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接余:无边的自信——与阿钟的对话(文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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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余

在南方,在城市化初建时期的读书人不被尊重的上海,诗人们的生存境遇远不及它的周边近邻、远方知音。当北方的新诗潮风起云涌,西部的“莽汉”、“汉诗”蔚为奇观之际,即使少数十来个“诗耕地”园艺家、“实验诗社”的四大才子、东部学子的“存在主义大同盟”和西部骄子的“海上诗群”,乃至“新上院”的三个火枪手:这个酱缸文化加媚俗崇洋的集散地、市侩和利己主义胜地,只把他们当作文化街上那一小撮专奔书店三楼文史哲专柜前徘徊不去而又阮囊羞涩的书呆子、不成熟的象征、“牲口践踏的稻田”,施控机关解闷的主儿——其高贵的灾难:只使他们躲进小楼觅清正。于是格外发达的只是主体性幻想:主体诗和寓言诗。尽管主体性首先登堂入室,一度成为诗歌主流,风骚十年之久,其成果却像青春现象的延长,青春学的组成部分!

主体诗的形成与西方文明主要是观念上的抽象整形的应对、具体意识模态的显现有关,它与日常生活中人的本来情感有关,更多地属于叙述体,不是句法的完满,构像所导致的语义效果,体现那个现在存在的主体及其说话的形式是超越于一切说话意态之前的东西:它是唯语言域的模拟,有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那个精神存在的微弱主体而已。尽管反对文化人情感,非精神化和意蕴格超过体验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性的意念实体在抒情上的抵制,间断性和模糊性呈示,反崇高感的整体性,导致意蕴本体的随意性与自发性充满:游离者形象——反对文人情操,还是在悄然造就与提高一代青年人的审美规约和情趣意向的!

隐抑派风度——在上海特色中只形成叫做寓言诗格的体验性。通过我们的存在而提供一组思考我们的精神存在之组合的构图,感性,模拟,层次深入和原在性意识,由于寓言诗格是一种开放诗:偏向歌咏体则明白通脱,诗人的心意作为一份音乐总谱的设计自然包含在形式因素的更新与变换中;偏向叙述体则非节奏:这个内部的反抗,感性深入的抽象物,语境与信码的不断运动、错位、相叠、和交叉互换有一种透明而孤立的晦涩。更有甚者的是:意念体,在我们尚未对象化之前就有许多想象力的信码在外化场合中工作、传达,诗人只不过在接受的话,就把语言背后的、情境里的东西都向外翻转了过来或置于前景了!写作动作即为抽象,语符处理即是解体过程的话:这种诗歌动作的行为复制便是反寓言诗格的同构。

布鲁克斯曰:诗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本体的客体状态。什么意思?不就是说,诗有待于读者在阅读中的完形或造型为一个(审美)对象嘛?!换而言之,在这个现代派艺术批评家的眼里,值得推敲的都应该是“开放诗”,而且是经典规范上的文库索引类型的过去的情境诗。具体诗的成为经典因布鲁克斯与罗?潘?纪伦的弘扬而得以正名,那为什么上海的主体诗在内受到政保处的监视,安全局的传唤,在外得不到响应呢?以至视同颠覆政府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者呢?这,只能证明我们当下的文化还仅是一个羞答答的不敢越雷池中心的虚假文化,所谓开放的不成熟文化!“当虚假文化成为权术,成为卫道士”时,写诗的人便越走投无路!

我们时过境迁地忘记了那个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那个一度创意了诗性空灵的邪恶诗人:韩东,守护和维系着乃父的那个高雅文化的惨淡精神存在的文学贵族。曾几何时,以宋江式的机巧谋取诗学领导权,赚取沪宁线上青年诗人崇拜情意综的诗阀与文霸!考量这个特殊文化体制的骄子,断代史上的幸运儿妄图延续的精神存在因顾城反抗乃父的文化情结乃至自杀身死的彰著对比,有必要重述其病症的诊疗:殉道者比毁人者更伟大!因为后者的表义空灵乃是骨子里虚无,行为方式的刻毒与狭隘,无限期推迟自我完形的狂舞金蛇!

而与之相对的是京不特,这头想象力的烈马,发出二千七百行对乃父那个神话强迫症候的追问与反抗(其父的官职要比韩东所居的那个省会的市长还要大呐)!又是一个七年时间,他对本性自我的熔炼和解读:达致了一个本性文化的诗性规范。即便如此,他还是谦谦温雅地说:“我没有给你们更多”、“亚文化的一直存在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必须撤回我们的支持”。有一老于世故的文人说他是幼稚的。其实,按照自己的本性,不假思索地宣称自己的喜怒哀乐,并非幼稚,而是天然未琢的璞玉。尽管他不是个纯朴的人,敢于维护自己内心即便是一闪念的思想火种的暗影,直言不讳,寻根问底,机警而又敏捷。

是谁?曾大言不惭地鼓吹陈东东的歌咏?!宣扬刘漫流的文学想象力?!传诵默默的神奇本领,那种点化凡品俗物为神奇的中国想象力诗章?!朗诵孟浪的反诗,解惑阿钟诗艺的风度,倡导吴非意象的突兀和孤绝?!甚至不惜以拳头和群殴的办法(虽未实际发生)来解决诗歌品味之争?!既要唯美主义的斑斓,又要超越感性的恶性呈示?!只有京不特才会如是行事,只有京不特才会不加区分、不辩良莠地布道所谓空灵诗的智性,又昭示诸如王依群、宋庆平、亚木、戴之、宋琳、李亚伟、万夏,还有海客、天游、韩东和于坚,甚至卡欣和梦雁这两个不会写诗的外行,在他那儿,都得以如数家珍,采花盗夜生活般津津乐道。

一九八七年“自由化”之后,他被剥夺了教鞭,同时也舍弃与抛却了上述想象力的乐园,先是从上海出走(主要是摆脱施控机关的每月传唤),而后念佛省性,重整存在主义之传奇人生。毋忘:他过分与激烈的投射性的对象化,不但在友人与诗坛中,而且还在武侠小说的废寝忘食的饕餮中。其后在《亚文化未定稿》的编撰中,他遇到了苛刻而挑剔的哲人里纪,遇到了精致而温雅的诗人阿钟,激情耗尽。想象力是多么可怜而又无用之物呵!

世界被魔鬼所丰富,诗性精神早已灰飞烟灭。神怪和庸俗相连襟,艺术与邪恶乃兄弟和表亲,具体诗只在欧美、汉学家那儿受推崇,国人只为文学神话而狂舞!反精神力量获胜,具体化充斥于一切道义和哲学倾向中。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是——听不懂有识之士呼声的、流动的、美感的、温柔的新世界!

因为没法不使自己堕落,他选择了出家为僧;同时为免于沉沦,又义无反顾地爬山涉水,用双腿走出了中国。磨难、牢狱、九死一生、接力与传递知识的火炬、罹难异国、历经艰辛和炼狱、他的英文水准和联合国“大赦国际”的被感动、再度战胜劣神、飞到安徒生的故乡、单腿上有了假肢的人、继续他的研修哲学史的工作,同时,善待一切,宽许了一切罪人与良人?!只感到上海的亚文化真是可爱极了:“我是上海亚文化中的人!”

豪情不难自释,可宽容却非我能解呵!

一九九二年十月下旬,在阿钟那间只开个小天窗的暗室里(周围全是书),我们读了点《现代汉诗》,1991年卷,吃了点不足4元钱的酒菜,只感到生活的沉重压力、世俗劝喻我辈去过上体面而丰膏日子的“原罪”。

其时,我们也正在两难选择:是以文学为业,还是顺从社会循环扮演自己的市民角色。年齿稍长而多了几分成年人矜持的阿钟,对我其时迷信里纪的学说不置可否,多以吟唱诗句来侃谈我们的境遇,大有让艺术来帮助我们抗衡丑陋与非人性的生活之执拗(索尔·贝娄)。那时正好是我清除掉21本读书笔记、卖掉194册时尚书籍而空洞无聊的厌烦时期。

他说:

“男人更喜欢幻想,追随启示而漂泊一生。

“萨特不是说过嘛,如果不去尽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的话,我总觉得活着是很荒谬的事情。自我实现,而不是魔鬼附身(正好手头有本现代派早期读本,和忘记名字的阿波利奈尔的唯一小说读本)。对色欲的神秘主义描述(指我在他处借阅,以后又转借里纪终告遗失的那本《人类情爱史》)或如小诗人感情主义的描写都是弱者的表现!

“用不着去思考刘漫流想象力的文学性、默默谣曲的开创中国想象力、或者京不特的超人化倾向、陈东东的花卉品鉴及其背后的咏叹调、王依群的感性叙述体、亚木式的感觉派,你们那儿‘诗耕地’的城市诗、情绪流,孟浪的‘挑战’‘反世界印象’。

“你在去年撰述的‘亚文化诗学’,我看了一些,概念化过分,感性刻画不足,壅塞着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的错位。里纪他就知道阅读书面文体的美感;我想说的是,赤裸裸的人性刻画不仅不是退位的还原的思考,而且有助于我们无法不避免的抽象化。

“我始终不相信抽象的感应,乃至这个词语的涵义。本来,如果空灵诗是对生命的翻译,那不是原生性,又是什么呢?非节奏即可达致?主体诗,你所写的贴切的那一类,是消除了文化性,也是上海诗群的特征。还是那句话:则不太可能,正是句法构成了诗的全部质量啊?!

“我也喜欢艾略特,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学人形象而活在廿四小时之中的,姑如你述。但艾略特自己也被他头脑里的厌烦和货物所窒息。远离即刻存在性,就像宋渠宋伟、石光华,还有兰马周伦佑一样。中文系统的规范性,只导致自我之死,人性悖离。听上去自然化进程让人信服,其实它是设计性进程。诗学除了现在世界的原生性,还有什么别的可模拟的呢?

“什么本性的基础?!我看是人性的机巧!荣格不懂文学。艾略特是这样解释诗人的成熟:所以有异于不成熟者,不是在于任何对个性的估价,不在于比较能够引人入胜,不在于有更多的话可说,不在于成为一个更精致的媒介,在于使种种不同的以至特殊的感情,得以尽量地进入而形成种种新的结合!

“哪有什么‘无语句意念体’?!我不太相信词语的自我繁衍或增生式的重复能招致更大更深更广阔的价值!我知道,这在情欲化方面是可能的,不受限制的想象力总要寻求它的完形。

“你的说法,比如默默有将平淡之事化为珍奇的手笔,他从不走得极端,顺序逆序,内推,外推,仅此而已。至于吴非的作品,有宣言即可,诗则可以不着一字嘛?!我们时代的方法,是从我们的工作性质中,才创造出工作形式的!这儿,你写道,未来诗歌会面临一些完全不同于过去诗歌所面临的任务(艾略特语):吾独不信!不要引经据典,吓唬人!没有什么新的面向!只有此一个和彼一个的区别,古人和今人的解惑与感应是一样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因为嘱意考察昔日霍山路这条犹太人躲避纳粹而开发的商业街的缘故,重返旧地:也就是我的父辈当初移沪的居住地,它恰好与阿钟所寄寓的大连路、昆明路相邻。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之久的练摊之暇的黑夜,以睡眠换取畅所欲言的过从,我们每天都激动而亲和地走遍上述那条哥特式建筑的冷街僻地,于是便听他讲述《温柔的空间和它的岁月》(这本阿钟早期的诗集)的背景知识即情意综。倘若知识的传递、接力,我们父辈的追寻天路历程的移民倾向或其意念、幻象,自足的神往与寓言——在我们这儿,到此为止的话,我们的存在便毫无理由了!

他说:

“接余兄,不要去思考什么。任何思考都是诡辩!不要去设想未来,想象亚文化的未来:它不会到来。即使到来也不由你我这样的捐躯垫背者享用!太多的投射只会将一些十分有前途的思想拱手让位于歹徒之手。

“我不知道你对王阳明是真知,还是诡遇?!反正我看你诠释吴非多处是以心学这个万千气象来概括的。吴非给予现代派同人的最大贡献固然是拒绝万物流出诗潮来,然而先行而后知其然的曲径通幽,是他蛊惑了你,还是你赋予他所没有的气质?兄弟,想象力的野味,和狼吞虎咽,毫无意义!圣洁确是稀有空气。其实吴非的古诗功底还是不错的,当年他阔论拉奥孔、汉堡剧评时,是不会想到朱光潜又将这个分离说弥合一体的倾向。只不过不再是同一平面的,而是纵向的内与外的一体同源吧。

“接余当然是诡辩论的。四年前的那个形象说明不了什么。”往不可谏,来犹可追“只是废话!谏既往而知必由罢了。现代性实乃恶性也。里纪反感现代派,他是从病理学意义上来看待的,他只相信重返青春或许能让我们突围成功。他的社会学定义是浪漫主义式的。

“过去的人们知道恶性的互动现象,有具体的分类和名字,木石兽怪皆有出处,我们的传说辞典和西方的神话是差不多的,都在规避恶性。人乃狼的化身。罗马人说:我们身上的那条蛰伏的蛇必须唤醒且施术以驱使它作有益的事情;印度人这么说:西方人说这头化龙的牲口都需擒杀和驾驭。不管是高士,还是素人全都熟视无睹,干脆宣布为虚无的幻象,回避不提。一味地良知良能的诉诸并不能把好人强化,弱小者强壮起来。

“弗洛伊德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敢于宣称到处是飞扬的阴茎,全部冲动都是对阴户的寻找!过去的人寻找圣杯,现代派只是寻找金羊毛!魔鬼在忙忙碌碌,一会儿创造,一会儿发明,又是技艺,又是机巧。看上去自由唾手可得,幻象悬挂在天边,我们的灵魂却在荒野上寻找它的纪念品!

“现代人没有整体性,没有完整存在的意念,听任社会工艺将我们分解得支离破碎。自由只在小处、细节处残存着,一些旧日思想的反光,摩挲着每一具体化的事物中:现代人是卓越的、巨匠般清晰;如鱼得水的幻觉遮蔽着我们受制于时代压榨机的可怖!整个儿存在状态:现代人又是渺小的,不及物的,每个仓储和能量互不打通!

“扭曲的人性,怎会有正视恶性的英雄?!有力量的人:只是丧心病狂的患者罢了。我们无依无靠,深渊中声嘶力竭,溺于水中的交错的手语,今天独立的个性只能靠倾听内心呼唤来决定价值观了。殉道不值,助恶为虐不屑,历史的时钟只在海底两万里传来高尔基的控诉,”斜眼萨比“成了最美丽的大母神。

“既然文学贵族只活在传说中,既然你所遇到的”孟浪“只是个冒名顶替的开杂货铺的小业主,犹太教堂的台阶上是七十二家房客的躺椅和橱窗式柜台,上了岸的海员色迷迷地盯梢着青年女子,市监外的菜市场如此喧哗和蠕动的人群中,迷失的是什么呢?!

“每个人的身上,都匍匐着一个大怪兽。基督教试图将神与人对换,结果呢?群众拒绝成神,他宁可去做替罪羊,反而活得踏实,因为自知有罪衍。有太多农闲时间的青年地主写出多少怀想和寄托的诗篇、词章,一旦成了达官贵人,便也高雅迷了。这岂是艺术!

“当今市井俗子的生存智慧,谁更有感染力?当然是后者。所以思考总是诡辩的,我宁可徜徉在幻象中的直观。

“古人云:天不变则道也不变。孰不知,大道既废,天,岂不也跟着变嘛?!如今的诗道,是主体诗,寓言诗登堂入室,姑如你言。然而我看已无新词,思想也跟着乌有了。空灵成为主格调,到处都是性情小品了!文学诗也走到了尽头——你不提倡贫且乐道,贫穷使人卑贱,然而堕落了的天使不是更可怕嘛?!

“高贵同样也是灾难啊!高贵让人装神弄鬼。一种风格的形成自然会被自视为最有成效的,偏偏要去推行——这种骨子里的权欲的事业。性欲的成功,便将创造的激情,投射的具体化用在诗外功夫上了。多少诗人政客莫不如此地荒谬绝伦地疯狂施暴泛恶嘛?!

“只有苏东坡和雨果不为时尚良知左右,始终坚持他们的直观真理!人们总是喜欢看见他们愿意看见的东西。表面的潮流蛊惑,驱使着他们,是意识形态的退行性思维左右着他们的视觉。而历史感的整形,隐退和潜心修学的本真性思考反而处于社会边缘或没有名字的境地。

“里纪的伟大,就在于他对这股潜流的下定义的命名活动。然而正像存在主义缺乏社会学系统的可操作性一样,里纪也困惑亚文化的工作方法:那种不活动分子的角色冲突是他的整体观所不能违拂的!他的哲学是:人生就是成功!

“你也许看不到我的哲学的内在困境,看上去它就像通俗佛教哲学一样,只要你准备好了,你的老师自然就出现。这是印度人的认识论。什么学习、讲习、练习、实习、具习,还有传习、时习,西方人叫做设计。说得多好啊!它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幻想的理智优越性!

“我读览甚多,却很少有谁能影响我,看上去我是个阴沉沉的学人,苦思冥想的主儿——才不是呐!我只是一个在观众席上欣赏戏剧的看客!省悟人生无常与转变的独行客!谱写一些唱给自己的歌的修学贤人罢了!用不着去思考、去合唱,只要坐下,甚至只要听就行了,大千世界会自动走来,向你狂喜地扭动屁股!

“读生活这本大书,悟人生的所有那些虚拟的假设条件,必由之路的幻象,我们古代的特立独行的高士人杰也是这样地懂得他身上的叫做”个性“的生命的冒险履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即便是隐型的文化,只要源流不断,够他享用就行了。

“一种人只配有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他的个性史的自传!他愿意告诉世人的只是凡人成圣的故事,他是怎样杀掉那头龙,这个现代读法的!

“里纪有他的对于亚文化范畴的六大原理性刻划。

“第一、人是自我拧动的。

“第二、本质都在对自我的无限关怀,这是八十年代末的思考。

“第三、不可通阅的是小技和手法,现代魔术,唯有共同性才是意会,最好是编组以带动恢复古老眷顾的情景模式的经典。

“第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神话。

“第五、同步性使我们的活动方式更有追溯意识形态和预见历史感的工作性质。

“第六、环状的历史,凄残的人生,亚文化的始终存在,是如何面向大众文化使之成为交往理论的一部分,成为主流文化的选择性替换:大思想家想的都是同一桩事情。一种思想必须马上有用才是有意义的!一句话必须让人一听就懂。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也就选择了命运设计的整体性合时论。

“我不相信涉及具体化操作性的最后那点。一九九五年以后,我越来越懂得:歧路歌唱不下去啦!京不特的文学诗,和王朔的痞子禅——谁更吸引人?谁更有用嘛?!一旦为人师者的我们的生存智慧全是对于生存者的惑与畏的设计与标引——岂不将是诗人纳入大众情人的表义范畴?!

“尼采说:嗤,我教你们去做超人!他却告诉我们怎样做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的凡人哲学!繁琐哲学正是一种具体化,将人分解而不是完整的具体化。孤独:正是根据具体化的传统方式!

“荣格的研究证明尼采最后疯掉了!这种病理的视界依然有害。荷尔德林怎样?达?芬奇怎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马路小说“弘扬成文学典籍之类,还有一个也被囚禁的音乐家……是兰波最后像正常人那样无畏地生存着重要?还是萨特、奈特那样特立独行的”反常人“的生存遭逢更有价值?

“只有超人才敢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曾几何时,我也想像别人那样走路,正常人的走路,散文式走路,如今诗歌的舞蹈让我更有慰藉和昭示于人,又何必去学走路呐?!

“你说,自从你认识了里纪之后,便停止读书笔记的任何对知识论的迷恋了。就像你认识吴非之后,便不再尝试写诗一样。

“我没有你这么迷信,我知道你是艺术本体论者,内涵是简单的,复杂的是外延,是操作上、语义上和形式上的。人喜好不确定性,求变化的欲望始终在潜泳中。然而人,同时又有抓住实体的古老眷顾,即便是一度温柔的空间,谈的也不过是母题的问题。

“你过于关注了表现形式,艺术表义,自然久违那些自然的感情啦!如今是九八年,就像上个世纪的九八年一代一样,危机中的选择!堕落、沉沦,或者隐退、修行,你的活动方式暂时似乎更倾心于后者。母性文化是始终的人生中心,别的,哪有什么哲学可言?!

“断裂在发生,中国的学问家、作家在走下坡路,创造力衰退。我们的问题是:生活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断裂。里纪的智慧比较集中,在人生感悟上,也比较实际,在他身上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改型“强迫症,类同电影剧本与审查制度之间的所谓”净化“作用!

“又临世纪末,也许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是两个穿长衫的高士圣贤在街头的梦中看见又一代新哲人的退隐和落荒。不要去寻找思想,思想产生不了作品,要沉湎于情感。这个世界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共时性即同步性的结果。

“志不得遂,或曰豪杰断腕乃今日写照也。酒后读诗,背佳篇,涕泗淋漓,实际上是选册有别吧,《现代汉诗》99年卷,其内容却大多写于90年,即六四风暴之后的岁月里。

“许多人仍处在历史的氛围中,他们写的诗章大多要看注释了。这没必要。里纪曰:诠释过度也。刘漫流是个解释者,散文化者,但缺少激情与中心;却远胜于相同地位的周伦佑,因为他精确。这个比较不太好。周伦佑只是个观念型诗人,一个散文家而已。

“外省的诗,太具体了,是我们需要彼告诉的不知道的事情嘛?!不,应该读出我们感觉到的、而未能传神表达的东西。这个要求或许太高了,所以一首或一组中有一、二个句子就够了。我们太缺少京不特身上那种始自八七年反抗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道精神了!

“精英文化?好啊,但精英大多是道德沦丧者!生活文化:是日本文学的禅问和柯云路式的想象力的滥用,义和拳的那套。

“你放弃购买博尔赫斯全集的举动,我原先有些于心不忍,现在,我觉得不是五、六十元的问题了,而是:你本身即是博尔赫斯,还要研究他干嘛?!你有比他更强势的作史的欲望,他没有。正像里纪本身即是维特根斯坦一样,好比雪莱是个现代人一样,缪塞的《一个世纪儿忏悔》我读来读去不知所云一样。还有这本房龙的《人类的解放》,你读了整整一年也没读出个所以然来,这只能用中国人的悟性来下决断了。所谓解放,本身即是一个大虚构。你不必去看啦!

“文学就是这样,理智健全的人不合适。京不特正因为疯狂,才能维护他的本性文化的想象力,他的政治性价值也将超过默默,社会性方面却是糊里糊涂的。莘莘学子,墙内巨人。刘漫流为什么不能‘忘我’:因为文学前辈的近亲联姻使之无从突围。如同博尔赫斯的朱大可一样:有启示,但无可用之处!

“里纪是一个综合能力极强的学人,但他的心理分析框架的根本起点仅仅是怎样在现世成功罢了。萨特的可爱之处是诚实,他有关国家存在权利的一些观点在左派看来是出格的事情。在这点上,左派是什么?左派是贵族,有基于表达的情感上的情意综。

“《答一梁书》我看了。我以为萨特主要是看不起加缪的世俗化一面,同时加缪又有精英派的”超脱“风度,一旦有了文学消费的倾向,同时也丧失了批评和思想上的寓意的形上思考。他有着惊人光芒的论断,是:大多数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我们,‘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微不足道的’。我就非常厌恶自己身上偶有的‘常人感觉’!

“里纪说萨特大多数时候是受自己的恶劣情绪影响的。这方面体现了他的真知灼见,‘我们反对的其实一直是我们自己。’只不过投射的对象化将之集中到了某个人身上罢了。

“九九年一月,又读《人类的解放》,啼笑皆非,观念上知晓,理论上懂得的东西并非内心生活这个真实存在的命题部分。”

自九八年五月廿一日与阿钟在万人体育馆前的地铁入口处告别迄今,就再也没有晤面畅叙了。有的只是书信和电话,断断续续地读点、看点杂览资料体。其时,他编了一组我的文学专辑,我则仅寄出一段读后感和一片匆忙结束的执笔剧本《去闵行的路上》:原为里纪的构思,罹难入狱以致了结一档子事吧。记得那段话是:懂权术的人想的是如何进行选择,知识分子想的是历史潮流。

嗣后两年里,也鲜有往返。然而他是我与当代文化的唯一一个联系,就像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唯一联系不是教堂,而是感应一样。吾辈十年心路同,茫茫卅八公里夜阑芒霜,咫尺却天涯。秃头歌女在呻吟,市场喧嚣,依依目空。空载去暮色郁郁谁归。空载去水酒十斤。赊单又舞心旌,不愁;民族自辱。也好。历史必须。也罢。谁充当祭牲呢?

政治是无聊而庸俗的,经济是低能而残忍的,友人是羞怯而感伤的。胡不隐?!要么像默默那样,也好:“手里的石头攥成了黄金/怀里的鲜花抱成了武器”。艺术仍能使我们免于新的奴役之路,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在嬉笑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做成的事,据称是最高智慧。诗品中的讽喻、戏仿,反诗和具体诗不正是已经构成我们今日的特殊情感了嘛?笑忘,和丑角人生,不是比京不特的直面追问更为深潜而反复嘛?!与我们的日常廿四小时相伴在即,挥之不去、推延也无济于事嘛?!

零三年六月里,阿钟的自选诗集《拷问灵魂》(打印本)已在我的案头一个半月光景了。不是他主动寄来,而是我当初询问有些什么书写品拿来让朋友快乐快乐的。他在书中夹了一纸手笺,也不过轻笔一提的说:“我写的诗好像只是给自己看的,朋友倒未必会欣赏的。如果说不特过去的诗是恶狠狠的,在我这里仅仅多了一层宽容。”

宽容,忠恕之议啊!

然而,浏览之后,感觉很不好受!仿佛抛掷来整个虚无化,一下子又将我拽入往年习艺时期的真理索隐、情感困惑之中。记得当菜园子里的农家女留住了战士的六年前,我自题曰:闭目养神真精神,声色犬马亦英雄。如此自足而狂放不羁。阿钟的怪兽又呲牙咧嘴的说:哪里?!哪里?!哪儿都行!只要不在这里(波德莱尔)。

为了摆脱这一恶劣情绪,我赶紧翻读起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试图让它帮助我走出世界虚无化的中心空场。就像较前读了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和另部《不与假货合作》一样,我驾轻就熟地用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异恋》瓦解了它在我情绪中的强迫意识(这儿引出一个案例,我们不可能有读不懂的东西,如诗句、如抽象画,意识的绵延自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候释解它)。按前述,这个自讨的苦果不但不想品,而只想摆脱它了。这样一来,便再也没有打开过。

只是犹如植根般再也遣祛不去了:诗的力量之可怖盖源于它的精细,和通感。如果是象征性的使用:可以另行定义;如果是意象:可以改型嘛;如果是歌咏:可以换词;如果是叙述:可以逆向思维,引出对联;如果是感觉派年轻的感性外化:可以改置即换喻;如果是隐抑派深沉的寓言:可以降调成童话;如果是我们情感模式的模拟也可以归纳与模态化。惜乎,都不是。

一句“油腻的女人比邻而坐”:便阻隔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象!它如“涂在阳光后面的墨迹/干枯了”:简直是对新东方假说的嘲弄:“幻想的补丁也搽上唇膏”:这很具象。《静坐》:现代人的忙乱不堪,属于自己的时间如此短暂:“裤腿被安上一段/白天”;《舞鞋托起的城塔》、《天网罩住的五根手指》《还有谁敢叫嚣》,《让我告诉你我已经回到了岸边》:“因为我厌恶整容/因为我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活着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等等等等……

我不太喜欢引用诗句,其效果只会是为行文服务的“所言不虚”之类的手段,再说也无必要:他的那种怪、力、乱、神,早已为我说出了上述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示恶之举。诸如《书都醒来了》、《字都躲着我》、《文化馆的阳台上》还都是显而易会的,至于《新生》组诗、《昏暗我一生的主题》全篇,还有《我开始在白云上安睡》:廿三节诗,足以传习以资后来。《挽歌》:超越中国想象力!当代学人的智性与空灵:都是小技和左道!自我之死是前提。中文系统的更新——正在于非文学经验的自足,和支持!

“此起彼伏的喧声以其静止的核仁
……
我将摹写黑色的时间
……
古代的武器与其脚步
……
我倾听河流中流逝的战斗
……
想象力创造的繁荣与孤独
……
我心仪的故乡”

这儿仅辑录该诗的奇数诗行,下面是偶数的五行:

“匍匐于窗口的黑影之下
……
我一次又一次细辨
……
在深睡的底部
……
那最初死亡的奠仪
……
逃亡啊
……”

瞧,这个人!他的快乐科学如此平凡和常识化,却统整着我们至于一个世界的实体的重构或重组的理解与思维上不可动摇的先验(语言)秩序,这个从虚无化中产生的自由状态,因我们不屈不饶、不妥协的反知识论的精神强度而确定它的“工作性质”:免俗和自足!

就让舞蹈家在这块空阔的操场上
像一堆眼泪一样滚动
像一个丑角模拟出高昂的气派

(《墙与乐队》)

我只想生活在自己的心里
在那里
我有饱满的热情
面对完整的自己

(《当我实质上是一个俗人》)

“我在空无一物的旷野里战栗”

(《昏暗我一生的主题》)

用他的呼吸触摸我的身体
用他的手掌赶走恐惧
我可怜的肉体
与他相距遥远

(《晨风里的神》)

面对诗神,你我都无话可说!这个诗神早已是一个亚洲少年而非自然之母的缪斯。

如果现代派诗人被称作魔鬼的化身,一流诗人自然即为神:拥有因想象力灌溉而繁荣的强行特权去推行他的审美图式乃至专业以外领域的制造混乱的先知。审美的饕餮与苛刻待人,也遮挡不住惊人光彩的诱惑与疯狂的缺乏道德(他们自创道德),他们是天然而本有的。然而构成艺术主体的、文学主语式的,或者共同性神话的还只是二流诗人的自然性。因为有不断趋向自我完满的道德意念:更晦涩曲折,不被人解,而主要是后天传习的良知恰和士兵的内心生活息息相连的,他们是自然而修持的,过程性展示完满境界的!任何体系的练习都是可行而伟大的成功(歌德语),问题在于它是否和我们的健康生活相关连:内心诗的被忽视由来已久。一度主体性幻想代替了它,十年以降,耗尽它的力量之源。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讲坛上宣示叶芝、洛威尔、毕晓普,还有米沃什的追求成果(在敝国本土已是2000年,身在海外的流亡诗人编译介绍了这一事件)。只有二流诗人才会不被天然能动部分所迷失,追求自我造型,成为大诗人!此例如庞德与艾略特,弗洛伊德与布勒东,马拉美与瓦莱里。大诗人尽管有师承关系,但多从个别中来。因为只有他能从共同性神话中,从文学潜流中读出为今日所缺失的整编方法!

从文化到个性确立(而不是从个性到个性),看上去也没什么,这个成就人人都可以得到,诚如布勒东说超现实主义在于使每一个人成为诗人!独立思考而已。阿钟说:“我要赶走魔鬼!”尼采说:“我是另一个!”凯撒说:“我来了,我征服!”其实阿钟那儿体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奥德赛历险的那个文学传统的形成之谜!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他保有了单个我的精神至上的批判权力),阿钟却说:“我也是地狱!”即使菜园子里的农家女收留了漂泊的战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战士也并非完美的代名词或化身,他依然需要情感的熔炼与修持!只不过此时因为代码或参照比较具体可观(而不是抽象上、理论上)罢了。然而老战士不会死去!他只是消失在历史背影的潜流中!他知道天赐的灵性是如何被用于意识的分享与佳馈的,人在具体情境下投射他的创造与造型,因缘与构图的意念又是怎样被置于具体化的孤独中的。

百无一用是诗人嘛?他只不过坚持了一项基本原则和基本常识上的性情熔炼和调节技艺,便难以存活有效了?!除非这是个非人化的世界!坚持“士子不为”的矜持——阿钟活在这个世上的伟大事业便是“嬉笑怒骂”,它足以“抵御阴险的游戏”,屠龙的圣?乔治在他自建的“堡垒”中,“开始在白云上安睡”……

《自由写作》第37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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