儿知道,并吩咐不得声张,否则,再不让探视。

陈家女儿在外村寻到了父亲,眼见陈老太爷的眼眶一天天地凹了下去,她伤心落泪。陈老太爷喟然长叹,垂泪说不用管他了,不能都在此等死呀,并叫女儿投奔县城姑姑处,能躲就躲,至情至痛。

陈老太爷被辗转地关在各“农协会”屋里,又让他开眼了:他眼见一户地主,因被逼问藏匿金银未果,就被捆在长板凳上,用竹篾撬开口,先灌辣椒水,又将大粪灌注口中,最后被活活灌死;有一户小地主,被逼问未果,“积极分子”们非要他回家“找东西出来”,并把他手脚捆扎一处,倒悬着抬,抬杠的几人在崎岖山路上故意摇晃,让他一路上被杂草路石碰得头破血流;有的地主因无财可交,无处可逃,亦无生望,一听传唤,便老老实实地走出,然后就踏上了死亡之路;有一地主将被枪杀,他儿子哭泣说“你去吧,你死了还有我”,此话被工作队听到,却认为儿子要报仇,二话不说把儿子也拖去枪杀了:“积极分子”们还警告说有一户地主不老实交代,没有交出“浮财”,一家三代男人都被枪毙,斩草除根了……

一日,陈家女儿在外村路上,即被一群“积极分子”们拉扯去一祠堂,软硬兼施逼问了一阵后,没问出个什么,就说不老实,搜身后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伙人呼嚣着扒光她的上衣,不管她怎样挣扎,用线绳捆住她两个乳头,有人在前面拉扯着,让她赤裸着上身地绕着堂屋走,她边走边哭,“积极分子”和看客们围着一阵阵狂欢……

那时,什么是政策?工作队和农协会就是政策;什么叫专政?工作队和农协会的所作所为都是专政。这也是流氓无产阶级特有的专政,也是他们土改“挖浮财”外的另一类快乐,他们是不用理会什么“道路以目”的。

陈家女儿想不到遭此羞辱,她悲愤欲绝,万念俱灰,挣扎着回到草屋,胡乱摸了一条绳子抛上了屋梁,她搭上板凳,想自缢,一吊了之。不巧草绳已朽,竟断了。陈家女儿跌落下地。待她坐定,一想到仍然被关押的陈老太爷,想他那坐以待毙的可怜情景,陈家女儿心苦体冷,麻木平静,随后她镇定下来。最近几个月,她见到的血泪都太多了,她已不是“少女不知屠城泪,隔夜犹唱后庭花”中的少女了,想到自己的家父与自己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死不得,生不行,她一夜泪飞如雨。

天近亮了,苦寒一夜的姑娘仍昏沉在地,雇工老杨匆匆赶来,他已知道了祠堂之事,他叫醒姑娘,痛骂着那些畜生。他带来了一张“他往证”,叫陈家女儿快逃吧,找县里的姑姑吧,先避避风头再说,这边有个看守是他远亲,陈老爷子可由他照顾一,二。他还说河对面的张家也被评成了地主,一家人也倍受煎熬,生死未卜,婚姻之事就别指望什么了呀。

姑娘点着头,泪水直流,她犹豫着问:“他往证我能用吗?”

“没事,天色还早,检查的人又大多不识字”。

陈家女儿扑通一声给老杨磕头,未语泪先流,老杨泪如泉涌,赶紧送她出村。

一路紧赶慢赶,逃到县城,等找到姑姑家已经是夜幕降临了,姑侄俩大哭一场。

虽在县里,陈家女儿也是茶饭不思,度日如年。姑姑不敢让她出门,县城里也在检查,怕呆久了被查出更危险。有逃到城里而亲戚不敢收留,走投无路被抓回去的,半夜也押送,惊得一家人风声鹤唳。

一天,姑姑看着忧心如焚的侄女说:“要救你父亲只有一个办法”,姑姑欲言又止,最后经不住侄女追问,才开口了。原来姑父在县里认识一解放军军官,三十六岁了,老家妻子已死,姑父和姑姑反复商量,能否说服侄女,和他结姻。对方年龄大一倍多,如此之谬托,要委屈侄女一辈子的,可他算是“南下干部”,县土改团和这一带的土改工作队他都能说上话。

陈家女儿听后一阵恸哭,她身上带着伤痛,心里带着血痕,带着无奈的乞求来到这里,还能说什么呢,“风住尘香花已尽”,此时,什么她也只得认了。

他个子不高,貌陋,长一副李逵般的黑脸,一见陈家女儿他喜出望外,拍着胸膛跟姑父姑姑说没问题,接着就提到结婚,说:我们只办一个“简单朴素的革命婚礼”吧。如此之啼笑姻缘,陈家女儿只得强作笑脸,即使彩凤随鸦,也只得应允了。

不久,当陈家女儿回到村子,接出陈老爷子时,发现因长期担惊受怕,受虐受寒,老人家已经站不起来了。

半空中,一群老鸦仍呱呱地叫着飞速而过……

后来,除了枪毙了的,过去曾为旧政府做过事的人大多都送去“改造”和“劳改”了,幸存下的人战战兢兢活着,等到第二年青蛙叫的时候,十八堡村才逐渐平静了下来。

土改的日子,那一段流淌泪水和鲜血的日子,连老鸦都不惧血腥的日子,从1950年春至1951年夏,(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全国就杀掉农村二百多万有田有地的地主乡绅)四川省江津县农村就是如此“土改”的。

从那年的绝响后,农村就没了乡绅富户,村子里多出了“阶级”,多出了“阶级斗争”,从此,村里也少了许多过去的仁、义、礼、智、信,也少见了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有敬,对神明有畏,更少了为“好报”而作的善举了。

后记

十八堡的田地人平二担谷,照此分下去了(照乡里统算,人平二担谷的田地)。刚种了没二年,就来了个“统购统销”,把余粮都收了去,接着,毛泽东来了个“组织起来”的号召,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干脆来了个“人民公社”,要“奔向共产主义”,把土地都收了去,不再是私有,农民又翻回身去了。至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村树砍了,用茶炊般的鼓风炉炼钢;铁锅砸了,吃食堂。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大饥荒,吃草根啃树皮,人配一两油,村子里饿殍几十,包括当年的“积极分子”在内,(全中国饿死三千万人左右)村民们学会了苟且而生,后来的十八堡村血泪更数不清了……

2007-11

《自由写作》第30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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