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一生就是一个白昼(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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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秋园小丘草原湖畔“梦巢”墨韵

◎黄翔

重铸人类文化精神黄金链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和几近绝望的世界,“早夭”或“速死”是它反复重现的内在命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它普遍存在的主体特征。有别于东方由来已久的“地久天长”和“宁静致远”,今人一切都瞎折腾,附著于世俗、寻求浅层的感官刺激。全社会在肉欲、物欲乃至权欲中上下沉浮。一切都浑浑噩噩、惊涛浊浪,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

失去了传之久远的“瞬间永恒”的从容、镇定与深远;人活得匆促、匆促慌乱得只差令人毛骨悚然。一切都自我支撑于稍纵即逝的当下、也只有当下的支撑是生存的唯一依据。事物存在之珍贵内核被抠空、“解构”于一眨眼,血肉生命的内在精神急需抢救、濒临丧失殆尽的临界点。

没有什么能在世间和人群中驻足。也没有什么能为人珍视、承传于世和润泽后人。

世界每一时刻都在嘎嘎断裂和隆隆崩溃,断裂和崩溃的正是有待于今人重铸的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黄金链”。

“空无”或“空灵”是此精神链条的东方称谓。前者指“无中生有”之“无”的“浩瀚与丰饶”;后者指东西方两大地域不同的“文化心性”或“种族性情”。

辽阔大地上,白茫茫一大片芸芸众生“昏昏趋死”。身“死”心也“死”。死于令人悲悯的苟且赖活,死于对“知山解水”的性灵和风韵的弃离。无视东方“隆古延今”之道者正以超常的高速日趋一日地朝向精神生命的坍塌与荒芜!朝向血肉生命的隐殁和毁灭!

人们的精神形骸早已与大自然绝缘。失去了悬垂头顶的天空,也遗忘了户外的日色与浮云。过去,社会群体在大轰大嗡的“运动”中搅拌,“受人左右”又“互为伤害”,人人纯属自身难保的“过河卒子”。今日,同样的众生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挤拥,肥头耷耳的“饭袋酒囊”随处可见,一个个纯属气鼓气胀、拍起来绷绷作响的皮肉“钱囊币袋”。

一个人欲泛滥、弃绝深层文化“独立自白”的世界,也不解物质功利之外何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总体求索?人们在社会德行上断裂“天道”,心性陶冶和净化上疏离“天籁”,内在生命丧失本色的“天然”,却往往长于世俗的盘算和谋划,身体和精神为外在压力扭曲又甘为自我扭曲。

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整体蜕变视而不见;对中华民族人文自由正处于一场精神裂变、重建和复兴的过程形同陌路、木然无知。

无异于以往的任何历史阶段,置身中国式的“精神领域”者,任何时候人们更多都乐于扮演旁观者、随波逐流者、混迹于世者的角色,而缺少精神上面对自己时代的特立独行者。纵使古今这样的人仍不时出现、历史长河中层出不穷;对于历朝历代习惯于内外有别的“对立观念”和敌我分明的“斗争思维”的权势者,这类人皆属“格杀勿论”的“非我族类”,毫无“和睦共处”与“多元兼容”可言。

其命运一般逃不脱世代一脉相传的模式:或“湮灭”于尘土、或“淹死”于唾沫、或“失踪”于史实。只不过有别于当今互联网时代,历史上少有侥幸存活于世者。

因为举凡此类人都生而天真,以不灭的“童心”面对狭隘的政见或丑陋的偏执;不如“奸人”深谙世间进身、受宠、升迁的心术和权术之道。

……

这里写的是世界大都会纽约的诗书“陋室”,是终生“违约”于我的“属于自己的房间”和“水泥丛林”中的“精神生命的白昼”。

肉眼看不见的时空深处,白日瞬刻光芒的末梢,指向浩瀚黑暗的永恒。苍穹下几间红顶屋,日夜交替的晨夕之间,总是一身微凉的“曙光与烟霞”。我与秋潇雨兰终生居住于“精神秋色”的清寂,在“滴露人生”、“水逝花落”之外,写意生命“刹那即灭”的终极和永久。

生命的日轮隐秘转动,红顶屋静穆立于其中。这儿地处美国纽约皇后区的犹太人社区,它的美妙的名字是:“秋园小丘”(Kew Gardens Hills)。我们的住屋在秋园小丘的草原湖(Meadows Lake)畔,此处与纽约“森林小丘”(Forest Hills)为邻。

身体和精神的“梦巢”是我一生的眷恋,而今生今世系于“情感”和融入“乡愁”的总是遥远东方令我日思夜梦的中国:那儿贵州高原上花溪河畔的“董家堰”,哑默式的乡野“野鸭塘”,江西九江庐山“仙人洞”俯瞰之下的莲花村。

莲花村与我喜欢的两个先人的故里都很近,他们一个是九江庐山之麓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一个是山水如画的修水的诗书大家黄庭坚。

想起无数先人的“庐山”、“修水”,就想起偌大的“故里”中国;想起中国,就想起那片辽阔大地上无处不是藏匿于深心的“家乡和田园”,包括我的故乡、湖南、广东和江西三省交界处“乱山丛中的桂东”。

由此我也想起美国匹兹堡市神蒲松尼亚维(Sampsonia)巷的那幢西式的“咖啡色的小木屋”,它曾一度是一对无奈漂泊者相依为命的栖居地。

但在故国原乡拥有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家园,却始终是我与秋潇雨兰与生俱来的天然而执著的渴望,也是漂泊异国它乡的经久不灭的心念。

布宁眷恋他的俄罗斯,我永远眷恋我的中国,纵使遥隔太平洋、“相望两茫茫”。

在纽约居室的东方寂静中,我们的每一个房间,乃至房间中的每个角落,都无处不见“中国”隐形其中。它仿佛永远是我们西域生活中的一员,每一个日子都与我们长相厮守、隐秘为伴。

深层而永恒的“精神美学”

寻求“世外桃源”的隐逸生活,是人生情趣、是精神境界、是生活品味。其深层本质从来是而且理应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伟大人文传统之一。这就是深层而永恒意义上的东方式的“隐逸文化”、‘“性情人生”,有异于西方的东方由来已久的“精神美学”。

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王维及与三五人林下把酒“品诗饮玄”的阮藉、“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乃至地位卑微、其名却以“僧敲月下门”而“响亮”于世者之贾岛,无不是东方式独特的“性情中人”,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心性。诗人之外,官场失意或退隐者、深山古刹的修炼者、道家境界的追求者中也多有“隐士”,在朝代更替、“物换星移”的宇宙的“大昼夜”中,层出不穷地在浩瀚星空下涌现,构成和延续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血脉。

人类生存其中的“昼夜”有大有小,“小”为流逝的每日每夜,“大”为匆促、短暂如一日的一年和一生。“大隐者”的“隐”中消解琐碎万物。“昼”中有“夜”、“夜”中有“昼”。也可以说,生命“阴阳互渗”、一生“昼夜如一”。世界的“非有非无”,既是事物的原初、也是万象的终极。这是东方神秘之“道”,是伟大中华民族珍贵的人文传统。在日趋世俗化的当今、功利化的时下,这一传统人文菁华,在社会生活中枯了血墨、裂了基石、折了根苗。

隐身喧嚣的闹市或寂静的深山,是身体的闲适和心灵的休憩。对于古代中国诗人,属天然性情、人生意蕴和心灵向往,此类人为众生中的“真人”;对于身心清静的修炼者是精神的净化和升华、却不失平常心,此类人属浊世中的“清人”;对于普遍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沉浮于世者,其挣扎于社会生活底层的状态,命定他们无奈沦落于文明人世中“非人”的境遇。上述三类人之外,还有一类属随波逐流者,有别于一般“富人”和“穷人”,此类人不管跻身于哪一社会阶层,都是精神界一介“赤条条”的“庸人”。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无论文化或政治领域,几代人的精神视野都不免受到“隐形规范”的局限,导致心性上的幼稚和浅薄。他们要么一度视“运动社会”为真理,要么以当下“流俗观念”为座标。在丰富多元的东方人文领域,他们属赤贫户,在精神上极需补课。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三互”:“互为借鉴”、“互为丰富”、“互为取舍”。绝非一方精神上吞噬另一方,或止于皮相上的“时髦模仿”与“流俗跟风”。其中,特别值得注意和提醒的是,中国文化中崇尚“言简意赅”,不仅强化语言的诗化、简洁和纯粹,也从中见出深藏其中的“天、地、人”一体的“精神视野”与“宏观叙事”。从《心经》等各类经典和孔子的语录、老子的“道”、庄子的“逍遥”文字中,其“叙述”或“表现”无不如此。这正是需要今人承传和继续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菁华。其中鲜明见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观念形态和表现形式各别。

东西方文化是平行的,无须人为地制造出“高、低、深、浅、新、旧”的区分。两者相比较,东方“精神文化”与西方有别的,正是其抽象和形而上意义的“纷繁复杂”和“包罗万象”。两半球文化相互可以共存或各有所取,却不必视地球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及其思维和表达,非某种唯一的方式、特征和色彩莫属。

中国古代的哲人、诗人和书画艺术家,其精神“表现”或叙述“方式”都无不是“点滴翰墨中见浩瀚”。这不仅同西方迥然相异,更应该指出的是,它早已在几代人中失传,为一般后来者无从领悟、精神上望尘莫及!

关于“隐居”的深层涵义如何理解也如此,在东方,同为归隐者,却方式各别,有隐于“野”、隐于“市”、隐于“朝”,乃至“隐于不隐”者,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不离冥思默想,都“隐身”于“诗书”或“书画”等形式的精神洞穴中。

大隐者古往今来无不从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见其“大”,他们都是另一种类型、又各具特色的“大诗人”。其“隐逸”本质即人生“大诗”。

一般来说,“隐居”对于赖活于世或混迹异域者,也许无异于痴人作梦。不仅如此,两者对“隐逸文化”都纯然无知。前者唯从平面媒体或网络世界中寻找与筑构自己的“精神栖居”;后者多有身处异国它乡却因患“文化隐疾”而成了“精神植物人”,根本不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更不懂地球上东西方文化交融与共存中,何为东方文化本身巍然独存的特色和神韵?!

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本真的心性荡然无存、纯粹的“诗书之道”失传,“隐居于世”成了断裂的传统和几近废弃的精神渴望。在今天,它只能在中国大陆某些政界高层的心境恬淡者中、成功于企、事业却了悟人生真蒂者中复苏。其实,在社会现实条件下,“山林渔樵”和“都市丛林”中的隐者,也只有可能更多在这一特殊阶层中出现。

这一类拥有财富也同时拥有闲散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性质上有别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却开创了另一类的“行宫、别院和避暑山庄”,同样追求现世生活的闲暇和隐逸。他们深心中呼唤在时空中日趋隐匿和沉湮了去的往昔,对暮鼓、晨钟、梵音和吊于窗口或悬于石碑坊半空的风铃,充满神往和聆听的深层渴望。这类新世代的有闲阶层,在对现实权益的享有中,应该说,比生存于社会底层者占有更多的机遇和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别于人群中的大多数。其隐居于世的追求,在“常人”眼中被视为“贵族化”的“奢侈”,在世俗视野中被视为“高调”、非精神品性的追求。这是泛“政治学”的社会判断,深层意义上的心灵追求属精神文化,其实质理应超越于社会等级、阶层的区分和不同观念的差异。它在承传一个民族传统人文菁华的意义上,起到的却是使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神珠串免于断裂、散落和失传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其无可置疑的正面意义应成为普遍共识。

不能凡事都安于以“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和眼光来判断,包括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品味判别和精神追求。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贫下中农”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层次上,仍然是双重的“贫下中农”。在纯粹人文精神意义上,甚至也包括某种类型的“贫农”教授。这里不仅指这类人的御用性质,主要指他们极为局限的人文视野,非担当却永远“正确”的人生姿态和社会立场。

也不宜在旧的“富有阶层”被“革命”后,造就一批“权贵化”的新型“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改革开放后,社会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公民社会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形成一个稳定不变的特殊阶层。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理应成为社会共同的追求并为每个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免于社会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乃至长远发展畸形化。

在人文意义的继往开来上,社会从来存在着隐秘的分工,物质财富生产者或疲于奔波者无暇思索,更多是性情上的“闲云野鹤”有幸在精神上先行于人。在这个意义上,其人文追求和精神创造,无论其精神本身还是精神价值的物质转换,对社会和人群都同样珍贵、同等重要。精神文化转换为物质价值过程中,其本质超越于世俗政治、时尚和陋见、也不受制于尘累者的精神层次、世俗心境和要求。文化具有抽象和形而上的精神特征,其层次远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古往今来人类在诗学、哲学、艺术、宗教乃至对浩瀚宇宙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的创造和探索性活动,其性质无不如此。

隐逸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性情和心性,是精神血脉中的人文传统。即使是一个狱中的囚徒,受“囚”的是他的身子而不是心灵。大自然同样进入他的梦境,精神血液同样流淌在他的身上。我这里所指涉的不是对“受囚入狱”这一事实的社会性质本身的追问,而是指人类的精神超脱于任何环境制约,在精神认知、追求和表现上,存在着超越于诸多表象差异的潜在的共同性。

今天,中华民族举办奥运成功,“神舟七号”载人太空飞行顺利完成,全球范围内出现中国文化热,东方文化正日渐呈现其独异和深广的精神隐涵。我们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见出的是一个上升着的国家、一个发展的民族;或者说,这类足以引起举世关注的现实成就,就是中国、就是中华民族本身!对“神舟七号”升天一事,也有“天上的荣耀别忘了地上的耻辱”的声音。这是个多元世界,多种多样的“声音”共存、理应兼容;社会视角不同、观念和立场各异。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面对世界全面崛起的国家和民族,在其蜕变过程中社会内部存在不同观念的差异极为正常,不同认识的差别有待于缩短并达成普遍共识。但无可置疑的却是,中国在面对今日世界中,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中国面对今日世界整体呈现的却是自身的稳健和自信、丰饶的潜力和智慧的闪光。

这个“整体”就是包括台湾、香港和全球华人在内的、崛起于世的整个中华民族!

“在地球上诗意的隐居”,是存活于世的全球众生不分东方西方的精神品质,是每一个有幸来到尘世的生者共同向往的“应当如此的生活”。身处异域之境的中国文化人,与西方文化交流或双向熏陶中却理应保持对自身精神文化的清醒,注意到无论美国人和中国人、东方人和西方人,作为“人”本身都有其天生、自然的某些共性。这“共性”在这里就是普世价值,无文化意味上的“碧眼金发”或“黑发黄肤”之分。如从早年开始,美国的富有阶层包括退休一族,从跻身其中大半辈子的闹市中出离,从浮光掠影、稍纵即逝的时尚生活中抽身而去,告别摩肩擦踵、人头涌涌的岁月,而寻求旷野生活的自然与安静。在美国人中,这不仅早已成一种人生选择和社会趋势,尤为一些西方成功人士中的性情人和广大银发一族的偏爱和最佳选择。回归原野和旷远,就是跳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的尘累,舍弃每日“指标人生”的规范化的“机器人”似的生存方式。

而对于性情化的中国人,就是“血肉隐身”中见出大自然的“精神形骸”。不亦步亦趋于人、不沉浮人世俗流、仅甘为一介自囿于“花样翻新”的“外在形式”之“白丁”。自自然然一个人、孤独重返浩瀚的自然,置身于“丰饶的空旷”,隐匿于“存在的虚无”。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寻求的也许更多是栖身的“乡居”,中国人偏重的却必然是精神的“隐逸”,两者外在文化追求近似而内质相异、判然有别。

隐逸文化和东方闲情,在中国传之久远,在当代发展中的中国,这种现象却在“丢失”中刚刚“重拾”。然而,它在现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出现、回归和拓展却是必然的,这是对失传已久的中国古代人文菁华的精神认同和血脉承传。我以为,当下尚无此红尘福缘者,大可不必非议或心理不平衡,更无须外在地以某类时髦观念去尺度其“精神美学”价值。这一人文“价值”,既是深层的、也是永恒的,独具传之久远的东方特征和浓郁气息。

在今日倡导人与周遭环境和谐的中国,“隐逸精神”具有提升社会人文层次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正面社会意义,十分正常而且可喜、应该予以肯定。而对我而言,却从中看见了早年孤独呼唤的人间“梦巢”,在偌大中国大地上开始若隐若现。我更愿意从诗化人生的精神视角去看待这一人文现象,而不仅仅驻足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剖视,或局限于浅显一族的浮躁心性和趣味的解读。纵使如此,它的理想前景应该是,以社会均富为前提,在天地的广厦中成为人人都能共享的生活。

世间也有城乡都有别墅者,兼具两种生活意趣、如昔日的俄国上流社会。中国古人云:“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身心两闲”的文化理念和心境,在历史上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人陶渊明,而今日却有“居住”于我昔日记忆和文字中的“末世散人”哑默。在美国有“瓦尔登湖”中的梭罗,在英国有“四季随笔”中的吉辛。

在中国的城市的工薪族和居民中,早已出现从“长假”、“双休”中享有“文革”前后的历史年代罕见的“休闲”时光者。以前人们仅限于国内旅游、或选择香港和国外为目的地,现在开始涌向台湾。休闲享有者的人数呈扩大和上升之势;而人们现在所面对的,重要的是有待于提高“闲暇时光”的精神层次和品味。

而反映在年青一代中,更不乏见到新鲜的“自由人”,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为生存而求职,生活对于他们而言首先是自由。他们凭自身实力生存,既无惧于辞退、也不耽心失业。钱挣够了就“自己给自己”放假,假期长短以手头金额而定。“假期”中,或打起背包去旅行,或短期“隐匿”于山水,或租屋逍遥于外地。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人生,可以说,消极“入世”而积极“休闲”。自我定位于“性情”新人,过着时断时续的隐逸生活。

人文意义上的“隐逸精神”,瞬间人世的“隐居梦想”,不是社会特殊阶层权势和财富非法占有者的特权,而是社会整体追求中的共同的“生命质量”和“人生价值”。社会应为全体成员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不是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日趋畸形、扭曲和萎缩。

无论财富和权力,应反对的是“非法”的篡夺和占有;而应该肯定的恰恰是:正常而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各别生命的能量竞争和成败角逐。

在死亡包围圈中超越死亡

从青年时代起,一生都在不停地搬家,在大地上寻找自己的居室,却始终没有“自已的房间”。我是一个终生的精神迁徙者,又渴望一己永久的栖身之地。然而,此生除了精神上的无形的深层漂泊,却在大地和人群中受到驱逐,永无安身立命之地,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人生至此,心身在双重意义上都感觉日趋疲累,已经有“在大地上拖不动”、“在人群中无处挤”的感觉。

今生从一开始就总想有个归宿,却不知何处为血肉和精神生命终极的归宿?!

生命日趋黄昏,暝色越亮,不管白天黑夜、阴天晴日,总见凡尘中一片另类时空的晴和。这时候,忽见一片房屋出现,其中有一幢房屋,似藏匿于我的肉身中,又矗立在我的体外伸手可触。它仿佛是“幻象”,又是可以“进入”的“实有”;是“真实”的梦想,又是无可名状的“梦幻”的真实。

一天,我果然走近一片房子、进入一幢房屋,其中有“我”的房间,既是砖石的、也是精神的。房屋里有卧室、有客厅、有餐厅和卫生间等。这对于别人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也很正常,但对于所有类似于我的几近终生飘落无着者,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却来之不易。

近见报载,浙江台州路桥区良一村,村里为老人建起三幢“五星级”现代公寓、并有数十对老人走上“金婚典礼”的红地毯,这让我极为震惊却深信不疑。一个村子能修起五星级现代公寓,仅这一变化在我们那个年代真不可思议,这绝非“言不由衷”!问题当然有,包括象我这样的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年月,至今尚不知此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正常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为何物?!物质和精神两者应平行,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应同步而不是发生倾斜!

我的房子有一面朝向空旷的极大的窗子,使我特别喜欢。它等同于我心灵的窗户,也是我精神生命的一个奇妙的“出口”。因为这儿的窗外,总有流云、飞鸟和一片我今生今世须臾不离的辽阔的天空,还有远处晴空下永远让人眷恋和遐想的“屋顶和河流”。

这处房子是经由秋潇雨兰策划和选定的,那时候,我首次回中国大陆还未返美。她在电话中说要给我一份惊奇的礼物、一个藏身纽约大都市的新的“梦巢”,我回来就可以入住其中。我几乎不可置信,我们从匹兹堡返回新泽西后,如今又要从新泽西迁入纽约。我从中国返美后,果然在纽约秋园小丘草原湖畔一片房屋中见到我们的住屋。此处是纽约的犹太人区,也是纽约最好的区之一,介于市内和郊外之间。既远离了市区人群的喧哗,又有几近乡野的寂静,附近有一片名为“草原湖”的湖水,连接着城市和郊野。

“草原湖”首先让我想起少年时代曾“登临”的“阿尔金山”和“青海湖”。也让我想起中国大陆的故巢“花溪”,想起“哑默的野鸭塘”和庐山脚下“莲花村中的山湖”。对于日趋眷恋东方寂静的我,它也无异于美国作家梭罗“独居澄明”的“瓦尔登湖”。

促成这次“暮日搬迁”纯属偶然,一是我们原住儿子那里,但在美国,不同于中国的四世同堂,子女大了,各自独立,每个生命个体都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各不相干甚至形同路人。而我们也持各自自由的观念,以为分开居住比“粘”在一起为好。而此事也正好得到一对台湾夫妇的支持和认同,他们是我们在匹兹堡结识的众多朋友之一,两个人都是真品性人,先生为饱学之士,夫人是悟道之人。而我此次回返中国大陆,匹兹堡的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朋友们都是支持者。其中一位来自台湾的友人,少时曾与总统同学,立足现实而思想超前。他的观点很开放,认为中国不仅应对旅居海外的公民敞开国门,同时也应向一个诗人开放校园,以证明它的实质性变化,尤其在言论自由方面。较之某些大陆人,许多台湾朋友对中华民族高瞻远瞩!

一日傍黑,夕阳光线很好,我在新迁入的片区漫步,身内体外均使我感觉干净、清爽又安详。信步走得很远,忽然发现临近一片墓地,它被隔在铁丝网中,却让我感觉一种奇特的死亡的澄澈和安谧。我眼前脚下是一片墓地,沿着铁丝网再往前走,还是墓地。左右看去,也是墓地。回头朝另一头走去,尽头还是墓地。我赫然发现我的新居被遥遥围在一片死者墓地的辽阔中。每个存活于天地的居室中者,又何尝不如此?瞬间生命就是“活在当下”,在生与死的交界中了悟存在和超越死亡。

此情此景,让我空前未有地惊讶却不害怕,反而在现实和精神上都同时感觉置身一片此生从未有过的暝色的亮丽。美极了!丝毫没有中国式的庙宇、祠堂和坟墓的阴森恐怖的感觉。我们的片区四周,至少有上万的已逝者与生者们同时“居住”在一起。这些已逝者,同我们一样,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同生者一样,他们曾在大地上呼吸,在阳光下走动,光照中身后留下长长的身影。有一刹那,我仿佛看到曾有过这么多人,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代一代绵延于世、持续从大地上走过。他们的生命曾随日升月落、每一个日子随时光悄然流逝。

在整个天地的居室中,生存与死亡互渗、生者与逝者聚居。“生是死相、死是生形。”一个有生之年在天空下大声喧哗,一个年华流逝在大地上寂然无声。两者“居住”和“存在”的方式各异,生与死却在宇宙中同在,隐秘置身于同一的时空,“同眠共枕”于同一的寂静。

面对静卧墓地的万千死者,我发现原来死亡和墓地竟是这么奇特、这么美,我感觉其中深藏一种静穆的震颤。大地上布满了茫茫的墓碑,竖立的、横卧的、圆柱形的,形态各异。有的类似亭楼建筑,有铁栅栏、铁门、上着锁,打开锁可以进入死者的居室,这类墓窟也许为生前的富有者所拥有。墓地之中出现房子,里面居住着死者;墓地边缘也围拥着房子,住着的却是活人。墓地整个一片澄澈,辽阔、清朗而安详。“无限好”的暝色中,呈现一个仿佛不会从大地上消逝的夕阳红亮的“永久的黄昏”。

我忽然想起埃及人,想起他们的生死观,每一个埃及人生前都珍视享有的人生,却似乎无惧甚至向往于死亡。特别是埃及法老,不仅无惧于生的逐日消逝,反而其生仿佛是死的准备,活着的时候就渴望和神往永恒长眠于金字塔。死后不能入住金字塔的普通埃及人也不害怕生的短促。每一个活着的埃及人都把法老生前建筑金字塔的事视为自己一生中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眼前大片大片的墓碑的形态和色泽使我迷惑。我想,也许白天我喜欢来这里走动,夜里也不害怕孤身漫步其中。但这是一片禁区,四周以铁丝网围住,不仅闲人免进,生者不到时候也只能在墓地之外望而却步,从有形和无形地隔开生者和死者的另一个世界隔网眺望。

死亡充满另一个时空中的奥秘,墓地宛若同一片天空下的诱惑。对于每一个来到世间的人,谁也跳不出生与死的“专制”铁律:要“活”都是同样活一次,要“死”也同样死一回。

从墓地回来,这才发现我们这个片区有两种不同色泽的房子,分布于大马路两边。一边房子是红砖房,一边房子是白粉墙,屋主绝大多数是富有的犹太人。白色的房子那边,使我想起东方庭园,幢幢白色影壁深处,给人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这使我想起,每一幢房子、每一间房子里居住着什么人?他们以什么方式看待人生和安排自己的生活?

犹太人和美国人一样,每一幢房子家家户户、楼上楼下都门窗紧闭,彼此少有往来,活人无异于幽居墓窟。不象中国人喜欢打开门窗、互为走动而不是永远陌生,凡大事小事人人热心关照,邻里间少有冷漠和隔阂。

回屋打开房门,忽见隔壁人家打破“闭关锁国”常规,半掩的房门后露出一张阿拉伯少女美得令人惊艳的脸,一脸鲜活的微笑中映出的却是非世间的暝色。这使我想起刚搬来的那天,一个阿拉伯老人敲开门递进来一大瓶饮料,打开瓶盖咕咕喝下,沁凉中却饮下温热。

他转身离去时却听见留下一句话:“欢迎你,新邻居!”想起人与人之间,也无异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多一个睦邻和少一份敌意,都使每一个在世者由衷高兴。

“立体写作”与“线条诗歌”

搬家的东西太多,美国朋友朱迪教授特地赶来看望,哇,一屋子堆满东西,她说我们还需要添一个“库房”。意思是许多东西,包括我的“诗歌书法”、也即经装裱的中国式的条幅、横幅,装置于美国式的镜框中的书法艺术作品,统统必须蓄存起来,永不见天日。

前前后后一个月以后,屋子整理出来了,卧房、客厅、餐室都有足够的空间。客厅里除有几张可以打开的沙发床外,中间还足以铺上宽阔的弹簧床垫,若有朋友来,可在上面随意划“大”字或打滚。更主要的,是我们房间里还有独一无二的东方人文意义上的内空间,可同窗外广阔无垠的蓝色天空静默呼应。这种四壁砖石围拥的精神的时空为我所独拥。

我把我们的房间命名为“暝兽之屋”,既是温馨的居室、“两个人的世界”;又是我的“立体写作”的工作和实验室,也是我的“线条诗歌”的永久展厅,既可以天然“养心”,又可以“接待”有层次的访客。但却是“谈笑少鸿儒”、“往来多白丁”的一纽约“陋室”。尽管可以一己趣味聊以自慰,深层意义上却是孤独的“精神生命”,“瞬间人生”中注定寂寞的心灵。

房子是诗屋、书屋,仍然是“梦巢”又有别于昔日的“秋潇雨兰”梦巢,因为它已有相对空间挽留我的“诗歌书法”或“线条诗歌”、伴我在红尘浊世中清静长住。我说的“立体写作”就是诗歌跳出平面书写的传统窠臼,综合多种艺术的形式表达。除与爵士乐、摇滚乐等音乐形式综合外,也包括与现代绘画和霹雳舞的综合。我这里指的“线条诗歌”是以我的狂草书法的线条和构图立体再现我的诗歌的形式,以凸显有别于西方的东方艺术特异表现和韵味。

东西方艺术及其表达彼此平视,不存在一方对一方的“仰视”或“俯瞰”,这是我始终的观点。东西方文化艺术互为交融,但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平行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视为另一方的示范性的精神标本,而是形态各异、巍然独存的双峰并立。两者之间,差异是有的,也许本质上是精神生命的认知和表现的“自由”程度的差异,而不是“表现”的层次本身。

我很喜欢我们的屋子,“两个人的房间”其实也是两人合二为一的“一个人的房间”。在一片砖石、影壁和屋顶之中,它有如古希腊式的悬崖绝壁之巅的修道院,但这里是常人居所中的心灵栖息之地,纯净的精神生命修炼。纵使精神上不免“远离人间烟火”、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我们却难舍共同围拥的世界的一隅,哪怕是白天一室移动太阳的光斑或光影、夜间不同房间的灯遥如星月光线的折射。傍晚或深夜隔着一张原木小餐桌,入餐、喝茶、聊天,相互感觉特别人生。这样的时刻对别人往往擦肩而过或不经意消逝,而对我们却是一种“稍纵即逝”中的瞬间人生拥有,特别珍贵。

秋潇雨兰喜欢一屋子简洁而空灵,四壁装饰少而精。“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想在室内增添一道现代装置,让屋里昼夜涌流活水泉,眼中挂泉影、耳中流泉声。为此,险些我的“线条诗歌”也被从“空无”的心思和“空白”的住屋中受到驱逐,但当它们同我此生极罕有的几幅“象形画”一起垂挂四壁的时候,她就同我一样,看到的不仅是常人眼中的线条与构图,而是从寂静的粉壁中涌出的枝杈、水纹和流云。

我们在喧色朦胧中置身寂静。“结庐”于诗书、“点烛”于空无。大地上“异域”的“人境”中涂抹另类风景。

新添了一张我早已渴求的大书案,但美国的东西都是组装式的、一次性的。一个独立的衣架还没有用上,一只脚就“瘸”了,书案刚安装好,“背”就驼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还包括家具,东方式的室内床柜桌椅,从宫廷到平常人家都“千秋万代”,真有如东方的“专制”一样坚固。但有了这么大一张书案,就足以让我的笔墨“纵横沙场”,或意欲龙飞凤舞、或追求行云流水,全如孔夫子论语中所言“从心所欲不越矩”,这个“矩”就是书法艺术之道本身。

房间整理好以后,我即动手开始了我的“立体写作”实验之一“线条诗歌”创作。美国人称为“画字”,其实也是“画”诗。我写的是一组既有中文、又有英文的诗,这组诗发表在2008年的3一4月的《今日世界文学》的“全球化”专号上。此辑诗选自我的诗歌的最新译本《今生有约》,译者为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奚密女士。较之以前美国“爱默生家族”子孙安德鲁·爱默生先生的译本,此书保留了诗中的特有的东方文化特色和精神格调。有汉学研究者认为,中英文兼具的奚密教授的东方文化背景,保证了其译文有别于此前爱默生先生译文风格的“西方化”和“美国化”。

“线条诗歌”是我个人化的“诗歌书法”,也是我的诗歌有别于“平面文本”的另类表达,这些诗包括《感觉的雕塑》、《诗》、《我相信》、《一瞬》、《庭院》、《故里》、《今生有约》等,我准备配合中英两种文字搞一次“弘扬东方文化”精神的“线条诗歌”狂展。这些诗直接写在事先已裱好的大小各异的条幅和横幅上。写得随心所欲,我自己喜欢极了。每涂抹一幅就挂上墙壁,顷刻就感觉置身在层岩斑驳和光影重叠的天地中。天地是我的天地。世界是我的世界。骚动于宁静的精神生命不容外力介入和骚扰。隔日我的笔下又倾泄东方文化的传统菁华和精神源头,书写了东方先圣孔子的《论语》片断、老子的《道德经》局部和庄子的《逍遥游》。老庄精神为我所趋近,所写文字为瞬间感应,两幅狂草书法线条和构图为我所特喜欢,挂在面对进屋入口处,每天推门进屋,都同两位古代智者撞个满怀。

诸子百家是东方的瑰宝、中国人的骄傲,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人文的经典,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作为后代子孙、也作为祖先的精神承传者,我对古代先贤恭敬而肯定,但也有时空距离感,包括中国文化伟大的代表人物孔孟、老庄也如此。见国内对古典也有不同声音,如有人认为《三国志》写的是权术、是一本“摇头晃脑”的书。《论语》非“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我以为,对古代经典,首先是承传、然后是拓展。在展示东方文明、弘扬中国文化的意义上,作为诗人,我更偏重感性的、形象的、立体的、综合的表达方式,而在艺术总体形式表现上却追求“象形”。

房间里除了我今生写下的“作品系列”和“诗歌书法”外,还有我的“象形”画:“白骨”、“梵高”、“铁窗听山”、“河岸上停着一只空船”。“梵高”和“白骨”都曾有人想买走,但在精神和物质价值转换中我在性情上更眷恋精神本身,它们仍然长伴于我、悬挂于我的室内。

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结合是我们已丢失的传统,墙头上贴“大字报”的众声喧哗,湮灭了“壁头题诗”的孤寂表达。前者为起哄、后者为性情。当代诗人多有城府,少有真性情人。写诗的罕见不疏离书法者,写书法的纯属“写字”却陌生于诗。无论诗书都缺乏人文的综合性,艺术表现上的立体性。翻阅《历代诗人画传》中的书法,我以为其中最好的一幅是书写李白的《月下独酌》的,还有写南朝齐粱时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和文学家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的那幅,另有风格极为洒脱、飘逸的书写唐朝女诗人李冶的《偶居》的那一幅。后两者除书法外,陶弘景和李冶的诗也令人特喜欢。前者为“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后者为“心远浮云知不还,心云并在有无间,狂风何事相摇荡,吹向南山复北山。”其精神价值正在于令人震撼的“空”,而不是精神和物质“食利者”心目中的“实”!

中国的诗歌与书法,西方人一般不甚了了,更难有人在一己之身安置其中的四壁砖石中,发现一个“天地人”融为一体的另类世界,从室内粉壁上书法文字和线条运动中解读藏匿其中的山丘和白云。包括年青一代中海内外的某些中国学人,也属于趣味偏执的“不甚了了”者,他们更沉缅于西方文化时尚之“实”,而疏离于东方文化性灵之“空”。总之,却未曾感觉到东西方文化两者宜相比较而存在、互为沟通和交融为上乘。

行文至此,瞬间想起中国书法史上几个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张旭、怀素、黄庭坚们。他们是中国古代的一代书家,也是草书和狂草书法大师,从诗歌的角度上,我把他们称之为中国古老人文历史上的“线条诗人”。中国的诗书和绘画艺术史上,有的人是诗书一体,有的人是书画二绝,却罕见诗、书、画三者皆立于顶峰的人。由此我也联想到诗辞歌赋中的另一些人及其名篇,如汉武帝的《秋风辞》、苏轼的《赤壁赋》和曹操的《观沧海》一类。此类辞赋迥然相异于前面提及的陶弘景、李冶们的诗化性情表达,但都同样令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渗透骨髓”超人力量。苏轼与曹操,为一代诗书大家。而被贴上“奸雄”标签、世代以来为人脸谱化的曹操尤善草书,几个儿子皆血墨承传,尤以幼子曹植如一团精神火光,少年英俊、才华横溢,其风骚文墨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一个人活在世间,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就够了,我说的是砖石的房间和精神的房间。不管它是诗屋、书屋、还是画室或琴房,它的精神空间比政客的野心大,它的内在天地比一般“涂鸦文字”者的痴梦美。这里唯有精神界的特立独行者出入其中,面对混迹政界或文坛的小人和俗物,进口处却挂着一个牌子,写的是“闲人免进”。

在这个世界上,人文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从来就被戴上手铐,只不过因人因时而异、彼松此紧或时松时紧,却从来受控于政治,从没有完全打开。从精神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上铐者本身就戴着“铐”,那是超越现代法治社会的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权力的野心和欲望之“铐”。它既是“手铐”、也是“心铐”,古往今来的此类受铐者从祖辈到子孙、一代传一代,从中少有人获人生“醒觉”!

人人来到世间都是客串,都是人生过客,、没有人是主宰别人包括自身生与死的绝对的主人!天地的大屋中,人人今生相聚,理应和谐相处、其乐融融。人生就是物质和精神的一次“聚餐”。你擅长诗书,他心仪园艺,我嗜好烹调,今生有约、各自奉献。却不容谁为人生广厦中的孤家寡人,将众生驱之门外,把有幸共同来到世间的同为人类的“好日”和“晴日”,涂成一片血腥和乌黑!

我的暝色中的家屋在异国它乡的美国,我更渴望它同时也在自己的故国家园、尤其是苏杭。今生至此,在故里终有一个公民和诗人砖石和精神的“栖居”之地,而不是重演“揭了瓦顶、砸了门窗”的历史,如诸多身裹毛巾露宿、搭建帐篷栖身者,在自己的原乡本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渴望“栖居”是人的本性,梦想“大地上诗意的栖居”,在人类共同居住的星球上,无论在中国大陆,在今日经济低落的美国各大州和世界的其他角落该有多少“赴约今世”的生灵?!

濒临苍茫日暮,终于有了一个归宿,这儿是我和秋潇雨兰“两个人的世界”。喜的是秋潇雨兰与我“今生结此尘缘”,夕阳西下,“每日如期而归”。这里不再是往日贵州高原上的“花溪梦巢”,也不是长江之畔的“庐山梦巢”,但我们每日却生活在书法艺术和线条诗歌布局的丛林、河流和山岳之中。如昔日花溪和庐山,我们房屋外面附近仍有个“湖”,无异于“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我们一如既往仍然生活于“在水一方”。

屋外的“湖”之外,室内一扇特大的“窗子”,两者均为我们精神上的特殊拥有。人在屋内整日满室明亮,由此我们享有“永远的白昼”。室内和窗外风景有别又互为辉映,内外世界都同心灵深度默契。窗口有流云和一片辽阔的天空涌入视线,可从室内看云、问云、读云,也默读天空和飞鸟。靠窗的沙发,是我与秋潇雨兰共同觊觎的“兵家必争之地”。稍纵即逝的各色时尚同我们永无迎面相碰之日,世俗的威仪和权势的各色形态,从来不具有同我们的眼球发生撞击的特殊魅力。

居家,有“个人心性”的空间;外出,有回到“自己房间”的温馨。我们的第一个访客是一只“寻求归宿”的不知名的鸟,“携来”一堆鸟粪作进门礼,撂在一尘不染的在窗台上。接着应邀到访的是一位上海友人、更准确地讲是“苏州人”,大陆昔日的电影评论家。他长年孤身漂泊纽约,却以舍弃中国大陆已评上的教授职称为前提。我在电话中对他说,同是异国它乡漂泊者,也无异于天涯沦落人,我与秋潇雨兰欢迎你!

还有一个人,少有往来却存于记忆中,也是一位来自苏州的文人学士,前苏州大学教授。同样来自那方的另有一位才智之士,其今生理应施展宏图却未及如愿,结果在人群中突然失踪,朋友们不知其下落。孔子言:“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正常心态,相信此君曾不乏对他相知相惜、甚至一往情深者。

此时,我手边正有一份报纸,上载一篇《老人的哀声》:儿子和父母都来自台湾,儿子被长年聘用的单位解雇了,无奈卖去在美国购买的房子、以求去中国发展。父母迫于不得已走出家门,电话中向友人哀诉老两口在美国和台湾进退两难,暮日人生“失去归依”。

另一篇是报导美国当前的“金融大海啸”中,一位90岁的老太太差点“淹死”其中。她因为长期还不起房屋贷款,房子面临“法拍”的厄运,老人绝望中朝自己的胸口开枪,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此事不迳而走,引起社会广泛震惊,也受到相关单位关注。最后作出处理,免了这位高龄老人的房屋贷款,并决定让她免费居住。

莫名地想起女性“精神肖象”系列中的女士们,她们每个人面对今日世界,精神的样式和色彩各异。有的著阳光“时装”、有的裹隐形“汉服”,或飘逸而洒脱,或高贵而典雅。世事与书写纷繁,也久未与瑞典华裔友人通话了。还有一长串名字连接着相隔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每一个名字都明灭于心空、却始终如星子闪烁不息,其中有悲叹“今生有约”将成“今生已过”的老友,有神交已久却缘悭一面的新知。

旧友新朋擦肩而逝,心中默诵着一个声音:“一生如一个白昼,阳光很短促。”

秋潇雨兰式的“秋色”窗帘

我们的房子极为普通,空间大小却很相宜。太大显得多余和空泛,太小又嫌狭窄和挤压,给人以窒息的感觉。秋潇雨兰不喜欢别人沾染过的一切,包括家俱、衣服、床上用品和窗帘。她爱一切都焕然一新、从自己开始。前屋主曾在窗户上留下白色的轻纱,全被她取下来换了。生性喜欢大气的秋潇雨兰,爱的是朝向空旷的窗口挂上几乎占整面墙壁的大窗帘,从高处气派地垂落于地。

这种窗帘为秋潇雨兰心灵所独自拥有,它藏匿着一种常人无从感知的隐秘的大自然的“日光”与“秋色”。哪怕是没有太阳的日子,室内也让人感觉到日照;而一年四季之中,你都置身于“温暖而沁凉”的精神秋光。

人寻求适宜身体和精神居住的生态环境,而这一环境为室内的布局与品位所烘托和组成。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环境就是心境。宽敞或狭窄的居室无从决定心灵的空间。就窗帘乃至服饰、餐饮、交谊也如此,这一切中都渗透出秋潇雨兰式的特色与格调。特别在饮食、起居和外出衣着仪表中,从衣服色调、式样到头发和胡子,漫长时日以来,我都永远任其“修理”和摆布。

以前在中国大陆贵州高原花溪梦巢时,屋内垂挂黄色的窗帘,无论日子是阴是晴、晨夕都给人一种光照的感觉,如日出或日落时刻。我特别喜欢透过窗帘的光照、屋里宛如一片夕阳的时刻。那样的刹那,给人以莫名的兴奋。

新居有往时“哑默沙龙”式的浅咖啡色的光亮的地板,与室内空间和陈设、墙头的东方书法艺术壁挂十分相宜,秋潇雨兰绝然地改变了原有窗帘的形式和色调,她选择的是有衬里的双层窗帘,并考虑到其幅度大小、质地轻重厚薄的多重功能,和与整个房间与人的精神气质互为协调。阳光灼热明亮时,她放下双层垂帘,室内白昼日光静如止水。日色淡去或没有光照的时候,她扎起左右两边厚层的窗帘,让波纹多变的轻纱在白昼中随风飘荡。

秋潇雨兰的窗帘,既挡尘灰、也遮强光,既吸收噪音、也隔绝炎热。既将室内的私人生活场景与外界相隔绝,也朝向窗外的云空和远景从心所欲敞开,使室内外整体上相谐和。

窗帘厚重质地的一层,沉静而略透忧郁;轻薄透明的一层,在风中波动不息,让人联想起云光水色的折射与波纹。

这种窗帘风格上不显华丽,也不偏重于田园情调;既非欧式也非古典,甚至也无典型意味的东西方有别的感觉。而是中西特色兼具,城乡风味趋一。上层有一溜带流苏和吊穗的花边,整幅窗帘有凸显如云丝和书法线条的流纹。图案抽象、立体感强,不知她从哪弄来的,仿佛专门为她设计和定做的。很奇怪,其质地很难让人辨认和确定。似棉纱、似绸缎,似植绒、也似合成或人工纤维。玄妙极了,仿佛什么都不是又样样兼有,永远让我的眼光定格于“探索”之中。其色泽为亚麻色,仿佛适宜和吻合我一日之中早、中、晚任何一个时段的心境。它透出的光线总与视觉相宜,既不太刺目、鲜亮而撩人心绪浮躁或引发视觉疲劳,也不因太深暗而压抑和心情窒息。

我说的是客厅的窗帘,因为其大,仿佛室内的空间也增大了,有一种四壁得以延伸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适调和心力增加。当然,如果你选择不当,效果适得其反,不免会给你一种空间收缩的感觉。不仅失去理想的清雅,还会从心境上导至人与环境的相互扭曲。

卧室的窗帘却另有玄妙,每日早、中、晚光照各异。清晨,室内宛如坠落一片火光;傍晚,屋里象开了一个大灯泡、以为是灯光,秋潇雨兰探头一看,却是一室鲜亮的金黄夕照。而中午时分,光线却静如潭水,使人心境闲散而恬淡。奇妙极了,仿佛我们的卧室永远同时朝向日升和日落的方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奇境来自卧室内两面不同方向的窗子。太阳沉落以后,入夜时刻,窗帘与天光同时转暗,室内一片消解隐私的朦胧。

每一间屋的窗帘秋潇雨兰都换了,从不同房间的窗帘,我都感觉到秋潇雨兰的存在。不同居室的窗帘透出她的精神和心性的不同侧面;而每一面窗户上垂挂的都是“秋潇雨兰”的秋色,给人以暖意也同时给人以沁凉。

窗帘和住宅风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从中可以产生专家。它也是一门独特的美学,其效果因人而异。在这个意义上,最能创造室内风景的,无论东方和西方也许都是女人。

水泥丛林中“结庐于人境”

我们的新迁居所隐于大纽约都市丛林中,它是东方“诗书”的居所,是精神“暝兽”的洞穴,也是两个人精神和性情的“梦居”。出入其中的,是两个漂泊异国他乡的东方男女,一对跻身喧嚣人群的现代隐士。

对人生的眷恋因岁月的增加而日臻浓郁。生命的拂晓、日午和傍晚因“茶”而寂静和澹远。每一个日子不管天晴下雨心中都无阴霾、都同样“睛和”。人生日复一日地“冲泡”于我的杯茶中,藏匿于我的茶壶中。我从茶中啜饮山光水色、见出远处的深山大壑、近处的庭院园林,也见出浩瀚青空中的日升月落和宇宙生命中的纷繁万象。

中国,有东方式的《心经》、也有《诗经》和《茶经》。“茶”之道是每一个有精神品位的中国人终生“闲阅”的生命经典,它是另一类形化为“叶”、为“杯”、为“壶”的“诗经”和“心经”。一壶茶就是一壶“诗”。缀一口茶就品味出藏于深心的精神天地。

一壁书法线条的青藤爬入幽思、缠绕寂寞。寂静中一身澄澈如水的沁凉,心中却是故国家园的暖意,一山一水轮廓日渐清晰,蛙声和蝉鸣垂挂厚重的雨云。终日为诗书所围拥、独居诗书的性灵中。日子来了、日子去了,最令人眷恋的总是旧时。回头的刹那,见与秋潇雨兰一起走来的旧日,岁月流逝中沧桑淡去、唯见云的水步、水的云纹。浮云流水似有似无,待捕捉和寻觅时,却发现生命涌流的云光水色无处不在。在垒筑如身高的一摞影集中,在一堆收藏的笔记、手稿和各类剪报中,在书架上的“诗”的流变的象形中,在一屋子书法艺术的线条构图中。秋潇雨兰每天如期早出、如期晚归、日日依然,我孤寂与诗歌和书法厮守,相依如命、相偎如伴。

家居生活中除窗帘外,还有室内花卉、盆栽、茶具和品茶之道。以前在中国大陆花溪和庐山,还有夏日的凉席和冬日的火炉。如今在全球大都会的纽约,暖气取代了暖炉,也同时失去了往日“围炉日语”或“围炉夜话”的意绪。但凉席仍可以保留,电扇呼呼旋转,噪音刺耳,也让人时有不适。冷气开大了或开久了,人在屋里耽心如冰箱中“冷冻”,人为的东西总逊色于自然。竹蔑编织的大凉席和竹凉枕让人感觉更自在和自然些,那份舒服大东方了、也太中国了。夏日未尽,在客厅中央铺开大凉席、头枕竹凉枕是人生一大享受,难怪竹子在古代中国既入诗、入画、也入书法,并出了个难得糊涂的“竹痴”郑板桥。

我此刻面对的却是一个特大的柱立的玻璃瓶,里面是一颗颗不同色泽和形状的大小不一的卵石,我感觉它们来自我的乡愁和梦幻中,来自我的《鹅卵石的回忆》中的故园的小河。还有一包珍藏多年的来自中国的热土,为一位有志的精神担当者所赠,由此也不时念及与他长相厮守的夫人,不管他任何时候遭逢何种厄运,却从未无情弃他而去。放卵石的大玻璃瓶中宜放水,但水易生苔,而对我而言,无水的石头也有水的润湿。卵石中伸出一根弯曲的孤竹,旁边是美国式的镜框中的我的诗歌书法《思想者》,背后是我的书法条幅或“线条诗歌”《今生有约》。竹叶正对着“晚睡迟醒之时”几个字,三五片竹叶简洁却不单调,支撑或绽放的仿佛是“流失昼夜”和“闲散岁月”的人生。这竹叶之“简”正几近体现秋潇雨兰式的树枝之“枯”、“好竹倩影见孤枝”之“美”。竹如此,人也如此。清寂如竹者乃至生前无法见容于人中“充血的眼晴”乃至一双盲目,死后也未必能碰上一双能容纳、感知和发现“精神”的“清目”。

古往今来,这个世俗的红尘,对于任何孤独的思者,无异于一个“没有眼睛的世界”。

对于人中的智者,“美”是一种传递于感官的浅层表象之“轻”,也同时是一种几近难以承受的隐形之“重”,是一种瞬间呈现、稍纵即逝之“枯”,其深层实质也是一种超越于常人精神感知、也无从解读其“宇宙奥秘”之“孤”。这就是生命、这就是存在、万象之“幻”和生之“虚妄”。

秋潇雨兰爱音乐,她父母亲和弟弟作为生日礼物,特地从中国大陆给她空运来一架古色古香的古筝。她总渴望,某日午夜万籁俱寂中、正是“细雨润无声”时,纤纤的十指跳动于筝弦,溅泼出夜半钟鸣和高山流泉的韵律。她是个心灵领悟和修炼者,无奈出入于摩肩擦踵的人丛,在喧嚣的大纽约同我一起隐于一片精神世界的清净。

室内书画艺术中有为我们不时驻足窥视的内风景,而盆景却是我们的室内微型林园。来自景德镇的大瓷钵中插着巨大的毛笔,来自某处深海的大海螺已伴随我们多年,晨夕中传出常与“暝兽之屋”主人夫妇相互默视和隐秘会语的神韵。

我们的屋子里没有拖泥带水的溅溢性的藤蔓植物,如牵牛花、莲子草、过路黄、金莲花。窗外无布满外墙的爬壁虎,室内无垂泻“绿色瀑布”而增添动态感的盆栽植物。整个居室的动态藏匿于四壁书法的紊乱的线条,隐形于“象形画”的静默的构图中。对花卉或株形和叶状的惊艳植物我们也有天然的热爱,而我个人对相异于牡丹和玫瑰的芍药甚至有某种程度的“种族的偏爱”。如有独立的大庭园,也不妨栽种这类易于生长的有锯齿形叶簇衬托的花。不取其花朵的硕大与华丽,却取其随遇而安的秉性、不同土壤的存活力和不同环境的生存力。脆弱的细茎支撑花朵的美丽,而在风雨中一夕之间就倾倒在地,这不仅是这类植物有别于另类植物的宿命,也是挣扎于人类社会底层的万千生灵之命运象征、本真写照和形象外化。

啜饮浩瀚时空与纷繁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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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到青春时代,我原本爱喝红茶、普通的茉莉花茶,为养身起见而改喝绿茶。对茶我是雅俗兼容、亦“品”亦“饮”。儿时渴的时候捧起家乡的陶瓷大茶壶,咕噜咕噜就是几大口,无异市井茶摊上的卖苦力的饮茶人。如今我们家乡湖南桂东,也生产了一种“玲珑桂花茶”,让我从中品出故乡的云雾和深山特有的花木气息。

从离乡背井到异国它乡,我坚持饭后以绿茶漱口,以有益于牙齿和口腔卫生,这很重要。

幼年时代,我曾有幸一度生活在“书香门第”的精神山水中。时间短暂,但却对此生无疑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决定了我是个“诗囚”、也是个“酒罐”,是个“书颠”,也由“酒”而“茶”,终成一把“血肉茶壶”。然而我今生命途多舛,自我健全发展的精神肌体,年复一年惨遭尘垢沉湮,至今未获精神解脱、呈显本来面目。

中国人对人生的态度,是无名氏式的“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姿态。

中国是个诗书之国,诗歌上多有“嗜诗成癖、苦吟如痴”的贾岛;书法上也多见有别于“写字”的“疯墨颠笔”、纸上“泼溅性情”的真人,他们“字”中不仅见“诗”、也有“画”,是庸人和字匠心性上永无抵达之日的“精神艺术。”

对书法,随岁月越深我越如痴如狂,越超规越矩,乃至“无法无天”。郑板桥有一首诗:“少年学画守规则,老大粗疏法尽无;但得宋元气韵在,何须依样画葫芦。”从性情的角度看,诗、书、画皆如此;从精神角度看,思想领域的“探索”也如此。也许,东方闲情和隐逸人生中,一般而言唯“茶道”相对有别。但“茶”对我而言却独有一枝之妙。

四季生活中,独酌、对饮或三五友人相聚各有其“妙”。我多有独“品”茶的时刻,但平常居家日子,往往是闲逸的日午或傍晚,时与秋潇雨兰品茶会话。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精神格调和生活情趣,也不无东方式的养心养身的深层意味。

这种时候,秋潇雨兰特别在桌上置放一套“写意人生”的茶具,茶杯为茶水所冲满时,顿时感觉室内室外、体内体外也为一种非世间的“晴光”所充满。人在有限的居室,又在无限的天地中。这种氛围无空间的内外之别,既疏离日本“茶道”式的神韵,也略异于台湾“茶艺”的情趣。所设品茶器皿也如此,不限于宜兴的紫砂茶具,带有“综合性”和秋潇雨兰的独创特色。我们隔桌而坐,面对面奉行的是我们之间的“两个人的茶道”。

“茶”称之为“清茶”,其“清”既清理肠胃、也清醒神智,从精神到肉体都起到一种洗涤和净化作用。它是一种物质,也是一种文化,从中体味出人生的“百般茶味”。我曾写过一首以“茶”为主题的诗《禅》,美国朋友读后和听我朗诵时都特喜欢。诗中整个是东方,从茶中见出庭院、屋脊、日晕、书卷,也感受东方的清魂和欢喜,有茶壶中的“风声竹响”,也有滴露中的“日色月光”,“整个季节树叶金光灿烂”,天地中一阵莫名颤栗“从头到脚掠过全身”的独家体悟。

茶中有画意、有墨迹、有藏于其中的禅人和隐士,透出今人早已疏离、淡忘的东方隐逸生活情趣。今日世界上仍不乏生命与茶交融、深得茶中三昧的人。茶中无理性与感性之别、现实和梦想的对立。多有深居简出者,少有阴谋鬼计人。一壶茶就是一壶诗。茶中有高山大壑、也有深宅大院。诗人从茶中感知宇宙奥秘,智者从茶中测出未知事物。茶有别于酒,不醉人,却有奇妙的山川味觉。吹一口气,茶中见平衡阴阳的“祖传秘方”;呷一口茶,令千秋万代的世界“舒筋活血”。

日本人讲“茶道”,品茶抽象为一种独立的仪式,从生活和常人中抽离,其严谨形式规范近乎宗教,强调“和、敬、清、寂”精神,旨在修行。韩国人重“茶礼”,止为节日祭祀。台湾台北有个茶艺中心“紫藤庐”,主人同我一样为湖南人、名周渝,经长期摸索,从茶中体味出相异于日本人的茶道观:“正、静、清、圆”。

中国大陆饮茶生活化、趣味化、世俗化、娱乐化。在茶的“艺术化”的意义上,与同种同文的台湾人一样,都与生活和生命贴近。茶室的布置乃至茶艺本身与音乐、绘画、文学和书法艺术相融汇。但在传统人文菁华包括茶文化在内的承传上,台湾从未因意识形态和“政活运动”而人为断裂。大陆的茶情趣多样化,有日常的大碗茶摊,有清雅的茶艺楼馆,古代的“茶禅”在今人中罕见,生活中几近销声匿迹。

今日大陆茶文化,有别于日韩,却略异于台湾。如果说,某种意义上在日本,茶道与书道是一种方式;在中国却非制式化,茶之道中,无一套“超现实”的繁文褥节或严格程序。对中国人,茶就是茶,非现实中生活的定型。品茶和书法艺术,是生活美学和情趣,也是精神生命的领悟,今日茶人中却罕见跳出世俗、从而抵达“道”的精神高度。

如果说中国人“外圆内方”,那么日本人是否“外方内圆”?孔子倡导“从心所欲不越矩”,那么对于中国人,无论茶还是诗、书、画本身就是“矩”,无须外在于诗、书、画、茶本身的刻板规范。中国人饮茶并非不讲究,讲究的是“茶”本身,而非茶之外的形式规范和过程。

中国的《心经》、《诗经》等之外的《茶经》,是中国和世界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作者为唐朝的陆羽,被誉称为“茶圣”、“茶仙”、“茶神”。有别于《诗经》和《心经》,《茶经》教人养身又养心,茶壶中冲泡出考究“阴阳”和“有无”的“格物致知”。品茶品到相当高的层次者,会品出生存包括语言文字的虚幻,品出经由味觉荡漾在茶水中的本真。喝茶远非止渴,它是一种了悟空无之境的修炼,正因为这样,在全球著名的日本茶道的演示中,整个过程都以沉默贴近自然,而省略了僭越和疏离于大自然的“文字颠倒”和“语言叽喳”。这是饮茶的最高层次:以“茶人”的方式“缀饮纷繁万象”和大寂静。

常人于红尘中无论东西方,都普遍沉缅和定格于“饮茶聊天”的“生”的阶段和世俗层次。而寂寞的“饮者”抵达“非生非死”的精神峰巅!

然而,中国语言文字极独特,它是象形表达,其深意远非文字形体的表层象征,其中深藏着看不见的隐形和暗示。中国人使用语言文字,却同时质疑其远非“圆融”或“完善”、与“真理”表达的可信程度之间的难以缩短的永恒距离。中国的文字“象形”,其表象为事物之“简易”,其深层为存在的“变易”。不是文字驾驭人,而是人以“以简御繁”的文字力求追逐纷繁万物。不甘仅睁着一双只会“识字”的“宇宙盲目”;或只做一个仅会“写字”、而非视“文字书写”为“艺术表现”的人。

面对“理念”的紧箍咒,喝茶使人放松并达到物我之间的“视而不见”的大平衡。

茶是无形的书斋、庙宇和宇宙博物馆,其浅层是“复归清寂”,其深层是“瞬间寂灭”。

如果炼气功是“入”静;那么饮清茶是“品”静。两者静中有动态的生动气韵。诗、书、画也如此。东方精神的饮者从诗、书、画等艺术中品出“茶味”,也从其隐形的闭目垂帘中,撩开天地的精、气、神。

唐朝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对于茶饮者,这个“环”就是其颖悟之“杯”。

中国茶文化中,交融着儒家理念规范和道家超脱精神的双重投影。从中既衍生儒家的教化和人格理想,更体现出道家的精神修为。无论书道与茶道最早都源于中国,这两者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茶道由中国传至日本,对古代日本产生广泛影响并发展到另类极致。对日本人“茶道”几近远离众生的孤寂宗教。日本学茶道者也许终生都难于实践于现实生活。同为茶道,中国和日本同一源流,但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心理文化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必须肯定的是,“茶”,对日本人,其“道”表象上是某种肃穆的礼法和而庄重的规范,实质上其深层本质是世间生灵的“禅”修和“道”求。

2

晴日里泡茶有雨意,雨日里泡茶有晴光。品茶不受白天和黑夜、雨天和晴日的影响。晴朗中不感觉燥热,阴雨中不感觉沉郁。它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心境。如果窗外是一片蓝空,对茶人无异于铺垫于茶桌上的桌布或垫杯的方巾;如果头顶是一片紊乱的黑云,也无妨视其为泼洒自心中的狂草书法或水光淋漓的一幅水墨。

酒浊茶清。茶不骚动血脉、贲张情绪。如果酒是焚烧的血肉生命;那么茶是静穆的精神人体。前者为日正中天,后者似午夜日出。不同的时空的交叉,却是同一生命的辉煌。

我和秋潇雨兰置有一套紫砂茶具,和日本式的极精致的饮茶器皿,不仅造型美,也带室内装饰性。不仅实用也富于生活情趣,与时在室内播放的音乐光碟中的鸟鸣、壁上的书画线条和构图、雨兰身着的东方服饰色彩和盆景中的微型庭园相协调。也许,作为人所珍爱的器皿必终将随人而“逝”,乃至同主人一起消失于墓窟。也许,人去了,室内的器皿陈设依然,为后来人承传于世,继续装点其有生之年的居室和生活。

饮茶是一种生活品味,一种修养,也是待人接客的一种礼仪。在远古,它具医药功能;在现代,它不仅是一种感官享受,也是一种生活艺术。而在日本,“茶道”罕有进入常人平日生活,其精神的庄重氛围几近某类信仰仪式。

在这个意义上,别的民族也许不乏孤独的个体,茶道领悟上与日本人迥然相异,却高居同一层次。但在全民族茶人的精神整体上,与日本大和民族相比却望尘莫及、不可同日而语。

一般而言,茶以色、香、味“三淡”为上乘。这“淡”为典雅的极致,引伸为人际关系中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一说。年青时不解、也拒不接受,现今体会却日趋深化。纵使喝茶嗜好上有浓淡之别,但初入口时均由“淡而无味”开始,继而感觉甘味滋润喉头、浸入心脾,直至渗透骨髓和弥漫全身。

中国古代多有茶人,其中品茶者尤为官员、隐士、文人、墨客、僧侣、道士。这类人由“茶”而进入自身“澄心怡情”的精神世界,与现代社会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的心境和品性大相径庭,后者更重于沉缅酒色、寻求生理刺激和欲望的发泄,皆为畸形的物欲追求者。

茶有不同品级,饮者有不同品悟。身居“人境”之“暝兽之屋”中如我,同一间书屋、同一张茶桌,对不同的茶却有不同的感受。如以紫砂茶壶泡出的乌龙茶,先苦后甘,从中却饮出山石的峥嵘和浓云的墨韵。这种微妙的感觉截然有别于饮西湖的龙井,后者茶水中却少了一番嶙峋,多了一份淡远。茶水中晃动庭院的影子、闻到特有的林园气息,从中泛出江南的山光水色。

纽约有一位从新泽西迁来的“茶妹”,是我和秋潇雨兰共同的友人,她不仅来自苏杭,而且是杭州昔日一个大茶庄主人的女儿。生于茶文化的世家,童年乃至幼婴时期就开始与茶接触,茶的清雅与恬淡潜移默化地渗入她的形象、心性乃至衣饰,整个形体中都透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的清净。但这位女士“清影”中还兼有“厚道”,在品性上却承传了我们民族优良的礼仪和教化。由此我想到,应在大纽约筹建首座独具东方文化品味的茶室,命名为“东方茶道”,以其“天下第一诗书陋室”的人文精神含金量区别于日本“茶道”和台湾“茶艺”。这正是弘扬东方诗书之“茶禅”文化的独特品牌与方式。

而来自茶树的故里的云南普洱茶,经烹煮,茶色由浅而红、茶性沁凉转暖,我从其茶水暗红深褐的枝杈潭影中“呷出一片颤动的夕阳”。“夕阳”啜吸于我的血肉和精神人体,真有一种瞬间受击于茶水中的“无形”之神力、莫名坠入老子“玄之又玄、众眇之门”的几近隔世的感觉。

而我在诗歌和狂草书法艺术创作中,以前曾经是一个“存在之酒”中的“狂饮不醉者”。现在却总是一个清寂中的茶人、甚至一个“无茶品静”者、一个“空腹禅饮”人。这样的时刻,是茶人与诗、书合一的瞬间,整个人在茶色的背景上任性书写、涂抹。诗、书、茶混合为同一精神形体,这一隐而不显的精神人体上,刹那间所有的孔穴在“一呼一吸”中打开,吐纳出纷繁万象融于其间的天地中的“茶”的清气。

狂兽为“面”与冥兽为“背”

告别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年月的形影,从精神的回归中渐显本来性情。想起早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8年曾写过一首诗《野兽》;1983一1985年又写有精神史诗《世界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其中有一首诗《冥兽》。此“兽”就是我心中的“兽”的终极面目。它是当前的这一头“兽”,也是万年以前的“同一头兽”。从中弥漫着生命“出走”的迷茫,也辐射出心灵“复归”的清醒。“目光穿越群鸟的涛声,来自万籁俱寂的世界的那头。”在那儿,“我的形象退出形象不可触及。”

往昔迷失于彼的“那儿”,正是当下抵达于此的“这里”。昨日“狂饮不醉”于“酒”、血肉浑沌。今日“酌饮清寂”于“茶”、身心澄澈。前此的“禽形兽影”在流逝的时空消隐了去。此刻的同一个我,正置身于精神生命“晨光夕照”的“同一时刻”与“同一寂静”。

此刻,我要坦然对一些精神上完全荒废乃至长远疏离于东方文化者强调和警醒的是:

承传和弘扬东方文化,首先要品味和知解东方文化,特别是作为一个面对西方社会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异域环境中“弘扬”自身文化之时。令人尴尬而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在某些纯“世俗功利”者的眼中,东方文化成了他们借以“安身立命”和“趋炎附势”的人生手段和工具。在执著于尘俗趣味的时尚跟风者看来,东方文化本身等同于朝令夕改的世俗“理念”的传播及其存在的外化。在美国和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华人文化圈中,“休闲”和“隐逸”被表达、解说或理解为“曲高和寡”的“非现实想象”:“逃离社会”的“消极人生”姿态。甚至在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构成其主体者为历朝历代的社会“政冶异议者”。持这类观念形态者,其思维和人文观念仍未摆脱上世纪遗留至今的心理模式,即面对社会生存和人文现象种种,必首先从世俗社会角度作出泛政治的“阶级分析”,却无视人生真蒂本身和现象深层的精神本义。从这类思维中依然见出以往“政治运动”的阴影弥漫,和中国现代社会人文发展的精神遗疾。时至今日,在如何看待和剖视现象中的“人与社会”时,文化本身的解读仍然非第一要义,凡事从政治观念和立场作为剖析的出发点的余毒尚存。

社会中的“人”早已忘了自然!对中国人来讲,这种“遗忘”既是人为的、也由来已久。现实生存中的中国人只有“政治生命”,大自然精神对“生命”遥远而陌生!试想,对有幸来到世间的人,文化意义上的“隐居”和“闲暇”,其主体与“政治异议者”的社会立场、观点何涉?!对于今人,回返本真的大自然,更多的是心灵的呼唤,是社会文化和精神的“潜移默化”,是面对人生的姿态和立场的转向和选择。而无论今人和古人,其表现也远非仅仅局限于对社会人生的“反叛”、“逃离”或变相抗争的层面?!我相信,每个人面对和融入大自然时,都会从深心发出欢喜的叫喊:“哇!大自然呀大自然!”

这类不解“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为何物者,对“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乃至元曲和明清小说,一般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本义消解”和“精神误读”;而无论面对中国大陆还是整个西方社会,他们在承传、弘扬和发展“东方文化”时,所能起到的只是“非驴非马”的“精神误导”作用。如果此类人文意义上的“误读”、“误导”经传媒而扩大,无异于潜在蕴酿和发动继文革之后的又一场“精神文化”浩劫!

在包括东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富有阶层、退休一族乃至天生热爱大自然的遗世独处者之外,对“隐逸生活”和“休闲时光”追求,是人类或表露、或深藏、或追逐、或梦想的普遍的心理,是共同的精神向往和渴望。其中也包括对人生无奈或几近麻木、疲惫的平常“布衣”、“忙人”和无从脱身于“尘累”者在内。任何人如果不受制于机遇、命运和非公正的社会生存环境,无人不渴盼今生存活于世的生命质量的改变和现实人生层次的升华?!我们不能把减轻人生重轭、追求身心双重解脱,仅仅视为社会富有阶层的特权或仅为从古至今的政治“异议者”的对社会的逃避方式,把生命的“晴和”和对每个人都同样现实或可能的生活前景拱手奉送于阴霾人生的绝望!

在古代,“异议”也仅表现在“谏诤”的忠臣中,他们因直言触怒或失宠于皇上,被迫退出官场、“失意”于政治而“隐居”。在现代,异议者往往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者,其中不乏“思想和精神的富翁”。他们一般与官场失之交臂,也不存在政治权位上的失意,却是寻求社会公义的勇于担当者。他们渴望人生正常权利的保障和生活状况的变化,但他们在社会物质财富领域却注定是“穷人”,在人类共同的梦境追求中,却是被人驱之梦外者。

对“闲暇”和“隐居”的追求,无涉于假以嗓门“唱高调”;其中却可鲜明识辨出不同心性的真伪和高低有别的精神人生。在人文的意义上,它是中华民族传之久远的“东方闲情”和“隐逸文化”;它同时也是有别于西方观念和表现形态的东方深层的“精神美学”。在面对西方弘扬东方文化的今天,唯有无知却不自知者,视民族人文传统“菁华”如“粪土”;并以此为前提,在西方和全球上演一场人文意义上的东方文化“自我消解”的悲剧!

未见别的国家和别的族群中的人这样做。喜欢这样做的,恰恰是同胞中那类浸染以往“阶级斗争”观念至今流毒未清除的一类人。这类人对世界毫无宽容之心、对同类也毫无悲悯之情,但任何历史时期都十分畸形地热衷于附着时髦之皮。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藏族人,对自己的“雪域文化”特别珍视,他们同时也受到西方的尊重。在西方的犹太人拥有的是自己独特的文化,却不对人持“非我族类”的偏狭观念和排斥立场。有别于人的是,他们在认同和融入异域主流文化的同时,自身文化却绝不会任其自行销声匿迹。在多元文化兼容的美国,这是个特别团结的民族。

中国人不管置身何方、也不管在任何时间,尊重别的文化的同时,也理应天经地义地维护和弘扬自己有别于别人的文化,因为它是全球范围内人类多元文化中,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最重要的文化之一。

荡涤人生和心灵尘垢、书写人生本义,其深层实质,远非人类社会任何历史发展阶段的各别“理念”;对于中国人,它就是东方精神文化中千古不灭的“诗化人生”大道。它在现代世俗浑浊生活和生存中已荡然无存、无从安身;却依然在大自然的“本真生命”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中华民族进入人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之道”理应走出历史时空狭窄而黑暗的隧道,现身于当代阳光灿烂的白昼。每一个人在享有自己民族人文遗产菁华的同时,也同时清悟、醒觉到自己“赴约今生”之人生的弥足珍贵!!!

*

无论对于个人和群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复杂的精神解读的过程中,都会遭遇同一存在的不同层面,即事物的“面”与“背”或“表”与“里”的问题。个人如此、当代社会各别精神信仰者群体的出现也莫不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此生不同历史阶段有过社会层面的精神抗争、反叛和担当;但从一开始其中就同时渗透着东方文化精神生命的骨血,也就是对东方“隐逸文化”、“性情人生”及其“精神美学”的与生俱来的自觉承传和追求。

作为东方精神文化,这是更高、更深的人文境界,也是更本质、更自由的精神生命现象。如果我此生曾呈现出一只精神“狂兽”的诸多表征,那么,在我的精神发展的任何阶段的同一时间,我同时也是一只深层潜伏的混沌的“冥兽”。这是一个置身“人生大梦”中却“日趋清醒”的精神过程,无涉于浮面政治、也超越于世俗红尘。

一生稍纵即逝,狂兽为“面”,冥兽为“背”。终生以“狂草”诗书等诸多艺术猜想和追踪此“背”却不知其为何物?至今无从触及“宇宙生命”原生态的“象形”。

2008年9一10月秋末冬
初于大纽约“东方梦巢”时断时续

《自由写作》第39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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