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图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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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雪夜闭门读禁书”常被中国的读书人引为人生之至乐,其实这有何乐可言?一个自由之社会,何来禁书一说,即令有禁书,又何用闭门来读呢?自由学习任何知识,了解大千世界诸种思想,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只是吾国历来文网甚密,能在森然的肃杀氛围里,读到世上之禁书,能看到他不易得见的书籍,呼吸一点叛逆与自由的空气,也是困于铁幕之下的苦中作乐。苦中作乐固然不易,但把苦中作乐当作一种常态而持续赞美,恐怕难逃受虐狂之讥。

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抗战刚过,温和的叶圣陶先生与成渝两地的文化界人士,由他起草了一篇抵抗国民党图书审查制度的宣言,叫《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如此响当当的宣言,不仅是不要图书审查制度,而且是“永远不要”,在彼时虽不要何等的大勇,却需要一种与破坏出版自由的官方不合作的决绝。几年过后,国祚鼎革,叶先生也因在文化出版、语文教育、文学创作诸方面的声誉与贡献,当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不知温和、低调,且一生很少受人非议,令人敬重的叶先生,是否还想得起几年前,自己曾经起草过的《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四九年后的中国禁书史至今没有做较为详实之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一个缺陷。四九年后的出版奇观中,除了直接禁书以外,还有一种“内部发行”。这“内部发行”是典型的思想及言论控制,同时展示了等级制度的森严。不要说我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到的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一般人看不到,就是一般的内部读物,也不是寻常人可以读到的。文革前及文革期间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读物,一般说来,都要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才能读到。朱学勤先生要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还是千方百计去搞了一张“省军级介绍信”才惴惴不安地读到的,现在想来真是何其荒唐!当然到八十年代以降,很多以前难觅的“皮书”,已经流落地摊而被我这样的旧书爱好者,给搜回家中拿来闲时阅读了。

对于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物,也不是一点研究与回忆文章都没有,但与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之数量相比,其研究可谓才刚刚开始。对内部出版物零星记载的有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其间就有几位当事人回忆读“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的记录。最近花城出版社更是出了一种沈展云先生专谈内部读物的书《灰皮书,黄皮书》,罗列了一些的史料,但主要限于政治类读物,从中分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系列残酷的历史,读来依旧背脊发凉。但显然不论是沈先生还是更多的当事人,都没很好地利用已出的资料,做进一步的伸说,其实这里面大有可说之余地。

四九年后内部发行的图书有很多,有一些是所印制很少的内部出版物。比如李永璞主编的《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1949—198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里,就搜罗了5900余种,而这些在中国版本图书馆编的《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中华书局1988年6月版)所列的18301种图书中,未必有载。这说明内部发行和内部出版物的统计,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谓的“总目”也未必真全。而《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所包括的内部发行书籍,全都是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

这18301种的内部发行图书中,有许多为什么内部发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有许多关于科学的东西,并不高深,甚至只是教材,来行内部发行,你说它是谨慎,也许是的。但你若真要谨慎,为何又仓促来贻害学生呢?一本《二十世纪物理学进展》、《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难道涉及什么国家机密吗?还是有民众应当了解之理由?两者都不是,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出版被国家完全包死过后,对市场的敏感早已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即能销多少,他们不必考虑,哪怕是内部发行也将他弄出来了事,亏本根本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现在看来,有不少书内部发行的书,完全是多此一举。而这样内部发行的书籍所占比例并不少见,真不知晓搞这样的“内部发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么多内部发行图书里,有不少的所谓“皮书”——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等——即为了当时批判苏联的需要,而组织一些老翻译家搞的应急用的内部发行图书。与老大哥翻脸后,不仅出了恶声,而且还来“九评”,希望藉此打赢这场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夺谪贬庶,以及党派小九九的吠影之战。因为不能让这些臭老九们翘尾巴,于是把他们弄回来为成为应时的翻译机器,但不能署他们的名字。每个有翻译的能力的人,在他们眼中都只是一个符号,而非一个活人。如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曾翻译有《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等,而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则翻译有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柯特切夫《你到底要什么?》、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等。正是这些有用而卑贱的“翻译机器”提供的众多“皮书”,无意中歪打正着地为困难中的青年们提供了一点精神食粮。官方并不想广泛传播,但传播得比许多人想像的还要快。而且更为吊诡的是,官方为了揭苏修的短而发行的这些政治和文学类皮书,最终为深度愚昧的人们开启了一道思考之门,从而为类比性思考乃至批判专制制度打下了基础。

有不少的皮书,特别是涉及文学的皮书,有不少都有重印,从精神文化上直接让六、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虽然断了档但又重接的感觉。如六十年代所出的一些内部发行图书中,不管后来重印与否,都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不错的书。如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卜加丘《十日谈》、杜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加谬《局外人》、萨特《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等待戈多》、索尔仁尼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三岛由纪夫《丰饶之海》、赫拉特著《左拉传》(电影剧本)、克茹亚克《在路上》(节译本)、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无一不是可以是经得住考验的好书。而像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居然有中国社会科学、上海泽文、江苏人民三个版本,可以想见彼时大家因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选题撞车的情形。相反,倒是当时为了应急的政治类书籍,除了少部分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等不断在重印外,其他重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许多要研究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中苏两国关系的人,只有到冷摊去寻觅诸如吉拉斯的《和斯大林对话》等书了。

六十年代初期所出的“皮书”,为了意识形态之战,由级别很高的人如陆定一、周扬等管出版宣传的中央领导亲自抓,以便适应反苏之需要。但这些都只是在零星的出版史料回忆里能够看到,我查询了非常权威的中宣部出版局所编的《出版工作文献选编》里面,并无对此的直接文件与指示。倒是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九年两次重申内部发行图书的一些要求,如《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国内出版的内部书刊管理工作的通知》(1984年2月8日)中曾说:“近年来,各地陆续发现将国内出版的内部供应的保密书刊在书店公开陈列和出售,造成了泄密,发生了严重的不良政治影响。据反映,辽宁、四川、山东、广西和北京市等地书店,曾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要》、《党史资料》从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集)等内部书刊卖给了外国人,有的经我有关部门交涉,虽已将售出的书刊追回,但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P719)这说明,内部发行有多种功能。其一是在国内长期以来,把人们阅读求知也当作特权等级来对待的方式,级别高可以读到一好书或者说普通百姓看不到的书,以至于像《金瓶梅》这样的书曾要求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当官的特权阶层。其二就是内外有别,为了不让国外知晓中国更多的信息,让国外只知道有利于中国形象的信息,而进行有效的信息控制。其实再严密的控制,也有许多书籍流落到国外,只不过自欺欺罢了。

1984的内部发行图书的规定有五条:一:“出版单位出版的所有内部书刊,必须归确规定读者对象和供应范围”;二、“内部书刊一律由新华书店或出版单位自办发行部门出售”;三、“所有内部书刊,不得在公开报刊、广播、电视上宣传和刊登广告,不得在门市部书架、书橱上公开陈列”;四、“古旧书店回收的内部发行的书刊,亦须按规定的发行范围出售,一律不得在门市部陈列”;五、“各级发行部门和自办发行的出版单位,对内部发行的书刊要进行严格管理,并建立定期检查制度”。但以我买书的经历来看,八十年代的内部发行买卖,好像并不像官方规定的那么严格。而且官方的在这规定里,也透露出经济对内部发行图书的影响,“有的出版发行部门为了赚钱滥印滥发‘内部图书’的现象,曾经不断发生,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P719),这说明“内部发行”的字样反而成了一块吸引读者的招牌,自然就有人从中谋利。在谈到对这些不听话的发行部门违背“内部发行”原则时,1984年的条款只是抽象的惩处,在1989年3月8日的文件里就变得很具体了,违规的新华书店和出版社通报批评,“并给予经济处罚”,处罚主体是当地新闻出版局。而非新华书店、古旧书店及出版社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发“内部发行”的图书,“将没收其内部发行图书,并处以罚款”(P722),处罚主体则是当地工商局。

“内部发行”的字样,在九十年代过后的图书中,似乎开始少见。但搞笑的是,这本《出版工作文献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便是内部发行,而且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书仅供宣传出版系统和出版社、杂志社、发行部门的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使用”。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兴起,信息渠道的多元化,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内部发行”早已不能阻挡信息的流通,以及人们的求知热情了。就连网络上就已经有了“内部发行”方面的文件条目,何况其他普通的“内部发行”之书呢?

多年以后,拜盗版碟之赐,我看到了黑泽明导演的《德尔苏.乌扎拉》,再回忆起八十年代曾读到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的情景,真有晃若隔世之感。后来我客窜做一个电影节目主持人的时候,说出了我对黑泽明的赞美之情,他展示了大自然的魔力与人类之间不可更改的张力。

余生也晚,我开始接触内部发行的书籍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以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本。一为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十二封信》,她作为斯大林的女儿对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的背叛,令人相当震撼。其次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让我感受到谈艺术谈写作,可以写得这样美。还有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当时在地摊得到六册,后来因缘巧合,还得到译者冯南江先生给我的签名本,至今珍藏如昔。爱伦堡的文笔优美不说,而且写人特别出彩,后来读到他的朋友聂鲁达的回忆录《我承认,我历经沧桑》,有一种到相应证之感。再后来,随着猎书渠道的增加,我读到了许多港台的书籍,比阅读内部发行的书籍,更为解渴过瘾。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单独提到一种至今仍是大陆冲突出版封锁的自行自送的内部交流书籍。

我的朋友王怡他们曾经自印一套四本黑皮书,分别是王怡的《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访谈录》、康正果的《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有没有》,在民间读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甚至惊动了官方来清查收缴。但更多的是许多老年人将他们悲惨的经历回忆写下来,并自印出来,分赠友好。这些书籍都不买卖,只是为后世之司马迁而保存史料,起一个记历史之账的功用。这方面收到不少,如曾伯炎的《幸存者手记》、陆清福的《左右春秋》、陈昌源的《往事》、俞民的《逝水年华回忆录》、李才义的《潇潇风雨路》、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魏光邺编著的《命运的祭坛》(上下卷)、王建军主编的《五八劫》等,都是极好地留存四九年中国灾难史的第一手史料。不管别人承认与否,但我要承认,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每月读一本令官方不爽的所谓“反动”书籍,是我们求知并获取诸种信息的必由之路,舍此便会黯昧不知。

2008年3月11-12凌晨6时于成都

《自由写作》第31期【随笔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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