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造车献礼——记“计划经济”时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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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计划经济”时代,有许多事情是在“计划”外的。我记事时,就见到很多,如文革中的“献礼”。现在看来,近似天方夜谭。

1969年四月,田里的青蛙开始叫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晚上的重要广播宣布: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把接班人林彪副主席写进党章。

在西南山区里,正在建设兵工厂的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的干部、工人、小镇上的居民们,敲锣打鼓,连夜欢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也奔上小街,看火炬游行,听锣鼓呐喊。随着一队队人群,一阵阵闪光,我很激动,一直看到半夜才回家。

在那个年月,参加游行、看游行,都令人有莫名的亢奋,莫名的激动。回到院落静悄悄,见老乡们已睡觉,一院子黑灯瞎火——他们怎么不去庆祝?都睡了,真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

那时,我刚随父母从城里来到四川山区参加“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遵照当时“工业学大庆”的“先生产,后生活”创业精神,公司没有建宿舍,职工家属都租住老乡的茅草屋,首先让我看到“先生产”出了如此富有诗意的生活:一个月一人配给半斤咸肉、二两糖、五两菜油、一块肥皂、半斤豆腐、半尺布……凭结婚证可以买两个热水瓶;粮食定量,分粗粮细粮,粮店里大米白面搭红薯卖,附近小镇上的商店里货柜几近空空,货架上摆着“毛主席著作”,旁边红色标语写着“解放全人类”。

住在农舍,每天看日出日落,见周围村民敲钟出工,打锣收工。他们扛锄头带铲子,耕田靶土,热衷于挣工分。工余闲暇忙着打猪草,抱柴火,收工后忙于生火做饭。日复一日,看不出什么革命热情,也没什么“思想”和“主义”;老乡们大多不识字,开会了才“读”一下“红宝书”,没有标语,没有旗帜。哦,我发现还有这样过活的人们,与城里的举红旗,大批判,“闹革命”不相同。我感到惊异。我甚至质疑——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那时十几岁,正在文革的轰轰烈烈中“茁壮成长”着。一上学就叫我们当“接班人”,又说当“螺丝钉”。接着领袖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还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想接班的螺丝钉,就要被到处去拧;最白的纸每天被“人民日报社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涂抹着;是早晨的太阳就自恃着向上升,发亮发光,红彤彤地总想照别人。还说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一尘不染……也学着用“思想”去评“先进”和“落后”,评“革命”和“反革命”,不仅“心明眼亮”,还不识人间烟火。

那时,听了领袖的话,举着一个“思想”,处处总想着去“拯救”别人,否则,就不算革命,不是进步,将这当成唯一的信条。

当时,工厂的口号都是:“工业学大庆”。在山里,我也看到了许多新鲜事。

六冶公司建设的“112”工厂,是生产军用战斗机外壳材料的。据说为了预防“苏修”、“美帝”的轰炸,不但把工厂建在山沟,还把几个大车间都各自分散,建在不同的山沟和不同的山洞里,半成品在各个山洞之间车来车往地运,运输成本是不用算的,反正有“人民”呢;一路上车厢还用帆布篷遮盖,当时刚与“苏修”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就更要保密了。

看到工厂车间近在眼前,我想学“工人阶级”,想当“螺丝钉”,心想在这里该很容易。又想认真地追寻“灵魂深处革命”。

一次,我想山洞该够深了,那里面该有不一样的“革命”。我问父亲,知道父亲总有不一样的眼光。在我知点事了的过去,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大不一样,也让我停止了一些异想。文革开始不久,我才知道北京竟有“黑店、黑村、黑帮”,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先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发一套“毛主席著作”,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看过批斗“牛鬼蛇神”,看过抄家,自己去大串联,写大字报,还徒步走去延安,很亢奋。后来,我却看到了父亲忧郁的眼神。他说:学生不上课,不务正业;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误人子弟”等等。父亲说:“不读书,没有文化,怎么能懂革命道理呢?”父亲的话让我断断续续,似懂非懂地想了很久。

我记得他还说过:他差点就当上了“右派”,要不是出差,一开口他就当上了。那时,我不明白父亲的良苦之心,却知道是惊世骇俗的话,有时还显得悲怆。

“那山洞里有什么?”我问。

“都是些机器,一些不能见人的机器”,父亲若有所思地回答。

哦,我不再问了,这也许是该长大后才明白的。

伟大领袖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厂就在眼前,它象磁石般吸引着我,我常到车间附近转悠。那里的“工人阶级”很多。看红色标语高挂,让人仰视,我感到工人很伟大,很想学习他们。

在那里,我见到过一些直爽、热心、善良、朴素和勇敢的工人,他们任劳任怨,常加班或参加义务劳动;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踩着别人的脑袋拼命往上爬的工人发际之故事,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阿谀逢迎的,有媚上压下的,有告密,揭发的,有赤膊上阵的;我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工人,他们被剃阴阳头,被捆绑着批斗、游街,低着头受侮辱,一脸悲哀,最后,有的还自杀死去。当然,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瘐死。我认识的一位工人王叔叔,因为画宣传画向日葵,别人数花瓣,说画的是国民党党徽,被抓走并被判了十几年,一片花瓣判一年。

那时候,没人再提他们是“工人阶级”,只说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手”。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工人阶级”里也不都是“领导”,有在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演员”;有稍有不慎都可被他人当作“投名状”打掉的另类。(《水浒传》中有“投名状”一说。在古代是忠诚之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忠心其,并不论是与非,善与恶。)

父亲是机械工程师,平时喜爱读史,正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叫“下放劳动”,还有一说是“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那时候,都说体力劳动才算劳动,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好了,才能“合格”。用体力劳动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是那个时代的常事。

“九大”的一阵锣鼓敲完后,就是围绕着“九大”的反复学习和表态了。人人要学习,人人要表态。要“统一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排练。反反复复地排练,这也是常事。

一讨论就说要“献礼”,广播中说全国都争相向党的九大“献礼”,(要献礼,这是1945年延安“七大”就开始的惯例。)也是最光荣的“政治任务”,六冶公司似乎要献大礼,上上下下都忙开了。

那时期,都时兴“破格”地干事情,什么都只算“政治账”。以前有“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革了,正碰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伟大领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干部们,也对上号,忽然变聪明了起来,那些从工农中提拔的干部们更聪明,胆子更大,坚信自己“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管它专业不专业,几个人脑袋一拍板就决定了。

父亲下放的机修厂有许多车床,二百多工人,各工种都有。公司里的汽车有毛病就过来修。

一天吃饭时,父亲跟我说机修厂要造汽车,要献礼,他负责设计。机修厂也能造汽车!我高兴得蹦了起来,父亲正好能显一下身手了呀,能让那些人瞧瞧,知识是有用的,工程师是有用的。

我知道,父亲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工人们都叫父亲“张工”。父亲有些哮喘,一用力做事就感到累,可钳工是体力活,父亲说在车间的钳桌上,他不如工人,所以常得到工人们的照应,他心里总感歉意。这次能用得上自己的学问了,可以大显一下身手了,不是很好吗。要献礼了,照当时的说法:精神要变物质了。可父亲提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就说:“把很粗的铁柱切削成细车轴,真浪费呀”,他比划着:“切削后只能做一根车轴,光材料,工时就不知浪费多少;做好的模具用一次就废了,真可惜”。父亲还说:“全六冶几个车间都停下来赶做这辆汽车,加班加点地连夜干,车外壳全凭手工敲,有的配件还要派人到外地买,最远的跑到东北三省,豆腐都搬成肉价钱了……”

两天过后,父亲回家又叹气说:“真是浪费,让织手套的人去做皮靴,喝酒的人忽然想自己造瓶子,真没办法。越不懂的人越胆大,劳民伤财”。父亲苦笑着:“献礼比科学、物理还有理,真是的。”我看到父亲的表情,知道他实在是骨鲠在喉,忍不住了,才回来跟我这小孩子说。在工厂车间里是不能说的。那时候,人民的思想都被“统一”着,语言也被“统一”着。

说是献给“九大”的礼物,都说是献给毛主席的,谁能不全力以赴的充满“激情”地大干快干?那时候,叫“大会战”,白天黑夜地都要加班加点。

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几千里以外的“九大”转,似乎没人不欢呼的,没人不激动的,没人不说是“胜利”了的。否则,给你安个对“九大”或是“毛主席”心怀不满,或“螳螂挡车”等,那可就是罪了。轻则拉出来“写检查”,“批斗”;重的开除公职,送去劳改或判刑。

父亲说过,秦始皇搞愚民政策,书都被烧了,菜刀被收来铸铁人,那时候最多的也许是哑巴。眼前没有哑巴,人们都“激情”着说一样的套话。

因造车复杂,六冶公司又增加了几个技术员,也“下放”到机修厂来造车了。

近二个月的加班加点,还有“高举”加“指导”等,父亲早出晚归,机修厂车间里昼夜灯火通明,叮叮当当,轰轰隆隆,汽车终于造成了。

那是辆平头式的大卡车,一看就不同一般:比一般的卡车宽点,高点,车头车厢交接处微微隆起,棕红色的外壳,油漆不太亮。

出厂那天,专门安排在星期日。广播里大声地通知,朗读着颂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又播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那天,我站在一土坡上,远远地望见那辆汽车先在公路上缓缓地驶驶停停,就象坦克。公路上的大车小车都给它让路,鸣号致敬。它开到镇上转了一圈又朝着矿区驶去,走走停停地,车头喘息着,车尾不时喷出烟雾,扬起灰尘。

它插红旗戴红花,车头镶着一块金光闪闪的“六冶”徽牌,双排驾驶室里挤满了人,车厢上也站满了敲锣打鼓的人,锣鼓喧天地开到各个工区。

一路上,吸引的人越聚越多,工人、家属和镇上居民都跑过来看,似乎充满了幸福感。连周围赶场的农民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层层地围观。

有人赶上前拍了拍手摸一摸,兴奋不已,夸个不停。六冶公司能造汽车了,真是奇迹!车上的人们都欢呼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那个年代,“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都让人记不清了。

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我迎了上去,站在路边,我想看见父亲,他一定在大车厢上,该很高兴很自豪吧!我围绕大卡车前头后尾地跑,在车上的人丛里寻找,我仰起头蹦了几次,也希望父亲能看到我,或许能将我拉上车,让我举起彩旗,然后迎风飘扬地又向前开。

那阵子,我真渴望自己长大,象大人那样站到车上去,在那上面该多光荣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伟大胜利呀——那天,风很大,我一直尾随着汽车跑了很远,在卡车后的扬尘中断断续续地跑着,一直到追不上了……车上的人们仍在使力敲着锣鼓,没人看我一眼,更没人注意我。

那时,我曾痴想:如果我真是一颗螺丝钉,就拧到这辆汽车上,哪怕在车厢边上,该多光荣,多幸福!我还想:父亲一定还会设计汽车,六冶公司以后还可以造出更多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行驶在每条公路上,然后开去四面八方,支援工厂,支援农村,开去解放世界上其它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更想告诉人们,卡车是我父亲设计的——他正在机修厂下放劳动呢。

可惜,车头车尾一直没看见父亲……

我在外跑了半天,肚子饿了,望着车子越开越远,直到无影无踪我才烟尘满面地赶回家。

一进门,我惊讶地发现父亲正躺在床上睡觉,近二个月的加班也许太累了,我激动万分,气喘着赶紧告诉六冶汽车的消息:“它正在工区到处开呢,还敲锣打鼓”……我想告诉父亲我正到处找他。只见父亲翻过身来恩了一声,才慢吞吞地说:“阿弥陀佛,我还真怕六冶公司再造一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幸好没想到造飞机”,父亲坐起来苦笑着。一会,父亲说:“你去打一斤酱油吧……”

我回答一声,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纷飞的遐想停止了。该做饭了,生活重新平静了下来。

那时候,我真不明白父亲,在那个“敢想敢干”的时期,被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多人都在“激情”呀“燃烧”呀,他却没一点相似的情怀,既不表现激情,也没什么燃烧。

父亲不拘言笑,常独自思索,似乎既忧郁又孤独,他具有不一样的眼光,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他有着自己的情感和思绪。

那阵风吹过去了,后来六冶公司真的没再造车了。那一辆大卡车渐渐地也就不见踪影了,我跟着跑了半天,我还是那个我。毕竟是赶着拼装出的一辆汽车吧,听说有了毛病修修补补地开了一阵,最后就停在一车间的角落里。过后,螺丝钉也该锈了吧,也没人再提它了。锣鼓敲过了,大礼献过了也就算了,曾经“激情燃烧”的幸福人们,已经不记得它了。

村民们依然扛锄头下地挣工分,吃饭生存,生儿育女,恓惶的生活中,仍存世俗理想;工厂里只剩下“工业学大庆”的横幅还在半空中飘着,飘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又在学习新的“最高指示”了,他们又等待着下一次的献礼,等待着下一次的胜利。

那个时代,许多事情都有一套一套的“激情”,“燃烧”得令人匪夷所思,做事的规则都由不做事的人来制定,是非道理也由不做事的人来说,据说那就是“计划经济”……

2008-1

《自由写作》第34期【红色记忆专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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