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八九学运备忘录——五月三日摘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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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

五月三日 星期三 晴

代表学运组织与丁校长会面

约好上午十点到未名湖北岸的红一楼同张炳九会面,由他带我们去见校长,而早晨醒来时已九点过了。忙乱中找来自行车,又找到能作速记的秘书同学,骑车按时到达。张炳九还未到,我们正好欣赏未名湖在春色下的妩媚。这是半个月来难得悠闲的一刻。

张炳九带我们进了红一楼,找到该见的人后,便找理由走开了,一刻也不多待。首先见我们的是教务长和校长办公室的副主任。他们很客气,将我们迎进一个会议厅,说抱歉校长还需一刻钟才能来。二十分钟后,丁石孙校长终于到了。丁校长身材魁梧,神气豪爽,说话显得精力充沛。教务长恭敬地将我们先前谈话内容大致讲给校长听,然后会晤进入实质阶段。

我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将交谈内容由我带来的秘书记录,以便回筹委会有个交待,免除同学的猜疑。在我之前,沈彤与孔庆东私下见过校长,许多同学很担心他们的动机。

然后,我感谢校长等人抽空接待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丁校长知道我当时是北大筹委会常委和北高联主席,却对我们很和气,一点也没有袁木对待“非法组织”的架势。

随即我陈明我们的立场:就近期而言,北大筹委会愿意与校方协调五四纪念活动,以免时空上的冲突。我问丁校长五四是否有计划搞全校校庆活动,他说除校友返校的纪念活动外,并没有什么大型活动,甚至全校运动会也取消了。这解除了我的担忧,筹委会的活动将不会与校方有任何冲突,校园许多场地都可以自由利用。

丁校长赞同校园民主计划

就长期而言,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做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的校园民主,不仅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丁校长说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参加一个校友会。他在那些五十年代的毕业生面前,激昂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谈中国的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你们到校园里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学吧﹗”

虽然丁校长同情学运,却劝我们不可将运动扩大到社会上,不要老去天安门。最后,他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说明我们罢课也嫌太长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产党,那时我们在学校组织罢课,最多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国民党特务同学用手枪逼着我去参加考试。”从四二二至今,我们已坚持罢课十二天了,历史在作有趣的轮回。

北高联议决“五四”纪念四套方案

下午二点半,高联各校代表在北师大准时开大会,议决明天五四行动方案。为了提高效率,大会之前先开九人常委会,为大会预备各项议程议案。两次会议都由我主持。

常委会上讨论了四套方案。

一、北大荒地方案,由我提议,即在北大西门外的一片荒地上集会。欧阳按时在中午北大例会上将这套方案交给了我,认为是上策,而中策为传统的游行,下策已记不清。欧阳去看过那片荒地,由于城建规划,几十亩农田荒芜在一片不深的杂草中,足以容纳二十万人,可列出气势宏大的队形。欧阳说,该方案既为省力,也为校园民主建设。近日不断的游行已使同学们疲惫不堪,走几十里去天安门既单调又累人﹔高校人口重心就在海淀,地点设在这里,多数同学少跑路﹔最重要的是,只在荒僻地段集会,不到闹市区造势,让四二七成为游行历史的顶峰,这就象征着学生对政府的克制态度,学运也转向校园民主建设阶段。

二、“手拉手”方案,王超华提议,十万学生在二环路上手拉手围成一圈,围住北京城。这个方案很有趣,也说明大家不大愿意老是单调的游行。若能以一种崭新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形式显示学运力量,对中南海内党政要员们将带来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

三、传统游行方案。提案人认为,一来组织起来方便,二来远征式的游行也不是白走路,沿途都能宣传群众,有利于扩大社会影响。

四、白布方案,由代表艺术院校的赵少若提出。他们准备买几千米白布,将天安门广场围起来。白布上可写醒目的标语,空白处还可征集签名,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和市民的签名向政府请愿。这个方案颇为新颖,若能做到,也将起极大的宣传效果和威慑作用。

常委会上差点通过克制方案

常委会上,赵少若的白布方案首先被否决。赵少若要几千元经费,高联当时只有会费几百元,一时拿不出来。加上去商店买布已来不及,因此大家觉得不太现实就否决了。

超华的手拉手方案也有难度,几十个学校怎么在二环路上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时间一到怎么统一号令所有人同时拉起手来,拉手那一刻十字路口的交通会怎么样等等,都难以确定,以高联当时的执行系统,怕是难以胜任。

我代表北大所提的荒地方案也受到众多批评,主要是大家对局势的估计不一致,在是否应当继续扩大社会影响上看法不同。十几万学生采取克制的态度在一处荒地集会纪念五四,虽在海外媒体上会因其出人意料而得到宣扬,但在国内社会上却没有多大影响﹔若不继续通过社会影响保持对政府的压力,同学们认为对话便会被政府继续拖赖下去。许多同学会觉得这不过瘾,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会来这块荒地上看几个人发表一通宣言,而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其它什么有趣的节目。

于是只剩下传统而简单的远征式游行方案,虽失于单调,但组织简便,组织者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者也毫不需进一步的说明,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与混乱。

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说服常委会通过荒地方案,结果差点通过。清华代表坚决支持荒地方案,在我说服后,又有两个常委支持,但依然得不到常委会多数通过。那天有八个常委,结果四比四持平,最终只得交由大会议决。

北高联通过“五四”游行方案

虽然常委会上我争取到一半票数,但在大会上则完全失败,被淹没在众多中小规模学校代表的激情之中。经过大会激辩,只争取到很少票支持北大荒地计划。在常委会上我能一个一个地说服,在大会上则无计可施。

北高联代表大会最后以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采取传统的游行方式。当天下午,各校贴出的通告﹕

“经北高联47所高校代表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动安排如下﹕

1、8点从各高校出发,游行到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

宣传重点﹕

(1)支持改革,反对倒退。

(2)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

(3)要求对话﹔对话要有诚意。

(4)维护宪法的言论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5)集会,结社自由﹔北高联合法化。

(6)反对官倒,打倒腐败。

(7)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2、下午四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午7﹕30在师大门口集合。”

大会表决之后,我当即作了具体安排:周勇军负责安排会场,王超华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周勇军的任务包括在广场上选定发表宣言的地方和安排音响设备,并与各校常委保持联络,时间一到,便派联络员通知大家到选定地点开记者会。各校代表包括常委则随自己学校的队伍游行,负责本校事务,到广场后等候联络员接应。周勇军与王超华当众接受任务。

王丹与开希没参加这次大会。【后注1】

熊焱和沈彤列席了大会,他们是为对话团成立会而来。见到北高联开会的混乱场面,他们会后对我说“一群乌合之众﹗”颇让我有点难堪。

对话团成立大会

由于北高联大会没能按时开完,对话团成立会也只好顺延。各校对话代表在隔壁教室里等了四十多分钟。高联大会开完后,我来到这二三十个对话代表面前,向代表们强调了对话团的相对独立性,表示北高联只是协助成立,现在大家已聚在一起,以后便是独立的团体,完全自行运作。我只是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可以先根据主题分出小组,各小组的成员依自愿形式参加,根据公认的口才与能力推出组长和团长等领导。用了三五分钟讲明这些之后,我便离开了对话团的会场,真正让他们自行运作起来。

后来对话团的运作情况,与我们的期望相距不远。项小吉当选对话团长,我毫不奇怪。他是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几天前我就听说他研究国际谈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四二九袁木对话会上,就他讲得最好。稍让我吃惊的是熊焱,他的才能在对话团似乎没充分显露出来,未被选为副团长。实际上,后来在五一四和五一八两次“对话会”上,都是熊焱讲得最好。对话团的副团长是沈彤而不是熊焱,多少让我有点意外。

起草《新五四宣言》

从对话团成立会上出来,我想找王超华商讨《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便被一个师大同学带到吾尔开希藏身的秘密地方,一间博士生宿舍,门外还有同学放哨。开希这几日因害怕中共逮捕,便藏身此处,却依然同外界保持联络。

屋里除了开希、超华,还有一个经济系的博士生,大约就是屋主了。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讨论,准备起草宣言。我坐着听了一会儿,便向超华建议晚上到北大去定稿,那里作家班的笔杆子比较过硬。商量好时间、地点后,我便告辞返校。

回到北大做完必要的交待,我便到作家班去待了二三个小时,在这里得到如家的温暖和休息。北大作家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与其说是培养作家的班级,不如说是作家回炉温习学生时代的地方。班里的学员多是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又都已成家立业的老儿童。如以《枫》、《老井》闻名的郑义【后注2】,已四十多了,张伯笠在他们中只能算小兄弟。他们的妻子也常来,围在宿舍里做饭说笑,我便在他们的欢乐中琢磨他们生活的趣味。他们也认识柴玲,对我们既赞佩又担忧。

九点过,我们约好的十个人终于在28楼238室聚在一起。我问王超华宣言准备得如何,她镇定地回答没准备好,出乎我的意料。这意味着今晚必须熬通宵,赶出这份宣言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会儿,马上发觉不是办法,于是各自去起草一份,再来讨论。

一个多小时后,何贵方起草了一份。他与王超华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章颇有文采,但大家认为过于激烈,许多地方明显对抗政府,文字上很容易被抓辫子。超华好像与他争论得非常厉害,他们从此产生出对立情绪,后来在广场上尤其激烈。

最后,超华坚持着又起草了一份,等到讨论近于完稿时,已近凌晨两点了。我在屋内一张上铺躺着,朦胧中听他们争论,渐渐沉睡过去。【后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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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注(这是1990年备忘录写成后逐步加的注释):

【后注1】:王丹与开希从四月三十日起已不是北高联的正式常委。我到海外后才知道,开希五月三日虽然没来北高联开会,却在会后立即召集众多记者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以至于外界当时乃至很多年后,都以为吾尔开希当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是个人超越组织的第四次表现。我的责任是,4月30日当选主席后,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及时通告外界,导致某些个人与组织的脱节,临架于组织之上。这时的逊让,实际上起了反效果。

【后注2】:运动期间我一直以为郑义是作家班的,可能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老呆在作家班的缘故。我在北大碰见他几回,还听过他出主意,印象极深。

【后注3】:后来超华说那晚北高联常委还来讨论过复课,我则完全没有记忆,也许就是因为睡着了。第二天周勇军在广场宣布全面复课,让我很感惊讶。北高联确实讨论过复课,但倾向于分批复课,更没有定论。而且周勇军几天前刚因擅自发布手令取消四二七而遭罢免,连高联常委都不是(政法大学另派了王志新),怎么就可以宣布复课呢?

2008-6-4摘选于旧金山

《自由写作》第34期【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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