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思: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自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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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华裔平凡女人的自传

◎康文思

第十九章 聚散不定的年代

(1)阔阔和康康

一九八一年十月,陵元终于办好了调入长沙铁道学院的一切手续,正式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大学教师不需要坐班,除了上课和政治学习,陵元整天呆在家里。有男人在家里坐镇,我的日子自然就好过多了。

康康放学回家再也不需要把本子摁在墙上写作业了。家门总是对她敞开的。虽然才念二年级,她已经认识很多字。学校的功课对于她来说实在太容易。她迷上了课外书籍,也像陵元一样手不释卷。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只要能看懂,她抓过来就看。陵元越来越喜欢她,出门去看朋友,总把她随身带着。她不喜欢和朋友的孩子追追打打、却喜欢看朋友家的孩子有什么书。看到有趣的,她拿过来就看。朋友的孩子在玩什么,爸爸和朋友在谈什么,她都不在意。朋友们知道她爱看书,就把自己孩子看过以后不再要看的书送给她。她把那些旧书珍惜地立在她的小书架上,比捡到了宝贝还高兴。为了增加她的“藏书”,每次陵元去逛书店都把她带上,任由她自己挑选三本书买回家看。她最爱看的书是儿童故事集《365夜》。这本书她通读过三、四遍,比较好的篇什,她精读过十几遍。

从出生第一天起,阔阔的表现就十分优秀。她不爱哭,很少吵,也不是很要人抱。最可爱的是她什么都吃,而且肚子饿了就自己喊着要吃“饭饭”。有的人家的孩子不肯吃东西,甚至要大人学一声猫叫或者学一下狗爬才肯吃一口饭。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除了吃饭比康康主动,阔阔和康康在许多方面都大为不同。康康小时候会表演弹舌头之类的小把戏,阔阔却没有这种本事。康康八个月的时候就会满床爬了,阔阔却只知道呆坐在床上,始终不会爬。康康刚学走路的时候摸着墙走,摔倒了就大哭。阔阔刚学走路就甩开两手走,摔倒了也不哭,只是大叫一声“摔了”,自己却不爬起来,就那么趴在地上等着大人来抱她起来。康康会说话以后一醒过来就大声叫妈妈,如果大人没有及时赶来,她就会哭,同时在床上撒一泡尿。阔阔醒过来不哭不叫,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如果没有人来管她,她就给你在床上尿上一泡。康康小时候非常爱惜东西,打破一个碟子她能伤心地哭半天。一面哭一面把碟子的碎片一块一块地凑拢来,用手箍住。手一松,碎片就散了,她又要哭半天。阔阔打烂东西却满不在乎,最多说一句“烂哒”,然后就去玩别的玩物。一次,陵元给康康买了两个氢气球,不小心飞走一个。康康哭了一路。回到家里,她叫爸爸把另一个气球锁到箱子中,才停止了哭泣。阔阔也玩过气球。她双手挤压过猛,把它弄炸了。她只说了一声“啪”,扔掉气球的破片,马上就忘记了那个气球。

同父同母的同胞姐妹,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性格绝然不同,她们俩却相处得特别亲密。这主要是康康这个姐姐做得好。从阔阔一出生,她就非常疼爱她。在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帮妈妈照顾妹妹。所以阔阔从小就对姐姐十分依恋。现在阔阔一岁半了,总喜欢跟着姐姐学。只要可能,姐姐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她也做什么。康康在进小学前就开始集邮,现在已经收集了很多邮票。于是,阔阔也跟着集邮。康康收集的都是精美的纪念邮票。阔阔的集邮本里插的全部是万里长城图案的普通邮票。这不怪康康,家里总共只能收到这么多信,供一个人集邮就不容易了。再说,阔阔也不会区分纪念邮票和普通邮票。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阔阔不懂得爱美。她经常缠着姐姐,叫姐姐把她搞漂亮。康康用红红绿绿的橡皮筋和毛线给她扎辫子,在她头发中插上五颜六色的纸条当作鲜花。姐姐把妹妹当洋娃娃一样打扮。妹妹也情愿做漂亮的洋娃娃。梳妆打扮完后,阔阔会跑到我和陵元面前,得意洋洋地问:“我好看吗?”

“当然,”我总是回答:“我的女儿就是漂亮!”

(2)佳佳的新婚和我的老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康康七岁的生日,也是佳佳和恕明大喜的日子。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一起进了师院附中初中一年级,一九六六年同时毕业,在家呆了两年多以后,又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同时响应党的“一个面向”的口号,下乡插队到吓叭佬。从相知到熟悉到相爱到结婚,已经有十八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和陵元在一九五八年进师院附中初中一年级,一九六三年开始恋爱,一九七三年结婚,才十五年。他们的历史比我们还要悠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同甘共苦、久经考验的一对好青年。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留在武汉。先是帮助二姐一家由房县山区调回武汉。在二姐调动成功以后,她就住在二姐家帮着带外孙女华华。按照长沙的风俗,家长过世以后,晚辈要么守孝百日、要么守孝三年,才可以谈婚论嫁。佳佳和恕明已经相知相爱这么多年,两人都已经是三十一岁的大龄青年,实在不应当再叫他们守孝三年。所以妈妈同意他们在爸爸百日之后就成亲,并且专程从武汉赶回长沙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佳佳和恕明的婚礼在湖南商业学校宿舍隆重举行,新房则在长沙铁道学院宿舍梅岭村。这是因为恕明的二嫂是湖南商业学校的职工,二哥是长沙铁道学院的讲师。他们利用二嫂的房子办婚宴,二哥的房子作洞房。他们安排湖南商业学校的面包车接妈妈和我们全家四口去赴宴。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妈妈更是笑逐颜开。最后一个女儿也成家了,作为老人怎能不喜上心头?况且,四个家庭的处境都在蒸蒸日上!大姐一家都调到了郑州。大姐当了郑州大学数学系的讲师。大姐夫当上了郑州大学校长和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曾多次出国访问。二姐一家都调到了武汉钢铁公司,二姐在设计院当技术员,二姐夫在武钢三中当数学老师。我在大庆服装厂当统计员兼技术档案员。陵元已经出国访问归来,在铁道学院当教员,他有研究生学历,评上讲师只是时间问题。连最让人担忧的小女儿也成了省纺织局的得力干部,小女婿是长沙市东区卫生局的机关干部。与文化革命期间那个分崩离析的家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妈妈感到痛惜的只是老伴走得太早,没有看到今天。

“有才能的人被压在底层,就象水瓢被强摁在水下,”在沉思中,妈妈不经意地说出了自己内心中的遐想:“只要手一松,就会重新冒上来。”

妈妈的自语被婚宴上的许多人听到。陵元心直口快,接过了妈妈的话茬:“那么,我们就应该想一想,那只无形的罪恶之手属于谁?”

陵元的话太敏感,把妈妈吓了一跳。她正色对陵元说:“你喝几杯了?怎么可以随便乱说!”

大家都知道“那只无形的罪恶之手属于谁”,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

办完佳佳和恕明的婚礼,妈妈又返回了武汉。二姐和二姐夫在武汉已经安排好了在武钢的工作和新居,一家三口和妈妈一起去北京作了一次远游。远游之后,妈妈中途在郑州下车,去了大姐家。二姐全家返回了武汉。二姐和二姐夫分别开始了各自在武钢设计院和武钢三中的新生活。

*

由于长年操持家务,劳累过度,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起初是右肩关节疼痛,在湖南中医学院做了两个疗程的理疗之后基本好转。接着左脚中趾红肿胀痛,开始几天还以为是脚趾长了某种异物,后来才意识到是风湿性关节炎在作怪。我赶紧再去湖南中医学院请老中医诊治,一连吃了两个月中药,总算控制住了病情。

就在我为风湿性关节炎卷土重来、可能发生恶化而担忧的关键时刻,静姨和姨爹由上海来长沙看望大舅。大舅家没有他们的住处,静姨和姨爹只好住在我家那个小房间中。我们一家四口都住在大房间里。静姨和姨爹都已经退休,有心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就把带阔阔的任务也承担起来了。阔阔终于离开了桂娭毑门前、公用自来水龙头旁边那个风口。她不再三天两头感冒发烧了。姨外婆寸步不离地带她玩、逗她笑。她从来没有这么健康和快活过。由于静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我的日子也轻松多了。由于不再需要下冷水淘米洗菜,这次风湿性关节炎的卷土重来没有酿成大病。

(3)大庆与新兴合厂

一九八三年,我们家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陵元晋升为讲师了。陵元有研究生学历,转正定级以后就应当是讲师,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其次是佳佳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孩。恕明给她取名为康雅明。政府规定一对夫妻只许生一个孩子,恕明为了表示对佳佳的爱,让自己唯一的孩子跟佳佳姓,这份情义真让人感动。在佳佳之前,我们三姐妹已经生了五个女孩,生男孩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佳佳身上,偏偏她又生了一个女孩。这样,我们家已经两代没有男丁了。好在我们家无论女儿还是女婿都是或大或小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有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第三件事是静姨夫妇回上海去了。阔阔被她精心护理了一年半,已经长成了一个三岁的“大”姑娘。我们把她送进了沙河街街道幼儿园。进幼儿园后不久,她就传染了水痘,小水泡稀稀拉拉地长了满身满脸,奇痒难耐。我告诉她,不可以乱挠,挠破一处就会留下一个麻子坑,就不漂亮了。才三岁的孩子,她居然就忍住了不挠,而且也不太吵闹。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听话、这么懂事的孩子。第四件事情是静姨走后,妈妈从大姐那里赶回了长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妈妈在家,我就有了主心骨,家里的事情也就可以少操心了。第五件事是关于我们大庆服装厂的,由于这关系到我的工作,所以要多说几句。

服装行业在走下坡路。中国老百姓工资太低,有限的收入基本上都用来购买食品填充肚子,很少有人有钱或者舍得花钱来购买成衣。有些人、特别是乡下的农民甚至一辈子也没有买过一件成衣。我们技术室花了很大的气力进行服装设计和花样翻新,生产出的成衣还是难逃积压的命运。要想把服装厂的生产搞上去,只靠国内市场是打不开局面的,必须把产品销到外国去或者为外商搞来料加工。大庆服装厂从来没有搞过外销,拿不到外销的订单。

新兴服装厂比我们运气好。他们和外贸局已经有多年的业务往来,经常能拿到外商的订单,有的时候甚至多得做不完。我们的新厂房建成后不久,新兴服装厂遇到了麻烦,他们为日商加工的羽绒被在质量上不符合要求,必须返工。他们的厂房狭窄,没有地方搞返工。我们正好有地方,于是他们借用了我们的地方。两个厂,性质相同。一个有厂房,却没有外商的订单;一个有外商的订单、有时候甚至多得做不完,却没有厂房。两者正好可以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于是,经两厂上上下下多次协商,于一九八三年合并成了一个工厂,名称就叫新兴服装厂。从厂名看,实际上是新兴服装厂把我们吞并了。他们本来就比我们大,又有外商的订单做杀手锏,我们别无良策,只能认输。

合厂之际,新兴服装厂要求我们把新厂房的基建、水电、建筑等技术资料都交给他们。当时,服装行业有好几家工厂,例如九龙服装厂、羽绒制品厂与大庆服装厂同时建了新厂房。九龙服装厂和羽绒制品厂是大厂,他们有专人管理新厂房的技术资料。所有资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们这个小厂根本就没有人专管这件事,所有资料就像废纸一样塞在柜子里。新兴服装厂把我们并吞以后,新得到一栋四层楼的大厂房,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技术资料,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要求。

大庆服装厂必须满足这一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又确实没有这些资料。怎么办呢?厂领导又想到了我这个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们说,这也是技术档案的一部分,理应由我这个技术档案员来做。这是十足的强词夺理。服装业和建筑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搞服装技术档案的人凭什么要兼管建筑技术档案?但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们既然要我做,我就只好做。推是推不掉的。推是自找没趣。推得越厉害就会越没趣。

我从资料柜里掏出堆积如山的图纸,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一张一张的摊平,用又厚又重的技术档案夹把它们压平整。然后,我根据图纸的标题栏,把它们按基建类、水电类、建筑类进行归类。在每一类中,我又按照图号对它们按序号排好,对所缺的号码我也登记在册。我把所有的图都叠折成十六开,编好目录,装订成册,加上硬纸壳的封面。最后,我请佳佳帮我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因为她的毛笔字有观赏价值)——用端正的楷体大字在封面写上图册的名称。几本厚厚的图册终于出现在新兴服装厂的廖俊杰厂长面前。

事后,有人告诉我,廖厂长对图册非常满意。他说:“这是谁做的?又清楚又漂亮,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我并没有想过要在并厂的时候露一手。我更没有考虑过要讨好新厂长。我是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既然把它接下来了,我就要尽我的能力把它做好。

(4)三胞公司新兴服装店

合厂以后,厂合人不合。工人和干部仍旧在自己的原厂房上班。新兴的人仍然在他们劳动广场的老厂房上班。大庆的人仍然在我们东塘广场的新厂房上班。这样合厂不合人地干了八、九个月,厂领导觉得他们两头奔波太不方便,为了加强统一管理,决定把东塘广场的新厂房以四十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银行,所得的钱款用来购置电动缝纫机,并且对新兴服装厂的旧厂房进行改建和维修。

就这样,像变戏法一样,大庆服装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首先丢了厂名,继而丢了厂房,彻头彻尾地消融在新兴服装厂中了。新兴服装厂当初与大庆服装厂合并的理由是厂房不够用,现在却仍然龟缩在老厂房里,而且连大庆服装厂的人也挤了进来。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两个厂的当家人是多么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见异思迁、缺乏长远规划。由小见大,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何尝不是如此。党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听命于党魁个人意志的杂乱无章的无计划经济。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工程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过一会儿又再上马……对此,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实在是形象已极。

我反正只是一个小干部,厂领导怎么折腾我都照常拿工资。况且,在新兴服装厂劳动广场的老厂房上班对我还大有好处——从我家到厂里只要走五分钟。如果家里有事,我随时都可以跑回家。我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我的工作却出了问题。新兴服装厂有自己的统计员和技术档案员,我在无形中失去了我的职位。我被安排在厂长办公室做杂事。

听人随意差遣,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在我打杂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就被调到了新兴服装厂下设的新兴服装店当核算员兼保管员。新兴服装厂下面怎么又凭空冒出了一个新兴服装店呢?这要从大庆服装厂的门市部说起。大庆服装厂门市部是大庆服装厂的老根据地。在那里上班的都是大庆服装厂的元老。她们在那里承接个人来料加工,用自备的脚踏缝纫机搞单件生产——我刚进厂的时候也搞过。大庆服装厂被新兴服装厂吞并,它的门市部自然也就成了新兴服装厂的一个部门。不过,在门市部干活的婆婆姥姥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到了退休的年龄,门市部眼看就要人去楼空。它位于长沙市最繁华的闹市区南门口大庆路的黄金地段。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下,厂里决定把门市部的剩余人员都集中到厂部来,撤销这一从事来料加工、单件生产的原始部门,充分发挥它的位置优势,把它改建成一个服装店。楼下用作营业店面,楼上用作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为了服装店赢利丰厚,厂里决定把它交给长沙市三胞公司承包,店名的全称是长沙市三胞公司新兴服装店。

所谓“三胞”,就是台胞、侨胞、港胞。为了吸引外资,搞活经济,在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的领导下,党不遗余力地对“三胞”展开了统战工作。在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当年令人望而生畏的海外关系现在成了令人羡慕的资本。我初中时代的好朋友彭亮的父亲是“逃台”人员。当年,党毫不客气地剥夺了他进高中的权利。现在,党大发善心又把他统战成了长沙市政协委员。虽然政治地位由地下突然跳到了天上,彭亮还是没有结婚。他和我是“三同”——同年同月同日生,三十八岁了,但是他高不成、低不就,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伴侣。我和他还有联系。见到康康和阔阔长得不太像我,他感到十分惋惜。他心里想的也许是:如果女儿长得像我,就会更加漂亮。我认为这是他的偏见。实际上,别人都夸奖我的两个女儿长得漂亮。

在政治上大力提高“三胞”地位的同时,党在经济上也给了他们很多优惠。长沙的“三胞”们不失时机地成立了一个长沙市三胞公司。厂里为了充分利用他们享受的优惠,使服装店尽可能多盈利,决定交给他们来承包。实际上,所谓长沙市三胞公司不过是一个皮包公司。他们只出了两个人来充门面,其他的人和所有的货都是新兴服装厂的。商店销售新兴服装厂生产的羽绒制品和原大庆服装厂的内销产品。商店员工享受与新兴服装厂员工同等的工资与福利。在被任命为这个商店的核算员兼保管员以后,我不等商店开张,就把拨到店里的商品名称、型号、数量、价格、入账数量、入账日期(年、月、日)都登记造账,为它的开张大吉作好了准备。

一九八四年元旦,长沙市三胞公司新兴服装店正式开张。狭窄的店铺里挤满了人。顾客们争先恐后地抢购羽绒服和羽绒被。商店仓房里的存货很快就销售一空。厂里接到电话,从厂部仓库拨来一批接一批的新货。头三天,光是点货和发货就忙得我不亦乐乎,根本没有时间做账。反正家里有妈妈管,我就在晚上加班加点地做账。由于我事先准备充分,现在只要将新进的货补上去,把各班班长填报的销售日报表和各班收款员的发货票及银行存款收据收上来,清点好剩余的货品,只要票表相符、票物相符,领货量减售出量等于剩余量,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收款员交来的发票额与营业员的销售额不等、或者营业员的销售额与售出的货品额不等、或者营业员领出的货品减去销售出的货品与售后剩余的货品不等,就必须查清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一定要做到票表相符、票物相符、物物相符,我才算完成了任务。

开张头三天,我们这个小小的商店每天的营业额有好几万元。许多羽绒服和羽绒被、特别是原大庆服装厂的内销产品,积压了几年都无人问津。现在只是挂上了三胞公司的招牌、再加上一个开张大吉,就都卖出了。我真搞不明白,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头脑,为什么像羊一样喜欢随大流、赶风头。新兴服装厂派来管这个小店的负责人汪西元笑得合不拢嘴。她得意地说,积压的货再多,搞几次开张大吉就什么都解决了。

我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所用到的全部数学知识就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但是却需要耐心和细心。作为一个零售商店,一天有几百项交易,每项交易都涉及到钱、账、票、物。收款员在银行存款时一不小心就可能少存几笔销售款。营业员也可能粗枝大叶卖错价或者丢失货。作为核算员兼保管员,我的责任就是把形形色色的小错误都查找出来,予以纠正、防止重演。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所以非常认真负责。我把账目管理得一清二楚,在钱、账、票、物方面的任何微小错误都得到了及时的发现和纠正。有一天,我甚至在去办公室的楼梯上捡到了现金。我连忙跑到楼下的营业店面去,问是谁丢了钱。我的诚实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我的顶头上司汪西元架子很大,对她的部下动不动就批评指责,难得听到她一句表扬,但是对我的人品和工作,她从来没有说过二话。

(5)陵元的半吊子德语派上用场了

一九八三年,根据铁道部与西德联邦铁路局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德方将接纳一批中方的技术骨干去西德深造两年。“解放”初期,政府“一边倒”,各级学校基本上只开俄语课。六十年代与苏联“老大哥”闹翻以后,俄语不吃香了,又一古脑地开英语课。学德语的人从来就不多。铁道部在工矿企业找不到足够的既懂德语又懂专业的技术骨干,只好把一部分名额分给了属下的铁道学院。长沙铁道学院也分到两个。然而,长沙铁道学院也有与铁道部相同的困难。陵元在大学自学过一阵子哑巴德语。念研究生的时候又听过一阵德语课。没想到现在他那点半吊子德语派上用场了。学校决定派他到西德去深造。

我们有两地生活的悠久历史,好不容易凑在一起,才过了两年多安稳日子,又要分别,真有些舍不得。但是,出国学习是别人做梦都想获得的机会,我们当然不会放弃。再说,两年算什么!我们相恋以后,曾经有十六年不在一起。即使是结了婚,我们也有八年不在一起。十六年和八年都能熬过去,谁也不在乎这“短短”的两年!

在上海铁道学院进修完三个月德语,回到家里等消息。听说又不去了,虽然有些失望,我们也并不很在乎。陵元又回到学校教课。在课余时间,他迷上了搞翻译。家里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他想瞒着学校挣点儿外快,让家里的日子过好一点。为了不影响专业前途,他就用我的名字文思作他的笔名。一个学理科的人,搞文学作品的翻译,谈何容易!他一连翻译了三十多篇短篇小说,无一发表!大热天,在一家三代挤居一室的小屋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他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被汗水湿透的短裤,仍然毫不气馁地伏案翻译。我看着心疼,劝他不要搞了。但是他不信邪,仍旧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在当时,谁又能想到,他有朝一日会变成一个用英、德、日文翻译出版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的翻译家呢!

一九八四年,去西德的项目又有消息了。春节过后,长沙铁道学院把陵元送到广州外语学院进修德语。陵元学得很棒,一去就进了高级班,接着又在半年里完成了一年的培训任务。他又回到了家里,在学校上课,在家里搞翻译。

*

省纺织局给佳佳在雅塘村分了三室一厅的好房子。他们夫妻把妈妈接去住,一面请妈妈给他们带女儿雅明。阔阔才四岁多,还没有上学,所以妈妈把她也带在身边,好给她做一些学前教育。妈妈这两个最小的外孙女都姓康。对此,妈妈一定感到欣慰。有时候我不禁会想,不知道她是否考虑过,她偏爱的是两个大女婿,但是恰巧是两个小女婿让自己的孩子姓康,让康家的宗祠姓氏没有终断。

虽然妈妈带孩子很耐心、很负责,但是阔阔更喜欢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我们每个星期至少去看她一次。陵元在铁道学院上完课以后有时候也在中午拐到雅塘村去看她。每次见到我们,她都哭着要回家。阔阔是一个乖孩子,从小就不太哭,现在长“大”了,更加没有理由喜欢哭。她实在是太想家、太想爸爸妈妈和姐姐了。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使我们深受感动。但是我们不能接她回来。相比之下,幸福里五号实在是太脏太窄太热。住在里面容易生痱子、长疖子。不但康康的细皮嫩肉长疖子,连陵元的老皮老肉也长。我不忍心让阔阔来受这个罪。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我的工作很忙,陵元又上课、又搞翻译,更忙。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比妈妈照顾得更好。

康康在念小学五年级。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看了很多课外书籍,还订了两份少儿报纸。她几乎逐字逐句地阅读报纸,读完以后都夹在报夹里,保存在她的小书架的最下面一层。她是那么爱看书。《365夜》已经被她翻破了。《一千零一夜》等儿童读物她也看了好几遍。她的班主任老师李中青是长沙市有名的优秀教师,不但一手教出了康康,在几年以后又成了阔阔的校长。

康康和阔阔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姐妹俩的感情却越来越好。我们给康康的水果或糖果,康康总是留下一部分在看妹妹的时候和妹妹一起吃。阔阔有好吃的东西也留着和姐姐分享。在外婆的教育下。阔阔已经认识一些字了。康康学习很用功,哪怕是去看妹妹,也带着功课去做。康康背课文,阔阔就拿着姐姐的书监听姐姐是不是背错了。汉字是音节文字,语言的一个音节正好对应于书面的一个汉字。康康背书的时候,阔阔就拿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点过来。如果康康把她认识的字背成了别的字,她就大叫“错了”。康康把书拿过去一看,果然错了。如果不等康康背完,阔阔就把课文上的字点完;或者康康把课文背完,阔阔还剩下一些字没有点到,那当然就更加错了。

我们和妈妈及佳佳夫妇在一起聊天、做事,雅明在我们周围连跑带跳地玩耍。看着他们姐妹俩这么和睦亲切,我们感到无比地快乐和欣慰。

(6)在一年里接连参加三次公费旅游

一九八五年六月下旬,三胞公司组织我们商店的全体员工去广州、深圳和蛇口旅游。从一九七五年进厂,整整十年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公费旅游,简直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当然,这是沾了三胞公司的光,在厂里上班的广大职工可没有这个福气。整个旅游都安排得很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西丽湖的度假村别墅。风景是那么优美、环境是那么安静、气氛是那么高雅,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房间,真觉得自己进入了世外桃源、生活在蓬莱仙境之中。

回到家里不久,陵元接到北京语言学院出国人员服务部的电报,叫他“即刻进京,办理出国手续”,折腾了两年的赴德计划终于要成行了。我不能去送他,去北京往返一趟,要花掉一个多月的工资。我们没有那笔钱。我只把他送到家门口,就又回过头去做我永远也忙不完的家务。这不能怪我对他没有感情,而要怪我的时间太紧。在工作日,连晚上都要加班搞账。一周只有一个休息日,我从早忙到晚也做不完一周积攒下来的家务。别的不说,光是洗衣、补衣、做衣就够我忙乎的了。现在,他又走了,我们这个家里里外外就靠我一个人,更是忙得喘不过气来。

入冬以后,新兴服装厂的统计员梁彦因病住院,需要休养。正值做年度报表的时间,不能没有统计员,所以厂里又把我由长沙市三胞公司新兴服装店调到厂生产科担任统计员,填报一九八五年的年度报表。这个工作我一连干了十年,一直干到一九九四年三月退休为止。

搞统计报表对于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还得到了二轻局的表扬。开春以后,生产进入了淡季,厂里没有接到订单。工会主席陶湘宁组织全厂职工去张家界旅游。那时候,张家界的青山绿水刚刚得到旅行家的赞誉,旅游业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旅店业、饮食业、商业等方面的旅游设施还都十分匮乏。我们一路游山玩水,有时候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充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它的美景所感动。我们行进在十里画廊,放眼望去,青石山峦群峰叠嶂、山崖险峻、怪石嶙峋,令人目不暇接。我们沿着金鞭溪前行,脚边是清澈的溪水,两侧青石俊秀,一步一画。我们参观了黄龙洞,洞内的石钟乳、石笋千奇百怪、形态各异。导游似乎给每一块石头都取了名字。他领着我们,边走边讲,如数家珍。我们攀援陡峭的阶梯去宝峰湖,在湖中荡舟,湖畔风光美不胜收。

猛然间,我想起了江永绿碧岭的青山绿水。两处几可并肩比美。但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二十左右的年轻姑娘,而现在我已经成了四十出头的两个孩子的妈妈。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怎能不感慨万千!

回厂以后,我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发现我的前任从来不曾把历年的年度报表或各月报表整理装订。她把它们都散夹在夹子里,没有时间顺序、没有分类归档,当然更加没有设立分台账和总台账。这样敷衍塞责,不仅不美观醒目,而且不便于查找,根本就不符合统计工作的要求。我把每年的各种报表分门别类地按月按年整理好,编上目录,装订成册,把它们钉入硬纸夹中,再写上封面。一年一本,按年份顺序依次排在书架上。然后,我又根据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量、产品质量、利润、净产值等分别设立了分台账,最后又根据各个分台账设立了汇总的总台账。

在我忙着整理报表和建账的期间,厂里还是没有接到外贸的订单。二月中旬刚从张家界旅游回来,厂里又在三月下旬组织全厂职工去湖北赤壁旅游。这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我把报表和台账暂时放到一边,又到赤壁去逛了一趟。在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接连三次参加公费旅游,而且去的都是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走了什么运。

(7)陵元恋家,出国两年还要中途回来一趟

陵元越来越恋家了。才到德国八个月他就受不了了。他来信告诉我,在时介一年之际,他无论如何要回来一趟,哪怕自己花钱也在所不惜。听到这个消息,两个孩子高兴得拍手叫好。陵元这么爱家,这么想老婆孩子,我也打心里感到高兴。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作为。如此娇妻爱子,又怎么能成大事。然而,冷静下来一想,我又对自己说: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一辈子已经过去一大半,分别的时候多、相聚的时间少,为什么还要指望他“成大事”呢!他爱家、爱妻子、爱女儿,本身就是极大的优点。我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

陵元的翻译工作已见成效。他的稿费收入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状况。去北京已经不再视为畏途了。一九八六年八月,我由长沙赶到北京,从首都机场接回了阔别一年的丈夫。

一回到家里,两个女儿就争先恐后地向爸爸报喜。康康说,她被保送到湖南省重点中学长沙市第五中学了。长沙市第五中学原名雅礼中学,始建于一九〇六年,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学生组织的民间团体雅礼协会所创办,一九二八年才转给中国人管理。雅礼实际上是耶鲁(Yale)的误译,不知道是谁首先把它译错,以讹传讹,搞得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它与耶鲁大学的关系了。对于康康能进入这所具有八十年悠久历史、并且与美籍华人有一定联系的全国名校,陵元很高兴。

阔阔也有喜讯。她告诉爸爸,下个月她就要进青山祠小学读书了。阔阔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读书认字的强烈欲望。在和姐姐争论问题处于劣势的时候,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没有读书呀!我还不认识字嘛!”在妈妈对她进行学前教育的时候,她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认识了很多字,还学会了数数和简单的算术。

每次听到阔阔说“我还没有读书呀!我还不认识字嘛”,我在内心深处都感受到强烈的振撼。我甚至会联想起自己被共产党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惨痛经历。现在,阔阔终于要进入正规学校实现她读书识字的愿望了。我真为她高兴。我告诉陵元,阔阔还不满七岁,要不是李中青老师帮忙,阔阔是不能上学的。青山祠小学离家近,不要过大马路,比较安全,最理想不过。陵元看到孩子们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我的工作又很顺利,非常开心。

*

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我们花三十二美元买了一个傻瓜照相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照相机。以前我们全家也曾一起出游——我们游过北京、上海、苏州、郑州、武汉、长沙、衡阳、黎家坪、杭州、北戴河、山海关、鞍山、阜新等地。由于没有照相机,看到漂亮的景点,只能排队请在当地营业的摄影人员照相,很少留下纪念照。现在可不同了,陵元拎着这个傻瓜机,带着我和孩子到处跑。湘江大桥、岳麓书院、岳麓山、烈士公园、晓园公园、南郊公园,到处都留下了我们三人的“美女像”——陵元是这样称呼我们母女三人的照片的。我们一辈子也没有照过这么多像。

我儿时的朋友刘亚平在经历过无数磨难之后,当上了南郊公园的职工,住在南郊公园宿舍。去南郊公园游玩之际,我们顺便拜访了刘亚平一家。两家人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虽然陵元和刘亚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但是我和刘亚平是谈话的主角。回忆起小学时在赫石坡小学后山的坟堆上挖野鸡腿和摘糖罐子吃的趣事,两家人都大笑不止。康康和阔阔惊愕地看着我,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道貌岸然”的妈妈在小时候也是那么淘气和好吃。

陵元平常难得有机会和老婆孩子玩,现在脖子上挂着傻瓜机,带着我和孩子四处游玩,两个孩子真是比过年还要高兴。无论去哪里,走着走着,只要看见哪儿好看,她们就往那里一站。陵元就“咔嚓”一声给她们拍下一张照片。要不是陵元的假期有限,我们真想到外地去转一大圈。除了母女三人的合影,陵元还给我们三个“美女”照了不少单人相。在照单人相时,阔阔显得十分没有主见。她总是让姐姐先照,然后自己在姐姐照相的同一地点以同一姿势也照一张。看着她手足无措地想摆出姐姐的同一姿势的窘态,我们都不禁哈哈大笑。

好景不长,陵元的假期结束了,又要返回德国去继续深造。妈妈也要离开雅塘村佳佳家,去上海静姨家和镇江外侄女圣圣家玩,最后再由镇江去郑州到大姐家去常住。家里又只剩下了我和我的两个女儿。

(8)陵元缺席晋升为副教授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全国高校进行职称评定,给各级教师评以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称,长沙铁道学院也搞得如火如荼。陵元是一九八三年的“老”讲师,近年来在教学工作和论文写作方面都做出了一定成绩,是有资格评为副教授的。但是,他本人不在。中国素来有人走茶凉的传统,我如果不帮他申请,他就休想当这个副教授。我把他写的专业论文和科技专著都列表整理出来,又为陵元写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总结,把它们装订成册,交给了电子工程系的政工干部郭绍周老师。我的表格和资料条理清楚、一目了然,系里和院里的职称评定办公室都十分满意。在学院统一综合平衡以后,根据陵元的个人表现和具体业绩,他被评为了副教授,时年四十二岁。

回顾起来,陵元和大姐夫曹策问几乎走过了完全相同的生活道路。他们都念过研究生,都曾分配到公社中学教书多年,最后都调到了地方大学当教师,然后同在四十二岁当上了副教授。当然,陵元在专业上的成就是无法与大姐夫相比的。大姐夫在北大呆了十一年。六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是扎扎实实念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拖延了他两年毕业。他的专业底子又深又厚,没有人比得上他。陵元在吉林大学六年,只念了两年书就“文化大革命”了。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当了三年研究生,导师只有“解放”初期的俄语专科学校的学历,连自己翻译的书都没有真正搞懂。陵元跟着他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陵元对于自己的专业功底不足很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只是应付专业上的教学与科研,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感兴趣且又擅长的业余翻译上。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策。他从开始搞翻译的第一天起就以我的名字文思作为笔名出版他的翻译作品和著作,为的就是不影响他的专业前途。否则,哪怕他出了不少专业论文,也不一定能评上这个副教授。学校领导是不会喜欢不务正业、心怀异志的人的。革命群众对于另有外快的人也是十分嫉妒和不满的。

我的高超的助夫能力是陵元评为副教授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我给他填写申请表、整理材料,他完全不可能在缺席的情况下得到晋升。升为副教授以后,不仅提高了身份和地位,而且工资也有所提高、经济状况大有改善。借着这股东风,我向铁道学院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住房问题。我们在幸福里五号的房子是妈妈租用的。在原则上不归我们所有。况且,房间太狭窄、太炎热、太肮脏。这是“解放前”的老式房屋,没有考虑通风采光、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任何壁柜、隔板、顶板等室内存储结构。住在幸福里五号的五户人家一共二十多人合用一个茅坑式老式厕所,必须由掏粪工人定期来掏走茅坑里的粪便。整个幸福里几十户人家好几百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在夏天甚至要排队取水。在幸福里过这种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幸福!铁道学院既然提拔陵元当副教授,就应该解决他的基本生活问题。第二是液化气灶的问题。陵元在外进修,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用蜂窝煤做饭效率低、时间长,搞不好就容易熄火。重新生火既浪费时间又浓烟滚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会给陵元将来的教学和科研带来额外的麻烦和阻力。

我的要求公平合理。铁道学院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立即给我解决了液化气灶。不过,没有平价液化气指标了,只能给我们供应议价液化气。平价每罐三元,议价每罐十五元,价格相差五倍。尽管价格相差如此悬殊,我也只好接受,因为这已经比烧煤方便多了。再说,无论提出什么要求,都应该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贪得无厌地漫天要价,那是十足的蠢人。所以,当学院通知我房子问题要等陵元回国后与下一批需要分房的人一起解决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感谢。我永远都力图把助夫的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同时又绝不给丈夫制造矛盾和麻烦。

(9)无故蒙冤、惨遭羞辱

一九八七年七月,陵元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回到北京。我赶到北京,和他一起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了彩电、冰箱、录像机、洗衣机、音响设备、照相机、电子琴。出国短短两年,就可以买齐所有的高级家用电器。想当初,妈妈工作了一辈子,在退休的时候却一无所有。这种对比实在是触目惊心!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么贫穷?这个问题折磨着我,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我想,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认真地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除了高档电器,我们还买了一些小玩意儿。陵元买了一个阿米伽男表,我买了一个名牌女表。我们还买了两条金项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金器。我把它们拿在手里掂了掂,兴奋地对陵元说:“真的,沉甸甸的。”看着我这么开心,陵元会心地笑了。我告诉他:“你别笑。这不是给你我买的。我是买给我们的女儿的。将来她们结婚,我要一人送她们一条金项链。”女儿才多大?大的才十三,小的才七岁。我就想到她们结婚了。这也许就是为人之母的一片爱心吧!

*

在结束高等院校的职称评定以后,一九八八年又开始了企业管理干部的职称考试和评定工作。我们厂的会计、出纳、统计和医务部门的管理干部参加了这次职称评定。为了帮助大家复习备考,二轻局组织了学习班,请专业老师给大家上课。统计员考三门课:统计学、统计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统计员学习班只上统计学和统计原理。辩证唯物主义由大家自学参考书。

我们厂是小厂,不需要设置中、高级职称的统计人员。再说,我是念普通高中出身,不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所以,无论我的统计工作做得多么好,也没有资格考统计师或者高级统计师。我的最好前景也不过只是统计职称序列中的低级职称——统计员。考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职称,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后悔地想,如果当年我有魄力放弃大庆服装厂的工作去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全科,凭着电大全科的毕业文凭,我就有可能到一个大厂去工作,就有机会考中级职称、甚至高级职称。然而,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放弃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主动地承担起了家庭的所有繁琐杂务。有时候我忍不住问自己,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家庭而牺牲个人的前途,这究竟是不是值得?

*

个人前途受到限制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加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某些同事唯利是图,有时候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让别人身败名裂。事情发生在长沙市展览馆的冬季展销会上。我们厂在那里设了一个摊位,销售我们生产的羽绒制品。这件事本来与我无关。可是,展销会上人山人海,厂里派去的几个营业员忙不过来,派人到厂里来搬救兵。赵厂长见我手头上没有急事,就把我派了去。我风急火急地赶到展览馆,找到我们的摊位,挤进了柜台。刚喘过气来,就有一位女顾客把一件衣服退给我,说衣服不合身,她不买了,叫我把二十五元钱押金还给她。一听这话,我顿时就傻了眼。

“我没有拿你的押金呀?”我回答。

“你怎么没拿?”她生气了:“我交了押金,才给我衣服让我试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给押金给你的时候,你两手抓满了钱。现在你怎么不承认收了我的钱?”

“你一定认错人了。”我耐心地向她解释:“我刚来,两手空空,还没有接过任何人的钱。”

摊位周围本来就挤满了人,现在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那个顾客肯定是给了押金的,否则她拿不到衣服。围观的顾客们根本不考虑她把钱究竟给了谁,都帮着她起哄:“把钱还给她!”

她大概也认识到了她没有记住是谁接了她的钱。但是她不能承认这一点。她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收她钱的人都不出面退钱给她,她如果再不死死地咬住我,她的钱就有可能要不回来了。于是,在围观者的呐喊助威下,她穷凶极恶地喊叫:“把钱还给我,不然我把你揪到派出所去。”

我慌了,向我们厂的营业员发出哀求:“你们谁收了她的钱啊?快还给她呀!”

几个营业员都吓坏了,唯恐事情沾到自己身上,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她面前,要她确认自己没有收她的钱。其中,刘雅琼的高矮、胖瘦、年龄、发型都和我差不多,也是一个小矮子。她本来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双手正抓满了钱。她最后走到那个顾客面前:“我没有收你的钱,对吧?”

“没有。”事情闹到了这一步,那个顾客就是认出了她也不会改口了。

“你看清楚了,”刘雅琼继续给她紧口:“确实不是我收的,对吧!”

那个顾客点了点头,又转过脸来向我气势汹汹地叫喊:“马上把钱还给我。”

我从来没有蒙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急得差点哭出来。曹书记正好来了。我哭丧着脸,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曹书记,请你下命令搜身吧。”

作为领导,曹书记考虑得比我周到。他说:“在大庭广众中搜身,影响多不好。影响生意还在其次,对厂里声誉影响多大啊!搜出来了,无论是谁拿的,也是给厂里丢脸。搜不出来,那岂不更加骑虎难下!”曹书记当机立断,给了那个顾客二十五元钱,让她走了。围观的顾客也三三两两地散去。我们厂有人听到她的同伴对她小声说:“也许你真的认错人了。”

事关我的荣誉,我不肯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我要求回厂以后再搜。为此,我坚持了整整一天没有去厕所。一回到厂里,我就央求曹书记对我搜身以还我清白。曹书记当然不肯搜我。我在服装店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汪西元一贯喜欢对我吹毛求疵,在这个问题上也坚信我的清白。她逢人就说:“老康在楼梯上捡到钱都到处问是谁丢的。怎么会面对面地赖顾客的钱!”

同事们都一致认定这是刘雅琼干的缺德事,但是,又拿不到证据。我能坚持整整一天不上厕所,别人不会陪着我坚持。我也没有权利要求刘雅琼整整一天不上厕所。所以说,回到厂里再搞搜身,除了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对于“破案”是毫无意义的。而对我的清白,本来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过丝毫怀疑。于是,这件事最后就以我受了几十分钟羞辱,厂里损失了二十五元钱而告终。

这件事使我对人生的险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无论你多么行得正、坐得端,仍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降临到你头上,使你防不胜防。但是,哪怕人生再险恶,只要你平时品行端正,你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解脱。这件事也使我看透了某些人的人性是多么卑劣。为了蝇头小利,他们可以对同事和朋友忍受无妄的屈辱和苦难而无动于衷。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我们身边的某些人甚至为了更少的钱就可以把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推进绝境。这件事还使我认识到,金钱具有诱人犯罪的魔力。无论多么忙乱,都必须有专人负责控制住这个恶魔。如果厂里考虑周到一些,在展销会上指定一个人专门负责收取顾客的押金,那么就堵住了唯利是图者贪赖顾客押金的途径,既防止了她的犯罪,也避免了我的受辱。

在这一事件中,陵元的确做到了与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他历来是一个爱惜时间胜过爱惜生命的人。但是,为了这件事,他一连花了三个晚上熬夜为我写申述材料。每天晚上写完以后,我都觉得写得又清楚又解恨,忍不住赞不绝口。第二天拿到厂里,请朋友一看,他们又提出这里要改那里要改。我又拿回家叫陵元重写。陵元又不厌其烦地给我改写到半夜。这样反复了三次,厂里让事情不了了之了,陵元的申诉材料也没有用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了解了陵元。他的确是我的好丈夫。虽然他惜时如金、虽然他性情急躁、虽然他容易生气、虽然他性格悲观,但是在我蒙受了委屈的时候、在我伤心的时候、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是我依靠的对象、他永远是我最好的帮手、他永远是我忠实的伴侣。

第二十章 生活永远不会风平浪静

(1)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在妈妈租住的幸福里五号足足生活了十五年。一九八八年,我们终于脱离了那个喧闹、拥挤、贫穷、肮脏、炎热的地方,搬进了长沙铁道学院教师宿舍梅岭村二十一栋四〇二室。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建筑面积大约五十五平方米,有自来水、有卫生间,就卫生条件、方便程度和居住面积而言,都比幸福里五号强多了。康康和阔阔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不需要和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了。我和陵元终于有了自己的卧室,在结婚十五年以后才开始拥有隐私权。

我用陵元的稿费在长沙木器三厂买了一房木器。在把木器运进家门的前夜,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睡着。要知道,妈妈辛勤工作到退休也没有一件木器啊!就别谈一房木器了!更不要说一房崭新的木器了!我把餐桌放在厅里。我们再也不用在卧室吃饭和接待客人了。我把两侧带小柜的三屉桌放在我们卧室,把原来陵元和女儿三人公用的书桌放进了女儿们的房间。现在,陵元终于有了自己的场所备课和翻译。康康和阔阔也不需要与陵元挤在一张桌子上做功课了。

接着,我又花两千多元钱请木匠上门来打造了一些家具。陵元最高兴的就是足足占满一面墙的那一套带玻璃柜门的组合书柜。他的所有书籍总算可以全部摆出来了。无论想用哪本书,他只要从书桌边站起来,走到某个书柜前,拉开玻璃门,顺手就能把它拿出来。以前,他的书都堆放在一起,有些书甚至打捆堆在自己用木板搭的阁楼上。因为找不到急着要用的书,他不知道发过多少次脾气。在最严重的时候,由于思路被打断、无法再找回灵感,他甚至放弃过某些文章的写作。现在,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再写不出东西,他就谁也赖不上,只能怪自己的功夫还不到家。

说良心话,对于一个副教授,五十五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仍然算不上宽敞。但是,陵元到铁道学院才七年,我又不在这里工作,又没有独生子女优惠,也没有异性子女加分,所以陵元的住房评分在副教授中是相当低的。分房子的时候,房产科把参加分配的房子和参加分房的职工张榜告示,按分数高低排队。高分的先挑房子。挑到陵元,只剩下梅岭村二十一栋四〇二室算最好最大的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相比之下,房子比较小还不是大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我上班、阔阔上学都很不方便。陵元最方便,他坐镇在学校中,在上课或开会前五分钟出发都不会迟到。康康也没有问题,她仍然是坐一趟公共汽车,不过是由二路改成七路而已。我和阔阔可就倒霉了。原来我们都只要步行五分钟就到,现在却要坐两趟车,先七路后二路。我个子小,阔阔才八岁、个子还没有我高,长沙市的交通秩序那么混乱、公共汽车那么拥挤,我们母女俩每天往返挤四趟公共汽车,真是不容易。在大热天里,车里人挤人、肉贴肉、素不相识的人都“心心相印”。汗臭、狐臭、屁臭在车中回荡,能把健康人憋出病来。阔阔被挤在人缝中,曾经多次晕倒。有一次大小便失禁,搞得浑身都是屎尿。

阔阔和我一起挤上挤下,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直等到李中青老师调到枫树山小学当校长才脱离这种苦难。枫树山小学是南区的重点小学,位于东塘广场附近、长沙五中的对面。李中青老师帮忙把阔阔由青山祠小学调到了枫树山小学。从此,阔阔和康康一起,仅坐一趟七路车就可以到达学校。中午,他们姐妹俩一起坐二路车到我们厂去吃午饭。晚上,小学放学比工厂企业下班早,阔阔一个人坐七路车回家也不太困难。小女儿上学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至于我自己,反正从小就辛苦惯了,我熬得下去。

(2)阔阔学琴

住房宽敞了一点,我们把电子琴架在孩子们房间的一个茶几上,让她们有空就弹一弹。学乐器是很难无师自通的,特别是缺乏自学能力的孩子。我们决定请人教一教。五元钱一个小时,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现在有了陵元的稿费收入,我们不太在乎了。我们首先请的是湖南省花鼓戏团的演奏员李老师。他出没于铁道学院的许多教师家庭,电子琴、手风琴都教。他的主要问题是太不负责,每次来连教什么曲子都心中无数,有的时候一曲《高高的兴安岭》就给你对付一个钟头。而且,他想来就来,不能保证每个星期来一次,有的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他的影子。

陵元喜欢照章办事,不喜欢他这样自由散漫。对于他连五线谱都懒得教,陵元觉得无法接受。在他用简谱对付走几十元钱之后,陵元终于忍不住向他提出了学乐器应该用五线谱。他满足了陵元的要求,同意改用五线谱,同时提醒我们,一般孩子单是学五线谱就要花几个课时。但是,学五线谱是学乐器的必由之路,我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这时,阔阔的聪明才智让李老师和我们都大吃一惊。她完全没有使用任何额外授课时间,在学曲子的过程中就由简谱顺利地转入了五线谱。

阔阔学得很好,她自己也喜欢弹。每天做完作业,她就看课外书籍。她喜欢看的课外书籍与康康有很大的不同。她对《365夜》、《一千零一夜》这种儿童文学作品没有兴趣,却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等科普儿童读物。小小年纪,她对天文学、生物学等儿童无法理解的奥妙都表现出了浓厚的求知欲。看一阵课外读物,她就会主动坐到电子琴旁,弹李老师交待她必须弹好的曲子。

陵元没有一点做爸爸的样子,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不正经。他要求阔阔每天弹琴,又不愿意让她感到有压力,一般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督促:“阔阔,今天屁弹琴没有?”

阔阔顺着他的问话回答:“屁了。”

父女之间的这种问答实在是太滑稽,我和康康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就这么持续了几天,阔阔终于无法忍受爸爸对她弹琴的“侮辱”了。她郑重地提出了抗议:“爸爸,以后不要再说‘屁弹琴’了,好吗?”

“好的。”陵元同意了。从此,他再也没有问过“阔阔,今天屁弹琴没有?”

*

在李老师又一次一连几个星期没有露面以后,陵元觉得不能继续任凭他耽误阔阔学琴的“学业”了。我们辞退了他,改请了周老师教阔阔。周老师上门教过阔阔几次,后来由于学生多,排不过来,为了节约路途上的时间,就改成了学生到她家去上课。她家就住东塘附近,阔阔每天上学都要去东塘,星期天再多跑一趟不是大问题。况且,去周老师家学的不再是电子琴,而是钢琴。由学电子琴改成学钢琴,这是一个飞跃,连学费都应该加倍。但是周老师还是按教电子琴那样只收阔阔五元钱。因此,阔阔在星期天再多跑一趟东塘实在是值得。

阔阔迷上了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曲。我们给她买了一盘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独奏曲的录音带。她反复聆听着,那么专注、那么认真,好像进入了仙境。我们给她买了一本《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独奏曲》琴谱,她自己照着琴谱学里面的曲子。家里没有钢琴,她像敲打钢琴一样慷慨激昂地敲打电子琴,全神贯注的样子叫我们看了都激情奔放。《致爱丽丝》、《绿袖子》、《海边的阿迪利亚》等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名曲,她一度弹得滚瓜烂熟。听她弹琴成了我们家的一项乐趣。陵元坚定地认为:只要坚持下去,阔阔将来会弹出名堂来。

周老师很认真负责。对阔阔的聪明,她有很中肯的评价。她说:“阔阔的记谱能力很强。无论多么复杂的曲谱,她弹几次就记住了。这当然有好处,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来看,也有坏处——它会影响她对识谱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她的识谱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多自学新曲子,经常弹新曲子。”

周老师是一个诚实的老师。她一点也没有骗钱的念头。阔阔跟她学了几年以后,她就把阔阔“解雇”了。她说:“我只能教初级班。现在已经教不了你了。你要么另外找人教,要么自己坚持自学。”

这是阔阔学琴跟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老师。值得庆幸的是,阔阔已经养成了对弹琴的爱好。她基本上每天都自觉地弹琴,根本用不着陵元问她“今天屁弹琴没有”。星期天,她有时候迷上了一个新的曲子,一弹就是几个钟头,弹得手指头都发痛。陵元经常得意地说:“阔阔的琴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将来说不定真能弹出一点名堂来。”

(3)康康读书

我们本来想叫康康和妹妹一起学琴。但是康康已经念初中二年级了,明年考高中,无论如何必须要考进原校才行。五中是省重点,从家里坐车可以直达,有百利而无一弊。万一没有考取,流落到某个一般学校,上学途中会加倍辛苦不说,未来升大学都会很成问题。所以,与学琴相比,读书对她当然重要得多。

康康在小学的基础很扎实。在初进五中的摸底考试中,她在三百多个新生中考第八名。由于是保送进来的,没有经过正式的升学考试,所以学校没有把她安排在重点班。以全年级第八名的成绩读普通班,她自然是全班的女状元。学习对于她简直就像游戏一般,她不用好好听讲也比班上大多数同学强。于是,她不再把学习当成一回事。老师在讲台上讲,她在座位上讲。老师讲个不停,她也讲个不停。老师讲给全班同学听,她讲给周围的同学听。老师讲的是教学内容,她讲的是电视剧情节。她的“讲演”严重地影响了老师的教学,也使她自己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在家长座谈会后,她的班主任王老师专门把我留下来个别谈话,指出康康的成绩已经由全年级的第八名下降到了全班的第二十三名。除了与陵元谈恋爱我受到过老师的个别批评,这对于我还是第二次。而且,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一直引以为荣的长女。我所受到的羞辱和惊吓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陵元还在德国。他回来听了我的介绍,大吃一惊。把康康的成绩单拿来一看,有几科勉强及格,地理课连及格成绩都没有达到,才五十八分。陵元念书的时候也很淘气,但是哪怕整天饿着肚子,他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不及格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看到康康连五十八分的成绩都拿回家来,他觉得简直是蒙受了奇耻大辱。对于老师抱怨康康上课说小话成性的问题,他给老师写了一个条子,叫老师再发现康康上课说小话,只管通知家长。家长只要接到通知,就在她回家以后用不干胶封住她的嘴。陵元说得这么狠,其实也不过是气话。它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第一、老师很满意。王老师感慨地说:“看来家长还真挺配合。”第二、康康也被吓住了。她从此再也不敢在课堂上说小话了。她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第三、我们也放心了。我们认识到,只要康康认真学习,就绝对不会比别的同学差。

我们从来没有用不干胶封过康康的嘴。康康主动地把自己的嘴封住了。对于我们害怕她考不取五中的忧虑,倒是她自己一再叫我们放宽心。她信心十足地对我们说:“放心吧,我肯定能考取的。”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又何必要她学琴来让她分心呢!学会一种乐器固然会增添人生的乐趣,但是应该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学。不可以因为学乐器而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和陵元都不笨,但是我们都没有学会任何乐器。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没有钱。后来有钱了,又没有时间。这是我们的终身遗憾。康康要考重点高中,没有时间学电子琴。她也加入了父母的遗憾的行列。但是,她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她在一年以后顺利地考取了五中。在选拔重点班学生的考试中,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点班。

陵元又神气起来:“我带出来的女儿,和我一样,也是常胜将军。”他老是对他独自一人带过康康七、八个月感到自豪。他也因此对康康有一股偏爱。所谓“用不干胶封嘴”式的劣性惩罚,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真正执行。

(4)祸事连绵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夕,妈妈从河南省郑州市大姐家返回了长沙,准备和我们一家、佳佳一家欢度春节。我和陵元从长沙火车站接回妈妈,在康康、阔阔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单人床,安排她住下。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又见到她真是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妈妈老了,背弯了,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我们看着心疼。她的脸色发黄,额头上的肤色呈深黄色。难道这是由于衰老而产生的正常肤色吗?我狐疑地想。

第二天,我陪妈妈去幸福里五号看望大舅一家。舅舅、舅妈也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对头。他们都是老人。他们不认为这是衰老引起的正常肤色。我意识到我不可以再掉以轻心。从舅舅家出来,我就立即陪妈妈去南区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把我们吓了一跳,妈妈患了乙型肝炎。妈妈无比震惊,嘴里不停地念叨:“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在郑州还是好好的。临走那天的晚饭都是我做的。怎么一回来就得了肝炎呢?为什么我会得肝炎呢?”

妈妈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感到十分痛苦和绝望。我们尽心尽力地安慰她,叫她以平静的心态面对这个现实。妈妈总算安定了下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佳佳和恕明,又给大姐和二姐发了电报,告诉她们妈妈得了肝炎,叫她们回来看看妈妈。从那一天起,妈妈就再也没有做过一天“好人”。她在各种各样的病痛中度过了随后的岁月。她把身体健康的最后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她最喜欢的大姐和大姐夫一家。

佳佳和恕明认为妈妈与康康和阔阔同住一个房间不太妥当。他们的住房的对面正好有一套空房,于是他们把妈妈接到了雅塘村,请妈妈住进了空房中,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重任。大姐和二姐也先后来到佳佳家。我们姐妹四人协商的结果与妈妈本人的愿望不谋而合:妈妈应该住院治疗。我们给妈妈在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办好了住院手续,把妈妈送进了附二医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妈妈还在附二医院住院,佳佳又被送进了省人民医院。佳佳乘省纺织局的小汽车下乡出差,在归途中汽车翻进了路旁的沟里,头部被撞、背部和胳膊都受了重伤。我听到消息,连忙往医院跑,一面跑一面祈祷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妹妹。我找到佳佳的病房,只见佳佳的头发已经剃光,头上缝了很多针。她平躺在病床上,全身连动都不能动一下。我伤心地哭了。幸亏头部的伤口不深,没有危及大脑,妹妹的意识还清楚,要不然就更加不堪设想。

两个姐姐安排好妈妈住院以后就回去了。恕明要照顾住院的佳佳和家里的雅明。陵元又带学生到广州实习去了。照顾妈妈的重担就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好在康康可以带着阔阔上学,我每天上班前做好我们全家和妈妈当天的饭菜,把妈妈的饭菜送到附二医院,然后再去上班。几天下来,我就累得面黄肌瘦了。妈妈怕我吃不消,坚决不要我送饭了。我怕妈妈吃不惯医院的伙食,每隔一天还是去医院给妈妈送她爱吃的好菜,一直坚持到妈妈病愈出院。

妈妈出院以后不肯再住在铁道学院我们家。她内心深处的理由是害怕传染给康康和阔阔,口头上的理由是幸福里五号是她自己的家。她喜欢住在自己家里。楼下有舅舅、舅妈作伴,周围又有邻居聊天。我犟不过妈妈,只能要求她好好保养身体,再也不要做街道工作。她答应了。我把她送到了幸福里五号。好在这里离新兴服装厂很近,每天中午,无论是刮风下雨、盛夏酷暑、还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我都去看望妈妈,和她一起度过我的午休时间。这样,妈妈不觉得孤单和寂寞,我也觉得安心和自在。

佳佳也出院了。她在解放路旁的东茅街省纺织局宿舍分到房子,从城郊的雅塘村搬进了城里。房子比较大,进门以后有两间卧房和一间厨房,但是厕所和洗澡间在外面,和对面房间的邻居两家合用。现在,我去看他们或者他们去看妈妈都方便多了。然而,我们笑脸还没有来得及绽开,大舅又去世了。从青年时代起,大舅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当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过一段日子,使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他病病殃殃的身体能够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熬到七十七岁,这也许可以算一个奇迹。

大舅和妈妈在长沙住了四十来年,最近二十来年,又是楼上楼下为邻,两人一直同甘共苦、互相帮助。现在大舅走了,妈妈十分悲痛。我们觉得必须让妈妈离开那个可以引起无穷的悲伤回忆的环境。妈妈既然不肯去铁道学院的我家,那就只好去解放路的佳佳家了。在我们的劝说下,妈妈搬到了佳佳家。我总算放心了。换一个环境,妈妈可以避免触景生情。佳佳和恕明都很孝顺,而且东茅街离省人民医院又近,去看病很方便,比住在铁道学院强多了。妈妈在佳佳家里住得很开心。

一年多都平安无事。一九九一年春节后,不幸的事情又降临了。妈妈在两家公用的洗澡间里洗澡的时候突然中风了。佳佳和恕明都在上班。雅明上学去了,家里没有人。邻居家也没有人。妈妈还能发出声音,但是失去了行动能力,只能躺在澡盆里等人援救。后来,邻居家的小男孩放学回家了。他听到了妈妈微弱的呼救声,用尽全身气力把妈妈拖进房里,妈妈背部和四肢的多处皮肤都被拖伤。他又用尽全力,把妈妈掀到床上,盖上被子。

那时候,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一直到佳佳下班回家才知道妈妈出事了。我们把妈妈送进省人民医院。医生说是脑血管出血,幸亏出血量不多,不然会半身不遂甚至会全身瘫痪,搞不好甚至会丧命。医生告诫我们,今后再也不能麻痹大意了。如果再发生脑出血,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还说,这几天是关键时期,千万不可以再出差错。

听到医生的忠告,我们不敢怠慢。我和佳佳两人轮流在妈妈病房的床边守护,白天还要照常上班,又苦又累。好在妈妈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出院以后,手痊愈了,一只脚有一点儿瘸。由于去医院方便,妈妈仍然住在佳佳家,由佳佳和恕明照顾。只是在盛夏的时候,我们才接她来铁道学院避暑,因为市郊毕竟比城里凉快一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孝为本的优良传统。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出来,不是为了表白自己的伟大,而是为了说明我们做到了我们的本分,我们没有愧对我们的父母。

(5)陵元又要出国了

长沙铁道学院搞到一个去德国访问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名额。全院副教授以上的专业人员中只有陵元一个人懂德语,所以这件好事自然而然地落到陵元的头上。陵元被送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去进行外语考核和出国培训。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去加拿大的名额。好在陵元的英语也不错,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了由洋人主持的英语考核,取得了英语免修资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回家。出国人员的政治培训是谁也不可以免修的。他必须在那里熬满半年,和别人一起完成政治培训。

派出国由德国变成了加拿大,这对陵元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喜事。他已经去过德国两次,一次去欧洲专利局三个月,一次去法兰克福大学两年。但是他还没有去过任何英语国家。有机会去加拿大访问研究半年,这当然是绝妙的事情。这是他表面上的喜悦。在内心深处他还有更加隐秘的喜悦。德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家。日耳曼民族是该国从古到今的主体民族。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它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居住着八千三百多万人口。人口之稠密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在原则上,它已经很少吸收移民。但是加拿大不同。它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仅有两千七百多万人口。加拿大立国才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它是由世界各国来的移民共同创建起来的一个发达国家。在加拿大,从来就没有一个加拿大族。广泛的接纳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共建自己的家园,是加拿大的重要基本国策。只要你具有在加拿大的生存能力,加拿大就张开双臂欢迎你,你就有可能被接纳为加拿大公民。

自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残酷屠杀了北京为要求民主自由而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以后,陵元就看透了这个残暴、野蛮、无耻的反人民政权。尽管学院重点培养他、不断地给他委以重任,甚至让他兼任教学研究杂志《教育与研究》的主编,但是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想脱离这个被极权政权统治的国家。当获知他的派出国实际上是加拿大以后,他就作好了不再回来的打算。他害怕孩子们嘴松,对康康和阔阔只字未提他的想法。但是,在夜深人静之际,他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不想回来了。我要在加拿大留下来。在站稳脚跟以后,我要把你们母女三人都接过去。

我没有他那么强烈的政治诉求。我当然向往加拿大的富裕生活。但是,我觉得,除了挤车上下班太辛苦之外,在别的方面我们的小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分别的时间太长。我舍不得他离开我一个人远行。我的态度是,在国外好呆就呆下去。不好呆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过日子更加重要。都快四十五了,还在外面瞎折腾个什么劲儿。我已经提出了退休申请,想好好在家里相夫教子。厂里说我还不到年龄,不肯批准我退休。你又何苦还到外面去重新打天下!

但是,陵元的态度很坚决。不管我如何给他分析利弊,他的回答总是:“不,我要呆下去。然后再把你们都接过来。”虽然内心下定了再不回来的决心,他还是不得不在学校签署了保证回来报效祖国的合同书,否则他就根本不可能出去。这份合同无异于一份变相的卖身契。它的法律意义就在于,陵元必须返回长沙铁道学院工作。如果他想变成加拿大的移民,就必须在学校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一切移民手续。在国家工作人员由本单位控制的单位所有制情况下,我想象不出这怎么可能!他一个人在加拿大呆下去就很不容易了,何况还要把我们全家搞过去!从理论上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我没有这么评说自己的丈夫。我不愿意过早地惊醒他的美梦。

(6)一人做两人的工作

厂领导把生产调度员杨克立由生产科调到劳资科另有任用。赵厂长要把她的工作压到我身上。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已经有我的本职工作,怎么可以把另一个人的工作随随便便往我身上压呢?我拿一份工资,凭什么要做两个人的事情!生产调度员的核心工作是填发生产通知单。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责任重大的工作。如果厂里想取消专职的生产调度员,就应该由生产科长自己把填发生产通知单的工作承担起来。怎么可以随便把它交给一个统计员来做呢?再说,作为一个小小的统计员,我也没有权力承担这种事关全厂生产的重任啊!我不客气地拒绝了赵厂长的指派。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厂长责任制。厂长的话一言九鼎,谁敢违抗?!赵厂长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我这个小小的统计员这里碰钉子。“你不做就下车间。”赵厂长气急败坏地吼叫。

“下就下。”我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是拿月薪的干部,下车间不过是每月少一、两块钱奖金而已。下到车间以后,我就不是厂里不可或缺的统计员了,再申请退休也容易批准一些。陵元要出国了,我巴不得退休回家去专门照料我的女儿。

赵厂长没有想到我不在乎下车间。他的威胁失去了效用。他不能让我下车间。眼下已经没有人填发生产通知单了,如果再让我下车间,连统计工作也要找人接手。他到哪里去找人?他不再说话,悄悄地败下阵来。

但是,填发生产通知单是正常生产的一道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没有人做是不行的。赵厂长来硬的不行,只好请项书记来软的。项书记把我请到书记办公室里,好言好语地对我说:厂里一时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请你体谅厂里的困难,勉为其难地暂时把这件事接过去。以后看情况再另行安排。

我一惯吃软不吃硬。书记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答应下来。我说,隔行如隔山。这项工作我没有干过,只能先干着试试看。

*

填发生产通知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各部门、各科室、各车间都要按照生产通知单从事生产和管理,可以说它是全厂生产运营的命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而且它通常与我填报统计月报的时间相冲突。现在要我把这件事兼起来,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一、两天的时间内,既要填写好统计月报上报,又要给各部门、各科室、各车间填写和下达生产通知单。当时,我们厂连复印机都没有。我每次都要把生产通知单抄成十几份分发下去,让各部门、各科室、各车间根据它的数据提前做好生产前的相应准备工作。

填写生产通知单是一件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资料要齐全、数据要准确,不可有遗漏、不可有差错、不可有笔误。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引发重大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到已经签好的外销合同。比如说,我们厂要加工一批羽绒夹克,生产通知单上必须写明客户名称、产品名称、产品的型号规格、按颜色和规格分类的产品数量、产品生产要求、产品装箱要求、产品生产日期、产品交货日期等等。对以上每一栏目都必须填上具体而准确的数字。

这才是第一步,接着还要具体下达所有原材料、零部件的数量。以羽绒夹克为例,先算出一件中号羽绒夹克所需的面料、里料和羽绒数量。再推算出其它四个或六个规格的羽绒夹克的一个单件所需的面料、里料和羽绒数量。然后根据客户合同,将各种规格的单件用料乘以合同要求的各种颜色羽绒夹克的数量,求得各种颜色材料的用料总数,并配以相应规格、相应颜色的拉链、松紧带、尼龙搭扣、束紧绳、四件扣、商标、水洗标、缝纫线等零部件。所有数字都要精确无误。最后,还要配码配色装箱。装箱数量、每箱件数等有关数字也要准确无误。

这个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却需要耐心、细致、精确、认真。我又当生产调度员填发生产通知单、又当统计员搞统计报表,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工作。做统计员使我对全厂的金融财经、生产状况和人员配备有了全局性的了解。做技术档案员的经历使我对我们厂生产的服装有了技术细节上的把握。当生产调度员又逼着我在宏观上给全厂各有关部门下达生产任务,在微观上调度全厂与生产有关的购、产、销、运活动。现在,我真的有权利夸下这样的海口了:就是叫我当厂长,我也干得了!

(7)陵元出国前的安排

一九九二年六月下旬,陵元接到北京语言学院出国人员服务部的电报,叫他“即刻进京,办理出国手续”。在离校前夕,长沙铁道学院曾院长等主要领导开会与他话别,勉励他在国外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为国争光。最后问到他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学校帮忙。陵元趁机提出了康康的问题。康康是省重点中学长沙五中重点班的尖子生,具备了保送升入大学的条件。陵元希望她到长沙铁道学院电子工程系软件专业学习,以便将来继承父业。

事实上,长沙铁道学院只是一个普通高等学校,省重点中学重点班的尖子生本来应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为目标。但是,陵元做事稳重保守。他耽心康康高考的时候不能正常发挥,宁可让康康稳稳当当地进一所大学。他心里想的是大姐夫关于大庙小庙的高论:宁可到小庙去做大和尚,也不去大庙当小和尚。庙大庙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和尚本人的修行和造化。况且,他生性悲观,喜欢从最坏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想的是:万一康康考试失误,连一个庙都进不了,变成一个游方和尚,都不知道去哪里化缘,那可就惨了。

*

在陵元离开长沙前,我们家主持了一次高中同学的集会,请来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十几个高中同学,在家开了两桌,大吃大喝大侃大聊了一通。除了同学,我们还请来了杨大林的妻子徐泽丽。杨大林先后与我和陵元在小学同学。后来,我们在初中同校、高中同班。下乡土插队期间,我和他一起去了江永县桃川公社绿碧岭大队。在出国洋插队的大潮中,杨大林在三年前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现在,陵元要去加拿大首都的渥太华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又成了他洋插队的伙伴。这难道不是一种缘分!请同学们聚会当然不能缺他。既然请不到他,就请他的妻子。

在集会上,男同学都夸奖我良心好,所以有好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那时候,陵元穷得像一个叫花子,瘦得像一只小猴子。我却帮助他、爱护他,图的不是他今天会成为教授,而是因为我可怜他。这种说法很公道,我听了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女同学都夸奖陵元为人正派、用情专一。她们满怀羡慕地说:陵元一辈子只爱了一个女人。我认为这也是事实。我能和一个忠实于爱情的男人生活一辈子,这是我的福分。美中不足的是,傅正乾没有来。他应该来啊!我和他没有做夫妻的缘份,还是应该经常往来,保持朋友关系嘛!

当初把陵元从后娘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张行言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她住在铁道学院宿舍她哥哥家中,和我们家相距不远。张老师对陵元有救命之恩,陵元尊敬她、爱戴她,不亚于一般人尊敬和爱戴妈妈。他怕在同学集会中出现一个老师会搞得同学们拘束,专门单独请了一次张行言老师。在饭桌上,张老师以慈母的口气谈起了整整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时候可真有意思,你浑身上下有几十个补丁。冬天也打着赤脚……”在长沙话里:“有意思”是“值得追忆”的意思,而不是“很有意义”的意思。我们——包括张老师——心里都明白,她说的“有意思”一点也没有意思,它只能勾起我们每个人无比痛苦的回忆。

接着,陵元又在家里搞了一桌大菜宴请铁道学院土木工程系的欧阳炎教授和常可风会计一家,请他们在他不在家的期间照顾我们母女。常会计的妈妈吴汉华原来是赫石坡小学的老师,曾经在妈妈手下工作多年。常会计主管电子工程系的账目。她在陵元报账的时候偶然知道了我。然后,我们两家人就以名符其实的世交情谊亲切交往。陵元是从来不愿意做家务的,现在居然搞出一桌大菜请他们来吃饭,欧阳炎教授说什么也不相信这是陵元的手艺。在餐桌上团团就坐以后,他发现我还没有回家,才多少有点儿相信。我下班到家,看到陵元在请客,不禁露出了满脸的惊愕。这时,他终于彻底相信了。他认识到,在关键时刻,陵元也能做出像样的菜肴来。

*

陵元离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离家,他显得特别多情。他深情地亲吻了两个已经是十几岁的大姑娘的女儿,又当着女儿们的面和我接了一个足足两分钟的长吻。对于已经四十七岁的父母还如此儿女情长,孩子们觉得好笑。但是,我却完全理解陵元的心情。按照政府的规定,他的这次出访只有半年时间。然而,他早就向我交了底:他决心“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谁也无法预料他与我们在哪年哪月才能团聚。他在内心深处作好了与家庭长期分离的准备。我虽然不太情愿,也不得不作好这种准备。

六月二十八日,陵元坐中国民航从首都机场飞往加拿大多伦多,再转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了他在渥太华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生涯。家里又只剩下了我们母女三人。

(8)项书记,你是较好还是很好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论是不是仍然高喊“政治挂帅”的口号,政治在事实上是永远都挂帅的。被保送的学生本人必须通过政治鉴定,连学生家长也必须呈报政治考核函。我请我们厂的项书记给我开一份政治考核函,没想到她在我的政治表现栏里填写的是“较好”。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才落得个“较好”,那么什么人才能算“好”呢!我越想越委屈,气得一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政治考核函,捧着历年二轻局颁发给我的一大摞奖状,闯进了项书记的办公室。我怒气冲冲地说:“项书记,你才给了我一个政治表现较好!你是怎么评价政治表现的?厂里有谁得过我这么多奖!自从七五年进厂以来,厂里交给我的哪一项工作我做得不好?统计员、技术档案员、核算员、保管员、整理建筑图纸、填发生产通知单,无论什么啰嗦事、麻烦事,都叫我干。我都没有出过差错。我都干得很好。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厂里有谁做过我这么多工作?只要厂里有事找到我头上,不管分内分外,我什么都做。党不是叫我们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吗?我正是这么做的。我一直在做党的驯服工具。我是为了女儿保送升学的事情才来找你写政治考核函的。不然,我都根本用不着你来对我进行政治表现评估。我对我自己的政治表现早就有最正确的评估了。”

进厂十七年了,我从来没有与任何人争吵过,连蒙受刘雅琼加在我身上的奇耻大辱的时候,我都没有和她争吵。我的吵闹引来了一大帮围观者。大家议论纷纷,都说项书记不应该这么做。

“人家要保送女儿升学,应该往好了写。”

“老康的政治表现怎么才算较好呢。评价太低了。”

……

在众口一词地谴责下,项书记只好把“较”字擦掉,把它改成了“好”。但是,她觉得实在太丢面子,必须给自己写“较好”找一个理由。她一面擦,一面轻声嘟哝:“除了‘较好’,就是‘很好’了。难道你评得上‘很好’?”她正在做的事情直接否定了她嘴里说的。她显然知道,在“较好”和“很好”之间有一个“好”!言行不一、言不由衷看来是许多人的毛病。共产党的干部更加无法超脱。上至党的总书记,下至基层的支部书记,无一例外。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党的喉舌”更是难得说一句真话。去年,陵元在他的一篇政论文中向读者介绍过他读“党的喉舌”、从中获取真知的办法:“在内容上反读、在因果关系上倒读、在字里行间读、读它的言外之意、读它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乍一听来,他的说法好像有些偏激,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

*

我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写信告诉远在加拿大的陵元,陵元回信说:“既然你们项书记只知道‘较好’和‘很好’,下次你见到她,与她打招呼的时候,就不要说‘项书记,你好’了,改成‘项书记,你是较好还是很好哇?’”

我们母女三人看了这封信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一连几天,只要一提起这句话,我们就又忍不住笑。陵元虽然从小在逆境中长大,但是一直有着过人的幽默。他说的话妙语如珠,让我们一家老小(包括妈妈)大笑不止。也许这正是他身处绝境还能积极向上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陵元建议地那样问候过项书记。我认为做人要厚道,要得饶人处且饶人。锋芒毕露不好。得理不让人不好。老是揭人家的伤疤不好。老是让别人难堪不好。人要脸、树要皮。何况她还是一厂之书记!何况我们平日相处得还满不错的!

第二十一章 排除万难搞移民

(1)武汉历险记

一九九四年,二姐告诉我们她决定在年内退休。妈妈已经八十高龄,需要人照顾,既然二姐要退休,妈妈住到她家去当然最合适。妈妈曾在郑州大姐家长住,曾在长沙我家和佳佳家长住,所以她自己也愿意到武汉二姐家去住住。她这次走,打算在二姐家住下就不走了。将来百年之后,就在武汉和爸爸合葬在一起。她想的是:生前受够了两地生活的煎熬,死后要永远厮守在一起。

在春节假日里,我带着康康和阔阔,佳佳和恕明带着雅明,一起送妈妈到武汉二姐家。大姐一家去洛阳大姐夫家过年,没有来武汉。我们三姐妹三家人和妈妈一起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春节。我对这个春节特别珍惜。陵元仍然滞留在加拿大,他走前就说过,他再不回来了,还要把我们母女三人都接到加拿大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也许是我和妈妈能够在一起欢度的最后一个春节。

在含泪告别妈妈以后,我们一家和佳佳一家又踏上了归途。春节期间,中国铁路客运处在所谓的“春运”高峰期,火车的拥挤程度简直和上下班高峰时间长沙市的公共汽车没有差别。公共汽车再挤,熬十几分钟就会下车。挤在火车里,那可就要挤好几个钟头啊!我们那节车厢好像特别挤。大家肩并肩、胸贴胸站在一起,像这样一连站六个钟头,站到长沙不累死也得累趴下。作为两家人中的唯一男人,恕明自动去别的车厢侦察,想找一个宽松一点的地方。他回来告诉我们,往车头方向走过十来个车厢就空一点。他建议我们转移到那里去。

车厢里人挤人,只要抬起脚来,就再也落不下去。想在这种情况下转移,谈何容易!恕明在前面打头阵,我们大大小小五个女人跟在后面往前挤。火车走了一站,我们还没有挤过一节车厢。我生来就喜欢取巧走捷径。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正好挤到了车门口。我对恕明说,我不受这个罪了。我要下去从站台上往前跑。大家都说不要冒险,但是我已经跳到了站台上。

怪我乘车经验不足,不知道火车在小站停车时,许多车厢是不开车门的。我跑过了一节又一节车厢,没有一节开着门。我慌了,往回跑来不及了,往前跑又没有一节车厢开了门。正在这时,火车徐徐开动了。我急得直叫,佳佳在车上看到我眼看就要被落在站台上,急得一个劲儿恳求列车员开门放我进来。尽管这是违反安全条例的,在佳佳的恳求下,列车员还是给我开了门。还不等踏板放下,我就迫不及待地往上跳。下落的踏板打在我脚背上,疼得我站立不住,脑袋着地、四脚朝天地摔倒在站台上。我顾不上头痛、脚疼、脊背痛,爬起来又跑。佳佳再次恳求列车员开门。这次我学乖了,等踏板落下以后才往上跳。我终于上车了。我松了一口气。佳佳也松了一口气。

列车员对我发表了热烈而简短的欢迎辞。她说的是:“你找死吗?”

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欢迎。我的答谢辞是:“对不起。谢谢你。”

是的,我没有权利责怪她的粗暴。我确实是在找死。相反,我还必须感谢她。如果不是她违章给我一连开两次门,我就被落在了那个小站,会遭遇到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才能返回长沙,都将成为很实际的问题。

(2)陵元的奇遇

半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陵元没有回来。在他的请求下,加拿大方面的教授邀请他延期了半年。但是,只提供工作条件,不提供经费。原来中国政府每个月提供八百一十加元生活费,现在却完全要靠自己找挣钱的机会了。但是,陵元的运气不错,正赶上了加拿大供应和服务部与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系联合举办政府雇员的在职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培训班。虽然没有给他教学任务,却让他担当了五门课的助教,经济上不成问题。在该培训班,陵元又认识了在那里担任教职的港裔加拿大籍华侨马先生。马先生在授课之余,自办了一个科技咨询公司,生意很火红。他自己忙不过来,也给一些事情给陵元做。陵元又在网上找到一家英汉翻译公司。该公司的老板黄女士也是港裔加拿大籍华侨。她欣赏陵元的专业知识、英语笔译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在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也给陵元一些事情做。陵元同时做三份工作,虽然没有一份工作是长期的、固定的、与他的身份和地位相称的,但是收入却相当可观。最高的时候一个月曾经达到五千加元,最低的时候也不少于一千加元。

在陵元延长的半年只剩下两个多月之际,黄女士家发生了重大变故。她的大弟从香港打来电话:母亲病危住院,叫她立即回家。她的妈妈病得真不是时候。她刚接到一大笔生意:为秋天在上海举办的大型科技展销会翻译美国和加拿大参展单位的参展材料。工作刚刚全面铺开,她不敢走掉。把这么大的生意托付给不可靠的人,这太冒险。她不能这么做。如果她不能如期交稿,展品说明材料不能在展销会开幕之前赶印出来,参展公司就可以联名告她。天文数额的索赔款项将吞掉她的房子、汽车、存款……她将倾家荡产,变成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她立即给妈妈拨去了一大笔钱,同时告诉大弟,她现在太忙,实在是走不开。

两天以后,香港又来了长途电话。这一次是躺在病榻上的母亲亲自打来的。母亲的声音微弱,语调凄凉。“小萱,你就那么忙吗?回来看一看妈妈都不行吗?”话筒里传来妈妈的抽泣声:“孩子,回来看看妈妈吧!现在不来看,以后也许就永远也看不着了。”

黄女士手握话筒哭了。爸爸死得早,妈妈一个人靠摆小摊挣小钱,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弟姐妹六人拉扯大。妈妈是一个要强的人,起初还想把他们全部送进大学。后来实在是没有这个力量,不得不停止了这种努力。结果,兄弟姐妹六人,只有她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她在学校寄宿读书,每个周末回家,妈妈都从储钱罐中给她掏出下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看着那些硬币和角票,看着弟弟妹妹很早就中断学业,进入社会充当廉价劳动力,眼泪就在她心里哗哗地流。为了多挣钱,她离开了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香港,来到加拿大,办起了翻译公司。公司办得兴旺,生意连绵不断,钱是挣了一些,但是人也被死死地缠住了。要接生意,就不能离开。给一些大公司承包翻译任务,就必须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如果你走了,他们找别人做过一次,也许生意就永远转到了别人名下,也许他们就再也不会回过头来找你。为了弥补自己不能回家的愧疚,她给家里寄了很多钱。但是钱并不能代替一切。现在妈妈想看到的是人。她哭着向话筒喊:“妈,我马上动身。明天就到。”

就这样,她把大宗的翻译任务都交给了陵元。她两眼含泪地对陵元说:“葛教授,我信得过你。现在,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

“黄老板,你放心走吧。”陵元保证:“我保证按期完成任务。”

黄女士当晚就飞回了香港。她由启德机场直接去了医院。当她扑到在母亲的病榻前时,老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几天以后,妈妈就与世长辞了。黄女士为自己没有尽孝而自责。在悲痛欲绝之中,她仍然惦记着她接下的大批翻译资料。好在香港的深夜是渥太华的下午,在痛定思痛、夜不能寐之际,她就打长途电话到渥太华来,用哭哑了的嗓子问陵元翻译工作的进度。陵元工作得得心应手成了她医治丧母之痛的最好镇痛剂。

黄女士在香港主持母亲的丧事,给弟弟妹妹们分遗产,在悲伤和焦虑中度过了将近一个月才返回渥太华。到家的当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把陵元叫到了家里。陵元随身提着一个沉重的手提箱。他把手提箱放在客厅的大茶几上。打开手提箱,里面是迭得整整齐齐的译稿。他把译稿掏出来,一本一本地分门别类放在大茶几上,一叠一叠的有厚厚的好几大叠。

“做完了?”黄女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完了!”陵元得意地说。

“全做完了?”黄女士还是不太相信。

“全做完了!”陵元肯定地回答。

“天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黄女士激动地喊:“我要给你磕头。”

“黄老板,你这是什么话!”陵元觉得黄老板太夸张。

“不,我不能让你走。我要把你留下来,我要请你当我的翻译公司的副总裁。”黄女士急促地说:“明天我就带你去找渥太华最好的移民律师。我给你出律师费。”

“谢谢。”陵元喜出望外:“我不缺钱。”

“需要五、六千加元。”黄女士不相信陵元能拿出这么多钱。

“我有。”陵元肯定地说:“但是,我人地生疏,不知道如何着手。”

“这个好办,”黄女士很有把握地说:“明天我就带你去跑几个律师事务所。”

“另外,我的居留期马上就要到了。”陵元提出了他的更大忧虑:“必须延长居留期。”

“我给你想办法。”黄女士决断地说:“我们明天先去移民局延长居留期。”

(3)无异于与虎谋皮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黄女士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加拿大,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加拿大通。有她领着办移民,陵元觉得就像驾着轻车走熟路,比自己四处瞎闯方便多了。他在第二天就雇好了律师,给我们寄来了移民申请表和体格检查表。为了方便快捷地和我联系,他又强制性地要求我立即在家安装电话。一九九四年,电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十分豪华的奢侈品,光是安装费就要两千多元人民币。每月的坐机费和通话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当时真是不太想装,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如果不是陵元坚决要我装上电话,也许我们就会因为无法及时联系而延误战机,最后很可能会办不好移民手续。

办移民的第一道难关是无犯罪记录证明。各国移民局都有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人,都必须出示居住过半年以上的所有国家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除了移居国外,这个证明毫无用处。只要你提出办这个证明,就无异于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有关方面你正在办理移民手续。阔阔去年小学毕业,考进了她姐姐的母校长沙五中,在念初中一年级,才十四岁,不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家其他三个人却逃不过这一关。陵元最麻烦,他在德国居住过两年,还需要德国给他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德国的事情只能让他自己办,但是中国的事情却非要由我替他办不可。陵元的户口在主管铁道学院户籍的井湾子派出所。康康作为铁道学院的学生,是铁道学院集体户口中的一员。我的户口仍然在并不幸福的幸福里。要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开出三张无犯罪记录证明,又不走漏风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不可能也要让它变成可能。

先易后难,我首先去找幸福里的户籍警老唐。自从我和妈妈在一九七二年搬到幸福里以后,老唐一直是我们这一片的户籍警。妈妈是街道积极分子,他很熟悉。他亲眼看到了我和陵元结婚。我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也都是在他那里上的户口。尽管如此,真要去找他,我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因为他很清楚我爸爸有历史问题。爸爸每次探亲回家都要在他那里登记备案。我壮着胆子,心里砰砰直跳,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唐户籍,请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好吗?说明一下我从来没有犯罪记录。你是了解我们全家的。我们在幸福里生活了二十二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唐户籍沉思片刻,二话没说就拿出笔和公函纸开始给我写证明。由于考虑得不成熟,他落笔写下的前两个字写错了。他随手把它们圈掉,连纸都舍不得换一张又接着写。我不敢请他另外换纸,只好听之任之。也许是我的谦卑起了作用,也许我恭维他了解我们全家使他感到得意,也许在冥冥之中有上帝在保佑我们,唐户籍在开完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后,竟然把康康的也跟着开了。这真叫我喜出望外。因为难度最大的就是康康的。要到铁道学院保卫科去给康康开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又不惊动铁道学院的有关领导,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下面就是去井湾子派出所给陵元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了。我刚把话说出口,主管开证明的户籍警就把我堵回去了。“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就是要移民。你做梦去吧!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他的态度是那么生硬,我认识到我就是跪地求情也没有用处。当时我还不知道陵元花了将近六千加元请律师,不然我说不定会急得吐血。就在几乎绝望之际,我打听到我们厂的工人陈国民与这个户籍警很熟。陈国民是一个年轻工人,小我一辈,和我关系很好。厂里人都开玩笑说他是我未来的女婿。既然是“未来的女婿”,当然要给“未来的岳母”帮忙。我买了一些烟酒,托陈国民送给这个户籍,请他给陵元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有了这些烟酒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物,再加上陈国民的面子,陵元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居然到手了。

绝对腐败是绝对权力的孪生兄弟。共产党越是大权独揽,它的干部就越是肆无忌惮。物价飞涨,一般干部的工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其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只好依靠巧取豪夺来牟取工资外收入。放走一个留学不归人员对他们个人并没有任何损失。只要捞到实惠,无论什么证明他们也敢开。

我看了看陵元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现写得不好。也许是那个户籍警不会写,也许是他太谨慎、不愿意承担责任,也许是我的烟酒份量不够,他写的是:“经查核,葛陵元在我所无犯罪记录。”言外之意是,他在我所之外是否有犯罪记录我不知道。这种证明能够通过移民官的审查吗?我感到怀疑。在心烦意乱之中,我又犯了一个我毕生最大的错误:在把无犯罪记录证明寄给陵元的时候,我忘了应该把信放在最外层,保护好无犯罪记录证明,却把无犯罪记录证明放在了最外层。在封信的时候,邮局的劣质胶水透过信封把无犯罪记录证明与信封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信寄到陵元手中以后,无论他拆得多么小心,还是把无犯罪记录证明撕出几个小洞来。陵元懂得把无犯罪记录证明搞到手有多么困难。他立即来电话叫我重新开一份,语气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我本来就对那份无犯罪记录证明不满意,现在更加不得不重新办理了。我再次请我“未来的女婿”陈国民帮忙,明确地要求他相熟的户籍警写出“在历史上无犯罪记录”,而不仅仅是“在我所无犯罪记录”。“未来的女婿”没有辜负“未来的岳母”的期盼,终于搞来了合格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在邮寄的过程中,我也没有重犯上次的错误。我终于替陵元完成了这件和与虎谋皮一样困难的任务。

接着,在妹夫谢恕明的帮助下,我们母女三人又通过了加拿大移民局在长沙的指定医院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体检。至此,陵元的移民申请文件的国内部分全部胜利完成了。陵元在加拿大、德国也完成应该做的一切。黄女士帮他把全部文件译成了英文,使这些中文文件在加拿大具备了法律效率。陵元把整套中英文文件交给律师。加拿大的移民法规定,移民申请必须在境外提出。所以律师把陵元准备的全套中英文文件用律师事务所的专用信封寄到了加拿大驻美国水牛城的领事馆。两个多月以后,陵元就得到了加拿大驻美国水牛城领事馆的面试通知。

(4)与虎谋皮还不够,还要向老虎要虎骨

陵元在加拿大驻美国水牛城领事馆的面试非常成功。看到陵元提的满满一手提箱书籍和论文——有计算机领域的科技专著,有翻译自英德日文的文学作品,移民官觉得她完全可以相信,这个人不但不会成为加拿大的社会负担,反而会给加拿大的发展作出贡献。她和陵元亲切友好地闲聊了二十多分钟,客客气气地与他握手告别。送走陵元之后,她把陵元作为特殊人才予以批准。她又再次欣赏了一遍这个大教授的文件。突然,她由护照影印件的封面看出陵元使用的护照是公务护照。公务护照是不能当作私人证件申办移民的。于是,她拿起电话,拨通了陵元的移民律师。

哪怕是最好的洋律师也不尽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陵元的律师不知道,和他的祖国加拿大不一样,在当时的中国,私人护照不是凭个人证件就可以随意申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终身都没有护照。出国探亲或者旅游只是极少数中国人的特权。他们要有有关部门的介绍信,并且通过相当繁琐的手续才能办到私人护照。在有机会出国的中国人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因公出差。为了对他们严加控制,在出国之前,由他们所在单位的外事办公室为他们办理公务护照。在回国之后,他们又必须把公务护照立即交还给他们所在单位的外事办公室。哪怕是大学教授也不例外。

陵元刚返回渥太华就接到了律师事务所秘书来的电话,叫他立即去中国大使馆把公务护照更换成私人护照,否则将影响移民手续的正常进行。听到这个要求,陵元顿时就傻了眼。到中国的驻外使团去要求把公务护照换成私人护照,这不只是与虎谋皮。这简直是向老虎要它的虎骨。

陵元是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出来的,在组织关系上属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管理。在半年公费期结束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教育处。他知道,自己一再延期,教育处肯定不会喜欢他。现在,为了把公务护照更换成私人护照,他只好硬着头皮去那里。他是做了准备的。他带去了他的计算机科技专著《计算机密码学》和《计算机网络和分布式系统》。他说,由于他有这两部著作,加拿大供应和服务部与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系联合举办的在职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培训班认为他是为他们讲授《计算机密码学》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这是一门涉及到高度机密的学科,所以只容许他以学者的个人身份讲授,不许以中国官方的公务员身份讲授。因此,他必须把把公务护照更换成私人护照。

尽管陵元说得天花乱坠,教育处的办事员以不变应万变,给他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只要你的原单位同意,我就给你换。”所以,十几分钟以后,他就灰溜溜地退了出来。眼看成功在望的移民大业将功亏一篑,陵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一面给铁道学院打国际长途重复他的谎言,一面打电话回到家里,叫我不惜一切代价就地帮助他做工作。

接到陵元的电话,我立即去找铁道学院的第一把手谷士文院长,再次向他重复了陵元的谎言。谷士文在当院长以前也是电子工程系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授。他对陵元的外语能力和专业能力都十分欣赏。就是他任命陵元担当了《教育与研究》杂志的主编。从专业角度来说,他完全了解拥有那两部专著的陵元的确是讲授《计算机密码学》的最佳人选。《计算机密码学》是一门涉及到高度机密的学科,只容许以学者的个人身份讲授,不许以中国官方公务员的身份讲授,在逻辑上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他认为学校有教授被加拿大政府部门请去讲课是学校的荣耀,是为国为校争光的好事情。他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不能坏了葛陵元教授的好事,应该立即批准他把公务护照更换成私人护照。

谷院长把他的决定下达给铁道学院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蒋佑生,并且叫我直接去找蒋佑生办理有关事宜。院长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该决定不与任何有关的外事文件相抵触,蒋佑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当天,陵元从加拿大给学校打来电话,告诉学校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的传真机号码。院办公室的办事员按号码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发出了同意葛陵元教授把公务护照更换成私人护照的传真。陵元第二天就把公务护照更换成了私人护照。

到此为止,陵元申请移民的一切障碍都扫除干净了。哪怕是万里征程,也只剩下一片坦途了。在他第二次延期只剩下最后两天之际,加拿大移民局及时地批准了他的移民申请。他获得了在加拿大永久居留并且在任意地点工作和生活的权利。以他的资历、地位和著作,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找到一个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剩下的问题是,我和两个孩子怎么能够去加拿大和他团圆。以他对家庭的爱恋,以他娇妻爱子的德行,如果我们不能去加拿大,他的移民成功最终会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5)为了办理护照,我活生生地累病了

陵元打电话告诉我,移民申请已获批准,他已经在蒙特利尔的一家软件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给他的头衔是研究与开发科学家。听到这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我害怕政府把我们母女扣下来当人质,逼迫陵元回来。我有把握,我的丈夫把家庭和老婆孩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出国与他团圆,用不了几年他就会乖乖地回来。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助夫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那么现在我还必须更上一层楼,把我们母女三人都搞出国去,与他团聚。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才算最终完成了我的助夫使命。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陵元才算最终完成了他的移民大业。

我知道我的个人能力有限,还得请朋友帮忙。出国的第一步是去公安局办理护照。我四处向可靠的朋友打听谁在公安局有熟人。问到康康的小学老师、阔阔的小学校长李中青那里,她说她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工作,并且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介绍信,叫她的学生帮我办理。我拿着李校长的信去长沙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找到了这位学生。他接过信来看了几眼就把我推给了他身边的人。我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李校长明确地写了叫他帮我办理,他却把我推给别人,显然他不太买他小学老师的账。我不敢责问他,只好照他的指点与他身边的人交涉。结果是:李校长的信仅仅把我引进了公安局的门,剩下的事情还是需要我按照章程一件一件地办。我一次又一次地往公安局跑,一次又一次地照他们的要求做,可是他们每次都提出新的借口拒绝给我办。我知道我不能生气、也不能放弃,我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最后,他们黔驴技穷,再拿不出新的理由来刁难我了,只好把责任推给铁道学院。他们说:必须有铁道学院证明它同意你出国,我们才能给你办。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去找蒋佑生。蒋佑生请示了院领导,得到院领导的同意以后,给我们开出了证明。他说:“算你们运气好,现在的政策容许放你们这样的人出去。要是早两年,我可不敢开这个证明。”他告诉我,那时有的出国人员家属在外事办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又哭又闹,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拿到铁道学院同意我出国的证明以后,我立即再去公安局,他们终于没有理由再刁难我了。他们必须给我办理护照了。我和孩子们拿到护照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跑护照,我活生生地累病了:浑身疲乏无力,尿中带血。我在铁道学院卫生科看病,医生叫我立即进卫生科住院室住院治疗。但是,我哪里有时间享受住院的清闲——刚躺在病床上打完吊针,我马上又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女儿们做饭,洗全家的衣服。做完家里的事情,我又往公安局跑。我在医学书籍上看到:血尿但又不腰痛很可能是肾癌,我正是这种情况。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哪怕得了肾癌,我也要把护照办好,把孩子们带出去,和陵元团聚,把陵元的移民大业进行到底,使子孙后代都享受民主富裕的生活。

又要做家务照顾两个女儿,又要跑公安局办护照,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在厂里但任统计员兼生产调度员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退休申请。厂里看到实在是留不住我,终于同意让我退休。从一九六四年下乡插队,至一九九四年退休,我这么一个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的“老部长”足足当了三十年农民和工人。虽然才四十九岁,我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天真烂漫、小巧玲珑的漂亮小姑娘了。我变成了一个饱经沧桑、矮小微萎的半老徐娘。有的时候,看着镜子里自己眼角显现的鱼尾纹,我不禁担心地问自己,陵元再见到我的时候还会那么热烈地爱我吗?

(6)陵元缺席晋升为教授

退休了,终于可以歇息了,可以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继续跑护照之余,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我是不是真的得了肾癌。我到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去做了B超肾造影。化验结果表明,我的肾脏没有发生癌变。我的恐惧感消失了。我又有了和陵元白头偕老的信心。我找一个算命先生给我和陵元算了命。他说:“你们夫妇的晚景很好。你的丈夫可以活到六十九岁。你可以活到七十二岁。”见鬼了,我比陵元还多活三年。不,我不要比陵元多活。我要和他一起死。如果不能一起死,那我宁愿自己先死,没有陵元的关心和疼爱,我活着干什么!但是,如果没有我的照顾和支持,陵元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所以,还是要一起死。

我是天生的劳碌命,也是永恒的旺夫命。退休在家还没有来得及消停,大事又来了。全国高校系统开始了新一轮的职称评定工作。陵元有资格申请正高级职称,即正教授。国外对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都统称为教授。别人那么称呼陵元,我也就跟着那么写了。其实陵元真正的职称是副教授。现在倒是有机会当正教授了。电子工程系系主任蒋新华和系办公室主任郭绍周把我找去。他们告诉我:葛老师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但是他本人不在。办理教授申请的难度很大,还要自费支出几千元钱请人审评学术代表作,你看是不是要代他申请。我听出了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认为申请教授竞争激烈,陵元本人不在场,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他们在告诉我,代陵元申请只是劳民伤财、徒劳无益。他们诚心诚意地动员我放弃这种无谓的努力。但是,事关陵元的荣誉和地位,我怎么能不替他争取?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要代他申请。

陵元的副教授就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我代他申请的。我已经有经验了,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充分发挥了我当统计员的才干,仔细整理好陵元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把它们装订成册,编好目录。我把厚厚的几大本材料送到系办公室郭绍周主任那里。

为了职称评定工作,郭绍周主任忙得焦头烂额,心情很不好。看到我报送的材料,他不经意地说:“装订得这么好有什么用!系里许多副教授亲自办理自己的事情都要一次一次打返工。你这不是白费劲吗!我看你还是不要替葛老师办算了。等他回来以后自己办吧。”

郭绍周主任泼的冷水不能浇熄我为丈夫争取荣誉和地位的决心。我平静地说:“郭老师,还是请你先看看我准备的材料再提意见好了。如果你认为我搞的不行,我就放弃。好吗?”

郭绍周没有心情和我争辩,收下了材料。整理好材料才是申请的第一步。接着要找学术证明人和学术鉴定人。我找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的郑若忠教授做学术证明人。因为他清楚地了解《计算机密码学》是陵元一手编著的。学术鉴定人必须是两位来自不同单位的教授或研究员。我找的第一位是院内的行治民教授。他在两年前就充当了陵元出国的学术推荐人。我请他为陵元的学术代表作写了一份学术鉴定。第二份学术鉴定是请我和陵元的高中同班同学、我的插队伙伴吴干如在湖南大学找一个教授写的。我把证明函、鉴定书都交给郭绍周主任审核。郭主任那天的心情还不错。他认真检查了我的材料,确认一切手续齐备,告诉我要多抄几份分发给学校参加职称评定的教授们。我回到家里就忙着抄写,然后又返回系里交给郭绍周主任。

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陵元的学术著作是第一流的。他的《计算机密码学》是国内在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在它之后,又出版了几本,但是没有一本有他的书那么适合当大学教材。我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整理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它们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内容充实。我每次都做到了一次到位,从来没有打过返工。但是,陵元在竞争那么激烈的环境下,能够脱颖而出,在缺席的情况下,顺利通过系里、院里、省里的三道审查,恐怕主要还是要靠“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对自己人要求很严、对朋友要求较宽、对外人一团和气、对敌人的头面人物甚至不惜讨好献媚。陵元在国外已经滞留两年,而且混得不错,铁道学院党委领导一定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了他有可能滞留不归。现在,又已经给我开出了同意我出国的证明,不好出尔反尔,再把证明收回去,因此只好不遗余力地在省里为他争取到这个高教系列的最高职称,希望以此激励他回校工作。

对于铁道学院的老师和领导,陵元永远是心存感激的。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铁道学院,不是因为他对这所学校有任何不满,而是因为他厌恶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中共最高层的几个寡头政治家把维护自己个人和家族的特权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为了使自己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们甚至下令开枪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件事让陵元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伤透了他的心。“哀莫大于心死”,从那一天起,他就做出了决定,只要有机会就要离开这个国家。既然长沙铁道学院在这个国家里面,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政权的领导和控制,他就不得不也离开它。

对于以欺骗手段来把公务护照换为私人护照,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另有办法——哪怕是交付高额罚款,他也决不会采取这种极其卑劣和充满风险的孤注一掷的做法。为此,他对因轻信他的谎言而上当受骗的长沙铁道学院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的有关人员深感愧疚。他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做法没有给他们造成麻烦和导致处分。作为他的骗局的重要协从者,我的心情也不比他轻松。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们家双喜临门。陵元晋升为正教授。我们母女三人,包括才十四岁的阔阔,都各自获得了自己的护照。

(7)迎来送往、准备行装

陵元托同事张明亚的妻子高国云把飞机票和移民证带到了武汉。我带着康康和阔阔去武汉到高国云家取飞机票和移民证,并且向妈妈告别。妈妈已经很老了。我握着妈妈的手,对妈妈说:“妈妈,谢谢你老辛辛苦苦把我抚养成人。现在,我要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请你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站稳脚跟以后就接你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妈妈的行动虽然不利落了,但是头脑还十分精明。她叫我放心地走。有空常回来看看。我郑重地保证,我肯定会常回来看望她老人家。

机票是九月十八日的。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要收拾行李、告别亲友。佳佳和恕明一家请我们母女三人去一家餐厅吃了一顿蛇宴。他们一家与我们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姐妹的关系,而且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关系。恕明帮我逃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席间,佳佳向我报告了一个喜讯:她在那年全国高级职称统考中考取了高级经济师职称。总体录取率不到三分之一,只有正规初中学历的她却榜上有名。在行政上,她也一路攀升,由普通科员升至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现在当上了处长。我对她真是无比的敬佩和羡慕。她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一个阶梯地上升成了我们四姐妹中的佼佼者。在我们四姐妹中,她的正规学历最低。但是,无论在技术职称上还是在行政职务上,她都创造了最高成就,高于大学毕业的大姐和二姐;当然更高于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我真为我的小妹妹感到自豪。如果她不曾把最好的九年年华耗费在虾叭佬,如果她按部就班地读了高中、大学、研究生,我简直不敢想象,她将会有多么惊人的成就。

欧阳炎教授和常可风会计一家请我们在玉楼东餐馆就餐。陵元出国之前,曾经嘱托他们照顾我们母女。在陵元出国之后,他们夫妻对我们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我办移民的过程中,常会计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自始至终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说服外事办的蒋主任尽量给我开绿灯。康康出国要在铁道学院的集体户口中注销粮食关系和户口。正值暑假,主管人员不上班。她带着我去他家,把他请到学校来给康康注销粮食关系和户口。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们很可能仅仅因为康康无法及时注销粮食关系和户口而不能成行。

我的高中同学吴干如和赵溯静夫妇;我的同事崔葳和她的丈夫萧集熙先后设家宴为我们饯行。我们厂和厂里的同事也专程来我家祝贺,送来了一些小礼品。康康的小学老师、阔阔的小学校长李中青也来到家里,赠送礼品留作纪念。陵元专门写信给她,请她到我家来随意挑选他的藏书,叫她尽量多拿,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拿得越多他越高兴。

*

在迎来送往的间隙中,我清理好了我们的行李。可以托运六个大箱子,我把它们装得满满登登,每一个都超过了三十公斤的限额。为了防止箱子在途中损坏,我给每个箱子都用相同颜色的厚布做了箱套。然后又用捆箱带把它们一个一个捆得紧紧的。这样既便于拎提,又起到了保护作用。哪怕箱子摔破,东西也不会掉出来。我还准备了六个小件手提行李,里面也塞得满满的。欧阳炎教授原来也与铁道学院的许多人一样,以为我们去去就会回来,看到这个架式,他什么都明白了。如果他那时去学院告上我们一状,我们还有可能被扣住。

夜长梦多,我们决定提前几天出发,顺便可以游览一下上海以及附近的美丽城市杭州、苏州、无锡。九月十二日,我们的高中同班同学陈炳炎从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派来一辆汽车,把我们的六个大箱子送到火车站办理了托运。九月十三日上午,恕明陪我们乘车去上海。当时,他发作了尿路结石,不宜远行,更不可以用力。二姐说她可以送我们去上海。但是,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干不了重活。恕明当仁不让地抢过了这项艰巨的重任。他说他的病不要紧,只要忍住痛就行了。

佳佳和雅明送我们一行四人到长沙火车站。雅明才十二岁。康康和阔阔是雅明从小的玩伴,她舍不得两个表姐离开。从我们办移民的第一天起,她就希望我们办不成。她成千上万次地对她的爸爸妈妈说:“不要帮她们的忙,害得她们搞不成。”现在,我们真的“搞成了”,而且她的爸爸还要亲自送我们走,雅明真是“悲愤”万分。火车还没有开,她就大哭起来。女儿的哭声牵动着妈妈的心,佳佳的眼泪也涌入了眼眶。她不等火车开动,就拉着雅明走了。恕明坐在车上,看着老婆和女儿离去,故作轻松地对我们说:“不要紧,让她们俩到一个背角落里去哭好了。”

我们厂的项书记、崔葳、陈淑英、陈淑君、杨克立等人也到车站送行。我们高中班的团支部书记郭秀芬也来了。当年的插队伙伴们来得更多。吴干如、曹安详、李立德等人都来了。但是傅正乾却没有来。也许他心里对我仍然怀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不愿意看着我离去。事实上,我心里也仍然对他怀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但是,我不能把我的爱情分给两个人共享。我只能在心中向他表示真诚的歉意、永恒的歉意。

(8)九九八十一难

九月十四日下午,我们到达了上海,住进了静姨家里,打算第二天去取行李。行李一般是跟车走的,把行李取回来,放在静姨家,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玩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行李房,车站工作人员说行李还没有到。我心里开始发慌,连忙给陈炳炎打长途电话询问。他说绝对没有问题,行李肯定上车了。再耐心等等吧。干等着更着急,我们决定先出去玩,回来再取行李。

九月十六日,我们去无锡玩了一整天。我们逛了无锡的蠡园、鼋头渚,又坐上汽艇游太湖。这是我们第一次坐汽艇。小艇在水面飞速行驶,时而左偏、时而右偏,浪花飞溅到船里,打湿了我们的衣衫,非常刺激。两个孩子兴奋得又是笑又是叫。晚上,我们乘夜舟去杭州,于第二天一早到达。我们去了虎丘,在虎跑泉买了著名的西湖龙井茶。午饭我们吃了西湖的唆螺。这是当地独具一格的名菜,味道极其鲜美。现在我已经和女儿女婿在许多世界闻名的大餐厅用过餐,仍然没有吃到过那么美味的佳肴。吃过午饭,我们就登上火车,直奔上海。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今天必须把行李从火车站取出来。

我们拿着行李票,直奔行李房。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行李仍然没有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又给陈炳炎打长途电话,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行李绝对运走了,一定是上海方面出了问题。我们请求行李房的工作人员让我们进入到货仓库去寻找。好大的仓库啊!行李堆积如山,从哪儿找起啊?我们在里面走来走去,不知从何着手。突然,我的眼睛亮了。“看啊,”我对恕明说:“那不是我们的箱子吗?”我的六个同色箱套的箱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

我在行李标签上填写着发货单位长沙铁道学院。上海站的行李员粗枝大叶,只看了铁道学院四个字,就想当然地把它放到了上海铁道学院的行李堆中。真要感谢上帝,上海铁道学院这几天没有来汽车到火车站来拉行李。不然,我们的行李被拉到上海铁道学院去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上海站的行李员工作粗枝大叶可恶,上海铁道学院没有派车来拉行李真巧,我给六个箱子配上同色的箱套英明!唐僧到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一难是过通天河的时候历尽千难万险在西天取到的经文落入水中,差一点落得前功尽弃。我到西天寻夫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一难是行李混进了上海铁道学院的行李堆中,差一点取不出来。上帝保佑,但愿这真的是最后的第八十一难。

我们取出行李,叫了一部出租车,一直开到静姨家。静姨住在虹口区的一栋大楼的五楼,这么多行李,每一个都这么重,恕明正在生病,我是一个体弱矮小的“老部长”,两个女儿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姐。我发现我又面临了一难。行李总不能放在楼下的露天里过夜吧!恕明扛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箱子,我们拿起了小件行李,大家奋力往五楼爬。小行李拿完以后,我们又两人抬一个大箱子往五楼挪。最后终于把行李都搬上去了。考虑到恕明正在生病,他所承受的风险和所付出的艰辛真是不可言状。

第二天,九月十八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也是我们离开上海去加拿大的日子。静姨一早就为我们准备了节日的盛宴和月饼。我们享用以后又把全部行李从五楼拿到楼下,等静姨的儿子民民来车送我们去上海虹口国际机场。静姨家虽然位于虹口区,但是离虹口机场却还有一段距离,为了防止堵车,我们提前了三个钟头出发。

我们早早地到了机场,办完行李托运手续以后,就和恕明、民民挥手告别,过关进入了候机厅。恕明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他不辞辛苦地带病为我们送行,现在还得一个人坐一天一夜火车回长沙。他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们,从来也没有发出过一声怨言。他总是开玩笑地说:“有什么办法?都怪我谢恕明前世亏欠了你们康家的力!”他当然“有办法”。他可以根本不管我们的“闲事”。是他自己争着来的。我真的好感激他。他对我恩重如山,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今天又把我送往自由世界。

第二十二章 移民初期

(1)“九一八、九一八”,又“脱离了我的家乡”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中午时分,我带着我的女儿康康和阔阔,从上海虹口国际机场登上了飞往加拿大多伦多的班机。我们母女三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不免感到又兴奋又紧张。由于加拿大和中国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可以到达。想到即将与阔别两年的丈夫或父亲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逢,我们母女三人心里都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期待。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我们首批下乡插队落户的长沙知识青年经过三天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江永县桃川公社绿碧岭大队。那时,我们的心情也无比激动,不知道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广阔的天地里”,将开始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明确的,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幼生长的地方,离开了抚育我们成长的爹娘。所以我们都忧伤地唱起了“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但是,今天却完全不同,我们固然也“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我们已有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却有把握赢得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们不是在远离亲人,而是在投奔亲人。如果说对于是不是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还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即将与亲人团聚却是确凿无疑的。仅仅为了这一点,哪怕是要经历千难万险,也是值得的。

飞机在一望无际的高空翱翔,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回顾起了刚刚逝去的三十年生活。在刚下农村的岁月里,我还不明白自己已经进入了社会,还在天真地过着学生时代的生活。虽然劳动很辛苦、生活很艰苦,但是我的思想是那么单纯,根本没有怀疑过党给我指引的道路也可能并不是金光大道。我还没有自己的小家,虽然想念父母、却没有考虑过自己迟早要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倒是把当时的知青点当作了我的家,我以为大家将这样永远厮守在一起,甚至没有考虑过每一个知青迟早都要建立自己的家,大家总有一天将各奔东西。

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生活了好几年,直到第一次招工的时候才认识到大家是多么想离开知青点,我自己在潜意识里也多么想离开它。但是,来不及了。党欢迎和鼓励你“自愿”下乡。一旦你下去了,无论你多么不自愿再呆下去,你也回不了城市了。就这样,我在乡下一呆就是八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搞得浑身是病才病退回城。感谢陵元自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向我求爱以来就始终不渝地爱着我。在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变化之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成婚。到今天已经二十一年零半个月了。可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足八年。在另外那十三年里,他在阜新、在株洲、在北京、在德国、在加拿大,忙他的工作、搞他的学习、奔他的前程。而我呢?却自始至终陷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在做工挣钱养家的同时,还要不停地为全家人操劳和服务——为家庭、为孩子、为陵元,我献出了多少辛劳、付出了多大牺牲、做出了多大贡献啊!我这样一个矮小的“老部长”,做一份苦工、带两个孩子、维持一个家庭,有多么艰难,他们懂吗?也许懂,也许不懂。也许陵元懂,孩子们不懂。当然,也许他们都懂。但愿如此。

我和陵元刚结婚的时候经济上是多么困难啊!当时我还没有工作,全家就靠陵元每月五十一元钱工资过日子。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后来,我在大庆服装厂做计件工,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挣得比陵元还多,日子才宽松一点儿。一直到结婚十年后的一九八三年,陵元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搞翻译,我们的日子才真正有了的改观。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有钱日子当穷日子过。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是在集体企业工作,工资收入、劳保福利、医疗保险都比不上全民企业、更比不上事业单位。我必须省出钱来防止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

我们全家人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我就是全家人的裁缝。我利用厂里发的零段碎布和边角余料,在每天上了八个小时班、挤了三个小时车、做了三顿饭以后,以“业余”时间给全家人做衣服。人家的孩子,每年换一个新书包,我家的孩子,连书包也是我做的,不破不换。

我们全家人从来没有坐过出租车和中巴。阔阔那么小、康康那么弱、我那么忙,我们只懂得老老实实等公共汽车,从来没有考虑过坐中巴。这一部挤不上去就等下一部,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无论等多久,我们还是照样等下去,好像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好像坐中巴早一点到家倒是毫无必要的奢侈。

哪个女人不爱美?不美的女人要涂脂抹粉想变美。美丽的女人梳妆打扮想变得更美。我们家有三个女人,却没有一个人用过化妆品。谁不愿意到餐馆去吃香的喝辣的?在那里不动不挪就可以吃个酒足饭饱、满嘴流油。但是,在我们家,除非请客,却从来也没有进过餐馆。陵元和孩子都满足于吃我做的饭菜。他们都说我炒的菜好吃。这是对我辛勤劳动的鼓励,还是对我勤俭持家的支持?

有这么疼我爱我的丈夫,有如此体贴懂事的孩子,我知足了。我性格开朗、笑口常开。父母、姐妹、亲戚、朋友都夸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承蒙夸奖,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事实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我的确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承受过无法忍受的煎熬、战胜过难以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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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九一八,脱离了我的家乡……”坐在飞机上,我忘情地轻声哼唱起来。我的一生就像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缩影,和九一八好像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前的九一八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广阔的天地”。目前的九一八又把我带进了一个奇异的“自由世界”。九一八这个日子似乎注定要充当我生命的转折点。不知道这一次是什么前景在前面等待着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总不会像三十年前那么令人失望吧。一句老话突然从我口中冒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坐在我右边的康康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妈妈,你说什么?”

“什么河东河西的,”坐在我左边的阔阔抢着回答:“妈妈肯定在想家。”

“妈妈,还没有到加拿大,你就开始想家了?”康康笑了起来:“真没有出息。”

“就是嘛。”阔阔附和她的姐姐。

两个孩子都以为我在想我们的老家长沙——湘江把它一分为二,河东是它的闹市区,河西是它的文化区。我在河西度过了我的中小学时代,在河东生养了我的两个女儿。女儿们显然不理解我对故土的怀念。她们现在一心向往的就是美好的未来。让她们误解好了,我没有必要向她们解释。让她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领悟生活吧,我想。我伸出双手,把她们搂进怀里。她们已经不太习惯我所表现出的过分亲热,从我怀里挣脱出来,奇怪地看着我。我猛然发现,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连阔阔都比我这个“老部长”高出一大截子了。

(2)我对陵元说的第一句话是:“从这里容易回家吗?”

“到多伦多了,”康康把我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