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王叔叔和我们的故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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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王叔叔和我们的故事,如今想起来都悲怆,也让今天的人们匪夷所思,那是一个台上演喜剧台下演悲剧的“伟大时代”。

我们认识王远春叔叔在洛阳,是从照相开始的。

一个星期天,太阳很亮,母亲兴冲冲地叫我们去王城公园,说是要照相。我们几兄妹都高兴得一路蹦着,照相可没多大意思,那时候,照相都在相馆里,坐好站好一排,眼不眨,灯一闪,就完了。

五月的公园牡丹花大朵大朵地开着,我们远远地见到了王叔叔,他个子不高,四川成都市人,当时,他笑着招呼我们,尊称母亲“秦师傅”,还跑过来拍着我们肩膀,称赞我们……他手掌中握着一方形的盒子,比划着逗我们笑,一边把那盒子对着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相机,135相机。

那时候,有相机的人很少,相机很金贵。王叔叔照的相很生动,他后来拿过一张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是他母亲在窗下聚精会神地缝衣服,鬓发将白,相片上题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跟母亲说,老人家身体好,眼神也好。那天,我们很兴奋,在花园里穿梭着,小妹穿着花衣服,笑得最好,也象花儿一样。

后来,王叔叔还教母亲照相,又常将相机借给我们,这样没多久,我也会照了。

王叔叔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是化验室的技术员。母亲也在化验室,母亲说他对工人们很客气,尊称工人们“师傅”来“师傅”去的。母亲又说王叔叔正直性耿,他看不惯瞎指挥,常给领导提不同建议。

不久,伟大领袖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支持“造反”,文革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公园里没人养花了,也没人来玩耍照相了,都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笑脸变成金刚怒目,人人响应伟大领袖:“关心国家大事”,“要解放全人类”等,都赶去“闹革命”,“造反”,一时间大字报满街,颂歌漫天,红旗招展,人们参加不同的“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搞化学的实验室成了“革命的实验室”,王叔叔和母亲都参加了同一派别的“造反派”。

王叔叔多才多艺,能写会画,常见他誊写别人送来的稿件,除了写大字报,大标语,他还加班加点地办墙报,画宣传画。“革命”加“造反”使他转来转去的忙,我们也很少见到他,母亲说他瘦了。

不久,伟大领袖一挥手,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要“专政”,“造反派”失势了,一切又改变了。

原来的“革命造反”都不算,伟大的时代要重新开始了。那时候,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株连之风甚行,一举一动都要填表,讲“家庭出身”,有专门的人搞“外调”,跑全国去调查,查街道,查原籍,还“查三代”。当时,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起来,不仅数量多,类别也多,要清理的归纳为“二十三种人”和其他的什么有“现行”的人(二十三种人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等)。

那时候,被清理出来的人有的被迫戴上写有“黑五类”的胸牌,人们要划清界限,躲避、鄙视被“专政”了的人,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被清理的几十种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有的被赶到破棚子里隔离,有的被强迫去做最累最脏体力劳动,“劳动改造”。

母亲年轻时不懂政治,看到外公开会坐“资方”一边,就老实地将小业主填成了“资本家”,加上解放前又在学校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即被单位贴大字报批判,边劳动边随时被“专政”,大字报越贴越多,从车间内贴到厂区外,都是一套一套的要“低头认罪”。

小妹本来在公司子弟校上学,风声鹤唳下,母亲忧虑到小妹已识字,天真无邪,不知世事,更不知伟大时代专政的“伟大”,如果批判的大字报被她看见,或批斗时被老师同学看见,小妹可能只会哭,还会被歧视,不仅被骂“狗崽子”,还可能被弄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冷板凳,这是有先例的。这也正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

眼看大字报越来越多,母亲心急如焚,自己受磨难还要株连孩子吗?又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急迫之下,母亲舍近求远地设法将小妹转到山那边的农村小学,隐姓埋名:一来那里偏僻,二来老师同学们不了解,学校虽然简陋,却可以放心上课了。

转学了,上学要接送,在田坎和坑坑洼洼的僻静小道上,母亲背着小妹一路唱歌一路背诵毛主席诗词,母亲读师范时就知道寓教于乐,如今用上了。

虽然风里雨里地接送,母亲也不觉得累,父亲也放下心来了。

谁知小妹天生聪慧,学习也上进,她可不知母亲的良苦用心,到那不久就因学习好,敢举手发言当上了“学习委员”,听说还要当班长,这可使父母亲忐忑不安了,“福兮祸所伏”,怕一旦小妹当了班长传到公司子弟校这边来麻烦就大了。看着小妹忽闪的大眼睛,父母亲欲言不得,欲止不行,如锅上的蚂蚁般地愁了起来。

怎么办?母亲因此故意让小妹迟到几次,又请假几次,小妹却懵了,她哭闹着“我要读书”,父母亲怎么办呢,就只好哄着。母亲看学校动静不大后,还不放心,就亲自到学校去找老师,说家远事多,孩子忙不过来,还虚构自己身体不好,放学要小妹早点回家,还说也许不久要搬家,母亲红着脸撒谎,破绽百出,直到老师答应不让小妹当班长了才高兴得连声道谢。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许多大人们被迫做莫名的“伟大”考虑,做莫名的“伟大”事情,只是弱小的孩子在“伟大”面前变得渺小、可怜、驯顺甚至受屈辱。

也是那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往往低估了“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的创造力,既然领袖能在小说中发现“反党的一大发明”,他们也能在清理二十三种人时发现需要更多专政的“敌人”,并随时扩大自己的“阶级觉悟”。

王叔叔画了许多宣传画,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为了人们更高昂的视觉,也为大革命,他按指示画伟大领袖挥手,画工农兵,画人心向红太阳,画山顶有红旗,画红旗上有阳光,连画花草,也是不同凡响,他画《朵朵葵花向太阳》。

可惜清理阶级队伍的领导们此时不要艺术了,学问与绘画都不如革命专政更有魄力,他们更想要挖敌人,要学“伟大领袖”在一般的事物上看出不一般的“斗争”,这是时代的要求,他们的思想全部来源于伟大领袖,更何况革命专政更需要传统数字——“坏人”要达到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这在1945年的延安整风和1957年反右斗争就是如此了)。

王叔叔家庭出身并不好,又是臭老九,平时与领导礼度不够,龃龉也多,何况只和工人们热和,领导也看不惯。

一天深夜,我还在似梦非梦的朦胧中,王叔叔匆匆地来了,只见他和母亲低声说什么,又将什么东西匆匆交给母亲,随后顶着夜色就走了。

不久,有人来调查王叔叔的所作所为。有人来看字,有人来看画,其中有人数花瓣,说有一朵正好十二瓣,那不是向日葵,那是国民党党徽!——真是革命的“金睛火眼”呀。

那时怎容你分辩,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吗,马上“清理”出了王叔叔,此刻,他成了指标。

随后,已经消瘦了的王叔叔不见了,他被抓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了,消失了,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人是可怜的渺小。

在同一时间,母亲也经历了反复的“清理”,最后剩下要检查过关,别的就似乎没事了。可是,那一段时间,她仍是那么坐立不安,她常常半夜惊醒,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父亲怕惊动我们,他小声说:还在,还在。

是王叔叔半夜交来的东西还在么?我想,王叔叔现在怎么样?

许久,当我听到王叔叔的消息时,却是在小妹的学校。

那天下午又逢批斗会,母亲要自我检查过关,她吩咐我早点去接小妹,还吩咐回家的来去路线。

那天去得稍早,学校还正在上课。农村的小学,没有大操场,房屋低矮简陋,泥地泥墙,门窗上没玻璃,方格上飘着纸片,里里外外的灰色,不听到学生的读书声,你不会认为这是学校。

从1966年夏伟大领袖“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学校停课,我好久没见过上课了,农村小学该有什么不同?我好奇地凑近窗口看:教室内斑驳成灰色的黑板上写着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周围昏黑的墙上写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

教室里坐着十几排学生,黑发灰衣,衣衫褴褛地灰扑扑一片。讲台上,老师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在读,读了一阵后他展开一张纸,他说是公社发下来的“学习文件”。文革中,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到处都是一叠一叠的“学习文件”,成了指示人民生活的精神教材。

我听了一会,隐隐约约地听出是“对阶级敌人的审判材料”,让小学生们参加审判,为从小培育他们的革命感,斗争感。很新鲜,这也是伟大时代的需要。

接着,老师念名字,然后再念何处人氏,罪状等……让小学生们讨论刑罚。老师表情严肃,念得字明腔正,不快不慢,念完一个接着就大声问:“这个怎么办?判什么刑?”东倒西歪的学生们顿时来了精神,争先恐后各自大喊“打倒、打倒!”,“死刑”!“枪毙”!小学生们似乎都要求判越重越好,成了条件反射,那是一种集体训练出的仇恨。

他们的恨来自精神教材,来自周围的革命气势,来自现实的社会经验,来自听来的一切,在一个毫不悲悯生命的伟大时代,尽管有的同学还没听清楚,不知读的是什么,可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显示出对敌人的“同仇敌忾”,对阶级敌人不能仁慈,要扫除“牛鬼蛇神”,这都是“语录”的谆谆教导。此刻,谁还能说不判死刑不枪毙呢,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呀——此刻,幼小的“花朵”们都变成了革命的荆棘,“小绵羊”如今变成了“小狼”,这是革命童话,也是革命的传统教育,要心如铁石,残酷加无情。

老师又念下去,一个一个地,此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长春,现行反革命……我惊愕,脑袋嗡地一声,天旋地转,真是王叔叔!后来再念什么已听不清了,我看到教室里的小妹霎时间也惊骇了,她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由红变白,呆呆地坐着,坐着,不一会竟当众抽泣起来……

幸好是农村小学,革命不在第一线,一个月难吃到一次肉,营养不良且饥肠辘辘的老师学生们也没有什么金睛火眼,他们以为小妹饿了,城里的人娇气,让我接走了哭泣的小妹。路上,小妹只说了一句:我怕。

不久,在那个阴沉的日子,在号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王叔叔被判刑十五年,还说王叔叔“死不悔改”。

从那以后,小妹上课常呆呆地坐着,发言也辞不达意,不积极举手,成绩也慢慢地下降了。

从那以后,母亲接送小妹再唱不了完整的歌了,她也不背毛主席诗词了,更多的时间母亲只是背着小妹,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风里雨里地来回走着,默默地走着……

一天夜里,母亲又失眠了,她翻出什么东西来看,我听见父亲一声长叹,说:算了吧,他是宁鸣而死呀。

1976年随着“伟大领袖”的寿终正寝,“四人帮”垮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专政也终结了。

1978年身陷囹圄近十年的王远春叔叔被提前释放。

从监狱里走了出来的王叔叔已是两鬓白发,面容憔悴,一双眼睛仍旧炯炯有神。在单位给他开了小型的平反会后,领导们挽留不住,王叔叔执意要调走,回四川成都。

那天,我们全家都去看望王叔叔,母亲眼里闪着泪花,将藏好的东西交给了他——哦,我终于看到了,是135相机和他那张母亲的相片。王叔叔双手颤抖着捧了过去,一再恭敬地对母亲说:谢谢!秦师傅,谢谢!

只见王叔叔抚摸着照片凝视良久,他喃喃地说:“可惜……她老人家前年已经去世了”,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那天,我们全家和王叔叔合了一张影,在那仍然萧瑟的日子,我们悲歌而别,在镜头的快门闪烁那一刻,前面的阳光也似乎一亮……

第二年,曾经落榜的小妹经过又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

不久,我又听到了人们欢呼“伟大的时代”,欢呼“四个现代化”,欢呼“中华盛世”——哦,又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几十年的冰雨雪霜,辗转凄惶刚过去,那暴政的余毒还在,那罗织罪名的网依然,可一代一代的国人又开始走同一条路,唱着“同一首歌”了……唉,健忘的人们。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王叔叔——你如今在哪里?

2008-3

《自由写作》第38期【红色记忆专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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