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贝岭:文学中的流亡传统与移民经验(访谈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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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 贝岭

五、英语作为创作语言的难度

贝:一个有趣的发现,“敢”用英文或法文写书的华人作家,他(她)们大都有一位母语是英文或法文的丈夫、妻子或情人,那几乎是守着英文或法文的活字典。你们夫妇则是从中国到美国的“老夫老妻”,语言这方面,你决定用非母语的英语来写作,单词、词汇量、语法结构都相对陌生,最难的是什么?

哈:那倒不是最主要,这个可以用功做到。

贝:出版社编辑对你书的英文修订很重要吗?

哈:也不是。有才能的人很多,都可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你能走多远。语言是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语言传统、文化传统,都是一部分,不是第一语言就要受很大限制。

贝:词汇量的问题?

哈:词汇量好办,关键自然的口语最难。别人问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回答说“没有自然的语言”。他是18岁到英国,我来美国都30多岁了。他在英国也是用英文写,但不会说英语,因此从不做访谈,所以我说人都变残废了,他自己也说,像一场爆炸后掉七八个手指头,用剩下两三个指头来做事。这确实是个问题,他词汇量大得不得了,真正缺乏的是自然语言;康拉德(Joseph Conrad)也是如此,即使配偶是英国人,不是第一语言,总有先天不足的感觉。

贝:有没有潜意识地想过退回到中文母语里写作?

哈:有的时候想,但下不了决心,一退就全线跨了,像打仗一样。也不是犹豫不犹豫,一个战场,所有的兵力全都投下去了,根本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一个地方能不能拿下来都不知道;我花一年的时间想这个问题,知道纳博科夫和康拉德,看了一些他们写的东西,知道他们怎么想。后来才把这问题想清。

六、移民作家的作品层次

贝:除了永恒的文学标准: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被后世认可外。在文学这一行中,有时我们还得随“俗”,用“成功”这一标准,在非母语写作的移民作家中,你是罕见的成功。很多移民作家,在转用英语写作上是失败的,痛苦地面对语言的不可逾越。

哈:也不能算成功,英语里有这样的作家,用非母语写作,它们构成英文文学的一部分基础,不能把它们拿掉。有这么一个传统,道路在那里。最后决定走了,是有冒险的因素,别人已经在那里走了,当然他们都是欧洲人。

贝:是的,可相对于俄文、波兰文甚或捷克文和英文、法文,差异都还在拉丁语系中,中文是象征文字,没有字母可拼,语系完全不一样。在和你一样母语是中文的作家中,还没有这样的前驱。

哈:应该没有。林语堂写了很多,但不能说他在英语世界里完全被接受,我也只是刚开始,还早着呢。亚裔里面,除了印度以外,用英语写的少一些,因为英语是印度的第一语言。

贝:近二十年中,华人作家中有一些优秀者,用英文、法文写了自传、传记、回忆录等,比如张戎(Jung Chang),是从自传起步的,但不是虚构文学。

哈:文学有结构、层次和等级,过去的传统里,最高是诗歌,现在可以说是长篇小说。自传、回忆录在最底层,因为不是创造性的。在英美文学出版界,少数民族尤其是亚裔,写自传就行了,别的不要考虑了。比如说洪婷婷(Hong Kingston)的《金山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一开始是小说,后来就变成了自传;张戎现在则不只写自传。这是历史,不管对不对,传统就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诗人,比如希尼,写的东西并不多,就写诗,因为诗是语言的精华,语言的最高层,很多大诗人都写的很少,还是伟大作家,因为他们在顶尖上。

匕、作品的翻译

贝:你的英文小说中译本一、两年后就在台湾出版了。你在看自己小说的中译时,会觉得是你的“孩子”吗?

哈:不是,因为语言风格不一样。

贝:你干涉译者的译文吗?

哈:干涉不多,翻译作品总有个时间限制,我教书时根本没有时间,所以总是让别人去译,一般很难做的很精,但译者都做了最大努力。

贝:哪一个译本是你最满意的?我们就看中译本,因为你的中文够好。

哈: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我和我太太莉萨合译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好兵》(注:译者:卞莉萨、哈金),那本算是比较接近自己的风格,但跟英语还是不一样,没法做那么细致;金亮译了《等待》和《池塘》等,特点是有力度,在那之前他没有译过任何东西,我求他译的,后来他太太身体不好,就没有继续译;王瑞云译的比较细一些。

贝:从文体上看,黄灿然的译文最有文采,也许因为他是诗人,又译过希尼、桑塔格、鲁西迪等……

哈:对,黄灿然比较本土,他译那本比较合适,因为他很有文采,《疯狂》里面有个诗学教授,他的研究生也是搞文学的,所以需要很有文采的文笔。但《战废品》就不需要文采,所以季思聪那种译法正好,有点闷,但有劲。

贝:因为你是移民作家,你的英文里有些磕磕碰碰的地方,构成一种特别的风格,但译成中文就很流畅,你作品中特有的外国腔调也流失了。所以,叙事的才能,或者说,一个作家说故事的能力变得更重要。

哈:但很难形成一种风格。

贝:我粗读过的你多部小说的中译本,语言风格似乎被故事的张力盖过,中译文字上没让人感到经过反复推敲和雕琢。

哈:没法雕琢,每次译者的时间都有限。一般都是几个月就要交稿,所以很难在语言上雕琢,做不到那一步。一般来说,也很难做到语言上的雕琢。

贝:台湾的出版界就是这样,总是偏好英美文学,一窝蜂地凑英文小说“成功”的热闹。严格来说,你已经不把你小说的中译本当作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了?

哈:就当普通翻译本吧。

贝:所以说,你跟一些作家对自己译本的过于认真不太一样。

哈:不一样。如果我是一个汉语作家,我就得自己另找自己的位置。

贝:或许,因为你没有用中英文交叉写作,所以,基本上你不去强化你汉语作家的身份,没有潜意识中的自我要求那样去做。你跟有些作家对自己译本的过于认真不太一样,有些小说家很在意译本的原生性,比如昆德拉,他掌握法语之后,把自己的译本全部校对一遍,然后宣称过去非经他校阅的译本,都不是他的作品。

哈:他实际上有点过了,他还是用捷克语写的比较好一些,你看他最近几年用法语写的东西就不如捷克语写的好。但他代表一种精神,六十多岁了,又转到另一种语言,不是一般的勇气,是英雄气概,一般人做不到,但像我提到的那本书,小说《无知》写出后,在法国根本没人出,英语和西班牙语出了之后,法国人才出的,所以他不是很容易,但他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勇气。

贝:这真是一种英雄气概。他在进入老年时改用法文创作,当这种外国腔调被自我感觉太良好的法国文坛冷淡后,他用自己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先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出版译本,有世界性的反馈后,再反过来促成法文本的面世,是标准的昆德拉式机智。

哈:至少《无知》是这样。他这么大年纪,有这种勇气,不往后退,不放弃。我自己不是很在意,走一步算一步,不能苛求。

贝:你自己看不看你书的中译本?

哈:我看,但我没法做大量的校订工作。

八、散文、诗、小说的等级及差异

贝:你现在要出的文论集(Essays),已属于学术性文论或思想性散文,跟小说完全不一样,万一哪天要译成中文,你会不会在中译上苛求一点?

哈:更不会,因为按照文学等级,散文比小说还低一档。

贝:是啊,这是现实,可我不认同。

哈:在中文文学里,散文很重要,但在英美文学里,散文属于次要种类,比小说低。从某种意义上,散文不属于创造性文学。

贝:可是,很多诗人因为散文(Essay)写得好,呈现了他的诗人特质,如希尼和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Essay.你没有把自己的Essay看的很重要,但我看得出它的精采和力度。

哈:我觉得散文不是很重要,不是创造性文学。

贝:但我在你的Essay(散文)里看到一些原创性小说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渊博、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如数家珍,这些在你的小说中是看不到的。你写的时候是把它当学术论文去写吗?

哈:小说和散文是两码事,散文主要看你知道多少,有多少想法,小说不需要这些,小说是把故事、人物、场景做好。当然,有些人散文写得比较华美,有些诗人的散文写得确实非常好。

贝:你的Essay(散文)也有这一特点。

哈:这个东西,嘿嘿,实际上是想到哪讲到哪。写散文辛苦一些,要看很多东西。小说也累,小说和诗歌都累,但是比较集中。

贝:你从诗转到写小说之后,有没有想到再回到诗?

哈:有这个想法,我写《自由生活》后面的诗时,累得够呛,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写诗歌需要冲动。

贝:对,而且,用的脑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哈:对对,完全两码事。写小说有时候整个人都进去了,把能量用干了,大量的精力放进去了需要恢复,这段时间不能想着写诗。

贝:好像你比较喜欢集中整块时间去写,每年的暑假你都不太动,窝在家里写。

哈:暑假对我是最重要的,平时教书时不能写第一稿,因为不能集中精力,暑假把第一稿写出来,这样的话,不管多么粗糙,教书的时候可以不断修改,所以我暑假时一般不到别的地方去。

贝:你的小说一般都要修改逾十遍吗?

哈:一般都得几十遍,最起码三十遍吧。《自由生活》都校样了还改了六遍。就不用说一开始多少遍了。所以别人觉得你三年前刚出了一本书,觉得很匆忙,实际上过程很长的。反过来说,现在比过去幸运,毕竟有计算机,可以输进去印出来,过去就是用手一遍遍地做,多大的体力劳动啊。

贝:写完《自由生活》之后,你手上还有没有放在那里没有写完的东西?

哈:我一直在修改一部短篇小说集,全是在美国的移民生活,因为以前没有写关于美国的短篇。

贝:你基本上已经写完了吗?

哈:故事基本都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写完了。

九、作家的流亡及文学的回归

贝:现在再回到文学传统和流亡作家这一部分,你现在怎样看待你和中文的关系?二十多年没回去了,在我看来,你已经有点过于刻意地不再返回你多部小说中,梦牵魂绕叙说的中国。你不是不能回去,哪怕暑假回去个十天或者二十天,可是你比一些流亡作家不回去的时间都更长,有些认为自己是流亡作家的,还回去探个亲,住个三、两个月。这是你的有意行为,还是你真没有这一愿望?

哈:一开始是不行,因为“六四”时说了些话.“六四”之前是准备回去教书的,后来是护照延不下来,1997年之前都不能回国旅行,没有护照,连出国都不行,那时都十几年没回去了,当时很想回去,后来就麻木了。

贝:你和家人、朋友有没有断了联络?

哈:没有,我弟弟他们经常来,他们的孩子有些去加拿大读书,所以关系还是都保持着。最近几年没想回去,因为国内图书出版检查还是特别紧。

贝:这构成了你不去中国的原因吗?

哈:这是原因之一。书出来之后,别人全看官方文章怎么说,比方说《自由生活》出来后,国内有媒体刊文说这是关于美国没有自由的书,胡说八道,呵呵,我一夜之间变成什么,说都说不清。他们主要是看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书评,但把重要部分都砍了,结果变成对他们有利的话,说这是反美小说,好像美国人是这么写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反过来看,美国人说这是爱国主义小说,也是胡说八道。还有一个方面,国内搞英文的一帮教授说我是搞东方主义,其实有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东方主义,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无所谓了。其实,我父亲一年前去世时我就想回去,但发生的太突然,不能等,我办签证还得两星期,而且我正在教书,所以没法回去,我只能给他买块好一点的坟地,没办法。我还申请过工作,2004年,北大有个教授,因为抄袭T.S.艾略特的论文被解雇,我的博士论文是诗歌,所以给北大写了一封信,申请北大教职,但没有回应。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问为什么哈金申请工作你们没有要他啊,我才知道他们有收到信,我估计他们做不了主。如果回去,生存方式就不一样了,前几年,耶鲁大学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职,我也没去……

贝:啊,北大的蠢,这是百年不遇,该是骄傲啊。现在,我多少理解你为什么一直没回去了。有些东西是形而上的,有些举措要有其相应的仪式。否则,布罗茨基不必在他可以载誉而归时,仍旧不回去,直至客死他乡。

贝:1990年代初,当共产主义苏联解体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说:“我是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去的。”老人家非常倔,他是在遭禁的书在俄国一字不删地出版后才回去的。

哈:索忍尼辛是用俄语写作,他那么说我能理解。我如果用汉语写作可能会更想回去。他的书都出了,是出全集了才回去的,他非常幸运,历史上有几个作家像他这样。

贝:索忍尼辛己达极致,俄国政府深知其中的奥秘,所以,必须跪下奉迎。上一世纪末,他的回归已成为传奇,在俄国历史上,不止一位伟大作家,经由书写,成为了俄罗斯的“精神沙皇”。他归国的形式,是从俄国最远的边境起始的,他乘火车,横穿整个俄国,一站一站地下来,以亲吻辽阔的土地,既是亲吻,也是巡视,在每一个地方和对人民发言,最后一站,总统叶尔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亲自到莫斯科中央火车站去迎接他。

俄罗斯有着文学和文学家影响国家的悠久历史,所以,斯大林(Joseph Stalin)才会亲自下令特赦或杀掉一个诗人。

哈:叶尔钦邀请他回去的。这事说白了也没多大意义,关键是作品回去。2007年1月,索忍尼辛的《第一圈》作为电视剧,收视率最高,在这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过气了,突然间大家又喜爱他了。跟他一起回去的还有几个流亡作家的作品,都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每个人一集,作为电视剧形式播放,那些人都不在了,只有他还活着。

人回不回去没有多大意义,作品回去就行了。林语堂也从来没回去,他也是流亡作家,他的作品现在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

贝:张爱玲亦然,她是真正的流亡作家。

哈:所以,人回不回去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作品能不能回去。

(全文完)

《自由写作》第36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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