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思: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自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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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华裔平凡女人的自传

◎康文思

第七章 社会主义新农民

(1)奇妙的灰带

与全国农村一样,绿碧岭早已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其经济运作却还是没有摆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自己种粮食作物——水稻、高粱、玉米、红薯。他们自己种经济作物——黄豆、绿豆、甘蔗、生姜、烟叶、西瓜、槟榔芋。这里的槟榔芋誉满天下,从远古的封建时代起,就是地方官员孝敬皇帝的贡品。他们自己种油料作物——芝麻、花生、油菜。他们自己种棉花,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他们用自己织出的土布做被单、床单、衣服和裤子,又舒适又结实。他们编织的彩带花色艳丽、五彩纷呈,是湖南手工艺品的一绝。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畜牧业”——生产队养了一群水鸭,各家各户都养着猪、牛、鸡、鸭、鹅、狗。

最有意思的是打猎。许多人家都有猎枪,在农闲的时候背着猎枪上山打猎是青壮年农民的爱好。野鸡、鸟类和野兔是野味中的上品。乌鸦的味道骚哄哄的,没有人吃。偶而也会遇到野牛这样的大野兽,那不是一个人对付得了的,需要动员许多人围剿。在围剿的过程中最要紧地当然是别让它伤着人,然而别让它夺路逃跑到别的生产队去也很重要。因为一旦它跑到了别的队,别队的人就也可能参加围剿。那么,哪个队的人先开枪打中它,它就变成了那个队的战利品。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野物拉走,而自己却不得不空手而归。集体围猎打到的大猎物由该队所有在场的人分享,连看热闹的人都有一份,但是仅限于男人,女人哪怕就是出过力也是白搭。

尽管他们纺纱织布,却不会造纸。因此,纸张是那里的稀罕物。好不容易搞到一点纸,他们都留着卷烟抽,谁也舍不得用它来擦屁股。但是,大便之后,总不能提起裤子就走吧?于是他们就因地制宜、创造了千奇百怪地擦屁股的方法。如果是躲在巨石后面拉屎,他们就在石头的棱边上蹭一下屁股。如果是躲在树丛后面拉屎,他们就折下一段树枝来刮一下屁股。如果是在田野里拉屎,他们就揪一把野草或者稻草,扎成一个束把来擦一下屁股。长年累月以这样的方式清理屁股,却不生痔疮,真让人佩服。

纸张是如此金贵,妇女来月经当然是没有资格用卫生巾的。她们使用所谓的灰带作为替代物。灰带是用布缝成的一寸多宽、一尺多长的狭长布袋。妇女月经来潮的时候,把柴灰装入灰带中,用它兜住阴部。灰带被经血搞湿以后,就取下来装入新灰。再次使用。经期过后,把灰带洗净晾干,保存起来,下次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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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民的居住条件之简陋,只有到过那里的人才会相信。每一幢农舍都有两层,楼上是一个大统间,只有一、两个小窗户,里面黑洞洞的,除了“床”什么家具也没有。所谓的床,就是在两条长凳上搭一块门板,严格说来并不能把它叫做床。楼上一般被用作孩子们的卧室——除了晚上爬上来睡觉,在楼上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叫做卧室真是名符其实。楼下比楼上也亮不了多少,刚走进去的时候也是什么也看不见。楼下一般被隔成两个地带,里间是大人的卧室、仓房和杂屋,外间是堂屋兼厨房兼餐厅,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的一角用砖砌起了一个半尺高四尺见方的小围子。围子中间是一堆柴灰,柴灰上放着一个三脚铁圈,圈上放锅,圈下烧火。家里人最和谐美满的时光都是围坐在围子周围度过的。客人来了也请到围子旁,大家一面烤火一面聊天一面烤东西吃。红薯和芋头筐就吊在头顶,站起来就能拿,坐下来就开始烤。地处山区,夏天也不太热,所以哪怕在夏天,也是这样围着围子烤火聊天吃东西。

由楼下去楼上的通道简单到了危险的程度——楼上的楼板预留着一个一米见方的孔,上楼的梯子通常都靠墙放着。需要上楼的时候再把它拿过来,搭在孔边往上爬。如果下面有人使坏,把梯子给拿走,楼上的人就休想下来。

农舍里里外外都没有茅房,屎尿都拉在便桶里。在离家太远,无法把屎尿憋回家的情况下,就只好在背角落里就地方便。公厕很少,也没有多少人专门跑到那里去方便。如果半夜醒来要尿尿,没有人会从简易梯子爬下来——太麻烦、也太危险,一般都尿在房间一角的便桶里。把盛着尿的便桶沿简易梯子拿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最简便的处理方法就是打开楼上的窗户往外泼。但是当地农民却绝对不会这么做。人粪尿是最好的农家肥料,他们总是很珍惜地、小心翼翼地、不辞劳苦地把便桶拎下梯子,再把里面的尿液施加到自留地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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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民就这样祖祖辈辈、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过着这种闭塞的、宁静的、落后的、“公平”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政府派来的外来人,他们不但没有歧视和排挤,反而把我们当作远客。只要我们来到他们的家门,他们就会诚恳地把我们迎进去,让我们坐在围子旁,拿出家制的粘粑粑、煮红薯、烤芋头来招待我们。如此的好客和热情,我们在城里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我们下乡插队,做社会主义新农民,是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别的方面我们都可以以农民为榜样,争取与他们“同”。但是,随地大小便、就地取材地擦屁股和使用灰带这几件事我们却无论如何也学不来。我们总是规规矩矩地到几个为数有限的草棚茅厕去大小便。便后我们总是用纸张来清理臀部,哪怕需要从某些已经用不上的书中撕下来。无论多么缺钱,在赶集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买卫生巾的钱挪作别用。在这个问题上,大老李也不例外。她动不动就批评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是用手纸和卫生巾不算。

(2)炊事员的运筹学

第四生产队的十名知青集体开伙,需要一个炊事员负责做饭。男生不适合这个工作,我是女生里的老大姐,于是这个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是炊事员的工作可不轻松。天蒙蒙亮就要起来准备早饭,天黑了还要刷锅洗碗。除了要“喂养”十个人,还要喂猪、养鸡、养鸭。养鸡、养鸭比较容易,主要由它们自己满地跑着找东西吃,只要保证在清早按时把它们放出窝,晚上准时地一个不少地把它们再圈回来就行了。偶而喂点食,也是把干玉米籽和老菜叶切碎拌糠往地上一撒,由它们去抢就是。喂猪麻烦一点,要找猪草、剁猪草、煮猪食,拎着猪食桶倒进猪圈中的猪食槽中给它们吃。别看猪又脏又笨,可娇气得很,不吃熟食长不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猪、鸡、鸭终究是畜牲,它们不会说话,不能抱怨。真正让我犯难的还是知青伙伴们的饭菜。且不说众口难调,十个人对酸甜苦辣的要求彼此不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东西来调。做每一顿饭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农民做事讲究公平,我们一到队上,生产队就给我们分了自留地。但是,自留地中种的菜只能一点一点地长大。在自留地里的菜能够收获以前,我手头唯一的蔬菜就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白萝卜。我只能用它来做文章。炒萝卜丝、炒萝卜丁、炒萝卜片、炖萝卜汤、做萝卜干、做辣椒萝卜、做酸萝卜……居然也有十来种花样。除了萝卜之外,还可以搞到蒜叶。但是蒜叶实在没有什么花样好变,我只能把它洗干净、切成小段,炒着吃。尽管费尽了心机,却难得听到一句好话。对如此单调的伙食,知青伙伴们发牢骚是很自然的。有的人甚至在乡下还坚持自己在城里养成的少爷小姐习惯,不肯喝隔夜的开水,害得我又要早起十多分钟烧当日的开水。

*

当地的灶台都有两个灶口,一个比较大,一个小一点。大灶用来煮猪食,因为猪食是粗食料,需要大火长时间煮。小灶用来给人做饭,因为“人食”是“精”食料,不用那么大的火,煮的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又是猪食、又是人食,如果不会安排,可以搞得你手忙脚乱。我个子不大、脑子却不比别人差。我想出一个高招:先把整根的长柴放在煮猪食的大灶眼里烧,烧短以后,再移到小灶眼来做饭,同时再往大灶眼添整根的长柴继续煮猪食。这样,我在煮猪食的过程中捎带着把长柴变成了短柴,不需要像别人一样专门花时间劈断长柴。我没有学过运筹学,但是我在做饭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运筹学规律。我把我的运筹学规律告诉其它知青炊事员和农家妇女,她们都夸奖我聪明。她们对我说,用我的办法省去了每天起早劈柴的时间,可以多睡半个钟头。

尽管炊事员同行的表扬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我还是干腻了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羡慕那些下田做农活的同学们。他们成群结队地一起上工,一路上有说有笑、又打又闹。干完活,又一起说说笑笑地收工回来,把农具往墙角一放,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而我呢,整天烟熏火燎的、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还得一天三次地为无菜之炊发愁。我觉得我过的还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绕着锅台转的陈腐生活,而我的插队伙伴们才是享受着集体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好在炊事员不是终身职务,说好了两个月一换的。熬完这两个月,我就可以到广阔的天地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3)我的女婿说,如果那么活着,我宁愿死去

我终于把炊事员工作移交给了董婆子,可以下田参加集体劳动了。生产队给每个知青都安排了一个师傅。负责教知青干农活。我的师傅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共产党员李光亮。李师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农民。他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作为一队之长,他亲自当我的师傅,不知道是队委会分派的,还是他看我娇小可怜,自己决定的。但是,队长本人当我的师傅,对我闯过随后的劳动关确实大有好处。俗话说,打狗欺主。连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谁又敢随便刁难队长的徒弟!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李队长的作风正派,从来没有想过占我的便宜,倒是十分耐心地教我干那些以我矮小的身材根本无法胜任的农活。我实在干不了的,他甚至自己动手帮我干。若没有这样一个既有权力又有善心的师傅,真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度过那些艰难岁月。

真正下地以后,我才明白“享受着集体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生活根本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浪漫。首先就必须闯过赤脚关。除了陵元那样的“后娘崽”,我们城市孩子都是穿鞋穿袜的。现在要打着赤脚走田埂,还要光着脚丫下水田,实在是不容易。碎石和粗沙咯得我的脚底板发疼。遇到雨天,小路泥泞不堪,田埂残缺不全,我不知道摔倒过多少回。雪上加霜的是,在我当炊事员的这两个月里,知青伙伴们都已经变成了赤脚大仙,健步如飞。而我打着赤脚走起路来却像小脚女人,一摇三摆。

赤脚走路的苦还算小事,赤脚干活的苦就更加一言难尽。它直接导致了脚底板周边炎。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反正我自己这么叫它。我的两只脚底板的周边都长满了小脓包。晚上把脓包扎破,放出浓水,一夜过来,脓包结了痂。下水干活时,痂被水泡掉了,以为这下子该平安无事了吧?没想到第二天起床后,原来结痂的地方又变成了脓包。如此周而复始,拖了一、两个月才总算痊愈。

我下田干活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晚秋,是农闲季节。主要的活计是积肥。江永的农家肥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绿肥和厩肥。绿肥又叫凼肥,是由草皮沤出来的。在水田的四角各挖出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水凼,把农田周围甚至远处的草皮铲下来,挑到水田四角的水凼中,沤一个冬天,来年春天再把这些沤熟的绿肥均匀地撒到水田的每一个地方。妇女——女知青和青年女农民负责铲草皮。已婚的农村妇女是不大下地干活的,带孩子和做家里的活就够她们忙活了。男人——男知青和农民男劳力则负责把妇女铲出的草皮用箢箕挑到水凼去。铲草皮是有规矩的,要铲得平、不可以太薄、也不可以太厚。铲得太薄,就没有充分利用绿肥资源,是对草的浪费。铲得太厚,土多草少,没有多少肥力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草根伤得太厉害,明年就发不出新草了。铲不平更是大忌,过薄的地方浪费了资源,过厚的地方伤害了草根。这个活不难,李队长给我讲清要领,再略加指点,我就掌握了。

厩肥就是家畜的粪肥。各家各户牛棚和猪圈里垫的稻草都饱含着猪牛的粪便和尿液。日积月累,稻草和粪便积压起来,形成厚厚的一层粪饼。在生产队收厩肥的时候,跳进牛棚和猪圈里,用四齿耙把它挖起来,这就是上好的肥料。把它装入粪筐,稍稍捣碎,挑到田间,挥手均匀地撒到地里,就完成了厩肥收集和使用的全过程。

我把当年在江永积厩肥的往事讲给孩子们听。我的小女婿陈荣听完以后感慨地说:“如果那么活着,我宁愿死去。”陈荣有洁癖。有次他周末去法国尼斯城观光。由于清洁工人周末不上班,当地人牵着他们的宠物狗在街上溜达,留下了零零星星的狗屎。为了躲开狗屎,他一直低着头走路。玩了一趟尼斯,除了狗屎,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说他晚上睡在酒店里,做梦还看到四处是狗屎。在我看来,为了街上有星星点点的狗屎就白去一趟旅游名城尼斯,这实在太可惜了。要是他到江永去积一次厩肥,他就绝对不会再那么害怕踩着狗屎!而且,我心里清楚,如果他真的落到那个地步,他也会活下去,而不会“宁愿死去”。他何尝知道,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年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在党的教育下,甚至是争先恐后地、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这么活过来的。

各家各户并不是无偿地把自家的厩肥贡献给生产队,每一担肥都要过磅折算为工分。由于各户养牛养猪的数量不等,所以能够贡献的厩肥可以相差很多,所换得的工分也相差很多。猪牛养得多本来就是富裕的体现,由厩肥又可以多得工分,更是富上加富。看来,贫富两极分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

我个子太小,挑不动粪筐。再加上队长是我的师傅,所以队里安排我负责为厩肥过磅和记工分。这样,我不需要跳进猪圈牛栏里挖腥臭的老土,也不需要挑沉重的粪筐、更不需要用手抓着猪牛的粪便向田里抛撒。这真是许多人做梦都搞不到手的美差。但是,在工分上我可一点便宜也没有占。我的底分只有四分。一般男知青的底分是七分。农民壮劳动力(全劳动力)的底分是十分。技术特别好的农家里手的底分甚至高达十二分,一个顶我三个。底分是干什么的?这要从人民公社的劳动分配制度谈起。公社社员是没有工资的。他们终年劳动,都以工分的形式记在生产队记工员的工分簿上,一直要等到年终分配那一天才知道自己的劳动所得。底分表示的是工作一天可以挣多少工分。所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底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是计算年收入的乘法因子,底分差一分,年终分配的时候就会少三百多分。

对于我的底分定得这么低,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我身体太弱,干不了多少活。但是,外号叫解鹭鸶的男同学解健民的底分也定成了四分。来的时候,他一路上晕车,三天熬下来,到达绿碧岭时,病病歪歪的活像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在分配问题上,社员群众可是不讲客气的。他们认为,给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每天四分工就够照顾他了。所以,解鹭鸶的底分还不如农民家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半劳动力,底分五分)。心里有气吗?你就忍着吧!

(4)造孽啊!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除了积肥为来年的农业生产作准备,农闲季节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大搞副业生产。噶斯特地貌满山遍野布满了石灰岩,因此烧石灰是当地的一项基本副业生产。烧石灰的工艺过程在本质上就是烧干石灰石中的水分,使它分化瓦解为灰分,所以需要使用大量的木材,以熊熊烈火把石头(石灰石)烧成灰(石灰)。石灰窑是不可以熄火的,如果柴禾供应不上,无法保证窑温,石灰石烧得半生不熟,就会变得既不是石灰石、又不是石灰;既浪费了原料和燃料,又没有得到产品。好好的一个窑子就报废了。

在开始烧石灰之前,全队劳动力全面动员,大家都拿着挑茅柴的竹篙上山打柴,连矮小的我都不能幸免。挑茅柴的竹篙比我高一倍,两端削得尖尖的,用来插进柴捆里。柴禾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到手的。附近的柴禾早就被砍光了,我们必须过河到对面山上去砍茅柴。所谓茅柴,当然不是整株的大树或者大树枝,而是篙草、荆棘和小树丛。李师傅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砍。茅柴要顺着地皮砍,要尽量砍得平整。不然,你留下几寸高的杈子,就无异于埋下了一片地雷。别人一脚踩上去,就会扎穿草鞋、扎破脚心。而且,这个“别人”往往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正在这里活动。打好茅柴,把它捆成捆也很有学问,要捆得紧、捆得好,竹篙往里一插就散架的捆子是不及格的。捆好的柴捆要提起来摔在地上都不散。挑柴回去的路上,谁也保不住要摔一、两跤,如果柴捆在路上散掉,那就麻烦了。

砍茅柴是有定额的。每捆茅柴约十五斤,原则上一捆毛柴就是一分工。男劳动力每人每天要砍十捆。男知青根据底分的高低,有的要砍八捆、有的要砍六捆。女知青根据底分的高低,有的要砍六捆、有的要砍四捆。我的底分是四分,按规定应该砍四捆。但是,我哪里砍得动茅柴?茅柴砍我还差不多!我不停地砍,最后也才砍了一点点。李师傅看着过意不去,砍完自己的定额又帮我砍。他一个人砍了我们两个人的定额。他帮我把茅柴捆好,把竹篙插进去,把柴担放在我肩上。最后这一道工序必须由我自己完成了,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挑两担茅柴。

虽然我这担柴只有六十多斤重,(李师傅自己那担有一百五十多斤,)但是已经基本上与我的体重相当了,而体积则比我的体积大得多。从担子头到担子尾的长度大概是我身高的三倍。我挑着它,一步一个趔趄地走着,还要趟过一条小河。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路上只要有一个小石头就能把我绊倒。虽然已经入冬,豆粒大的汗珠仍然不停地在我脸上流淌。我腾不出手来擦汗,只能听任汗水流淌,整个脸都烧得红通通的。苦涩的汗水穿过眼睫毛,流进了眼睛,熬得我睁不开眼。但是,我必须睁大眼睛看路,以防被石头绊倒……看到我的惨状,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非常同情我。

“康矮子,来,放下担子。”知青伙伴们好心地说:“歇歇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不能放下担子。只要一放下来,我就再挑不起来了。

“姑娘,”几个大步流星从后面赶上来的农民说:“你把柴撂在这儿,我回头帮你挑回去。”

才来三个月,他们连我的姓名都不知道,却真心诚意地要帮助我。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怎么能让他们为了我多跑一趟呢。有几个知青伙伴给我出招,叫我装病请假。但是,我不愿意那么干。我觉得那样做对不起我的师傅李光亮。李师傅怕我一个人落在后面出事,故意放慢脚步,在我后面慢悠悠地走。谁都知道,肩上压着重担,走得越快越省力。我让开路,叫他先走,他一个劲儿摇头,仍然不慌不忙地跟在我后面,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嘟哝些什么。终于,一阵强风吹过,把他的低声细语送进了我的耳膜:“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5)我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为了避免挑茅柴的时候出汗太多,第一天砍柴回来我就毅然决然地剪掉了蓄了多年的辫子,改成了女士男发。在晚风的吹拂下,我觉得有点冷。对着镜子看看,我觉得有些怪。但是,我知道这是必要的。明天担柴回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出那么多汗了,苦涩的汗水就不至于再流进我的眼睛。就这样,我一连砍了十几天茅柴。我的手上满是血泡、我的肩膀肿得像包子,我的关节痛得每走一步好像都会断裂(记住,我从小就有风湿性关节炎)。不知有多少次,我真想放声哭叫。但是我忍住了,我不愿意让别人说我经不起劳动的考验,我深怕别人说我借故逃避劳动。我几乎要累病,但是我挺过来了。在我敬爱的师傅——第四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李光亮的帮助和照顾下,我挺过来了。

柴禾准备齐了,接着开始烧石灰。烧石灰的时候,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解开捆绑柴捆的藤蔓,另一个人负责把柴禾塞进石灰窑的灶口里。往灶口塞柴的动作要快,以保持窑内熊熊烈火的势头,不能让它减弱而降温,因为火力不足就会影响烧出的石灰的质量。我和李师傅一组,他负责添柴,我负责解捆。他把一把把的柴禾塞进灶口,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拚命地解捆,却还是无法跟上他添柴的速度。李师傅只好一面添柴、一面帮我解捆。看着李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我却只能做那么一丁点儿事情,我心里难受得想哭。我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但是,李师傅却一次也没有责怪过我。休息的时候,我羞愧地坐在他身边,想对他说几句抱歉的话,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也不太和我说话,但是好像总在不停地自言自语。他嘟哝的老是同一句话:“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烧石灰责任重、强度大,所有的人都不许回家,就睡在离窑不远的岩洞里。岩洞前面架着锅灶,生产队派专人来做饭,给烧窑的人开集体伙食。同时,做饭的热量也可以部分地抵御冷风侵入岩洞中。伙食开得比平常自己家做的还好——大块猪肉炖黄豆、豆腐猪血丸子是常吃的荤菜,另外还有几样小菜。

几天以后,石灰烧好了。接着是出窑,然后把石灰挑到生产队的库房去。砍茅柴的疲劳还没有过去,肩膀还是又红又肿,但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挑起了李师傅给我装的担子(份量当然是与四分工相当),艰难地移动着每一步,把它送进了生产队的库房。我以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坚强毅力,完成了烧石灰的全过程。

(6)上山砍柴,危机四伏

积肥和烧石灰都已经大功告成。我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几天了。老话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留半年休闲。”那是过去的农民懒懒散散过日子的情况。“解放”以后就再也不时兴了。但是,打秋收以后,忙了积肥、又忙烧石灰,没有歇过一天。都腊月了,也该歇歇了。

但是,我的希望又落空了。队里的事情刚搞完,又到了各家各户给自己砍柴的日子。农忙时节顾不上砍柴,必须在农闲时把一年的柴禾准备足。否则,到时候柴禾烧光了,没柴禾烧饭吃,受苦的还是自己。农民的柴禾比较好解决。他们有自留林——供他们自家使用的松树林。他们只要到自留林里去修剪松枝,或者砍倒老树、病树,把它们斩断以便于捆扎,晒干以减轻重量,再挑回家就行了。江永农村,民风淳朴,大家都把自己的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小偷小摸。在自留林里晾晒的柴禾从来没有发生过失窃的现象。

我们新来乍到,自然没有自留林,必须到公用林里去砍柴。砍完以后无论多重也要立即挑回来。备足柴禾是涉及到我们知青点来年吃饭的大事,谁也不能藏奸躲懒。我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与知青伙伴们一起上山。煮饭的柴禾与烧石灰的茅柴不同,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堆放得尽可能多,它的体积必须尽可能小。所以,专要树枝和树干,把它们砍成等长的木棍,以便于规规矩矩地堆在房前屋后。究竟砍成多长一段,以砍柴人方便挑回家为准。身材高的可以长一点,身材矮的只好短一点。我的身高才一米四九,所以把柴禾砍成一米五左右一段比较适合我挑。

其实,个子小也有个子小的好处。我比较灵活,爬山也爬得比较快,别人爬不上去的地方我也能爬上去。爬到树木繁茂的地方,我挥刀猛砍,两、三个小时就砍足了百来斤柴禾。我最多只能挑八十斤,所以还可以给一部分给别人。我用粗藤把八十来斤柴禾捆成两捆,再选一根比较粗、表皮比较光滑的树棍作扁担,把它的两端削尖,用以插入柴捆中。把“扁担”插进第一捆柴禾没有什么困难,再把它插进第二捆可就难了。必须把已经插着第一捆柴禾的“扁担”高举起来,把它空着的一端插进第二捆中。我哪有力气把四十斤的柴捆高举过头?只好请别人帮忙。在收工回家之际,只见伙伴们你帮我、我帮你,一派团结互助的景象。大家把柴捆都插好以后,再结伴一起挑着下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是空手游览名山的文人墨客都知道的格言。挑着担子下柴山就更加难上加难。我们早就远离了山间小路,进入了莽丛中。每向前跨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不留心就可能滚下山崖。肩上的柴担比我们的体重还重,脚下又高低不平、无路可循。到处是荆棘缠身、巨石挡路,有时候绕来绕去走了半天,回过头来一看,才走一小段路。前面出现了一个独木桥,不对,应该叫独石桥——一块宽三十厘米、长一米五的长石搭在一道深沟上面。这是我们回去的必经之地。早上空着手走过来没把它当回事,现在担着柴担再走过去可就不简单了。我们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移步过“桥”,深怕一步走偏就连人带柴掉进沟里。

好不容易才走上“正路”,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山路崎岖不平、狭窄多弯,而我们担的柴禾却高过我们头顶一尺多高。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了,柴捆却被上面悬挂的树枝或者藤蔓挂住。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可以用蛮力往前冲,因为柴捆突然挣脱束缚以后,你会由于失去了阻力而向前扑倒,甚至跌入山沟。你只能蹲下来,慢慢地用力挣脱束缚,半蹲着前进。在摆脱树枝或者藤蔓的纠缠之后,你才能直起腰杆,继续前进。

有好几个知青伙伴在砍柴时受了伤。傅正乾被树枝扎进了面庞一厘米多深;赵溯静被树桩扎进脚底一厘米多深;朱正永从树上掉下来,屁股朝下摔在一个小树桩上,被树桩扎进肛门,遭受了树桩的“鸡奸”;萧运询更惨,连人带柴滚进了山谷,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加小心,一人在外,远离家庭,千万不要受伤。

(7)咬紧牙关在隆冬下河抓鱼,连腮帮子和牙齿都咬得发痛

直至腊月二十三,我们还没有砍齐来年用的柴禾。但是,农家每年最大的节庆——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哪怕柴禾还不够烧,也没有人再上山。从腊月二十四日小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二十天是雷打不动的过大年的日子,再穷再苦的农民也是不干活的。腊月二十三日到小河里去抓一天鱼是全年最后一项生产活动。

由于河水太浅,撒不开网,所以抓鱼的人必须拎着鱼篓下河抓鱼。鱼篓口大颈细肚子大。由于河水清澈见底,往河水中一站,周围的游鱼尽收眼底,只要把鱼篓的大口子放在游鱼的前进方向,它就会自动地游进来,在穿过鱼篓的细脖子以后,只要把鱼篓拎起来,那鱼就成了瓮中之鳖,不对,应该说篓中之鱼。

生产队给参加抓鱼的人记工分,打到的鱼都集中起来,分给每家每户在过年期间加餐。我们知青与社员群众搞“三同”,无论农民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正是数九寒天,哪怕是气温较高的湘南,河面虽然不结冰,但是河水也冷得刺骨。我从小就有风湿性关节炎,赶巧又来了月经,真不想去。自从下乡以来,由于太苦太累,我的月经就从来没有正常过——不是一个月来一次,而是十八天左右来一次,每次经血的量又少得奇怪,真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但是,我不愿意请假,我正在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中国青年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多年努力却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

现在,我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是没有实现这个一度极其迫切的愿望。回想起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顺便交待一句,我的丈夫陵元也一直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我们夫妻俩在政治上的终身最高成就都是只加入过少先队。

*

与其他知青一道,从生产队借了一个鱼篓,就和社员们一起下河了。李师傅不让我下,我坚决不听。知道拦不住我,他也就不管了。在把脚浸入河水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把冰刀从我脚底板往上扎过来,刺穿了我的心脏。我全身冷得发抖,每一个关节都发出了钻心的疼痛。我咬紧牙关,和别人一样站在河水中,头晕眼花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鱼。就这么拿着鱼篓在河水里站了几个小时,一条鱼也没有抓到。一直等到李队长喊收工,我才和大家一起爬上岸来。上到岸上,我才发现,不仅仅每一个关节都痛得要命,连腮帮子和牙齿也因为长时间咬得太紧而发出了巨痛。我在心里骂我的腮帮子和牙齿:你们又没有站在河水里,也来凑什么热闹!

(8)不待团年饭结束,我就离席走入了茫茫的黑夜

在春节前仅有的几个休息日里,大老李要求四个生产队的知青都到大队部来准备文娱节目,以便在大年三十全体知青集中吃团年饭以后,以载歌载舞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的降临。为了保障有足够的节目,大老李鼓励人人上阵。有能力搞独唱、独奏、独舞的人都要各逞其能。没有独立演出能力的人也起码要参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人或多人的集体节目。

整天累得贼死,没有时间吹彭亮、李俊敏和刘亚平送给我的口琴,不但没有练出《多瑙河之波》,连《学习雷锋好榜样》都吹不流畅,我没有独立演出能力。参加双人或多人的集体节目,我的身材又太矮,与别人搭配起来只会引人发笑。作为总导演兼舞台监督,大老李想了一阵,最后只好抱歉地对我说:“文思,你就不用参加演出了,做幕后英雄,给大家帮帮忙好了。”她哪里知道,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为了让下乡知青在乡下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农历新年,县知青办给每一个知青点都拨了一笔专款。在生产队分了鱼,又用这笔专款买了肉,农民还送了我们一些豆腐猪血丸子和糯米粑粑。下乡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物资从来不曾如此丰富。许多男生早就跟农民学会了抽烟喝酒。对此,大老李是极不赞成的。但是,与农民一起抽烟喝酒也算“三同”,她不便禁止。今天吃团年饭,她甚至特意给他们打了几斤酒、买了几条烟。当地盛产花生和瓜子,当然免不了又买了一些花生、瓜子。

大老李叫我们广而告之,欢迎贫下中农来和我们一起吃团年饭,饭后有精彩文娱节目。但是,大年三十是各家各户团圆守夜的日子。成年农民有家有口,都不愿意离开家。几个月来,我的师傅、我们的队长李光亮对我恩重如山,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他请来,嘴皮都磨破了,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要和他的妻儿老小守夜——全家一起共度大年夜,到后半夜才睡觉。青年农民——特别是单身汉和大姑娘,还是来了一些,多数都是在家吃过团年饭才来的。农村实在太缺乏文化生活,看城里姑娘和小伙子在一起唱歌跳舞,机会难得,为什么不来?

在大队部前的空坪里吊了几盏大煤气灯、摆了几张方桌,上面摆上了香喷喷的菜肴:红烧鱼、红烧肉、辣子鸡丁、清炖鸭汤、大蒜叶红辣椒炒肉片、炸豆腐猪血丸子、煎糯米粑粑……哪怕是家里的年夜饭也不过如此。大家都忘记了几个月的辛劳,显得十分高兴。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都在劝身边的人多吃、快吃、趁热吃,不然风就把菜吹凉了。然而,我没有加入大家的“大合唱”,我甚至没有多少胃口。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家。我们家六口人长年在六个地方生活,新年假期是唯一的全家团圆的机会。爸爸应该从武汉回家了吧?大姐肯定也从安乡回来了。二姐和佳佳也应该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了家里。爸爸一定早已检查过了佳佳的成绩单。他又给她出命题作文了吗?现在,他们一定正在打扑克,牌桌上少了我,他们一定不能象往年那样玩得痛快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心上人。陵元,你现在在哪里?从长春到长沙往返一趟的火车票要四十多元,你肯定是没有钱回长沙的。再说,你回长沙干什么!后娘不欢迎你、爸爸不关心你,你在读高中的时候放假都不回家!要回还不如回到江永县桃川公社绿碧岭大队第四生产队来,回到我身边来!见鬼,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知青办明确规定“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他有胆来找我,我也没有胆接待他啊!要是我家能够接受他,他的日子也会好一点,起码有个去处。但是,我家也不接受他。我们的爱情有前途吗?亲爱的陵元,你现在在哪里?你和什么人在一起过年?你也在考虑着我考虑的同样问题吗?你也在想我们的爱情是不是有前途吗?

想着想着,眼泪涌入了我的眼眶。我转过头,避开所有人的眼光,抬手用袖口擦去了泪水。

“文思姐,”董婆子坐在我旁边,看到我沉思不语,想帮我打起精神:“来,我们干一杯。”

大家把自己的茶杯带到大队部来当酒杯,连女生也不例外。每人都往自己杯子里倒了一点酒,装模作样地彼此碰杯。

我没精打采地举起茶杯,站了起来。“来,同学们!社员同志们!”我向在场的知青伙伴和农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为了……”我本来想说:“为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但是,我停了下来。新的一年的确开始了,但是新的希望在哪里?我真的看不到。眼泪又涌入了我的眼眶。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哭泣、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我把茶杯里的残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但是我坐不住。我对坐在我左右的董婆子和范新荣说:“你们慢慢吃吧,我还有一点事。我先走了。”

在与世隔绝的边远乡村,永远没有新闻,从来不会有突发事件。我又有什么事情能比与全大队知青伙伴们在一起吃全年最丰盛的团年饭更重要呢?我们四十一个人生死与共、同病相怜,可是平日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啊!然而,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要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暗自伤悲。

我挤过迎面蜂拥而来观看即将开始的文娱节目的农民青年,走入了茫茫的黑夜……

第八章 冬去春来,年又一年

(1)侏儒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春天来了,绿碧岭的春天真美啊——山是那么秀丽、水是那么清澈。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品味大自然的美丽,春耕生产就开始了。春耕生产的第一步是浸谷种。谷种经过充分浸泡以后再均匀地撒播到秧田里育秧。与此同时,水田里灌足了水,我们和农民一样,光着脚趟进水田中去撒凼粪,即把去年初冬沤的凼肥均匀地撒到水田的每一个角落。早春天气的清晨,在冻了一夜之后,水田里的水冷得刺骨,刚把脚插进去,冷得你直想往外跳。但是,你必须忍着,农民下到田里没有打怵,你就也不可以打怵,这才叫“三同”。

撒完凼粪以后,下一道工序是犁田。犁旱田就已经很繁重,犁水田则是难上加难。犁重、水凉、阻力大。我的个子小、体质弱,连把犁由田埂拿进田里的力气都没有。李光亮师傅帮我把犁拿下田,把犁扶正,把着我的手教我如何一手扶犁、一手扬鞭。他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我做起来可难如上天。水牛好像明白我是一个外行,特别欺生。犁头稍微压深一点,它就站在原地,哪怕我把鞭子甩得震天响,它就是不动,好像在抗议:犁头太深,我拉不动。犁头压得稍微浅一点,它就拉着飞跑,哪怕我拼命勒住缰绳,它还是不停地跑。在旁边田里犁田的男生瞎起哄,威胁地喊:“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它听不懂,一点也不害怕,还是跑个不停。牛四只脚,我两只脚,我怎么跑得过它。犁把一偏,我就摔一个大跟头,搞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活像一个泥娃娃。苦头吃了不少,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还是没有学会使用犁杖。我犁过的田,没有一块是合格的。李师傅一面返工,一面摇头叹息:“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

犁好的田一垄一垄的翻着,高低相间,需要平整。下一道工序耙田就是做这件事。平整水田用的耙子约两米宽,人站在耙子上赶牛前进,以自己的体重压住耙子。牛把耙子拉过去以后,一垄垄翻着田土就被耙平了。这个活对操作者赶牛的技巧(特别是转弯和掉头时)以及站在耙子上的平衡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一看就心里发怵,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倒是李师傅先开口:“你就不要学耙田了。好多小伙子都做不来这个活。”

我舒了一口长气,觉得就像绕过了一道难关。李师傅站在耙子上,一声清脆的响鞭,牛乖乖地拉着他和耙子开始耙田。在水牛喷鼻的声响中,我听到李师傅又在小声嘟哝:“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我羡慕地目送李师傅远去,心里在想:“我要是能像师傅一样,什么活都拿得起来,那该多好啊!”

*

搞完撒凼粪、犁田、耙田等水田作业,秧田里的秧苗也长好了。绿茵茵的、绵密密的,真是逗人喜爱。俗话说:“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插秧时节的农民充满了对新的一年的无限希望。插秧的第一步是到秧田里扯稻秧。扯秧是有学问的,随便乱拔可能扯断秧苗、也可能伤着稻秧的根,影响稻子的生长发育。要把右手侧向伸出,抓着稻秧的底部一小把一小把地往身边扯。稻秧的底部比较粗壮,不会扯断。而且离根部也比较近,距稻根的力臂比较短,不至于伤害稻根。扯出的稻秧,由右手递给左手,在左手有了一定量的稻秧以后,双手握住稻秧在田水中晃荡几下,洗去根须上附着的泥土,再用草绳把它整整齐齐地扎成把子。把子要扎得牢,以防在扔秧的时候散开,像天女散花一样四处飘落。扎好的秧把放进盛秧苗的竹担里,挑到水田的地头,均匀分散地扔到水田的每一个角落。插秧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为了拿稻秧而在水田里作不必要的走动,以防在平整的水田中踩出多余的脚窝。所以,秧把要扔得匀,扔得准,在水田的任一地点既不过多、又别不够。这也算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顽皮的农民小伙子喜欢利用扔秧的机会与农民大姑娘打情骂俏。他们把竹担挑到田埂,故意把秧把朝正在田里弯腰插秧的姑娘身上扔,惹来一句并无恶意的俏骂,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有的小伙子也抓住这个机会向自己心仪的姑娘示爱。他把秧把准确地扔到姑娘脚边,既不溅姑娘一身泥水,又不劳姑娘移步去拿秧。姑娘抬头对他宛而一笑,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也许就此而展开。

俗话说:“身大力不亏”。身材矮小的人无论干什么总是处于劣势,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插秧。由于我个子矮,重心低,插秧的时候弯腰的幅度不大,所以插起秧来没有别人辛苦。我行动敏捷、反应迅速,再加上江永地广人稀,没有推广密植,所以我一会儿就能插一大片,插得又快又好。看着我插过的水田,李师傅第一次对我的工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小康的秧倒是插得不错。”

知青伙伴们也打趣我:“康矮子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啊!”

可是,谁又知道我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呢!整天站在冰冷的春水里,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每天晚上都是撕肝裂肺地疼痛!

(2)刀耕火种撒芝麻

稗草是水稻的天敌。它是一种生长在稻田里的野草,与禾苗争肥争水争阳光,比禾苗长得还快。在水稻的生长过程中,需要扯两次稗草,不然水稻就会大幅度减产。江永农民仍然以最原始的方式与稗草作斗争——穿着短裤、双膝跪在水里、一面在稻田中爬行前进、一面用双手拔除稗草,然后再扒拉一些稀泥敷在禾蔸上给禾苗培土,最后再在水田里撒石灰以遏止病虫害。第一次除稗还不太辛苦。那时候,禾苗还不高,也比较柔弱,不至于割破大腿上细嫩的皮肉。第二次除稗可就难受了。禾苗已经长高、叶片也变得结实锋利,一碰到裸露的大腿就划开一道口子。除过稗草以后,两只大腿上划痕累累,惨不忍睹。撒石灰的时候,石灰粉随风飘扬,钻进被划伤的大腿的嫩肉里,痛得你眼泪直流。由于个子矮,我比别人更苦,双膝往田里一跪,水就漫到了大腿根,短裤泡在脏水里,连内裤都被浸湿,真是苦不堪言、苦不可对人言。

除完稗草,李队长带队,社员和知青全体出动,上山以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去种芝麻。李队长和队委会的人早已在山上找好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大队人马到了那里就砍倒所有的小树和荆棘,放上一把火,把它们烧为灰烬。在灰凉烟灭之后,撒下芝麻种,就再也不用管它。木灰就是芝麻的肥料,雨露为它们提供水分,山坡上绝不会缺阳光。植物生长的三要素——阳光、水分和肥料,一个也不缺。到芝麻成熟的时节,再回来收割就是。当然,这种靠天收获的粗放耕作方式对土地的肥力消耗很大。烧出一块坡地,最多只可以种两年。两年以后又要再挑别的坡地来烧荒播种。好在江永到处是山,另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并不困难。

*

从山上种芝麻下来,又该夏收了。天高皇帝远,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似乎在江永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除了不搞密植,他们也不种双季稻,因此,不需要从事所谓的“双抢”——抢收和抢插。这时,田里的水早就放掉了。在夏日火辣辣的阳光的照射下,不但稻子被晒得金黄,连昔日水淹踝骨的水田也干得没有一滴水。妇女负责割稻,男人负责扮禾。所谓扮禾就是把割下的稻子,在扮桶里用力摔打,使稻粒脱离而坠入扮桶里。说是扮桶,实际上不象桶,倒更像一个仰面朝天的正棱柱形大木箱。“木箱”宽约六尺、长约六尺、高约三尺,有底无盖。女劳力割倒稻子,男劳力把它们成把地拿到扮桶边,用手紧握稻杆的尾端,将稻穗一端敲击扮桶内侧,把稻粒敲下来,落入扮桶中。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收割方法。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也很费力。你不可以把稻把举得太高,那样相当一部分稻粒会被甩到桶外:“天上一半、桶里一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浪费。既然不可以高举,那么就必须全凭巧劲把稻粒敲下来。稻把每次敲击扮桶内侧以后,还要在扮桶里抖几下,以便把夹在稻把中的已脱落的稻粒晃荡下来。

除扮桶以外,队里也有几台脚踏滚筒式打稻机。这是一种由两人合用的人力机械。两个人各站在打稻机踏板的一端,协调地单脚踩动踏板,驱动滚筒转动,手握稻杆尾端,将稻穗一端放置在滚筒上磨擦,使稻粒坠入谷桶中。这种打稻机既省力、又高效,很受农民欢迎。我严格要求自己,每样农活都学。不但割稻,也扮禾,还使用过打稻机。

*

虽然不种晚稻,也不让土地闲着。收割完毕之后,立即在残留的禾蔸里点放黄豆种,到秋天又可以收一季黄豆。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科学的轮作。豆科植物的根瘤菌是一种固氮菌,它们具有从空气中摄取氮气的能力,从而等于在收获黄豆的同时,又给土地施加了氮肥,大大增加了土壤的肥力。种双季稻在实质上是不间断攫取土壤的肥力,而且极大的增加了农民的劳动量,况且晚稻的收成总是比早稻的收成差很多。相比之下,说不定种一季稻谷加一季黄豆反而更加经济、科学和合理。

(3)盖房起屋、安营扎寨

既然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就不能叫他们永远住在死过人的空屋、废弃的炮楼和队部的楼上。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家”。县知青办要求各知青点所在的大队安排知青盖房子。在种完黄豆以后,农活不忙,大队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县知青办布置的这项政治任务。知青办拨来了砖、瓦、木料、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但是数量都不够。欠缺部分必须各大队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这难不倒我们。这一带在“解放前”盛行佛教,庙宇星罗棋布。“解放后”政府号召人民破除迷信,大家必须变成无神论者。烧香拜佛成了封建迷信,受到批评、逐步被取缔。庙宇逐渐荒废了,变得残破不堪。现在我们要盖房子,正好可以废物利用。

在大队干部的率领下,我们“洗劫”了附近的几所破庙,拆下了砖、瓦、木材等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昔日香火鼎盛的庙宇在我们手中最后崩溃了。有的老农手持旱烟蹲在一旁看着,一面抽烟、一面摇头。他们也许在以此表示他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弃佛毁庙行径的不满,但是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反感。上级的指示就是尚方宝剑,他们有反对意见也只能憋在心里。

把庙拆了,材料都堆放在庙前的空坪上,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运到我们的建筑工地来。“天下名山僧占多”,庙宇一般都修在风景秀丽的山腰或静僻之地,离我们的工地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运输工具,全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肩。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知青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精诚团结。大家不辞路途遥远,挑砖、挑瓦、扛木头、抬大梁,每天来回好多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很快就备齐了所需的砖瓦木料。大队给我们派来几个木匠、泥瓦匠,各生产队又派来一些农民。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有的人锯木板和掾子、有的人和水泥和沙浆、有的人上房盖顶、有的人递砖递瓦……热闹非凡,一派繁忙景象,没有一个游手好闲、偷懒取巧的。

虽然不象别人那样身强力壮,我也和别的女生一样干遍了挑砖挑瓦、递砖递瓦、锯木和泥等活计。我最喜欢递瓦。我站在屋檐边上,接过地上的人抛上来的瓦,又转身抛给站在屋脊上的人。三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如果你慢了半拍,前一块瓦还没有脱手,就会被后一块临空飞来的瓦击中。我彻底地被这种工作所饱含的节奏、韵律、协调和配合陶醉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稍不留心我就可能从屋檐边摔下来,也没有考虑过万一操作失调,我就可能被飞来之瓦击中面部,在我美丽的面庞上留下农业劳动送给我的永恒的光荣印记。

在保障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我们奋战了几个月,终于盖好了两排房子。每排房子有十间住房,每间约二十平方米,里面放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每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在房子的端头,是我们的厨房和食堂。食堂的正中放着一个乒乓球桌,它既用作我们的大饭桌,又用作我们的体育锻炼器材。

春节前夕,我们搬进了新居。乔迁之喜和新年之喜双喜临门,我们过了一个比去年更加热闹的革命化春节。大家来到农村已经一年半了。在期满一年之际,政府停止了给我们每人每月五十斤谷子的供应,现在我们和农民一样全靠自食其力了。干了一年半农活,所有的活计都干遍了,每个人干活的本领都有所提高,所以大家的底分都增加了。我算是最差的,底分也由四分增加到了六分。春节前进行了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十分工)合四角多钱,我干一天合两角多钱。扣除来年的口粮款,我分到了二十三元五角钱现款。这就是我的全年劳动所得?拿着这点钱,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是应该自豪还是应该自怜。但是,它毕竟是我的劳动成果,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挣到的第一笔收入!况且,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除了要交伙食上的油、盐、菜金之外,几乎没有开支,我要钱干什么!

“不如把它寄给陵元,”我想。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我对他的想念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热烈,不过却变得更为深沉。但是,我转而又想,这是违反“三年不许恋爱”的规定的。“算了吧,还是别寄了。”我决定:“万一让人发现,抓住把柄,批评一通,一年多的积极劳动就白费了。再说,二十三元五角钱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

我和董婆子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忘记了我已经远离亲人,倒觉得好像又返回了学生时代,变成了一个寄宿生。在雨天和隆冬不需要出工的时节,我和知青伙伴们一起打乒乓球、吹口琴、下象棋、玩扑克、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打乒乓球和吹口琴。每次打乒乓球,我就想起了我和刘亚平在讲台上打乒乓球的往事,打完以后,我们俩并排睡在讲台,谈着愉快的事情、说着对未来的向往。一拿起口琴,我就想起了这是彭亮、李俊敏和刘亚平送给我的礼物。我回忆起我和他们的友谊、他们对我的照顾……这时,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入我的眼眶。它提醒我,不,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是一个知识青年。你已经远离了你的亲人与朋友,在边远的农村进行艰苦的劳动锻炼和自觉的思想改造。

但是,不论怎么说,年龄相仿、背景相近的年轻人集中住在一起,比刚来的时候分散住在各生产队的空屋、炮楼和顶楼要好多了。大家彼此接触更加方便,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互相帮助,也活跃了大家的生活。刚来时就在我头脑中闪现过的傻念头现在更加强烈了:我们知青点是一个劳动的、战斗的集体。大家永远都不会散。我们就这么厮守着,在平凡的劳动中度过我们不平凡的一生,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我们毕生的力量。

(4)我把全年劳动所得的一大半送给了董婆子

但是,知青点不是世外桃源。每一个知青都和他的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时间在推移、年龄在增长、家长在衰老。在我们知青点有一对亲兄弟胡以平和胡以美。一天,他们接到家信,他们的母亲在十几天以前就去世了。他们抱头痛哭,对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感到难过,对于自己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感到沮丧,对于在母亲去世之后十几天里自己还毫不知情地懵懂度日感到懊悔。想到自己在这十几天中曾经无数次的放声傻笑,他们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他们伤心地痛哭着,无论我们怎么劝解也无济于事。

接着,傅鹏的父亲又去世了。读过报丧的家信以后,他拎着下乡前夕爸爸给他买的小提琴,跑到寂静的树林里,疯狂地拉动琴弦,一连几天、从清早一直拉到晚上。别人无论怎么宽慰他、陪伴他,都无法消解他的悲伤,都无法劝他回“家”、都无法劝他进食。小提琴是他父亲的象征,是他的唯一知心朋友。他把他的一切苦恼和悲愤都向它尽情地倾诉。

傅鹏只是一个初中生。在知青返城以后,他重新走进了学堂。后来,他出息成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们插队伙伴中学术成就最高的人。我常常想:要不是下乡荒废掉最壮丽的年华,他肯定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开始作出成绩,也肯定可以在他的一生中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年的插队伙伴们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他比我还小三岁啊!不知道当年在农村所忍受的煎熬减少了他几年寿命?

自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登上南下的火车,两年多了,我们这批人没有回过家,没有见过父母和兄弟姐妹。明明知道父母身患重病,也不能到病榻前尽一点孝道。父母别离人世之际,不仅不能看上最后一眼,而且要十几天以后才能知道。我们是自愿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思想改造的啊!我们不是囚犯,我们不应该失去人身自由。为什么要要求我们“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没有任何道理啊!看着插队伙伴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我心中忍不住想。

*

人人都盼望接到家信,又害怕接到家信。家信可以给我们带来无法替代的慰籍,但是,又无法保障家里不会发生料想不到的事情。大家都已经长大成人,本来应该在家里充当父母的助手,为父母排忧解难。现在却远离家庭,不但不能为家庭当帮手,反而还要接受家庭的资助、拖累家庭,继续做家庭的负担,情何以堪?万一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内心里要忍受何等的煎熬,不是当过知青的人是绝对无法体会的。

事情终于落到了我们房间里,虽然不是我头上。在午休的时候,董婆子收到了爸爸的来信:妈妈中风了!她家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大。父母都是裕湘纱厂的工人,工资不高,生活一直困难。母亲病了,只能吃劳保,收入减少了,开支却增加了。母亲病卧在床,不仅不能做家务,还需要人送水送药。父亲忙了厂里忙家里,做完爸爸做妈妈,家里还是搞得一团糟。从来就没有储蓄,每月就那么一点工资,给妻子买药以后,就再没有钱买米了。最小的孩子才几岁,整天抱着爸爸的大腿,要吃要喝。“庆贻,”爸爸在信的最后说:“你要是在家就好了。起码可以给爸爸帮一把手,给爸爸出出主意啊!”

看到这里,董婆子哇地一声,扑在床上、趴在枕头上大哭起来,信纸飘落到地上。董婆子大大咧咧的,从来没有人见到她这么伤心过。看到这种情景,我慌了,从地上捡起信纸,走到她面前。

“董婆子,你怎么啦?”

“我妈妈中风了。”她泣不成声地说。

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了解她的家境,也了解她对家庭的挚爱。当她谈到她活泼可爱的小弟弟时,得意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使我甚至嫉妒她,甚至惋惜妈妈没有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董婆子,妈妈病了,家里一定急着用钱,”我从衣袋里掏出我的全部家当。在交过伙食上的油、盐、菜金之后,我那二十三元五角钱,只剩下十五元了:“给,快拿去寄给你家吧!”

董婆子是一个孝顺女儿,早就把钱寄回去了。我必须帮助她。我没有考虑过这三张五元的纸票子就是我一年劳动所得的一大半。

“文思姐,”董庆贻抬起头来,泪眼朦胧地看着我:“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我留着它有什么用!”我催促她:“快走吧,跑着去桃川镇也要一个半钟头,不然邮局要关门了。”

董庆贻好像受到了惊吓,手里攥着我塞给她的钱,从床上一蹦而起,夺门而出,飞快地跑了。我追到门口,大声对着她的背影喊叫:“放心吧,我给你向大老李请假。”大老李仍然在一丝不苟地管理着知青点,无故缺工是绝对不容许的。

*

为了把女儿搞回家,帮助家里度过难关,董婆子家后来给她在长沙找了一个工人做对象。一九六八年夏天,董婆子的对象到绿碧岭来相亲。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董婆子送他到桃川镇上长途汽车回长沙。两人在桃川旅店住了一夜。就那么一夜,董婆子就怀孕了。于是,她变成了农民的笑料。“真是百发百中。我们在禾蔸里点黄豆都不能保证每一颗都发芽啊!”农民们议论纷纷,但是并没有恶意。

就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董婆子在一九六八年底回到了长沙,一九六九年元旦结了婚。她是我们知青伙伴中结婚最早的人,结婚时才二十岁。

为了这区区十五元钱,董庆贻感激了我一辈子。四十年后的去年,我们大队的知青伙伴们在长沙聚会,我远在加拿大,不能出席。董庆贻在会上提到我,提到了我在她家最困难的时候无私地把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送给了她。她双眼含泪、深情地对大家说:“可惜文思姐没有来。我好想见她一面啊!”

第九章 大动乱的年代

(1)妈妈和爸爸相亲相爱几十年,突然提出要离婚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在江永早出晚归地搞夏收,城里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连小学都不例外。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大学停课半年,实际上中小学也跟着停课了。停了课干什么?“闹革命”!具体地说,就是打老师!连小学老师也不能幸免。妈妈当时在左家垄小学当校长,理所当然地成了那里的头号走资派。在革命教师的率领和鼓动下,小学生抄了妈妈的家,把家里的所有书籍都撕成了散页、所有物品都砸得粉碎,据说是要搜查变天账。大姐是湖南省知名的优秀业余体操运动员,从省体委拿回几张身穿紧身体操服的女运动员的招贴画贴在家里,小学生们毫不迟疑地把它们定性为裸体画,把我家当做了封资修的据点。他们满怀革命豪情,按照事先定好的调子,写了许多文理不通、错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小学的走廊上,贴进妈妈的房间里,最后还贴到了妈妈的桌子上、椅子上和床铺上。本来就狭小拥挤的房间,在贴满大字报之后就更加无法立足了。因为大字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大字报,“革命群众”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现行反革命罪!

学校举行了批斗会。作为旧政府官员的家属,妈妈当年集体参加过国民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政府都从来没有把它视为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旧事重提,被当作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行。然后又无限上纲,由历史问题提升为现行问题,把她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来批斗,逼着她承认书写过反动标语。在批斗会上,另一个老师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指使她的儿子跳起来打妈妈的耳光。妈妈哀伤地看着那个老师,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却再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是好同事、好邻居,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只要有一点好吃的,我都要送给你的孩子吃,你怎么可以教唆他来打我!”

自从“解放后”参加工作,妈妈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地为共产党的教育事业而工作。她永远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家里的事情放在后面。为了搞好革命工作,四个女儿只要一进初中她就让她们在学校寄宿。爸爸远在武汉,家里常年就她一个人,她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为了不耽误开会,我离家下乡她都没有送我。我是所有下乡知青中唯一一个没有人送的人。到乡下以后,我又是最后一个收到家信的人。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教育工作者,也逃脱不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厄运,这个社会莫非是疯了!

被小学生折腾一、两个月以后,岳麓区教育局命令全区小学教师到潆湾镇小学集中搞政治学习。上级机关组织的政治学习到底比小学生文明一点。妈妈在学习班里再没有挨打,但是所受到的批判斗争却火力不减。脖子上老是挂着“走资派”的牌子,三天两头要站到台上去接受批斗。妈妈心里有数,自己工作积极、历史清白,现在遭此磨难,不为别的,全是因为丈夫在“旧社会”当过大官。

丈夫的“丑恶”历史不但影响了我,妈妈想,而且影响了四个孩子。佳佳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复课以后就要考高中。有这样的父亲,她能考取吗?两年前美美没有考取大学就是前车之鉴。那还是两年前哩,现在更紧了!佳佳和同学们出去串联,才走到衡阳就被赶回来了,说是“黑七类”子弟不许串联,还勒令她补交了长沙至衡阳的往返车票。她还是一个孩子啊!怎么能忍受这种歧视?我,作为她的妈妈,又怎么能让我的女儿在这种歧视中度过漫长的一生!

想到这里,妈妈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了四个孩子不再受到历史反革命父亲的牵连,为了结束自己眼前永无止境的苦难,必须与丈夫离婚,哪怕相亲相爱了几十年!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立场坚定、誓死跟党走,就必须坚决与他划清界限,就必须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想到这里,妈妈含着眼泪写了一封离婚申请书,把它交给了岳麓区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

妈妈想错了。她挨批挨斗,固然与历史反革命丈夫有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由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煽动仇恨!离婚申请书并没有使妈妈的处境有多大改善,她还是照样挨批挨斗。一直到毛泽东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把重点放在斗争“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才顾不上她这个非党员“走资派”了。妈妈被下放到酒厂去劳动改造。酒厂在潆湾镇,还算在城里。后来连酒厂都不让她呆了,又把她送到郊区的农村下水田搞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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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过国民党的大官,爸爸历来是各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自然不会放过他。运动之初,发动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是揪斗和游街。作为老“牛鬼蛇神”,爸爸被抓去陪斗和陪游。但是,也就此为止了。爸爸没有当过批斗会和游斗会的主角。他早就被共产党搞得服服帖帖、谨小慎微、谨言慎行了。他每月的工资是八十四元五角,在医院勤杂人员中算得上是高工资了。同事们家里有什么难处,他就慷慨解囊,接济他们度过难关,以至于有时候都不能及时寄钱给妈妈。文化大革命虽然号召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但是他身边的群众却不忍心去打他们身边这个老老实实、心慈面善的“死老虎”。在拉他去陪斗和陪游时,押解他的人还悄悄告诉他:“这是形势的需要,不是专门对付你的。你不要害怕。”

文化大革命漫长的十年中,爸爸受到的最大打击不是来自毛泽东煽动的群众运动,而是来自与他恩爱了几十年的妈妈。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和他相敬如宾的妻子会向组织提出离婚申请。听到医院革委会通知他,妈妈已经正式向组织提交了离婚申请书,他觉得就像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大脑。自从“解放后”他就一直忍受着与家庭离散的痛苦。对于他这样一个迷恋家庭生活、娇妻爱女的人,生活本来就已经痛苦不堪了。在孤独和苦闷的时候,他常常戏称自己为“孤老”。现在,妻子居然提出要离婚,这岂不是说真的要沦为“孤老”吗?

爸爸心里明白,妈妈并不是真心要与他离婚。这是她的被逼无奈之举,为的是四个孩子和她本人少受牵连。但是,为此就一定要提出离婚吗?医院里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军的少将军医,革委会主任要求他老婆与他离婚,他老婆巧妙地拒绝了。她说:“我必须留在他身边不停地批评教育他,帮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我与他离婚,就是放弃了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责任,就是把他往帝国主义反动派那一边推。”革委会主任被她说得哑口无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动员她与丈夫离婚。

爸爸想:我的傻老伴啊,你要是有她一半机灵,也不至于这样伤我的心啊!你就知道一门心思地听党的话,搞好革命工作。你根本就不懂得,无论你如何积极要求进步,也是得不到党的信任的。在党需要整治你的时候,它只需要“伪装积极”四个字就可以叫你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于东流。

但是,爸爸转而又想,我的老婆也许并不真是那么傻。要离婚她应该向法院提啊,为什么向组织提呢?这不是分明在做给组织看吗?爸爸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他觉得自己的老伴不至于、也没有理由要抛弃患难与共的丈夫。这只是她眼下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2)难道我终究还是要死在荆棘丛中?

以上的一切,是我以后才知晓的。爸爸和妈妈的心里活动也是多年以后他们在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时候告诉我的。当时的我,身处在与世隔绝的绿碧岭,仍然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对家里的磨难毫不知情。

在对董庆贻解囊相助、掏空了我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之后不久,一次劳动事故给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夏收之后的一天,知青点食堂没有柴烧了,派我、董庆贻、范新荣、李国华、袁荆华五个女知青上山砍柴。由于满山的荆棘和树枝随时可能划破皮肉,作为常规,哪怕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穿长衣长裤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