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致铭:在北京奥运阴影下重读鲁迅早期文言论文(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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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致铭 著
何世凤 译

1906年3月“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从日夲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了。“弃医”后回到东京“从文”。在这段时期前后他看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深受其文体的影响,撰写了五篇文言论文,从1907到1908年陆续在中国留日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1908年夏他在东京也听章太炎讲解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文字学方面题目,尚存有《说文解字札记》二册。鲁迅不全面地接受章先生的排满民族仇恨也不同意他对文学的“小学”式的定义,可见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在当时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独创思想的萌芽。但他一生仰慕章太炎,尤其是章的不畏强权,不妥协的处事态度。鲁迅反对清末文人所推崇的过于浮华的骈体文,但也不跟从梁启超办的《新民从报》推广的当时流行“新民体”。我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鲁迅当时已经在尝试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体:要复兴汉,魏,晋,南北朝式(也就是中国受满清之影响之前的)古文,又要能够结合兼容现代概念,同时要保留古代经典上的道德和知性权威的新语文体。

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还在注意这些清末的文言论文,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在1926年编他的第一部文集《坟》时,把他这些旧的论文大部份收入,同时强调它们的内容对当时的军阀时期的中国(比清末)还更重要。随后,1976 年,当南京师范学院的洪桥把它们翻译为白话文后,却一直没有公开出版(有内部实行本)的原由是洪桥被视为“胡风反党集团”注!分子之一。被夏志清称为“鲁迅传记最佳作者之一”的王士菁,于1981年再次把其中五篇论文集译为白话文(但删掉了思想可能被认为最“有问题”的〈破恶声论〉(1908))一篇.次年,其中篇幅最长的〈摩罗诗力说〉一文,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及比较文学系的赵瑞蕻教授译为白话文.当时最前瞻的美国鲁迅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曾说过,光这一篇论文的内容够成为一本书,而赵瑞蕻确实已为此著书立说。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发表于日本现代中国文学学报《野草》关于〈摩罗诗力说〉的一系列材源“笔记”,在1983年被何乃英翻译成中文,出了一本书. 赵瑞蕻与我合作溯本寻源,寻得英语的原始资料,1984 年出版了他的修订的译本。1986年秋香港中文大学《译丛》26号刊登了我的〈破恶声论〉英译。到2007年8月《鲁迅研究月刊》宣布了洪桥经过屡次修改的〈摩罗诗力说〉白话译本终于要正式出版.2007年11月,清华大学教授,前《读书》主编汪辉在纽约大学举行了关于〈破恶声论〉的专题讲座。

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对这些清末的文言论文仍情有独钟呢?如下情景仍歴歴在目,1981年,我以高级进修生身份入读北京大学,只因我说自己有志研究鲁迅早期思想,被中文系系主任在第一堂迎头痛斥:“鲁迅的早期思想?”系主任暴跳如雷,“我认为他的晚期思想才有意思。”以前整天在伯克莱东亚图书馆钻书本的我哪里会想到1980年代初连在北大,正统言论还是:鲁迅的早期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在他(被官方认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思想才应该研究。事实上,我因题目选择而差点儿跨不进北大门坎,后得侨居香港的东北学者张向天介入才成功。张向天熟悉我对鲁迅旧体诗作的研究,写了信给王瑶,是王瑶终于答应收我,但归他旧日的学生研究《野草》的孙玉石老师管。正是这位不被官方认同的青年鲁迅同青年马克思一样吸引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学者,使他们乐而忘返。于我而言,那是溯洄而上,重新理解,定位鲁迅思想的机会,因其早期思想有助形成一生的信念。

他一生的信念莫大于人道主义,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题目当然应另立论)。在其1907年撰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中国失败于学习西方的原因是不明白西方的强大不在国会大堂,不在实业,不在矿冶铁路,不在船坚炮利,而是“根柢在人”.扩而充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之所以热衷于拜伦(Byron)的志愿精神与国际主义,雪莱(Shelley)的理想、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armontov)的原则,以及裴多菲(Petofi)的反抗专制和绝望开始于此。另外,在〈文化偏至论〉中亦可见他反对物质主义而倡导德国的唯心主义,包括尼采(Nietzsche),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唯意志伦以及斯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唯我论。他一生坚决反对盲目爱国、军国主义及沙文主义。早在1908 年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借用了丹麦犹太人批评家盖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之语,称之为“兽心爱国主义”。

至于鲁迅当时所用来写论文的方法,他明明在选用很多日文翻译的有关西方文学及思想史的资料。他可能还用过德文著作(当时鲁迅已经会阅读德文)以及关于拜伦和雪莱的英文书(也许他自己勉强会看英文,也许是周作人或别人帮他译的).这种方法也就是他后来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1934)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张洋为中用,中国应该吸取外国文化精华,剔除流行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糟粕。这直接响应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困境: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章受到更严谨的审查。出版自由被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取代了。很不幸,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单独发生在中国。

在鲁迅的〈破恶声论〉里他还吶喊,中国应该尊重宗教,尤其是哲理高深的佛教。他告诉读者:“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在〈文化偏至论〉,鲁迅很清楚地在要求社会要尊重个人权利,他预知个人权利将来可能会牺牲于“多数”的名义之下,而且那种“大多数”的控制要比君主专制可怕。他写道:“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对未来中国的警世之言,它似乎亦是一个延伸至西方某些国家以及民进党统治下台湾的阴影,预言其滥用民主。台北曾流行一个声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笑话,但我怀疑其妙句是由台湾人改的,:“到上海,才知道钱少;到北京,才知道官小;到台湾,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王得后?(该写皇后的后)中国最受尊敬的老一辈鲁研学者,认为可以把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看成一本完整的,有系统性的书。他说:“鲁迅从〈人之历史〉的人,转向〈科学史教篇〉的科学,由〈文化偏至论〉的文明发展史,过渡至中西文学的〈摩罗诗力说〉,最后以说宗教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收结。”未来学者是否同意不得而知,可是已有充足的左证证明,从他的早期文言论文我们不但可以看出鲁迅将来文学生涯的方向,甚至于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大纲。换一句话来说,到1913年他的思想基本上已经成熟了。除了以上所述五个论点,我们亦发现鲁迅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始于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不满可见于〈摩罗诗力说〉一文,他要求知识分子在本国的文化应该站在多疑或反对立场,也始于此时。

198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经过所谓的“反思”过程中,鲁迅因被视为“五四”时期的象征而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批评家为“五四运动”带给中国整个20世纪的社会动荡,反传统、反封建波澜壮阔,余澜在1989年的北京之春运动中推至最高潮。,毁中国传统有害于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中国人的自尊心等罪,名都归于鲁迅。为全面检讨此评论,我们首先要问批评家对“中国传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其实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多元化的,并不等于是鲁迅笔下的儒家和礼教。这个看法,最严谨的中国近代学者像陈寅恪都会同意。

在这个措辞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上,鲁迅被看成是胡适的假想对手:胡适对社会改造俱建设性,鲁迅则俱破坏性。实言之,鲁迅对古典文学的鸿蒙博学是胡适所不及的,早年受儒家?道家?佛家的熏陶,学魏晋六朝文风,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早在民国初年,他已研究过大量地方歴史和古小说,可见其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反观,胡适在上海只受过半殖民地式的教育,随后赴美留学,但没完成学位时,又回中国,自称博士。在〈摩罗诗力说〉及其它著作中,鲁迅渴望把中国文化去芜存菁,而非全盘否定,相反,与他同时的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至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仍受人重视,而胡适却不能产生同样的学术激越。同是创作者,鲁迅仍被广泛阅读,备受推崇,胡适则显得乏味唠叨。

为何对鲁迅如此愤懑呢?批评家,不论是新自由主义者?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党棍子,或法轮功理论者,把“中国传统”简化至中国的“文化精粹”。问他们“精粹”何物,十之八九回答曰:“儒家思想”而他们对这个笼统名称基本上的了解是“服从权威”。著名的前苏联离心分子,已故作家索忍尼辛(Solzhenitsyn)被苏联释放到美国后,曾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语出惊人:“俄国从来是专制,让它永远如此!”鲁迅却反对任何政体以传统作为借口压制人权,因此不论中国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下,他的作品一直被视为有颠覆性,不畏强权?愤世疾俗的产物。

最近引起争论的事件是北京市教育局把鲁迅有名而颇有争议性的1926年杂文〈纪念刘和珍君〉从北京市的中学教科书拿掉,换为比较低调的〈忆韦素园君〉,前者是为了纪念刘和珍及杨德群女烈士而写,后者述说一名年轻穷困的翻译编辑,坚持理想,尽管他患上长期磨人的结核病(速度比不上段祺瑞军队的来复枪)。有人怀疑北京当局是担心前者引起与1989 年六四事件的比较,或前者内容会在奥运期间产生反政府示威作用。其实,只要细心阅读便可发现,〈纪念刘和珍君〉并非鼓吹学生上街示威,相反,其主旨是讽刺军阀残酷不仁,他说北洋军阀的士兵向示威的学生开枪的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鲁迅后被段祺瑞通缉,乃至被迫离开北京,也与此文章有关。

在新南斯威尔大学的讲座(2007 年12月6日)中,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阅读(了解)过去文本的问题:是作为歴史文献来读,还是作为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活的”文学作品?中国学者一般认同前者,但在民间有更广义的读法:“借古讽今”的传统,论者取文学为利器,为己用,不管是1920年代以染厂为背景的电影,或是晚清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都会有观众认为有所指,再推而论,1920年代的文学文学作品有时候在读者的想象中也会起一样的作用。目前唯一安全的是南韩运来的翻译过来的肥皂剧,因在意识形态上不造成胁迫,就如1970年代末中国大量进口北朝鲜间谍电影一样。倘若从鲁迅的韦素园一文中吹毛求疵,我们一定得偿所愿,可以找出他批评出版事业的庸俗,批评市场口味的肤浅与墨守成规,批评政府和社会不支持外文的翻译。也可以把低调的〈忆韦素园君〉了解为讽刺现今政府机构以目前市场规范和消费者的口味为借口来限制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作品(除非它是类似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以及《怎样不费吹灰之力把我的女儿送进哈佛》这类畅销书)。

最后,我们细看鲁迅1913年的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明白,若要滋养艺术,提高中国人的审美感,就得供养出丰沛的文化气候,他提出建设博物馆?画廊?剧场?音乐厅和文艺协会。但如今中国,则是背道而駞,不但没有像欧州那样为人民大众建设博物馆和图书馆,相反,中国政府一味集中资金投放于奥运会。老博物馆长期缺乏资金。敦煌博物馆馆长需要游说世界各地和美国基金会的赞助,同时,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却被迫出租房间和院子给“私人”公司作为停车场,以赚取营运经费。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的公众教育和文化建设已是穷途末路,而希特勒式的资本主义正在展开。这与柏林奥运会遥相呼应,媒体视野中的把戏spectacle再次要用来代替西方文明传统所强调的个人(其实是指“人格”)培育和儒家所重视的自我修养。鲁迅的思想可算是儒家的一流吗?此问题曾经被詹姆斯·普塞(James Pusey)和其它人讨论过,但是我认为,中国当局对奥运会的恋物化跟鲁迅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恰恰相反。如他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里所写:“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

鲁迅不但谴责物质主义和贪污,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文精神,同时也触及代议政府这个议题,他认为所谓的“民主”不过是烟幕把戏,可见,鲁迅基本上是一位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对中国各阶段的“现代化”一直持多疑的态度。中国政府依然义无反顾地执行,尤其在奥运会前后。

列宁曾问:“怎么办”?圣经说:“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呢”?现在的中国?美国和奥大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他们各国的知识分子来喊出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所有的管道被堵塞了”的今天,正如鲁迅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开首所形容的:“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

《自由写作》第37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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