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纪:三十年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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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纪

三十年后,回顾中国地下诗,也许不得不说它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成为了一种或许只能在文学史料馆里才能触摸到的现实。这一代的诗人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三十年前中国出现了“地下诗”,而且是以一种“运动”的形式出现?

以1978年的地下文学社“今天”为路标的话,中国的地下诗经历了二代人,即“朦胧诗”一代和“后朦胧诗”一代。一部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应该把“中国地下诗史”的路标定得更远,让它的末代诗人出现在更远的地平线上。即是说,这个空间至少应该大得足以囊括“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及“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

然而,在这里,我并无意写一部中国地下诗史。“中国地下诗”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一种非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东西,它实际上构成了那个年代里最具冲击力的一种精神,这就是不断地向中国官方文学的挑战精神。

三十年后回头看,八十年代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那也是一个只要油印或发行一本“地下刊物”都足以被定罪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无论一个诗人写了什么,即使是一个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只要这个诗人参与了所谓的“地下文学”活动,即秘密结社,编印非官方刊物,或有许多“地下诗人”的朋友,他都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地下诗人。而做一个地下诗人,在那个年代里,便意味着上秘密警察的“黑名单”,成为“内控人员”,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

到了九十年代,不少地下诗人,这些当初戴着“荆棘花冠”的诗人们,有意或无意、选择或被迫流亡,成为了“流亡诗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当流亡成为了一种可能与现实之后,中国地下诗便逃脱不了其盛极而衰的命运。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地下诗”也就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不必要。

它留下的是一种精神:独立!再独立!!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地下诗”的历史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尽管作为一种潜流,其渊源乃至可以上溯到五十年代“反右”时期的林昭。但唯有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地下诗”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当时,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你不是一个地下诗人,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一般认为,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每个文学青年几乎都从写诗开始其文学生涯。乔伊斯、劳伦斯虽是大小说家,却是不成功的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只有三十七岁之后,还在继续写诗的人才有望成为一个大诗人。为什么是三十七岁?艾略特是个诗人,在这个武断的说法背后,艾略特其实一语道破了诗人的真谛:诗人就是自己最高的立法者。

三十年后回头看,“三十七岁”之后,至今仍然还在写诗、最多的诗人也就是这些当年的“地下诗人”。

选在“中国地下诗歌运动三十年(1978-2008)纪念专号”里的诗人,有“今天”最早的成员严力,“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诗人一平,“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雪迪;也有“莽汉主义”的胡冬,“海上诗群”成员郁郁,“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陈建华;还有最早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现居台湾的杨小滨,澳门诗人姚风。选在这个“专号”里的作品的都是他们的最新作品。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这些诗人的名字旁边分别注有伦敦、纽约、罗德岛、或斯德哥尔摩,而这些汉语诗人们本来或许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三十年后回头看,我无意夸大诗歌的救世功能,更无意于强调诗人作为立法者的身份,但是面对今天因互联网而起的愈演愈烈的“语言退化”、以及“语言的暴政”,我不得不说,诗歌至少具有一种净化语言的功能。

诗人是天真的,人类尽管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每一代人的诞生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荷马、自己的柏拉图与孔子。诗,是人类最为本能的一种吟唱。三十年前,面对一个非人性的社会与统治,中国的地下诗人几乎是本能地知道: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三十年后,盖棺论定也许过早,而我高兴地看到,昨天的“地下诗人”今天还在吟唱,就像聂鲁达所说的那样:歌吟绝不会徒劳无获!

《自由写作》第40期【中国地下诗歌运动三十年(1978-2008)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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