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西:集美杂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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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

这是我在集美中学二年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片段,虽然经过了约五十年的时间洗刷,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愿把这些记忆写出来,让我们的后辈也能感受到中国上个世纪那一段时间的社会畸变,以及当年我们侨生思想的单纯和幼稚。

——题记

1957年秋,我们三、四百个侨生从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分配到集美中学。我十分高兴!因为我母亲昔年毕业于集美幼师,我从小便从她口中获知不少集美和陈嘉庚的事情。

到广州来接我们的是集美中学初中部的黄德全主任。我问他厦门有没有菠萝蜜,他说很多。后来我才知道,他以为我说的是号称菠萝的菠萝,而我说的菠萝蜜,外号大树菠萝,厦门是没有的。

集美高中二年级从六个班增加到八个班,我被安排在第八班(42组8班),做团支部书记;班长为邱汉钊。

班主任刘玉康老师是福州人,国语却讲得相当纯正,没有一般的福州腔。听说他在“老社会”读的是政法系,在“新社会”没有用,便改行当中学语文教师。

那时集美中学的范围是尚忠楼、诵诗楼和新建的南熏楼。南熏是集美的新地标,中间有十五层高。

尚忠楼楼下和二、三楼是课室,四楼是高三同学的宿舍。我们高二同学住在南熏楼。初中部在诵诗楼,“诵诗”和“尚忠”成直角相接。有一个小礼堂叫敬贤堂,敬贤是陈嘉庚先生的弟弟,早年负责经营集美学村,因积劳成疾而过早谢世。建敬贤堂是为了纪念他。

记得尚忠楼前面有一点空地,我们在楼下课室上课时,课间小休便常在课室前的空地上跳集体舞,最爱跳“拍手舞”,转圈圈拍拍手,真高兴!空地前是几级石级,走下石级是一大片草地。我们常坐在草地上侃大山,天南地北,前程美景,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充满了期望和憧憬!

我们学习十分刻苦努力,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使命感。尽管夜间的灯光因发电量不足很不明亮,但从来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情绪。

我们到集美时,“鸣放”已经发动了。中学生虽然不参加“运动”,不用写“大字报”,但要写“小字报”。班主任刘玉康老师给我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同学每天写八十张“小字报”。我是一个死心眼的老实人,太执着于实事求是,重然诺,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因而向老师提出异议,表示根本做不到。刘老师随即降低要求,从八十减为四十。我还是摇头。我说我们就算从早到晚不停地抄,也未必能抄上四十张“小字报”,何况我们还要学习,也实在没有那么多东西可“放”。刘老师于是说我思想“右”。我知道他那时正申请入党,是个“左派”。

我们在课室前面的走廊拉上几条绳子来挂“小字报”,好像挂彩旗一样。各人都写些什么,现在当然记不起来,只记得陈明德同学写得最凶。他后来受到批判。

可能由于我们侨生都热爱祖国,绝大部份人都回国不久,只懂得“爱党爱国”,根本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因而不怎么“放”。叶振汉校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同学们大胆“鸣放”,还表扬一些“放得凶”的同学,同时要求团员要带头“鸣放”。

我感到困惑。我不但是团员,且是团支部书记,要如何带头呢?要写些什么呢?骂共产党吗?以我当时的认识,当然是“爱党爱国”的。不“爱党爱国”,不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为什么回来?

我搜索枯肠,不知所从。后来看到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用大炮来打小鸟,讽刺中学生“上山下乡”是大材小用,便仿李清照的《如梦令》填了一首小词,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丝痕迹,上阕是:“常记机场日暮,爹娘送儿上路,辗转归祖国,X X X X X X.知否,知否,志在大学落户。”当时对词的格律只是一知半解,胡乱涂鸦罢了。

我实在想不出要写什么东西,远不能起带头作用,便去找刘老师。我问他要怎么做才能带头,是不是骂共产党骂得越凶就越带头?我认为党什么都好,但如需要骂党才是带头的话,请老师明确告诉我。老师当然不能叫我骂党,他说还是要实事求是,有什么才写什么。幸好刘老师这么说,不然我不知要掉进什么样的陷阱!

接着开始“反右”。刘老师叫我把班里同学所写的“小字报”内容进行归纳,看每个人都写了些什么。他说陈明德思想“反动”。我为明德辩护,说他回国前在马来亚(现在叫马来西亚)当过锡矿工人,属于工人阶级,回国后一直享受公费读书,又是团员,怎么可能对党仇恨。他可能是为了带头而乱写。我又受到老师批评,说我看问题太简单,思想“右”。

幸好中学生没有划“右”,只是团小组开会对陈明德进行“批判帮助”。会后我安慰明德,说不要紧的,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明德对我说,这下他会留下一个历史污点,永远也抹不掉了。他毕竟比我大几岁,不似我那么天真。后来他不能考上大学,在此已埋下伏笔。

这一年寒假,我们都要到附近的村落去与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刘老师先带我到要去的地方与当地干部联系(那时已经是“高级社”)。路上我们碰到一个很小的男孩,大约只有五岁左右。他听说我们要到他们村去,便很热心给我们带路。我发现那可爱的男孩一双眼的眼边都烂了,这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容易得的眼病,叫睑缘炎。后来我还发现全村很多孩子有这种睑缘炎,因为穷,往往一家人共享一条毛巾,互相传染。

我们几十个男同学都睡在一间旧祠堂的砖地上,垫上干稻草打地铺,一个傍着一个。女同学如何睡觉,现在已经记不起了。

除了干农活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当时的“扫盲运动”教农民识字。我还有第三个任务,要向一家全国性的侨报写稿,报道侨生在农村劳动的“好人好事”。

农民的劳动是记工分的,每个工分只值几分钱,年终结算,一年到头才分得一丁点儿钱,有的家庭还要倒欠。每天劳动之后,于晚上集中进行“扫盲”。男社员们有的已经很累,打着瞌睡;有小孩的妇女掀起衣襟奶孩子,大概也没有听清楚老师在讲什么。

来接受“扫盲”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个叫马木海(奇怪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名字)的男社员,热情始终不减。他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对简体字有看法。他对我说:现在用简体字,过去识的字有的对不上号,以前的书白读了。

我对割稻很感兴趣。那里用的工具是一把只有十几厘米长的带锯齿的小镰刀。大家在地头平排分开,每人负责四行,割时蹲着,右手执镰,左手握稻(正握),从右到左,一二三四,割完右边第一行第一把,左手顺势兜小圈握住第二行第一把,割完这一把又兜到第三行……割完四行四把,左手已经满握,便放在右边已割过的地上,继续前进。

收获时,有的稻田已经干透,干起活来方便麻利;有的田积水未干,踩着陷脚的烂泥,工作便打折扣。我们侨生几时干过农活,新鲜感加上大干劲,十分快乐。割稻时我们进行竞赛,一不小心,镰刀把我左手的小指头割去了一小片皮肉,至今疤痕隐隐还在。

195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我们当然也不例外。集美是产蚝之地,蚝挖出肉后壳堆积成小山,苍蝇在上面产卵,结成蛹,然后孵出成蝇。我们采取先下手的方针,到岑头去洗蚝壳,把蝇蛹洗出来处理掉,减少苍蝇的孳生。

集美各校都订下消灭苍蝇的指标,每天每人要打死多少苍蝇,以火柴盒为计算单位。整个集美学村的楼房都没有设厕所,厕所是独立成栋,分散建于数座楼房之间。每栋厕所后面有不设上盖的厕池,方便农民取粪水作肥料。厕池边苍蝇最多,牠们在那里“聚餐”;厕池里蛆虫拥挤蠕动,令人作呕。我们都争相到那里打苍蝇,虽然臭气熏天,但易于完成任务。集美小学的天真小朋友为了争快,打死苍蝇后迅速用手捡进火柴盒,也不理那些苍蝇刚刚还在吸粪汁,不但肮脏,又带细菌。

其次是消灭麻雀。全厦门市不论城乡,择定三天一起行动,一早就起来驱赶麻雀,说是大家一齐呼喝追赶,不让麻雀有落脚喘息的机会,牠们便会累极掉下来。我们一连三天停课,分片包干,到处喊喊嚷嚷,敲铁桶打脸盆,把嗓子喊哑了,把铁桶脸盆敲破打扁了,也不见有一只麻雀掉下来。大概牠们都掉到其它地方去,反正我没有抓着一只。

但是麻雀一定抓得不少,因为各个食店都有炸麻雀卖,每只五分钱。不过后来麻雀得到“平反”,说牠们虽然吃谷,但主要还是吃虫,益多于害,应归入益鸟的范畴。麻雀是虫子的天敌,麻雀消灭了,虫子没有了天敌,大量孳生,大大有害于农业。麻雀被正名“平反”,从此不用再四处逃窜了。少了一害,便抓来臭虫“入伍”,依然凑足“四害”之数。

由于高三的同学要准备高考,抓高三年段的张本座副校长特许他们不用参加除“四害”运动,以便有多点时间复习功课。张校长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1958年是所谓“大跃进”的年度,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都十分兴奋!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每一个脱离实际的侨生梦寐以求的!

“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豪情壮志。有一支短小精悍的歌儿这样唱:“五年计划看三年,三年计划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嘿嗬嘿嗬嘿嗬,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大家干劲很大,那是不用说的。

那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大炼钢铁”,要把上一年535万吨的钢产量翻一番至1070万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于是全国所有的青壮年,不论什么行业,不论工人、农民、学生……,都要投入运动,参加炼钢炼铁。集美中学当然也不例外。

学校方面,在一个食堂安装了一个0.2吨转炉,这是“洋法炼钢”。也用坩埚,这是中国的“古法炼钢”。但洋法、古法都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于是便有所谓“土法炼钢”,土法上马。

我们侨生的热情十分高涨,很快便建成了一座座一米来高的“小高炉”。据说农村的农民负责炼铁,供应一条条的生铁锭,由其它单位再炼成钢。

小高炉是一个个一米来高的梯形圆筒,用普通红砖砌成,内壁敷上一层耐火泥,外壁只用红泥。炉顶是圆形的进料口,内径应有30厘米左右;炉膛下方有个炉渣和钢水的出口,旁边连一个木制的手拉鼓风机。有的侨生甚至把他们带回国的崭新单车连着鼓风机,用脚踩单车鼓风,不用手拉。

为了建小高炉,把一切能找到的材料都用上了:倒围墙,拆水沟,挖坟墓……坟墓在海边沙滩上,早已无人管理,坟墓的砖特别大块,不知造自哪个年代?

学校把校舍楼梯的铁扶手和窗口的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钢”,换上木扶手木栏杆。农村由于实行“公社化”,规定农民都到公社食堂吃饭,家里不得举炊,我们便到农家向他们买家用的大铁镬,然后敲碎来“炼钢”。有一次我们买到一块照壁,倒下后用大铁锤敲破,取下里面的钢筋。

那时我们在化学课上已经学了一些有关炼钢炼铁的知识,对于高炉炼铁,平炉、转炉炼钢;钢、生铁、熟铁含炭量的不同,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再亲手来实践炼钢,兴趣和热情之高,现在的学生是难以想象的。

学校在平地上砌了一个大的圆形炼焦炉,把煤炼成焦炭(去掉煤中的气体和杂质,可以提高燃烧时发出的热量),供应各个小高炉炼钢之用。

我们必须先把一方方的生铁锭敲成拳头大小的碎块,才能放到小高炉里去。虽然生铁较脆,但也要花很大力气。新加坡侨生王辉平是一个英俊的帅哥,他抡起长柄大铁锤用力敲,飞起的铁块边缘锋利,把他用以保护双腿的新长筒水靴都割破了。

炼钢时,我们把生铁块、焦炭、石灰石(用作熔剂)一层层从进料口放进小高炉,一面拉动鼓风机,各人围着小高炉紧张地等待。如果铁炼成钢,便会发出钢花,一炉钢便炼成了。

这时黄继良用钢钎捅开下面的出水口,先流出炉渣,然后才是金黄色的钢水,用沙模接上。钢花耀眼,十分美丽。钢水出完后把出水口用耐火泥封上,再开始炼第二炉钢。如果温度不够,材料便会在炉里凝结,炉子便要报废。

金黄色的钢花是一种独特的星光喷射,只有真正是钢才能发射出钢花。在炼钢之前,学校成立了验收小组,用砂轮磨钢产品,能射出钢花的才是钢。我们用小高炉炼出来的基本上是钢,比较正规;但是后来因为离完成任务太远,便什么都算是钢,根本不再用砂轮检验,只需秤重。

由于夸下海口要钢产量翻一番,看看年关将届,任务远不能完成,便出现五花八门的炼钢方法,如反射炉、对流炉……,甚至来什么焖钢、炒钢……

焦炭供应不上,煤也不够,便用木炭,甚至用木材,听说连山林都砍光了!

我们几个人在空地上建了一个对流炉,有好几米高的烟囱,歪歪斜斜,幸喜没有倒下来。要高高的烟囱,说是让空气对流,可以提高温度。但把向农民买来的大铁镬敲成碎片,放入对流炉,用炭来烧,结果它们只是一片片粘连在一起,像一堆牛粪,我私下把这种东西叫作“牛粪钢”,当然也算产量。

所谓焖钢,我也干过,是向地下挖一个方洞,下层放炭,中间架铁枝,铁枝上也放上大铁镬碎片,结果也焖成“牛粪钢”。

至于炒钢怎么个炒法,当年我们大概没有谁试过。

这一年国家的钢产量当然“胜利地”翻一番,但我校炼出的“钢”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两间课室里,不但一点用处也没有,而且是花费许多金钱和人力把有用的东西变成这些废物的。唉!

在这些炼钢的日日夜夜,我们有时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十分疲劳。在小高炉边,我站着也能打瞌睡,有一次因打瞌睡跌坐在地上,可见疲劳的程度。

集美的公共食堂则24小时开放。我们侨生多少有点钱,肚饿时便到食堂去吃每碟二角五分钱的炒米粉,而此时学校的膳食费是每月九元钱。六班的吴志超是公费生,我们是一起从柬埔寨金边回国的,我有时便邀他一同去吃炒米粉,为他出钱。

在此同时,学校也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成立各种各样的“工厂”。我们班买了两架缝纫机,由女同学负责,其中有许雪清,也是从金边回国的。为了表示支持,我把一条彩色纱笼让她改成两条三角内裤,每条工钱二角五分。

我和黄继良、张应芳(女)等成立一个“酒精厂”,用蕃薯酿酒,然后蒸馏成75% 的酒精。小蒸馏塔是我们自己用白铁皮焊成的。酒精做出来后,继良创作了一支“酒精歌”,开头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酒精出来了,嘿出来了!”继良是一个有丰富艺术细胞的同学,擅长跳舞,不论是东南亚的柬埔寨舞、越南舞、印度尼西亚舞,还是难度甚高的俄罗斯舞,他都跳得很好。他对我说过,只要一听到音乐,他的脚就发痒,就想跳舞。他由于不懂乐理,只会哼哼,我便帮他整理成一支四拍子的“酒精歌”。

有的同学成立了“肥料厂”,到处找一些干骨头磨成粉,制成有机肥料。海滩上那些无人管的老坟,许多已被潮水冲刷破坏,露出里面的骨头。把坟的砖块拆来建小高炉,骨头便用来磨粉制有机肥料,为“社会主义”作贡献。没有人感到这是对先人的不敬,因为相信唯物主义。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全民写诗运动,不但有文化的人要写诗,连工人、农民都要写。当时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叫《我来了》,不知是谁写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时间,全国都是诗,我们当然也写,但一句也没有记下来。

1958年1月,陈嘉庚先生的眼眶生鳞状上皮癌,到上海、北京治疗。8月他回到集美,在福南堂对全集美学生作了近四个钟头的讲话。他反对集美学校搞勤工俭学,说集美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等人才;边读书边劳动,那是工读学校的事。他说“解放”这么多年了,集美毫无建设,他要把集美学校交还给政府,把钱用来建设集美。

大概是陈嘉庚先生对集美“大炼钢铁”把校园搞得乱七八糟有意见,校方赶紧把水沟重新铺好,暂停炼钢和办厂活动,一切待陈先生走后再来。

陈嘉庚先生在集美的时候,每天一早都带着两个保镖到处巡视,缓缓而行。

集美外池有三个漂亮的亭子,中间一个有两层楼。听说先生建三亭是想邀请中央领导来集美观龙舟赛。但当年厦门作为“对敌斗争”最前线,这一愿望直至先生逝世都没有实现。

风闻先生不喜欢刘少奇,有一次不肯去北京开会,说他的讲话报纸从来不登。结果是周总理再三劝说,他才去了。周是和稀泥的高手,手法细腻而具说服力。当知识分子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表示不满的时候,他就能够说他本人就是党的驯服工具。总理都说自己是驯服工具,谁可以不是呢!

1958年冬,集美发起建海潮发电站,说建成后是世界第一。全集美的学生都投入了建站的工作。由于整个集美学村的发电量严重不足,晚上自习时总是灯光暗淡,所以我们十分积极,希望这个“世界第一”早日到来。我们在杏林湾开掘一条引水道,准备用潮水的落差发电。开掘的工作十分辛苦,因为集美盛产牡蛎(蚝),海滩的浅水地方满是烂泥和锋利的蚝壳,经常把我们的脚割伤。由于潮汐涨退的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轮班趁退潮的时候开掘,三更半夜也要起床工作。每值夜班,每人便有两个馒头加餐。

海潮发电站于1961年宣告失败,陈嘉庚先生也于这一年逝世,而我们已于1959年秋离开集美。

1958年成立了所谓人民公社,刮起了“深耕密植”的高产风。此风先从北方刮来,小麦亩产七八千斤,然后你追我赶,产量越报越高。产稻的南方当然不甘落后,亩产也从几万斤到十几万斤,节节上升。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我们看了中央新闻记录片厂拍的短片,把七八块地的稻子拔起来并插到一块地上,然后得到了好几万斤的丰收。人民日报注销了特大丰收的照片,在密不透风的等待收割的稻田上,几个小孩站立在稻穗上。当年这些弄虚作假的新闻记录片和照片,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了。

不但农民种田,机关、单位、学校也种。集美中学种了“党支部试验田”,目标是亩产十万斤。我们每个班级也在校园里分到一小块地,也种试验田。

我和邱汉钊、王辉平和另一位同学(记不起名字)四人,利用中午时间搞我们班的试验田。第一步是深耕,用锄头深掘一尺半,把下面的土都翻起来。接着是埋绿肥,撒上草木灰,然后倒上大量粪尿。最后是插秧,单株密植,完成任务后等待“丰收”。

那年头,全国农业搞得最好的是广东潮汕地区,单季稻亩产千斤已是高产。我们现在要种出每亩几万斤的稻,甭说有多兴奋了。何况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头版右上角以《太阳的热力》为题,用太阳的光能来计算,论证每亩稻田产个一万五千斤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因为用了大量基肥和粪尿肥,我们那块田的秧苗开始长得很好。但是随着秧苗的长大,它们便挤得紧紧的,密不透风……最后当然是:颗粒无收!

高产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吹到亩产十多万斤,连农村出身的毛泽东也担心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叶校长在一次大会讲话时对我们说:国庆后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

我班的蔡德安同学对这个问题有怀疑,会后他对我说: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恐怕指的是国庆那一天吧。我说,仅国庆那天吃饭不要钱,有什么意义,应该是国庆以后从此大家吃饭都不要钱,中国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兴奋异常,写信给海外的双亲,说在海外生活那么辛苦,中国就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如举家买棹北归,回来为国家服务吧。

那时的报纸说,粮食实在太多了,多到吃不完,农民今后不要生产那么多粮食了,会有更多农闲时间进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农村富裕了,要建立更多大学,农民都要上大学,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这当儿,除原有的五年计划外,又提出一个12年发展规划,罗列各种宏伟目标,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宣布包这包那,包吃饭不要钱,包读书不要钱,包生活,包养老,包医疗,包理发,包殓葬……从三包四包跃进到十几包,包生包死,农民真是太“幸福”了。我们听说,国家本可以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但为了尊重老大哥,还是让他们先进入。等他们早上一宣布,我们下午便随后宣布。

中侨委副主任方方此时来校作报告,说到我们家乡的宏大目标,说每人每天会有多少肉多少蛋多少菜吃,乡里要建大学,……等等等等。

方方与我同乡,是粤东普宁县洪阳镇人。洪阳过去是普宁县城,方姓为大姓,占东、南、西三门,独北门姓李。他十几岁参加革命,搞共产,被族人驱逐往暹罗(今泰国),不准他姓方。但他不仅要姓方,还要名方,所以便叫方方。

这个时候,有一个申请入共青团的潮流。要革命,当然要申请入党入团了。

我们班的张念华是新马侨生,个子高高的,有着侨生的直率和纯真。他申请入团,没有得到批准,便说不入团也一样可以革命。他举郭沫若为例,说郭不是党员,但照样可当科学院院长,照样革命。张念华因此被批评是发牢骚。

不久,人民日报突然发表郭沫若入党的消息。郭还为此次重新入党发表对青年的谈话,说青年们常常以他为榜样,说不入党入团同样可以革命。现在他入党了,虽然不入党入团也可以革命,但是入党入团可以更好地革命。

按照党章规定,曾经脱党的人不可以重新入党。1927年郭沫若曾经入过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远走日本,属于自动脱党,所以1949年后一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现。在郭脱党整整30年后安排他重新入党,目的当然是为了堵死青年人以他为榜样的借口。

一天深夜,张念华肚子剧痛,我们几个人把他送到集美医院。因为是夏天,大家睡觉只穿内裤,起床时急急忙忙,没有带钱。医院的值班人员一定要我们先交两毛钱挂号费,才肯叫医生来看病。我们向其解释一时没有带钱,请先登记,我们即刻让一个同学回尚忠楼拿钱,医院离尚忠楼近在咫尺,一会儿钱便到了。

登记人员坚持不肯,我们开始发火,最后他终于屈服。这恐怕是今天先给钱再看病的先驱!

国家宣布1959年秋要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各省便都积极准备。在那个年代,华侨学生中有不少运动好手,他们纷纷被征召到省里集训。我们班的郭修华是印度尼西亚回国的,长得很高,外号阿Long,会打篮球,高二读完便被叫到省运动队去。还有打控球后卫的颜允玉,也到省女篮去集训。他们都没有参加高考。

长得很漂亮的王璨华(女),被征召入新成立的福建制片厂,先到北京去学说标准的国语。璨华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当时是厦门市掷手榴弹(女)冠军,也会打篮球。

1958年9月开始,我们进入高三,从南熏楼搬到尚忠楼住。读完高三,便要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福建省已经连续三年全国高考第一,而福州一中又是全国高考第一的中学。其它还有莆田一中、惠安一中等,都是高考名校,集美中学只位于中游。

福建高考的经验一是所有高三课程于一个学期内完成,余下的半年进行多次模拟考试,务求熟习高考的一切;二是猜题,把复习的范围尽量缩小,集中精力攻克难关。

为了集中力量,我们8班被拆散,根据各人所考类别,分插到其它班去。我考第一类理工,被分到6班;考第二类医农和第三类文科的也都分到其它班去。

6班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魏昭远老师。

魏老师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是当年强行推广“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时候。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劳卫制”的初衷本在于提倡和奖励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体质。但到了58年强制搞中学生人人通过“劳卫制”运动的时候,就完全变了质。

那是搞“运动”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要搞“运动”,然后拿“成绩”“向党报喜”。

我们班的苏美英是一个不到一米五高的十分瘦小的女同学,要她通过“劳卫制”一级标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她必须通过,因而感到压力很大。

集美中学于是进行“挑灯夜战”。在大操场架起了电线,灯泡发出暗淡的灯光,操场上人影幢幢,跳高、跳远、跑步、投掷……十分热闹。

劳卫制二级证明书及奖章

(劳卫制二级证明书及奖章)

魏老师带着大家跑800米,其它人在旁敲锣打鼓,吶喊助威。到了离终点大约50米的时候,我见老师已经辛苦得不行,累得就快倒了下来。几个同学赶紧进入跑道,把老师架着勉强走到终点。我直至今天还能想见当年老师跑不动快要倒下的样子。

为了让大家都通过“劳卫制”,除了弄虚作假之外,别无他法。跑一百米的,秒表迟按;跳远的,量尺放宽……。一个社会搞到大家都做假,是谁之过?

高考进入了准备阶段。

一般考理工的同学文科都较差,因而语文老师出了所猜的作文题给大家做,并要求每人都要达到五分满分。达不到五分的要重新做,一直做到老师给五分为止。

我虽然数理均佳,但也爱文学,尤爱唐诗宋词及近代散文,所以第一次便完成五分任务。但有个别同学做来做去都不行,语文老师便要他们背熟某一写得好的同学的作文,说如高考出类似的作文题,可以照所背的写出。

学校派出了一个学习团到福州一中、莆田一中等学校取经,8班有我和黄毅(保珠)两人。

到莆田的时候正是冬天,天气很冷,手冻得很僵,不听使唤,筷子都拿不稳。莆田是福建有名的两个蕃薯县之一,学校每年要有两个月配给蕃薯,五斤蕃薯抵一斤大米。我在莆田一中吃到很好的蕃薯,金黄色的肉,十分香甜。

莆田也是福建有名的文化县,古时科甲鼎盛,高官辈出。有几道雕工精细的石牌坊,如“大宗伯”坊(纪念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大司马”坊(纪念明代兵部尚书郭应聘),正道出莆田古代的显赫地位。可惜这些牌坊,都难逃“文革”大劫。

莆仙话是福建省特殊的语言,既不同于粗声粗气的闽北福州话,也不同于较为软绵的闽南话。之所以叫莆仙话,是这种话只流行于莆田、仙游两个县及其邻近很少的地区。莆仙话和福州话一样,都是很难听懂和很难学的。

我们在莆田的时候,刚好中侨委组织的一个华侨歌舞团到这里慰问演出。我们的老同学鲍亦儿(女)也是团员。大家见面十分高兴。我们也想看演出,晚上便跟着歌舞团一起进场。谁知守门的人十分警惕,发现歌舞团多了人,并没有阻止我们进去,只是去报告。我们看了演出后回来,才知道我们受到注意,吓了一跳。不过我们没有受到批评,只是感到我们侨生实在太单纯,不知天高地厚。

在福州一中,我们旁听了高三班一个厉害的批斗会。他们把课桌排列成批斗场地,批斗会便开始了。被批斗的同学名叫陈祖舰,据说是从部队转业来读书的。批斗十分激烈,群情汹涌,呼呼喝喝,声震耳鼓。最令我难忘的是他们说被批斗者的外祖父昔年当过国民党海军的舰长,所以他取名祖舰,是怀念“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动立场,妄想变天复辟,云云。哦!连名字都是“反动”的,那实在是“罪该万死”了!祖舰这两个字,从此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回到集美中学后,我向全体同学做了汇报。

这个时候中学评“又红又专积极份子”,我榜上有名,领了一张奖状。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个评法,应该不是一人一票,大概是老师们经过研究评出来的。我的功课好,又是团支部书记,当然属于“又红又专”。但我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爬的人物,做人又一贯中庸,循规蹈矩,一心只想学好科学报国,单纯得很。

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除了数理化外,散文、诗歌、唐诗、宋词、外语、音乐、体育、集邮……都是我的所爱。我订有《知识就是力量》、《诗刊》、《集邮》、《歌曲》、法文版《莫斯科新闻》等杂志报纸,在北京集邮公司有一个买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户口。何子江同学送我一本北京集邮公司出的贴票簿,当时价值五元人民币,十分名贵,我永远记在心中。

当时国际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人民之间时兴交笔友,我有三个,分别在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

终于到了填高考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十分强调服从分配,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闹独立。志愿有15个,一定要填满。当年正是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又是“大跃进”,因而我满脑子尽是学好科学报效祖国的念头。

当年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是我的所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黄昏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熖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我幻想自己将来也当上勘探队员,背上行装,走遍了祖国的山山岭岭,为祖国探矿寻宝,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于是,我的志愿大多填上了地质系之类。

魏老师看了我填的志愿,找我谈话。他不同意我报考地质系,更不同意我将来当勘探队员。他说我身体矮小,不是当勘探队员的料,因为背着很重的行装穿山越岭,餐风宿露,是很辛苦的。况且我功课那么好,应考理科,做研究工作,为什么考地质?

魏老师要我重填,于是我不再填地质,转填理科。最后我被录取到厦们大学化学系,那是第五个志愿。前四个志愿都填在北京,是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化工学院。

我本来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并不特别喜欢化学,只是填厦门大学便要填化学系,因为那是厦大的名牌。

厦大有两大名牌,化学系和经济系。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名校长和名教授。厦大校长王亚南是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至于化学系,当年有三大教授:卢嘉钖、陈国珍、蔡启瑞。卢嘉钖是物质结构专家,昔年留学美国;陈国珍留学英国皇家学院,是分析化学专家;蔡启瑞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化学博士,催化专家,1956年才从美国回来。

1959年8月23日,我们经受了一场12级以上的大台风。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屋瓦被狂风掀起,到处乱飞。我们从顶楼宿舍下到二楼的课室躲避。我们用大木条把窗和门都钉死,感受到尚忠楼在摇晃。闩门的铁条都被吹弯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郑朝林肚子剧痛,非要去附近的厕所解决不可。我们都叫他忍一忍,怕出去被乱飞的瓦片击中。他终于忍不住出去解决,然后平安回来。

台风过后,满地碎瓦,一片狼藉。集美倒了三座饭厅,不少树被折断或拔起。渔民死伤惨重,因为预报只有8级风,没想到是12级以上,大家没有做好准备和上岸。许多渔船被掀沉,有的被高潮和巨浪推上岸,搁在我们的泳池边。

俱往矣!一切的一切。回想起来,当年集美中学的老师大都很出色,如教数学的魏昭远老师、林文土老师、罗启西老师,教俄文的刘慧君老师,教语文的刘玉康老师,教化学的蔡纯瑜老师……

罗启西老师教代数。有一次我去数学教研组,看到有人贴罗老师的大字报,说他身为团员,却没有积极主动向党交心。“反右”时,要求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压力很大。许多向党说真话的人,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刘慧君老师来自哈尔滨,不但国语说得好,俄文发音也很标准。听说她的丈夫曾是国民党的人员,家庭不知发生什么变故,她带着三个小儿女和妈妈南下厦门教书。刘老师不但长得漂亮,人也很好,我私心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刘老师的小女儿叫小源(刘晓源),十分精灵。每逢食堂加菜,我会看到她拿着一个装菜的餐具在排队,高兴说今天有好料。

我初到集美时,蔡纯瑜老师的爱人陈镛副校长已被下放农村劳动,有一次回来,皮肤被晒得黑黑的。所谓“下放”,美其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上是对被认为不听话或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惩罚。

有不少老师,我已记不起名字。

2008年1月14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自由写作》第34期【红色记忆专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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