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王蒙评刘宾雁《人妖之间》(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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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此文早就想写,早在去年笔会开大会时,曾将文章意思征询笔友意见,却说是不合时宜。一晃过去半年,我估计现在应该没有适宜不适宜问题了,有点闲暇时间,赶紧写出。

文章非“原创”,不是出于自己主动,而是对他人文章的反应,所谓“有感”。他人文章,即王蒙第二部自传中评价刘宾雁《人妖之间》一节文字。我读后有感,急于写出告之笔会同仁,理由很简单,刘是我们笔会老会长。如小孩分帮干架,当听到旁人说自己头目坏话,急急回来告知众伙伴也。急急告知还不仅是行帮意识,因为,我曾经是多么欣赏《人妖之间》啊——我怕不少笔友有同样的感受,尽管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而旁人说的坏话……居然是对的。

这真令我有点尴尬。

依我有限而模糊的了解,大多数笔友尤其是笔力强健的一支,除了奔忙于生计之外,主要致力于意义深远的第一线冲撞,如我这样懒散每日翻读点闲杂书的人不多。敬佩之余,自己检点能做的就是,所读有得不敢私秘,尽快让笔友周知,也算是追随诸先进之后出点小力吧。

(此处原来写了一段王蒙、刘宾雁两人的简介,写完,却感觉无此必要,一则,大多数笔友可能知道,再则,即便不知道也无碍于理解,而简介反倒可能产生歧义,这就不但无益反是有害了,故删)

(此处原来也是一段简介,介绍《人妖之间》和更早的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两篇报告文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同样为免简介引起误解,删去。

删两段已写下的文字,怕影响文章前后连贯,所以,仍保留原来段落标识并说明如上。)

王蒙评《人妖之间》的文字,出自王自传第二部第16节“一位先生和他的大方向”。引用王文的省略,我都作了注明。

“这时候有一篇作品应运而生,受到热烈赞扬,它对生活,对人群,对国情的基本分析方法就是人与妖的对立,人与妖的区分。一位先生,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就发表了记述‘人妖之间’的作品,次年此篇报告文学的传主王守信老太太就被处决了。然后此作获奖。多么厉害!这也是精神变物质,文学可以影响生死!不妨回顾一下,思忖一下,即使文章的说法百分之百地准确,此王守信的问题从法学上讲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倒卖计划内物资?粗俗(这哪里违法)?小小家长式灵感式作风?低级的公关策略?还是确有应予极刑的刑事犯罪事实?

那么,请看,文章所写的实有人物——死囚王守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个‘娘们儿’,这是作品提到王守信时的第一个涉嫌性别歧视的词。

她精力饱满,可惜都使到外头去了。常常是‘腾’地一下就不见了。街上谁跟谁打架了,哪家夫妻要打离婚,百货公司来了什么新货,都是她先知道,也常扯扯老婆舌……

上述种种,看不出有什么不妙的……[桂华省略]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谁知道它唤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种情欲,她到商业系统去串联……

……又把汽车司机周禄拉到一边,用胳膊肘捅一下他的肋条,挤眉弄眼,亲昵地说:“你过去也受压,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不造反么?‘

情欲呀,挤眉弄眼呀,亲昵呀,也都离不开传主的女性归属,女性的性挑逗暗示。这些东西为什么变成了‘妖’的属性了呢?它之成妖利用了、投合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多少成见偏见陋见!顺便说一下,这是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情欲呀,捅肋条呀,眉呀眼呀,亲昵呀,不知道作家的依据是什么?还是仅仅有所谓的‘合理相像’?

当然,王守信是造反派,批之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作者也算搭上了时代之车、政治大方向之车。……

……[桂华省略]

然后越写越不堪了:

王守信也在台上,她留一头短发,齐耳根长,黑亮黑亮的。虽说从造反起,胭脂擦的不太厚了,白白净净的脸蛋儿还挺精神,标致,不像个四十五岁的人。辩论会后第二天,王守信乘旁边没人,凑到刘长春身边,柔声细语地说:“长春哪,咱们还是一块儿干吧。我文化低,你给当个军师。我当二把手,你当一把手……‘刘长春大眼珠子一瞪,斩钉截铁地说:

‘你死了这个心吧!我刘长春是宁肯给好汉勒马扶镫,也不给孬汉当祖宗!咱俩没完!’

看来王守信越来越往四流色情间谍上靠,而刘长春比较像样板戏上的英雄,例如李勇奇或者雷刚。

王守信从小儿就得怕日本人,怕伪警官,也怕财主地主。但仗着她是个女人,有几分姿色,不在乎廉耻,她就有了自卫和进攻的武器。在那个环境中,她学会了不怯生,敢于同身份地位高得多的人打交道,她也没法儿怕苦,能过非人的日子,和同是生活在最低层的人亲睦相处。

这一段写得很概括,也着实令人叹息,但是作者所概括的这样的世态,王守信只能也只应获得同情与理解。只有不把女人当人的人,才会幸灾乐祸、不无轻薄地看这种哈哈,嘲笑具有这种境遇与历练的下层女性。

有一段描写极富杀伤力:

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

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哎呀……咱们宾县老百姓可难啦……都一小筐一小筐地买啦。你再不给批点,眼瞅着就烧大腿啦……‘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粘粘乎乎没个完。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始终非常真挚。你还不答应?好,她还有一招儿:她能解开裤子,让你看她肚子上那道伤口,说明她老王太太是带着病来为人民争煤的。

一个女人写成这种形象,似乎就臭不可闻了。其实烧大腿云,是当地一种流行的‘忽悠’罢了。为小单位小地区争指标,这是计划经济下的好干部必须要办的事。

这个女人浑身那股乡土味,那股粗俗、真挚(裤子都脱下一半了!)和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这一段,显示的却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尤其是男人的恶劣乃至卑鄙。这是卑鄙叙述,这是恶劣描写,这是下流心计!解开腰带看伤口,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止一次见过这一类事。粗人用粗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忽悠的能量,坏不到哪里去。这与‘裤子脱下了一半,对于年岁相仿的人并非没有魅力’,并不是一个意思。哪怕此人因贪污该判死罪,也不应该顺势将她往淫荡放浪上推,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有贪污罪或反革命罪就制造她的卖淫罪,也不能因为她有比较放肆的性别表现就论证她肯定会贪污或者反动。只有在中国这种根深蒂固地留存着因为阴盛阳衰而格外贬低女性、仇恨女性的地方,才一描写坏女人就要给人家涂上娼妓色彩。

但是此作极受大家欢迎。因为,表面上是骂的王守信,实际上却从文学典型意义上涵盖了许多文化低、粗俗、自己说了算、专横野蛮的干部与权利系统,而且无意中投合了许多读者的佛洛伊德力比都。

除了性别歧视,作品中对于王守信的公关活动与类似小金库小山头的福利活动的妖魔化也是不遗余力。我们可以从本作品中学习到妖化对象的一些本领。

暴力语言是更重要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沿革中,暴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以降,更加重要。语言也要全称化绝对化极端化暴力化结论化泰山压顶化不容分说化才过瘾。我们分明可以从作品中听到大众(对于王守信)的呐喊:

‘骚娘们儿,毙了她!’

当然,你王蒙再挑出几条毛病来,也无法夺去它的热诚的读者,只因为作品中有一句精辟的格言,完全够格在名人名言栏目中反复播放。

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

这可是找准了穴位!太出彩了!一语捅出了脓血!大方向有一套!所以王守信也好,刘长春也好,都要造反夺权,而且要相互斗法。所以有些掌握了权力之花的人绝不松手松口,而是要用足用够。‘文革’中已经传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鄙陋下流的实话实说。尚未掌控这朵分外香艳诱人的花儿的人,并且被这朵花儿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或自认为喘不过气来的人,对掌花者也就是分外仇恨、眼馋、不忿儿、气得没完没了地咽酸水,咽唾沫;也可能是正义之火满胸膛,叫做‘造反有理。所以出大大小小地掌(权力之)花者的洋相的人与文,都是’大方向‘正确的,都会受到欢呼再欢呼。这是一种我们比较独特的思维模式:看大方向,大方向对了,细节小节错也算对,大方向错了,细节小节等等,再准确也没有用。

而权力的花朵,对于任意的涂抹与攻击是会做出反制的。这样的反制,在具体地打击了一些头长反骨的人与文的同时,客观上造就了这些人与文在某些难以了解真相的人众中悲情英雄、社会良心的形象。

所以权力花朵的反制越是厉害,越是没有人敢于与乐意来说明某一部分事实,犯不着,谁管那个闲事去?何况,谁说出事实,谁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向花朵献媚,媒权以求分到残羹剩渣,不齿于人与文。

我们这儿,事实常常最不重要,大道理大方向大舆论有时候叫做人心所向的,比事实重要得多。你有几个脑袋,你敢试试吗?

……[桂华省略]

但是,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你不信吗?这里,我们说到的人已经不是受到什么压力的问题而是被处决了的问题。

……[桂华省略]

有许多私下的质疑,我可以公布一系列著名作家的姓名,他们她们都知道此公的精神状态、文章与论点的根本靠不住,甚至给此公起了绰号‘笨人老大’……但是都宁可明哲保身。

于是不可能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质疑悲情英雄作品里边的不合事实、不合情理部分,或者价值与标准可疑的部分,乃至是暴露了英雄自己的精神与价值缺失的部分。

我无意为王守信说多少话,我没有调查研究,我也不是法学家。她是否贪污或其他问题应该由众多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与本人家属考察研究明晰。但是我有怀疑,至少这篇作品不可能对有文化有见识有法律意识的成人有说服力。至少这篇作品里的传主绝无死罪,甚至不像坏人。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谈此作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出事实、承认事实、实事求是会这样艰难和危险。你必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布你的实话,悍然进行无私的也是真心的评价。是的,悍然,像爆一颗原子弹一样,我相信我在此节已经悍然爆弹了!

王守信已被枪决二十六年。没有任何人怀疑她被枪决的正义性。铁案如山,报告文学字字千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安福尊荣的显赫,悲情文种的精英,心大志高的名流,一心救世的天使,谁还记得一个死刑犯贪污犯的是非?

而显然,一个案犯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量刑标准,不是任何作家能独立完成判决的。立案、调查、起诉、庭审、抗辩和判决,都不是报告文学所承当得起的。说实话,在这种事情上情绪化与大言化的文学的正面作用相当可疑。……[桂华省略]文学的激情,哪怕是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哪怕还有献身精神背十字架的救世情怀……对于审清断明一个死囚犯,够用吗?一个作家从哪里知道的实情?需知,这可不是小说。

……[桂华省略]在一次报告文学的会上,这位先生坚持报告文学是可以合理想象的,那么判决书呢?能够想象或者受想象的影响吗?有关王守信的故事里,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想象呢?

这位先生的许多作品都引起麻烦,但是《人妖之间》却是顺风顺水,而且威力足可以使反面传主毙命。这是由于,第一,他批‘文革’,也是大方向的正确性,二是他在作品一开始的地方,虚晃一枪,先写了县委田凤山书记:

田凤山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亲自处理积压多年的十大冤案。还没起床,人就来了。他一面嚼着干粮,一面听人申诉。他跑遍县城的饭馆,商店,检查商品质量和服务制度。他撤消了食品厂年年必得的‘先进企业’称号,说:“你一年挣几万块钱,又节约好几万斤粮、油、糖。你这是克扣老百姓,算什么先进企业!‘他过问住房情况,降低了房租。他还带领干部下去抓落后队,很短时间里就使一批穷队改变了面貌……

这一段对于田书记的描写令人想起新华社长穆青同志写的焦裕禄。

批评或者采取措施收拾这位先生,是从大道理上考虑的,欢呼乃至推崇这位先生,也是只管另一面的大道理,针锋相对的大道理。可惜的是那些只占小道理的人物,受到法律制裁的小人物,谁还想得起她来?“

以上所引文字主要是关于《人妖之间》的,这一节以下文字,涉及刘宾雁为文和行为“大方向”的:

“此先生后来去了一些省份和地区,每去一个地方,他都要写一些东西,将那里的领导班子划分一下谁谁是改革者,谁谁是冥顽不灵的官僚。这样到处闹得鸡飞狗跳。……[桂华省略]

一九八一年底我与这位先生应时任中宣部长王任重同志之邀,去广西小住两周。有一位看守自行车的小姑娘当了劳模,人很爽气阳光。来后,听说此小姑娘与另一位年长的女劳模闹矛盾,在先进事迹的归属问题上其说不一。这一类事我见过得多了,长期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完全见识过模范们争先进争模范的内情,这也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皆知善之为善,斯恶矣’的例证。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桂华省略]同时,我们切记不可站到一方掺和进去搞劳模内斗。但是此位先生,立即站到了年轻姑娘这一边,以致搞到临上火车站,他老人家被所谓‘对立面’的群众保卫,不得脱身。他的行事特点是,打算站到某一方面了,那么对立方的人员一律拒绝接触,以免自己的观点受到动摇。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直在报社新闻单位,他大概从未处理过这种人民内部的人事关系。他只承认一种模式,就是人与妖的模式,其实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他只承认一种语言,就是作结论的语言。他完全不理解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都提出的‘美德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命题。西方思想家认为,极权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否认中间状态的存在。

如果我们面临的选择面对的是人与妖,那简直太好了,太省事了,就好像在黄金与狗屎之间进行选择一样。谁愿意选择妖和狗屎呢?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在各执一词的人与人之间。而在绝对对立的两方面的人之间,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桂华省略]在这样的分辨和选择中,痛骂,高喊,扣大帽子,捶胸顿足,逞言语之快感,都是裨益缺失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读者能够拎得清这些,什么时候我们的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懂得自身并没有权力与资格划分谁属于人,谁属于妖,正如同旁人没有权利认定你本人是一个大妖一样,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成熟多了。从这样一篇作品来回顾,我们也知道此后天下之无法不多事了。

有人嘲笑我的过于聪明,我禁不住要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怎么那么笨?亲爱的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再聪明一点点?

我现在要思考要反省的是一个问题,对于此篇报告文学,我有困惑,但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过。这是由于形势的主宰:在一个含冤二十余载,因为公众普遍知晓的直言与揭露矛盾而倍受打击的记者、文化人刚刚复出的时候,在他终于气势如虹地大批特骂一下我们的土特产——贫困落后的土壤上开出的权力之花,并且引起了一片喝彩之时,我如果提出异议,我算是与谁站在一起呢?我算是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该死的屁股问题呀,当你的大脑的思考要听命于屁股的复审与决审的时候,你还有像样的大脑吗?

形势,斯大林说过,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我十二岁时读到此话就有些不安,那不等于没有真理了吗?我们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出伪英雄,造出哭笑不得的故事与悲喜人物、事件与典故啊。

其次是人言可畏。人言的一大特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如果在八十年代立马讲出对于此文的不解,你马上会受到千夫所指,千目所视:一个是求宠,一个是妒才,你还能得到别样的理解吗?

甚至于你多半不会知道,有趣的是,连被一般人认为最‘左’的人对此公也并不怎么反感,甚至某些时候还愿意为他说两句话。那些朋友最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大言的此公,而是当时的作协文联领导。原因就在于此公是一个大话狂,他的所有的话都不涉及文艺界的领导权问题,不涉及文艺领导的任何运作尤其是人事安排,他不威胁任何中央级国家级文化圈的省部厅处科股级干部,他只揭露地专以下的地方官,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虽然气势如虹,下笔千钧,不是批这级党委就是批那级政府,但从来没有说过他身边有什么黑暗,没有说过任何中央机关或北京市机关有什么不足。他还屡屡表示他要代替说出中央领导说着不方便(?)的话。就是说,至少是开初,此公也有志于以他的方式杀入‘路线斗争’。

何况王某有私心。有这样的大炮轰轰,有另样的胡说八道,有其他的风头十足辩子三千的写作者挡在前面,其他的庄重的写作者们才凸显了自己的安全、可爱、立于不败之地。没有此公作为参照物,你能那么辉煌而且顺利吗?

我想起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与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后两句是但丁的诗。”

此外,第二部自传第36节也有一段文字提到了王守信:

“在任期间我还写过一个中篇《一嚏千娇》,描写一个精致的,温文尔雅的精神施暴者,夹叙夹议,受了米兰·昆德拉的影响。而其中的关于视角的议论来自我的生活感受……[桂华省略]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到了作家的优势,能说能写,一己的爱憎哪怕是被窝里的一点事也通过你的生花妙笔十倍百倍地扩展、发散与升华,成名与获奖。而被写的人呢,如果他们也能写,如果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会怎么样地去写作家们呢?

……换一个视角是对智力与胸怀、对自己的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的大考验……换一个视角会不会引动古往今来建起的文学大厦颓然崩塌?契坷夫写了那么多庸人……爱吃生蚝和醋栗。如果生蚝和醋栗的嗜好者也有一支得心应手的笔……把契坷夫写成一个软弱的、缺乏男子气的……肠胃功能衰退(所以对别人吃……反感)的……人呢?刘宾雁把王守信写成了半人半妖的怪物、蠢物。如果王守信也拿起一支生花妙笔或如椽巨笔呢?也许这正是笔者王蒙往往做不到板起煞有介事的面孔……批判他的反面人物的主要原因?多么没有出息、多么不够伟大……而被你讽刺的人物将会怎样讽刺你,这又将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问题!

其实我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已经提出了王守信的问题。

得罪了,朋友们!然而这毕竟是小说,不是论文。小说毕竟为精神与语言的游戏赢得了多一点空间。

底下,我的小说恶狠狠地说:

总有一天,那些被自作多情而又自以为是的作家(包括笔者)们不公正地描写过的人们会联合起来,他们将撕下作家的假面,割断作家的毒舌,把作家们肚子里的那点狗杂碎全抖擞出来!

这里说明一下,王蒙对刘宾雁的称谓。

除以上所引之外,王第二部以及第三部自传中写到“刘宾雁”的至少还有十余处,王文中凡是正面无贬义或无关乎褒贬的,径称“刘宾雁”;凡不正面带贬义或需要隐讳的,均以“先生”名之,如“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以及“此公”等等,这是王的为尊者讳、为朋友讳或为故人讳的周到仔细,不唯对刘一人。如此行文,对读者自然不方便,不了解情况的读下来,会误以为不同的人。我虽然了解一点当时的情况,但也不能保证王文中每一处指代刘宾雁的“先生”都能对应得上。

(以下引了一段王对于王刘关系的说明以及我写的几句概括,为免影响对王评价《人妖之间》意思的理解,也删去。)

如何看待王蒙的评价呢?

有三个问题:王评价的用意,王评刘为文方式和态度的对错,王评刘《人妖之间》的对错。

一,王的用意。

用意,即言外之意,这本不应该考虑无须议论的,因为在我一贯的态度,道理是道理,用意是用意,这是两码事。讲道理时只看道理不管用意,讲道理时扯进用意,道理不容易讲清楚。不过,据我所见,有些人似乎就喜欢将两者夹缠,没讲几句道理就揣测对方用意,所以,我这里也就多讲几句,因为这究竟是讲我们已故头目的坏话,弄得不好,或许还会扯到我的用意?

王有什么用意?没有用意。在我看来,除了讲道理,王没有其他用意。王在自传中回顾往事,因为自己曾被外界认为与刘一个“阵容”,因为与刘曾有过不少交往,因为与刘是朋友至少是故人,因为刘是新时期文学和文化饶不开的头面人物、《人妖之间》又是影响极大的文学(?)作品而王早就对此有意见,所以王就如此这般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读过王的大部分文字,也读过不少他人评王的文字,我对王评价甚高,也自认为对王有所理解。无论从哪方面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王起的是正面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点很不容易,王也是个宅心仁厚的好人。我猜想,刘如果在世,王不会写这段文字、即便写也不会如此直露,尽管他引了但丁的诗。

二,王对刘为文方式和态度的评价。

王指刘的为文以及思维方式简单,喜作人妖两端的简单化、简明化思考和论断。刘是否有此问题?刘早期的文字,我几乎都读过,当时没感觉,现在回想,似乎存在这样的问题。刘去国之后是否有所变化呢?我读到的不多,不清楚。不过,即便有这问题,也无碍于多少对刘的整体评价。

三,王对《人妖之间》的评价。

这是我最看重的,也是引发我写此文的直接刺激。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读《人妖之间》的情景,当时触发的感受和赞赏和感叹。从此之后,我始终追读刘的文字,包括回读他以前的文字,直到他去国。睽违多年,加入笔会后才知道,刘原来是笔会第一任会长。这真令我感到有点自豪——至今仍感到自豪。

想不到,《人妖之间》居然有问题?我读王的自传并不仔细,浮皮潦草地读,一目三行至十行地读,跳跃式跨章节地读。可就这样读法,当我读完王评刘的文字,我立刻知道王的评价是对的。我掩卷叹息,为自己,更为刘。我猜想,假如我现在重读此文,应该也能看出问题,事过三十年,谁都不会再这么简单了?可,早到哪里去了呢?为刘叹息,因为此文究竟是刘在新时期的开山之作、闻名天下之作,事关其地位和贡献啊!

王的评价是对的,无论我怎么读,也不得不承认王是对的。王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王的评价超越了当年以及今天仍在延续的党派、新旧、左右、内外、改革与保守、精英与民粹等等的标准和模式,在根本上,王的评价是站得住脚的。

反之,也就更显示出,《人妖之间》错得是如此彻底、轻薄、野蛮以及无可挽回、无庸诉说和无任何解释之余地。它的错误不在于什么“改革先锋”、“搞活经济”的书生议论,也不是什么“权与法孰大”等迂腐话题,这些仍然是传统话语框架下、此一时彼一时应景解说的无聊延伸,它的错更要深度得多,比如现代文明世界最忌讳的性别歧视,比如中国传统的掌握话语权男性的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的语言暴力,比如中国环境下作者读者之间最易形成的挑动喝彩和互相追逐的社会呼应,以及男性力比多的恶劣的参与。

更糟糕的是,此文发表后不久,传主王守信居然被处决了。这在当时令多少人拍手叫好啊!文字的超乎寻常的力量,法律的随意,政治、法律迎合或受制于舆论和民众,社会舆论或所谓民心民意的愚昧、野蛮和残忍,所有这一切,现在想来也足以令人心悸。

这一结果责不在刘,但伯仁之死,刘为祸之开端则是无可否认的。

我真希望刘在临终之前,能对此文此事有所回顾。

我将此作为我自己为文的教训,永远记取。

2008/5/31二稿

《自由写作》第34期【专栏·小说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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