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茛:迷失在1966(长篇小说·上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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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茛

那年初冬,当别的学生纷纷外出串连的时候,刘义他们一伙同学还在火车站劳动。每天早晨刘义步行去车站上班,沿途都会碰上外出串连的学生。他们结伴而行,人数不断增加,有如出巢的蜂群。吸引他们的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接见。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刘义就目睹了这些最初还是零星少数的学生变为一支热热闹闹、淹没了普通旅客的串连大军。

该头天晚上到达的列车总是早晨才驶进车站。他们闹闹嚷嚷地聚集在毫无遮掩的车站站台上。车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从工地上望去,一片深色的冬装,有的身著军装,头戴军帽,大多数肩上挂着草绿色的挎包。列车停靠站台,不等乘客下完车,他们便一窝蜂地拥进车厢,抢占靠窗口的座位。列车载上他们驶向这条支线的终点站,将近一小时后再从原路返回。当列车从工地上驶过时,刘义他们总能瞧见几张熟悉的面孔。

开始,他们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切。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被这股潮流席卷而去。呆在工地上的人从列车的窗口瞧见了头天还和他们一块干活的兴高采烈的伙伴,同一个工地的车站女工向他们挥手。这是大串连,人人都有一份,而不比先前那两批由工作组选派的工农出身的赴京代表。学校新成立的组织替每个学生出证明。

刘义和王名安想到去学校开证明的时候,呆在工地上的人已所剩无几。他俩邀邹正洪一路。王名安企图说服邹正洪。他们坐在工地旁边的条石堆上。邹正洪默默地听着,偶尔露出前突的牙齿笑一笑。他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同学,一双小眼睛总是那么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只有王名安算得上是他一个朋友,他似乎说得他有点动心了。这从他不断眨动眼睛和颧骨上升起的淡淡红晕就看得出来。

但就在这时,邹正洪却提到他爸爸。他双手抱着右腿膝盖,绷直手臂,身体微微朝后仰,眼睛往车站那方望着。下午三点多钟,车站的高音喇叭在播放某次接见的实况录音,从背面传来女工们的说笑声和运载泥土的手推车在铁轨上滑动摩擦的声响。“学校不会开证明给我。”他说。

邹正洪家住学校附近,家里有个在街道生产上班、患肺结核病的母亲,两个妹。他从来没提起过自己的父亲。同学们都以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但邹正洪却说,他还活着,现在还呆在附近县城一个叫尖嘴岩的劳改农场里。

“我一直以为你的出身是普通劳动人民。”王名安看着他,说。“你爸爸,他为什么?”

历史问题。“

什么时候的事?“

“五八年。”

王名安“噢”了一声。“你对谁也没说过。”

“班主任知道。”邹正洪说。

“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开到证明。”王名安说。

“班上有’黑五类’开到证明了吗?”邹正洪瞥了他一眼,问。

“我们班没有,但别的班……”

“你看过别人开的串联证?”

“当然看过。”

“上面有家庭出身这项。”

“那又怎样?”王名安说。“你担心的是开不到证明。”

邹正洪干咳了两声,看看王名安,不再说话。但让人明白,即使学校同意出证明给他,他也不愿拿着那样的证明出去串联。

“可是这关什么事!”王名安说。“现在又不是血统论猖獗的时候了。刘义就不在乎。”

刘义一直安静地坐在一边,这时笑了笑。

邹正洪沉默着,脸别向一边,坚决的表情就像在和谁赌气似的。

“你不是说只有班主任知道这事?”王名安接着说。“他现在又不管事了,我们去找曾世华——他代表班级出证明,学校只管盖章——也许他……”

邹正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他肯定会查档案,我们填过的表。”

王名安不得不承认他想得很周到。没有人能蒙混过关。曾世华绝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就给他填上“小商”或“贫民”之类的出身。他手里掌握着从班主任那儿接管的材料。他会坚持原则,一丝不苟。

到目前为止,曾世华开出的都是一些好出身的证明,出身不好的还没开出一个。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现在的“黑五类”,刘义将第一个去找他。

王名安还想说服邹正洪不要在乎那样一张证明,那不过在接待站亮一亮罢了。难道能为了它付出放弃享受革命大串联的权利的代价?它值那么多吗?但是,邹正华却认为它值那么多。他拒绝生活的呼唤,就像一只躲进螺壳里的固执的寄生蟹,再怎么诱惑也不肯钻出来。

他起身回到工地,一声不响地拿起十字镐。王名安和刘义坐着没动。王名安表示不相信有关他爸爸的事邹正洪说的是真话。但是刘义却相信。王名安只不过感到吃惊罢了,他以为自己了解邹正洪,可同学三年,他直到现在才从他嘴里知道他真正的出身。

“我们明天上午就去学校开证明。”沉吟片刻,王名安调过脸来对刘义说。“那其实有什么。他想得太多,不可救药的神精过敏!”

刘义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还附和着笑了几声。可是当他真正从曾世华手里接过串联证,感觉又迥然不同了。曾世华没翻档案,没询问他本人,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就在他的证明上准确无误地写上了他的出身——伪官吏。

下午收工后,刘义和王名安没直接回家,他俩落在其他人后面,上保管室归还了工具,然后走下石阶,穿过一片长着莲藕的低洼地,登上铁路路基,顺着铁轨朝车站那头走去。

他俩已结了帐,身上抄着上午去学校开的串联证和在车站财会室领到的二十多元工资。学校出面替他们毕业班联系的工作,一元零八分一天,一共干了二十天,把今天也算在内了。

站台上空无一人,货站那方的铁轨上停着一列煤车。路基一侧,车站女工们从宿舍里出来,拿着饭盒往食堂里走。刘义把手抄在裤包里,迎着风打了个寒颤。他比王名安高出半个脑袋,一米七左右的身高,但身材不像他的伙伴长得那么结实。王名安属于那种高高兴兴,无忧无虑,成绩总在中等水平的同学。他穿着件灰夹克衫,一件领口开拉链的绛红色的统绒服,39碼的球鞋。此刻他在铁轨上走平衡木。一根木头电桩上的高音啦叭正在播放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播放到结尾处“敌人——”时,他纵身跳到了站台上。

他俩走进候车室,在右侧一扇窗口下站下来。扫地的过来了。体态臃肿的车站女服务员,手拿长柄扫帚,不耐烦地从一个躺在长椅上的流浪汉身边扫过,扫帚抹去吐在地上的酽痰。流浪汉脸上搭着顶破草帽,一具肮脏褴褛瘦骨棱棱的躯体,只从微弱起伏的胸脯才看得出是个活人。长椅上还躺着坐着别的一些人。有人在走动,读墙上贴的告示,上屋角的保温缸里打水喝。赶车的旅客,但已打听到火车晚点十多个小时。售票处关着窗口。上方墙上的挂钟指着五点四十。

从窗口看得见露天货站上堆放的那批货。搭盖着帆布,靠近站台,在堆码的麻袋、木箱、成卷的缆绳和草绳包扎的机械器材后面露出一个顶。

货是头两天用架车运来的,牛皮纸打成了捆,与别的堆放在货站上的东西没有区别。有的散了架。王名安从散了架的堆子里拣到本小册子——契诃夫的《草原》。

这本书现在已归刘义所有。扉页和封底上戳有市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的印章。扉页上贴的借书签上登记的最后日期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七号。

看守货物的是个六十多岁、一只眼患白内障的老头。他可能专门看守这批货,也可能看守整个货栈。据王名安说,老头很好说话,看见他从堆子里拿东西没吱一声。王名安是有意让他看见的,试探他会有什么反应。此时,他俩从窗口瞧见一个十二三岁扎麻雀尾巴穿花布衣裳的女孩塑料网兜里提着饭盒穿过货栈朝老头驻扎的窝棚走去。

一刻钟后,女孩从原路返回,走下货场前的斜坡。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他俩从候车室里出来,顺着站台朝窝棚走去。那列煤车仍停靠在轨道上,几个孩子在那头卸了煤的车厢下拾煤渣。呆在候车室里刘义还感到暖和,可一到刮着风的站台上,他便禁不住打哆嗦。他手抄在裤包里,耸着肩膀,浑身打颤,上下牙齿磕碰,想控制也控制不了。

来到老头的窝棚前,他神经质的哆嗦才告一断落。他感到暖和过来了,冰冷的手竟然有些汗湿。他听见王名安和老头打招呼。老头身披棉大衣抽着叶子烟坐在窝棚前的一口木箱子上。

患白内障的左眼眼球上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形如桂圆肉的膜,右眼也暮吞吞的,低垂着浮肿的眼皮。老头听王名安口齿伶俐地说明来意,取下竹烟杆,往地上啐了口带叶子烟味的唾沫,然后把半截烟头捻捻緊,划然火柴重新点燃火。

老头弄清他俩是在那边工地上劳动的学生,想找几本书看看。他抽着点燃的叶子烟,往书堆那边抬了抬手。一个簡单但毫不含糊的手势。刘义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他和王名安朝书堆走去。面对揭开的帆布的一角,刘义一时感到茫然失措,觉得难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书。他蹲下身去,拿过一册《譯文》翻起来。一共五六册《譯文》,重叠在一起,其中两册上有连载的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刘义已读过这个头号修正主义作家写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那是报纸上为了供批判以印证批评的正确性而刊登的反面教材。然而刘义却喜欢。他也喜欢《静静的顿河》,他只读过第一册(学校图书室再也借不到后面几册了)。他翻阅《譯文》上的目录,开始动作缓慢好像有许多时间似的。发现上面有肖洛霍夫的连载小说后,他动作快了起来。他把选中的四本杂志放到一边。

在一旁翻找的王名安递了本书给他。《退潮》,市工人文化宫的藏书。刘义还没读过史蒂文生的作品,但他预感到自己会喜欢这本书。

史蒂文生的《退潮》就好像露出地面的一块矿石,矿藏就蕴藏在表层的下面。刘义把帆布揭得更开,在凌乱的书堆里翻找、发掘。一本《贵族之家》、一本《学生时代》先后到了他手里,接着又是《孙子巴格洛夫的童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上下册。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的小矿藏。矿脉在书刊杂志、教科书、被批判的革命文学作品下延伸,一一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奥勃洛摩夫》、《当代英雄》、《塞伐斯托波尔故事》、《幼年、少年、青年》、《哈杰。莫拉德》。

意外的收获。任何一个图书室不可能没有俄罗斯文学的藏书,但在书堆这一角散架的书刊中一下找到这么多,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喜。书籍都是大半新旧的,比市图书馆的藏书保存得好。《孙子巴格洛夫的童年》、《我的同时代入的故事》还是崭新的,从未出借过,拿在手里翻动能嗅到股淡淡的油墨味儿。书的微弱而欣喜的呼吸,从造纸原料中被分离出来,仿佛又重获生命。

刘义当下就想拿上这些书跑开。但念头只在脑子里闪过,他蹲跪在原地没动。这个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都早已下班,不会路过这儿。四周见不到一个人影。拾煤渣的孩子已离开轨道提着竹篮打站台上走过。天色暗下来了,像要下雨的样子。他继续翻找。王名安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断了两捆书上的绳索,从撕开的牛皮纸封里散落出来的几乎全是文学作品。国内作家的作品居多(被批判的革命文学作品),七八成新的书籍,还有精装本。刘义拣到一本《九三年》、一本《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几本契诃夫小说集……

他抓紧每一分钟。眼前的收获所具的不同寻常的性质已使他头脑发晕,他感到口渴,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小腹有种坠胀感。新的发现已不再使他感到惊喜。他一边不遗余力地寻找,一边却又不大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是一场梦。他模模糊糊地听见火车的汽笛声,金属摩擦发出尖厉的声响,就在他身后不远靠站台的轨道上停下来。模模糊糊地听见站台上走过的皮靴踏出的脚步声。客车晚点十多个小时,要明天早晨才能到站。想到他明天一早将登上北上的列车,他心情一点也不激动。

刘义不知道老头什么时候走过来的,他抬头看见他身披棉大衣抽着叶子烟站在幽暗光线中的身影。

老头已看见了他俩选在一边的书,他没加以制止,没说一句话,默不作声地看了会儿转身踅回窝棚。

“该走得了。”几分钟后,刘义对王名安说。

光线已暗得看不清书上的字迹。夜幕挟带着寒风降临在站台上,候车室那方已亮起了灯。刘义在书堆前站起身来。王名安拣到最后一本书,翻身坐在地上。

刘义不知道王名安都拣了些什么书,不过他肯定不愿拿自己的和他交换。他看看他搁在一边的堆子,又看看自己的,说:“就这样恐怕拿不走。”

“把面衣脱下来包。”王名安说。

现在,刘义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清理散落在一旁的书刊用去了五分钟,书堆灰复到原来的样子,帆布重新搭了下来。一刻钟后,两人用老头给的一根硬头黄竹竿抬着两捆面衣包裹着的怪模怪样的东西离开站台打货栈那方一个秘密出口绕道出站。

刘义坐在饭桌前,他已洗过澡,穿上一件旧统绒衣。他姐姐刘芹上隔壁厨房端来热在锅里的饭菜:红苕掺饭,烙萝卜颗,油菜。刘义感到饥肠辘辘,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母亲吃过晚饭上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去了,两个妹也不在家。刘芹坐在饭桌对面,手肘支在桌面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很满意地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她已看了刘义带回家的东西。刘义扛着它打香蕉林里穿过,没让院子里的人看见。这会儿书已取了出来,一本本翻检了一遍,搁在衣柜后面的角落里。面衣上弄脏的地方也趁刘义洗澡的时候用刷子蘸水刷干净了。

刘义抬头打量了一眼这间房间,要把这么多书藏在这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完全是件不可能的事。床、饭桌、衣柜、碗橱,一览无遗,这间屋子里不可能存在别人发现不了的秘密。

他已和刘芹商谈过怎样处置那批书。办法是他想出来的。它们不能放在家里,只能放在户外,埋在香蕉林里。这是目前唯一安全可靠的办法。

那得包在一张不漏水的油布里才行。但家里没有现成的油布,也没有别的理想的替代品。唯有一个瓦坛子可以派上用场。那是以前烧柴时用来盛木炭的瓦坛,一年多前换成烧煤球后就从灶前拿开,废置不用。

刘义吃过晚饭,把碗筷收到厨房去洗了,回到房间里,刘芹已把瓦坛找出来,用废旧布块把里面擦干净。瓦坛颈小肚大刘义觉得要装下那些书还稍嫌小了点儿。但刘芹保证她能一本不剩地装进去。

姊弟俩长得有些相像。刘义不大注意他姐姐的长相如何,不大注意她什么时候开始讲究发型,护起了刘海,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眼神和笑容里增加了一种神彩。她在那样的年龄,吃粗茶淡饭也照样长身体。穿着粗布衣服,一米六以上的身高,鼻梁微凸的五官端正的脸,总是那么高高兴兴的,笑起来打哈哈。刘义注意到她袖口卷起的搭在坛口边的白净的手。两人对看了一眼,她示意刘义把门关上。

刘义从门口折回刘芹已拎上瓦坛隐身在碗橱与小床档头后面的旮旯里。这儿既可以借用饭桌上方那盏灯的灯光,又可以避开可能打窗口投进来的视线。刘义把书递到刘芹手里。坛口太小,必须卷起来才塞得进去。刘芹袖口捞到手肘上,每塞进一本书便伸长手臂摆弄一阵。她一本接一本地塞着,刘义觉得她好像在往坛子里塞腌菜。

“一定明天走?”刘芹没停下手,问。

“已和同学约好了。”刘义说。除王名安外,还有另外两个同学。那是他们去学校开证明时碰上的。

“不能推迟一天?我还没来得及替你准备东西。”

“噢,准备什么,衣服都穿在身上,去不了多久。”

“只打算去北京?”

“对。”

“你今晚休息不好……”

“我可以在车上补瞌睡。”

估计需要两个半至三个小时。在教堂的钟响以前弄好。按计划刘芹下半夜三点叫醒刘义。他十点上床,睡得着的话,最多也只能睡上五个小时。

“我其实可以不睡。”刘义说,感到自己确实没有点睡意。家里没有钟、表,他担心会错过了时间。张三姑婆屋里那座挂钟每隔一小时报一次时。但你不可能刚好听见三点的报时声,除非你眼睁睁地躺在床上等候着。

刘芹却表示她有把握听到。“你放心睡好了,到时候我肯定叫醒你。”她对刘义说。

还剩下两本书和几本《译文》。刘芹把上面几层取出来重新放过。她反复摆弄了几次,用力挤压、塞紧,腾出来的空间仍然有限,放不下所剩的书。“没想到它们这么占地方。”她说。“这两本放进去,换两本出来。”她又重新来一遍,取出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这两本书可以放在家里,连白痴也知道它们是无产阶级的。”

但仍然有两本《译文》放不进去。“坛口还可以塞一点。整本塞不进。”刘芹停下来,说。刘义把《译文》拿到亮处,撕拆开,把连载的长篇小说章节、诗歌和一篇托马斯。曼论契诃夫的文章挑选出来。他动作仔细,生怕漏掉了一页,匆忙中他还读到了这样的诗句:“小屋似多情意,发着柔光,竟向星辰说些什么知心话?”他把选中的活页先塞了些进去,然后把剩下的卷成团,像塞子似的把坛口塞满。

“有块油布就好了。”刘芹说。她在碗橱下面放破烂东西的柜子里翻找,找出只劳动布旧袖套,用剪刀剪下一块盖住坛口,再用麻绳扎紧,然后又在一个篮子里找出张脱了把的乒乓球拍。“用这个盖在上面,雨水渗不进。”

几分钟后,刘芹打开门,让刘义把瓦坛抱起来放在门外左手窗口下。

掘土的工具也找出来了:一把尖嘴掏耙,一截刘义从外面捡回来的石匠用的錾子,一个坑掘深后从里面舀土用的破瓷碗。

坑就掘在门口的菜地边,靠香蕉林的那一侧。几天前刘义已把土掘松种上葱子蒜苗。香蕉笼之间的地已踩得瓷实,长着杂草,覆盖着苔藓,新掘的土一眼就看得出来。刘义得在菜地边选中的地方掘一个深一米左右,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坑。土层不很坚硬,但夹杂着石块、碎瓦片、碎玻璃块,夜晚会碰出很响的声音。因此,刘义得十分小心,必要时得用手清除障碍(刘芹找出一只帆布手套)。遇到什么事需要人帮忙,他可以进屋来叫刘芹。刘芹自始自终都是他一个同谋,她会头脑清醒的躺在黑暗中监听家里和外面的动静。

门是虚掩上的。刘芹睡觉前会注意不让门闩插上。不能让母亲有任何觉察。母亲邹兴容这段时间睡觉很惊醒,但凌晨三点也不大可能发觉刘芹轻手轻脚起床趿上鞋摸黑走到小床前去摇醒刘义。她要是注意到了什么,第二天问起,刘芹会想法搪塞,加以否认,让她拿不准自己是清醒的还是在做梦。

瓦坛就放在窗下的黑暗中,坑掘好后再抱过去。坑的大小深浅必须适中,最好能一次性成功,这样既省时又省力。坛口到地面的距离不能少于二十公分,大约一卡左右。掘出的土从上面铺过,在原来的地边上镶出一溜新的菜地。弄出个大致的样子就行了。扫尾工作由刘芹一早接手进行,清理现场,去除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把新的菜地弄得平平整整,补种上葱子蒜苗。

最后一条,刘义身上的衣服不能弄脏。他只有这身像样的衣服(蓝卡琪青年装,裁缝裁好刘芹用手工缝制的),今天早晨为了去学校开证明才换上的。刘芹替他准备出门的东西,把换下来还没洗的那套脏衣服丢给他。

邹兴容回来前,刘义上床睡了。他得储蓄精力,但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刘琼和张惠从同学家里转来,和刘芹聊了阵,也洗脚上床睡了。刘义听见她俩问到他的这次出行,没像别的家里的女孩那样提出要像章。

刘芹坐在灯光下,面前放着针线蓝,替刘义补袜子和春秋衫。有人开院门的声音,摸黑进来的不是母亲。她常常会自言自语地说着话,穿过黑黝黝的走廊。香蕉树的叶片在风中摇曳,发出哗哗的响声。风一过一切又静下来了。

刘义坐在去北京的列车上心里还惦记着身后的事。他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他为自己做下的事放不下心。也许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坛子里会渗进雨水,书会发霉、腐烂。也许整个事情已经败露,坛子已被掘了出来,公诸于众,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实际上他干得比预期的还好。刘芹没费多大劲就完成了她份内的工作。

刘义为自己的串联证发愁。刘芹看了只是打了几声哈哈,说伪官吏就伪官吏吧,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自己不把它放在心上。刘芹不是不了解阶级路线,她是六四级的学生,完全知道阶级路线是怎么回事。

她读高中二年级时,学校就以支援三线建设为名把她们一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清退出校,下放到一座煤矿当矿工。名义上每个学生都打了申请,但批下来的却只有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学校开了欢送会,矿上派了人来作报告。他们在那所煤矿里呆了三个月,后来便集体闹事,拒绝出工,冲击党委办公室,把户口粮食关系要回居委会。

刘义现在还记得刘芹从矿上回来后不久和一个姓彭的伙伴一块去新疆他去车站给她送行的那个阳光照耀的秋日的早晨。刘芹对不要户口就能在新疆找到工作满怀信心,她和伙伴坐了七天七夜车历尽艰辛奔向有一个工作的光明前景,结果却发现新疆的工作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难找,她俩奔向的是海市蜃楼。她和伙伴花光了身上的钱,要不是母亲朋友的一个在建设兵团工作的儿子出钱替她俩买了车票,两人恐怕还回不了家。

去新疆找工作是刘芹的主意,邹兴容当时并不反对,只要有工作即使离家千里在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也要胜过在居委会待业。但刘芹无功而返,还欠了债并固执己见后,邹兴容态度又不一样了。她唠唠叨叨地表示自己的不满。朋友的儿子并没要求还那笔钱。他写信来表明他已看上了刘芹,表示只要刘芹愿意他便可以通过组织关系替她在兵团找到工作。邹兴容很想成全这事。但刘芹却不愿意。她靠糊火柴盒和在糖果厂做季节工挣的钱,如数偿还了那笔借款。

刘芹一直在居委会待业,上糖果厂、猪鬃厂做工,还上郊区一所学校代了几个月的课。使刘义吃惊的是,她竟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

刘义从北京转来后不久,刘琼也外出串联去了。她读另一所中学,开出的串联证上已没有家庭出身那一项。她没和同学一路,与同街的两个女孩结伴而行。两个女孩是表姐表妹,到省城打算住亲戚家里,两人一下火车就把刘琼甩了。刘琼一个人晚上十一点才找到一所大学接待站住了下来。她给家里写了封信,本意只想诉诉苦,谴责一下两个伙伴背信弃义的行径,在省城玩上几天就回家。但没想这信却成了求救的信号,把刘芹引来了。刘琼躺在接待站亮着盏灯的大房间的地铺上,半夜被人叫醒,睁开眼来看见刘芹俯向她的脸,还因为自己在做梦呢。

刘琼信上没写明接待站的地址,但刘芹还是找到了。她下车后先后上几家接待站去打听,查登记簿,凌晨两点才找到刘琼所在的接待站。

刘芹没和她一块回家。她带上她上西安、洛阳等地串联,要不是衣裳单薄并打听到首都各接待站已人满为患的话还会去北京。刘芹谎称自己是高六六级学生,丢了串联证,上市委接待站补办了一张,一路上像串联学生那样享受免费乘车、食宿的待遇。她玩得高高兴兴的。刘琼却始终替她捏把汗,担心她伪装的身份随时会被揭穿。

刘芹和邹兴容在小声商谈着什么。邹兴容坐在被窝里。几分钟前她刚在一个木盆里烫了脚。刘义注意到她捞起的裤脚下热水烫得发红的一双青筋毕露的脚和右脚背上那颗醒目的黑痣。她觉得人不舒服,吃了包解热止痛散,这会儿曲着腿坐在被窝里,没脱棉袄,在灯光的阴影中脸色潮红。刘芹侧身坐在床沿上,脸向着她一只手隔着铺盖搭在她膝盖部位。刘琼和张惠睡在床的那头,放下的半扇帐子遮住了灯光。

隔壁几家人共用的厨房里还有人在说话,打水缸里舀水。从刘义坐的饭桌前嗅得到一股柴烟味。是隔壁王家母女俩,他们家的灶头只隔着一堵薄薄的板壁。

“那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刘芹说。

“是底片。”邹兴容说。

“还不是一回事。”

“不,你不能把它冲洗出来。”

两人沉默了,好像在寻思一张底片和相片的区别。刘义捉摸刘琼和张惠都还没睡着,正竖起耳朵偷听。

“你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邹兴容接着说。“你留着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知道”刘芹说。

“家里除了你还有谁?”

“你也许放迷了,仔细想想。”

“我一直就放在那地方,我可以肯定。只有你和刘义知道。刘义不会拿。”

那地方是指衣柜右手抽屉旁边的暗格。抽屉取下来后,推开隔板,暗格才露出来。底片和几张公债卷一块放在里面一个旧绒布小口袋里。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妈,”刘芹拍拍铺盖下的膝盖,露出一丝笑容,说。“你爱我们爸爸吗?”

“嘿!现在还问这种事。”邹兴容疑惑地看着她。

“你爱过他吗?”

“什么爱不爱,我嫁给他时还不到十七岁。”

“别对我说你人年轻,没有觉悟。”刘芹打断她说。“你跟他过了那么多年,你一身中最好的时光都是和他一块度过的,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

“我们过的是剥削生活。”

“你喜欢现在的穷日子?”刘芹说。“我们真是太穷了。我有时想到你和爸爸到底过过那种好日子,心里都感到安慰。”

“剥削生活怎么能叫好日子。。”邹兴容说。“你怎么能这样想。我们穷,可是我自食其力。”

“我知道,你还是一名人民教师。”刘芹说,看见母亲想说什么,拍了拍她的膝盖。“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好。不知为什么,我这段时间经常想到我们爸爸。一次我梦见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背对着我坐在床边上。我对他多少还有点印象。刘义肯定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现在倒希望他不是你们爸爸。”邹兴容说。

“那张底片是你保存下来的。”

“我一时糊涂。”

“听你这么说,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

两人沉默了。刘芹坐直了身体。外面有人走过。是上厕所的人,拿着油灯穿过走廊。隔壁厨房里的人在舀水洗脚,小声说着话。

两人又谈到那张底片。刘芹问:“你最后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记不起了。”

“可我记得起。”

“你别让我着急。”邹兴容说。“我们家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它。我太糊涂了。到时候,你妈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它不在那地方,你把它重新放过了。”

“我?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

“不可能。。”

“我们已经睡了。打过十二点,你从床上翻身起来……”

“你看见了?我放在哪儿?”

“那上面。”刘芹往帐子上方抬了抬脸。

“帐顶上?”邹兴容也抬起脸来望。

“帐竿套子里。”

“不可能。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邹兴容说,又一次抬头往帐子上方望。“我记性不好,容易丢三落四,这是事实。别的事我可能忘记,但这事却说什么也会留下点印象。我肯定没动过它。我根本没想过要转移地方。”

“可你在梦中想到了。”

“你想说我在梦中做下了这事?”邹兴容看着刘芹,摇了摇头。“不,你妈还没有患梦游症。”

“可不是你会是谁呢,它就在那上面。”

“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

邹兴容抬了抬脸,露出困惑的表情。

“就让它在那儿吧,他就剩下它了。”刘芹隔了片刻,说。

“你让我看看。”邹兴容说。

“你不信?”刘芹说。“除非你又背着我把它换了地方。”

她说着便脱掉布鞋,站到床档头的床沿上。邹兴容往里挪了挪地方,抬脸看着刘芹脑袋探到外面,伸手够着帐竿,把帐竿套子捋得皱了起来。她一只手捏着套子里一个地方不放,另一只手两个指头伸进去夹了出来。

夹出来的就是那张底片。它卷起来裹在牛皮纸里。邹兴容接过手,惊讶得说不出话。

“你真的看见我,半夜十二点……”

“真的。”

“真是太奇怪了。”

刘义很想过去把底片要过来,对着灯光瞧瞧。但他坐着没动,合上正在读的一本旧杂志。

“我这两天做梦都梦着这事,都快把我急疯了。”邹兴容如释重负的说。

“它放在那儿很安全。”

“没有安全的地方。”

“把它交给我保管。”

“不,我再不会让它跑掉了。”

邹兴容身子往外挪了挪,坐到床边上,手里拿着底片,对着灯光看起来。被盖从她膝上滑下,她扭过身体,底片举在斜上方,眼睛一眨不眨,凝视着,皱起眉头。刹那间笑容消失不见,仿佛打开一道陈旧的阀门,记忆的幽灵爬上她消瘦的脸颊,她忧郁中带着丝欣喜地嗫嚅道:“瞧,他这身制服,这是他在当时的北平照的。一米八以上的身高,魁魁梧梧的,我穿全高跟鞋也只打齐他耳朵……”

“我们谁长得像他?”

“谁也不像。”邹兴容放下底片,说。

“把它交给我。”刘芹说。

邹兴容没理睬她,刘芹看来也并不坚决。沉默中听见张三姑婆的钟响了十下,邹兴容调过脸来对刘义说:“去把火柴拿来。”

刘义打开门,快步走进厨房。王家母女俩已熄了灯离开。刘义摸黑在灶头上找到火柴,快步回到家里带上房门,插上门闩。

他擦燃一根火柴,看着火苗点着了胶片抖动的一角。邹兴容拿在手里,两个指头拈着,手臂伸出床沿外,默默地看着它燃烧、卷曲,掉到地上化为灰烬,熄灭了最后一点火星。

它发生的时候,我最好不要在场,刘义坐在厕所里的木马桶上想。这一分钟前还模模糊糊的念头随着坠胀感的消除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我不要在场,他想,就是这么回事。

木马桶是供妇女和儿童使用的。教会的房子,才有这种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方便的实施。与男人的茅坑隔了道板壁。马桶四四方方,上过漆的桶面已被磨得很光滑。刘义最早坐在上面时还吊着两条腿,此刻他两脚稳稳当当地踏在地板上。

一条靠墙的通道通往里面。头顶上的两片亮瓦布满蛛网积垢,转拐进来的这片静谧空间即使大白天也光线幽暗。紧接着,第二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到时候万一出不去,我就呆在这地方。

他坐在木马桶上,把这片空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作为一个临时避难所,它再理想不过了。院子里十五户人家只有六七户使用这个厕所(另外几户使用神甫那边院子进门档头上的厕所),使用高峰期是早晨和晚上,木马桶白天很少有人占用。只有院子里的人熟悉巷道的进口,你只有走近了才会发现它。刘义仿佛看见自己及时地闪身进入巷道,动作麻利地占领这个空间,想象中的那个时刻到来之际他就这样稍稍有点脸红心跳地坐在木马桶上。

它说来就来,不会事先通知你。因此缺席或不在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只要家庭主要成员在场就行。他们这个家里是邹兴容和刘芹。刘义虽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但他却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主要成员。

就像犯人等待判决那样,刘义发觉自己差不多带着一种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它的到来。无罪释放的机会等于零。刘义的焦急中既有犯人对量刑轻重的忧虑也有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强烈的好奇。

但是,他却不愿在场。

白天大部份时间他都呆在外面,读学校、街上张贴的大字报,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探听小道消息。他一个人去郊外,在山坡田野间,乡村小路上漫游,或去附近的乡镇,或乘木船过河沿着河滩走上十几里路。他身上没带钱粮,不管走多远都得回家吃饭。有时下午出门,走的路远,天黑后才又饿又累地回到城里。街灯已亮,城郊低矮瓦房的上方弥漫着炊烟,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通告或革命歌曲,石板铺的狭窄的街道上白天熙来攘往的人群已变得稀稀落落,但新张贴的大字报仍在幽暗的光线中吸引来了影子般的路人。教堂的钟楼静悄悄地耸立在夜色中,黑漆的大门紧闭,弥散的钟声不知什么时候起已沉寂下来了。

他离开的时候,它或许已经发生,他大白天从外面回去碰上,比他呆在家里遇上更叫他心惊。不过要叫他贸然走进院门,一头掉进陷阱里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他一进入小街就在留心种种迹象,并且很快发现了一个安全的风向标:与院门相隔一二十米对面街口上那个篾匠家的几个孩子十处打锣九处在,只要他们安静地呆在家门口做蔑活,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进院门。

它面目狰狞,已近在咫尺,像隔着层纸那样一捅就破。或像出现在刘义梦中的怪物那样,就蹲伏在一层薄薄的板壁后面,磨着爪子,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一扑而上。使刘义惊奇的是,家里除了他没人注意到这事。邹兴容和刘芹甚至都不想朝门外望上一眼。一家人罩在一层橙黄色的光晕里,和平而迟钝。事实是,邹兴容照常去学校报到,参加政治学习。刘芹照常去糖果厂做工,操家理务。刘琼没上学后,把一半家务接过了手,每天买菜、做饭。上街口自来水站挑水本来是刘义的事,但刘义每日行踪不定,刘琼把这活也揽下来了。

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邹兴容和刘芹是少不了的。刘琼和张惠整天都呆在家里,由于没像刘义那样满怀预感以及未雨绸缪,届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场。刘义在梦中瞧见她们在家门外站成一排,先后顺序是邹兴容、刘芹、刘琼、张惠,在一片嚷嚷声中站得规规矩矩。她们手里还拿着语录本表示欢迎。邹兴容甚至还唱起了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刘芹表情冷淡地站在一边,看不出她每晚都在祷告;在谈到那张海报上公布的消息时说:“没有人能活到一百四十六岁!”

刘义往自己家里看了一眼。痛苦而迷惑的眼光。由外部往里瞧,他看到的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家。刘义醒过来的瞬间,想到他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过这样的眼光。邹兴容学校一位姓陈的男老师因诱奸六年级的女生遭到逮捕法办,在学校召开了公捕公判大会,陈老师在公安人员的押解下绳捆索绑地站在以前是庙宇殿堂的教师办公室前最上面一级台阶上。院坝里站满了人。晚上八点多钟,刘义隔着人群站在对面厢房的檐坎上。他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站在他身边,双手抄在裤兜里默不作声地观看着。刘义感到他和其他在场的观众不一样,他注意到了他与众不同的眼光,认出他是陈老师的大儿子。

刘义对即将发生的事想了那么多,预演了那么多遍。以至它真正发生,降临到一家人头上时,他都不觉得惊奇了。他不是一直就在等待它的到来吗?他既没像预先安排的那样呆在外边避开它,也没迅速、及时地躲进厕所里。

那天吃过午饭大约一点半钟,他正坐在饭桌前。刘芹把碗筷收进厨房,刘琼擦桌子、扫地。邹兴容坐在床沿上,下午不去学校,打算睡个午觉。闹哄哄的声音突然从院门口传来。过后刘义回忆起他那天没有一点预感,他上午没出门,准时在家吃了午饭。听到嚷嚷声,他一时还没想到是他们来了。那伙人一进院门便分兵两路,一路顺着走廊过来,一路打香蕉林里穿过。刘义呆坐着,看着香蕉林这头过道上出现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大步流星地走来,身边跟着跑动的孩子们。他注意到母亲投向自己的眼光。

在家门口站队的先后顺序是刘芹、刘义、邹兴容、刘琼、张惠。没人安排,而是一下子就赶到一块了。刘琼看见他们来的时候,丢下扫帚,躲进了厨房。张惠则从门后给请出来。

共同学习了两段语录。

然后问:拥护不拥护……

当然拥护,怎么能不拥护呢!

邹兴容的声音最清楚。她回答的是这伙人的头头,她以前教过的学生的提问。

居委会方主任在市民中读书的儿子。十七岁,理着小平头,一张清瘦的脸。他和刘义一般高矮,穿着军干服,腰上扎了根皮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一个居委会的人,彼此都熟悉。但此刻,他却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他不认识任何人,并要别人也以完全陌生的眼光看待他。他显然很喜欢这一新角色。红晕爬上他高耸的颧骨,粗黑的眉毛下目光炯炯。他把腰上的皮带解了下来,从中折叠握在手里,亮出粗重的铜带扣。他后来就用它抽打地主婆张友仙,“神甫的婊子”黄秋云。他的手骨骼粗大,青筋鼓突,像成年男人的手。

进家里行使权利的有居委会的红卫兵、本居委会的在校学生组织成员。没搜出金银财宝、地契、反动书籍、字画、印章、貂皮大衣、旗袍等剥削阶级生活遗留下来的东西。事实上,只消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个家已彻底无产阶级化了,不可能有任何一件有价值的属于“四旧”的东西。

可是帐子却被拽了下来,草席、垫铺的破棉絮、谷草被翻了个底朝天。枕头被小刀划开了一道口,高粱壳撒了一地。衣柜里的衣物被一一拽出来扔在地上,角落里的破旧东西也被翻了出来扔得四处都是。柜门砰地一声打开,接着又砰地一声碰上。碗、豆油瓶、油罐、一摞碟子从碗橱的格子里稀哩哗啦地掉了下来。打翻了泡菜坛。砰地一声砸碎了盛砂糖的玻璃缸。四处翻找,摔东西。衣柜抽屉拉了出来,发现了暗格。一个矮个儿学校红卫兵钻到了大床底下,撅着屁股拖出一个灰蒙蒙的旧木盆。另一个撕下了墙壁上的糊墙纸……

只有这么大的空间,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在抽屉里倒出来的东西里翻找,连普通家庭有的相册都没有,也没有贵重纪念品、笔记本、书信。无异于抄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兜底翻出来了。刘义为自己这个家这么穷、为扔在地上缀满补丁因而格外醒目的内衣内裤而脸红。他在和自己的哆嗦作斗争。它使他脸上肌肉抽搐,上下牙齿磕碰,使他说不出话,虽然这个时候没人要他说话。他在读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时声音打颤。

他意识里一片空白,看到的只是没有内容的活动画面。没有声音、解说词的电影镜头。以后几小时他都处于这种状态中,迷迷糊糊,视而不见。他听见张惠在哭泣。他意识到他们已经撤离。张惠刚才一直忍着没哭,等那伙人一走终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邹兴容设法安慰她。她坐在刘义睡的那张小床上,张惠伏在她怀里哭泣。房间里一片狼藉。

门外已经空下来了。刚才还有几个居委会的孩子探头探脑地往里瞧,这会儿已跑开去。那边更有吸引他们的东西。这边动手的时候,那边已开始了。急急忙忙地赶过去。从廊上传来呵斥声、怒吼声、嚷嚷声。一切静下来后,刘芹和刘琼才开始收拾。

刘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大床上的帐子重新挂起来。她从套子里取出折断的帐竿,找来细竹片和麻绳捆扎破裂的地方,竹竿经过加固后可以使用了。帐子撕裂的地方用针线串起来。结上床架上拽断的束套。可事情做了一半,帐子还没挂上去,她又坐了下来,不出声地流着泪。刘琼仍在继续把地上的衣物拾起来。

当刘义听到刘芹骂出“土匪”这个字眼时,家里已收拾得差不多了。床已重新铺过,毁坏的东西和清理出的垃圾已由刘琼扫进撮箕里,端出去倒了。室内光线已变得昏暗,但还不到开灯的时候。她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把干净的衣服挑出来,在床上折叠整齐放进衣柜里,刘琼放进去的也拿出来重新过一遍。大多数衣服都要清洗。她一边做着这事一边嘟嘟哝哝。就在她把几件热天穿的落在地上踩脏的衣服拣出来放到一边时,骂出了“土匪”这个字眼。

刘芹在门口列队时没说一句话,没说拥护还是不拥护。她涨红了脸,当时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打击突如其来,超过了任何想象。

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张友仙在这打击面前也变成了一个哭叫着要妈妈的小女孩。

张友仙地主出生,解放前当过修女,被判过刑。六二年刑满释放回居委会接受监督改造。她住在走廊夹角处的一间小屋子里,进出都要经过别人的家。刘义记得,她从劳改队里从来时瘦得皮包骨头。她靠鱼鳅煮稀饭使自己胖起来,并用自己配制的中草药汤剂治好了在劳改农场里得上的各种病。她不是那种体态娇小的妇女,鱼鳅煮稀饭使她长成一个身体臃肿的大块头女人。因此,当她从踢翻的板凳上摔下去时肯定摔得不轻。他们让她站直了身体,然后冷不丁地踢翻了板凳。

皮带抽打在她身上、头上时她没求饶,而是手护着脸一个劲地喊着“妈妈,妈妈……”那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的声音,也不像她平常说话的声音。这边屋子里也听得到。它有时高过了打骂声。她妈妈一会儿好像在远处,一会儿又好像在她身边,保护她,替她挡住飞舞的皮带。这时声音小下去了,变成了喃喃的低语和呜咽声。

受到打击或表示拥护的还有住在院子档头上的秦家、张三姑婆、黄秋云。居委会的牛鬼蛇神好像都集中到这教会的院子里来了。

黄秋云也像张友仙那样地主出身,修女,长期照顾钟文敏神甫的饮食起居。她比张友仙多一条罪状,就是“神甫的婊子”。这话出自一个居委会红卫兵之口。此人五十多岁,居委会的待业人员,缺了牙的嘴和头上戴的破毡帽都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红卫兵。但他中山服棉袄的左臂上却别着红卫兵的袖章,学校红卫兵羞于出口的话他却说得出口。黄秋云表面上照顾神甫的生活,实际上却是神甫的“婊子”、“小老婆”。一男一女长期厮守在一起不干这事干什么?他们要黄秋云坦白和神甫发生过肉体关系。他们要她揭发神甫。

黄秋云不像张友仙那样被踢翻了板凳摔下来,她是自己掉下来的。她站在自己家门口一张独凳上,房门敞开着她却不能走进去在床上躺下来。她多么疲倦,多么想躺到床上去,她快支撑不住了。她又一次听到“打倒地主婆黄秋云”的口号声,她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她当时脸色乌紫,口吐白沫,小便失禁,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红卫兵小将们吓着了吗?没有的事。他们是不会被吓着的。他们只觉得扫兴。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地主婆装死,方主任的儿子和另一名学校红卫兵分别在她臀部和后背上踢了一脚。

院子里的人把她抬进屋去,放在床上。她就那么躺着,晚上院子里的人都听见她的呻吟声。几天后,刘芹、刘义走进她房间,她已不再呻吟了,但还悠着口气。

一道板壁把房间夹成两半。刘义呆在外面,刘芹从左手门框走进里面房间。外面房间的一角堆放着竹椅板凳,堆放着棉絮、衣物,打碎的坛坛罐罐。拽下的门帘、撕碎的圣像画、神甫的衬衣鞋袜散落在地。那口铁皮炉子靠板壁搁在一张竹椅旁边。黄秋云用它熬蜡,浇铸教堂用的蜡烛。它也浇铸一种家用的卷成筒状的蜡线。刘义得到过一个,晚上上厕所或停电时使用。黄秋云也在火炉上烤圣饼。烤圣饼的器具像把一头有两个圆盘的大夹子。圆盘直径十四五厘米,上面刻着个十字架。她把闭合的圆盘在炉火上加热,像钳子一般打开,把调成糊状的面粉舀在一个盘面上,合拢,再拿到火上去烤。面糊发出咝咝声响,散发出烤面饼的香味儿。一个像纸一般薄薄的、中间凸现出一个十字架、四周镶了道淡黄色的边的圆饼出现在张开的圆盘上。她用夹子把它揭下来,拣进旁边的簸箕里,然后再烤下一个,隔一会儿给盘面打一次蜡。守候在一旁的孩子们把薄脆圆饼的边小心剥离,把几张薄饼叠在一块,在她的指点下,用一个有木把手、中空、口上带刃的戳筒在上面戳出一个个小圆圈。一张薄饼的圆面上能戳上五个,戳筒里积满后再推出来。领圣餐用的圣饼。黄秋云做这工作时很选择人,刘义、刘芹常常是她选中的孩子。薄饼的碎渣和有点粘手的边属于孩子们,捏在手里有鸡蛋大小的两团。这对孩子们颇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困难年。

刘义听见刘芹叫他。他走到门框处站了下来,看见刘芹在昏暗中朝他调过来的脸。他朝靠墙的那个角落上看了一眼。“你帮个忙,”他听见刘芹说。“我们把枕头给她垫上。”

在门框处刘义就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儿,走进房间这气味更浓。他来到床前,瞥见一张衰竭、浮肿的脸,已认不出它就是黄秋云。她上半身探出棉絮外,脑袋滑向一边,喉咙里发出呼噜声,嘴角流淌的涎水打湿了半边脸颊和下面的草席。刘义没有多看,摒住呼吸,一只手伸到她肩下,一只手托着后颈,刘芹把枕头垫到她脑袋下。

刘义走到外面走廊上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刚才就像托起了一具死尸,尽管这死尸还有体温,喉咙里还在呼噜呼噜地喘气。刘芹跟了出来,她脸色苍白,很快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她活不了多久了,可惜神甫不在她身边。

院子大门外的小街上都是住家户和院落,孩子们打豆油酜醋都得上大街上的杂货铺去打。这可以从院门出去,经小街,倒左手拐,也可以打教堂正门那方出去。这后一条路穿过神甫的院子,再穿过教堂一侧种着一笼笼香蕉的狭长的院落,经过一个四方形的有扇门通教堂院坝的天井。走这条路穿过走廊和一道道石朝门,下雨天淋不着雨,是孩子们喜欢走的捷径。

刘义早已过了打豆油酜醋的年龄。查抄教堂这天,上午十一点钟,他打这条路走进神甫的院子。他迈过门槛,来到厢房前的走道上,与从那头跑过来的秦家的孩子擦身而过。这个孩子有个古怪的名字,秦睡龙,读小学五年级,胖嘟嘟的脸蛋,经常在家门口的走廊上练毛笔字。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他虽然小跑着回来传递信息,但显得并不兴奋,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对两天前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想必还记忆犹新。

院子里的大人孩子差不多都走光了。喧闹声先是隔墙传来。就像一股打大街上涌进来的潮水,涌进教堂,席卷神甫的院子、厢房、正房、神甫的书斋、卧室、正房后面的小院落。它来势汹汹,一路喧哗,这会儿已挟带着几名神甫和查抄出来的部分战利品气势不减地退回教堂大门外。

神甫的院子里还留下一些人。刘义他们那所学校的学生,高六六、六七两个年级的居多。刘义踏上正房走廊,看见角落上一间屋子里在审讯人。门掩了半扇,一张书桌后面坐着做记录和负责审讯的两名高六六级的学生。有人站着,穿着军干装,戴着袖章。站在屋子中间的王姓的修女,五十多岁,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青衣服。

王修女是城北那边教堂里的人。刘义在这边教堂里见过她几次。她沉默寡言,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呆板。唯一没还俗的修女,就像住在左侧厢房档头上那个肥胖、迟缓,负责教堂实际事务的一脸阴沉的男人那样,属于教会保存下来的怪人。

王修女的声音尖细、沙哑,带着乡镇上的口音。“我出身在穷苦人家。”她说。“我父亲是贫下中农,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庄稼人。我母亲信天主教,我是由她作主,到教会的女子中学读书……”

刘义没听到上下文,不知道她是在为自己辩护,还是按审讯人的意见从过去的历史中挖掘根源。她不紧不慢的说着,咬清每一个字。审讯人很有耐心地保持沉默。他们要的是揭发神甫的材料。

刘义走开去,看见中间的大房间里堆满了搜查出来的东西。查抄工作还在继续。里面房间里有人说话,走动,有人抱着一摞精装的书籍迈过门槛。刘义看见两箱白色的肥皂,洗袈裟用的,商店里从来没卖过这种颜色的肥皂。教堂两侧墙壁上挂的十二幅耶稣受难图,相框重叠在一起,银的或镀银的烛台、十字架、圣器室里的器皿、袈裟、弥撒中用的香炉、主教的权杖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还有神甫穿的普通的长衫、带毛领的呢大衣,普通的书房用具、书籍、画册、座钟、烟盒、茶具、雕像、相框、圣牌、念珠,以及神甫自己也记不起的遗忘了的东西(譬如一把青铜的水烟枪、一支萧、一把板胡)也一一被搜了出来,堆放在这儿。

神甫的书信、公文以及一切文字的东西在另一个房间接受处理。这是钟文敏本堂神甫的书斋、卧室。进门的屋子里立着个一人多高的座钟,它已被从紧靠版壁的位置上抬开,仔细搜查过,抬转去时没复位。钟摆已不再摆动,指针指着九点五十。刘义踩着一块松动的地板,迈过书房门槛。透过从后面院落里射进窗口的光线,他匆匆一瞥中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已被搬空,书桌上的摆设、文具,木格子里的瓷器、古玩已不知去向。刘义熟悉这房间。他上中学前常常到这儿来听神甫讲经,和院子里几个完了神功的孩子坐在扶手椅上。在这儿他得到过圣经故事画册,一本耶稣马槽诞生、传教、被犹大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升天的连环画,得到过本笃圣牌、十字架、念珠。他们在这间书房和后面种着香蕉、葡萄的院落里自由出入。与院落后墙一墙相隔有家粉笔作坊,成串的像槐花吊一般的粉笔常常挂到这边墙头上来。他们拾掉在地上折断的粉笔。刘义透过窗口望去,作坊已经歇业,墙头上已见不到一丝白色的踪影。

靠窗的宽大的书桌前神甫坐的藤椅上这会儿坐着个高六六级的矮个儿学生。刘义认识他,在批判“三家村”期间受工作组委派当过刘义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对刘义作过个别辅导,姓章,穿着件灰卡琪君军干装,伏在书桌上写着什么。桌面上搁着一摞信件,一本词典。

见了刘义,他点头打了招呼,停下笔来,把藤椅向后挪了挪,伸了个懒腰。深色皮肤,马脸,其貌不扬。刘义注意到他腰上扎了根宽皮带,脚上穿着双半统靴。房间的地板上有这双靴子留下的脚印。

从卧室里出来两个高六七级的学生,抱着一个青瓷坛子,拧着一口木箱出去了。

章同学在从事翻译工作,破译神甫的信函。他让刘义看了他写在信笺上的东西:“亲爱的钟文敏神甫,你寄了的东西已收到。我们正等待你的消息,你的来信使我们倍感欣慰。自从与D失去联系后,你的工作对我们尤其重要……”

这是一封外国来信。

“翻译难度很大。”章同学用笔头敲敲信笺,说。“字迹潦草,使用的不是当今流行的英语……”

“这或许不是英语。”刘义说。

“不是英语是什么?你仔细看看。”

刘义认不出其中一个单词。信纸比普通信笺纸厚,纸张已经发黄。神甫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信件。一共两页,章同学只译了开头部份。

“这是英语,毫无疑问。”他肯定地说。他已译出一封,送到外面去了。这是他译的第二封。

在他重新开始翻译以前,他把话题转到他使用的工具上。“瞧吧,神甫用的派克钢笔。”他说,把深蓝色的平顶笔帽的钢笔拿在手里挥了挥,像掂重量似的摊在手心里掂了掂。“世界名牌,价格不菲,以前留下来的东西。这信笺也是以前通信用的。还有书房里那些摆设,搜出来的那些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怎样留念过去的生活。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走狗,现在终于触接他们的灵魂了。”

说完这番话,他坐直身体,把藤椅挪近书桌,然后看看信,在词典上查单词。“你住在附近?”他问,没抬起头。

“就在那边院子里。”

“教会的院子,听说住的都是教徒。”

“大多数都是。”

“参加组织了吗?”

“还没参加。”

“应该参加。”他合上词典,说。“当逍遥派没有前途。”

刘义从书房里出来,想到章同学听说他还没参加组织,表情立刻变得冷淡了。

门口走廊上的水井已干枯见底,扔上一层纸屑和垃圾。不知什么时候天放晴了。对面院墙、院墙哪方枯黄的香蕉树梢头和这边院坝中的石日晷罩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中。桂圆树高大的树冠加重了檐下的阴影。刘义走过厢房档头上那段光线幽暗的走廊,迈过门槛,教堂大门外的喧闹声已清晰地传进来。

他朝前走了几步,刚到下一口井那儿,猛然又折回来,穿过院门与教堂间遮雨的走道,踏上石板铺的宽阔的台阶。院子里的人上教堂都走这条路。圣器室旁边的小门敞开着。刘义穿过门洞,登上几级石阶,来到经台一侧站下来。

他从暗处慢慢朝亮处走去。一群孩子在下方掀翻的凳椅和石柱间跑动,敞开的大门外传来的人声在大厅里、在上方穹隆处嗡嗡作响。从拱形的镶嵌着彩绘玻璃的窗口里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的是一片战场的景象,塑像的残缺不全的肢体。没有一件完好的东西。那伙人手拿锤子、钢钎,横冲直闯,见啥砸啥,弥撒中拌奏的风琴被砸烂了,帷幔被撕裂,经台两侧的圣像砸了个稀烂。正中的圣母像也被掀倒,砸碎,怀里的圣婴从圣母的手臂上分离,只剩下一摊碎石膏块。刘义走到经台正中,在神甫讲道的位置上背着大厅站下来。

圣母像伫立在高高的座基上,在烛光中闪耀着釉瓷般的色彩。刘义坐在下面大厅的长椅上,通常是左侧第四排靠近立柱的地方,看着从彩绘玻璃窗里射进来的光线逐渐代替了蜡烛的亮光,从第一线曙光到玻璃窗的亮度一分一秒地加强,透视出上面的彩色图像。当光线变得足够明亮,还不到弥撒做完,住在神甫院子里厢房档头上那个不声不响动作迟缓的怪人便拿着根一头有金属罩子的竹竿把蜡烛一支支熄掉。圣母怀抱圣婴目光低垂浴沐在早晨柔和的光线中,接受众教徒的祈祷和献上的玫瑰经。而刘义此时背靠经台边的木栏杆,看到的却是光秃秃的水泥基座和木头搭建的已被砸碎的台架。

圣像中刘义只认得圣保罗、圣伯多乐和圣德勒撒。尺寸真人般大小,神态栩栩如生。宗教泊来品,就像两侧墙上挂的已被取走的耶稣受难图那样。刘义原以为塑像是烧瓷的,但从打碎的残肢中他看出是涂上彩釉的石膏塑像。圣伯多乐头和躯干分家,有人还在他眼窝里戮上一钢钎,从颈部断裂的头颅端端正正地搁在地板上,好像被活埋或从废墟中探出脑袋。遍地破碎的彩釉和白色塑像的残肢断臂。圣德勒撒拦腰被砸断,下半截身子还靠墙戳在那儿,头和上身已被砸成碎片。刘义从四肢分离,缺了半边脑袋的圣保罗旁边拾起一截手臂的残块。手肘到手腕的部位,上面有截紫红色的衣袖,白森森的还很新鲜的裂口,拿在手里掂了掂不觉得重。他把它扔回碎片中听着发出的声响。他调头看看,有人在经台一侧的栏杆前撒了泡尿。尿渍湿了一滩,往外流淌,一级一级淌下教徒下跪的三级台阶。

刘义从经台上下来,打中间的走道往外走。进来了几个年轻人和一对中年夫妇,在前厅站下来了,东张西望。一个孩子从他身边跑过,追逐另一个跑到石柱后面去的孩子,踩着他的脚绊了一跤。居委会的野孩子,像兀鹫逐尸般地在这殿堂的墓地里追逐嬉戏、撒野、排泄。他瞥见一个男孩光着屁股蹲在横七八竖的凳椅下的幽暗处大便。

前厅一侧盛圣水的石缸也被铁锤砸毁,水流淌了一地。

刘义从大门出来,看见前厅和教堂前的院坝里聚集着一些人。站在院坝里的往教堂上方张望着,指指点点。一伙想上钟楼的居委会红卫兵。但通钟楼的门上了锁,从神甫那儿收缴的钥匙在学校红卫兵手里。前厅里的人退了出来,站在大门外商量着,派人去找学校红卫兵联系。

刘义倒右手,穿过四方形天井。搁在天井左上角石条凳上不知是谁家的一口棺材还在老地方,但棺材盖已掀在一边,几个乘独木舟漂流的居委会的孩子从里面探出脑袋。一个坐在一边石凳上的小男孩在哭泣。黑漆的大门敞开着,刘义撇见了大门一侧院墙下几个神甫高出人群的身影。

门上天主教爱国协会的牌匾被砸掉了,地上散落着碎片,碎木块已被人捡走。墙上刷出了标语,人群压断了街。穿着厚厚的冬装,点缀着一顶顶毡帽、呢帽,朝教堂院墙这边探着脸。刘义挤进人群,穿过街面,绕到对面街檐上,在一户住家门口站下来。

院墙下的长凳上站着五位神甫。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神甫,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左到右依次是唐毅中神甫,钟文敏神甫,张益生主教,吴若佑神甫,仁继立神甫。厢房档头上那个沉默的怪人也身着长衫挂着牌子站在队列末尾上,名叫周史诚,不是神甫,是走狗。

唐毅中神甫和钟文敏神甫穿着袈裟。吴若佑神甫、仁继立神甫穿着普通百姓衣服,对襟棉袄,中山服棉袄。站在主教身边的个儿矮小的吴若佑神甫还兼任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大瞻礼弥撒中由他演奏风琴。此刻他患了感冒,低垂着半秃顶的头颅,清鼻涕掉下来也顾不得伸手抹掉。

他和唐毅中神甫、张益生主教是从城北那边教堂押解过来的。那边教堂地处偏僻,不利于造起群众声势。张益生主教是五人中的长者,五十多岁,保养得很好的皮肤,端正、斯文的知识分子的脸形。五人中只有他戴着高帽。他没穿袈裟,穿着件齐脚踝的长呢大衣。牌子上的细麻绳越过毛领勒在光脖子上。他的眼镜被摘下来了,尖尖的高帽沿下露出花白的头发。他没穿鞋,像钟文敏神甫一样穿着双线袜。

与神甫对垒的是一名学校红卫兵。他头戴军帽,身穿腰上扎着皮带的军干装,在他那伙人的簇拥下站立在一辆架车上。

刘义在街檐上站下来,抬头望望上方灰蒙蒙的蓝天和一侧飘动的横标。红卫兵正召唤群众上场。群众之一是隔壁院子里一个汪姓的洗衣妇,虔诚的天主教徒,劳动人民出生的穷苦人。事前她已接受动员,答应上台揭发主教。她替主教洗衣服,主教每月只给她两元工钱,洗好的衣服要她或她的儿子送上门,剥削她,叫她洗额外的床单、毛毯、窗帘。她给主教当过一断时间的佣人,还要揭发主教的腐化堕落。她说好上场,架车上的红卫兵已替她说了开场白,但临到头来她怯阵了。叫到她的时候她直往人群里钻。红卫兵小将想拉住她,但她就像她经常使用的肥皂那样溜滑,转眼溜之大吉。

接替她的是小组长曾明君。此人四十多岁,高瘦的身材,穿着破棉袄,蜡黄瘦削的脸,长着一对长冻疮的招风耳。院子里只有他一家和走廊转拐处的彭家不信教。红卫兵要他站到架车上去,但他却宁肯面对神甫站在长凳前的空地上。他从兜里掏出红宝书,读了一段语录。事前他显然作了充分准备,载有要读的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语录的张页折叠起来,长冻疮的手一翻就着。他声音宏亮,诵读时身子摇晃着。但他要说的内容却和他挑选的语录沾不上边。他要说的是房租。

他住的房子每月一元五角钱房租。房子并不比别人住的宽,别人每月只交一元或一元二的房租,地主婆张友仙甚至只交六角。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别人是天主教徒,而他却是普通的老百姓,“无神论者”。他房子漏雨,神甫不叫人检修,别人拖欠房租,神甫不闻不问,他拖欠神甫却要催问,拿脸色给他看。神甫的目的就是要想把他一家子“无神论者”赶走,后悔当初不该接纳他们……

“欠房租就该交嘛。”群众中有人说。

曾明君停下来,他已说到路子上,感觉精神抖擞。他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望,看清是谁后,说:“杨麻子,有种的就站出来,对群众说说你欠了多少房租。”

“我欠的是房司的房租。”没露脸的杨麻子说。

“你欠了对少?”

“我欠多少不关你的事。”

“那你嘴硬什么?我倒真希望像你那样欠国家的房租,不欠教会的。”

杨麻子哑下去了。有人问:“你欠了多少房租?”

“两年零五个月,一共就那么三十几块。”曾明君说。“欠国家的房租这算得了什么。有人欠十年、八年,最后还不是免掉了。可教会的房租,你一分钱也少不掉。”

群众中发出嗡嗡声,互相交头接耳,面露喜色。红卫兵没有加以制止,在一旁很感兴趣地瞧着。曾明君说到兴头上,蜡黄的脸上有了红晕,额头上的青筋鼓起。“和院子里那些教徒比起来,我们是穷人。”他说,望四周看看。“可是我们不是地主、资本家,不是现管分子,我们是劳动人民。不少人都认识我,市场上卖小菜、葱子蒜苗的。穷苦人家出身,解放前替地主当过放牛娃,受剥削、压迫,没读过几天书。我老婆有病,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残废。这些街坊邻居都晓得,我不怕给自己丢面子。党和群众信任我……欠房租的不止我一个。地主婆张友仙交过一分钱房租吗?教会的房租我就是要欠,他,钟文敏神甫,别想把我撵走!”

发表完这番声明,他不看谁一眼,回到了人群中。

接着上场的是一个居委会教徒,揭发钟文敏本堂神甫。又有一个北城那边的教徒上场揭发张益生主教和唐毅中本堂神甫。

人群里嗡嗡声四起。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大人抱着他往外走。红卫兵小将们小声商量了一阵,刚才那个高六七级红卫兵又一次站到一头垫了张凳子的架车上。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他让大家静下来,眼光扫过人群,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我们的世界观与反动的宗教迷信水火不相容。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走狗和帮凶。哪里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宗教、教会和神甫。为了蒙骗群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修建了教堂,办起了学校、医院。他们假装仁爱,但真正干下了各种罪恶勾当。我们掌握了他们迫害群众、残害儿童的证据。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们的目的就是充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志。你信奉所谓的天主,相信天堂的存在,你还要斗争干什么?要推翻剥削阶级干什么?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这就是宗教的实质!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不可能有宗教的立脚之地。但敌人是很狡猾的,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帝国主义传教士被撵走了,神甫却留了下来。这些所谓宗教界人士钻我们统战政策的空子,披着合法外衣,打着爱国协会的旗号,继续欺骗群众,与人民为敌。就像地富分子一样,他们贼心不死留念过去的寄生生活,梦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一切反动派敲响了丧钟。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是彻底揭露、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是把他们里通国外、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的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了!……”

他停下来,脸不红气不喘,身体在架车上站得笔直,这样足足站了一分钟之久。在学校文艺晚会上他也玩这一手,充当报幕员的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并不立刻报幕,而是微笑着以立正的姿势站定,两眼平视前方,把所有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一刻他没有微笑,表情严肃,纹丝不动像一尊塑像。

人群隔了会儿才发出嗡嗡声。塑像已动起来了,手里拿着一件传教士残害儿童的刑具。

那是下面的人从搁在架车一头的一口木箱里拿出来递给他的。“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双手抓住把柄,像老虎钳一般大张开,转动身体朝各个方向展示。“看吧,这就是外国传教士的仁慈!知道这是什么吗?瞧这上面的血迹!”弯下身子,让前排的群众观看,然后站直身体,把刑具举过头顶。“在教会的育婴堂里,传教士们就用它烧红夹婴孩的脖子!看这两个圆盘,上面还有个十字架……育婴堂,多好听的名字!里面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多少无辜的婴孩被残害!……”

它是黄秋云烤圣饼的器具。

刘义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心怦怦地跳着。他已站在接近前排的人群里。隔了会儿,他才看清又在展示别的东西。这次拿在手里的是一根领带。

“这玩意儿谁见过?”高高地举起,一只手牵着一头。“瞧,这上面的花纹,多漂亮,丝绸的——你见过吗?”问前排一个身穿破棉袄的群众。“你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你们祖祖辈辈都没见过。因为你们是劳动人民,不是资产阶级的先生、少爷!你们穿的是破衣服,不是穿的笔挺的西装、白衬衣……这是从主教大人的卧室里搜出来的。据有觉悟的教徒揭发,神甫们解放前外出做弥撒,坐的是滑杆、轿子——这当然是劳动人民抬啰,做台弥撒收一、两块大洋。谁付得起这样的费用?自然是有钱人,是地主、土豪劣绅。神甫们结交的就是这类人。脱掉袈裟后,打扮成绅士模样,出席某个大人先生的宴会。好好保存着,多么留念过去的生活,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可惜,再没有这种机会了……”

放下领带,又拿起一件西装。深灰色的。向群众展示它的外文商标,它面料的高级、里衬的光滑柔软、做工的精致。一件这样的西装,足够一户五口之家的穷苦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就像魔术师的道具,那口箱子里好像有拿不完的东西。他从里面拿出了金戒指、银元、玉镯、古玩、银烛台、银餐具、银筷。每拿起一件东西,他都要用商人的眼光估价,都要折合成穷苦人家的生活费。金戒指,两年,玉镯、古玩,四至五年……一双银筷子也折合半年。

还拿出了肥皂、香皂、香水。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都是外国货,劳动人民家里绝不会有。魔术师手里突然又出现了一管女人的口红和一双女式高跟鞋。钟文敏神甫的收藏品。令人瞠目结舌的即兴发挥。道貌岸然的神甫的卧室里怎么放着这种东西?群众啧啧称奇。

他又一次在架车上站直了身体,等嚷嚷声静下来,缓慢展开拿在手上的一封信。

“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清了清嗓子,看看一张张仰起的脸,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说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宗教外衣,打着爱国协会的旗号,实则干着卖国的勾当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掌握了他们里通国外、与反动势力勾结、企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证据。我手里这封信就是一个证明,他是根据一封外国来信翻译出来的。”

他把信拿在手里挥了挥,然后停下来,清嗓子。群众洗耳恭听。

“亲爱的钟文敏神甫,”他嘴角上挂起了讽刺的笑容,抬起脸来,伸手一指。“——就是穿袈裟的这位。多么肉麻的称呼——亲爱的神甫,把你的脸抬起来,让群众看看你的尊容。”

群众的视线集中到本堂神甫钟文敏身上。他穿着件华丽的袈裟,但脚下却只穿着线袜。他的头慢慢抬起来,低垂着眼帘,咬着牙关。群众看见的是一幅鼻头微微发红、淌着清鼻涕的面具。全然没有一丝他主持弥撒时的庄重。

“亲爱的钟文敏神甫,”六七级的红卫兵重复了一遍。他逐字逐句的诵读,并加以点评。“你寄来的东西已收到。句号。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句号。(不用怀疑是有价值的)。你提供的消息使我们很受鼓舞。句号(是消息还是情报?为什么会感到鼓舞?)。你一向工作出色,逗号。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你值得我们信赖。句号。主与你同在。句号。要抓紧时间,逗号。趁热打铁。句号。需要什么可与D联系。句号。地址没变。句号(接头地点没变)。括号,注明:下面一段字迹不清,未翻译,反括号。接下来是:切忌骄傲,逗号。保持冷静的头脑。句号。吸取Z的教训。句号。宁少勿滥,逗号。注意吸收在政府部门任一定职务的人。句号(发展组织成员的明确指示,妄图打进我机要部门)。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支持你。句号。千万要注意身体。句号(注意隐藏自己)。寒冷的冬天易患感冒。句号(我们的天气对他们当然是够寒冷的,他们随时可能自我暴露)。药隔几天寄到。句号(显然不是指真正的药品)。请与D联系,逗号,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句号(又一次提到这个神秘人物)。我们今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句号(未必会有)。我们站在天主的旗帜下,逗号,为了共同的目标……”

刘义又一次脸红心跳,脑子里想到呆在神甫书房里的章同学,想到他那张马脸、他那身古怪的装束,想到他听说他还未参加组织后脸上骤然冷淡的表情。

口号声使刘义惊醒过来。带头呼口号的是一个站在架车一侧的身著军干装的女红卫兵。高六七级的,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响应者只是一少部分人。人群里有不少教徒,他们默默地观望,连手臂也没举。几位神甫已从凳子上下来。一位红卫兵从里面拿来主教的权杖,在另外两名伙伴的护送下穿过人群。

权杖是为主教大人游街配备的道具。

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像一面旗帜似地耸立着。砍旗的任务由居委会的红卫兵承担。吃过午饭后,他们拿到钥匙打开了门,扛着绳索爬上钟楼。

教堂前的院坝里站满了人。院坝之间的菜地已被踏成平地。地里的白菜秧、芹菜被踩在脚下,红、白萝卜被拔起来,种地的教友在人群的推推搡搡中收获了半撮箕,大多数都遭到孩子们哄抢。得手后有的跑步拿回家去,有的找地方藏起来。胡萝卜用水冲洗后,拿在手里生吃。

负责这次行动的居委会红卫兵就是刘义上午十一点左右在教堂前厅碰见的那伙人。这会儿他们一些人上了钟楼,一些人等候在大门外或留在门厅里阻止孩子们上去。打开的钟楼门洞里光线幽暗,绕着螺旋形角度陡直的木楼梯上去,打平台上翻过一侧园孔,两个扛绳索的人一前一后出现在教堂上方的瓦背上。

绳索看上去很沉,搁在瓦背与钟楼的夹角上。两人站下来,隔着圆孔和里面钟楼平台上的人商量。然后其中一个留下来守候在夹角处,另一个牵上两根绳头顺着瓦沟朝上爬去。

两人站在圆孔前的时候,下方靠墙根隆起的土堆上的人就看清了都是三十多岁的下力人,居委会的抬工或搬运工,理着小平头,穿着褪色的中山服。往上爬的那个屁股上还缀了一大块补丁。他四肢着地,没费多大力气就爬到了瓦脊上,牵着两根绳索在水泥砌过的瓦脊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来到十字架前。

他和十字架一般高矮。他抱着十字架的右臂,身子往前探出,往下方的人群望。人群里一个男孩嚷道:“那是我爸爸!”朝他挥手。他没看见,绳索仍抓在他手里。随后他靠着十字架坐下来,与守候在钟楼那儿的人搭话。

一根绳头拴到了十字架的下端,打牢了结,用力拽紧。拴下一根绳子时,他站起身来。他想把它拴在十字架的上端,但听了下方钟楼上的人的指点后,他把绳头拴在了十字架的右臂上。

太阳已偏西,没有热度的阳光照在十字架上、教堂的瓦背上,给钟楼投下阴影。守候在夹角处的男人弹掉烟头,抱起一摞绳索,往外移动了两步。他没敢靠得太外,探着脑袋往下瞧了瞧。接着他双腿张开,一只腿跪了下去。绳索不是从他手里抛出,而是搁在瓦檐边缘推了下去。打着结头的绳索在空中抖散开,索团坠落在地。

他用同样的方式抛下第二团绳索。

套绳者没有下去,他坐在十字架后面的瓦脊上点燃一支烟,对钟楼那儿的人喊叫着什么。他烟叼在嘴上双手抱着十字架下端,探出身去打量十字架与瓦脊顶端的衔接点。水泥浇铸的十字架,下端接榫处牢牢镶嵌在坚实的瓦脊中。

他需要工具。下方的人拽绳索时,他从上面助一臂之力。

下面院坝里的人已把绳索牵开。人群往两边让,牵伸的绳索够得到墙脚那儿。酒杯口粗细的抬石头用的麻绳,几截接起来,表层已毛糙的旧绳子,毛茸茸,打着结的两根越过人群成弧线飞身跃上教堂屋顶,套牢了十字架。

绳索此时松松的握在一些居委会红卫兵手里。他们都是一些挑选出来的青壮年男人,抬工、搬运工、干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他们皮肤黑黑的,脱掉了棉衣,穿着统绒衣或上班穿的旧中山服、军干服,手臂上戴着红袖章。住在院坝右上角教堂一侧小院落一名龚姓的教徒也加入了进去。他二十七八岁,搬运工人,已参加了红卫兵组织。

居委会派出了人维持治安。一个六十多岁身材矮小穿着青棉袄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婆格外引人注目。她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扯着嗓子说话,把孩子们从教堂大门前赶开,警惕而生气,什么事都想插手,像一只觅食的母鸡那样忙碌。

曾明君也戴着红袖章出现在维持治安的队伍中。他不用向教会交纳房租了,高高兴兴地在人群里走动,和人搭话,接受别人敬的烟,像孩子们一样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的残废儿子曾少华也来了,拄着拐杖站在院坝进门的地方,目光阴沉地向人群张望。

留在教堂顶上的人要的工具送到了。一把锤子和一截錾子,由站在钟楼夹角上的人抛给他,他坐在屋脊上伸手接住。

他动手以前,拖绳的人试了一次。人群往两边让开。一组六七个人,握着绳索面对面地站下来。屋顶上的人太靠近十字架了,下面的人喊叫着,要他往后退。他开始没明白怎么回事,一只手扶着十字架,往下张望。“后退一点!”“往后退!”下面的人朝他喊叫,挥手,他的身影从十字架那儿消失了。

一个四十多岁留着小平头穿中山服的男人面对两组拉绳的人站下来。刘义认出他是本街上一个拉架车的搬运工,此时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他挥手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笔直地站立着,声音响亮、坚定地说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战斗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两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群众中有人跟着诵读。读第二段语录时,他挥着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根绳索在语录声中绷紧了。拉绳的人往墙脚下腿去。他跟着朝前移步,挥着手——举起手臂,手掌随着节拍有力地劈下去——嘴里没停下来,完了又从头来第二遍。

绳索绷紧到一定程度,拉绳的人再不能往前移了。十字架纹丝不动。它似乎也暗暗和这伙无产者较着劲儿,不动声色地把其中一伙人摔了一跤。那是拉右臂的那伙人,他们松松垮垮地把绳子绷紧时,几个人互相绊着摔倒了。

负责宣传鼓动的那人突然换了种调子,声音洪亮富于节奏感地喊起了下力人的号子,一边喊,一边用手掌往下劈:“同志们噢,加把劲噢!反动派噢,你不打它不倒噢!天主教噢,鸦片烟噢,危害群众罪孽深噢!破四旧噢,立四新噢!为人民噢,立新功噢!毛主席的话儿记心间噢!革命豪情高万丈噢!牛鬼蛇神一扫光噢!……”

喊到兴头上,他一只脚踏了起来,配合着手上的动作。有人发出笑声。几个站在靠墙土堆上的姑娘。拉绳的人使出了浑身的气力。但房顶上那个反动派却巍然屹立。

失败的尝试。两根绳子松下来了。拉绳者喘着气,脸上笑嘻嘻的。人群像回流的水重新占居了让出来的地方。有人撒烟给拉绳的无产者。他们不拿工资,但居委会管烟,管一顿晚餐。这伙人抽着烟在原地待命。

孩子们把喊号子的鼓动者围了起来。他脸上全无笑意,皱着眉头好像沉浸在某种思索中,他的即兴创作和在众目睽睽下的表演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赞赏。

房顶上后退的那人重新出现在十字架前。他和钟楼夹角上的人搭了几句话,拿起錾子、锤子动手凿起来。他侧身坐着,敲了几锤,又调转身来,跨骑在屋脊上。

凿石声中水泥碎块纷纷往下坠落。戴红袖章的老太婆守候在下面,把孩子们赶开。

十字架安插得比人们想象的要牢固得多。那人凿一阵,停下来看看,又接着凿。他先凿怀里,然后凿两侧。他想找到接榫处的缝隙,结果他发现下面加了钢筋,十字架的根脚和教堂的屋脊连成了一体。

他停下来,和钟楼夹角上的人搭话。几分钟后,从圆孔里钻出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身手敏捷地顺着瓦沟往上爬。坐在上面的人身体朝后仰,斜伸出手臂拉了他一把。

两人呆在十字架前。刚上去的小伙子扶着十字架,一只脚踏在屋脊上,察看下面凿开的地方,然后跪下去,身子探到外面察看十字架外侧的基脚。

院坝里的人往上张望着,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用炸药把十字架炸掉,有人加以反驳。人群中围起了小圈子。赞成使用炸药的一派认为,只要放置的位置和用量适当,可以做到炸掉十字架又不影响周围的建筑。到时只消院坝里的人撤离,砰地一家伙问题就解决了。这派人的代表是个长着络腮胡的石匠。他本人就经常使用炸药炸石头,他想要石头成什么样子就可以炸成什么样子。反动派的人摇头笑着,不相信他的话。赞成使用炸药这派中有人说,即使把教堂炸开一个窟窿,把钟楼炸毁了又怎样?教会的财产炸它个稀巴烂才好!反对派的人指责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教堂以前是教会的财产,现在收归国有就是人民的财产。赞成派的人反唇相讥:干革命还怕打烂坛坛罐罐!双方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

还有种观点认为,不用扳倒一个完整的十字架,先前的设想错就错在要扳倒一个完整的十字架上。现在只消齐着屋脊把十字架的下端凿穿,扳倒就行。不过要做到这点同样也不容易,十字架并非全是水泥浇铸的,它有一副钢筋铁骨。“这教堂是谁建的?”有人问。“外国洋人吧。”有人回答。问话的人沉默了,抬头去望巍然屹立的十字架。

房顶上又响起了凿石声。这次是刚上去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原来那个让到一边去了。水泥块哗哗地往下掉。戴红袖章的老太婆又开始驱赶孩子们。

刘义在人群里走动。他在院坝一角教友住的小屋子里见到刘芹和院子里的几个教徒。她们坐在矮凳上,喝着主人沏的茶,小声议论着,对异教徒们的受挫知道得一清二楚。十字架迟早会被扳倒,但天主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这家人有个十五六岁的憨憨儿,穿着件胸前油腻结块的对襟棉袄,短了一大截的袖管里露出胖胖的胳膊肘,他像一名收垃圾的清洁工敲打着一截竹筒,“梆梆梆”嘴里喊道:“扳倒它!扳倒它!”发音口齿不清,一边仰起颧骨突出的泡粑脸面向天主的旗帜痴痴地傻笑,一边并拢双脚蹦跳。

刘义呆了会儿,从屋里出来,看见两根绳索又一次绷紧了。

这次又没成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声只重复了两遍,宣传鼓动者还没来得及搬出他的即兴曲、顺口溜,绳索就又松弛下来了。刘义穿过人群,爬上靠墙根的土堆。

房顶上,年轻的小伙子已换上钢锯锯十字架脚下的钢筋。他已出汗了,脱掉面衣,穿着统绒服。一会儿手中的钢锯又换成了錾子、锤子。他跨骑在屋脊上,以后下面的人拽绳索他也没往后撤。接连拽了几次绳索,他都不停地锯着、敲打着。

有几名群众自愿加入到拉绳者的队伍中。他们歇一会儿,又拽上一阵。十字架腹背受敌,筋骨已断,但仍然坚持着不肯认输。它迟早会倒下的,但却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倒下。群众看着拽绳索、喊语录、唱顺口溜已不再激动。这次也许又像上一次一样,看不见十字架摇晃、松动,看不见它一头栽下来。

群众等待最后的成功。十字架的顽固已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吃惊。它动了,结果只是一个错觉。人群发出的欢呼声转眼便变成一声叹息。它已使一些人眼睛发花,使一些人不耐烦、失望、诅咒。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走开。喧哗声、嚷嚷声始终不断。吸引来了更多的观众。有人爬上了墙头。教堂、钟楼也为群众敞开了大门。孩子们在人群里跑动,在拉绳者与教堂正门间留出的狭长地带来往穿梭。一个孩子家里有急事,可怎么也叫不走,秦睡龙那孩子把他半瞎的奶奶也搀扶着来了。

戴红袖章的老太婆和曾明君在教堂大门前维持秩序,拽动绳索后阻止人群出入,让门前空下来。最难招呼的是几个十来岁、没家长看管的男孩。他们专挑拽动绳索的时候打空地上跑过。他们受到呵斥,收敛了一会儿。可是趁人不注意,一个男孩突然又从人群的一边跑向另一边。

最后一次与前几次没有什么不同。绳索绷紧了,教堂大门前的地段空了下来,又一次响起了语录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群中有人喊:“它动了!”“它动了!”这次是真格的,不是错觉。所有的人都看见了,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十字架已疲于抵抗,它听见自己最后一根筋骨的断裂声。年轻的小伙子往后疾退,身子后仰,反撑着双手瞪视着。它张开双臂看见了旋转的天空,低飞的鸽群,听见人群的欢呼声。

脱落的十字架在大门上方凸突的墙头碰撞了一下,接着跃了起来。从下面跑过的男孩听到了这撞击声,看见一张张惊惶的脸,戴红袖章的老太婆挡在路上冲他喊叫。凌空而来的十字架把她砸倒在地,当场毙命。

十一

查抄教堂后的第四天,即刘芹、刘义去她房间的当天晚上,黄秋云便去世了。

她死后老家那方没人露面。她是孤人,很早就加入了教会,和老家那边的人断绝了关系。她留下的东西没人继承,被院子里的人拿走了。她的尸体是曾明君用她盖的那床棉絮包裹起来抱到大门外搁到去火葬场的架车上的。因此他一家人拿走了大部份东西。他女人贺玉珍拿走了床单、帐子、剩下的棉絮、衣物、箱子。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衣柜、桌椅、锅盆碗盏,连半瓦坛米、大半罐猪油、一瓶花生油、一坛子咸菜也趁天黑拿走了。

弄脏的床在空屋里搁了短时间后也由贺玉珍拣了个晴天抬到院坝里打井水冲洗干净,棕垫和垫絮也放在洗衣盆里反复冲洗。贺玉珍不像他丈夫在群众面前所说的那样是个有病的女人,她肥胖、精悍、泼辣,劳动人民出生,在一家街道猪鬃厂上班。她认为院子里的人对她不满,妒嫉,嘴里没说,但眼光和冷冰冰的态度让她感觉出来了。而且她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她在冲洗床架、棕垫,提着桶往井里打水时,嘴里骂骂咧咧的,用她惯常使用的指桑骂槐的手法向她想象中的敌人开火,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贺玉珍生气是有原因的。有人怀疑她拿走了黄秋云留下的钱。黄秋云替人缝制棉袄棉裤、对襟衫、马褂,替缝纫铺做手工活,收入不压于一个普通工人,神父在她那儿搭伙,给钱也大方。因此她的积蓄起码也有三四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抄家时这笔钱没有抄走,她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这笔钱现在已落在贺玉珍手里。她不是翻箱倒柜,搜遍每一个角落,连墙缝和破棉袄的夹层也不放过吗?有人看见她半夜摸进那间屋子,点上油灯四处搜寻。那是在黄秋云去世的头天晚上。

贺玉珍在院坝里进行反驳。她一会儿说那笔钱抄家时被抄走了,她亲眼看见的。一会儿又说黄秋云是个很狡猾的地主婆,她可能事前已把那笔钱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发誓赌咒说她没拿那笔钱,没半夜钻进黄秋云的房间里。但她也不排除那笔钱可能放在家里,没被抄走,而被别的什么人趁火打劫拿走了的可能性。至于说到她拿走的那些东西,她申辩说,那是正大光明拿走的。因为是谁把臭气熏天的尸体抱到架车上去的?当时连居委会叫来的那两个下力人都不肯动手,更不要说院子里这些地主、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了。她没拿那笔钱。不过就算她真的拿了那又怎样呢?那也不过是地主婆的钱,解放前她剥削压迫穷人,她欠穷人的债下辈子也还不清,等等。

贺玉珍又从那笔钱说到当前的斗争形势。她和她丈夫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这个院子里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有些人虽然自称劳动人民出生,但查不得祖宗三代。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以前受人欺负,因为她丈夫没有正式工作,家里穷,被人瞧不起。现在有组织替他们撑腰。组织派他们监视牛鬼蛇神的一举一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个院子也真怪,牛鬼蛇神、五类分子比哪儿都多!

在教堂大门前被砸死的那个老太婆,是为革命利益而牺牲的,已被组织追认为烈士。可是在这牛鬼蛇神集中的院子里却有人说她活该,是天主显灵使她受到惩罚。这种言论的性质谁都清楚。她,贺玉珍已探到了风声,只是暂时还没抓住散布谣言的牛鬼蛇神的尾巴而已。

院子里没人理睬她。牛鬼蛇神之一的张友仙就在走廊上熬药。她最瞧不起姓贺的女人。这倒不是一个是劳动人民,一个是剥削阶级,而是姓贺的女人作风败坏。他们两家人还是远房亲戚。贺玉珍在嫁给曾明君以前曾经偷过人。她是肚子大了才找男人出嫁的。生下来的野种就是那个瘸子儿。她这段历史再怎么讲也不能说是劳动人民的吧?

但是她说到组织,组织派给她一个监督牛鬼蛇神的任务。张友仙对组织仍然心有余悸。组织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比平常管教五类分子的那个派出所的王干事还要凶。王干事虽然阶级觉悟高,不把五类分子当人对待,但倒底还讲点政策,不随便打入。组织却没这么讲道理。王干事组织他们学习,要他们认真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组织却不讲这一套。组织的代表就是方主任那个凶神恶煞的儿子,想到他连王干事那张总是冷冰冰的青水脸也让人觉得和蔼可亲了。“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们说什么也不是“文质彬彬”的啊……

她在床上躺了两三天,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她比黄秋云幸运,没发作心脏病或别的什么病。可是她当时也一个劲地喊着“妈妈”,感到死亡的临近。她当时真相信那伙人会要她的命。但过后她却说,她喊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是“圣母妈妈”。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呼喊“圣母妈妈”她才不觉得丢脸。

除了“圣母妈妈”别人不可能保护她、照看她,她懂得这点。是“圣母妈妈”使她重新站了起来。她本来就想那样躺着,不吃不喝,像黄秋云那样躺上一个星期,让灵魂像游丝一般飘离身体,离开这个她并不留念的世界。她当时要这么做十分容易,不会有丝毫痛苦。痛苦只在你尚存一丝生存下去的欲望时产生。是“圣母妈妈”唤醒了她,使她振作起来,明白一个天主教徒不管活下去有多么艰难都不能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她不能放弃,她要活下去。第三天上,她就能自己撑起身来,扶着墙壁一步步挨到走廊上的水缸前舀水喝。它的灶头和水缸与她那间小屋子相隔两三间屋子,张三姑婆在自己家门前腾给她的一处地方。刘芹碰见她,替她烧了一温水瓶开水,把生锈的铁锅洗刷干净,替他熬了碗稀饭。

她知道自己需要治疗。她伤得不轻,伤口已感染化脓,摔掉门牙的口腔肿痛,内脏也受了伤,呕血,恶心,不住地打寒颤,被踢断的肋骨一阵阵作痛,呼吸也很吃力。她挨到自己走得动了,便从床上起来,换上身干净的衣服,找了根竹竿当拐杖拄着去诊所。

她的钱没被搜走,藏在缝在贴身衣服上的一个小口袋里。这使她多少感到安慰。一路上她走走停停,走不了几步就得拄着竹竿停下来喘气。不可能有人搀扶她。刘芹也只能替她烧开水、熬稀饭。她只能做到这一步,不可能搀扶她去诊所。她得靠自己走去。从院门到街口附近诊所这段路她足足走了半个小时。一路上都有人对她指指戳戳,孩子们好奇地看着她。她那样子一定有点吓人。

医生姓卓,上了点年纪,在这一带很有名气,他没把她拒之门外。她得到了应有的一个普通病人的治疗。

她头上缠着绷带。就在她一边在走廊上熬药一边听着贺玉珍在院坝里唠叨不休的这天下午,她感觉已好多了。她伤口已快痊愈,散架的筋骨已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体力,腰杆挺得起来了。她吃医生给的药,也吃童便和自己找的民间秘方、草药。她虚弱的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就像刚从劳改队回来那阵一样,她又开始吃鱼鳅煮稀饭。

但摔掉的门牙还没镶上,肋部的伤口还在愈合中隐隐作痛,腰痛和那种恶心的感觉一时也还好不了。

贺玉珍的唠叨仿佛就是那次行动的回音,刘芹在这边屋里听了,冷笑着说:“她咋不说说她怎样给她男人戴绿帽子呢!”

“别乱说,大——”邹兴容招呼她。

“这婆娘太讨厌了!”刘芹说,沉默了。

对那次行动,邹兴容的反应与刘芹不一样。在邹兴容看来,与院子里、居委会别的遭遇相同的家庭相比,他们家受的冲击最轻微。没人挨批斗,挨打。在别的家庭发生的事在这儿没有发生。这儿没有皮带飞舞,没有拳打脚踢,没有鬼哭神嚎,事后也没有丧魂失魄,东西也一样没拿走。他们虽然在家门口站成一排,听到了呵斥声,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但比起张友仙和黄秋云遭受的疾风暴雨来,这已真正算得上是和风细雨了。

邹兴容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因为她是一名人民教师,一向奉公守法,了解和相信党的政策。她两个丈夫虽然是反革命,但她本人却是上中农出生,历次运动她都没出过差错,注重思想改造,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另一个原因是,她很注意和居委会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她教师身份和处处谨小慎微、不得罪人的处世态度有利于她搞好这种关系。红卫兵并不知道那些家庭属于五类人,但他们并没走错门。情况都是居委会提供给他们的。基层组织最重要。居委会干部了解她是什么人,没把她列为重点对象。而同一条街的那个雍姓的女右派就因为和居委会关系不好,接连被抄了几次家,腿也被打断了。当然,她没有正式工作,从劳改队出来后就交居委会管制,历来就有点疯疯癫癫的,不服管教。

邹兴容的话,刘义并不很相信。人民教师,现在不都叫“臭老九”?刘义所在中学凡有问题的老师都受到批斗,被隔离起来了。邹兴容是小学教师,暂时还没落到这一步。但不久前学校几名红小兵也着实把她吓了一跳。他们见了她,不怀好意地说:“军官太太来了。”那是她教的六年级的学生。她一直在琢磨这事,他们打哪儿知道的呢?

邹兴容不想把话闷在心里。她想让他们相信,损失并不很大,能够设法加以弥补。打碎的泡菜坛、缸钵、茶盅、茶壶、碗盏已重新添置,温水瓶留到关饷后再买,破碎的镜子还有一半镜面能用。总之,没什么好抱怨的。她很庆幸自己事前烧毁了那张底片。虽然红卫兵小将们很可能找不到它,但这却使她面对搜查时心里坦然。

对自己的态度她很满意。她几乎要让人相信她是真心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行动了。她诵读语录并表示拥护。要是可以笑的话她很可能还会面带笑容。她没东西让他们搜,她很清楚这点。她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很高兴看到展现在红卫兵小将们面前的是一个已无产阶级化了的家庭。底片她是烧毁了,幸亏她对那一坛子书一无所知。

照她看来,那与其说是抄家还不如说是一次抄家的演习,一次象征性的行动(而且后来还证明他们搞错了)。不过她也清楚,损失是不能单纯用打碎了什么东西、抄走了什么或是否有人头破血流受皮肉之苦来衡量的。那天晚上从黑暗中传来的哭泣声很可能就还没有静止下来。而且,谁都注意到了张惠身上发生的变化。

张惠是邹兴容和第二个丈夫所生的孩子,读小学五年级。打那天以后,她就很少说话,喜欢一个人呆着,晚上做噩梦,哭醒过来,只要听见高声叫嚷或猛然响起的脚步声,她就会吓得脸色发白,打哆嗦。

“她受了点惊吓,会慢慢好起来的。”邹兴容说。

她很高兴看到大的几个都没事。谁家被抄了,一个居委会的人都知道。可刘芹走在街上,照样把头抬得高高的,刘义、刘琼也好像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反应很正常。张惠到底年龄太小,神经过分敏感,不知道什么事使她感到不安。

她带她上街,给她买了封萨其马、一袋牛奶饼干。她不再和伙伴们玩耍,只想呆在家里。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圆圆的脸变得瘦削,下巴也尖削起来,默默地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使刘义惊奇的是,她也选中了静谧的马桶间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常常一个人呆在里面。

一天中午在饭桌上,吃家里每周一餐肉食回锅肉时,她拣起一块又放回碗里,突然丢下筷子伏在桌上哭了起来。邹兴容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带她上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得了肝炎。

贺玉珍在院坝里唠叨的这天下午,她躺在床上,邹兴容在一旁陪伴着她。

她吃了半碗在炉火上熬的中药,把碗递给母亲,檫干净嘴,问:“他们还会来吗?”

“谁还会来?”

“他们——”

邹兴容看看她,明白了,摇了摇头。“他们不会来了。”

十二

查抄教堂以前(也在抄家之前),曾经有两个自称市统战部的人来家里找过刘芹,要她去城区街道开会。是什么会来人没说,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刘芹和邹兴容商量,凭听到的风声,猜测可能是有关教会和神甫的事,召集教徒开会,摸教会和神甫的底。

怎么会选中刘芹呢?院子里、居委会有的是教徒,而且出身好,值得信赖。邹兴容认为,他们需要上了年纪的教徒,也需要年轻的教徒。刘芹可能就是被选中的年轻教徒的代表,她有文化,而且谁都知道年轻的这批教徒中她最虔诚,现在像她这样经常上教堂望弥散的人已经很少了。

“我肯去吗?”刘芹问,有点拿不定主意。

“不去。”邹兴容很肯定地说。要是她自己的事组织出面叫她,她是会去的,可这是刘芹的事。

刘芹就这样回绝了那两人。她没去出席那个会议,事后也没有人再来找她。

现在,轮到邹兴容要和她商量事情了。这天晚上,刘义坐在饭桌前翻一本连环画。邹兴容放下半扇帐门坐在被窝里,一个人呆着半天没吱声。刘芹从外面回来,她把她叫到面前,第一句话就问:“你说我肯参加刘英俊战斗队吗?”

邹兴容一直在想学校的两个组织她该参加哪一个,她必需在二者间加以取舍。她想得入迷了,逐步已偏向于以英雄人物刘英俊命名的组织,而且急切地等待刘芹的肯定,所以问话才这么突然。刘芹看看她,哈哈笑了起来。

“你还笑!”邹兴容生气地说。“你妈要是站错了队,你哭恐怕都来不及呐!”

“会吸收你?”刘芹说。“我们被抄过家……”

“我请示过组织,”邹兴容说。“他们说那是居委会搞的,没和学校取得联系。我是学校的老师,不是现管分子,更不是牛鬼蛇神,我属于人民的一员……”

“居委会并没搞错。”刘芹说。

“在我这个问题上是搞错了。”邹兴容说。很高兴组织给了她这样一个答复。

“你非得站什么队吗?”刘芹问,把帐门撩起来,在床沿上坐下。

“这是态度问题,人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在街上读到一张大字报。”刘芹说。“卫校一个红卫兵组织贴出来的,揭发对立派不纯,一个地富出生的女生当上了小头目。写大字报的人用那样的语气说到她,我看了都替她脸红……’狐狸精’啦、’妖婆’啦、’小爬虫’啦、’撕开她的画皮’啦,这还算很客气的字眼。人贵有自知之明,她出身不好,何苦呢。”

“现在已不是血统论盛行的时候了。”邹兴容说。“大家都读了《出身论》,中央的精神……”

“它不代表中央,据说在清查了。”

两人沉默了片刻,邹兴容说:“我只想当一名普通的群众。”

“邓久连表叔也参加了组织。”刘芹说。

“我看见你们谈这事。”

“我有点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看他不是那种只想当群众的人。”刘芹想了想,说。“他在那家诊所,有点埋没人才。”

“他现在也不敢乱说话了。你受了他不少影响。”隔了会儿,邹兴容说。“你不去糖果厂上班,就是因为……”

“我没说过那话。”刘芹说。

“可是……”

“我自己不想去了。”

“你今后打算做什么呢?”

“找零工做吧。”

邹兴容叹了口气,沉默了。

刘芹没再去糖果厂上班,是因为别人认为她有“言论”,检举了她。刘芹一段时间曾经和一个会拉小提琴的青年男工来往密切,她在他面前夸口说她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高级干部。那个青年男工认为她把国民党的官僚和共产党的干部相提并论,是思想立场反动的表现。他向领导检举了她。领导找刘芹谈过话。但好在领导企图进一步展开调查之际,自己却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刘芹也趁机离开了糖果厂。

刘芹很可能说了自己父亲是高级干部的话,但决不会说他是为“党国效忠”。这后一句话是那个青年男工凭空捏造的,来自于电影、小说上的反面人物。刘芹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能在小提琴上演奏“梁祝”的青年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阴险小人。他追求她而她以双方都没有正式工作为由拒绝了,这也不能成其为理由。好在领导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或者说领导之间存在意见分歧。那后一句话事关紧要,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途,在上报有关部门以前需要进一步证实。领导之一的党委副书记对刘芹说:“我们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你父亲是什么高级干部,他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邹兴容为这事感到惋惜。刘芹本来可以争取转正的,或者说只要她在糖果厂干下去就存在转正的可能。与她同一批进厂的零工有的家庭出身好的已被接纳为正式工人了。

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话邹兴容也耿耿于怀。这不是刘芹对她说的,而是别人过的话。尤其使邹兴容难堪的是,说这话的冯副书记是她一位同事的丈夫。邹兴容说还从来没有人当面对她说过这种话。她不会给别人以任何口实,别人想说也没有机会。刘芹对此无言以对。

沉默中刘义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他和两个同学一块去找零工做。在市城建局的办公室里一位负责人已同意要人,但他突然问到他们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干什么的。做零工也要问家庭出身,这是刘义始料不及的。负责人第一个问的就是他,先问了姓名、年龄、所在居委会,在记事簿上记下来。本来,这不比在学校填档案,他完全可以随便说一个,以满足负责人的好奇心。但因为有另外两个同学在场,因为他从来没有在这事上说过谎,父亲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便脱口说了出来。好像审讯中犯人的坦白交待似的。本想问的是普通案情,招出的却是抢劫杀人,使审讯员都感意外,大惑不解。作记录的笔停下来了,抬起头来看着他,不再问下去。

那两个同学是知道他的家庭出身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他本人亲口说出来,似乎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从办公室里出来,谁也没说一句话。

这事刘义想起来都脸红。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

邹兴容和刘芹又在对话了。窗外下起了雨。刘芹回来的时候下着毛毛细雨,这会儿雨下大了,雨点落在枯黄的香蕉叶上沙沙作响。还不到睡觉时间,刚打过九点,刘琼和张惠还呆在张三姑婆屋里。

“历次运动我都站稳了自己的立场。”邹兴容说。“反右那阵,别人来动员我给党提意见。别人想我有那样两个丈夫,对党和政府不可能没有一点怨恨。可是我说对党和政府我只有拥护,没有半点意见,叫我怎么提呢?我是从旧社会吃过剥削饭过来的人,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怀抱。不管他们怎么动员,我都只有这话。结果如何呢?我站稳了立场,没犯错误……”

然而现在,她又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出运动和历次运动都不同,它太不一样了,重温过去的经验帮不了她的忙,不可能向她提供任何参考。

她所在的学校,除了走资派和两名在四清中挂起来的老师外,人人都踊跃参加组织。不是已经参加,就是积极准备参加。没有旁观者。组织已不像前段时间那样只吸收家庭出身好的老师、老共青团员,它向所有愿意革命的群众敞开大门。现在的问题不是加不加入,而是加入哪一个。学校有两个组织,一个是“黄继光战斗队”,一个是“刘英俊战斗队”。都是城区公社下属的组织。

“我想我还是加入’刘英俊战斗队’.”邹兴容说。

“你想当群众还是想当造反派?”刘芹问。

“当然想当群众。”

“哪一派对群众都差不多。”

“可我不想当保皇派的群众。他们党、团员多,平常得到领导信任的人多。”

“你还是想当造反派。”

“我只想看见我们学校的走资派倒台。”邹兴容说。“她不是一个好领导,总是拉一批人踩一批人,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拿小脚鞋给得罪了她或她看不顺眼的老师穿。大多数老师都想看着她倒台,哪怕倒一次也好。”

“陈清媛已被揪出来了。”

“那也是’刘英俊战斗队’的功劳。”

“你还是想当一名造反派,妈。”

“我只想当一名造反派群众。”邹兴容说。“我决定参加’刘英俊战斗队’.”

十三

曾明君和他女人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居委会就叫“红满天战斗队”,由一些无业人员、临时工和在街道生产上班的工人组成。他们揪斗居委会主任、五类分子,接管了居委会大权,指挥部就设在原来的居委会会议室。

曾明君参加组织,并且当上副支队长后,已不再在市场上卖小菜和葱子蒜苗了。他通过组织关系在房司找到一份临时工,并把他的跛子儿曾少华弄到居委会管辖的一家回收加工废旧水泥纸袋的加工厂上班。

他在家里办起了红书台,把黄秋云的一个平柜摆放在紧里边靠墙的地方,上面搭上张黄秋云搁在箱子里还没用过的桌布。墙上贴着主席画像。他把他女人、曾少华和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女召集起来,每天早晨在红书台前学习语录。当早请示晚汇报兴起的时候,这一家人又走在了前头。早晨读语录,唱语录歌,晚上读另外几段语录,像文艺演出结束那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院子里没人效仿他(好多家庭连主席画像都没挂),但也没人敢公开嘲笑他。曾明君还自编了一套早请示颂词。里面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你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读你的书,听你的话,照你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还有,“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美帝苏修闻风丧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对听到的东西却能过耳不忘。他未经开发的大脑对铅印或书写的文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报纸和蜡刻的材料带回家,一个人慢慢琢磨。让读六年级的参加了红小兵的二丫头把报刊上的社论和署名文章读给他听,记住一些词汇、短语。他在语录本上作了记号,在充分掌握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上下功夫,需要哪一段他能迅速、准确地翻到它,一字不差地读出来。

他是房司的一名临时工,但对院子里的人却说是一名行管干部。没人看见他在工地上班,他在房司的办公室里进出,穿着神甫的一件中山服,一双旧皮鞋,兜里抄着的红缨牌香烟取代了以前的叶子烟。据说他卖葱子蒜苗前,曾是房司的一名可以转正的合同工,因受走资派的迫害丢了工作。在揪斗房司走资派的批斗会上,他上台去控诉,义愤填膺,搧了走资派的耳光。

神甫被驱逐后,房司接管了教会的房产。一家街道五金加工厂搬进了教堂,神甫后院院墙打通后与教堂一侧的院落连接起来,地盘被另一家街道纸袋厂占据。神甫的书房、卧室安排给了几户房司职工。

曾明君占用了黄秋云的房子。

黄秋云死后不久,家里的东西搬空后,他就用一把挂锁把房子锁起来。

黄秋云隔壁一户龚姓的教徒也看上了空下来的房子。他一家三代人住的房子不足三十平方米。他向房司提出申请,想把房子要过去。房司的人答应考虑。他女人出面,把房司一名负责人拉来看了他们一家窘困的住房条件。他们以为胜卷在握了。但几天后,贺玉珍却在院子里说,房司现在是造反派掌权,那个负责人已屁事不管靠边站了,龚家的女人拜错了菩萨,烧错了香。她自己是什么人?再有空房子也轮不到一个后家是伪保长、一个兄弟还在劳改队服刑的婆娘头上。

贺玉珍也没忘了顺便把院子里的牛鬼蛇神教训一顿。院子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她站在走廊上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声音送进每家每户。

黄秋云的房子一直锁着,直到有一天曾少华用锥子撬开了那把锁。

曾少华已满过了十八岁,宽阔的额头,浓眉下一双略微凹陷、目光固执、阴沉的眼睛。脸上显示出智力活动的痕迹。他只读了小学四年级,但通过自学却能阅读报刊上的文章,读《水浒》、《三国演义》、《林海雪原》、《苦菜花》之类的文学作品,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关于他致残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小时候医生打针引起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生下来就是个残疾儿,原因是贺玉珍怀上他后吃了不少堕胎的药。他的右腿完全萎缩、蜷缩,左腿功能也不够健全,只能靠两根拐杖走路。从来没人见过他的腿,大热天也裹在长裤里,一只裤管空空的,下端露出一只踮起的脚。他的上身和双臂却肌肉发达。

一眼就能看出他和曾明君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没人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对自己的生世他只有模糊的意识。那多半来自父母间的口角,来自小时候曾明君对他的嫌恶与打骂,一次竟然把他摔进洗衣盆里头碰着盆沿摔昏过去。他在家里的地位得到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院子里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过程,注意到了曾明君不再打骂他,他一连几小时呆坐着不说一句话,目光阴沉得怕人。

他是院子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的人。这很容易理解,他自己就因为血统不纯饱尝了欺压的滋味。但因为他是残疾人,没人把他的观点当回事。他的观点似乎都是针对他的父母来的。他的父母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便参加了观点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的父母跟着所参加的那派组织喊打倒“王、张、赵”,他就拥护、捍卫“王、张、赵”。

有关“王、张、赵”的争论成了两派群众舌战的焦点。一派说“王、张、赵”是野心家、阴谋家,整人害人不少,受过组织处分,在内部圈子里早已声名狼藉,决不能让他们借文革之风东山再起。一派则说,“王、张、赵”是党的好干部,始终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与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斗争,受到打击迫害,江青同志在接见本地区的红卫兵代表时就表态支持他们,肯定他们是毛主席那条线上的人。一派则说江青同志也表过别的态,他们喊出“坚决打倒王、张、赵”的口号。另一派则指出他们“形左实右”,打倒“王、张、赵”的实质是保本地区、乃至本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他们誓保“王、张、赵”,喊出“王、张、赵坐牢我坐牢,王、张、赵砍头我砍头”的口号。

争论发展到饭桌上来了。残疾的主义兵与两个思想兵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引用语录、中央首长的讲话、报刊上的文章和大字报上的材料,像街头辩论那样与两个思想兵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他在声势上压倒了两个思想兵,使两个思想兵难以招架,但也引起两人的愤恨,把他视为对立派的顽固分子,家庭的分裂派。事情很快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再也不能与两个思想兵同居一室、呆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一天在饭桌上,又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他突然把碗筷一搁,说:“我讨厌你们!我今天就搬出去住!”

曾明君和贺玉珍没表示反对,但也没把黄秋云房间的钥匙交给他。曾少华于是拄着拐杖怒气冲冲地上街去找来几个年轻的战友,亲自动手撬开了那把锁。

他在几个战友的帮助下打扫干净那两间尘封已久的小屋子,然后把他睡的床、黄秋云的一个柜子、一口箱子以及一些生活用品搬进了新居。

他另起炉灶,一个人开伙。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门口,表明这次决裂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迫害与反迫害,出于不可调和的思想与路线斗争。

十四

最高指示在凌晨两点钟下达。

头天下午就通知了各派群众。准备好了三角旗、主席画像牌、锣鼓鞭炮。邹兴容晚上十二点到学校集合。她在床上小睡了一觉,到时候刘芹叫醒她。她穿上衣服,拿上三角旗出门去了。

居委会思想兵把集合地点选在院门附近的小街口上。刘义躺在床上听见锣鼓声,喧闹声。一面锣,两面鼓,不时敲打几下。打过十二点后群众陆陆续续到来,闹嚷声始终不断。一只被惊醒的公鸡打着鸣儿,提前报晓。院门没关,不时有人进出。刘义听见曾明君的说话声。曾明君是走在游行队伍一侧带头呼口号的人。

刘义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鞭炮声和锣鼓声把他惊醒。凌晨两点,一分不差,最高指示通过无线电波下达。就像掀动了一个按钮,各城市、乡镇,大大小小的聚集点的锣鼓同时敲响……鞭炮声,紧密的锣鼓声,高音喇叭声,口号声,人群打小街小巷往市中区主要街道汇集。小街口上安静下来了。刘义躺在床上听着绵绵不绝的喧闹声,想到招展的红旗,队列前几十幅高举的头像。人和头像的欢腾的海洋。突然间这头像变成了几百幅、上千幅,整个队伍里不见人,只见头像在移动。无数头像的队列,全都一个模样……他又睡过去了。

这个晚上与别的欢呼最高指示下达的晚上没有什么不同。但第二天早晨刘义醒来却听见院子里的人议论纷纷,外面街上出现了“打倒×××”的反标。

它用粉笔写在小街口斜对着的院子临街那排房子的后墙上,黄秋云那间房子的正背后。这个位置避开了小街那方的视角,但写标语的人却看得见从那方过来的人,正街两侧相距几十米远的路灯也分别把来人的行踪暴露在写标语者的视线中。标语显然是选在游行队伍开走后那段时间写上去的。那段时间街面上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

字迹工工整整,写标语的人不慌不忙,在末尾加了两个惊叹号。在那样的时候,排除了怪癖儿童作案的可能性,至少十二三岁以下的儿童应排除在外。

现场拍了照。粉笔写的标语仔细擦掉了。侦破工作在暗中进行。

但令人震惊的事又一次发生了。事隔仅两天,又在同一地点出现了性质同样反动的反标。

它令人震惊,因为违背了反标不在同一地点出现二次的规律。反动气焰实在嚣张!

一个由公安人员、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三结合的专案组迅速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院子斜对面的幼儿园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居委会的五类分子一一受到传讯审查,关、管、杀家庭的年满十八岁的男性成员也被列入传讯审查之列。

案件的发生和闹得沸沸扬扬的侦查工作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突然有消息说,犯罪分子已被抓获。但群众涌向办案地点,却发现原来是某个被审查人员有犯罪嫌疑被临时拘押起来了,或某个有犯罪嫌疑的人接受审查后获得释放。突然又有消息说,某人揭发了犯罪分子,而实际情况只不过是那人揭发自己的邻居有犯罪嫌疑。比较确切并为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消息是,办案人员已初步掌握了线索,揭案只是迟早的问题。犯罪分子唯一的出路便是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知情不报者将以同案犯论处。

刘义接到专案组通知已在焦虑和痛苦中度过了五天。他已看到院子里的五类人和成年子女都被一一通知去了,一些非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也接受了传讯。张友仙去了就没转来。专案组群众代表之一的曾明君那天吃过午饭时上家里来带话给他,叫他下午三点到对门幼儿园去一趟,地点在院坝左上侧的新教室。

审查人员是个四十多岁、面目清癯、穿中山服的男人,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旁边办公桌上坐着个年轻的记录员。城区派出所的民警,穿着便服。

刘义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回答了姓名、年龄、学历、家长姓名和工作单位等问题。年轻的记录员一一记录在案。

“参加组织了吗?”四十多岁的男人问。

“没参加。”

“为什么?”

“因为家庭出生不好。”

对方凝视了他一分钟之久。没问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年轻的记录员放下钢笔,手肘搁在桌面上朝他望。

“两派群众组织,你观点更倾向哪一派?”四十动岁的男人问。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刘义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能谈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吗?”

他当然能。刘义发觉自己已镇静下来了。事后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答的,但他回答得肯定没错。

“这儿拿上粉笔,到黑板前去……”

刘义照此办理,拿着粉笔,在黑板前站下来。

“——打倒美帝、苏修!”从身后传来办案人员的声音。“字迹要工整,一笔一划地写。”

这句话要的是“打倒”二字。

这几天在群众中流传着一则笑话,讲一个男孩写了一则反标,自以为没人能抓到他,和别的孩子一块被叫去对笔迹时,他很沉着,脸不改色心不跳。但没料一放下笔,他就被抓住了。原来是错笔字出卖了他——在书写反标和对笔迹的时候他都把单人旁的“倒”写成了双人旁的“倒”。

“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案人员的声音说。

刘义清楚这句话要的是哪几个字。

“——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中央文革!”

他写完,等了会儿,听见办案人员冷冰冰地说:“你可以走了。”

他把半截粉笔放回办公桌上,没看谁一眼,朝门口走去。

他神不守舍地回到家里,刘芹她们正在等他。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刘芹好像看出点什么,说:“那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谁会怀疑你?”

两个妹没说一句话,一副担心的样子。

当天晚上,刘义接到去居委会守夜的通知。

他和居委会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负责守下半夜,凌晨两点至天亮这段时间。这人叫方中亮,刘义以前没见过。中等个子,清瘦、黧黑的脸,灰涤卡中山服外披着件旧棉短大衣,抽红缨牌香烟。他让刘义也抽了一支。他对刘义说,他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但很少在乡下“修地球”,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打工,当过抬工,打过石头,放过筏子。他户口粮食关系在生产队,但人却在居委会,参加一些居委会的活动。前段时间,他们一部份从乡下返城的知青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提出向走资派讨还户籍、青春的口号。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行动是孤立的,得不到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他们搞过几次游行示威,但遭到学校红卫兵的冲击和殴打,最后组织被勒令解散。

刘义见过他们组织的一次游行,晚上在市中区附近的十字路口。他们人数不多,没有旗帜,没有三角旗、袖章,呼喊着与众不同的口号,从灯光昏暗的阴影中走出来,穿过街口消失在另一头的阴影中。没有群众观看,他们来去匆匆,完全不像其他组织的游行队伍。

刘义想到当初他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曾组织学生上街欢送,向他们抛撒纸花,呼口号。学校也曾邀请一名本校的学生回校给他们毕业班的学生作报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方中亮笑道。“我们造的是无产阶级路线的反。”

刘义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也冲他笑了笑。

他俩坐在小街转拐处凹进去的一角,一边是砖墙和紧闭的大门,一边是护栏档头圆柱形的木栅栏,与街面有道石台阶相隔。刘义从家里抬来一张矮凳,靠墙而坐,方中亮背靠木栅栏坐在一张吱嘎作响的没有靠背的竹椅上。身后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一家资本家的住邸,现在已归幼儿园所有。街对面住着张篾匠那一家人。这会儿都在睡梦中,从壁缝里传来打鼾声。街口木头电桩上一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照亮坑坑洼洼的地面和一段院墙。低矮拥挤的瓦房安静地匍伏在黑夜中。

刘义开始觉得僵手僵脚的,这会儿已暖和过来了,解放鞋里的潮湿和穿了两天的袜子使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听见方中亮问:“你还是学生?”

“已经毕业了,初六六级。”

“今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

“没参加组织吗?”

“没参加。”

“听我一句话,今后不管做什么,千万别报名上山下乡。”

“可是这由得了你吗?”刘义笑道。

方中亮表示这或许由不得个人,但记住这点还是有必要。“我也读过三年中学(在县城读的,借宿在我一个姨妈家里),我上山下乡以前,思想也像你这样单纯。”他点燃一支烟,说。“我在居委会待了几年业,想找个正式工作做,干什么都行,只要是一个正式工作,我可以从学徒工干起。但在居委会,没有门路要想找个正式工作就像大海捞针——记住我说的这话,或者像猴子捞月亮——小学课文里学过这一课……上山下乡,是我自己报的名。当时想到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别人我不知道,我肯定没这么想。在居委会呆腻了,大家去得我也去得。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三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有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算什么知识青年。说穿了就是城里没工作给你做,到乡下去讨口饭吃。可乡下的饭也不是那么好讨。我们作了番调查研究,在我们那批下放的知青中,有劳动人民子弟,剥削阶级子女,惟独就没有一个干部子弟。不要说地市委、机关科局级干部,就连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干部的子弟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被别人当猴耍了。我们是最有权利起来造反的。小兄弟,我对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在书本上、报纸上是读不到的……”

刘义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东西。这在平常、在大白天是绝对听不到的。但在这不平常的夜晚、在两个人的守夜中却听得到。它好像来自夜的深处,就像在梦中一样,解除了头脑的武装。刘义相信他说的话,把凳子朝他挪得更近一点。

“我痛恨知青生活。”方中亮接着说。“当有消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搞的,所有知青都将无条件地回城,安排工作,我就像一个坐了几年冤狱获得无罪释放的犯人那样感动得哭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可他妈的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空欢喜了一场。知青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判了我们的死刑。我们那个短命的组织就像一个充气的气球,被人戮了一针便呜呼哀哉。这个世界对有些人就是不公平。”

刘义完全赞成他的观点。还没有人这样敞开心扉和他说过话。方中亮说到“我们那个短命的组织”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刘义最初觉得他长相平常的印象,也因这一笑改变了。

“我们隔壁院子也有一个女知青。”刘义说。

“我知道,姓李,一个大队的。”

“她还呆在下乡没回城。”

“太老实了,逆来顺受。”方中亮说。“我一出来就再没想到回那个鬼地方。”

谈话停顿了片刻。方中亮站起身来,迈下檐坎,走到转角过去那头的暗处对着墙壁撒了泡尿。他转来,往竹椅上一坐,把棉短大衣下摆牵来抄在怀里,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是拥护的。可是红卫兵,他们的皮带可不认人……小兄弟,你没参加组织作一个本份人的想法很对。我知道,是因为家庭出身。谁都认得邹老师,她当过我一个妹的班主任。我家庭出身多少也有点问题。我们老家在下游县城,我祖父辈在县城说得上是书香人家,有人还出国留洋。我一个舅舅是右派,现在还在一个农场服刑。你读过《出身论》吗?肯定读过。我还保存着一份。说得太好了。受欺压最深的就是你们这种子女。在学校受歧视,受排斥、打击,入不了团,升不了学。出社会后,在居委会不安排你工作,参军也没有你一份。一有问题就查到你头上来了。说是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可实际上却搞成了‘唯成份论’,或封建的‘血统论’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表现全是假的。既然是‘有成份论’,在考虑所谓的表现时‘谁又肯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背黑锅呢’。文章把这类人的遭遇比作印度的贱民和美国的黑人,真是一针见血。写文章的人肯定对家庭出身深有体会。我自己虽然说不上是一名剥削阶级子女,但我对这类人的遭遇深有同情。做人要正直,要有良心,不能恃强凌弱。当着儿女的面把父母打翻在地,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我小时候有过一次切身的体会,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这样的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怎么能没有怨恨,不感到愤怒?这公正吗?要是他们出于一时的冲动写了那样的标语,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你说是吗,小兄弟。我不认为这就是思想反动。我有个朋友,出身不好……”

还没有人向刘义谈到过《出身论》,而且以这样的观点。刘义是在市工人文化宫大门口读到这篇文章的。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写了十六张,从大门一侧石墙上贴到另一侧石墙上,中间两根立柱上也分别贴了一张。他读会儿又走开去,转来又接着读。如此三番五次,每次总是顺着那面院墙从这头走到那头街口上,再折回来。大约需要三四分钟。这段时间能让他多少镇静下来,不让别人发现他在流泪或不让眼泪流下来。他如此来往返复,却觉得自己没有片刻离开。这是真的吗?真的有人这样写?这一切会彻底改变了?他不断问自己。他读完最后一段文字天已黑下来了。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刘义感到脸蛋发烫,头脑晕晕乎乎。他要是写了那两条标语,要是憋不住想找人说说,他面前就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朋友,一个不会出卖你的兄长。“你说是吗,小兄弟?”他注意到他的眼光。他希望听到什么呢?但是,他说得不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不一定都怨恨……下面的话刘义已不再听了。他飞快地回想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话。他注意到对方停下来了,在看着他。他感到自己脸红了,咳了两声嗽,清清嗓子,扭头把唾沫吐到一边。

“你衣服穿少了,不觉得冷?”方中亮看看他,问。

“不冷。”刘义说,在凳子上动了动。

“第一次听见这种反动话?”笑了笑问。

“第一次,但……”

“你们受的是学校的教育,思想太单纯了。还有些话,我不好在你面前说。”

“噢,你说吧。”

“你不很信任人。”

“啊,不!”刘义申辩道,又一次脸红了。

“这不能怪你,小兄弟。”方中亮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的心掏从来。这世道很险恶,对说真话的人,对你这种出身的人尤其如此。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思想。你说话不多,但看得从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不像我认识的一些中学生那么幼稚。对你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你的意思。要真是那样,我就不会在你面前说那些话了。我不是对谁都那么说的。我第一眼就信任你。你是不会检举我的,我的直觉从来不会出错。”笑了笑。“你听着就是了,不必对任何人讲。”

“我不会。”刘义说。

“我虽然说了这么多,但遇上那个写反标的蠢家伙,我照样会把他抓起来。”

“他今晚不会来了。”

“他肯定不会跑到这儿来写。”

两人笑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打过五点。从街那头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穿得暖暖和和的矮胖女人拎着个蒲草编的提兜出现在他俩的视线中。转拐过去的小食店卖早点的女人,调头朝他俩看看走过去了。不久又过来一辆架车。方中亮和拉车的男人打招呼。后者天不亮就动身,赶到十公里以外的一处工地上拉石头。

黑夜已不像先前那么寂静。附近不远的院子里一只公鸡啼叫起来。院子后面医院开水房的锅炉响起来了。早起的人家已有人起床做早饭,通常是一些要赶往工地去的下力人之家。瓦脊上方的天空已透出一丝鱼肚白。

十五

刘义以后再没见过守夜人方中亮。他像流星一般在他生活的夜空中掠过,倏然而逝。

刘义回忆他说过的话,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把他看成上面派来的人。或许,他就是那样一个敢说真话的人,那样一个比表面看上去更加杰出的人。因为碰上了猜疑的礁石,他的话没有说完,他更加杰出的地方没得到表现。刘义想起来都有点后悔。

然而再杰出的人、再杰出的思想都帮不了刘义的忙,改变不了他。他的反应很正常。蜗牛的触须一碰就缩,你不能责怪蜗牛。另外,刘义不是担心自己无意间说漏了嘴吗?不是有几天都疑神疑鬼,忐忑不安,担心随时会有办案人员光临,破门而入把他从饭桌前或从床上抓走吗?他生活中已不再需要杰出的、不同凡响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可以错过。

刘义有自己的头脑,一点没错。一个读过契诃夫的短篇、普希金的抒情诗和《战争与和平》的人能说他没有头脑吗?一个读中学二年级就对老师的说教暗暗抱怀疑态度的人能说他没有头脑吗?老师的说教之一就是读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有害无益。但刘义的感觉刚好相反,他相信自己的感觉。当别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学校团委推荐的红书时,他就在偷偷借阅这些作家的作品了。刘义做得最有头脑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一坛子书埋了起来。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藏书。现在它上面的土越积越厚,栽上了莴苣、小白菜秧,边沿已远远越过了坛口的位置。

要是他没起疑心使谈话的气氛发生180度的转变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向方中亮谈到他这笔地下收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后悔失去这样一个吐露的机会。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今后他再也不会对谁提到这事了。

那天下午,当刘义蹲在地边上给小白菜秧匀苗的时候,听到消息说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被抓到了。几个跑进来的孩子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彭家五岁的小男孩一进院门便嚷道:“抓住反革命了!抓住她了!”他跑得气喘吁吁,这消息使他脸都涨红了。

隔会儿从街上传来召集居民开会的锣声。“铛!铛!铛!”一路过来,敲锣的老头边敲边喊:“全体居民到会议室开会啰!”

被抓获的反革命是雍姓的女右派。

刘义没去开会。院子里的大小群众走光后,他在走廊上徘徊。还有几个不属于群众的人也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走廊上。他们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张三姑婆头戴线帽,拄着拐杖,像从洞穴里钻从来的狼外婆,一声不响地望着院坝里阳光照耀的枯黄的香蕉林。张友仙两天前放出来了,拿着砂罐到炉前去熬药。何右派也身穿中山服棉袄站在家门口抽烟。他虽然摘了帽,在一家街道生产当会计,但还算不上是一名群众。刘义在院门那头走廊上碰见秦睡龙那孩子。他也没去开会。刘义从他投过来的眼光中觉得这小子也是挺有心眼的,没准也以为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劫而松了口气吧?

刘义穿过院门间的两道小门,来到厢房前的走道上。神甫这边院子里也安安静静的。牵在正房廊柱间的绳索上晾着衣服、被单。一个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走廊上一把马夹椅上。稀疏的桂圆树上几只麻雀唧唧地叫着。石日晷上摊着晾晒的罗卜丁。墙边的无花果树被砍掉了,留下一截树桩。原来长着两棵铁树的地方开辟出来种上了蔬菜。两只母鸡在地边上觅食。自从神甫被驱逐后,刘义就没来过这边院子。他手抄在裤兜里在走廊上站了会儿,又转身朝院门走去。

雍姓的女右派受到邻居揭发。出现反标的那两天晚上,邻居都听见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听见她家里有异常的响动。她第一批受到传讯,关了她两天又把她放出来了。邻居揭发她后,她又被抓了进去。从她穿过的一件旧衣服兜里搜出了一截粉笔。在她被抄过几次的家里又有惊人的发现:一本主席语录被扔在床旮旯里,纸张已经潮湿,并且撕掉了几页。这后一桩发现虽然说不上是直接的证据,但其犯罪性质已把她的反革命狼子野心揭露无遗。两罪并发,她长上翅膀也难逃群众专政的法网。

在刘义的印象中,雍姓的女右派一直就有点疯疯癫癫的。她身材高大,穿著古里古怪,言谈举止怪异。她在居委会扫街,可是却穿着方格呢裙子,青呢短大衣。虽然已经很旧了,邋里邋遢的,但仍然显得与众不同。她要是脑筋正常,就不会那样穿著打扮了。她穿高跟鞋,紧身的衣裙,戴围巾、皮手套。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永远把这些陈年旧货搁在箱底,而不会把它们翻出来像小丑一样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令居委会群众又好气又好笑。居委会群众也只因她头脑不正常才容忍了她。有人说她使用香水、口红,往脸上打粉。她有一头天然卷曲的头发,在居委会女人平平直直的头发中格外引人注目。它上面别过少女的发夹,戴过栀子花、茉莉花。当然,这都是运动开始以前的事了。运动一来,她的高跟鞋、呢短大衣、皮手套、紧身衣裙都被抄走了。她与众不同的卷发也被剪掉,剃成了阴阳头。

她会说俄语,会唱俄语歌曲。从她家里也搜出俄文书籍,俄汉词典。据说她以前在北京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关于她丈夫有两种说法,一说逃到台湾去了,一说在新疆某个农场劳改,像她一样是个右派。儿子与刘义同年,长得白白净净,也像他妈那样长着卷曲的头发。大女儿已参加工作,在杂技团骑自行车节目里担当一个普通的角色。

在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中她被批斗的次数最多。每次批斗、游街都有她在场,并且唱主角。运动开始前她还在一家街道纸箱厂上班,运动开始后由于担任反面角色的需要连班也不上了。在此之前她还能逗人发笑,居委会群众都觉得少不了她这样一个虽然怪异但却和和气气从不伤人的活宝。在此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的疯癫病已被治好了不少,她的头脑清醒过来了。现在她还穿高跟鞋、戴围巾、皮手套吗?还会头上插朵栀子花或茉莉花招摇过市吗?还会装疯卖傻地在孩子们面前演唱俄语歌曲、表演弹舌头吗?她已由小丑变为一条丧家之犬。她身上唯一还有点生气的是那头卷发。剃成阴阳头后,它又奇迹般地长了出来。阴的一面自己剪短了,以配合阳的一面长出的头发。而且长出的仍然是卷发。她从专案组带到会场上时,群众看到的就是这头阴阳面已结合完好、比以前短了一大截的油腻腻、乱糟糟的头发。她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面无血色。

面对群众的揭发检举,办案人员展示的罪证,她没说一句话。审讯中她已招供。办案人员宣读了她的供词与交代材料。其中有对党和人民的仇恨,有对阶级本性的分析,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丧心病狂,自绝于人民”等这类字眼。宣读的与其说是她的供词,还不如说是对她的判决。在场群众都感到她在劫难逃,不判死刑也会判无期徒刑。

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是参加批斗会的人始料不及的,使他们大开眼界。

会议快结束时,一伙自称“红色旋风”战斗队的人突然闯进会场,要把犯罪分子带到现场去“请罪”。他们一个个杀气腾腾,手执皮带、棍棒,与专案组的人发生了争执。把阻挡他们的专案组人员推到一边,冲上台去,揪住雍姓的女右派的头发,架着她的两条胳膊,把她带离会场。

刘芹站在会场的一角,看见人群往两边让开。雍姓的女右派脸朝后仰,翻着白眼,两只手臂反扭在身后,脚不沾地地出了会议室大门。在场群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惊呆了。打一涌而入到一涌而出前后只用了两、三分钟时间。那伙人出了大门片刻后群众才回过神来,跟了上去。

这伙战斗队的人她并不陌生。里面有抄过她家的人,有打过她、骂她是“母狗”的人,有给她剃阴阳头的人……她犯下新的罪行,落入他们手中,难逃厄运。她或许已明白了这点。她没有求饶,没有翻供,说那两条标语不是她写的。他们把她带到那堵砖墙下,要她面对墙壁跪下。她拒绝下跪。他们便把她踢倒在地,动手打她。

也有人说她被强行按跪在地,揪住头发向壁叩了三个头,才开始动手打她的。墙壁上的标语早已踪迹全无,上面也没有张贴主席画像。面对一堵空墙伏地三鞠躬表示一种伏罪的仪式,表示彻底认输,缴械投降。这时群众已跟上来了,把现场团团围住。

刘芹走在后面,隔着攒动的人头看见举起的皮带和棍棒。她觉得那伙人把她带出会场,带过这几十米街面,为的就是不在会场上而在这地方打她。就像一群饿狗争抢到猎物拖到一边去撕咬、瓜分一样。皮带、棍棒举起来又落下去。但却听不到呼叫声。

刘芹在一根木电桩旁边的檐坎上站下来,眼睛紧盯着那个地方。她身边站着一些人。一张张木讷、呆滞的脸。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倚在电桩上紧张、兴奋得脸都发白了。刘芹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实际上却只有四、五分钟。她看见皮带、棍棒突然停下来了。前面的人群一阵骚动,像卷起的浪头涌动了一下突然静止下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嚷嚷:“她被打死了!”刘芹听到这声音,它没有感慨,只是像几张抬起来的脸一样传达出目睹死亡的信息。刘芹倒抽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往墙头上方的天空望望,仿佛灵魂离开被棒杀的躯体的这一刹那间会有什么东西飘升起来似的。

她没注意到那伙人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注意到身边的人往里面挤,里面的人也有往外挤的。她也迈下街檐,挤了进去。隔着人墙她瞥见躺在墙脚下的雍姓女右派的尸体。她看见了她沾满血迹的脸、睁着的眼睛、那头乱糟糟的血水浸润的头发,血流淌到一边,滴进阴沟里……

刘芹走进院门直想呕吐。刘义在院门后的走道上碰见她。她脸色苍白,微微颤抖,伸手往外指了指。

十六

尸体在现场躺了一个晚上,有人用一床破草席把她搭盖起来。第二天下午,死者的亲属带着几个孩子把她抬上一辆架车,拉走了。

不是所有群众都相信雍姓女右派写了那条标语。她陈尸街头之后不久,就有传闻说,真正写反标的人已被抓获,是相邻居委会一个行为怪诞的十六岁的男孩。也有人说破获了一个由几个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组织的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交待反标是他们写的。还有谣传说,上面正派人调查打死人的事件,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中包括专案组人员和那伙人中的个别打手。专案组人员本是执法部门的人,却把理应照正常程序处理的罪犯(且不说还是证据不足的嫌疑犯)交给了群众组织。他们表面上不同意交人,实际上却是互相勾结好的,蓄意制造了这起血案。谣言还说,雍姓女右派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将按正常死亡的普通在职人员家属对待,领取抚恤金,等等。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没有下文而告终。当居委会、街道有关组织出面辟谣,“郑重声明”说群众中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替雍姓女右派(她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翻案的翻案风,干扰斗争大方向后,就再没人谈论这事了。

其时,群众组织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死保“王、张、赵”、与当权的走资派的斗争中显露出造反派的本色,他们与外地造反派挂上勾后,打出“红色方面军”的旗号。大多数没参加组织但赞成“造反有理”观点的群众都站到了他们的旗帜下。保皇派思想兵很快便处于劣势。

每天都有辩论、游行、街头集会、文艺演出、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高指示频频下达。大字报上不断出现江青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的讲话,王力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等等。各单位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被揪出来了,他们迫害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受到揭发。造反派群众第一次尝到了没有领导管束的甜头,四处见得到兴高采烈的场面。

院子里的群众也分裂为两派。在街道诊所上班的邓久连表叔是造反派的代表。他把街头辩论带进了院门,常常站在走廊转拐处宣扬主义兵观点,与思想兵群众展开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曾明君的保皇派之家也因造反派战士曾少华的存在而战火不断。曾少华搬进黄秋云屋里一个人开了段时间伙后,又回家里吃饭。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不再交伙食费,称曾明君和贺玉珍是“老保”。他在饭桌上和两个老保辩论,在走廊上和两个老保辩论。只要两个老保出现在群众辩论场合,他便会出面对付他俩。因此,院子里的群众在走廊上看到的以群众辩论形式(院外的亲戚朋友有时也加入进来)开场的热闹场面,往往以这一家人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激烈交锋收尾,以老保的败北或偃旗息鼓而告终。

当军用直升飞机从天空撒下传单后,两派的辩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邹兴容早在直升飞机撒传单以前便已退出“刘英俊战斗队”了,或者说已不再参加组织活动。那完全是因为一场虚惊所致。

那个最高指示下达的夜晚,天下着雨,刮着寒冷刺骨的风。游行队伍从街上转来已是凌晨五点了。“刘英俊战斗队”的老师们陆陆续续回到学校。当时学校停电,漆黑一团。冒雨游戏了几个钟头,一个个都淋湿透了,又累又困,只想放下旗帜、主席画像牌尽快回家。匆忙中,一张主席画像牌倒在地上,有人在上面踩了一脚。正踩在画像脸颊上,摁着下面的木条,踩破了画面。第二天早晨学校的工友发现了这事。她像在小屋里发现了死尸一样,惊叫着跑了出来。

邹兴容在游行队伍里一向是拿三角旗的脚色,但那天晚上却叫她扛主席画像牌。值得庆幸的是,她和另一个扛画像牌的女老师最先回到那间小屋,她俩靠墙放置的画像牌事后证明仍好端端地搁在那儿。倒下的画像牌是一名刘姓的男老师放的,踩上它的是一名钟姓的青年女老师。

邹兴容深感庆幸的是,她最先回到小屋放下画像牌这一事实。依她平常的习惯,她可能磨磨蹭蹭落到后面,但那天她却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前面。这或许和她鞋子漏水想早点回家把它脱下来有关,或者也是冥冥中有天主照看。她要是落在后面,也完全可能在黑暗中踩上那枚“地雷”的。

两名老师都是无产阶级出生,青年男老师还是一名共青团员。女老师怀着身孕,批斗会一下来就流产了,送进医院娩出一个六个月大的死婴。

邹兴容打那以后就称病在家,不再参加组织活动。她为自己没有踩上画像而万分高兴,她躲过一劫,不无得意地对儿女们说:“要是我踩上它了,你们怎么办?”

干革命已使她劳累不堪,她不是干革命的材料。现在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她还真的生了场病,过年都是躺在热被窝里过的。她抛下的那句“你们怎么办”的话在刘义心中回响。刘义当然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刘芹虽然又在一家粉厂做零工,刘琼和张惠在家里糊火柴盒,但邹兴容每月三十四元工资仍然是这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她一旦踩上了画像,就不只是像那两个无产阶级出生的老师那样批斗一场交单位管制就了事了,她会罪加一等,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义飞快地想到可能落到他们头上的那场灾祸。现在他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他想到雍姓女右派那个长着卷发的儿子。顶梁柱轰然倒塌,桁梁瓦砾砸在那几个孩子身上,一下子把他们砸懵了。刘义从那个丧魂失魄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由此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少年。后者在辩论中因对方出言不逊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要动手揍那个侮辱了他的工人模样的成年人。愤怒使他脖子变粗,青筋鼓起,嘴唇上沾着白沫。“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他不断重复着这话,一次次冲上前去,被劝架的群众挡开。刘义在一旁看得呆了。他无论如何就不可能像这个年轻的主义兵那样愤怒,那样热血沸腾,无论如何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这样的话。他纵然受了天大的侮辱也不可能变成一条愤怒的小公牛。

“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像游丝般飘然带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话。说这话的人摇着头,抖落头发上、脸颊上的污泥。本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的街头批斗会。下着雨,围观的群众打着伞、戴着斗笠。他被两个彪形大汉拧着胳膊押上台。刘义站在主席台一侧的街面上,没注意到这三人组合是打什么地方过来的。人群突然让出一条路来,这三人组合已旋风般地来到路的起点上。它由急转弯过来的,由于速度太快,六条腿也撑不住,摔倒在地。确切地说,摔倒的是被押解的人,被摁在了地上,脸戳地,身体扑倒在污泥中。转眼功夫又被提溜起来,以不减先前的速度押上了台。群众看见他华达呢中山服上淌着泥水,浑身上下泥渍斑斑。两个造反派战士拧着他的胳膊把他往下压。他挣扎着,抬起头来,愠怒地说出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话。

刘义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可笑了。回答他的是群众振臂高呼的口号声。

当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向红色方面军造反派扔下一枚枚“炸弹”的时候,刘义也像观看批斗会一样作为一名旁观者默默地在一旁呆看着。院子里一些群众跑进了院坝里,孩子们嚷叫着追逐飘落下来的传单。直升飞机飞得很低,螺旋桨搅动亮闪闪的太阳光线。机舱门大开,看得清舱里两个穿军装的人,把一捆捆传单推到舱门口,割断绳索掀下来。有的一离开舱门便呼的一下撒开,有的在空中坠落一断距离才四散开去。肚子上有颗红星的钢灰色的大蜻蜓。天女散花般地绕着圈子撒下无数宣告造反派覆灭的传单。

刘义不知道这就是所谓“二月黑风”的前奏曲。传单一撒过就开始抓人了。

十七

学校实行了军管,由当地驻军派出了军代表。像刘义这种逍遥派学生也接到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

刘义所在的初六六级四班共有十四五名逍遥派学生,占总人数四分之一强。其中一名女生、两名男生没回校报到。

军代表很少露面。学校的实际事务仍然由主义兵主持。保皇的思想兵虽然取得了胜利,有中央文件撑腰,但在主义兵占绝大多数的校园里仍处于守势。

刘义自从串联回来后就很少踏进学校的大门。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刘义虽然是一名逍遥派的学生,但对学校发生的事却了如指掌。

管理学校图书室那名徐姓的老师继走资派之后被揪了出来。此人有过参加地下组织的历史,但背叛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是个漏网的大叛徒。一张由档案、揭发坦白材料、供词加批斗会、皮带、拳脚组成的网,落网的活蹦活跳的鱼儿中有走资派、叛徒、美蒋特务、地主、右派、翻案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美人鱼姚素贞是教化学的女老师,大地主出生,上过名牌大学。她灵魂和肉体都被触及到了,身上的鳞甲被一片片揭了下来。另一名同样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且有海外关系的教数学的女老师也游进了网里,顷刻之间她的风姿卓绝和最漂亮女老师的魅力便化为乌有。王姓的校医原来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军官,一个潜伏下来的特务,从他家里搜出了伪装成收音机的发报机。教英语的、四清中已被贬为工友的曹右派本是死鱼一条了,但又往他身上注入了活力,让他在网中游来游去。初中部的体育老师因剥削阶级出生并替自己的恶霸地主父亲翻案触网后畏罪自杀,死前头一天还四肢触地地绕操场一圈在他教过的主义兵学生面前表演匍伏前进,动作稍慢点屁股上就会挨上一、两皮带。还有一名英语老师里通国外,一名高中部的语文老师有现反言论……落网的牛鬼蛇神都被关进学校原来的木工房里,学习主席著作、语录,写检查交代。一名高六七级无产阶级出生的女主义兵负责看管工作。她手下有几名男主义兵。白天木工房门口有人站岗,晚上房门从外面锁起来,一日三餐由家属送饭。

牛鬼蛇神在改造思想之余负责扫厕所、打扫校园、种菜。学校的菜园本来是为学生们参加劳动锻炼以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而开辟的。学生们挥汗舞锄的时候,老师们在一旁注意他们的表现。现在角色调过来了,校长、老师在地里埋头干活,学生在一旁监督。主义兵学生也让牛鬼蛇神给学校伙食团拉米、拉菜。身材高大肤色白白净净的学校头号走资派总是拉架车的中扛,刘义在街上见到过他,在几名男女牛鬼蛇神的簇拥下拉着架车跑得飞快。

落网的还有一条大鱼。市委宣传部一位部长。此人长得又白又胖,肚子腆出,像只吹胀的气球,经常上学校作报告,往主席台上一坐便口若悬河,好像他就是方针政策和各种文件精神的化身。主义兵学生们并没忘记他。他和学生之间并没有个别接触。但王名安却说,不知为什么他最痛恨这个胖子。很可能他每次作完报告校领导都要安排学校最漂亮的高六八级的女生上台发言对他讲话的精神表示拥护,肉麻地大唱赞歌。他被揪到学校来了,站在他作过报告的台子上,那名已参加主义兵的漂亮女生也是第一个上台发言,揭发他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种种罪行。上台发言的有主义兵学生也有主义兵老师。他不及一个普通的牛鬼蛇神经斗,精神完全垮了,肥胖的身体哆哆嗦嗦地发抖,脸上渗出的汗水一滴滴地滴在地板上。

并不是出生剥削阶级的老师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刘义他们的班主任小地主出生(刘义直到离开学校才知道他的出生,他在贯彻阶级路线时胜过一个无产阶级出生的老师),却当上了一名教职员工思想兵的小头目。

另一名出生剥削阶级的老师则当上了教职员工主义兵的小头目。

学校抓人比外面迟一步。抓了高六六级一名学生,因怕主义兵学生闹事,秘密抓捕的。而对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即那个剥削阶级出生的教职员工主义兵小头目则实行公开逮捕。

此人是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叫吴安宁。他曾在课堂上以自己的名字开过玩笑,说他这人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他作出自己的解释。所谓“吴(无)安宁”,就是要不断奋斗、进取,不能坐下来等待,要一刻不停地去追求。这是有点牵强附会的正面解释。但在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时候,学生们则另有解释:吴(无)安宁——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他的反动父母利用这名字对新社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三十出头,还是个单身汉。他参加组织后,才经人介绍和一个郊区蔬菜农闪电般地结了婚。新娘比他小五岁,因得了什么病头发都快掉光了。他本人则仪表不俗,周周正正,一副斯文相。但参加造反派后变得有点好斗了。这不只是表现在为一个并无原则性的观点在辩论中咄咄逼人非争个赢不可。刘义看见他在校门口和学校看门人打架。后者也是他那样的年龄,瘦高个儿,脸上有几颗白麻子,无产阶级出生,参加了思想兵。两人因观点针锋相对,辩论中看门人骂了他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动起手来的。双方大打出手,从看门人那间小屋打到学校大门口,然后打到进门的走道上,旁边的绿化带上。出乎大伙意料之外,他一个斯文人,发起怒来竟然像一头雄狮,把无产阶级出生的看门人狠揍了一顿。

抓捕他的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列队结合。

刘义所在班级站在篮球场正中,几级石台阶下。班主任唐敏之不像先前那样带领自己的学生站在队伍一侧,他站在右手篮球架下他那一派的教职员工中。参加组织似乎使他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他变了个人,穿著打扮、举止仪态都不再是原来那个平平常常一丝不苟的班主任唐敏之了。他是思想兵战士,参加组织活动比教书更令他喜欢。在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期间他曾一度意志消沉,迷失了方向,但很快调整过来,以一名普通战士身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刘义隔着人群瞧见他站在他那一派的教职员工中,高高兴兴地和一个女战友说笑,不时朝这边瞟上一眼。

学生们也分为两派列队,彼此泾渭分明。逍遥派学生夹在两派学生之间。邹正洪站在刘义前面,穿着件手工缝制的篮卡其学生服,理了个小平头,支楞着一对招风耳。王名安身著战士服表情严肃地站在一侧主义兵的队列中。

石台阶上站着军代表和几个思想兵头目。这是第一次主义兵没派出自己的代表。几个思想兵中有一个是初六七级的,父亲是市委一名部长,走资派。他因造自己老子的反,带领红卫兵抄自个儿的家而闻名全校。刘义看看他,穿着草绿色的军干服,留着小平头,一张没有什么特色的绷得紧紧的脸,垂手站立在一棵刚发绿的柳树下,三角眼冷静地朝人群观望着。

吴安宁老师是被两名穿便衣的执法人员带上台的。先前有人看见他和执法人员呆在一间办公室里。就像演员呆在后台化妆室里准备出场一样,军代表一讲完话,便在两个便衣的押解下匆匆登台亮相。上台的还有另外两名便衣,一边一个站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吴安宁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留着头发,摘掉了眼镜,耷拉着脑袋。台下响起了“打倒小爬虫!”“打倒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口号声。呼口号的是思想兵。主义兵则噤若寒蝉。他的脑袋抬起来了,被人揪着头发,脸上流淌着泪水。

当宣布对他实行逮捕,执法人员给他上绑的时候,他失声痛哭起来。

思想兵停止了呼口号。会场上突然变得寂静无声。他伤伤心心地哭泣,摇摆着脑袋,双手已被反扭在身后,被绳索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流不尽的悔恨之泪。他为什么要参加组织?他想造谁的反、革谁的命?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想到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一旦收监,一旦档案上有了这个污点,他这辈子就真的别想安宁了。

他使在场的学生感到尴尬。像小孩一样哭得鼻涕都掉下来了。主义兵学生尤其觉得难堪。抓捕造反派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组织人上街游行示威,不顾思想兵的冲击,手挽着手,含着眼泪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场面十分悲壮。他们需要英雄,需要大义凛然甚至慷慨就义的英雄,结果却出了这样一个窝囊废,使他们丢尽了脸。吴安宁老师的表现无疑是对组织的一种背叛。他太没骨气了。他们向他投去鄙视的眼光。

但刘义对吴安宁老师的表现却并不感到意外。他觉得这很正常。他替吴安宁老师感到难过。他伤心得过了头。谁能说他的不顾脸面的恸哭中没有一种悔过自新的姿态?无安宁老师虽然参加了组织,但骨子里仍然是属于学校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主义兵学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英雄,他甚至连男子汉也不是。

几天后刘义在街上目睹了另一场抓捕。

被抓捕者是某单位一个主义兵头目。他一直东躲西藏。先后已躲过了几次抓捕,和抓捕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扮演一只机灵的老鼠的角色。但这天他却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被人碰上了。都是三十好几四十岁的中年人。刘义刚读完一张大字报,走过工人文化宫大门。一个五短身材、穿灰夹克的男人贴着墙根迎面走来,突然在他前面一点站下来了,抬头往他身后看了一眼,转身就往回跑。刘义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身后便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差点把他撞倒。就像几只狂奔的猎犬蓦地闯进人群,路人都慌忙往一边躲闪。被追逐的人快得像兔子。但几名大汉还是在前面街口上赶上了他,把他扑倒在地。

刘义走到跟前,那儿已围起了一圈人。穿灰夹克的人被按在地上,肚子贴地,沾满灰尘的脸抬起来,眼睛瞪视着身边的人。他的手臂被扭到身后,衣袖往上捋到臂膀上,绳索从他脖子上捋过,打了个活结,两头分别在他光裸的、肥胖的手臂上缠绕几圈,套住手腕,绳头打活结里穿过,用力收紧。一只脚踩在后背上。手臂随着绳索的收紧往上抬,几乎到了快要折断的程度。

他始终没吭一声。当他从地上被提起来后,还脸露笑容。没有立刻把他带走,让他蹲在一根电桩下。大概需要通知什么人。抓捕他的人中留下两人看守他。他叫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他替他松松绑。那人没理睬他。绳索勒进肉里,手臂变粗、鼓突,肿胀的手指头呈现出陈年泡姜的颜色。他脸色已变为土色,眼球充血。但仍然不时咧着嘴笑,显得无所畏惧,好像今天的事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对叫过他名字的那人说,算他倒霉,落入了老保的手中,他任凭他们发落。不过老保有朝一日也有落入他手里的时候,他会加倍奉还,到时候就认得他了。

比起吴安宁老师来,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了。群众在一旁观看,有的主义兵群众默默地投去赞赏的目光。刘义与其说同情他这个人,还不如说同情那两只乌紫的手臂。被绳索扎断的血液直往上冲,使眼球充血,额角上的青筋毕毕跳动。

刘义走开去,那两只手臂仍在眼前浮现。像吴安宁老师一样,这人也会送市看守所。那儿会有各种刑罚侍候。这是一张大字报上揭露的。到时候他会再也笑不起来了。

“复课闹革命”只进行了短短的半个月便宣告结束。军代表离开了学校。直升飞机又一次在天空盘旋,撒下了党中央粉碎“二月黑风”、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的“红十条”。

通宵达旦的游行、欢呼。被关押的造反派战士英雄般地回到组织和战友们的怀抱中。

刘义没看到最初的感人场面。他去北城区宪政街老看守所那天已是第三天上,放人已接近尾声。黑漆的大门外已没有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只有等候在那里的家属、朋友。关押在里面的已是一些无名之辈或在关押期间因意志薄弱已脱离、背叛了组织的人。

刘义在大门附近的围墙下碰见一户唐姓的院邻。母女俩和一个寄养在他们家里的男孩。女儿穿着花布衣服,扎着对齐腰的长辫子,来接她即将获得释放的造反派未婚夫。刘义对那个有张扁平的青水脸、身穿战士服头戴军帽的未婚夫没有好感。此人在主义兵宣传队里搞演出,经常带支笛子上院子里来吹奏“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这类歌曲。

人不是大门打开,一个接一个放出来的。而是每隔四、五分钟或更久的时间打开门,放一个出来。

刘义前后看了五次放人。出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还蹦跳几下喊出这句口号。他们是无名之辈,或在狱中写过悔过书的人,但他们仍然是主义兵战士。他们有人在喊了第一句口号后,也没忘了加上一句“打倒老保!”然后才在亲友们的簇拥下离开。

十八

刘义的记忆中,曾少华就是在“红十条”下达后,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日子里,开始和他老保父母算账,揭露他们对他的压迫和迫害的。

他们在他的饭里下毒,这还是直升飞机第一次在空中盘旋之前的事。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他恶心、呕吐、腹泻。那可能是吃了馊饭、冷菜引起的。他坚持说他在饭里和饮用水里发现了一股异味,而且还在饭碗里发现了一条蜈蚣。他吃剩饭剩菜,并非父母虐待他,而是从小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剩饭都在煎过菜的锅里煎热,逢上吃回锅肉的油锅煎出的就是他爱吃的油炒饭。蜈蚣就是在油炒饭里发现的。他把它吃下去了才发现自己吞食了蜈蚣。

他已了解自己的身世,了解自己是个野种。对品行不端的女人他恨之入骨。居委会一个梁姓的女人因偷人受到批斗,他是批斗会一名热心的参与者。梁姓的女人是糖果厂一名合同工,有夫之妇,却和本单位一名未婚青年发生奸情,因而被开除出厂,交居委会管制。她身材娇小,丹凤眼,长得细皮嫩肉,喜欢穿着打扮。也就是说,尽可能不穿普通居委会妇女单调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人。刘义就见过她穿一条青色的女中学生穿的那种背带裙。这是在她被开除出厂、送交居委会管制之前的事。在居委会男孩、也包括刘义的眼中,梁姓的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她是刘芹的朋友。因此刘义在街上碰见了都招呼这位“梁姐姐”。

居委会的女人背后都骂她“破鞋”,她从街上走过身后都有人指指戳戳,啐口水。她们说她妹梁丽也不学好,还是一名女中学生,成熟得就像一名少妇——谁见过一个处女有那样一对乳房?梁丽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居委会的女人也说那是天生偷人的女人的眼睛。有关这两姊妹的事,刘义总是竖起耳朵听。批斗梁姓的女人,是因为她本性难改。有群众揭发,她又偷上了相邻居委会一个在粮站上班的转业军人。

刘义去参加了批斗会。在会场外读到一张揭露梁姓女人奸情的大字报。由曾少华执笔,署名“五湖四海战斗队”。刘义没想到平时对女人正眼不看一眼的残疾青年竟然能这么地道地描叙一个坏女人的犯罪事实,提供这么详尽的细节。

曾少华和几个“五湖四海战斗队”成员坐在会议室进门的凳子上。他拐杖搁在一边,和身边的人说着话,不时调过脸来朝门口望上一眼。刘义注意到了他阴沉、兴奋的目光。每天都看见的人,但突然之间你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新的东西。一副刚崭露的新面孔。刘义注意到他长得浓黑的一对眉毛,脸部更加分明的轮廓,上嘴唇和下巴上长出的毛茸茸的胡茬,脸颊上的青春痘。

刘义就是在那次批斗会上注意到他眼睛里闪耀着那种奇异的神彩的。他用那样的眼光盯着台上的女人。那样的眼光使他对四周的口号声和揭发人的声讨充耳不闻,使他独自面对着她。他从这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年轻时的影子。贺玉珍要是不及时嫁人也会落得和这女人一样声名狼藉(他忘了那时还没有居委会)。那样的眼光有如魔鬼附身,使他再也没有片刻安宁。

他已不再和两个老保辩论。当造反派暂时失利的时候,两个老保竟然要他“反戈”,加入保皇派思想兵。他对此嗤之以鼻。他是一名坚定的造反派战士,痛恨老保,痛恨一切反戈的变节分子。邓久连表叔先前是名主义兵,在院子里的辩论中,他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对付老保。但邓久连表叔“反戈一击”,投靠思想兵,表明自己是个投机取巧的两面派后,他就再不理睬他了。

两个老保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是一名立场坚定的造反派战士,只要他存在一天,两个老保就别想安生。他们明白这点,却要隐瞒起来。但他们的眼光却出卖了他们。两口子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但贺玉珍却要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关心。见他吃饭没胃口,问他那点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他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一名造反派战士生病了老保会感到心痛?造反派战士死了老保才会感到高兴。这话很快在他心头变为“我死了你才高兴!”他听见两个老保在一边嘀咕,拿眼睛瞅着他,一副阴谋家的嘴脸。曾明君说:“他掼筷子了。好话他听不进,就知道对着干,家里怎么出了这样一个……”贺玉珍好像猜到他心里想的那句话,当他离开饭桌,生气地朝门口走去时,她冲着他的背影嚷道:“你怎么不死?”

他再不能和两个老保同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了。他叫他妹把饭送到他屋里。这个红头绳扎着一对小辫子下巴颏尖尖的女孩因能把整本语录倒背如流而在居委会乃至整个城区出了名。她是个有心眼的女孩,表面上跟两个老保走,暗中却同情造反派的哥哥。家里只有她能得到他的好感。至于比她大一岁的那个长得活脱像他老子的兄弟,则是一个跟在两个老保屁股后面跑的不可救药的坏小子。

他在屋里喂了几只鸡。吃饭前,他总要把碗里的饭菜擀一点在地上,让小鸡们啄食。见它们没事后,自己才进食。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做,当着他妹或外人的面也这么做。别人都认为他喜欢养鸡,从自己嘴里腾食物给它们吃。饭是定量的,每顿只有那么一瓷碗。他在街道生产上班,每月二十七斤口粮,标准比国营工厂的工人低。凭着他的头脑和造反派的身份,他已脱离了体力劳动,离开了加工厂那间满是飞扬的水泥粉末的令人窒息的屋子,搞勤管工作,算算帐,替几个街道生产企业写宣传标语、刻印材料。但二十七斤口粮对他来说还是太少了。他半饥半饱,小心眼地认为两个老保剋扣他的伙食(他以前没交伙食费,但一个人在屋里吃饭后就开始每月交十元伙食费了)。不过出于造反派战士的尊严,他从没提起过这事。

他把那几只小鸡关在屋里,大多数时间都用一个篾竹罩子罩着。他的房间从不打扫,总是乱糟糟的,有股臭烘烘的兽类的味儿。他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把那两间屋子裱糊过了,自己写了些字画贴在墙上。主席诗词和语录。其中一副面对房门贴在板壁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说也知道是针对两个老保写的。

一段时间刘义在他屋里进出,听他讲大字报上读不到的“内部消息”。他对被关押的造反派战士的命运非常关心。他打听到的消息说他们在里面忍受各种刑罚的折磨。好像国民党监狱里使用过的刑罚都用上了。像不分昼夜的提审啦,棍棒毒打啦,灌辣椒水啦,坐老虎凳啦,吊两个大指拇啦,等等。其中一种刑罚是把人赤条条地倒吊起来,绳索从梁上搭过,提起来放下去,让受刑者的脑袋像打夯一样和地板相撞。他说得有声有色,好像他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一样。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眼睛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刘义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同样也不很相信他对群众说的有关蟑螂和耗子的话。

他屋里有许多蟑螂、耗子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他用老鼠药、捕鼠夹对付耗子,但对蟑螂却无可奈何。他隔壁是几家人公用的厨房。一到晚上成群结队的蟑螂便穿着板壁缝爬进他屋里。他用脚踩,用苍蝇拍打,都无济于事。在和这支蟑螂大军的搏斗中他只有甘拜下风,听任他们姿意肆虐。他晚上失眠,有的是时间观察入侵者的活动。就在两个老保企图对他进行迫害的前几天晚上,他有了惊人的发现,目睹了一场这种昆虫的庆典仪式或者说游行示威。其中所显示的迹象令他惊骇。

这天晚上,他也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听见钟打过十二点,又打过一点。院子里都是些早睡早起的人,打过九点四周已静下来了,十点不到便已黑灯瞎火。他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躺在黑暗中浮想联翩。一阵窸窣声引起他的注意。在此之前,他已听到耗子在跑动。永远杀不完的小动物。他想到又该对它们下药了。耗子跑动的声音静下来后,他又听见小鸡们在睡梦中发出的唧唧声。这窸窣声响了会儿才引起他的注意,打断了他对下午读到的一篇以大字报形式抄录的报刊上的评论文章的思考。他后来站在院门口揭发两个老保时就这么有条不紊地说到哪天晚上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他从被窝里撑起身来,拉亮了灯。眼前的景象使他看得惊呆了。一支由无数蟑螂组成的队伍正浩浩荡荡打床头墙脚下向屋子中央进发。墙脚下他用来塞耗子洞的半截砖头被拱到了一边。就像攻破了关隘,这支队伍畅通无阻地开进了广阔的平原。从高空俯瞰,就像一道流淌的黑褐色的液体,在平原上一度迷失了方向,填满一个小小的盆地后,然后转了个弯,向黄秋云用过那张饭桌挺进。他已撑起身来,坐在被窝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队伍在桌下的阴影里聚集起来,牵成线顺着一条桌腿往上爬。有的蟑螂掉下去了,但队伍仍源源不断地向上攀援。先头部队已越过桌面的边缘,探着触须爬到了桌面上。他回头看看,黑褐色的液体已流经关隘,但还有零星的斑影跟上来。急急忙忙地赶路,好像生怕错过了某道晚餐或某次集会似的。桌面上的蟑螂已越聚越多,他数到第十四只就再也无法数下去了。蟑螂们从不止一个方向爬上桌面。他揉了揉眼睛,确信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

当他面对群众说到这支蟑螂大军时,他声音还有点打颤。他相信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谁见过这么多的蟑螂?谁见过蟑螂的眼睛、听见过它们的窃窃私语?谁见过它们分成两派在桌面上打斗,并且搧着翅膀飞起来在他头顶上盘旋、落到被盖上、落到他头上?它们向他发起了进攻,他从空中把它们击落。他抓住它们把它们捏碎。整间屋子都见得到蟑螂的尸体,嗅得到蟑螂的臭气。他就像一名造反派战士和老保作斗争一样把这间屋子变成了战场。他已从床上爬起来,用鞋底击打桌面上、地上的蟑螂。但就在这时灯突然熄了。他在黑暗中仍然不停地击打着,感到蟑螂大军的节节败退。他恨这些蟑螂,恨所有的老保。当灯突然又亮起来的时候,屋里已不见一只蟑螂的影子。而且奇怪的是,蟑螂的尸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他屋里那盏灯的路线是隔着厨房从老保那边牵过来的。他在和蟑螂搏斗的时候,老保们拉了电闸。当灯重新亮起来后,他听见贺玉珍在门外的声音。她怎么知道他屋里发生的事?

几天后他又见到了蟑螂。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多,爬到桌面上来的只有十几只。其中两只特别引人注目。这一公一母的两只蟑螂显然是领队的,个头比别的蟑螂大,色彩也更油亮,面向他呆在桌子的边缘,从容不迫地用爪子理着头上的触须。其中一只头颈部位有道白箍,脂肪色的令人作呕的颈圈。他从这两只厚颜无耻的蟑螂身上看到了老保的嘴脸。这次他比上次更加气愤。他从床上跳起来,抓起布鞋奔过去。那两只蟑螂混在别的蟑螂中抱头鼠窜,他满屋追打,愤怒中有种快意。“打死你们这些该死的老保!”他咒骂着。这时他又听见门外贺玉珍的声音。这次不止她一个人。

两个老保迟早会对他动手的,他很清楚这点。红十条已下达一段时间了,他们感到自己末日来临,再不动手他们就要永远失去机会了。在他见到蟑螂之前,他听见耗子在黑暗中磨牙齿,听见隔壁厨房里关在笼子里的那只公鸡发出咯咯的叫声。那是曾明君四十五岁生日贺玉珍上附近乡镇集市替他买的。黑暗中有人走近鸡笼,伸手抓住那只公鸡的颈子。他听见搧翅的声音,听见锋利的刀刃割断拔去了一撮羽毛的喉咙、血喷射而出的声音,听见喉管割断后像打嗝似的咯血声,扑腾了几下蹬腿儿了。贺玉珍敲门的时候,那把带血的菜刀就握在一只青筋鼓起的男人的手里。

“少华,开门,我是你妈。”贺玉珍的声音说。他又看见那只戴白颈圈的蟑螂,又一次向它奔过去。

他被她的虚伪、阴险激怒了。他骂了她一些什么话,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能够理解。那是一名造反派战士对老保的愤怒谴责。他不怕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当时他却感到毛发倒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受不了外面的撞门声。他警告说再不停下来,他就一把火把屋子点燃和老保同归于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造反派战士虽然不怕死,但也是讲究策略的。

这一招果然灵验。两个老保安静下来了。不过并没走开。他没听见他们走开去的脚步声,还呆在门外。他隔着门站在外面屋子里,感到耳朵里嗡嗡作响,脑子里发出像击鼓一样的砰砰的搏击声。在这场斗争中他已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需保持高度的警惕。他把耳朵凑到门缝上,听出门外的老保也在这么做,他听到了呼吸声。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又一次被激怒了,对准那只耳朵的位置猛烈地捶门。

两个老保跑开去了。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守候在门外。贺玉珍又叫他开门,装着很关心他。好像他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她这是在制造舆论。有提着菜刀来关心一个造反派战士的事吗?他出了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可以替自己开脱了。不过没有人能听见她的话。这个夜晚整个院子都仿佛沉到地底下去了。这是一场在荒野中的对峙,只有他和两个老保。

他无法再睡了。两个老保仍然呆在门外。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屋里能够搬动的东西,炉子啦、凳子啦、洗脸盆架啦都搬到门口堵起来。他让灯开着,回到被窝里,就这样眼睁睁地裹着被盖坐着等待天亮。他感到疲倦。就像一名战士在战斗结束后才发现自己受了伤一样,他感到头痛欲裂,感到脑子里像有团火烧般地灼痛,同时也感到惊恐不安。这就是他为这次战斗付出的代价。不过这并未妨碍他双手抱头在一种僵直不动的姿势中想到自己短暂而充满战斗激情的造反生涯,想到造反和造反派组织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使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那么暗淡无光,那么毫无希望。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老保的阴谋没有得逞,全靠了一个造反派战士的临危不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但老保并未死心,他们丧心病狂,在自取灭亡之前,还会找各种机会对他下手。死并不可怕,但要使他们受到惩罚,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绝不能相信他们是有理性的。要是有一天发现他不幸牺牲,倒毙在家里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毫无疑问是两个老保干的!……

刘义站在围观的人群里,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控诉。他脸色苍白,蓬头垢面,眼球充血,一夜间仿佛长了几岁。群众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对老保的行径表示愤慨。有人建议他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有关部门,有人建议把两个老保揪出来亮亮相。两个老保自始自终呆在家里没露面。

(上部·上)

《自由写作》第30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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