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茛:迷失在1966(长篇小说·上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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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茛

十九

这天上午,刘义呆在家里和两个妹一块糊火柴盒。

他坐在饭桌上面向门的一方,给外盒贴商标。刘琼、张惠也做同一道工序。桌面上堆放着已晾干的外盒。各人面前放着一沓商标,用蘸上浆糊的小刷子揭起一张贴在外盒上,丢到旁边的簸箕里。

刘琼、张惠做得又快又好,轻轻一点便把商标揭起来。刘义则往往要来第二遍,有时用手揭开沾在一起的商标。几个人默默地做着,没有谁说话。糊火柴盒是刘琼、张惠的事,刘义只是偶尔帮帮忙。刘义不喜欢这捞什子,挣不到两个钱,却耗时占地。自从家里糊上火柴盒后,所有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簸箕啦、竹兜竹篮啦、草席啦、洗澡盆啦,里里外外都堆满了火柴盒。

院子里还有两家糊火柴盒的,还有拣猪鬃、打鸡肠带、上铁工厂炭灰包上捡炭渣的。这段时间没上学的孩子们都想到要挣钱了。刘芹选择了糊火柴盒。她上居委会开证明,去火柴厂领料,调浆糊啦、晾晒啦、用谷草打包啦,都是她一脚一手在操办。她把一家人都动员起来了。刘义尽管老大的不乐意,但逢上送货的时候也不得不担上一大挑。

刘芹从第一笔领到的工钱(七元六角二分)里拿出五元替刘琼买了双猪皮皮鞋。半高帮,系鞋带的那种,这会儿刘琼就穿在脚上。刘芹还用剩下的钱给张惠买了双尼龙袜。

自从抄家后张惠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她患上的急性肝炎已经痊愈,但身体单薄,眼光抑郁。也许她一向就是个沉默寡言、体质单薄的女孩。困难年她得过夜盲症。刘义记得一天晚上她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以为自己眼睛瞎了,呆在走廊上哭泣。后来吃了医生开的一瓶鱼肝油她才重新看得见东西。她下面还有个妹,活了不到两岁,死于五七年,她父亲被捕后的第二年。家里从来不提这事。

刘芹和邹兴容呆在厨房里。刘芹今天轮休,天不亮就去肉铺站轮子,刚买回来一笼肥肠。一斤肉票(每人一月半斤)买三斤肥肠,三角钱一斤。刘芹这次买了一元钱的肥肠,多出的三两没收计划。

刘义听见刘芹叫他,他放下刷子朝厨房走去。

刘芹捞起袖子蹲在灶头一侧的缸钵前。邹兴容往缸钵里舀进两汤匙盐,她开始搓洗起来。滑腻腻的猪肠子,上面经经网网的缀着油脂。肠道疾病的溃疡斑点,毛茸茸的大肠末端。豌豆炖肥肠,一家人都喜欢吃。刘芹会用明矾和盐洗得干干净净的,收拾干净,把油脂撕下来,煎出半碗猪油。

刘义看了会儿,担上水桶,拿上水牌子,上街口的自来水站去挑水。

门前的菜地已种上茄子、海椒、丝瓜、苦瓜秧苗。还种上了几棵向日葵。落了场雨,地是湿润的,秧苗的叶片上挂着水珠,一棵丝瓜秧长出嫩绿的带卷须的藤蔓。坛口的位置在其中一棵向日葵脚下。刘义曾用一根粗铁丝插进土里,探到下面的坛口时一尺多长的铁丝都快插完了。土越积越厚,给人的感觉就像坛子在往下沉似的。

他穿过无人看管的香蕉林。往年的这个时候在林子里看得见钟文敏神甫忙碌的身影。身穿黄秋云替他缝制的粗布衬衫,挥舞着锄头,担着粪桶给香蕉树施肥(围绕香蕉笼掘一道环形的沟,把粪倒进去后再把土填回去),或把割过香蕉或需要清理的株干锯倒,断成节拖走。把整个香蕉林拾掇得整洁清爽。而今房子已收归房司所有,香蕉林无人照看,到处是倒塌、折断的株干。笼子里新的株干长起来了,展开一片片绿叶,向上伸展着卷筒状的嫩绿的树芯。已腐烂的株干和上年的枯枝败叶在阳光下散发出臭气。

连续下了几场雨后,井里的水快漫到井沿了。刘义看见秦睡龙那孩子在井边钓鱼,手里拽着根细麻绳蹲在井边的青石板上。刘义走近时,他钓起来一条二指多宽的鲫鱼。那是他自己打河沟里撮来放进去的。鱼钓起来后他取出鱼钩又重新放进水里。

刘义走出院门,远远地看见自来水站前站着轮子。自来水站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供水,几条街的居民都上这儿挑水。院子里的人洗衣服用井水,但饮用水还是上水站挑。刘义等了十分钟才轮上他。他把水桶分别搁在水龙头下面的青石板上,递上水牌子。放水的胖女人任何时候都哭丧着一张脸。自来水公司的工人,不知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总是忙着打开或拧紧水龙头。

刘义担了第二挑水转来,看见张友仙在家里和母亲说话。

他把水倒进水缸里,给清最后一遍肥肠的刘芹舀了一瓢。回到屋里,张友仙笑嘻嘻地看着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你家里的孩子怎么不造大人的反?”

“对他们叫划清界限。”邹兴容笑着说。

“他们怎么不那样做呢?”张友仙用赞赏的语气说。“有家教的就是有家教的。你这几个孩子都规规矩矩的,从不惹是生非。那一家子……”

说到这后一句,她轻蔑地撇了撇嘴。说的是她的亲戚贺玉珍那一家子。曾少华前两天的揭发成了院子里一些非无产阶级家庭议论的话题。那不是儿子造父母的反,那是造反派主义兵战士和保皇派思想兵的斗争。

张友仙是来找刘义的,要刘义替她写交派出所王干事的思想汇报。

刘义带上纸笔,和她来到张三姑婆家里。张三姑婆这两天病了,躺在床上,她在照看她。院子里只有这间屋子安装了地板。以前修女住的房间。室内光线幽暗,家具摆设古色古香。

张三姑婆的两个儿子都是起义人员。抄她的家是因为居委会、派出所把名单弄错了。但抄走的东西后来并没有归还她。她屋子里没挂主席画像。床头平柜上方的相框里仍然镶嵌着一张圣母像,一侧的壁柱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没人知道这两件东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有的教徒纵然把圣像、十字架保存下来了,但现在也不敢挂出来。

抄家时打坏的钟已经修好,摆在十字架下平柜的一角滴滴答答地走着。不过报时没以前那么准了。

刘义在床脚一方踏板档头上坐下来,张友仙把一张茶几挪到他面前。张三姑婆从被窝里支起身,背靠床栏,叫张友仙打开平柜旁边一个食品柜,取出盛炒面的瓷坛。炒黄豆打的炒面,舀进一个小瓷碗里,加上白糖,兑上开水,搅拌成又香又甜的糊状物。刘义在这间屋子里好久没受到这样的款待了。这一般是用来招待比他年龄更小的孩子的。他接过手,用汤匙慢慢吃起来。

张三姑婆在空军部队当教官的大儿子每隔一月给她汇一次款。从来都很准时,收款日期相差不过一两天。但这次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收到汇款。她担心她大儿子那边是不是出了事。她和张友仙谈到这事(从院门那头走廊上传来邮递员的声音,这次又没有她的汇款)。张友仙说可能在邮局耽搁了。

话题又转到张友仙兄弟身上。张友仙以前靠她兄弟接济。从劳改队出来后,她每月都收到他的汇款。这活命的涓涓细流维持到去年春上,以后又断断续续有过几次汇款,到十月份便突然中断了。再没有钱寄来。现在,张友仙靠在市场上卖葱子蒜苗、卖皮蛋、也替人加工皮蛋维生。

“我们一切有主安排。”张友仙说。“我感谢主,让我活下来了,让我吃得做得,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她接过刘义的碗,拿到走廊上去洗了,转来抬了张矮凳在茶几一侧坐下来。

刘义提笔在思想汇报上方写下一段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你知道怎么写。”张友仙俯下身来,在他耳边用称赞的语气说。“我就说什么也引用不来这东西——说得好,王干事也这么说,我们那帮子牛鬼蛇神……”

刘义本想纠正她,不能说“这东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张友仙有她那套词汇用语。在外人面前她会装疯卖傻,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她心里明白得很,还从来没有人因为她说了什么话揪住过她的尾巴。刘义在语录下面留下两行空格,用工整的笔迹端端正正地写上“思想汇报”几个字,停下笔来等下面的内容。

张友仙抬起脸来,往上翻着眼,在吃力地弄清几件事发生的前后顺序和确切的日期。四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她去了仁义街方某的家,为的是给方某患痛风的老人拔火罐。四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去人民路刘某的家,给他送去二十个皮蛋。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至晚上八点,去河对岸农机厂她侄女家作客,两岁的侄孙女的生日……刘义以汇报的形式一一写了下来。他已不是第一次替张友仙写思想汇报。张友仙有责任交待自己除在本居委会以外的一切活动。

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前天,即四月二十号晚上。她一个乡下外侄女进城办事,因误了最后一班船,上她这儿投宿。当时天已黑了,她留她住下来,没按规定上派出所登记。原因是天下着雨,她外侄女又不是外人住一夜就走。结果十一点后突然来了几个查夜的人,敲开她那间小屋的门,把她和外侄女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夜才放出来。派出所怎么知道她家里来了客人?她那从来没有客人上门的家怎么碰巧那一夜迎来了查夜的人?张友仙怀疑是院子里的人告发的,究竟是谁她不愿说(要是平常最有可能是曾明君,但前一天他家里刚出了那事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心情)。幸好她那个外侄女家庭出身还是下中农,身上带有公社出的介绍信。

在思想汇报中,她必须对这事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任务自然交给了刘义。刘义对任何形式的思想汇报都不陌生,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不过对这种学校式的思想检讨他毫无好感。“做出这样的事我十分悔恨。”他写道。“我辜负了王干事对我的教导。今后我一定随时给自己敲警钟,引以为戒,加强思想改造,将功赎罪,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请王干事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张友仙卖葱子蒜苗、卖皮蛋未经居委会允许,没经市管会批准,属不法行为,受到过市管会的打击。在思想汇报中,刘义委婉地说成“受到市管会同志的教育”。她卖过一次炒瓜子,一次炒花生,这是极端错误的。虽然没被当场抓住,但她还是在思想汇报中作了交待。尤其是花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她保证下不为例。

张友仙在检查的同时也发出请求。她希望有关部门考虑她的实际情况,发给她一个摊位证。就像市管会曾经给一些家庭困难的小商小贩颁发的那种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之内经营的证书一样。“求你们开开恩,你就这么写。”她说。“给我一口饭吃,给我一条生路。”

“你不能这么说。”刘义停下笔来,没意识到张友仙并不很认真。

“为啥不能?”

“你不能说‘开开恩’之类的话。”

“没人会对我开恩吗?啊!什么也别写。”张友仙笑道。“就检查自己的投机倒把行为好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给我一条生路——嘿,人家才不会给呢。我只晓得天无绝人之路。我这辈子没求过人,除了天主。”

她的“圣母妈妈”。天主让她度过了难关。现在她不能上教堂望弥撒了,众教友在弥撒中再也听不到她作为一名领诵者歌咏般的诵经声,但每晚她仍掐着念珠念玫瑰经,向天主祈祷。

刘义把写好的思想汇报读给她听。就像评价一个第三者或刘义自己的思想汇报那样,她称赞道:“写得很好。看得出来态度谦虚,老老实实。”

二十

吃过晚饭,刘义总在家里呆不住,总要一个人外出,四处转悠。读大字报,看辩论,上剧院、行署礼堂看文艺演出,偶尔也上电影院看新闻片或样板戏。城墙外那条临河的小街也是他经常渉足的地方。伴着一轮明月石板铺的街面在古老的城墙和低矮的瓦房间曲折蜿蜒,孤独的夜游者怦然心动地瞥见豁口处显露的河对岸朦胧的山丘和下方河岸上停泊的船只的灯光。但多数时间他都呆在人群中,徜徉在市中心那条贴满大字报的街道上。

两个十字路口之间的这条大街总是热热闹闹。一到晚上看辩论、读大字报的人群便压断了街。辩论家或绕舌者们活动的舞台。传达中央首长讲话、发布重大新闻、传播谣言或各种小道消息、揭露某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腐化堕落隐私的窗口,更是两派交锋的战场。楼房的墙壁上、商店的橱窗上、电影院的广告牌上、饭店的玻璃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无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它们钻进电影院前厅的大门,爬上电桩,悬挂在绳索上飘扬。它们在墙脚根上作巢,倏然间又长上翅膀飞落到二楼窗口下。它们生命短暂,互相争夺地盘。常常是一张大字报浆糊未干,另一张大字报又贴上去了。造反派主义兵的浆糊桶前脚刚走,保皇派思想兵的浆糊桶后脚即到。

五。一节前两天,保皇派思想兵赤膊上阵,一夜之间撕光了所有的大字报。

他们清洗砖墙、门窗,给一些门框、橱窗刷上油漆,贴上喜迎五一的标语。为防止主义兵贴大字报,他们还成立了纠察队。

造反派主义兵用辩论的长矛给予回击,战场就摆在这条打扮得红红绿绿的街道上。

刘义在人群里走动。因为没有大字报可读,突然间留念起大字报来了。他想到大字报海洋中那颗璀璨的明珠——《出身论》,没有大字报,你就读不到那样的文章。它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但有消息说,它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更不代表党中央,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恶毒地攻击、诽谤党的阶级路线,挑拨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与党的关系,等等。这消息也是刘义在大字报上读到的,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但刘义却相信文章上的每一句话。此时他走过电影院的橱窗前,想到:“一个人有权利相信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是这句话。太对了。他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但是另一个声音却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因前一个念头在心里揭开的一片蓝天、透射出的一缕阳光瞬间又被阴云覆盖。你只能相信客观上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东西。否则……

排列出的没有灵魂者的名单将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大军,从古至今,形形色色,包括现在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神父、众教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义兵眼里的思想兵、思想兵眼里的主义兵……人人都在追求客观正确的、永远正确的东西。

张友仙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但是她却有灵魂;刘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她却有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并不等于就没有灵魂。他活跃的头脑并不就此打住。用“是非”代替“正确的政治”,这句话就变成了……他默念了一遍。起码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但是刘义却感到自己很安全。他因篡改的乐趣而喜形于色。一星思想的火花。绝对安全的、不会被抓的篡改者。他和本班的两个女思想兵打了个照面。

刘义在百货大楼一侧的人群里站下来。辩论双方站在同一张条桌上。代表主义兵的是一位个儿矮墩墩,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中山服左上兜上别着一枚农校的校徽。他显得非常沉着,胖胖的宽脸盘上挂着自信的微笑。

他旁边有一伙支持他的下苦力的造反派群众。

“大字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他说。“谁撕毁大字报谁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支持他的造反派群众为他叫好,保皇派思想兵则在一边起哄。他们是群众中的大多数。

与他并肩站立在条桌上的女思想兵三十多岁,单位职工,瘦瘦的一张脸,说话声音尖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五一节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她一只手举到半空中。“我们清除街道,整顿市容,为的是以最新、最美的姿态迎接她——”

“你们把大字报当垃圾清除吗?”造反派群众中有人高声责问。

“谁说了是垃圾?”

“你们清除什么?”

“有碍市容的东西。”

“大字报有碍市容了吗?”

“只有垃圾才清除掉!”

“你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们到底害怕什么?!”

造反派群众七嘴八舌地嚷嚷。他们人少,但声势夺人。农校青年挥挥手让大伙安静下来。“你们说最新、最美的姿态。”朝女思想兵讽刺地笑笑。“可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你们认为把大字报撕下来,这儿那儿刷上油漆就是美,而我们则认为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才美。它体现了群众运动的蓬勃生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你们的大方向错定了!”思想兵群众中有人大声嚷道,还像呼口号似的伸出手臂。

这引来主义兵群众的哄笑。

“你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女思想兵面对面地责问道。

“我说了吗?”农校青年两手一摊,笑着朝四周看看。“我说了审美观——”

“你说了不同的阶级……”

“审美观当然是带有阶级性的。”

“你说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女思想兵咬住不放。

“我倒要问,谁喜欢看见撕毁大字报?”

“你说谁?”

“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啰!”

主义兵群众发出赞赏的笑声。有人高声念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女思想兵退下擂台,一个四十多岁穿和尚领汗衫的男人取代了她。下面还有几个急于等着上场的人。农校的主义兵朝他们看看,露出轻蔑的笑容。他始终沉着而自信,相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宽脸膛上没有一丝犹豫不决。

四十多岁的男人一上来就念了一段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他把语录本合上,朝在场群众看看,说:“我们拥护党中央,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群众运动。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没变……”

“你们保皇派的观点始终没变!”有人打断他。引来主义兵群体的讪笑。

他往那个方向看看,接着说:“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应该讲究政策和策略,贴大字报有大字报专栏,不能满街贴……”

“你想压制群众运动!”

“打倒老保!”

主义兵群众大声起哄。

“就是不能满街乱贴!”四十多岁的男人涨红了脸,说。“应该讲秩序、讲纪律!五一节快到了,群众需要一个整洁的市容!”

“去你的整洁市容吧!我们不需要!”

“你们派人封别人的大字报是讲的什么秩序、什么纪律?”农校青年反击道。“群众有目共睹。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真理是谁也封不住的。有人就是害怕大字报,害怕群众运动。他们在背后煽风点火,蒙蔽了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美化市容是假,压制群众运动才是真。毛主席说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是否革命的试金石。有人看到满街的大字报,觉得看不顺眼,不是支持、拥护,而是站在一边横加指责。他们有的别有用心,有的则是受了错误观点的支配。这使人想到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论断。当湖南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造地主剥削阶级的反的时候,有人指责‘糟得很’。但毛主席在深入调查、考察后,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眼光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好得很‘。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是不同的阶级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有人说大字报’糟得很‘,可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造反派却回答说’好得很‘!“

“说得好!一针见血!”

“撕毁大字报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主义兵群众中有人振臂高呼。

两个高个儿年轻人插到刘义与人群之间,当住了他的视线。其中一个还在他脚上踩了一脚。两人站下来了,像嵌进来的一堵壁头,一点没有移开去的意思。刘义等了会儿,自己走开去了。他顺着百货大楼墙脚走。橱窗里的灯光从板壁缝里投射出来,大门早在天黑前就关上了。树影婆娑,路灯发出幽暗的光。到处是辩论的人群,黑糊糊的人群,嚷嚷声、哄闹声不断。

刘义路过大门一侧围观的人群。辩论的一方读了段有关民主与集中的语录。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把同一段语录读了一遍,连句号、逗号也读出来了。标点符号有助于他对同一段语录的不同的解释。少数服从多数,前提必须是在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之后。“然而我的意见并没有被否决!”他高兴而坚决地说道。

能说会道的主义兵战士。人群中发出赞赏与支持的声音。主义兵在有的圈子里只占少数。但真理有时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刘义在下一个辩论的人群里听见有人在引用这段语录。

同样的笑声、嘘声、支持声、抗议声。在黑糊糊的人群中一个女人突然尖声怪叫起来。“流氓!流氓!”她嚷叫道。

人群像漩涡一般卷开,转眼围住了另一个中心。被揪住的流氓四十多岁,穿着汗渍斑斑的春秋衫,低头搭脑,手臂被人紧紧扭住。

女人也被围了起来。她三十多岁,胖胖的身材,浑身上下都胖乎乎、圆滚滚的。她仍然很兴奋,惊魂未定。居委会的婆娘,不停地说着:“我不晓得是啥东西。我伸手去一摸,一下就抓住它……啊!太下流了!太叫人恶心了!”

她青裙子屁股上湿了一团。她用别人递给她的纸擦拭着,头和上身往后扭。一个臀部肥硕、长得浓眉大眼的女人看着急速走开去的那群人说:“你怎么不打他?上次在百货公司柜台前,一个女也碰上这种下流胚。她可对他没客气。她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底抽他的脸,嘴鼻都给他打破了!”

“怎么会有这种畜生!”另一个女人说。“这种人适合往死里打!”

群众议论纷纷,义愤,诅咒,谴责。有人跟了上去,看如何处置那流氓。刘义往另一个方向走。前面不远的人群骚动起来。辩论双方大打出手。有人在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二十一

刘义在十字路口附近碰见刘琼。她和一个女同学一路,两人刚转过街角,亲亲热热地挽着胳膊,往市文化宫那头走去。

刘义放慢脚步跟在后面。茂密的法国梧桐树树冠与市文化宫院墙之间形成一条光线幽暗的通道,行人来来往往,两人靠着树干一方走。刘琼穿着件白府绸长袖衬衫,一条深灰色粘胶布裤子,一双北京布鞋,扎着一对短辫子。女同学身穿花布衬衫,青下装。两人个子一般高矮,女同学挽着刘琼的胳膊,头稍稍侧向她那一边。两人迈着悠闲的步伐,往街面上张望着,小声说着话。

刘义平常很少注意自己的妹,很少注意她交什么朋友,穿什么衣服。刘琼一向是家里最安静的一个。张惠也很安静,但有点抑郁,沉默寡言。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刘琼是个有点抑郁的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安静,从不惹事生非。就像院子里的孩子那样,只要饿不着冷不着她就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在学校读书,她成绩一向名列前茅。学校贯彻阶级路线的矛头似乎也没有特意落到她身上。刘琼是个遗腹子,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没吃过一天剥削饭,她征得班主任的同意,在家庭出身那一栏上填上母亲的成份“职员”。虽然这只是文字上的改动,她仍然属于这个双料的剥削阶级家庭,在表上照样要填自己的父亲和继父,但她却很高兴自己拥有了“职员”这个新出身,它也似乎帮她躲过了刘义在班上所充当的那种典型角色。

刘琼出学校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体检时身高只有一米五一。一向对民间秘方颇感兴趣的刘芹在张友仙的指点下配制了一种促进身体生长发育的中草药药剂。几种草药拿到铁锅里煎熬,还要配上一个月的计划的半肥瘦的猪肉。刘芹坚持认为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原来的一米五一长到现在的一米六0完全是靠了那种草药的神奇功效。不过院子里同样服用了那种药剂的孩子却不见长高一丝一毫,仍然面黄肌瘦,体重也丝毫没有增加。刘琼突然之间变了个样,她长高了,皮肤像刘芹那样白里透红。单靠中草药剂和每月半斤肉的供应是不可能给她脸上增添这样的气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暗淡青春的一线闪光。刘义注意她站在镜子前(还是抄家时摔坏的那面镜子)的时候增多了,开始注意穿着打扮。刘芹和她一块去商店选购布料,一块去找居委会的裁缝。她穿的衣服比刘芹小一个尺码,刘芹把自己洗了一水的白府绸衬衣改给她穿。她脚上穿的也是刘芹的北京布鞋。

刘义印象中的刘琼仍然不声不响地坐在饭桌前糊火柴盒。他第一次在街上碰见她和一个女同学一路。两个漂漂亮亮的女孩,亲亲热热地挽着胳膊。刘义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女孩面前总是害羞、脸红,一点不像某些男孩那样敢于自我表现。在这件事上关键的环节是一个陌生、漂亮的女孩。刘琼有自己秘密的生活,他一向对此熟视无睹,现在她通过和这样一个女同学一块在街头漫步向他展现出来了。

他看见两人越过树干,插到临街的那一侧,碰上一个迎面过来的男人,不知为什么笑起来了。女同学挽紧刘琼的胳膊往斜刺里快走了几步,重新回到树干这一侧的过道上来。仍旧埋头笑着。在一盏路灯投下的斑斑光影中,刘义暼见她脸部的侧影和搭在颈后的乌黑的发辫。引起发笑的男人朝刘义走过来了。刘义很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五短身材,面目丑陋,有一双骨碌碌的贼一样的眼睛。

刘琼从不把女同学带回家,她总是自己上她们家里去。她接触的有逍遥派同学,也有参加了组织的同学。其中有一个是医生的女儿,参加了主义兵。刘义捉摸就是这一个。她热爱文学,家里有藏书。不过都由她父亲自己在后院一把火烧毁了。她藏了本《安徒生童话集》起来。刘义看见刘琼坐在灯下读的就是这本用牛皮纸封好的书。她说是一个同学借给她的。她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大海的女儿》。她一口气读到深夜,母亲催了她几次才熄了灯上床。

这本书也在刘芹和刘义手中传阅。它勾起刘义对埋在地下的书籍的渴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到它们。无限期地吊胃口。但它们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令他放心。放在外面的高尔基的《母亲》抄家时被人拿走了,《在人间》因放在另一个地点而留了下来。刘琼已读了这本书。她一向佩服自己的哥哥读了那么多书,也许她还知道他把书藏起来了。女同学会相信刘琼向她吐露的秘密。他一定很聪明,她认真听完后说,我要是有个哥哥,把爸爸烧掉的那些书藏起来多好!她对友谊的忠诚使她不会把听到的秘密说出去。

她俩的身影在走道尽头消失不见。迈步走向市文化宫大门前凹进去的空旷地带。刘义隔着树荫在临街一侧的石阶上站下来,隔街瞧见一伙携带行李的旅客走进对面人民旅馆大厅。一男一女落在后面一点,出差人员,或搞外调的。晚点的列车半小时前把他们送到离城五、六里路的车站,他们一路步行过来的。红砖的六层楼的楼房,刚竣工不久的本市最高建筑。人民旅馆的招牌上方亮着盏灯,前厅里灯光明亮。前面那伙旅客朝柜台前走去,那一男一女在大门前犹豫了一会儿,也跟了进去。男的把两个人的行李拧在手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身后留下的是从车站到市区那段黑黢黢坑坑洼洼的没有公交车行驶的公路。旅馆一侧是黑灯瞎火的广场口,空旷之中山影在星光下隐约可见。

没有一辆机动车开过。过了这段街面,行人变得稀少了。

刘琼和女同学没进市文化宫大门,两人站在立柱一侧读墙上的大字报。一天前贴出来的主义兵的大字报。揪出保皇派思想兵的幕后策划者,还在走的走资派。一个老妇人走过去向她俩兜售炒花生炒瓜子。一到晚上市文化宫门前总有这种鬼鬼祟祟的投机倒把者。老妇人穿着青色对襟衫,后脑勺上綰着发髻,手臂上勾着个帕子搭盖着的竹兜。五分钱一包的炒瓜子,女同学掏钱买了一包,打开来让刘琼拣了一撮,自己也拣在嘴里磕起来,把壳吐到一边。两人并排着转过墙角往那头走去。那头街面灯光暗淡,行人稀少,刘义再跟上去有被发现的危险。他站了会儿,看着两人的身影越过前面小街口消失在梧桐树的树荫下,然后横穿过街面朝广场口走去。

他捉摸她俩走到前面街口就会折回来。他穿过广场绕一圈也会回到这条街上。他会与她俩错开。他本意并不想跟踪她俩。五月的温暖的夜晚。广场的草地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身着夏装的身影。一伙孩子在跑道上骑自行车。一只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的唱段。刘义穿过草地,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迎着浑圆、墨黑的山的腹部走去。

他并不想跟踪她俩,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加快了脚步。他在左前方一个出口处踏上市郊公路,几分钟后来到前面大街街口。

街口一侧是市杂技团所在地。那儿的剧场已被思想兵征用,住着一伙大桥工程队的人。介入本地群众运动的铁道部门的无产阶级,老保势力红色兵团的一支主力军。就像下苦力的抬工队是造反派红色方面军的主力军一样。这两支队伍互相示威,发生小规模的冲突。这天晚上,刘义刚从广场绕到街口上,就看见抬工队的人呼着口号打那头过来了。

几十百把个人,有的手里拿着棍棒。刘义看着他们走过来。他往街对面望望,那儿群众旅馆门前站着一些人。刚从门厅里出来的,后面还跟上两个打楼道间跑着出来的女服务员。他看见刘琼和女同学站在门口一侧的梧桐树树荫下。

剧场的大门紧闭着,门口那盏灯也没亮。抬工队的人高呼口号,“打倒大桥队!”“打倒老保!”“大桥队滚回老家去!”他们并未放慢脚步。一次普通的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双方在大街上大打出手,都有人员受伤。走在前面的人往一旁打调往回走。当队伍成U字形、尾部与大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突然,事前没有任何迹象,大门一下打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伙头戴藤帽、手持棍棒钢钎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黑糊糊的光线中像影子般地扑向抬工队。

刘义事后回忆,这伙偷袭者体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他们埋伏在大门后,耐心地等待出击的时机(每次双方发生冲突抬工队都要上他们驻地示威,这就提供了一个伏击的机会);他们出奇制胜,没有呐喊,没有呼口号替自己壮胆,无声无息而又迅猛异常;突袭成功,抬工队的人四散逃窜,他们没有追击,宛如一把弹簧系着的重锤,猛击一锤将对方击溃之后迅速撤回剧场,关闭了大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听从一个穿工作服头戴藤帽的矮个儿男人的指挥。空旷下来的沥青街面上躺着几具躯体。他们是抬工队的人,被钢钎刺中,被棍棒击伤,呻吟着,淌着血。

旅馆大门前一个女人哭了起来。二、三楼亮着灯光的房间里有人从窗口探头探脑地往下望。跑开去的抬工队的人在前方几十米处的街面上又聚集起来。几分钟后他们摸回来,抬走了几名伤员和一具尸体。

刘琼和女同学早在大桥队的人冲出大门的刹那间就像受惊吓的兔子般一溜烟似的顺着人行道跑开去了。

二十二

大桥队成功地袭击了抬工队的第二天早晨,撤离了杂技团剧场。

他们撤离得如此匆忙,连被盖、行李、盥洗用品也来不及带走。红色方面军战士进入剧场时,他们睡过的被窝还是温热的,厨房里一大锅熬好的稀饭和蒸笼里的馒头冒着腾腾热气。

就像参观动物园或某种稀有动物居住过巢穴,那一天上剧场观光的群众络绎不绝。红色方面军战士占领剧场,享用了一顿早餐后,便撤离了现场。一些觉悟不高的群众、尤其是一些半大的孩子趁机进行打劫,四处翻腾,拿走他们看上的东西。对大桥队的仇恨,势必导致对他们私有财产的不负责任。

揭露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很快上了街,“最最强烈的抗议”通过高音喇叭和沿街巡行的宣传车反复播放。红色方面军组织了万人示威游行,群众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踏平桥联队!”“踏平老保大本营!”

红色兵团的老保主动撤离市区。他们把队伍从各厂矿、学校、机关单位拉出去,到山上公园的庙宇、书院、亭楼、茶馆里安营扎寨。

曾明君也属撤离人员之列。离开老婆孩子和造反派势力已占绝对优势的院子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上理发店去理了发,带上牙刷、毛巾和一条红缨牌香烟,用他临走留下的话说,他上山打游击去了。

五月十二号,红色方面军下属组织攻占了红色兵团设在江北片区的据点,拿下了广播站。群众对这个擅长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谎话连篇的红色兵团的喉舌恨之入骨,女播音员遭到暴力侵犯。关于这事有各种谣传。居委会一些妇女群众说她受到那样的侵犯以后再不能生孩子了。

一直处于守势的红色兵团突然有了新的动作。五月十七日下午,一伙由学校思想兵和厂矿青年工人联合组成的队伍占领了市文化宫对面的人民旅馆大楼。

他们驱走了旅客和旅馆工作人员,占领了各楼房间,在旅馆大门外设置了障碍物。一辆解放牌翻斗车分几次从后门运去大量的砖头、石块。当红色方面军下令封锁大楼时,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

架设在楼顶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等等。

歌声中也插进了一男一女二重唱的口号声:“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等等。喊出的完全是迷惑群众的造反派的口号。

入夜,整幢大楼灯火通明。红色方面军开来了一辆宣传车,与大楼里的老保展开了宣传战。一些手持钢钎、棍棒的武装人员被群众围了起来。他们是担任主攻的抬工队。在杂技团剧场前受挫的是抬工队的一个支队。进攻大楼的人员都是从各支队挑选出来的。看热闹的群众站在市文化宫门前,站在围墙下、梧桐树树荫下,街面上也站满了人。临近大楼的地方空下来了。一些造反派群众往楼上扔石块、砖头。楼上的思想兵也用石块、砖头还击,不让人靠近楼脚。

刘义站在广场口一侧的人群中。他来的时候在前面小街口上碰见王名安和另外两名主义兵同学。他们手里提着棍棒。王名安身穿和尚领汗衫,脸上长出了青春痘。他现在已是一名副支队长。见到刘义他很高兴,和刘义握握手,说:“复课闹革命后就没见过你,你这段时间在干什么?”

“耍吧。”刘义说。

“邹正洪他们几个同学去砂石厂筛砂,我以为你也去了。”

“我在联系别的活。”

“什么活?”

“到河对岸起载,下石头。”

“当抬工,你吃得消?”

“不是条石,是用篮子挑的大鹅卵石。”

“我不喜欢体力劳动,劳动人民干的活。”王名安说。在学校,他是不敢说这种拿劳动和劳动人民开玩笑的话的。

“我也不喜欢,可是能挣到钱。”刘义说。

“这种时候你还想到挣钱?”

“为什么不?”

“想参加组织吗?”两人落在后面一点,王名安问。“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不。”刘义说。

“不想考虑考虑?”王名安看看他。“不是正式的,是外围,但参加一切活动。”

“我不想参加。”刘义很肯定地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王名安淡然一笑。“不过当逍遥派没有什么前途。”

“现在谁还考虑前途二字。”刘义说。

“你是顾虑自己的家庭出生。”沉默了一会儿,王名安说。“可是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同学已加入进来了。我们不比思想兵。你参加外围组织不会有人盯上你的,我可以替你打保票。我跟你一样恨以前学校的那一套。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同学一样不受重视,受排斥。你知道吗,学校推荐的升学名单中没有我的一份,我属于十个未被推荐者之列,你当然是一个。这是抄咱们班主任的‘黑材料’中发现的。我的档案中还有一些同学检举我的材料。想想看吧,一些表面上和你合得来、你把他当自己知心朋友的同学背后竟然检举你。某同学(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开头就写道:检举王名安。这就是检举信的标题,很醒目,讲的是我在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步伐不够坚定,简单点说就是在下乡劳动中偷懒,说贫下中农的坏话,等等。这些鸟事都是可以上纲的,写进操行鉴定。我讨厌咱们那所虚伪透顶的学校。我参加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不服气。事实最有说服力。咱们走着瞧吧。一些以前受学校器重的工农出身的同学、团员,结果都站错了队,成了铁杆老保——咱们的唐敏之班主任也成了铁杆老保,迟早我们会找他算账——我们班有两个女思想兵就在大楼里。”

“谁?”

“刘惠敏和李小玲,有人看见她俩。”

“不是说来玩的,我现在要拉一两个同学进去不费吹灰之力。”片刻过后,王名安说。“曾世华现在是正队长,不过靠了他的工农出身罢了。他对总部几个头头很巴结,可人家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比他更说得起话。要讲耍手腕他耍不赢我。我不想拉别的同学,我们是朋友——还记得我们去火车站偷书吗?我那些书一本也没留下来——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你一点没变,还跟在学校时差不多。”

王名安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刘义笑着打量了他一眼。他个头快有他高了,比复课闹革命期间又长高了一头,脸上已显露出成年人的特征,喉节长出来了,嘴唇上长出毛茸茸的胡须。颧骨处的几颗青春痘不太刺眼,不至影响整个仪表。他看上去精神抖擞,果绿色汗衫袖口下胳膊结实有力。

“我感觉很好。”王名安说,挺了挺胸膛,挥挥手中的棍棒。两尺多长,杯口粗细的茶条棒。与其说是冲锋陷阵的武器,还不如说是表明姿态的某种象征物。他看看它,脸上挂着难以捉摸的笑。“行动就是一切。我可以用这个打碎一个老保的脑袋,不必问自己为什么。”

他收住笑,又一次挥动茶条棒,呼地一声响,向想象中的脑袋砸去。

他俩在市文化宫大门前分了手。此时刘义站在人群中,看着一个穿一身青的年轻人往楼上扔石块。他离开人群几步,左右手都拿着石块。一个左撇子,拉开架势,扔出左手的石块,击中了三楼一扇玻璃窗。接着他把右手的石块换到左手,扔了出去。楼上的思想兵用弹弓还击,就在石块脱手的一瞬间弹丸射中了他一只脚。他高兴地、风头十足地单腿跳了几下,回到人群中。

“怎么还不进攻?”刘义身边一个造反派群众说。

“人太多了,怕伤着群众。”

“他们还是一伙娃娃。”有人说。

“哦!别小看他们,都是挑出来的铁杆老保。”

“再怎么说也不是抬工队的对手。”

“为什么选中这幢大楼?他们守不住的。”

“我们院子里有个女孩,她刚才还在二楼那扇窗口上。”一个女人说。“她一家子都是老保。”

“男男女女挤在一块,晚上怎么睡觉?”

“他们才不担心这个呢。”

“你以为她们还是姑娘吗?在山上早就睡过了。”

群众中发出嘻笑声。

“他们吃什么呢?”

“准备了干粮吧。”

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妇女说了句猥亵的话,人群里又一次发出嘻笑声。

楼上的思想兵趴在一扇扇窗口前朝下面的人群张望。屋里的灯光衬托出他们的身影。偶尔闪现出一张笑脸,爆发出一阵笑声。只要有人接近大楼,他们便扔石块,用弹弓射击。又射中了一个扔石块的小青年,他捂着脑袋退了下来。

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压过红色方面军宣传车上播放的“告全市人民书”。

人群里有造反派群众也有保皇派群众。在离刘义不远的人群中,一个保皇派群众暴露的自己的观点,表示支持大楼里的思想兵,受到一伙造反派群众的围攻。这边的群众也跑了过去。“揍他!揍老保!”一片攒动的人头,举起的手臂,闹闹嚷嚷的声音,推推搡搡地往市文化宫大门那边去了。

刘义这时看见三楼上一个女孩的身影。她呆在大门斜上方的一扇窗前,穿着白衬衣,短头发。和她一块的还有另外几个女孩,挤在窗口往下方骚动的人群眺望。当她调过脸去招呼什么人的时候,刘义认出她是梁丽,从批斗会上下来的当头晚上就投河自尽的梁姐姐的妹,市民中初六六级的学生。

她身边有几个伙伴。因此当她扭过身去的时候,刘义不可能看见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身段;在那样的光线下也不可能看清她与众不同的脸部特征。可是刘义却觉得,在她转身的一瞬间,他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甚至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黑漆漆的眼光。就像照相机的镁光灯一闪,他按下了快门。

她姐姐自杀后,刘义就没在街上见到过她。她可能搬到学校吃住去了。她母亲在面粉厂当会计,平常喜欢收收拾拾的,自从大女儿自杀后,她好像变了个人。这一家人出生虽然属于劳动人民,但却缺乏无产阶级的传统美德。居委会一些群众说,她年轻时也偷人,因此有其母必有其女。还说她那个小女儿也是偷人的种子。群众愚昧地认为偷人是可以遗传的。刘义读过这方面的书,知道这和遗传基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偷人的女人,是因为有居委会、有睁大了眼睛的群众。刘义对偷人的女人没有偏见。

她姐姐的自杀似乎没给她留下什么阴影。她参加了思想兵,和伙伴们有说有笑的,对没参加组织的人显然不屑一顾。不过刘义却很激动,眼睛没离开那扇窗口。打他认出或发现她的那一刻起,一种幸福感便油然而生,朦朦胧胧来自血液,使他浮想联翩。她的存在使整幢被占领的大楼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它孕育着流血、牺牲、欲望、骚动。肉眼可见的是大楼上方灰蒙蒙的天空拉下的一道亮晶晶、轻飘飘的雨幕。下起雨来了。围观的群众陆续离开。一些人躲到文化宫大门下和梧桐树的树荫下。红色方面军的宣传车开走了。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仍一个劲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

红色方面军还在调兵遣将。抬工队的人来来往往,迟迟没接到进攻的命令。今天晚上打不起来了。刘义和一些离开的群众一道冒着雨穿过小街回家。就像从剧场里从来的观众回味着演出留下的印象,刘义脑子里仍然想着雨中的大楼和大门上方她伫立的那扇窗口。整个晚上她都不会睡觉,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端详夜幕下的这座小城。冲出的底片中她灿烂地微笑着,在同一扇窗口迎接第二天早晨的到来……

但是,在此之前她却接待了刘义。刘义已是一名思想兵战士,或同情支持思想兵的群众。他跑去给她送信,登上一道道楼梯,手里像王名安一样提着根棍棒。大楼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楼道里黑洞洞的,他登上一层又一层,找遍每一个房间,终于在大楼顶上找到了她。他俩好像已经很熟悉,不止一次见过面。他叫她快跑,说主义兵追上来了。他刚爬完楼梯,累得气喘吁吁,好像大楼后面还有道楼梯可以下去。但是她却表示她不想逃跑,他们一上来,她就从大楼顶上跳下去。他俩并没对话,但他从她眼睛里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作出的决定十分惋惜,好像一名思想兵战士就应该作出这样的决定。从楼道里传来许多人的脚步声,她面不改色地转身朝大楼边上走去。楼边上的墙栏消失不见了,她好像走向一道悬崖。她在悬崖边上站下来,扭头看了一眼,背衬红彤彤的天空,就像电影中的女英雄,傲然挺立,视死如归。接着,她举起手臂,呼喊了一句口号,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刘义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胸膛里怦怦地跳动着,耳畔还清清楚楚地响起她银铃般的声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这真是太奇怪了,在清醒的时候刘义就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她会呼出这样的口号。

二十三

刘义早晨起来听见雨点抽打在香蕉叶片上的声音。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晚上,又下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才住了下来。

刘义吃过午饭往外走。他刚走出院门几步,秦睡龙那孩子便跟了上来。

秦睡龙胖胖的肤色偏黑的脸上挂着笑。十二三岁的孩子,与同龄的孩子相比要成熟得多,已完全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身份。他不和别的孩子来往,不参加他们的“逮猫”啦、“土地跪”啦之类的游戏。院子里的孩子中他唯一喜欢的就是张惠。他俩是同学,同样的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不过秦睡龙的沉默中却透着种机灵。他会一声不响地走过来帮张惠糊火柴盒。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连环画,他会一字不差地复叙出来。他会背诵几首唐诗,毛笔字写得比一些中学生还漂亮。他独自一人到山上的松林中拾蘑菇,上河沟里摸鱼虾,喂蚕子、养兔。每天吃过晚饭,他总要搀扶着半瞎的老奶奶上街散步,其耐心和神情的庄重在其他孩子身上是见不到的。

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他爸爸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逃到台湾去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是秦睡龙生于五四年。逃到台湾去的是他的爷爷,即他像侍从般侍候的老奶奶的丈夫。张三姑婆是了解内情的人。他爸爸黄埔出身,国民党军队里一名文职军官,副团级,现在还呆在监狱中。秦睡龙有两个姐姐,一个已经结婚,一个在毛巾厂上班。他母亲张玉卓替别人洗衣服,是一名现管分子,出生于当地一户有名的绅士人家。

论气质秦睡龙属于多血质,但往往表露出抑郁质的特征。对自己的出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理解力。有一次刘义碰见他躲在通神甫的院子的过道一侧的一间堆谷草的小屋里哭泣,问他为什么,他说班主任骂他“本质不好”。其所以如此,缘于他针对一个喜欢打同学小报告的女生的一次恶作剧。那时他读四年级,就已深刻地理解“本质”二字的含义了。

此时他高高兴兴地和刘义一道往被占领的大楼走去。他问刘义喜不喜欢钓鱼。刘义说喜欢。他说他知道河对岸有块蓄水田里好钓鲫鱼,他有两磅的尼龙线,他可以替刘义准备一副钓线。他约刘义哪天去山上公园砍钓竿,在一个叫丫缺口的山坳处,他已看好那儿的斑竹。刘义答应和他一块去。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字路口附近一家杂货铺前排着购买凭票供应的咸鱼的长队。小街口上妇女们在石头搭的洗衣台上洗衣服,街檐上坐着喝茶的老人。踏上小街,刘义还是注意到行人多起来了,都往一个方向走。从那头过来的人都很兴奋,碰见一个熟人便迫不及待地说开了。还没转过街口,便听见鼎沸的人声,嗡嗡声和嚷嚷声像气浪般地涌了过来。

刘义和秦睡龙倒右手,穿过人群,来到市文化宫一侧的梧桐树树下。转过小街口,刘义就觉得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座露天大剧场。有无数观众和正在上演的节目。地面湿漉漉的,积着水洼,梧桐树叶片上还挂着水珠,淋湿的雨伞支撑着。但天放晴了。从云层里迸射出一道阳光。接着,太阳探出脸来,好像也想瞧一瞧这地球的一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红色方面军一大早就发起了进攻。担任进攻任务的抬工队战士一个个身强力壮,斗志昂扬。当他们在大楼一侧街面上列队,接受进攻前的动员时,雨下得正大,但仍有不少造反派群众为他们鼓掌欢呼。他们头戴藤帽,手持钢钎,跑步接近大楼,在大楼门厅前拉开了战斗序幕。

守卫门厅的都是青年工人,由几名转业军人指挥。他们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面对来势汹汹的抬工队,他们凭借障碍物的掩护,沉着应战。使围观群众始料不及的是,进攻很快受到瓦解。抬工队的人在石头、砖块的猛烈袭击下败下阵来。

有两名队员受伤,立刻送往医院。以后的几次进攻,都陆续有人员受伤。除一人被钢钎刺伤外,都是被石块、砖头砸伤,或被弹弓射伤。只要抬工队的人一接近大楼,楼上窗口的思想兵便拼命往下扔石头、砖块,用弹弓射击。他们发明了一种用双手拉动橡皮筋的大号弹弓,鹅卵石也有大到双手举起来往下扔的,一下就能砸倒一个。这道由石块、砖头、弹丸组成的意想不到的防线比钢钎长矛更有效地阻挡了抬工队的进攻,使得一连几小时战事毫无进展。

红色方面军加强了攻势。他们从正面进攻,同时也派出一支突袭队绕到后面,翻墙而入攻打后门。一部份造反派群众也加入了战斗,用石块、砖头进行还击。后门首先被攻破,突袭队的人一拥而上,或破门而入,或纷纷爬上窗口。

刘义和秦睡龙到达时,一楼已被红色方面军占领。守楼的思想兵在付出几名轻伤员的代价后,秩序井然地撤上二楼,并用床架、桌椅板凳把楼道堵起来。

红色方面军占领一楼后,立刻展开对二楼的进攻。他们清理堵塞的楼道,找来楼梯,从窗口往上爬。每扇窗口后面都有手持钢钎、棍棒的思想兵把守,还有在一旁待令,一旦出现险情便迅速出击的预备队员。石块、砖头在节约着用,不像先前那样像下冰雹般密集了,但仍然时不时地砸下来。弹弓的射击丝毫没有减弱。它们已像玩具一样掌握在一些女思想兵手里,从窗口、从楼顶往下射击。目标既有攻楼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也有看热闹的群众。群众中一些小青年也用弹弓朝楼上射击。

一名抬工队战士从大楼右侧爬上一扇没人把守的窗口。没料他刚一探头,迎面便飞来半截砖块,冷不丁地砸在他脸上。他从楼梯上掉下去了。

刘义看见梁丽,刚来到大楼顶上,站在齐腰高的墙栏后面往下张望。她身边站着几个男生。其中一个伸手指点让她看下面的什么人。她看清了,对方也可能在朝她望,她笑着挥了挥手。一夜没睡觉她仍然显得精神焕发。刘义注意到她手里拿着弹弓。她调过脸来往这边看看,摆开架势,拉长了橡皮筋。她好像闹着玩似的,弹弓里没有弹丸,或射出的弹丸不会伤人。但她刚一收手,与刘义相隔几步远的一名妇女便发出一声惊叫,用手捂住前额。眉梢上被击中的地方立刻肿起个鹌鹑蛋大小的青包。妇女和她身边的男人咒骂起来,男人口出污言秽语,愤怒地挥舞着拳头。梁丽转眼之间已从楼顶上消失不见。

大楼在阳光下矗立。进攻二楼的战斗持续不断。不断有人爬上窗口,也不断有人退下来。又有一名抬工队战士被石块砸中头部,淌着血,手里还提着钢钎,在战友的搀扶下穿过人群。

一辆架车运来了攻楼战士们的午餐。帕子搭盖着的冒着热气的包子馒头和一大铁皮桶稀饭。拉架车的是两个餐馆里的青年伙计,身穿白色的工作服,餐饮业的造反派战士或热心的造反派群众。两人让架车停在大楼角上一棵梧桐树下,向一些抬工队战士分发食品。然后,拉着架车接近大楼,瞅准机会,跑步越过楼前的空旷地带,把架车直接拉进大楼门厅。

秦睡龙站在刘义身边,睁大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没说一句话。围观的群众来来往往。他们来自偏街小巷和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像流水一样把大楼两侧几十米开外的街面搪塞起来,形成一个个人群密集的水洼或流动的浅水滩。一张张你从未见过的陌生的面孔。有老态龙钟的拄着拐杖的老人,也有母亲怀抱里的刚足月的婴儿。群众的节日盛典。自从红色兵团撤离后,各工厂、机关单位就已宣布无限期地放假。人群里有造反派群众,也有保皇派群众。在前者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后者都三缄其口,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曾少华拄着拐杖从人群里走过来,身边跟着两个“五湖四海战斗队”的战友。几个人走到刘义前面一点的人行道石台阶前站下来。刘义从后面看着他汗湿的背心、油亮的颈脖和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两个漩的后脑勺。他抬起脸来往大楼上张望着,一边把右手的拐杖挪到左手,从裤兜里掏出手巾擦汗。

自从上次在院门口揭发两个老保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他向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材料,上面也曾派人下来调查。他成功地识破并揭穿了两个老保别有用心地散播他脑筋出了问题、企图把他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去的阴谋。形势的发展已使他振奋起来。群众理解他,知道他是一名与老保不共戴天的坚定的造反派战士。他又开始四处走动,参加辩论,写标语,刻印材料。他像所有造反派群众一样,相信老保挑起并发动了这场武斗,相信胜利一定属于红色方面军。

他和两个战友的说话声传到刘义的耳朵里。

“把水、电给他们断了,早就应该这么做。”穿和尚领汗衫瘦高个儿长着张马脸的伙伴说。

“指挥部已下达了二十四小时内攻破大楼的命令。”说话的是另一个穿红背心结实身材肤色黧黑的伙伴。刘义认识此人,居委会挑抬下力的流氓无产者。

“要不了二十四小时……”

几个人大声商讨迅速攻破大楼的方案。

用火攻;从底楼楼梯口用烟熏,在锯末面上撒上六六粉;把消防车调来,用高压水龙对着窗口喷射;用炸药把他们炸上天,等等。说着便笑了起来。高个儿长着马脸的伙伴往四周看看。毫无顾忌,甚至有意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这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的举动。”

“也许会等待山上的援军。”

“他们来不了,派了人在山脚堵截。”

“桥联队那些外省佬,不是抬工队的对手。”

“嘿!让他们来吧,就在广场摆开战场……”

刘义以为曾少华没看见他。但在谈话停顿的片刻,他调过脸来,冲他问:“看见曾明君了吗?”

“没看见。”

“他就在大楼里。”

“哦,他没在里面。”

“你没看见他?”

“没看见他。”

“他在里面。”曾少华很肯定地说,目光逼视着他。“有坐地指挥的,有赤膊上阵的,你不可能看见每一个人。”

刘义想到王名安说的那两个女思想兵同学,他到现在还没看见她俩的影子。

“他下山来了。你以为他会错过这种场合吗?”稍稍压低了声音,那双神秘的、不怀好意的眼睛说。拐杖往一边挪动,眼睛仍然瞅着他。

“他不会。”刘义说。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脸红了。

曾少华走开去了几步,回过头来说道:“他这次跑不掉!老保完蛋了!”

刘义看着他走开去的背影,想到他对曾明君、对老保的仇恨,想到他说“他这次跑不掉!老保完蛋了!”时那火辣辣、欢欣鼓舞的眼光。一切都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他需要一次胜利。好像曾明君落网,老保彻底完蛋,他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觉得他有点怪。”一直安静地呆在一边的秦睡龙说。

“他是有点怪。”

“他为什么那样恨他爸爸?”

“因为观点不一样。”

“曾明君不是他亲生父亲?”

“不是。”

秦睡龙想了想,说:“我要是有个爸爸——不是曾明君那种——我不会恨他。”

“可是,你有爸爸……”

“我妈说他已经死了。”

说完这话,秦睡龙又沉默了。眨动了几下眼睛,一双像女孩般长着睫毛的、有点儿抑郁的眼睛。

刘义在人群中看见邓久连表叔。他在“二月黑风”中放弃了自己造反派的观点加入了思想兵,“红十条”下达后他又“反戈一击”回到主义兵中,恢复了自己造反派的身份。这会儿他和诊所一名年轻的正骨科医生一路,抽着烟,说说笑笑地走开去了。

人群里发出一阵骚动。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来人视察现场。造反派群众把他们围起来。刘义没过去看,相距一根电桩在那边梧桐树下站了几分钟就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走开去了。一些群众往广场口跑去,说广场那边打起来了,一伙从山上下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与拦截他们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发生了战斗。但一会儿人群又跑回来了,证实那纯粹是一则无中生有的谣传。

能够观赏的舞台只有眼前这幢大楼。二楼以上仍然由思想兵坚守着。进攻像浪潮似的紧一阵松一阵。红色方面军战士在底楼进进出出,有的几个人顶着块门板,有的在头顶上支撑着一顶斗笠或一块篾笆折,有的光着脑袋一溜小跑穿过封锁线。进入大楼的人群中加入了一些学校主义兵。

攻楼的战士在底楼楼梯口点燃了火。

烟从窗口冒出来,从靠近楼道这一侧的窗口一层层往上冒。一些造反派群众看见了,高兴地嚷道:“烧死他们!烧死老保!”他们赞成用火攻,像曾少华和他的“五湖四海战斗队”伙伴那样赞成用烟熏,赞成用高压水龙、炸药包,赞成任何能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有的唯恐天下不乱。站在刘义身边的就是几个这样的群众。

但不知为什么大火没燃起来。不是楼上的思想兵用水扑灭了,就是自己人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及时加以制止。火烟已升到上面几层,从窗口冒出来滞留不走,给大楼罩上一层灰蓝色的烟雾。

从二楼右侧一扇窗口掉下来一个人,软绵绵地坠落在地。那人在经过一番搏斗后,已提着钢钎利索地爬进了一扇窗口。他从这扇窗口进去,几分钟后却从另一扇窗口里出来。头朝下,在半空中还没来得及把身体摆正便已匆猝坠地。不少群众看见他钻进窗口,现在又看见他从窗口里被扔了出来,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看呆了,隔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像麻袋一般从窗口扔出来的就是那个孤军深入的主义兵战士。他身体被钢钎刺穿,汩汩流着鲜血,躺在墙角下一动不动了。

十分钟后,几名红色方面军战士顶着门板过去抬走了尸体。这次楼上的老保破例没扔石块、砖头。

二十四

翌日下午,两点左右,刘义站在市文化宫大门前的人群中。

红色方面军已占领了二楼。他们增加了兵力,在凌晨四点偷袭成功。按指挥部的命令,他们本来应该一鼓作气拿下整幢大楼,但遇到思想兵的顽强抵抗,攻势在通三楼的楼梯口受到扼制。驻守二楼的思想兵撤上三楼,打退了红色方面军的几次进攻,迅速把楼道堵了起来。整个上午,双方在楼道口展开争夺战。

红色方面军战士用二锤、钢钎开路,砸毁、撬开楼道上的堵塞物。他们也使用一头绑上铁钩的长竹竿,或在床架、桌椅上拴上绳索往下拽。他们打通了下半截楼道,在转拐处的平台上用刨花点燃了火。烈火熊熊燃烧,吞噬了上半截楼道。守楼的思想兵一桶桶往下泼水,匆忙拽开上层的堵塞物。但大火还是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一片呼呼的风火声和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杀开一条出路,转眼将穿架、桌椅板凳化为木炭与灰烬。

炽热炙人烟雾腾腾的水泥楼道。思想兵仍然不顾死活地把守着楼梯口。红色方面军战士往上冲击,迎接他们的是豪猪刺一般密集的钢钎,劈头盖脸砸下来的石块、砖头,突然间泼下来的一桶凉水,或抛下来的一张椅子、板凳。石块砖头用光了便拆墙上的砖块。整块整块的砖头往下砸,不少攻楼的战士被砸得头破血流。就像间歇泉泉涌一般不断往上喷涌,红色方面军一次进攻败下阵来,很快又在下面楼梯口聚积起力量,发动新一轮进攻。但一次次进攻都被击退。思想兵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把这段仍然冒着股火烟味的、铺满砖头、石块、木炭、灰烬和障碍物的楼道变为红色方面军不可逾越的关口,写下这场战斗最难忘的篇章。

红色方面军战士运来两麻袋木屑,堆在楼梯口点燃火,在上面撒上六六粉,用烟熏。有毒的烟雾顺着楼道往上涌,搂上的思想兵突然间咳成了一片。烟熏似乎比火攻更有效,更能瓦解思想兵的斗志。一些思想兵从楼梯口跑到窗口透气,仍然咳个不停,被烟熏得不住地流泪。弥漫开来的烟雾和咳嗽声,给人一种大楼已危在旦夕、即将失守的感觉。

但是大楼顶上也有烟冒起来。一股青烟在无风的空气中向着蓝天冉冉升起,与大楼里的烟雾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源头。烟冒起来的时候,男女思想兵开始往楼顶上聚集。他们纷纷从大楼里钻出来,在楼顶上散开。就像一群从船舱里爬到甲板上来透气的古里古怪的乘客,有的手里拿着钢钎、棍棒,戴着腾帽,人数比他们呆在各楼房间里时看上去要多。两天两夜没睡觉,困了就靠在墙壁上打个盹,吃干粮,生平第一次参加战斗,不同寻常的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一个个看上去精疲力竭,面无华色,浑身汗臭。也有个别仍然面带笑容显得精神抖擞的男女思想兵,他们在人群里走动,往搂下张望。从烟雾迷漫的大楼里爬到阳光照耀的楼顶上,好像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可以放下武器松一口气了。

刘义没看见梁丽。她可能呆在楼顶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像有些累得不行的女思想兵一样一上来就坐到了沥青抹过的水泥地板上,也可能呆在大楼里照看伤员或为战士们运送砖块。他眼睛正往楼上搜寻的时候,听见身边一个女孩的声音说:“那是我姐姐!”

女孩十来岁,穿着花布连衣裙,和她父母一道。她爸爸,一个四十多岁的机关干部模样的男人碰碰她的胳膊,要她别吱声。女孩把脸扭过去,又说了句“那是我姐姐!”她压低了声音,但仍然掩盖不住语气中流露出的惊喜。她父母已经看到了——站在墙栏后面脸蛋胖胖的留着短发的女孩——但却不动声色,两张脸上毫无表情。

就在思想兵爬上楼顶,点燃刨花木屑后不到一刻钟,远处山顶上便出现了移动的人影。没人把楼顶上冒起的青烟和山顶上移动的人影联系起来。把青烟看作发出的信号已是刘义事后的回忆。当时,他和所有在场的群众一样没去注意这两者的因果关系。看到了现象却不知其内涵。一个孩子首先发现,伸手指点着说:“桥联队的人!”

在两座山头之间有道扇形的坡面,牵成线的人影从一处山头下来,越过坡面,走向另一座山头。他们看上去像小偶人,戴着藤帽,像扛枪一样扛着钢钎,穿着清一色的工作服,很可能还穿着半统靴,迈着慢吞吞的机械的步伐。他们从一侧山头下来,进入一片松林中,消失不见了。但一会儿又出现在坡面上。由低到高的弧线坡面,下方种着一片柑橘林,坡顶一带光秃秃的轮廓清晰。他们逐渐向上,像剪影般地背衬蓝天,互相拉开了一点距离,扛在肩上的钢钎像麦芒一般细小,越过坡脊最高处又逐渐往下走,进入另一侧山头的树林中。源源不断的队伍,走在坡脊上的好像始终是那一线小木偶。

这是调兵遣将还是在进行操练?没有谁表示关心。头两天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支队伍甚至下到山脚下来了。红色方面军战士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挡了回去。他们的出现只是引来好奇的眼光。他们来不了这儿,没人想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攻楼的继续攻楼,急于想看个究竟(大楼马上就要攻克)的群众没有一个走开。

红色兵团的增援部队下到山脚后便顺着小街一路小跑过来,绕开广场(事后证实广场那方并没有红色方面军驻守),五分钟后便出现在大楼左侧一百米左右的街口上。

打头阵的是桥联队战士,他们不少是转业军人,一到街口便迅速冲散人群,留下一部份人把守十字路口,其余的大队人马朝大楼这边冲杀过来。

“他们来了!”有人喊叫了一声。人群四散奔逃。刘义站在市文化宫大门前,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刚才还是黑压压的人群转眼已跑得无影无踪。比受惊吓的兔子还跑得快。他和一些人一块朝市文化宫大门退去,眼前还有人在跑动。接着跑过来的是手持钢钎棍棒、头戴藤帽杀气腾腾的桥联队战士。他们从大街上跑过来,从两侧人行道上跑过来,穿着半统靴,脚步蹬蹬地一路冲杀过来,戮翻、击倒一些没来得及跑开的发呆的群众。

文化宫院墙下一个中年男人被打翻在地,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倒在墙根下了。几个手持钢钎的战士朝他们跑过来。他们一伙群众已退到文化宫大门的立柱前,紧贴着身后的铁钎子门。那几个人从他们面前跑过,拿眼睛瞪着他们。有人说:“都是自己人!”那几个人跑开去了。刘义这才发觉自己已呆在一伙思想兵群众中。

人群往广场跑去,也朝文化宫左侧的小街跑去。小街口上还站着一些人。红色兵团战士没追杀过去,他们在大楼前的空旷地带散开。一楼、二楼的红色方面军战士还在往外跑。他们从门厅里冲出来,也从靠广场那侧的窗口往下跳,一触地便拼命往广场跑。从门厅里出来的人不是立刻被打翻在地,就是往前跑了段距离后被钢钎棍棒掀翻。

一个从大楼里出来的女主义兵横穿过街面,朝市文化宫大门走来。她空着手,穿着花布衬衣,青裤子,脑后扎着对长辫。学校女主义兵,十六七岁,一张苍白的毫无表情的脸,走路脚步有点不稳,吓昏了头,选中这个有人的地方走过来。她穿过手持钢钎棍棒的武装人员,像影子似的没人动她。她眼睛一刻没离开人群,视线直愣愣的,像已经精疲力竭的落水者盯着堤岸。她快走过来了,动作越发僵硬,手臂垂在两侧。但就在离大门不足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手持短棒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跟上了她。他四处巡行,寻找目标,发现了她,突然跟上来。他从后面接近她,跟到她一侧,从旁边觑了她一眼。所有在场的群众都看见了他是个高个儿、手脚瘦长的男人,穿着工作服、半统靴,没戴藤帽,额头上搭着汗湿的头发,一张瘦黄凶狠的脸。他从侧面看了看她,或者说嗅了嗅她,突然抢前一步,挥起手中的短棒击在她的小腹上。她好像一下被折成了两段,身子弯了下去,双手捂着被击中的地方,脸朝上仰,张大了嘴。倾刻间她脸已转为土色,翻着眼,张着的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她小腹里的什么东西被击碎了。她就这么捂着,大张着嘴,双膝触地,然后身体一侧,栽倒在地。

那男人从她身边绕过,眼睛盯着她,走开去了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人群中的狼,龇牙咧嘴地嗥叫一声,又扑向下一个目标。

刘以感到自己浑身哆嗦。她躺在那儿有几分钟一动不动。两个手持钢钎的武装人员过来把她拖走了。一个人拉着她一只手臂,让她身体在沥青地面上滑行。没人知道她是死是活。

思想兵群众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欢欣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经历了那么多担忧、焦虑和忍气吞声之后,他们终于盼来了自己英雄的子弟兵。大楼里的思想兵得救了。该死的红色方面军抱头鼠窜。“揍他们!狠狠揍这些杂种!”他们面部充血,肌肉抽搐,声音走调。有两名年轻的群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出去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一名混在人群里曾经为红色方面军叫好的主义兵群众被揪了出来。发现了异端,或绵羊群里发现了张胡子的山羊。思想兵群众围着他推推搡搡,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铁钎子门上撞。

一阵狼奔豕突之后,大楼门厅里还有人跑出来。没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都是一出门厅便拼命往外跑。他们大多数都丢掉了钢钎棍棒,赤手空拳,有的也提在手里,不过没再作武器使用。红色兵团战士则全副武装围追堵截,打打杀杀。他们散布在大楼一侧几十米开外的空旷地带。最前端的距小街口四五十米远,手持钢钎组成一道警戒线,奔逃者跑过来,他们才返身堵截。但很少有人能跑得这么远,能穿过最后一道防线,跑进街口的造反派群众中。

刘义只看见一次成功的奔逃。

那人丢掉了武器,一出门厅便以百米短跑的速度往前奔跑。他没像别的失败者那样,一遇堵截便躲躲闪闪,放慢了速度。他奋力向前,没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像箭一般地穿过人群,所过之处引起一片骚动。“截住他!”有人喊叫。但人群密集,互相挡住了视线,前面的人返身拦截,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他已跑过去了。他可能也挂了彩,有棍棒落到身上,但他奔逃的锐气未减丝毫。他撞倒了一个拦路的人。他蹦跳起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着件白衬衫,一路迅猛狂奔,最终跑过最后一名手持钢钎的堵截者,跑过空旷地带,跑进朝他欢呼的造反派群众中。

被围困的思想兵从大楼里出来,一两百人的队伍,就像经历了长途跋涉一般风尘仆仆。他们在大门前聚集了一会儿,然后押解着一队俘虏,搀扶着伤员,在红色兵团战士的护送下快步往广场撤离。

与此同时,一辆解放牌汽车从山脚街口上开过来,停在旅馆大门前,载上重伤伤员和一些生死不明的人后,又迅速朝街口开去。

街面上仍然散布着手持钢钎、棍棒的武器人员。最前端的队伍发起一次佯攻,把小街口上的主义兵群众吓跑后,又很快往回撤。把守十字路口的队伍接到撤退命令,顺着大街跑过来。命令是在大楼这边用哨声发出的。三声短促的哨声。吹哨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儿男人,桥联队一名指挥官。刘义在游行队伍里见过他,肤色黑黑的国字脸,脑门正中竖着一根青筋,炯炯有神的目光和一双引人注目的大手。他跟在队伍一侧跑动,像旗帜般地挥舞着那双大手。此时他站在大楼门厅一侧,打着同样的手势,让后面的人跟上。

就像演出结束拉下幕布,观众呆坐不动,红色兵团战士撤离后,群众好一会儿都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大街上一时显得空寂。

二十五

刘义第一个离开市文化宫大门往十字路口那头走去。在距大门一箭之地的开在院墙上的一道小门旁边,一个女人在大声哭泣。女人三十岁左右,她和她丈夫刚才就呆在小门后面,从门缝里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被钢钎捅倒。女人哭泣着说他被活活捅死了,但丈夫却说他被钢钎刺中腹部,被拖走时人还是活的。“你没敢看,”他对女人说。“我看了,他还有口气,没死。”

那地方留下一滩血迹。已结成血汪子。有一只割断喉管的鸡流出的血那么多。还有身体拖开去时留下的血痕。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飞舞着,起起落落。女人仍然惊魂未定,哭泣着,浑身不住地颤抖。她说那个年轻人是她一个朋友的兄弟,哪派都没参加,只是一名看热闹的群众。他没躲进小门里,或许因为自己认为不会出问题,或许也是因为进去的人迅速把门关上了,他来不及挤进去。小门后面是一间小屋子,游泳池的售票室。他们七八个人躲在里面,听着桥联队的人像踏着马蹄般地跑过来,他们都吓昏了,有的人打窗口翻到游泳池那边去。她和她的丈夫呆着没动。她从门缝里瞅见他,那个年轻人被钢钎刺中。她没看见刺他的人,只看见他的侧影,呼叫了一声,往小门一侧的墙壁退了几步,倒下去时还抓住钢钎不放。她和他隔得这么近,他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要是她和她丈夫当时呆在外面,也会被那伙疯子戮死的。

女人说到这儿已不再哭泣。她鼻头已经哭红,调过脸去擤鼻涕,用捏在手里的手巾揩眼泪。她丈夫呆在一边,仍然激动不安。刘义明白,她需要把心里的恐惧说出来,她受了那样的惊骇,不管碰见谁她都想说出来,一吐为快。

这时街面上仍然空荡荡的。前面人行道上躺着几具躯体。一个受伤的人爬了起来,倚在一棵树干上呻吟着。十字路口那儿聚集着一些人,往大楼这方张望着。红色兵团的人还没撤离,埋伏在大楼里或附近的什么地方。那地方的寂静中蕴藏着一股肃杀之气,看上去令人生疑。

一伙红色方面军的人带着担架从右手街道转过拐来。街口群众仍然呆着不动。依在树干上的伤员被放到了担架上。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被打昏过去,却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一见救援人员便哭了起来。离他不远的那人则没吱一声。他躺在电桩一侧人行道的台阶下,腹部和大腿中了钢钎,流血过多,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被几双手抬起来,软绵绵地放到担架上。另一名伤员头破血流,但却露出痉挛的笑容。他孤苦伶仃地这儿不知躺了多久,这不是他受伤的地点,他是从街面上爬着过来的。现在他终于得救了,回到了自己人的怀抱中。他对救护人员说,他是市物资局一名主义兵战士,是在战斗中负的伤,他要他们立即派人通知他爱人。“我不想死。”他说。“我伤着这儿了。”他用手指了指脑袋。他的颅骨已经破裂。

三副担架先后抬着走开。四个人抬一副,一人搭只手。在抬第四副时,有人叫刘义过去帮忙。

受伤的是一名中年男人,大块头,穿着白衬衫,身上没见任何伤口。大概被棍棒打伤的,伤着头部和腰,呻吟着,脸色铁青。他已被抬到担架上,搂着他的腰部时,他高声叫唤起来。只有两名救护队员。其中一个穿背心的大汉打算一人抬一头,还差一个人。

刘义站着没动。

“你是‘麻联站’的人?”穿背心的大汉问。‘麻联站’是红色兵团的别称。

“不是。”

“是‘一中红旗’的?”对方看出他是学生。‘一中红旗’是大名鼎鼎的学校主义兵组织。

“不。”

“叫别的人来抬,遇上他妈的一个神经!”打算叫刘义做搭档抬另一头的那个穿和尚领汗衫体质单薄的矮个儿主义兵火气很旺地说。

刘义不明白他为什么发火,是他们自己要问的。碰上什么人都想弄清他的观点或属于哪派组织,他只不过如实地回答了问题。他很高兴自己能脱身,躲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但他没想到另一个更加令人尴尬的脚色却在等待着他。

他刚走过十字路口那群人,就有人截住他,问:“你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当时在场,什么都看见了?”

刘义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问话的是个三十岁左右身体强壮的男人,红色方面军战士,手里提着一根钢钎。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同样提着钢钎的人。刘义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对方挾带着往前走。“放开我!”他挣扎着,想逃开去,但手臂被一只铁钳般的手紧紧攫住。另一名提着钢钎的战士紧挨着走在一边,两人都不说话,脚下生风,转眼之间刘义发觉自己已转过街口来到市中区热闹的大街上。

他昏头昏脑地被带到电影院对面一队红色方面军战士的队列前。围观的群众让开路,抓住他的人把他交在左边那人手里,朝站在队列前的一名指挥官模样的男人走去。两人嘀咕了几句,指挥官模样的男人往刘义这边看看,挥手叫周围的群众静下来。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大家静下来后,他表情沉重、声音洪亮地说道。“红色兵团的暴徒屠杀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胞兄妹!这位年轻人——”他调过脸来,伸手指了指站在队列一侧的刘义——“他就是现场的目击者。你们瞧瞧,他被吓着了,现在还在发抖。他还是一个孩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像所有和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生活在和平、幸福的环境里。可是突然他却目睹了只有国民党还乡团和法西斯匪徒才能干下的罪行!他看见桥联队暴徒罪恶的钢钎刺穿了造反派战士的胸膛,看见他们的棍棒打碎了妇女和儿童的脑袋,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流淌一地……他们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恶棍、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对我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这笔血债要算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上,要算在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幕后策划者头上。他们煽风点火,蒙蔽了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场武斗,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置无产阶级造反派于死地!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已付出了血的代价。干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无数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经得起这场考验!革命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在此宣誓!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气不可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血债要用血来偿!……”

抬工队的头头。二十七八岁,穿着汗湿的背心,亮着太阳晒黑的手膀子,身姿挺拔。并不是抬工队的人就没有口才,不谙理论。他们中有初中生,高中生。刘义他们院子里一个抬工就是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生不好才干上这一行的。他真会说话,即兴演讲,黑黑的肤色变得更深,脸上的线条就像刀刻出来的一般,单是声音和表情就足以把人镇住。悲壮的场面。悲壮的、雕塑般的脸。不少群众和战士已热泪盈眶。同样是抬工队的下苦力的人,穿着背心和和尚领汗衫,皮肤都晒得黑黑的,手里握着钢钎、棍棒,说到“我们在此宣誓”时,都举起右手,握成拳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气不可丢!……”

刘义已不再哆嗦,但仍然觉得万分尴尬。攥着他的手已经松开,他却没有走开去,像被施了定跟术一般,无法迈开脚步。他成了众人注目的目标。现在这目标虽然转移了,但他仍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他要是一名牛鬼蛇神,最怕的或许就是被揪出来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止一次想过这事。不必挂牌子,不必戴高帽子……单是面对群众的眼光就会叫他存受不了。

他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出来。那两名主义兵战士把他抓来的时候,并没问他的家庭出生。他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一名劳动人民子弟,一名主义兵或同情支持主义兵观点的年轻人。一旦他们了解他的家庭出生后,就不会有人需要他这样的目击者了。主义兵和思想兵一样讲究家庭出生,这方面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们需要的是一名劳动人民出生的纯洁的目击者。他们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就好像他是自己主动申请的,而不是被强行拉来的似的。刘义慌乱的眼睛在人群里搜寻熟人、同学。他没看见一个。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不在场。他们在场,即使现在不揭穿他,过后也会以令他惧怕的方式议论这事。

痛苦终于结束。他发现抬工队的人已经开拔,急急忙忙地奔赴战场,自己已置身于人群中,被闹哄哄的人群挟裹着往市文化宫那头而去。一片愤怒、仇恨、复仇、颤动的潮水。各种各样的群众,一听到消息都跑来了,带着钢钎、棍棒和顺手拿到的能够当武器使用的东西,有男人,也有妇女和儿童,有机关干部、工人,也有小商小贩、下苦力的劳动者、无业游民,对老保的仇恨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刘义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羞愧,他蒙受了羞辱。他总是担心这样那样的羞辱落到自己头上,担心蒙受羞辱却不知道怎样应付。现在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感觉自己就像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比起老保来,他更痛恨那两个抓住他的造反派战士。

人群中有人认出他来了。那是一个和他一般大小的少年。碰上刘义的眼光,他立刻装出一副复仇者的凶恶模样。他手里握着一把尖刀,祖传的防身武器,象牙刀柄,刀尖朝上锈迹斑斑。他朝刘义看了一眼,做出一个捅人的动作,猛烈而利索。要是前面女人的后背变成老保的胸膛,他就会这么眼睛不眨一下地捅进去。他碰到了女人。女人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他大笑几声,侧着身体朝前蹦跳了几下,像水面上激起的一股细浪,穿过人群往前去了。

在十字路口附近,一个女人指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嚷道:“他是铁杆老保!揍他!”群众过了会儿才弄明白,男人原来是点他水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两口子因观点不同正在闹离婚。刘义看见他的时候,他已被愤怒的群众吞噬并吐了出来,鼻青脸肿,上衣撕毁了,打着赤膊,流着眼泪一个劲地说道:“造谣的婆娘!造谣的婆娘!我算是什么铁杆老保!……”人群在大楼前聚集起来。一部份群众跑到前方山脚下又折了回来。一部份群众跑进了大楼里,没遇到抵抗就顺利地爬到了楼顶。他们走遍各个房间,仔细搜索、观看,像上战场凭吊的人那样默默地注视那道使造反派战士付出惨重代价也未能攻克的楼道。人去楼空,遍地的狼藉似乎在讲述着当时发生的惨烈的事。不知是谁的光荣谁的耻辱。有人在楼顶上招展一面红旗,宣告红色方面军占领了大楼。这是造反派群众最希望看到的,要是早几个小时的话。

人群越聚越多,愤怒与仇恨也在增长。不断有老保被点水,揪出来,一顿痛打,然后被红色方面军战士押走。

刘义在回忆中又看见市文化宫前骚动的人群。复仇的矛头对准了一个个老保。后者混迹于群众中,只要一声“他是老保!”立刻便被卷进漩涡里。一个接一个的推搡、厮打、扭扯的漩涡。刘义在市文化宫大门右侧看见被揪出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半秃顶的老保。像所有被卷进漩涡里去的老保那样,他头上脸上挂了彩,口鼻破裂,一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他可能是一个有点背景的老保,几名红色方面军战士押解着他,愤怒的群众跟上去,不断挥舞着拳头。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站在人行道边缘的石阶上,他等那名老保走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突然插上去,拨开押送人员,用锥子刺中他的腰部,旋即逃离。那人没叫一声,倒了下去。锥子刺穿他的腰子,只剩下一个把柄。“杀死人了!”有人嚷叫起来。他被围了起来,在送医院以前,就已一命呜呼。

二十六

被抓的老保后来都被关押在市文化宫临时设立的拘留室里。门口有人站岗,拒绝家属探望。刘义不能确定,拘留室的设立是那几天的事,还是武斗升级以后的事。他记得曾少华在那儿守过大门;门岗吊儿郎当地肩上挂着步枪在铁钎子门后面走来走去。两者代表了不同的时期。因此,拘留室很可能是就是在那几天成立的,并一直延续到武斗高峰时期,红色兵团从山上下来占领那地方为止。

就在那几天,曾明君也作了俘虏,关押在2号室里,不过后来他翻墙逃跑了。

曾明君上山后,有消息说他和房司一个女老保搞上了。他并不像他临走那天所冠冕堂皇地扬言的那样一个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双成对,和那女人约好,双双出走。事实也的确如此。贺玉珍在气愤之余也骂道:“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但过后,她又奋起维护家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名誉,声称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院子里一些心怀鬼胎的牛鬼蛇神造的谣。曾明君不可能勾搭上一个有夫之妇。他是一个正派的、有觉悟的男人,爱自己的家庭、孩子、老婆。尤其是后者,没有任何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能够取代。他去到自己战友们身边,那儿像军营一样纪律严明,并非像一些心术不正的群众所说的那样,是座大妓院,所有的女思想兵都和男人睡觉。她决不听信谣言。对谣言的传播者,她一旦发现便加以迎头痛击。

但是曾少华却相信曾明君就是群众所言的那样一个男人。其所以如此,完全因为他是一个老保。所有的老保骨子里都是伪君子,心口不一,虚伪透顶。他们口口声声誓死捍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利益、人民利益,可心里想的却只有自己的利益。以前曾明君没有这种机会,他受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现在,居委会已被组织取代,群众也分裂成两派,人人都关心路线斗争的胜负,曾明君这样的人便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了,可以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了。曾少华相信山上是个腐化堕落之地。有曾明君和他那类男人,加上他姘妇之流的女人,岂有不腐化堕落之理?

曾明君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曾经呆在大楼里。他是在大楼争夺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摸回家来的。他回来拿换洗衣服,拿活动经费。时间大约九点半钟。院子里有人看见他。贺玉珍上厨房替他炒了碗蛋炒饭。她有意高声说话,以便向在一旁竖起耳朵偷听的牛鬼蛇神们显示他们夫妻关系的牢不可破。曾明君的回访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她要他留下来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走。但不到十二点,他就被红色方面军的人抓走了。

有人说点他水的是曾少华,也有人说是院子里的造反派。听见敲院门的声音,立刻就有人跑去开了门。这前后两三分钟时间,曾明君已从床上跳起来,穿过走廊跑进厕所里。刘义躺在床上被敲门声惊醒,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打门口跑过。红色方面军战士在屋里扑了空后,打着手电在香蕉林里搜索。刘义在怦怦心跳声中,听见曾少华的声音嚷嚷:“他躲进厕所里去了!”接着,他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朝厕所跑去,在一阵嘈杂声中,把只穿着条裤衩的老保曾明君揪了出来。

贺玉珍以夫妻而不是以战友的身份干与了这事。她没拿出平常的作风,耍横撒泼阻止抓人,而是让她男人穿上面衣面裤,走得体面,并且说服红色方面军战士没给他上绑。

就在曾明君被抓后不几天,战火蔓延到市区来了。

红色兵团从城西、城北向前推进。他们在人民旅馆大楼打了次漂亮的胜仗后,在山上休憩、整顿了一周,调兵遣将,完成了下次战略部署。他们招募了一大批民工,把附近区镇支持他们观点的贫下中农动员起来,发工资给他们,使他们像雇佣军那样投入战斗。红色兵团战士从地面上进攻,也踩着瓦背从空中进攻。用推土机掀开路障,投掷石块、砖头,炸响雷管……

战斗打响的这天,刘义没出门。居委会、院子里的造反派听到风声就撤到市中心一带去了,一些没参加组织的青壮年男人也跟着往红色方面军的地盘里撤。有消息说,红色兵团的人会把每一个具有战斗能力的男人当作留下来抵抗他们的造反派对待。刘义看个头已像一名能拿起武器参战的人员,他想跟邓久连表叔一块撤退,但被刘芹死活拽了下来。

刘芹看来,呆在家里比呆在外面安全。附近街道和院落很快就会被占领。刘义一旦出去,就成了那边的人,要回到这边占领区就不容易了。到时他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刘芹不相信红色兵团的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无辜群众。他们也是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侵略军。刘义还是一名学生,哪派都没参加,这点院子里留下来的群众可以作证。“你怕什么?”她对刘义说。“出了事我负责。”

刘芹已没在粉厂上班。她是零工,又没参加组织,不可能像别人那样享受不上班又领工资的待遇,粉厂的造反派把她除了名。刘琼和张惠一周前送走了最后一批火柴盒,也因火柴厂停产而没领到下一批。武斗的受惠者是那些有正式单位的人,不管参没参加组织,只要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不上班工资照发。

受惠的也许还有牛鬼蛇神。两派打起来了,不再有人管他们。虽然这只是暂时的,但也让牛鬼蛇神们松了口气。刘义所在中学的那些关押在木工房里的牛鬼蛇神获得释放,各自回家。要不是战火临近,造反派战士一门心思对付老保兄弟,他们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负责管教居委会牛鬼蛇神的王干事参加了红色兵团,放下管教工作和一些公检法思想兵一起跑到山上去了。作为一名管教干事,他把斗争的矛头调开去对准了主义兵。张友仙之类的牛鬼蛇神暂时获得了解放,每周星期三下午不再参加政治学习,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也免交。张友仙上市场卖葱子蒜苗也不再有市管会的人找她的麻烦。市管会的不少同志都跑到山上去了。

这天张友仙没去市场卖葱子蒜苗。因为在街口那头的市场很可能已被红色兵团占领。她呆在家里,像院子里其他牛鬼蛇神那样因居委会和本院造反派的撤离而感到轻松了不少。先是保皇派,现在又是造反派,不再有人管他们了。不再有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不再有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这是张友仙所能回忆起的最幸福的时期。她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她不怕他们,他们要对付的不是牛鬼蛇神。贺玉珍那婆娘也留下来了,她也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

邹兴容带着刘琼、张惠呆在张三姑婆屋里。那个庆祝最高指示下达的不平常的夜晚之后,她有段时间称病呆在家里,但过后经不起别人的动员,又去参加了组织活动。参加组织活动使她忘了自己有那样两个丈夫,忘了思想改造,使她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不必像别的造反派战士那样撤离。她没有必要害怕红色兵团战士。

刘琼的主义兵同学来找过她,她为她的安全担心,约她上她位于市中区的家里住几天。但刘琼觉得这很可笑,婉言谢绝。她像邹兴容一样不怕红色兵团战士,认为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刘芹和刘义上张三姑婆屋里去,看见她们都不怎么说话,安静地坐着,外面一有响动便竖起耳朵。她们不怕红色兵团战士,但在等待中——他们随时可能到来——还是感到紧张、焦虑。张三姑婆头上包着帕子呆在被窝里,刘琼、张惠和院子里另外两个女孩坐在床沿上。邹兴容坐在一侧的藤椅里。刘芹呆了会儿,对刘义说:“我们到外面去看看。”

“哪儿也别去。”邹兴容说。“就呆在这儿。他们会看见我们没乱走乱动,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也许他们这一天也来不了。”刘芹说,对母亲说的构不成威胁的话觉得好笑。“我们出去看看就转来。”

她和刘义朝隔壁院子走去。走廊上安安静静的,不见孩子们跑动,从屋里传来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院坝里香蕉树已长得很茂密,一只画眉在午后的阳光里婉转啼叫。他俩带上秦睡龙。后者刚打那间堆谷草的小屋里钻出来,他来此侦察,似乎打算一遇紧急情况就把自己和老奶奶安置在谷草窝里。

他们一道穿过寂静的走廊、院落。房司造反派家属已走光,锁上了门。街道纸袋厂牛毛毡搭的厂房里不见人影,一张张案板摆放在抹过水泥的神甫原来的后院里,角落上堆放着成捆的纸袋。他们来到教堂前的院坝里,五金加工厂的人也锁上了教堂的大门。

他们在教堂大门前碰见一名手持钢钎的造反派战士。刘芹用开玩笑的口气招呼他:“龚三哥,还没撤退吗?”

“龚三哥决不会当逃兵。”他说。

教友,家住教堂院坝旮旯里,下苦力的无产阶级,坚定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他没和组织一块撤退,他打算留下来,孤身一人抵挡红色兵团的进攻。

他没戴藤帽,戴着顶边缘破裂缺缺丫丫的草帽,穿着件破旧的劳动布裤子,大脚丫上套着双车轮底的凉鞋,腰上扎着根宽皮带。他身上的背心破旧,汗渍斑斑,肩上只有筋筋绺绺挂着,亮出肌肉发达的半截胸脯和晒得油亮的手臂。他一只手握着长毛似的钢钎,皮带上吊着把插在套子里的短刀。刘义觉得他与其说是一名造反派战士,还不如说是丛林部落里一名狩猎者。

“这一带没人把守?”刘芹问,看了看另一名教友家的憨憨儿。后者穿着件和尚领汗衫,胖乎乎的胳膊和身段,呆在家门口高高兴兴地敲打着竹筒。

“前面街口有我们的人。”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参加战斗?”

“我们刚撤下来。还没交手就接到命令去增援张家苑——那一带战斗已经打响。”

“你没跟队伍走?”

“我另有任务。”

“他们会从这边过来吗?”

“肯定会过来。”

“你一个人抵挡得住?”

“你到外面去看看,还有我们的人。”龚三哥笑了。“你们上这儿来干什么?”

“到钟楼上去看看。”

“门开着的,去吧,有我在这儿。”

“你参加战斗拿工资吗?”刘芹走开去几步,又回过头去问。

“我们搬运站现在是造反派掌权。”龚三哥说。

“拿得到工资啰?”

“一天一个点工。”

“一块四?”

“大点工,一块八。”

他们从右手门洞进去,沿着螺旋形木梯一口气爬上钟楼,来到上方平台上。抄教堂的时候把两座钟楼里的钟都拆卸下来,送铸造厂去了。钟架空落落的,结着蜘蛛网。他们的到来惊动了一群麻雀。它们在外面砖缝里筑巢,嘁嘁喳喳地吵闹不休,从窗口看得见它们在头顶上飞进飞出。

从钟楼上只看得见下方一截街道和连成一片的瓦脊,投向街口那方的视线被瓦脊挡住了。刘义和秦睡龙翻过圆孔,顺着瓦脊往教堂屋脊上爬去。瓦脊上长着青苔,被太阳烘干,但仍然有点溜滑。刘义让秦睡龙爬在前面,万一他滑下来好把他挡住。但秦睡龙是个机敏的孩子,手脚并用,转眼功夫便爬了上去。刘义也没费多大劲就爬到了屋脊上,两人在离拆毁了十字架的光秃秃的顶端一两公尺的地方坐了下来。

刘芹呆在钟楼里。她从圆孔里看着他俩爬上屋脊,对着上方看了会儿,然后走向另一侧圆孔,往下眺望。

隔会儿龚三哥上来了,在钟楼里和刘芹说着话。刘芹的声音听上去高高兴兴的,不时发出几声哈哈笑。

刘义望见了远处的山丘,山头上矗立的白塔,一段闪光的河面。望见不远处的校园,绿荫中的一片寂静的操场。一群鸽子从军分区大院里飞起来,飞过一片低矮的瓦房、市文化宫和人民旅馆大楼上空,往山的方向飞去,在背阴一方黛青色的山影中折回,飞过广场,盘旋在张家苑一带上空。那儿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不少人爬上了屋顶,嚷叫声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西门街口这方仍然安安静静的。刘义看见房顶上呆着人,但没往下扔砖瓦,也没听见闹嚷声。一截街面上设置了路障,看得见路障后面手持钢钎、头戴藤帽的武装人员。

他安静地眺望着,听着身边秦睡龙的呼吸声,出声地往胸膛里吸气。他看看下方的钟楼,刘芹还在里面和龚三哥说话。憨憨儿又在敲打竹筒,听上去就像和尚敲木鱼的声音。他不由得怀恋起往日教堂的钟声来了。它总是在睡梦中响起,召唤他去教堂望弥撒。但进了中学后他就不再上教堂望弥撒了。在那所学校里,一个上教堂望弥撒的中学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学校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视线落到那片寂静的操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成为思想兵使另一个人又成为主义兵?他想到王名安,他突然长高、长结实的身体,他脸上的青春痘,上嘴唇上长出的胡须、突出的喉结……这一切都伴随着某种内部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义得出结论——是内分泌使他成为一名主义兵的。

这样的看法十分荒谬,但刘义却一脸沉思的表情。他从居委会方主任儿子的身上、从那个脖子上青筋鼓起激动起来像条发怒的小公牛的主义兵青年身上、从那个有一双大手的像猿猴般有使不完的精力的桥联队的领队的身上、从市文化宫门前用短棒击打女孩腹部的那个面目狰狞的男人身上、甚至从漂亮的站在楼顶上用弹弓射击的女思想兵梁丽身上都看到同样的东西。生命的骚动。内分泌。只不过他却不能解释,内分泌何以使王名安成为主义兵,而又使另外一些人成为思想兵。

多年以后,我和他谈到这事,他还坚持说他在教堂屋脊上的发现仍有一定的道理。尽管那时他还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一切都始于一张照片,始于我和他之间的一场对话——你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你还记得什么?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东西。

二十七

刘义他们离开钟楼后不到一小时,那儿就发生了战斗。交战一方是龚三哥和一小群防线失守后退守教堂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另一方是乘胜追击的红色兵团雇佣军、武装起来的民工和区镇贫下中农。

红色方面军战士砸开大门上的锁,跑进教堂。他们在五金加工厂的车床间、杂七杂八的原料和废旧机器间与红色兵团战士交手,阻挡后者的进攻。他们企图打开圣器室旁边那道小门跑到这边院子里来。但小门已被封死,用钢钎也无法撬开。红色兵团战士一拥而上,他们终因寡不敌众,成了俘虏。

龚三哥和另外两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爬上了钟楼。红色兵团战士尾随其后,在楼道上俘虏了一个。龚三哥和剩下的一名战士登上平台,翻过圆孔,爬上了教堂屋脊。

龚三哥并非像他在刘芹面前所吹嘘的那样是名孤胆英雄,他根本就没想到作任何抵抗。他一上房顶想到的就是逃命。他事前已有所准备。他没招呼自己的战友,一个人顺着屋脊跑向另一头,从屋脊顶端顺着瓦沟溜到屋背边缘上。那儿一根绳索早已拴牢在揭开的瓦格子上,他扭着它下到墙头,然后纵身一跳跳到隔壁医院的草坪上,逃之夭夭。

站在这边院子走廊上的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弯着腰提着钢钎打屋脊上跑过的身影,看见剩下的那名战士爬上屋脊后,顺着另一侧瓦背下滑,慌不择路地爬上了另一座钟楼的楼顶。

从后面追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也爬了上去,两人隔着楼顶上的塔形尖顶交起手来。那人被逼到靠外的一侧,光着脑袋,看上去很年轻。站在里侧的红色兵团战士头戴藤帽,像只壮实的大猩猩。两人都猫着腰,紧盯着对方。那人躲过了左侧刺来的钢钎,让到尖顶的右侧,红色兵团战士往右侧刺了一钢钎,他又让到左侧。他这么躲闪了几个回合,也用钢钎还击。

这是一场无望的战斗。真正的孤胆英雄。

“他应该投降。”站在一根廊柱旁边的张友仙说。“他没有退路了,为什么不投降?”

张友仙的哲学向来就是缴械投降,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为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的命运担忧,完全忘了自己是一名牛鬼蛇神,第一次作为一名热心的观众参与了这场群众斗争,或者说这一强一弱的两人之间的斗争。她的同情在弱的一方,焦急地盼望那名战士认清形势,停止抵抗,以挽救自己危如累卵的生命。

站在走廊上的人都看到了屋脊上和钟楼右侧呆着跟上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他们默默地为那位战士担心,捏着把汗。在刘芹的一声惊叹中,他手中的钢钎已被打落,在空中打了个调,朝楼下栽去。在此之前,他刺中了那个大猩猩的手臂。

“赶快投降吧,不要再顽抗了!”张友仙喃喃说道,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主啊,指点他,给他明悟,为他指明出路吧,他才二十岁……”

那名战士仍在进行抵抗。他双手把着塔形尖顶的腰部,利索地躲过几次刺杀,突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钢钎。两人各执一端争夺起来。有一瞬间,他好像取得了成功。他拼命想把钢钎夺过手。但对方突然顺势往外一送,他失去重心,身子朝后仰。接着,他松了手,企图用舞动的手臂保持身体的平衡。此时他已在往下坠毁,从钟楼顶上消失不见了。

“他摔下去了!”

“他摔死了!”

从五、六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下面是青石板。谁都认为他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摔成残疾。但是发生了奇迹。事后打听到,他落地后完好无损。他好像不是从钟楼顶上而是从一两公尺高的地方摔下去的一样,身上竟然没伤着点皮肉,毫发无损。他在石板地上躺了会儿,神智清醒地爬起来,当了红色兵团的俘虏。后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人敢动他一下。

众教徒都认为这无疑是天主显圣。就像抄教堂那天十字架倒下来砸死那个积极分子老太婆一样。同是天主参与了的事,那次显示的是惩罚,这次显示的是慈悲。不过不好解释的是,天主何以会喜欢造反派、何以会对一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如此青睐?

仅仅因为众教徒都为他祈祷天主才格外开恩?邹兴容认为是如此,不然怎么解释呢?她所具有的唯物主义观点因目睹这桩奇迹而被抛到了一边。张友仙更进一层认为天主特别听见了她的祈祷。过后她说起来好像她亲眼目睹了奇迹发生的过程,一只无形的手托住了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减轻了地球的引力,让他双脚触地,坐在了石板上。“若不是天主的存在,他还能活下来吗?”她说。

当时所有的人都胆颤心惊。刹那间他大惊失色舞动双臂的身影还留在合上眼睛的视网膜上。他摔死了吗?刘芹想跑去看个究竟,或者也是出于本能的反应,眼睛望着钟楼顶往院坝里跑开去几步。但就在这时,她突然站下来了。

一伙红色兵团战士出现在院坝一侧的房顶上。

没人想到他们会从这地方来,在场的人一时都看呆了。彭家的小孩吓得哭了起来。

隔壁医院的晾衣房,毗邻职工食堂。一个身材矮小、一只眼睛长着眼翳的女人在那儿负责管理,把工作服、床单、被单晾在一根根竹竿上,或从竹竿上大抱小抱地取下已晾干的东西。她也是一名教徒,和院子里的人很熟。几分钟前她还呆在楼上,隔着木栅栏往院子里望。此时她已躲起来了,跑得无影无踪。

红色兵团的人爬上屋脊,呆下来了,往这边院子里打量着。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手持钢钎、长着络腮胡的男人问站在院坝里的刘芹。

“我们是群众。”

“有红色方面军的人吗?”

“他们早撤走了。”

那伙人半蹲着,互相交谈了几句,往后传递消息,然后站起身打屋脊上下来,顺着瓦沟往下走。前面的离开屋脊,后面不断有人爬上来,露出藤帽、钢钎。刘芹有一会儿注意那些不断冒出来的人去了,等她回过神来,明白他们要干什么的时候,前面的人已走到屋檐上,跳到院子这方的屋脊上来了。屋檐离这边屋脊一公尺左右。那人纵身一跳跳了下来,踩碎了几块瓦,顺着屋脊小跑起来,第二个又跟着往下跳。

“啊,啊,转去!”刘芹嚷道。“退转去!你们要干什么!”

房屋年久失修,瓦背漏雨,经受不起任何重压。第三个又下来了。他没顺着瓦脊跑动,而是踏着一侧的瓦背往前走。刘芹冲他嚷道:“滚转去!啊,啊,你把我们房子踩坏了!”

她声音尖细,愤怒得涨红了脸。邹兴容在门口走廊上招呼她:“大——”刘芹没理睬她,继续嚷叫,挥着手,要他们往后退。她会惹事的。刘琼跑到她身边,拉着她手臂说:“姐姐,让他们去吧……”

“走开,少废话!”刘芹甩开她的手。“房子踩烂了谁来修?”

话音刚落,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完了!”刘芹说。

厨房一侧的瓦背上出现了一个窟窿,灰尘像烟似的往上冒。一声“轰隆”之后,接着又是一片哗啦的声响,瓦片瓦砾随着一名掉下去的红色兵团战士往下砸。

他掉到灶头上。脸朝上,横着身子掉下去,后腰在灶缘上一担,脊椎骨立刻就被担断了。

刘芹朝厨房门口跑去,一分钟后又跑回来,站在院坝里。“完了”她说。不知道是那名呻唤不止的战士完了,还是房子、锅盆碗盏完了。房背上开了扇不规则的天窗,在两根横梁间,支楞着一截瓦格子,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灶头四周烟雾腾腾的一片狼藉。

房背上的进军终止下来了。走在屋檐边的人都往后退。那人掉下去之前,又有一名战士跳到屋脊上。他看了一眼,没停下来,急急忙忙往前走,追上了前面的人。

他们三人顺着瓦脊转过拐走到那头尽头上,打那儿顺着瓦沟下来,翻到秦家搭在房屋档头上的厨房棚顶上,顺势跳落在地。

从原路返回的红色兵团战士找到一条通这边小街的途径,打医院停尸房一侧的小门出去,绕道而来,几分钟后跑步进入院门。

一些人跑进厨房,救起那名脊椎骨摔断的战士,其余的人散布在走廊上、院坝里。

一名三十岁左右、指挥官模样的男人怀疑刘义是红色方面军的人,居委会的战斗人员。红色兵团战士进攻时,这类战斗人员向他们扔石块、砖头。

“他什么也不是。”刘芹说。“他还是一名学生。”

那人钢钎杵在地上,打量着刘义。他身边站着两名红色兵团战士。

“他刚满过十七岁,我可以拿户口簿给你看。”刘芹在一边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人对刘义说。

刘义伸出双手,摊开汗湿但干净的手掌。那人问:“没向我们扔石头?”

刘义摇了摇头。

“你参加组织了吗?”

“没参加。”

“为什么没参加?”

刘义刚想回答因为家庭出身关系,刘芹接过话茬说:“不是人人都参加了的。”

“人家不会要他。”一声冷笑把这话从相隔两根廊柱的走廊那头传过来。说话的贺玉珍,她声音不大,但还是让这边的人听到了。

贺玉珍在和几名红色兵团战士说话,也在留意这边的问答。突然插进这话后她又把脸调向一边,对红色兵团战士笑脸相向。院子里的人惟有她因红色兵团战士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她向他们谈到她的丈夫曾明君,最忠诚的红色兵团战士。他现在关在市文化宫的监牢里。她希望红色兵团战士们一举攻下市文化宫,解救她丈夫和所有在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

“刚才是你在哪儿嚷叫?”指挥官问刘芹。

“你在房顶上吗?”刘芹反问道。

“你怎么敢对我们那样嚷叫?”指挥官说。“不想活了,是不是?不支持我们红色兵团?”

“你们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摔成这样了。”

受伤的战士已从厨房里抬出来,平放在走廊的泥地上。一身一脸都是灰。额角上裂开了一道伤口,殷红的血迹在泥灰中开路,像大蜘蛛的脚爪爬向脑门,爬过眉梢眼角,伸向耳垂腮帮。他不住地呻唤着。有人跑开去找担架队去了。

他身边还蹲着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亲戚或一个生产队的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急得脸色都变了,大声地叹息。

“算你走运。”指挥官对刘芹说。“我带领的是一支民工队伍,贫下中农,不是我们桥联队的战士,要是碰上他们,你这种瞎嚷嚷……”

“他们就不讲道理?”

“嘿!他们很讲道理!”

一名从外面进来的战士跑步来到指挥官面前,低声说道他们已彻底搜索过了,附近不见红色方面军的影子,指挥官面部肌肉松弛下来。他们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他划燃火柴,点上一支红缨牌香烟。

他不是那种粗人,实际年龄比乍看上去还要年轻,外省口音,穿着件大了一号的开领运动衫,白白净净的脸,五官端正。队伍里不止他一个桥联队的人。他与旁边一个操外省口音的中年男人搭话,后者长得五大三粗,大桥上铆铆钉的无产者。

他看了一眼刘芹,说:“你很有胆量,你应该加入我们红色兵团。”

刘芹听了打了几声哈哈,仿佛觉得这话很滑稽似的。她额头上渗出汗珠,脸色发红。她刚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现在她还想着房背上那扇天窗。她对指挥官说:“房子踩坏了,你们得找人修好。”

“我们的人还差点摔死了呢。”指挥官说。“我们没怪你的房子不够结实,你倒提出这种要求来了。”

“损害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刘芹说。

“这房子是房司的吧,叫他们派人来修不就得了。”指挥官说。“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人也是国家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修。”刘芹说。

“我们踩坏的,会替你修好。”指挥官后退两步,看了看瓦背上的窟窿,换了种语气说。“我们会派人来修好,等我们胜利之后……”

“胜利之后?”

“你怀疑吗?”指挥官笑了笑。“胜利属于我们红色兵团,这点连小孩也不会怀疑。我们有群众支持,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只会胜利不会失败。你要有亲戚朋友是红色方面军的人,我叫你劝他们尽快投诚,反戈一击有功。彻底打垮他们就是这几天的事了。你对你的房子尽可以放心,我们会派人修好所有踩坏的房子。”

红色兵团战士领着两个担架队的人进来了。红色兵团雇佣的民工,一副帆布担架扛在肩上。指挥官朝走廊上走去。

受伤的战士被几双手捧起来放到了担架上。那个年轻人已不再叹息,但眼睛没离开他的脸。他呻唤声已微弱下去,一脸血污,目光呆滞。

二十八

红色兵团战士们一走,刘芹她们就进厨房里去收拾,把瓦砾、灰尘、碎木块清理干净。刘芹清点损坏的东西,搁在灶头上的盐罐、酱油瓶和洗碗的缸钵被砸坏了,锅砸开了一道裂口,连煤油灯和竖在一边的锅盖也未能幸免。

这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刘芹抱怨道。那名战士那一下也摔得够惨,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看样子是一名招募来的民工,不是为了自己的观点战斗,而是看在每日一个点工的份上,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家里可能还有妻儿老小,给点抚恤金了事,不会怎么管他的。如此一转念,刘芹便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令她高兴的是,她把刘义救下来了。当时邹兴容待在一边没说话。这次不比那次抄家,她没表示欢迎,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要是她不出面干涉,刘义很可能就会被那伙人带走,后果难以预料。刘义好像也被吓着了,当那名指挥官怀疑上他后,他朝她看了一眼,好像在说:“这都怪你,我走了就没这回事。”刘义本人否认这事。或许事情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那名指挥官也许只是想耍耍威风,吓唬吓唬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粗人。

刘芹对贺玉珍那句“人家不会要他”耿耿于怀。那婆娘怎么那么可恶、那么喜欢拆烂污。她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她说出来就是为了让人听到,让人知道她在任何时候都对牛鬼蛇神和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满怀蔑视。她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身上长刺,自以为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性,保持了对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的仇恨,实则既愚蠢又冥顽不灵,对任何人都缺乏善意。

那名指挥官答应的事没有兑现。红色兵团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只会胜利不会失败。实际情况是,相隔仅两天,红色方面军便发起反攻,一举收复了失地,把西城一带的占领军逐出了市区。

北城张家苑一带的战斗仍然很激烈。红色兵团投入了大量兵力,步步为营,在房顶上、狭窄的街巷里,与红色方面军展开激战。

红色兵团出钱招募民工,红色方面军这方则向所有参战人员免费提供伙食(可以想象红色兵团那边也是免费的)。市中区各家国营餐馆为他们敞开大门,任何时候进去都可能吃上馒头、花卷、稀饭。餐馆里的造反派群众也用驾车把食物送上前线。刘义碰见王名安的这天下午,他和几个主义兵同学正从十字路口附近一家叫“桃园春”的餐馆里吃了午饭出来。平常一日三餐有人送,今天是个例外,他们自己上餐馆进餐,有红烧肉和好几道菜的一次会餐。他问刘义吃过饭没有。“我可以带你去饱餐一顿,不收一分钱一两粮票。”他说。

王名安对免费供应伙食非常满意。他让刘义摸了摸他像提足了气的鼓囊囊凸出的上腹部。他这段时间食量大得惊人,单是早餐就能吃下两个包子(数量有限)、两个二两粮食的馒头,一大碗稀饭,午、晚两餐(有面食也有饭食)也吃得不少。他在家里还从来没有这么敞开肚皮吃过。他不会放过白吃的机会的,很可能正是免费提供伙食才使他的食量大增。刘义注意到每家餐馆里都堆着一笼笼馒头、花卷,任何像战斗人员的人都可以进去拿来吃。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也可以是这任何人中的一个。

街上到处见得到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棍棒的人。有从张家苑过来的,也有往那头走的。王名安手里仍然拿着那根茶条棒,几个主义兵同学手里拿着棍棒、钢钎。他们驻守在市图书馆附近的民政局办公楼里。那儿离前线很远。指挥部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大概考虑到他们还是一伙学生。但王名安却说,那儿是一个战略要地,进攻北城、西城的红色兵团部队都是冲市图书馆这带来的。在今后的战斗中他们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名安有件事要告诉他,他见到刘义这么高兴很可能就因为他心里揣着这事。在刘义拒绝和他们一路去参观学校主义兵的驻地、几个同学走开去后,他说:“昨天我们把唐敏之老师狠狠教训了一顿。”

王名安平常说到班主任都直呼其名,加上老师二字,以示嘲讽。班主任参加了思想兵,但毕竟是斯文人,没像工厂机关单位的思想兵那样跑到山上去,拿起钢钎、棍棒参加战斗。武斗开始后,他就躲在老婆娘家一个主义兵家庭里。据说,他已在考虑反戈,已和学校主义兵头头取得联系,以他一惯的作风,想把这次反戈搞得有声有色、具有代表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在犹豫不决,拿不准哪方最终会取得胜利。他顾虑重重。他在当思想兵的时候过于张扬,把自己保皇派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曾预言:主义兵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这话说得太绝,反戈会使他觉得没有脸面。

“他没有任何原则,就像所有的臭知识分子一样,本质上是个机会主义者。”王名安评论道。“他参加思想兵也好,反戈一击成为主义兵也好,都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明哲保身是他们这类人的哲学。可是,你记得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吗?他要我们有理想。他多么会唱高调,多么擅长于阶级分析、玩弄革命的词藻……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刘义不喜欢班主任,但说他是伪君子,他却不能赞同。班主任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这和伪君子的心口不一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伪君子会说:“什么?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当真了?你以为我说的跟心里想的一样吗?”而班主任却要别人把他的话当真,无条件地表示相信。

刘义发誓说,他当时引用了莫里哀笔下那句伪君子的名言。对此我表示怀疑。不错,在他那样的年龄,脑子里有时会有些奇妙的念头和联想,会脱口说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话。我不能确定他当时是否已读过莫里哀的作品。他一向沉默寡言,耽于幻想,表情抑郁,但有时也会因某个念头或书本上的某句隽词妙语而变得眉飞色舞。这些都可以为他辩护。那句引语和表达的方式给王名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玩味,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到班主任身上也未尝不可。班主任是说话的一方,而听话的一方便是他,面带微笑的主义兵战士王名安。

唐敏之昨天早晨回到了学校,王名安接着说。他可能在权衡了一番利害得失之后,放弃了反戈,打算在校园里迎接红色兵团的到来。王名安他们得到消息后,冒着途中与红色兵团突击队遭遇的危险,迅速出击,在午餐桌上把他从学校教职员工宿舍里抓走,带回驻地。

他们没像对付思想兵同学那样对待他。对付思想兵同学,无论男女,他们都是毫不留情的。在人民旅馆大楼被攻占后,他们抓到了一小撮思想兵同学,各个班级的都有,有的躲在家里,有的从山上溜回来被抓。由他们初六六级几个班的主义兵执行惩罚。地点在他们的教室里。他们关上门,用皮带抽打,用棍棒、板凳猛打猛砸。出手之凶狠、狂暴,令王名安也感到吃惊。他说出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个用皮带抽打一个女同学的臀部。而他平常和女同学说话都要脸红,更不要说触及她们的身体了。另一个同学,在一名高六六级的女思想兵翻窗逃跑时,跑过去紧紧箍住她的大腿。那名女思想兵已年满十九岁,校团委的委员,上他们班作过辅导员,曾经把那名同学列为团组织的发展对象。而此时他却双手抱着辅导员丰腴的大腿不放,这动作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他凭着一股蛮劲把拼命挣扎的辅导员活活拽下来为止。这当然是个笑话。王名安说着笑了起来。也许那个同学只是为了阻止她逃跑,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也许也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可耻动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另一个插曲是,吴少强同学用板凳砸中杨明英的胸口,她当场口吐鲜血。

“我承认我们都有点野蛮。”王名安说。“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谁都认为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学校的头头们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这样恨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吴少强和杨明英曾经同坐一张课桌,男生们在私下里‘排队’时,都把他和她排成一对。

对付班主任,他们另有办法。他们让他跪在民政局办公楼后院天井里向毛主席请罪,忏悔自己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期间和顽固地站在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照刘义的理解,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不讲政治挂帅,鼓励学生只专不红、走成绩第一的白专道路,不重视思想教育,不讲兴无灭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用培训革命接班人的标准要求他们,不让他们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歧视工农子弟,而不是相反打击、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子弟……没有一个班主任会这样做。唐敏之做的恰好相反。不管他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百分之百是条非资产阶级的路线。

忏悔以沉默的方式进行。他们不想看见班主任的脸,让他背朝楼房跪在天井里。他们呆在三楼窗口后面。办公楼毗邻另一个单位的宿舍楼,一些女人、孩子跑过来看热闹,被他们轰走了。天井狭窄,班主任面对着一堵砖墙,一棵梧桐树的树冠替他挡住了阳光。他穿着和尚领汗衫,灰卡琪裤子,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他汗衫已湿透了,紧贴着瘦骨棱棱的肩胛骨和后背。他上身打得笔直,昂着剃成小平头的脑袋,绷紧了颈脖上的筋腱,好像在这种姿势中也要身体力行为自己的学生作出表率似的。

有其他班级的学生在楼上观看,不过没插手这事。他是他们六六级四班的班主任。他们把砖头堆放在窗台上,冷不丁地朝他扔上一块。他们并不想击中他,砖块落在他前后左右,就是不往他脑袋上落。他当然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砖块不是接连不断地扔下去的,而是每隔十几秒、半分钟或一分钟扔上一块。落地点离他时近时远,砰地一声砸在三合土地上,留下一个红褐色的斑点。一截砖头扔下来了,他等待着下一次,开始焦急起来,汗也淌得更多了。他背对他们,不知道砖块何时扔下来,扔在什么地点。他们会对他下毒手吗?一截砖头几乎贴着他耳边擦过,重重地击在地上,弹跳开去。下一次或许就会对着他的脑袋直落下来了。

“你知道陈志兵有多么恨他。”王名安说。“那块差点击中他脑袋瓜的砖头就是他扔的。没人知道他是闹着玩的呢,还是想像玩‘土地跪’那样一下把他击倒。他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没考虑后果。要是偏一点儿,咱们班主任聪明绝顶的脑袋瓜就被砸开花了。”

“他们觉得好玩吗?”刘义问。

“噢,一点不觉得好玩。”王名安说。

“扔砖块的都是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同学。”刘义想了想说。无论如何剥削阶级出生的同学就不会扔。吓怕了,什么事都要多个心眼,顾及后果。

“我没留意这个。”王名安说,随即更正道:“不,蒋文辉扔了,他是工农子弟——不知为什么,唐敏之器重所有的工农子弟,就是不器重他。在场的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扔了,没扔的在一旁看着,表示支持。”

刘义仿佛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他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知为什么都表情严峻。就像站在审判台上一样,他们站在窗口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下面天井里的班主任。刘义和我谈到这事说,他,唐敏之,一直像父亲一样统治着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在他任班主任期间,没有一个学生敢对他说半个不字。他们如此报复他,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从另一方面说,要说他们真有什么值得愤愤不平和伤心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总是用一个模具塑造人,并且塑造得很恶劣。

“他肯定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恨他。”刘义说。

“至少肯定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爱戴’他。”王名安讥讽道。“不过这完全是他自找的,罪有应得。”

“他吓破了胆。”隔会儿,王名安又说,哈哈笑了几声。“他开始还要面子,硬撑着,腰打得笔直。但几分钟后,他就像泄气的皮球般蔫下去了,身体慢慢弯曲,屁股坐落在脚后跟上。每落下一块砖头,他都会神经质地抽搐,浑身直打哆嗦。”

“他那么能说会道,就不能用一番话把他们镇住?我们每个人毕竟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噢,他那一套不再灵了。”王名安说。“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组织。他们已不是他原来的学生(他已不再掌握操行鉴定),而是接受过战斗洗礼的主义兵战士。他自己则站错了队……”

“后来怎么收的场?”

“他完全屈服了,低头认罪。”

“把他放了?”

“当然,他毕竟是班主任嘛,我们只想看见他威风扫地,没想把他送‘文攻武卫’。”

二十九

“你说的活路还没联系好?”王名安问。

“还没联系好。”刘义说。“现在在打仗嘛,一时还开不了工。”

“有时我也真想当一名逍遥派,什么也不管,像你那样去找活干。”王名安说。

刘义笑着看看他。他俩正走过电影院门口。

“我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除了当一名造反派战士就什么也不想。”王名安隔了会儿,说。“我们不能太相信别人。我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有时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又觉得什么都没变,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同学之间的关系上仍然看得到我所痛恨的学校的那一套。对付思想兵,我们观点一致,是战友,能一起赴汤蹈火。可是在自己人中间,却互相提防着,拉小圈子,背后使坏。我们表面看上去很团结,目标一致,实际上却各有各的小算盘,损害不得一点个人的利益。虽然不再向班主任和团组织打小报告了,但我们互相仍不能像人与人之间那样说真话。你懂我的意思吗?”

刘义表示他懂。他们在学校里时何时曾对别人说过一句真话?

王名安谈到学校一名受人尊敬的主义兵头头因写错一条标语(一字之差成了反标),主动跪了将近十个小时给主席请罪。这事对他触动很深,使他一度情绪低落。他很崇拜那名头头。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那名头头就差不多从组织中消失了。

“不过一切要看大方向。”王名安接着说。“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不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已厌倦学校的生活,厌倦自己在学校里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退回到老路上去。我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时期,那是最叫我害怕的,醒来发觉这只是个梦,我高兴得心花怒放。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真高兴自己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我很庆幸自己是一名主义兵,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只是别对自己人说真话。”

王名安看上去高高兴兴的。他何时曾情绪低落过呢?他俩横穿过街面,他对刘义说:“听说那天你被拉去当见证人了?”

“谁说的?”

“我们都知道这事了。你不必脸红。这么说你多少还是支持我们的?”

王名安和两个从楼房里出来的本校主义兵打招呼。刘义脸上仍在发烧。他俩穿过门洞,登上楼梯。这是幢离张家苑不远的居民住宅楼。住户已撤离,走廊上空荡荡的,楼道上不断有人上下。他俩登上楼顶,这儿已成了个临时看台,聚集着不少的人。

战斗就在下方街道和瓦背上激烈地进行。听不见枪炮声,只听见嚷嚷声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他俩离开人群,站在楼角一侧齐腰高的砖墙后面。墙头上搁着一些砖头,准备扔下去的,但还没有这种机会。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呆在那儿往下张望着。打下方街道上跑过一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的红色方面军战士。王名安说是抬工队的人。他们跑步穿过街口和街道两侧站着的看热闹的群众,进入前面的巷道。

这一带都是居民区,除了一所小学外没有机关单位。清一色的瓦房,偏街小巷纵横交错,延伸到山脚。一处地方起了火,往上冒着股浓烟。它升起来在上方聚积成一条带状的云团,缓慢移动。推土机在一截横向的街面上受阻,那儿房背上的人拼命往下扔砖瓦、石块。

战斗在同一地点反复进行。红色兵团的人冲过来,占领了一段街巷,红色方面军的人进行反攻,重新夺过手。或相反红色方面军的人发起进攻,红色兵团的人把他们赶回来。瓦背遍体鳞伤,有的地方露出了房屋的骨架,或桁梁倒塌的断壁颓垣。那儿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现在已安静下来,战火已蔓延到别的地方。

王名安说,这一带居民战斗开始后都往市区撤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群众,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住进了机关单位。行署和市委礼堂也成了这伙难民的临时收容所。“那情景真有点像战争年代。”王名安说。“扶老携幼,哭哭啼啼,随身带着换洗衣服和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户口簿、购粮证、粮票、布票、购物卷肯定是少不了的。我看见一家人,老奶奶不愿走,死都要死在自己家里,但家里人还是用一把马夹椅把她抬走了。也有不愿撤离留下来的人。那一带已经断水断电。断了电可以点蜡烛用煤油灯,断了水则必须天黑后瞅准战斗停歇的时刻到外面来挑。那样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们想必比‘离乡背井’的人更渴望和平的到来。红色方面军提出‘保卫家园,寸土不让’的口号,这很得人心。老百姓自然都把红色兵团看成是侵略军,是日本鬼子或国民党还乡团那样的人。”

红色兵团对西城区的占领相比之下好像是一场演习,侧翼的佯攻,以配合主攻。在张家苑担任进攻主力的是桥联队的战士。没有一个群众敢于像刘芹阻止西城的雇佣军那样出面阻止他们进军。他们翻墙越院,在瓦背上跑上跑下,如履平地。推土机推开路障,也推倒平房、院墙。

推土机是这场战斗中的装甲车、坦克。只有作为一名参战人员身临其境你才能充分体验到它的威力。一辆大马力的推土机和它后面跟上来的步兵连就活活吓退了一队学校主义兵。

那是在西城一条主要街道的一处十字路口附近。王名安他们一伙主义兵在学校指挥部一名头头的带领下第一次走出驻地参战。“你知道他,赵友权,高六六二班的,二月黑风中学校唯一一个蹲过监狱的学生。我还记得他从里面放出来回到寝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抽屉里找出饼干,放进一个瓷碗里,兑上开水,用汤匙搅拌成糊状物,埋头吃起来。只有几天没吃饭的饿汉才会那样吃东西。糊状的食物居然把他哽住了。他没向我们说到那里面的经历,但单看他那副吃相我们也就一斑见豹略知一二了。”王名安笑了笑。“那天,他手里提着棍子,带头往房背上爬。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处处起带头作用。血统纯正的工农子弟,可在校园中却第一个站出来批驳血统论。辩论中没有一个思想兵是他的对手。我们能说会道的班主任也曾是他的手下败将。那天他顺着楼梯往上爬的时候还兴致勃勃的,显得又英勇又潇洒(萧洒可以说是他一贯作风)。可是他爬到屋檐边上就站下来了,调头往前方转拐处望。一辆推土机和后面闪动的红色兵团战士的钢钎藤帽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他只看了那么一眼,就急忙往后退。他上半截身子探出屋檐外,下面的人挡住了他的退路。他用脚蹬下面一个人的脑袋。”快退!他妈的,快!“就看了那么一眼,他已吓破了胆。他万分危险地悬在半空中,好像推土机和红色兵团的一根根钢钎都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他甚至没注意十字路口上设置的路障和严阵以待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他下到地上来了才感到安全。虚惊一场。我们都觉得好笑。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乐呵呵的,不当一回事。”

“他是搞文斗的材料。”刘义说。

“我们只当是个笑话摆谈。”王名安说。“没人责备他。因为说到底谁都有点害怕。我们还是学生,不想牺牲得没有一点价值。”

但是两个主义兵同学贪生怕死的行径却受到王名安的谴责。他们驻守民政局办公楼,按规定吃住都在里面,就像战士驻守据点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得遵守有关的条令。但在风声紧的那两天(谣传红色兵团将在晚上发起进攻),那两个同学却擅自违规,偷偷离开驻地。他俩准备了绳子,套在二楼女厕所窗口一侧的下水管管道上。等别的同学已经睡下去后,两人打寝室里摸出来,扭着绳子下到窗口一侧的墙头,各自回家去睡觉,天亮前再从原路返回,把绳子收起来藏好。他俩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却被细心的副支队长王名安看在眼里。他有天晚上还跟了上去,躲在走廊上把经过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他对他俩的这种可耻行径非常愤慨。“万一发生情况,我们在这儿拼死抵抗,甚至流血牺牲,他俩却躺在被窝里睡大觉!”王名安说起来还一肚皮的气。

他所以没采取措施,开除那两个胆小鬼,是因为他俩是他的朋友,一个圈子里的人。他没把事情张扬出去。那两个同学自从开了头就觉得在驻地过夜再没安全感了,至今仍每晚上演那套自以为没人知晓的把戏。王名安真想等他俩溜下去后,把绳子给收了,出他俩的洋相。他没这么做完全是因为这不利于小圈子内部的团结,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鸽群也飞来观战。从楼顶上飞过,在低空盘旋,发出悠扬悦耳的哨声。军分区的信鸽,刘义数了数,一共十二只。

楼顶上看热闹的群众朝右侧跑去,挤在右上角护墙后往下看。一个男孩哭了起来。四、五岁的孩子,张着鸟喙般的嘴嚎哭,大小塞得进一个儿童皮球。他想用哭声把受好奇心驱使的母亲召唤回来,但没人理睬他。

一伙红色兵团战士从瓦背上发起进攻,在横街上方与红色方面军战士交手。最前面的一名大汉刺中了一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后者从瓦背上滚落下去。接着,他又刺中了第二个。刺中腹部,他用钢钎把他挑下屋脊。红色方面军战士进行反击,从瓦脊上、瓦背上向他逼近。他往后退,在两名身强力壮的抬工的夹击下,也被钢钎刺中,从瓦脊上滚下去。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死伤了三个人,刘义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个或许伤得不重,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已从房顶上消失了。就像一出木偶剧,有人在暗中操纵,打打杀杀,无声无息。第二个不死也肯定受了致命伤。钢钎刺中腹部,挑了个人仰马翻。他死活不明,但所幸的是落在了自己人这边。那名红色兵团战士就没这么走运了。即使他只是受了伤,活着滚下房背,也立即会被下面街道上的红色方面军战士捅死。

战斗还在房背上进行。两名战士在瓦背上扭打在一起,裂开的大口突然间把他俩吞噬进去。在倒塌的梁柱和瓦砾堆中,两人很可能还抱成一团,扭打着,难解难分,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红色方面军的人往后退去,但退过两间屋子的距离,又稳住阵脚,在那儿迎战跟上来的红色兵团战士。

“这才是战斗。”王名安说。“瞧,又刺中了一个!”

那人从瓦背上滚下去,跌落在下方屋檐下一个牛毛毡棚上,动弹了几下,接着又随倒塌的毡棚一块往下坠落。

“他们比我们勇敢,不怕死。”王名安说。“桥联队的人在往后退了。他们也是伙不怕死的亡命徒,但敌不过抬工队。”

红色兵团的人往后退却,面对红色方面军战士,戮上几钢钎往后退几步。屋脊上、房背上都是人。在先前交战的地方双方又停了下来,隔开一段距离,互相对峙着。

“我和一些抬工队战士摆谈过,了解他们的想法。”王名安往楼下啐了口痰,兴奋地说道。“他们是最坚定的造反派。以前默默无闻,可参加了组织,起来造反,就把自己推到人生的舞台上来了。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仇恨,对走资派、对单位的领导。比起我们来,他们没有更多的退路。他们把生家性命都押上去了,怕报复,怕秋后算账。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彻底打垮保皇派,夺取胜利。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勇敢、不怕死的原因。他们最恨桥联队的人。”

“桥联队的人也最恨他们。”刘义说。

“双方都恨之入骨。”王名安说。“但这要看谁是最后胜利者,谁笑到最后。红色兵团注定了要失败。”

“现在还看不出谁胜谁负。”刘义说。

“历史会证明胜利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王名安说。“我们有中央支持。中央文革召见过我们这派的头头,江青同志明确表态支持我们,肯定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错,他们背后有军分区支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是军分区大还是中央文革大?武斗是他们挑起的,已惊动了中央。据说——这消息不完全可靠——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正和有关方面联系,要对方派一个摄制组来把这儿发生的一切拍成电影……”

“拍来干什么?”

“上报中央文革吧。”

“拍下这些战斗场面?”刘义说,朝下方战场上看了一眼。双方又在交手了。房背上、下方街道上战斗正酣,推土机发出轰鸣,听得见一片嚷嚷声。

另一双眼睛也在往下注视。刚才那孩子已不再嚎哭,站在护墙前往下张望。他脚下垫着砖头,踮起脚尖,双手搭在墙缘上,目光搜寻着,墙外的微风吹拂着泪水未干的脸庞。

“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这很有意义。”王名安说。“血与火的考验,誓死捍卫,不怕牺牲。还有群众的热情支持……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创造历史。也许,将来某个时候,这将成为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可惜已错过了许多镜头。”刘义说。并不相信真的会拍成电影。不过拍成电影肯定会有价值——不是王名安想的那种。

“你以为就完了?精彩的还在后头呢。”王名安说。

从下面传来一声爆炸声。横街上火光闪过之后,往上窜起一团火焰。造反派战士向红色兵团“坦克”扔汽油瓶。

几副抬着红色方面军伤员或流血的尸体的担架打下方街道上的人群中穿过。

三十

刘义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真的派了摄制组下来,不知道那部讴歌造反派英雄业绩并送中央文革过目的文献资料片是否拍成。不过从他和王名安谈到这事的那天下午算起,要拍这部记录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每一分钟才行。

一个全歼红色方面军的作战方案已秘密制定出来,即将付诸于行。

战斗仍在张家苑一带进行。西城方面也展开了一次次进攻,红色方面军坚如磐石,战事表面上好像对红色方面军有利,红色兵团屡攻不下,似乎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有消息说,这些只是红色兵团整个作战方案的一部份,拉锯战是为了拖住红色方面军,转移对方的注意力。红色兵团派上阵的都是雇佣军,桥联队战士已撤离战场,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结集在山后一处秘密营地里待命。

一时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派去刺探情报的人转来说,以桥联队为骨干的那个秘密营地里的人已发放了枪支。这消息由隐约传来的零星枪声和无意中接近那个营地而遭到盘问的游人所证实。

红色兵团控制了离城十几里的一家兵工厂,它下属一个组织就是由那家兵工厂的工人组成。枪支弹药可能来自那家兵工厂(它生产尖端武器但也可能奉命生产普通的枪支),也可能来自军分区、人武部的枪械库。据说,军分区个别参谋人员参与了制定红色兵团的作战方案。

军分区为此出面辟谣,说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军民关系。但是群众已抱先入为主之见,辟谣也就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红色方面军没有表态。

秘密作战方案已使造反派群众人心惶惶,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红色兵团将在某一天某个时刻,一声令下,投入武装待命的精锐部队。从城北、城西同时推进,把红色方面军往城南、城东赶,然后拉开包围圈,把他们赶到两江汇合处,像赶鸭子一样赶下河。

遇到抵抗他们就开枪射击。作战方案能切实可靠地得以执行关键就在于这一点。枪声和呼啸的子弹会使红色方面军战士猝不及防,像一伙原始人那样丢下钢钎长矛仓皇逃窜。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再英勇的抵抗也会顷刻间瓦解,再坚强的堡垒也会转眼化为乌有。这些曾令他们头痛、给他们造成无数烦恼的不共戴天的同胞兄弟,将会铺天盖地地跳进河水中,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都得跳。迟了就吃枪子。无情的子弹也会射向像人参米一般浮在水面上的人群。

然而,在关键时刻,命运之神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就在方案准备付诸实施的头天晚上,部队突然换防,一支支左部队进驻该市,缴了红色兵团的械。

这命运之神便是中央文革。

“他们怎么想得出这种缺德的勾当啊!”刘义听到街头群众议论。“国民党、法西斯!这要死多少人啊!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

“谁是他们的阶级兄弟?阶级敌人还差不多——他们是老保,我们是造反派。”

“应该把幕后策划者、黑后台揪出来,让群众看看他的丑恶嘴脸。他还是人吗?”

“没有一个老保是好东西!”

“为了个人权力之争,不惜让无数生灵涂炭。”说话的是位年逾古稀、长着山羊胡的老头。

“这是什么头脑啊,我再活上一百岁,也想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主意!”

“你当然想不出,你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但刘义想到有个人年纪轻轻却想得出这种主意,至少他会双手赞成,如果是用来对付老保的话。此人就是造反派战士曾少华。刘义想到他那颗不同凡响的头脑。

老保曾明君翻墙逃跑后,曾少华仍在市文化宫门前站岗。红色兵团占领市文化宫一带后,他跟随新成立的“文攻武卫”迁往市中心的图书馆底楼。他已不仅仅是一名门岗,他参与审讯被俘在押的老保。但随着战事升级,前方吃紧,他已不满足于担当这一角色。他要参加战斗,与老保厮杀,打退他们的进攻。捉拿在逃的、最顽固的老保曾明君归案也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西城区一带的群众和红色方面军战士都看到了他手拄双拐的矫健身影。和他熟悉起来的学校主义兵都亲切地称呼他“跛哥”。他蓄起了胡子,年龄看上去长了几岁。他说起老保来深恶痛绝,并且入木三分。跛哥很受群众欢迎。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从来没见他在老保的进攻面前惊惶失措过。他和战士们一块呆在路障后面,向老保扔砖块石头,甚至拖着残疾的腿爬上房顶。他的手臂像猿猴般有力,爬房背或支着一根拐杖扔砖头石块像正常人一样豪不费力。

他在老保群中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不知何故他断定曾明君就在进攻西城的队伍中,每次进攻都在场。曾明君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混迹在风尘仆仆、蜂拥而来的人群中。他可能蓄起了胡子,腾帽低低地压到眉梢上。他可能是一名普通的老保战士,也可能像一名指挥官那样率领着一队人马。要从这么多看上去极其相似的面孔中把他找出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为了看清一个人,他不顾一切地攀到路障上。他看见他了,朝他扔过去一块石头,正中脸部。但过后他发现那人并不是他。

有个红色兵团战士和曾明君长得几乎一个样。曾少华在几次进攻中都看见他。他出现在房背上,也出现在地面进攻的队伍中。他也像曾明君那样喜欢出风头,带领着一队雇佣军。他的出现使曾少华激动不已。他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朝他扔砖头石块,一次把藤帽给他打飞了。他很高兴看见他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人让手下的民工把一乘木梯搭在路障上,他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路障。但就在他踩着一级级木梯到达路障顶端,朝后面的人挥手,打算跳到这边来的时候,被躲在一张门板后面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刺中。钢钎捅进他的小腹。他手下的民工冒着砖块石头的袭击把他拖走了。

曾明君搞上了一个女人,为了她丢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对老保贺玉珍,曾少华并不同情。他俩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活该倒霉。不过曾明君却因此多了条罪状。所有的老保都道德败坏。他恨他,也恨那个女人。他想到他俩成双成对、逍遥自在就觉得受不了。他眼睛盯在女老保身上。她们不单是呆在山上大本营里陪男人睡觉,她们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棍棒出现在进攻的队伍中,为红色兵团战士摇旗呐喊,或和他们并肩作战。红色方面军俘虏过这种女老保,她们在关押中比男老保还要顽固不化,任皮带抽打死不悔改。

曾明君和那个女人已作恶多端。曾明君熟悉地形,给一支红色兵团的突击队带路,企图从院落的深巷里绕到路障这边来。但曾少华和一伙红色方面军战士成功地进行伏击,把他们赶回去,俘虏了几名雇佣军。这次又让曾明君逃脱了。

他和曾明君再次相遇,是在红色兵团组织得最成功的一次进攻中。他没抓住曾明君,自己却不幸负伤。

推土机掀开路障横冲直闯地朝前挺进,铁铲子铲倒了不少人。红色方面军战士一时乱了阵脚,纷纷逃窜。曾少华看着它朝他开过来,看见曾明君就坐在驾驶室里司机的一侧。他丢掉右手拐杖,划燃火柴,点燃汽油瓶。他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他激动得双手发抖,但全无畏惧。他没注意身边的人已跑开去了,咆哮的钢铁巨兽已近在咫尺。他终于点燃了导火线。他一只脚立地,身体重心移在左手拐杖上,右臂高举把汽油瓶扔了出去。他摆出的姿势和所用的力量足以把这枚“反坦克手雷”扔过半条街,而实际上它却只穿越了几公尺的距离,在驾驶室的玻璃窗上碰得粉碎,没有发出爆炸声和腾起毁灭一切的火焰。庞然大物朝他逼来。他被铲离地面,受到猛烈撞击。他瞧见闪光的玻璃窗后面他仇人那张惊恐不安的脸。接着他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头往旁边一侧,在极为模糊的视线中瞥见滚动的履带从他面前辗过。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头上缠着绷带,身边躺着在那次战斗中受伤的伤员。据说,他睁开眼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把曾明君干掉了!”

那句话或许也是以疑问句的形式说出来的。他当时头脑还不够清醒,处于谵妄状态中,拿不准他是否已把仇人干掉,或者是否已与他同归于尽。不过在场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很肯定,眼神狂热而欢欣,偷偷地四处搜寻着,从床上支起身来。在他昏迷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或许已把当时发生的事按理想的方式重新过了一遍,在醒来的刹那间,意识到在这场与老保的决斗中他已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造反派和正义力量都站在他这一边,不可能不取得胜利。他听见了猛烈的爆炸声,看见了耀眼的闪光和腾空而起的火焰。那样的爆炸足以摧毁一辆真正的装甲车,他看见曾明君被炸上了天……

他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红色方面军头头上医院慰问伤员,他被列为重点慰问对象。他的材料已上报指挥部,他只身一人抵挡老保的进攻、炸毁了老板的“装甲车”的英雄事迹已登载在红色方面军的战地通讯上,并在战士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他扔出去的汽油瓶成功地发生了爆炸,正如他在幻觉中所见到的那样。群众喜欢成功的英雄,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

他自己也是过了段时间才知道扔出去的汽油瓶并没有爆炸、他并没干掉曾明君的。但他坚持说曾明君就在那辆推土机上。

“这个青年很有骨气。他痛恨老保,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父亲。”那天红色方面军指挥部的头头在曾少华的病床前借题发挥说。“我们见过地富子女、走资派的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造父母的反。但他们没有他这种革命气魄和斗争到底的精神。父子之争,是路线斗争的反映。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深入人心,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势不两立。形势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父亲(包括所有受蒙蔽的保皇派群众)要是能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他仍然能回到革命群众中,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筹和革命委员会——里决不会有老保的一席之地!”

随行人员和在场的伤员、造反派医生护士向他鼓掌。曾少华本人也表示赞赏,除了有关他父亲改邪归正的那番话。曾明君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像所有的老保那样,不见棺材不掉泪。

每个伤员都得到不少慰问品,糖果饼干、乳制品、猪肉罐头等。他们享受平常只有走资派才能享受的医疗待遇。刘义和院子里的人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已转到两个人住的房间,他刚刚拒绝了老保贺玉珍的探望。他看上去很兴奋,有点神志不清,嘴里仍然说着他如何干掉了曾明君。好像在他对付曾明君这事上,有中央文革给他撑腰。

红色兵团全歼造反派的阴谋破产后,一部份人去了本专区所管辖的另一座城市L市,与该地的老保联合作战。曾明君和他的女人也去了L市。他给贺玉珍写了封信,隐瞒了他和那女人的秘密,表明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其时曾少华已经出院,呆在家里养伤。他已明白曾明君仍旧活着,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他没干掉他,完全是因为那次爆炸没有成功。

在造反派战友的帮助下,他弄来了火药、雷管。他要研制一种决不会失手的炸弹。战斗仍在继续进行。造反派战士需要炸弹,他自己也需要它。这次爆炸成功了。只不过炸上天的是他自己,不是老保曾明君。

爆炸发生在大白天,下午三点多钟。黄秋云那间屋子房顶掀开了一个裂口,门窗和半堵砖墙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掀倒,而隔壁厨房除了抖落几片瓦和掀翻几块板壁外却完好无损,另一侧的邻居也安然无恙。他当场毙命,在仇恨中死去,死得没有一点痛苦。

也有人说他是自杀。他要让死也显得壮烈。他知道曾明君外逃后一直很抑郁,他已失去干掉他的机会,觉得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

造反派战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灵堂设在居委会会议室。各单位、组织送来了花圈和幛。下葬那天有乐队伴奏,送殡的群众有好几百人。

这样的追悼会和盛大的送殡后来又有过无数次,送殡的群众也增至上千人甚至上万人。

三十一

为了修复灶头上方的窟窿和踩坏的瓦背,刘芹不止一次去找过房司的人。自从教会的房产被接管后,她第一次和房司打交道。那时市区内的战火刚刚平息,需要修葺的房屋很多。房司的造反派以抽不出人手为由,把这事给拖下来了。

刘芹向彭叔叔求助。他给她找来两个泥工,不仅把窟窿修好,还添上新瓦把早该翻盖的家里的瓦背翻盖了一遍,屋后长年漏雨的涧槽也得到了修复。

院子里其余几户人家也找两个泥工帮忙,修好被踩坏的瓦背。

大雨下来,他们已呆在不漏雨的房子里。大雨倾盆而降,香蕉林里喧闹的风雨声夹杂着隆隆雷声。屋檐水滴水成河,顺着檐坎下的水沟往墙根一带流淌。洪水漫上檐坎,漫进家门。刘芹她们忙着堵水。刘义则脱掉鞋,戴上斗笠,拿上掏耙,冒雨上菜地边挖排水沟。菜地与屋檐间隔着片已踩得踏实的院坝,地势较高,但水还是漫上来了。他挖了条通往低洼处的排水沟,把水引开。别人以为他是为了保护地里的茄子、海椒秧苗。他守候在那儿,直到雨点抽打香蕉树叶片的声音逐渐减弱,泛滥的水流退回到檐坎下的水沟里才缓了口气。

他已找到块油布,打算把土掘开,把坛口重新封过。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犹豫不决,怕发生意外。他觉得瓦坛又往下沉下去了一截。他每次翻土只把皮面撬松,注意不动它上面的土层。现在它已和周围的泥土结为一体,安安静静地呆在黑暗中,他不想惊动它。

房屋修好后,彭叔叔来家里看了。这个家还需要一张床。过了几天,他就托人带信来说床已经做好了。

他是木工,邹兴容小学的同学,几十年的朋友。有段时间,他经常上他们家里进出。刘义还记得,他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上,院子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便对他说:“你彭爸爸来了。”刘义当时还小,不明白这话的含义。那是在他继父被捕之后的事。彭志清不仅是邹兴容的朋友,也是他们家庭的朋友。照刘芹的解释,他和邹兴容的关系绝对没有超过纯洁的友谊。虽然一方是反属,有过两个反革命丈夫,一方是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但友谊却天长地久,像一艘破浪前进的独木舟,在时代的风雨中经受住了考验。

彭志清手艺精湛,在市郊一家木材加工厂上班,干的是计件工作,每月工资七八十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倍的工资。刘义记得那间桁梁高大散发着浓郁松木味儿的堆满木材、刨花、木屑、有台圆盘锯的车间,他下班后一个人在那儿等他,把一个裹得紧紧的小纸包交在他手里。刘义没打开看里面有多少钱,总是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那可能是关饷的日子,可能是彭志清为了避人耳目不再经常上他们家里进出之后的事。有时刘义也给他捎去一盒母亲特意替他做的饭菜。

那段时间刘义也在母亲的督促下给刘家的亲戚写信,可是却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小纸包却每月按时交到他手里。有时时间晚了,他站在幽暗光线中的身影已模糊不清。刘义没问他为什么给钱,没问母亲为什么招呼他要外人不在场的时候把午饭盒交给他。刘义只是个跑腿的角色。他有时也传递条子。母亲接过手,要留到一个人的时候才打开看,彭志清则在打开饭盒前就把条子打开了。刘义也真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彭志清有次看了条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那对他显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刘义是个诚实的孩子,从来没打开条子看过。他怕还不了原,也怕无意中发现了不该发现的秘密。他扮演这角色有几年时间,直到他进中学为止。

群众不相信纯洁的友谊。他们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对邹兴容与彭志清之间的事,他们虽然嘴里没说,但背后议论、散布流言蜚语却在所难免。好在邹兴容与彭志清对此不闻不问,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群众所以没有抓住他俩的把柄,是因为他俩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的机会。他俩从来没有单独呆在一起过,从来没有一块上街,也没避开别人单独约会。彭志清上他们家来,都有孩子们在场,也就是说有群众在场。孩子们有时也会把屋子让出来,就像刘芹有时来了朋友家里其他的人识趣地走开,把屋子让出来一样。他俩有时也会忘了时间天黑后没点灯(院子是六四年装上电灯的),坐在黑暗中说话。但群众从来没发现他俩单独在别人视线之外呆上半个小时的时候。半个小时以内是群众所能允许的不会犯错误的时间。彭志清也有家。母亲带刘义去作过客,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院子里。他女人身材矮矮胖胖的,人很和气。

床是替刘芹做的。她和刘义一道去市郊的木材加工厂抬了回来。

刘芹最高兴的是涧槽不再漏雨了。这无形中给房子增加了空间。床和家具重新摆放过,刘义睡的床挪到进门右手方窗口下,新床摆在左手大床的脚档头上。终年潮湿的后墙变得干爽后,衣柜可以往后挪,靠墙摆放,碗柜也找到最理想的位置。中间空下来的地方刚好摆下饭桌和几张凳子。

床上挂上了帐子。刘芹买来新上市的早稻谷草,在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把另外两张床上的陈年旧草也换了下来,堆在院坝里烧掉。面对新蚊帐、新草席,嗅着弥漫在空气里的稻禾的芬芳,刘芹说:“我早就想要一张自己的床了。”

刘琼也尝够了四个人挤着睡一张大床的滋味,她提出和刘芹一块睡,刘芹答应了她。

床很宽敞,未上漆,捷克式,两头有一高一低的床栏。邹兴容在一旁说,到时候找漆匠漆过,刘芹结婚也可以用。

邹兴容已四处托人替刘芹物色对象(刘芹已在她的督促下先后和几个对象见过面)。刘芹已到了结婚年龄,这是其一;其二,她不能老在外面做零工。居委会不可能安排她工作,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利用婚姻关系,通过照顾家属,在男方单位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刘芹说。“我要结婚也晓得自己找对象。”

邹兴容看看她,闹不准她是不是说来玩的。但还是警告说:“正经家庭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搞自由恋爱。”

“可是,你和我们爸爸也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是他追求我,死乞白赖的。”邹兴容说。

“你答应了他,不是吗?”

“噢,还提那个反革命干啥。我当时才十六岁,太幼稚了……”

邹兴容和刘芹心情都很好。刘芹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床,邹兴容则是因为刚关了饷。她领到三十四元工资,破例没有扣除一分钱药费。她留下九元作零用钱,把二十五元伙食费交到刘芹手里。

张友仙打走廊上过来。见了她,邹兴容问:“你兄弟走了吗?”

“今天早晨赶早班车走的。”张友仙说。

“以前我见过他。”邹兴容说。“他老了一头。这大概和他的工作有关。他还没安家吗?”

“耍了几个对象,人家都嫌他成分不好吹了。”张友仙笑道。

在九个(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兄弟姐妹中,张友仙排行老大。父母死后都由她当家。么兄弟比她小二十岁,在地质队工作。他已有一段时间音信杳无。上次探访是在张友仙刚刚出狱后不久。

这次他住了一个星期。在刘义的印象中张友仙是个很和善的人,从没见她对任何人发过火。但是一天她和她兄弟间的一场谈话,却使刘义有了新的发现。她和她兄弟坐在走廊上灶头边一张矮桌旁,她兄弟吃着炒花生米下酒,对她说:“小时候,你对我很凶,经常打我,你记得吗?”

“记得。”张友仙说。

“我这儿,”她兄弟伸手往左侧额头上方的头发里摸了摸,一个指头压着,侧了侧脑袋。“还有你用锅铲留下的一道伤疤。我那时很调皮,不贪学习……”

“不,你很听话。”张友仙说。

“我很听话吗?”她兄弟看着她,眼球鼓出,饱经风霜的脸上有层红晕。“可是你对我却像个‘母夜叉’。”

“我那时脾气很爆躁。”

“我知道,要不是你,我可能连中专也读不上……”

“你读中专时已经很用功了。”

“可是你却打我……”她兄弟流下了眼泪。张友仙仍然冷静地看着他。

午饭后的时间,天气炎热,伸向屋檐这边的香蕉树叶片纹丝不动。他俩聚精会神,隔着矮桌安静地坐着,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我那时脾气确实很坏。”她看着他一仰脖子喝下一大口酒,放下酒杯,说。“我只有你一个兄弟。我希望你好好读书,长大有出息。可是这都不是理由。不能怪你……我对自己也很害怕,我向主祈祷……”

“你去劳改队,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是主对我的惩罚?”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

“可是,是谁一听到我出狱的消息就急急忙忙赶来了?是谁这些年一直接济我,汇钱回家?你没记恨,好兄弟,你已原谅我。不能原谅的倒是我自己。”

她兄弟沉默了,避开眼睛,往酒杯里斟酒。她看着他,隔了会儿,说:“劳改队里什么也改变不了。要不是有主的指点,我不会有丝毫改变。”

刘义说什么也想不到张友仙年轻时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母夜叉”。她现在已经历沧桑,皱纹爬上了脸颊,再也看不出一丝年轻时的影子,但和善的眼光仿佛在说:我曾经也是凶恶的,像我身边的一些人。主指引我向善,但我不会忘记恶。“

张友仙来找刘义替她写思想汇报。

原来管教他们的王干事回来了,但没再负责管教工作。接替他职务的是一名参加了红色方面军的周姓的干事。老师手执教鞭站在了讲坛上,牛鬼蛇神们的假期结束了。

张友仙的兄弟探亲期间,乡下的亲戚送来了一只母鸡。几年没吃上过一只鸡的张友仙用它招待了自己的兄弟。她没声张,晚上九点多钟把鸡宰了,收拾出来,炖在沙锅里。好像吃的是一只偷来的鸡。正巧隔壁院子里一只鸡走失了,那家人找上门来,说张友仙偷了她家的鸡。走失的是一只黑母鸡,经常跑到这边院子里来找彭家的一只公鸡。张友仙和她兄弟吃掉的是一只芦花乌骨鸡,遗憾的是她把鸡毛和骨头都丢进茅坑里去了,使她有口难辩。那家的女主人是个出了名的泼妇,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的地主婆还要吃鸡!还想过以前的剥削生活!”张友仙的兄弟当时也在场,呆在一边没说一句话。有人证明张友仙的乡下亲戚送了鸡来。但那家人一口咬定说,张友仙把亲戚送来的那只鸡拿到市场上卖掉了,她吃的是她偷来的鸡。他们吵吵嚷嚷,把张友仙扭送居委会、派出所。

张友仙必须在思想汇报中对此事作出交代。周干事说她偷没偷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态度。

(上部·下)

《自由写作》第30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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