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在舞厅里唱挽歌的人(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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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敏如

以为像上次那般,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过海关时会被挡下来。这回却能顺利通过,如入无人之境;预期和事实不符,竟让人感到有些失落。哪知道,搭出租车到国内线机场后,才真正是灾难的开始。

春天的特拉维夫,阳光迷人地亮着。路旁花开草长的可厌度减半,因为不需要我亲自料理。坚持不让那人来接机,我要专心工作。

Sde Dov,我打算在此换搭小飞机到南部沙漠。检查行李的X光机就设在建筑物的前廊。旅行箱、背包、鞋子都已通过了,护照也在一个女兵手上,我却被拦了下来。拿仪器从身体划过,我不反对,可是不应该在尚未走过感应门之前,也不应该在毫无遮拦的走廊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行之后,进了大厅,一名脸上缀满小雀斑的年轻女兵开始盘问,我是否自己整理行李?是否有人给我东西转交?从事什么工作?从哪里来?停留多久?会到以色列哪些地方?…之后,她把探知的“情报”转述给上司–一名高壮的安检女士。这人走向我,除了重复小女兵的问话之外,还继续说:“妳来以色列做什么?”

“到处看看。”

“妳的工作?”

“我写东西。”

“写什么?”

“除了戏剧外,差不多什么都写。”

“发表吗?”

“当然。”

“为什么单独来?为什么不和朋友或团体一起来?”

“因为我喜欢自己旅行。”

“为什么到Eilat?”

“朋友请我去。”

“妳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也是台湾人,她的名字对妳没什么意义。”

“妳怎么认识她?”

“她是我的读者。”

“妳们熟识?”

“没见过,只有电子邮件往返。”

“都是这样的吗?读者邀请作家,作家去拜访读者?”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我的情形就是如此。”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高壮的女人却拉着我的行李,说:“请跟我来。”

那是在对街的一间小屋子。四周安静,路上没车。钥匙打开门,前面、右边挂着从天花板垂直到地的深蓝色厚重布幔,左边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所剩的空间只够三个人站立。我的行李被放上桌,推到布幔后,立刻响起机器的声音。雀斑女兵来了,她拿走廊上检查过我的仪器再从我身上划过一遍之后,我必须拿下发夹,必须脱下鞋子,必须去掉胸罩。女兵戴上塑料手套,开始从我的头顶检查起,触摸我每一寸肌肤。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觉得她怀疑我的每一根毛发,实在厌恶到了极点,心想,如果必须脱去衣服,我准备大叫:“听着,我的行李中藏着炸弹,带我去妳们的总部吧!”

布幔后的机器声不断,不知道简单的两件行李有什么值得看。走廊女兵和她的上司来了,一起消失在布幔后。她们讨论了一阵,抬出已打开了的旅行箱,把里面的每一件物品放进无盖的硬塑料箱中,再推向布幔后的输送带,就连已掏空了的旅行箱也必须再度过关。高大的女人对我说:“请妳坐下。”

“我背痛,喜欢站着。”

“妳必须坐下。”

这人不愠、不笑、不怒,似乎是个六亲不认的机器人。多成功的安检训练!我不认为她会对任何威胁利诱动容。

“妳为什么怀疑我?”

“妳不是唯一的一个。”

“如果妳们的检查耽误我上机的时间,谁负责?”

“我不知道。我们只管检查。”

小屋子里只剩我和布幔后面的人。冷气开着,唯一的门也开着。机器声停了,却听到螺丝掉在桌上的声音。我打算一探究竟。先踱到门口,左右张望,确定屋外没人了,便从布幔和门之间的空隙偷看。天!掌上形录音机和六片小录音带全摊在桌上。更可怕的是,平日和我形影不离的电子字典竟然被拆得四分五裂!我颓然地坐回椅子,感到非常疲倦,担心的不只是字典,错过了班机怎么办?

高大的女人和女兵回来了,抬出我的东西,要我自己装箱。

“全部要装入大行李箱里,背包里只能有护照和机票。”女人命令着。

“不可能!”我大叫,“行李箱塞不进所有的东西!”

“背包里只能有护照和机票。”她不急不徐地重复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必须服从吗?当然。另一个女兵还在啊!

然后,由于护照在女兵手中,所以必须跟着走的情况下,我拥有特权地不需排队等办登机手续,也不需排队等上接驳车,便直接登入了南行的小飞机。

当身在一个阳光照耀得透明的小机舱时,人便有了自己是鸟的感觉。以为人在走道上震动出的空气是吹得起劲的风,以为孩子的吵闹声是云们的对话。由于飞机不高飞,偏头下望便是漫漫大漠,我却无心欣赏,只是不懂,那些极端保守的犹太教徒面对开低衣领露出半截酥胸的空姐时,视线要往哪儿摆?还是他们只死守耶路撒冷不南下?

终于来到了F公社。公社?是共产党人民公社定义下的公社?也是,也不是。

公元七○年,罗马人将犹太人驱离巴勒斯坦地之后,部份犹太人便靠着公社形态的凝聚力量,维持两千年不坠的传统,令人厌恶也令人佩服。想来,共有、共享的公社生活,应该为犹太裔的马克思提供了过去一个世纪来颠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的思考泉源。

约好了,江华八点过后来客房接我去吃早餐。她骑脚踏车,戴了顶大帽子,穿着长袖衫。是啊,沙漠里的太阳没其它事做,专咬人。花木扶疏,小径蜿蜒,半个世纪的建设,F公社真是个奇迹。无尽黄土围绕着一个巨大的绿地,充沛的地下水提供六百多人生活所需的基础。我们走着、聊着,一路干净整洁怡人,彷佛置身公园。

餐厅在公社行政中心的二楼,偌大的厅堂里却只有几十个人用餐。除了各式面包、奶油、果酱及咖啡、茶、巧克力等饮料之外,还有生鲜蔬菜。绿叶菜一片片剥好、洗好,洋葱一颗颗剥好、洗好,红萝卜一根根洗好、摆好…我在盘子上丢了两片面包、抓了两大片叶子,四下望望,小盐瓶不就站在桌子上。

“不知怎么的,自愿生都集中在前面两张桌子。”江华看着前方说。

“哪儿来的?”

“各地都有。来住几个月,体验生活也顺便工作。还有,衣索比亚犹太人大量移回以色列是八零年代左右,他们生最多小孩,导致经济也相对弱势,这些人的第二代绝大多数都只是念完义务教育。我们公社跟政府合作,提供工作和教育机会,帮助衣索比亚犹太人的第二代在以色列生根。”

“在公社里的人做些什么?”

“多着哩。在田地、实验场、修理场、奶品制造场、洗衣房、餐厅、幼儿园、杂货店…这里好比是外面一般社会的缩影,差别就在某些私人家事集中处理,比如,我们三餐就在这里解决,衣服注明编号后全拿到洗衣房待洗。”

“想吃自己喜欢的食物时,怎么办?”

“自己煮啊,家家都有自己的厨房。”

我们慢慢踱回江华的家。两层楼的房子就座落在一个小斜坡上,以台湾的标准,应算是花园洋房吧。开了门,偌大的空间,据说是刚修建,四面白净,挑高的天花板让客厅寛阔起来。我们聊呀聊,有什么比窝在冷气室里赖在沙发上谈天更愉快?江华的丈夫是以色列人,自小在公社里长大,现在是奶品制造场里的计算机机械工程师。嫁到此地的她,也自愿成为会员,自选工作,参与劳动。

“这房子盖得真好,站在进门前的一大块空间上远眺正前方就是一座座荒山,山的轮廓边似乎蒙上一层雾气,山的本身就像是一张贴在天空的图片。记得零下二十三度的乌兰巴托也有这般的山景、山样,当时冷得发慌哪,总觉得那山是相馆里的背景图,只要换一张,世界就要不一样了。”

“我们刚换房子不久。”

“换房子?”

“没小孩的人住小房,有小孩的人住大房。娃娃两岁多了,我们当然搬到这儿来。”

我心想,房子的规模随着人生经验增减,所以人死房空,住处又还给公社,让其它的什么人住去。公社里六百多个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说:“这小区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也都不是我们的”,就看怎么定义“我们”,就看从什么角度切入。

“连被看成是财富之母的不动产都可以这么分着用,真正落实共有、共享的理念,好神奇!赚的钱怎么分呢?我可以提这个问题吗?”

“我们不赚钱,只领零用金。不论工作性质、时间,也不论性别、年龄,每个人都拿一样多的零用金。”

“多少呢?我可以知道吗?”

“每人每年十多万台币。可买些盥洗用品、寝具、家具什么的…,看个别需要。”

“旅行花大钱时怎么办?”

“会有补助。公社采会员制,会员如果有家属在国外,每年可集两个点,集满四点可以有一张来回机票。”

“妳已经是会员,算是以色列公民,却不是犹太人,对吗?”

“没错。结婚五年后才能拿到以色列护照。就像妳知道的,以色列公民并不一定是犹太人,比方我女儿就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的认定是以母亲的血统为标准。另一个规定是,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是以色列公民,自己也在以色列出生,就是以色列公民。”

“婚礼呢?以色列境内只承认宗教婚姻,不是吗?”

“公社当然是左派思想,和宗教沾不上边,我当初是在塞浦路斯结婚。已经有效的婚姻拿回这里,政府就必须承认,否则违反国际法。现在以色列算是间接承认同性恋婚姻了,有些同性恋者到加拿大结婚后回国,政府就必须承认他们的婚姻有效,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怎么成为会员呢?”

“很麻烦。通常他们较欢迎一整个家庭加入。会员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公社采共议制,有不同的委员会。想成为会员必须和‘候选人委员会’谈,交代自己的背景及意愿,经过心理、智商测验、面谈等等的。我的情况较特殊,不但是单独一人申请,也不能完全回答问卷上的问题。这些问卷有希伯来文、西班牙文、俄文、英文,我只能拿专为美国犹太人设计的英文题,却没办法把林肯和华盛顿的背景或其它的历史事件交代清楚。”

“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这些程序最主要的用意,是要了解申请入会者的价值观是否能相隔于公社的要求、个人是否能配合公社的特殊生活形态而已,又不是学校的考试。问卷调查后就必须由全体会员表决,只要有二分之一投票同意,就可以成为预备会员,接下来有二年的观察、磨合期,这段时间内,预备会员的权利、义务和正式会员相同。二年后如果得到三分之二会员投票同意,就可成为正式会员。”

“也有在观察期间内不合规定而被‘驱逐出境’的吗?”

“有啊。公社是个大家庭,必须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也不能放纵小孩。”

“明白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社会的家庭形态,就怕妯娌间的闲言闲语、三姑六婆。”

我开始想象自己是否有能力在公社的情境下生活,还是,一旦决定和某一个人厮守了,其它的考虑便显得多余。

“所以妳可以说,我家的餐厅可以容纳数百人,也可以说,我们有二十几部车、几百头牛、望不尽的实验田地,有营销全以色列也连带出口的奶制品…而事实上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的洒脱、满足。”

江华听着我的话,坐在那儿微微地笑着。

下午我们去公社周围看看。“昨天一部车,今天又换了一部,你一定很快能适应不同的车种、车型。”

我这么对江华的先生米奇说。他带我去看怎么取得公社车子的钥匙。大概是行政大楼的走廊吧,壁上有个箱子,按了密码,箱子的门开了,里头挂满了车钥匙。小区的车子可从网上预约,依照需要决定车体大小及时间。米奇也给我看了看计算机屏幕上各车的纪录。

“适应车子不是问题,每次要把婴儿座从一部车里拆下、拿进屋里,再从屋里拿出来,装在另一部车里,才麻烦。如果婴儿座卡在车里拿不出来,加上天热又赶时间时,那才可怕!”米奇头上顶着像是二次大战时日军所戴的遮阳帽,很实用,据说是在台湾买的。

“哇,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乳牛在同一篷子下。”

“总不能像瑞士那般,放牛吃草啊。”江华笑着说。

右边是开放式牛棚,左边是数不尽裁压成巨大长方形的干草堆。米奇开车慢慢绕到加工厂、冷冻厂;怎么想象,在沙漠中央有个知名的乳品厂!我当然要放纵自己,接受惊奇,比如这实验农场。这么干旱的地方,连个水管也看不到。

“他们搜集各国的植物在这里试种,找出哪个品种可以在以色列推广。”

“在沙漠里?”

“是采用一种滴水灌溉法。”江华解释道。

“原是德国人的发明,以色列人加以运用发展。”米奇接着说。

“种植花蔬树木时,同时埋下植入芯片的灌溉管子,这些放在靠近植物根部的管子有孔可以出水,然后以计算机侦测控制,依照植物的个别情况给水,所以每滴水都能完全被吸收。在地表大量洒水,大部份的水其实是被土地吸走了。”江华继续解释。

“这是逆向思考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得有技术支持才行。”我从另一角度符和着。

“左边就是约旦。”米奇指指车窗外。

正当我在一大片站着什么植物的土地上努力要看出何处是边境时,他接着说:“他们常有代表团过来和我们商讨合作,只是这事不能张扬。”米奇轻松随意地说着。

看米奇对待妻子、对待女儿的态度和方式,我曾向江华称赞她有个沈稳而有耐心的丈夫。“其实是人格够不够成熟而已”,江华说。

我和她倒是都同意,在台湾,真正成熟的男人并不多。

“可是他有种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内在压力。”江华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次在夜里,他已经睡着,我越过他要拿东西,并没踫触到他的身体啊,他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一种跨越时空的反射动作,任何靠近自己的物品都意味着潜在的危险,即使睡着了还是会有感应,随时备战,就像武侠小说里武功高强的人物。”

“我先生的一位朋友也对我谈过他自己的经验。”江华继续说,“妳知道,以色列的兵役制度学自瑞士。这朋友平常上下班,生活和一般人没什么差别,可是每年一次的服役期,有时他必须‘直捣敌人’。那种撞开门,以枪管直对着惊惶的女人、小孩的情景,让他感到一阵错乱,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瑞士人服兵役大概就像个年度大聚会。在以色列却有时候可以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困窘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遭遇,该怎么说呢?”

他们不想在公社餐厅吃饭,那么就去抓些蔬菜回家自己下面吧。江华陪我聊天,看着娃娃玩,米奇就站在流理台前张罗晚餐,多和乐的一个小家庭。我总是当不惯“异物”,还好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回到客房。四周静极了。白天已开始让人感到暖热的沙漠,到了夜晚又是多么清凉。关掉冷气,打开窗,上弦月贴在黝黑的高空,一边一弯勾。回头看到躺在地上的行李箱,原本已退息的怒气,竟又悄悄爬上心头,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样的检查等着我。

手机响起。

“好吗?”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来不及在机场租手机。你别给我电话,roaming,贵得可以剥掉我一层皮。”

话一出,才觉得失言了。不怪自己,是电话里的那个人宠出来的。

“费用归我。妳好吗?”

“不想再来了,你们欺负我。”

自头至尾,我把在小机场遭遇的不愉快,一口气说了殆尽。也不怪自己,是他勾引出我的脱辞;只是要沈得住气,不能溃堤。G急得解释又解释,说,那是她们的工作,宁可无情得罪,也不能让飞机在空中炸开了。有时候是因为检查的机器不够好、不够灵敏…不是刻意,也没有恶意…

“都了解,都懂,可是我不要别人踫我,不要!”

小飞机回到Sde Dov机场时,早已有十几个旅客等在出租车招呼站上,却不见车影。心想,大概是车子进入机场范围之前都要受检,司机没有意愿要来,还是另有原因。在这个国家,许多事情无法以一般常理做判断。眼看就要错过在耶路撒冷的新闻简报时间,我开始嘀咕自己不愿G帮忙的固执。好不容易看到一部白色朋驰载人进来,整个机场就这么部会动的汽车,在其它招呼站的旅客似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我丢下行李,奔了过去。“到不到耶路撒冷?”司机点点头。我跑回拉行李,上车,出发。过了检查哨时才突然想起来,我大喊:“停车,我的电子字典还没拿回来!”

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从以色列的最大城到首都,从巴勒斯坦人口中“我们美丽富庶的雅法啊”到穆罕默德升天的圣城,是条美丽无比的高速公路;车流如水,行道树多彩摇曳。不知怎么回事,车子走走顿顿,终至完全停了下来。知道准时没望,索幸和司机聊开。

“你这车多大?”

“二千二。”

“刚买没几个月吧?”

“三周新。”

“可以知道多少钱吗?”

“二十一万斜克(约二百万台币)。”

“还好。”

“这是营业车价,自用车要五十五万斜克。”

“你付现了?”

“当然,否则怎么做生意?”

“现在没人跑来把自己炸掉了?”

“这几年平静多了,不过Quassam还是天天飞过来。”

“你是指Ashkelon和Sderot?”

“你们外国人只看到迦萨那一边,其实我们南部的人天天心惊胆跳。Quassam是不能操纵方向的,是针对一般民众而来的…”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塞车了。车祸!一名裸着上半身的男子被夹在撞得稀烂的小黑车里,一动也不动,脸部看不到。公路逐渐上行,远远就可看到象牙白的耶路撒冷挺立在山丘上。进入了市中心,人车混杂,道路窄小。数千年的古城,怎么在蜿蜒里寻找目标?后来是司机的卫星导航把我带到了媒体中心。付钱时,司机多要了十五块钱斜克。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现在要我多付?”

“妳回去拿字典时,我等了十五分钟。”

一分钟九元台币的代价。

迟到太久了,里头早已坐着十多位记者,我大喇喇地拖着行李轻轻走进去,主持人点头微笑,示意我坐到第一排。

“…士兵当然可以拒绝长官不正义的命令,”一个头上别着圆顶Kippa,留着小胳腮胡的年轻军官这么说,“我的一位同袍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不执行长官违反正义的命令而离开,回来后并没受到惩罚。大家认为他的决定正确,上司没有理由强迫他必须完成错误的指示…”

近来迦萨走廊的哈玛斯和以色列的媒体大战已成了新兴产业,网络就是最好的工具之一,目前哈玛斯在英国平面媒体上似乎占了优势。台下的这些人应该是各国长驻以色列的中东特派员。以色列是中东唯一自由民主的国家,境内信息流通,外国记者的行动较能自主;他们依个人的知识文化背景、性情、看待事务的角度与时机,以及到底接触以色列左派或右派人物而定,所发布的报导时不时会给所属媒体国际版的主编带来困扰或褒扬。

“…检查站的纠纷我们都很清楚。有些人确实有急事,比如父亲受伤、兄弟病危…在得到通行证之前必须过到这边来,可是我们必须听命行事,因为有太多、防不胜防藏着小型武器或爆炸物的例子,我们担不起冒任何风险…”接着是位女军官发言。

听了这些内容,明白简报已进入自由发问的阶段。早已熟悉了的讯息,令人不能专注,令人乏。原想知道以色列国防军如何整合来自一百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士兵,只怪自己错过时间,再多的嘀咕也于事无补,只一心想着,如何前往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占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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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出租车,迎面的是个陌生环境。司机听错目的地?检查站不应该小得像老鼠洞吧,我完全不知所措。这是条整洁美丽的道路,从站立处眺望尽头,除了彩花、绿树以及旁边静悄悄的大建筑,没有任何移动的物品,没有半点生命迹象。想要走走看看,太阳大,行囊重,能走多远?也不知踟蹰多久,只觉得就要烦躁起来,突然从远处驶来一部小巴士,下来了三个男人,我趋前询问怎么去检查站,其中一人示意我跟着走。

原来路边没有任何标示,看不出端倪的这栋建筑就是检查站。沿着墙走,进入房子,来到一个偌大的空间,看到两个相距不远的哨亭。亭子的三边密闭,对着旋转铁条的那面是一大片玻璃,可以想见应该是防弹材质。左边的哨亭外有两三个阿拉伯男人在讨论着什么,亭内的士兵正忙着讲电话。我踱到右边去。排在前面的男人正是要我跟他走的那位,他拿出一张纸摊贴在玻璃上,让亭内的女兵看读。她抬了抬下巴,男人转过身去,熟练地把伸开的手掌放在一个感应器上,应该是掌纹符合记录吧,他可以离开。我只把手上的护照扬了扬,嘴里嚼着口香糖,手指玩着长发尾端的女兵便挥手要我通过。陆续过关的人都朝前不发一语地走着,那为我“带路”的男人几次回过头来看我是否跟上。为什么呢?我不禁起疑。

出了这栋建筑必须沿着墙边继续前进。和墙平行的是一条宽约三公尺的走道,以坚实的粗铁线高高围起。走道中间也以铁线隔出进入及离开建筑的两个分道。走道尽头停了好几部出租车。司机见我是陌生人,纷纷上前拉生意。那个为我带路的阿拉伯男人看了看我,仍示意要我跟他走。难了!他是要为我解危,还是另有意图?其中有个司机见我犹豫,凑过来小声说:“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定不要相信任何人!”带路的男人见我不跟上,便静静地走了。他一走,我立刻后悔。考虑的是,怎么走出这重围!尔文早已在电话里说得清楚,检查站离伯利恒的天主教医院只有三百公尺。心想,走走就到。我坚决不搭车,问明了医院位置,便顶着大太阳出发。

上坡、下行、左转、右弯,就是看不到医院的影子,问了路边划标线的工人,却没人听懂英文。迷路了!我向自己宣布。某个房子转角闪出一位女士,我抓住机会大声问。她好心地指着远处,说:“看到那部黄车吗?就在那里。”我就这么又热又累得像只鬼似地拖着重物走,怕不整整一公里?那该死的澳地利人尔文,分明是给错了讯息。

“噢,亲爱的Sophie,实在对不起,的确是我想错了。妳经过的那个检查站的旁边就是汽车检查站,我住耶路撒冷,天天开车上班,过了汽车检查站后确实三百公尺就到了。可是妳步行,必须绕一圈,从另一个方向进来。都怪我没想得周到,妳能接受我的道歉、原谅我的疏忽吗?”

尔文在儿童医院的公关部门已工作了十三年,对伯利恒相当熟悉。早在出发一季前就请他代订住宿,却已经一房难求。

“伯利恒是耶稣诞生地,”尔文说,“每年的朝圣客一批批地来,大半年都是观光旺季。”

上了他那部不怎么干净的小车,尔文要带我去一家由意大利修女主持的简朴招待所。要获得原谅便要付出代价。尔文一面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小街小巷穿梭,一方面为我这好发问的人介绍占领区的现况,实在不容易。

午后的市集,有好些人却不拥挤。小小店面一家挨着一家,吃的、穿的、娱乐消遣用的,应该都不缺乏。此地交通自有其一套规矩,站在路中央聊天的人必须等到慢行的车子快要碰触到他们时,才跚跚走开。大人们对车里的两个外国人不感兴趣,小孩却在车前,一面朝后走一面朝着我们扮鬼脸。好不容易来到该停车的地方,一个装载建筑废弃物的大钢槽却占去了小路大半个空间,更何况其它乱停的车辆。等到一部车开走了,尔文立刻抢着去叉停。下了车,他坚持要为我拿行李。由大小石头铺成的路面,提着比拖着走方便。石阶上、石阶下,这人又爱说话,到了招待所门口,他已经上下气不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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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衣斜躺在大而厚实的双人床上,看着白色天花板、白色墙壁、白色门、白色橱柜,甚至地板也是一色的白,处处一尘不染。回想起刚才为了找修女问明白招待所的起居时间与规则,才发现这是栋不寻常的建筑。整个招待所呈圆筒形,阶梯分段却不盘旋。墙是象白石砌,楼梯由坚实的铁格栏拼成。有时上了一段铁梯,顺势便走到了小型礼堂。有时步下两段楼梯,偏斜左望就是圣堂。有时不经意地瞥见圆拱形低矮转角处,摆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修女告知清晨弥撒的时间,建议我到顶楼看看。

登高远眺伯利恒,才发觉,这城和紧邻的耶路撒冷一样,全是带有些许黄晕的白色建筑。人家的屋顶上电线缠绕,长满了好多卫星接受器;一个个的大圆桶,不知是否储水用。光秃的黄土高地绵延到天际,城里无数的建筑,总有教堂十字架参与其中。

我起身,光着脚丫在地板上来回走动,享受白地的干净与清凉,舍不得停。桌上小玻璃瓶里插着两朵小花。把瓶子移到窗板,顺便开了窗。外头传来儿童嬉戏和妈妈们的叫骂声,多么熟悉遥远的感觉,一时间,竟分不出自己是身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还是幼年时南台湾生活的小巷里。

趁着还有些天色,我穿过招待所迷宫式的楼层空间,打开厚重的大门又轻轻关上,拾着石阶上行,来到一条不见头尾的长街。街不宽,商家多已打烊。一家还开着的衣服店前,坐了个俊秀的少年,我们彼此注目微笑。有家乐器行,除了几把二手的提琴、吉他之外,还有个唤不出名字的弦乐器,躺在盒子里。走下一斜坡,路旁有人以一大锅油炸着什么,油味熏天。斜坡不寛,车子不断。眼看就没空间容纳,怎么还可以挤进来一部、两部车?行人必须懂得拿捏闪开的时间。

天色暗下,华灯初上。两排屋子中间的狭窄石阶向上延伸,让路灯照得浪漫,我不禁开始为它编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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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文安排我和妮娜去拜访家庭。一早到医院时,妮娜还没进办公室。我等在医院入口处,看着阿拉伯爸爸妈妈们来往不绝,有的抱着幼儿,有的推着轮椅;几个包头巾的妇女坐在院外阴凉处的花圃旁。

在绝大部份是穆斯林居住的伯利恒有座天主教儿童医院,的确耐人寻味。那是1952年的圣诞夜,瑞士籍的Ernst Schnydrig神父到此地朝圣时,在难民营里目睹一位父亲埋葬病故的孩子。那父亲的剧恸深深刺痛神父的内心,“耶稣诞生地,怎能容许孩子生病死亡!”基于这个想法,神父租了房子充当医院,从十四张病床开始,随着时光推移,医院规模逐渐成形。神父在瑞士奔走呼吁,组织社团筹募资金,终于盖立了这座儿童医院。1978年医院扩建奠基不久前,神父便已过世。奠基石上镌刻着他的话:不论国籍与宗教信仰,我们尽一切努力帮助最贫穷的人。儿童医院所需资金全靠瑞士、德国、澳地利、意大利等国捐助。每年圣诞前夕,瑞士各天主教区专为这医院向教友募款。多少年了,我总在圣诞前夕购买极贵的巴勒斯坦橄榄油及捐助儿童医院。现在身处那些小款项的去处,更加体会什么是天下本可一家。

社工妮娜说,司机要把汽车保险延期的证明文件备齐,免得在检查站招惹麻烦。证明书必须从耶路撒冷传来,我们只好多等四十分钟。

“妳是基督徒吗?”

妮娜有双大眼睛,很健谈。我有一种可以问她许多事情的直觉。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妮娜说。

“这里不都是穆斯林的天下?”

“巴勒斯坦人原是基督徒,伊斯兰教是后来才传入的。”

妮娜这一说,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以巴纠纷占据太多心思,竟然提了违反常识的问题。

“怎么会来这个医院呢?”

“我在大学念社会工作,到比利时进修两年后回来,恰巧有个机会,我就来了。唉,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会换工作。”

“为什么呢?这不正是和妳的所学相配合吗?”

“话是不错,我也不怕累,就是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让人感到沮丧。等会儿妳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终于出发了。车子奔驰在修筑得无懈可击的公路上。路旁旱地上时有头包白巾的牧羊人赶着在植物及石砾中穿梭的羊仔,是一幅千年不变的景象。令我不解的是,为何有些路段的路灯上系着以色列旗,有些则是巴勒斯坦旗。问了司机和妮娜,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路标上写着Quiriat Arba,是希伯来文第四区的意思。车子往希伯仑方向前进。妮娜说,现在我们去拜访的这个家庭有个四个月大的儿子,一出生就有骨头易碎的问题。

“婴儿是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就病死了,到现在仍死因不明。第二个儿子一出生也有病,把他们吓坏了。听说我们医院专门处理孩子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再到处求医,便想办法来伯利恒。”妮娜说。

“妳这次去访视的目的呢?”

“看看婴儿是否按时服药,妈妈的照顾是否正确。有时我会依各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建议他们申请政府或是我们医院的补助。”

车子离开公路,驶进乡间偏远的小路。整个地区些许荒凉,房子不多,却都看起来新。车子来回奔跑,司机虽有地址,却看不到任何路标。问了路人,一个指东,一个指西。找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来到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前。妮娜和一个站在阳台上圆壮的女人打招呼,接着迎出来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司机等在外头,老者领我们沿着屋墙走,来到右翼的一个房间。没有窗子的室内顿时显得阴暗,那门是唯一的光源。进门处的右侧是个天花板挑高的厨房。趁人们握手寒暄时,我迅速向里一瞥,这个现代化的厨房整洁有序。入门往前几步便是下半阶的小块方地,上铺地毯,中间有个小摇篮,四周摆放着像是阿富汗人家里一样的长条形坐垫。原本就在屋内的年轻太太搬来塑料椅;老跟在圆胖女人身旁的两个小男孩不住逗弄着摇篮里的婴儿。男孩们不理会胖女人对他们的吆喝,年轻的妈妈爱怜地抱起婴儿,笑着为我们解释,两个男孩是婴儿的叔叔,常来这儿串门子。原来那胖太太是婴儿的祖母,生了七男二女,这两个最小的分别是三岁、两岁。

“婴儿的爸爸二十五岁,妈妈二十三岁,”妮娜一面为我翻译,一面解释,“第一个孩子生病时,他们去看了几个医生,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最后送到一个医院,孩子死了他们才接到电话通知,也不知道死亡原因。”

三个女人热烈地谈着,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拄拐杖的老者买来葡萄柚汁待客。

“她十七岁就结婚了,”妮娜指指年轻妈妈,开心地对我说,“快生产前挺了个大肚子参加期末考。去医院生娃娃时传来考试优等的消息,她高兴得买巧克力请医院里的人吃!”

我微笑着向优等妈妈点头致意,她眨着大眼睛,腼腆地跟着笑。

“她先生知道第二个孩子也生病时,根本无法面对,拒绝带孩子去做更详细的检查。”妮娜说。

“怎么办呢?生病总要找医生治疗啊。”

“是他哥哥出面,把诊断书拿到大医院去,才知道不需要做骨髓移植。后来打听到我们医院才赶了来。”

我心想,不知道这家人怎么到伯利恒的儿童医院?光是开车就需要一个多钟头,若是搭公交车,势必要换车吧。可是车站何在?在这么干旱的不毛之地,生活中的基础设施如此不透明,难以想象交通联结怎么安排。

“她和孩子在我们医院时,”妮娜继续说,“她先生担心得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能第一个孩子的死给他过大的打击吧。他现在呢?”我说。

“出去打工了。”妮娜帮我问出了答案。

“怎么两个孩子一出生就病了?是父母亲双方近亲结婚的关系吗?”我问。

这是阿拉伯部落乡间的普遍问题,我不得不往这方面猜测。

“不清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已经问过了。”妮娜说。

“妳再帮我问问,怀第三胎时打算怎么办。”我请妮娜翻译。

答案是,怀眙三个月时做检查,如果情形不看好,只好人工流产。

“我喜欢刚刚那个太太,”妮娜在我们奔赴第二个家庭的途中对我说,“个性坚强,又有主见,比她先生强多了!”

“那就对了,我注意到她和妳谈话时的态度,似乎思绪很有条理。”

“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一家又不一样了。”妮娜的神情黯淡下来。

“怎么了?”

“生病的女婴六个月大,出生时脑部缺氧,肌肉不灵活,不会吸奶,做妈妈的当然又沮丧、又担心,医生让她到我办公室来谈,她话说还没说两句就哭了。原来不只是孩子的问题,她先生两年前又娶了个太太,周围的人说的那些话让她受不了。”妮娜开了头,就引起我的好奇。

“孩子生病、先生娶第二个太太、周围人的谈话内容,这些都有什么关联呢?”我不解地问。

“她原本就生了四个儿子,全都没问题,二十三岁那年,也就是两年前,她先生打算娶第二个太太时,她极力反对,现在生出了个有问题的女儿,亲戚邻居们就说,就是因为她反对第二个太太,遭天谴,所以才会有个生病的女儿。”

“岂有此理!”我向来对可笑的思想过敏。

“我当然劝她不要理会那些闲言闲语,而且让公婆支持她。”

“结果呢?”

“还好,婆家很为她着想。金钱上、精神上都让她有所依靠,她公婆原本就反对自己的儿子再娶。现在这个爸爸和另一家庭住在别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儿子,他只好两边跑。我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以后怎么养活两个家庭…”妮娜摇摇头说。

我们的车子到了检查哨,以色列士兵连看都不看便放行。第二个村子较好的经济情况一看便知。

“因为这里有个工厂,村民几乎都在这工厂上班,充分就业的结果,当然日子就好过多了。”妮娜解释道。

此地的白屋外墙有美丽的花雕图案,大都是二、三层楼,还有好几处正在兴建。上了个小斜坡,车一停,也不知哪里窜出来的小男孩围了过来,两三声喧哗,大大小小穿长袍、包头巾的女人们便陆续出现。顺着白石阶走上房子时,迎面扑来一阵异味,稍为下望时看到,原来围墙内的泥地上有许多正在啄食的鸡仔。和女人们相互握手后,她们领着我们两位女客进入客厅。这次是和她们一起坐在地面的长垫上。

“这是玛雅的嫂嫂”。

柜子的抽屉把手是镶有金色边环的透明塑料。

“这是玛雅的外甥”。

双人床上的床单下沿有着蓬裙般的褶边。

“这是玛雅嫂嫂的第三个儿子”。

蹲式厕所旁的水管连接着水龙头,用以冲水。

女人们边说着话,妮娜边为我介绍在屋里进进出出的大人小孩。客厅一角有个小女孩睡着,说是生病了。这么些人大声谈话,也不吵醒她,怕是发着高烧。征得允许,我看了看房子,拍了几张照片,向老是盯着我的三个几乎齐高的小男孩眨眨眼。

“她们抱怨,提问题时,医生爱理不理的,老是说,‘即使我讲了,妳也听不懂’。”妮娜为我翻译道。

“在家时先写下问题,”我把自己的做法提出来参考,“盯着医生一定要回答,这是他们的职责。把医生说的快快记下,重复他的话,如果第一次听错了,才有更正的机会。还有,医生的姓名和时间都记下来,以后出现问题时,才能有记录做为依据。医生看妳记录,就不敢乱说。”

玛雅怀里的娃娃有双大而忧愁的眼睛。六个月的婴儿,看起来只像个二个月的宝宝。看到她会吸奶瓶了,真令人高兴。

“玛雅常按摩小孩脸部的肌肉,”妮娜说,“现在她已经会自己吸奶,比我上次来时进步太多了。”妮娜说话又快又急又大声,可是在这些嗓门大又比划快速的女人堆里,她算是相当“温和”的。我望着玛雅,心想着,她丈夫怎么舍得这么美丽的妻子再娶呢?正当我想得出神,妮娜递给我一张小女婴的出院报告书,上面密密麻麻布满缩写名词及数据。其中一栏恐怕在别的报告书上不容易看到–History of the family:Parents are far relatives. –家庭历史:父母亲是远亲。

“玛雅也高兴得想把舌头在嘴里打转,发出高音哩。”妮娜为我翻译着。

我想学学怎么做,又怕太打扰,便把希望按捺下来。只记得看过阿拉伯女人以打舌发出高音表示高兴喝采。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有关伊拉克前领导人海珊的宣传片。就像中国的君王是“天子”降生一般,据说海珊出生时也有“异象”出现,预告明君降世。影片里就有个身穿黑袍、头包黑头巾的妇人,一边指着海珊出生时的房子,一边打舌发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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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伯利恒已近午后三点。司机去吃饭,妮娜进办公室,我直奔二楼。还好院长仍有访客,我虽然慢来,却不迟到。

“我们四处看看吧。”

希彦是巴勒斯坦人,她看起来有些累,却仍是笑容可掬。我有些微不安,但愿不会占据她太多时间。

“墙壁涂上粉红色彩,妳知道是什么缘故吧。”希彦说。

“当然。这里的病人都是婴儿、幼童啊。”

我们边走边聊。希彦说得一口流利德语。问了缘由,才知道她曾得到奖学金到德国留学,前后待了十年。

“从医院外观看不出来,病房和诊疗室是圆弧形排列。”

“妳注意到了吗?我们的对面,就是病房的另一边,也是整条相通的走廊。”

“噢,就是病房两边各有一条走道。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设计呢?”

我只奇怪,为何墙壁全以玻璃窗代替,倒没看到病房另一边的玄机。

“那是让因怕孩子会再度感染而不可以进入病房的家长们,可以方便看到自己孩子在房内的情形。”

真是体贴的设想。由于整个思绪还都沈浸在拜访过的两个家庭,我向希彦提出了疑问。

“近亲结婚造成下一代的健康问题,没办法解决吗?”

“我们讲了又讲,他们自己也知道,可是传统习俗难改,而且他们愿意冒险,总是借口说,什么人也是表哥表妹结婚,没出过什么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运气不好等等的。另外,他们把孩子看成是老年保险,孩子生得越多,以后的日子越有保障。其实相反,这妳也知道…”希彦说。

“养儿防老的观念不只是巴勒斯坦人才有,这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近亲结婚似乎特别棘手。一家族的人世代住在同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女人不出外工作,男人也走不出小圈圈。这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几十年来经济没办法大规模发展,原因妳应该也清楚。外界越不确定,人就越死守在熟悉的领域,越不敢向外寻找机会。”

“这是大环境的问题,可是深层的文化、思想以及后来的教育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就以妮娜为例吧,她是基督徒,到国外留学后又回来服务,妳不也一样。”

希彦点点头,应该是赞成我的观点。接着,我们走到了长廊的另一边。

“这里面是妈妈们的床位。”希彦指着一扇门说。

“妈妈们的床位?”

“我们是约旦河西岸和迦萨走廊唯一的儿童医院,设备及医疗技术都相当受肯定,所以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家庭。可是许多人住得远,孩子又天天需要妈妈,所以我们就有了妈妈宿舍。”

“太好了,真是设想周到。”

“让妈妈住在医院里的另一个好处是,她们可以在我们开办的妈妈教室里,学得卫生常识和照顾孩子的方法,彼此间还可以相互讨论、安慰、交流。这个措施在这地区实用而有效,很受欢迎。我们也正在扩建妈妈宿舍,希望能够容纳更多孩子住院的妈妈们。”

希彦越说越兴奋,我也感染到她的喜悦。

“医院是否有计划要筹设护校呢?”

盖立护校比医学院容易,我心想。

“目前我们有护理训练班,提供扎实的护理知识,又可以就近在我们医院里实习;这些受过训练的男女青年都是巴勒斯坦保健事业的生力军。妳知道的,医院所有的开销都靠捐款,我们有一些计划,却都要慢慢来。”

转了一圈后,我们回到了院长室。

“妳今早和妮娜去看到乡间贫穷的情况吧?”

我迟疑了一下说:“要看贫穷怎么定义。我看了两个家庭,只能说他们是生活资源、基础建设上的贫穷,而不是吃、穿、住的缺乏。”

“这里冬天常见的病例是,孩子因为没有鞋袜可穿而导致的严重冻伤。”

“可是西岸有上千个非政府组织在活动啊,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

希彦苦笑着摇摇头。她告诉我,儿童医院能在巴勒斯坦地立足半个世纪,就是因为从不涉入政治纷争,秉持Schnydrig神父当初创院的精神,不论国藉、信仰,专守本业,单纯为医治孩子而存在。我顺势把话题导入政治,希彦只轻轻地说:“围墙实在太丑陋。我再也听不进和平这两个字,再也听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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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了手机,G来过六次电话。关了吧,不给回,我必须能沈得住气,专心工作。摊了一大床的书籍、简介、手册,我躺在信息当中,望着白色天花板,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想着和汉妮在咖啡厅的谈话。这咖啡厅不大,相当舒适,从外观看不出这是个西式的消费场所。由于位在伯利恒大学不远处,是学生流连的地方,也有此地难得看到的,青年男女相依偎的风景。

汉妮说:“巴勒斯坦怎么就没有一个像甘地那样的人?”

那是在我问她,巴勒斯坦人是否恨以色列人,她想了很久之后的反应。汉妮是瑞士人,三十多年前选了个巴勒斯坦人做为终身伴侣,一辈子住在约旦河西岸。她没直接回答我,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

“第一次石头革命后,西方的钱像集束弹那般地射洒进来,都去了哪里?这里的报纸也批评得很厉害!”

“法塔赫(Fatah)的腐败不就是让哈玛斯胜选的原因之一。”我接着说。

“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回瑞士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就适应那里的生活。回伯利恒以后,有次儿子手里拿着糖果纸,对我说:‘妈咪,在瑞士不可以随便丢纸屑,我忘了这里可以,妳看我手里还有…’接着他就把纸丢在地上。这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巴勒斯坦人应该自己振作起来,不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随地丢纸屑。”

这话倒是把我心里的疑惑给引了出来。和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无关,而是占领地的法令规章,到底怎么分配权限、怎么执行?

“有三种方式,”汉妮说,“第一是实行巴勒斯坦人的法令,并且由他们自己负责管理及维持治安;第二是巴勒斯坦人负责行政,以色列负责安全;第三是行政和维安都归纳到以色列的职权范围。”

“非常复杂,也一定产生许多纠纷。怎么知道什么地方属于谁的什么范围?”

“有网站可查,连水资源的运用也规定得很清楚。”

“还有,汉妮,穆斯林娶四个妻子,古兰经里有严格规定,不是想娶就娶,不是吗?”

话题转到了法治,我便提了一下那女婴父母的例子。

“可是巴勒斯坦政府允许啊。”

“这不就违背了古兰经?”

“经文是随人解释的。”

“我可不可以想成是人口攻势的手段呢?”

汉妮耸耸肩。

招待所楼下的意大利学生天主教朝圣团正大声欢唱,窗外是清真寺呼叫晚祷的声音。我翻阅着在咖啡厅可以免费拿取的This Week in Palestine.这是本整整一百页印刷精美的黑白小册子,刊登了巴勒斯坦行政中心Ramallah前卫设计的餐厅、咖啡馆、伯利恒Jacir Palace Intercontinental饭店气派的外观、照片展、文学节、旅行社、快递公司、保险公司等等的广告,好不热闹。更有一整页列出迦萨走廊十五家旅馆的数据,这些旅馆中有些提供游泳池、网络、会议室、商业中心、土耳其浴等设施。最特殊的是“您在巴勒斯坦的安全伙伴”广告,服务项目包括风险评估管理、安全计划咨询、边界安全监督、保护个人及资产…我读了几次,仍然难以想象具体的业务内容。

其实这小册子的主题是al-Nakba –大灾难。2008年是以色列复国六十周年,却同时是巴勒斯坦人六十个寒暑的灾难。小书是悲情诉求的集合体,其中“国际社会在引发大灾难中的角色”一项,列举自一次大战至以色列复国期间,国际上各种合约、会议对巴勒斯坦不公平待遇,或以色列拒绝履行有利巴勒斯坦决议的条目。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觉得有些乏。事情如果能像这些选择性记载那般黑白分明,中东的纠纷也就不至于延宕半个多世纪,太平日子仍旧遥遥无期。

由于是类似“国殇日”的呈现,小册子的封面也以黑白印刷,图案是七个奔跑的人,有的牵手,有的以手护头。背景是光线的投射,七个人都只有影子。造型、效果都特殊,很引起我的注意。仔细翻读,终于找到了答案:Jane Frere是无国界艺术家的成员,专职舞台设计,也热心将表演艺术带到世界上少有人去的地区与国家。她曾在一部片子里看到一位巴勒斯坦女人叙述梦境,梦里的巴勒斯坦人被一个个吊挂在晒衣绳上。“为什么这么对待穷人呢?”女人在梦里问。“他们是处于未决的状态,升不了天也下不了地。”一个声音答。

影片里的这一小段情节触动了Frere的灵感,她和东耶路撒冷的一家画廊合作,打算以数千个铁线穿起的小人,象征1948年七十五万被以色列驱逐,以及至今人数增加到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Frere聚集了一些巴勒斯坦艺术家,让他们把制作方法教给参与计划的年轻人,要他们想象,当初匆促逃出家园的长辈会怎么穿着,有什么神态…在展出的会场,除了吊挂这些小人形之外,周边会贴出逃亡的故事与证词等第一手数据,并播放叙述录音…

正当我沈浸在展览会的想象中时,突然听到敲门声。“东西都凉了,妳不来吃晚餐吗?”修女关心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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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的弥撒永远是一天开始最好的准备。这个圆拱形的小圣堂干净到了极点。约十个人的位置,来了四个修女,我是唯一的访客。神父的弥撒经文和修女的圣歌全是意大利文。语言虽异,礼仪程序全世界相同。早餐后,修女为我叫车,领我走下弯弯拐拐的石阶,陪伴我直到车来。

“司机和我们相熟,不会有事的,妳放心。”修女说着,便在我额上划了十字圣号,送我上车。

正如台湾出租车司机喜欢在车内的后照镜上挂香符,这司机也挂了串玫瑰念珠。

“你是阿拉伯基督徒?”我问。

“对。我车里有两本圣经,一本英文,一本阿拉伯文。”

车子经过高墙。哪个好事者以漫画手法在墙上画了巨大的头像。心想,要是有足够的资金、人力,把这些涂鸦创作汇集成一本书,应该很有意义。

“你不喜欢这墙吧?”我故意说,希望能引他谈话。

“妳喜欢吗?”

“以色列是为了阻挡自杀炸弹的攻击,阻挡恐怖份子。”

“他们不是恐怖份子,是为拿回土地而战。这墙对我们的经济伤害很大,太多人失业,我已经开了十八年的车,好歹有个工作。感谢上主。”

“女人也可以帮忙家计不是吗?”

“女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当修女,在耶稣的庇护之下;一条是嫁人,在丈夫的庇护之下,否则她们不知道所生的孩子是谁的。”司机说。

再次通过检查站之后,我和到耶路撒冷工作的阿拉伯人一起挤上小公交车,直奔“雅法门”。阳光斜射,还不显得热。瓦蕾莎在电话里要我从“新门”进入旧城区。不容易吧。旧城意味着迷途。那些分叉交错的石巷小道全通向几世纪前的历史,我如何钻得出往事尘烟。走失了,不打紧,错过集会课程要和谁讨去?

“妳从邮政总局出来后往右走,一定会看到旧城的白色大墙,过街,再向左走一点就是‘新门’了。然后问‘骑士饭店’,每个人都知道。”瓦蕾莎在电话里说。

就信她一次吧。我把行李放进青年旅社后,便拿着地图上街。到邮局买电话卡应该是较经济的打算。进入邮局之前,照例要受检,去买面包又何尝不是。

“骑士饭店”果然不把自己藏得深远,长廊似的前厅上方,吊着两盏风一吹来就要叮当作响的水晶灯,地下楼则是另有乾坤。经过一处红砖壁石窑般的走道,迎上来明亮灿烂的内庭。内庭尽头衔接宽敞的活动大厅。和瓦蕾莎虽从未谋面,她在熙攘的人群里很快就认出我这亚洲面孔。瓦蕾莎是总部位于日内瓦“普世基督伴随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计划”,驻耶路撒冷的协调人。在课程开始之前,我把她拉到一旁问道:“从组织名称上看,实在难以了解活动内容,能快快说明一下吗?”

“最主要是以非暴力手段介入违反人权的各种事项。工作人员把看到违反人权或触犯国际人道法规的事实记录下来,反应给以色列政府或相关的国际组织,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协助更正。”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算是一种工作,可以领薪水吗?”

“都是自愿者,来自不同国家。依照每个国家的情况,有些人必须自己负责一部份的开销,有些不需要,有些不但不用缴费,还可拿到象征性的薪水。”

“工作时间呢?”

“一期三个月,包括课程训练,必要时可以申请延长。参加者的先决条件是,三个月工作期结束回到各自的国家后,必须推广、支持组织的理念。”

“很抽象。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堂区介绍自己三个月的工作内容,让更多人关注、参与。”

“具体的工作内容呢?”

“参加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地点和较有兴趣的项目,包括参与巴勒斯坦人的一般生活;和以色列的和平运动者一起工作;拜访受到以色列屯垦居民骚扰的巴勒斯坦人,倾听他们的经历并且写成报告:亲临贫穷小区或冲突事件的现场;观察检查站、示威,以及其它军事行动时以色列军人的行为,必要时联系有关单位,要求处理等等。原则上我们不选边,保持中立,可是从人权及人道的角度,我们必须有所批判,并且和贫穷、受压迫、被排挤的人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两边。”

“课程内容呢?”

“妳马上就会看到。现在我必须把妳介绍给这一期的人,免得他们因为临时有不相干的人加入,而觉得不舒服。”

“我是美国犹太人,可能突然会把话说得很快,对那些母语不是英文的人也许不方便,请记得提醒我…”

说话的是位穿着一身黑衣的中年女士,来自促进以色列文明运动的组织“新面向”。要在以色列促进文明的前提,当然是认为以国社会不文明或不够文明。这立刻引发了我的兴趣。

“我们要的是公民社会,不是军事社会。要一个有军队的国家,不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以色列人必须开始提出问题,必须开始在彼此间进行对话…”

受训的二十多人围坐半圈,应该早已知道课程内容,否则便和我一样,不知道这女士的主要诉求。直到第二位笑咪咪的太太说“我女儿上过四次军事法庭”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新面向”是帮助“良心拒服兵役”年轻人的民间组织。

Powerpoint里出现的一张海报是个六岁男孩拿着长枪,骄傲地说“以色列人就是去当兵的人”。下张照片提出,儿童乐园中可以让孩子爬上跳下的“游乐设施”是废弃的枪炮或装甲车。接着是娇滴滴的少女依偎着赤裸上半身、穿着迷彩裤的英勇军人。

“这两个俊美年轻人握拳勾手的海报,当然不是为同性恋做宣传,”黑衣女士说,“这是强调共患难的同袍情谊,也是优质的检测标准。如果你是女人、黑人、残障者、阿拉伯人就被摒除在这张照片之外,就会归类到其它不被社会认为是主流标准的领域。良心拒服兵役的人必须面对医师、律师及心理医生反复的检查和提问。如果所持的理由是‘我反对占领’,立刻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因为那是政治议题、政治禁区。”

这个反战团体以理性诉求攻击政府措施,运用社会资源、集结捐款帮助弱势,如果以色列可以允许这种公民组织存在,那么文明的定义又是什么?

这天恰巧是以色列复国六十周年的前一天,也是国殇纪念日。上午十一点正全国停摆,静默两分钟,哀悼为国捐躯的战士,或死于恐怖活动的人们。从简报与讨论我逐渐明白,“新面向”的目标是要改变以色列社会中的刻板印象,让是否服兵役不再是判断国民质优、质劣的标准之一,拒服兵役的人也可以有获得高等职业的机会。“新面向”请律师将需要帮忙家计的年轻人带出军队,这些人必须能够和由于其它因素不能服役的人一样,在社会上受到他们应有的待遇。然而,我的疑问是,既然服兵役是国民义务,为何需要花钱做宣传海报?难道是良心拒服兵役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和民间正打一场无声战争,彼此较量?经我事后私下询问后才知道,海报不是来自政府,良心拒服兵役的人数并没多到足以令军方担心士兵不够的程度,社会转型,比如国营事业私有化,以及国民与国家关系的冲突等,才是造成逃避兵役的的原因。至于细节如何,恐怕要长期定居以色列,并且关注其内政,否则一些非关民生的社会现象,连以色列人自己都不见得明白。

国庆活动在晚上开始。那天夜里我投宿的青年旅馆有个通宵晚会,只要报名,所有房客都可以免费入场。我为什么要参加呢?和一群陌生人吃烤肉、疯跳舞?虽然紧闭门窗,从凌晨开始,如同扩音器就在耳边,巨大的热门音乐声紧紧把我包裹在它的激情、震荡里,吵闹一夜,直到天空开始泛白,我才蒙蒙睡去。

第二天,“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的简报就在橄榄山饭店的大厅举行。参与“普世基督伴随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计划”的成员似乎就下榻在这东耶路撒冷的小饭店里。在我因为只有两个小时的睡眠而头重脚轻地赶到会场时,有些人还没吃罢早餐。

东、西耶路撒冷的差异从外观便可以看得明白。东耶的道路狭窄、房屋失修、市容杂乱,观光客不到的地方就更不可看了。记得G曾说,阿拉伯人居住区的税收,他们自己并不一定用在公共建设。即便工程发包,不是落在自家人手里,就是报价最便宜的厂商得标,这其中又免不了利益输送。现在的一位阿拉伯国会议员也深知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就看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占岁收极重的比例,犹太人的小区发展有些来自国外犹太人的捐款,而阿拉伯人区的情况,恐怕少有富裕阿拉伯国家的资助吧。

“我们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政府在占领区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子…”

又是个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女士,莫尼卡。“反拆屋委员会”除了在以色列本土之外,英、美、加拿大都各有办公室,以一般NGO的规模来看,算是组织庞大。

“从1967年起,已经拆了一万二千个房子。拆屋的动机纯粹是政策考虑,把三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局限在狭小、拥挤、变穷以及被包围的、彼此无法联系的土地上,以确保以色列的控制,目的就在消除巴勒斯坦的存活机制。”

这句话是极严重的控诉,仔细想却似是而非,房子被拆了的巴勒斯坦人住哪里?以色列允许在其占领区内有无住屋的游民,而为自己制造麻烦?

“多年来,以色列制造‘既成事实’,让巴勒斯坦人不能生存,”莫尼卡继续说,“百分之九十七的巴勒斯坦人被关在七十个受包围的小片土地上,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剥夺肥沃农田、控制水源,上百万的水果树、橄榄树连根拔起。以色列永久屯垦区占了西岸百分之二十五的面积,屯垦区之间有美国人捐款盖建的以色列人专用高速公路连接,巴勒斯坦人的城镇却被七百个检查站及障碍物切割、阻断,由八公尺高的水泥墙隔开和以色列的联系,乡村和农地则有通电的围栏,造成原本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失业…”

莫尼卡认为,以色列政府的恶行罄竹难书,而她对隔离障碍物是政治边界而不是安全措施的说法,令我极为惊讶!隔离措施不是在第二次石头革命之后,以色列无数次遭自杀炸弹连续攻击,才开始运用的?

一部大游览车只载了二十多人,座位绰绰有余。我坐在司机后面,可就近观察莫尼卡。她穿着寛松的棉质衣裤,背着同一质料的大包,松松垮垮,是典型愤怒左派的装扮。可以想见,她的起居、行事大概和她袋子里的东西一样,数据齐备、重要,却是折一个边、缺一个角。

莫尼卡带我们去观察东耶路撒冷的“灾区”,是观光客到不了的丑陋角落。那是颓圮的一堆乱石,钢筋从中窜出。有人忙着从车上拍照,莫尼卡始终没说明,房子为何被拆、住在里面的人哪里去了。

“这里原先有三栋房子,被拆了。他们计划要拆下面你们看到有几棵树那带的房子…”

尼卡莫边说边指着远远近近一些混乱的土石堆或看不出所以然的建筑。车子走走停停,我们上上下下,眼前尽是忧愁与毁坏,是风景明信片上看不到的耶路撒冷。

大门没关,我们走进别人的家里,有客厅、有厨房、有二个包头巾的女人。我们走上二楼,有房间、有拖鞋、有小孩。走上顶楼时,赫然一堵水泥墙矗立在眼前。

“这阿拉伯屋主,人真好,允许我时常带团体来看看。他们的孩子原本十分钟可以到学校,自从屋后的这道墙筑起来以后,上学必须绕远路四十五分钟。上回我带人来的时候,刚好有个女兵站岗。她持枪对着我们,我当然不客气地开骂。你们可以拍些照片,等一下我们去看哈珊,”莫尼卡说,“哈珊的杂货店就在加油站旁。本来他的生意很好,现在差多了。去看了以后就知道为什么。”

一条公路被横亘在中间的高墙拦腰截断。墙的这边是加油站,墙的那边当然看不到。这墙没有伯利恒墙上的形象创作,而是纯文字的心声表达:夏隆是和平使者吗?

哑墙在咆哮由美国资助墙很快会倒和平闹剧以墙抢夺土地欢迎来到涕泣之墙以色列人住在抢来的土地上

哈珊的杂货店紧邻八公尺高的水泥墙,以前生意好是因为这公路通向西岸,不断有车辆来往。墙一筑起,原本是路边的加油站便被挤到一个小角落里,而加油站旁的杂货店生意当然就一落千丈了。

“以色列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国民都还在摸索彼此如何相处…”再度上路后,莫尼卡继续说,“不同社群间的嫌隙很大,俄国来的移民看不起衣索匹亚来的,而原本就住在这里的老犹太则看不起俄国移民…拆阿拉伯人房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住不下去而离开…”

我们从耶路撒冷向东行进入西岸地区。车子在公路上奔滑,两旁的花木扶疏优雅。放眼四望,宽阔的黄土高地连接天际,时有分布着和土地同色调的建筑群。

“各位看到的就是屯垦区,”莫尼卡介绍着,“屯垦居民一寸寸吃掉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背后有以色列政府撑腰。这些锡安主义者非常鹰派作风,要把整个地区犹太化,有些把屯垦区的房子卖给有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还以为住在圣地,自己就会变得神圣。”

接着莫尼卡拿出几张大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示着屯垦区所在、隔离墙穿越的地点、以色列专用路线等等的。突然车里一位成员问莫尼卡,是否可以参加组织的工作。

“当然非常欢迎,”莫尼卡兴奋地说,“我们有许多活动,除了我们自己以色列人之外,常有各国的朋友来帮忙。有一家阿拉伯人的房子被拆了四次,我们帮忙重盖了四次。不只是抗议,我们更以实际行动反抗拆屋。除了重建被拆毁的房子之外,我们还提供两周的‘以色列及其占领地的批判之旅’。请各位回国后转告你们的政治人物、小区代表、媒体,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关怀,让他们知道中东越来越糟的实况。把资料给他们看,督促他们支持结束占领、支持和平…”

莫尼卡说得好不激昂,反对占领、和平共存是她的终极信仰。问题是,六日战争前,迦萨不是由埃及占领、西岸由约旦并吞吗?而不和以色列接壤的伊朗都想把以色列扫进地中海,从这几个角度看,和平应该怎么定义、有什么具体内涵呢?是谁要战争,谁不要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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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花、恨草、恨太阳;偏偏它们成双成三携手而来。而这个从耶路撒冷到海法的美丽早晨,不就因着它们彼此间适切的摊展与组合,才使得两小时的车程不寂寞?是因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让我也变得矛盾起来,还是我自己内在的矛盾借着巴以冲突来彰显?

“让我来接妳,好吗?”G的简讯问。

“除非Bony也来。”我简讯答。

说不来自己为什么总是不能给他一个正面的、直接的答复;说不来自己为什么总是要小小地、细细地折磨他。

近正午,大巴士到达总站。G跑着来,略长的头发飞扬。他一把拥我入怀,过了一阵子才说:“妳还是太轻,还是不能在瑞士捐血?”

Bony在一旁歪着头看我们。十四岁的母狗,竟然有四岁小女孩明亮稚气的眼睛。

“没人像妳这么做的,连以色列人自己都不可能,才一个星期就跑遍东西南北!”G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

“还没完哩。还有两个在特拉维夫想见的人,一直没联络上。”

回头看看后座的Bony,牠也正好偏着头看我。解释成牠正对我微笑,绝不会有人反对。

“想吃点什么?”G问。

“和hummus酱有关的任何东西。”

“带妳去吃伊拉克口味的。”G说。像个就要去远足的孩子那般兴致高昂。

终于暂时可以不用再计划下一个行程,不需要再思索心里的疑问该如何澄清。当一个人化成了一只倾听的耳,化成了可以任人舒展四肢的处所时,我便可能在这个人面前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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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夜晚的海边,风吹劲了些。赤脚走在沙滩上,海水依旧沁凉,空气中不再有冬寒。

“最近西欧怎么样了,没特别的事吧?”G问。

“抗议、罢工,老样子啊。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垃圾问题、法国渔民的问题、德国、瑞士畜牧业的问题、西班牙卡车司机的问题…西欧是分配的问题,你们是拥有的问题,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

“对于我们六十年国庆的看法呢?”

“真的想知道?”我故意逗他。

“我已经准备好了。”G冷冷地说,“以色列是一个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的国家,全世界有关我们的著作、言论、报导,比我们自己所能消化的还多。而且,我们还必须练就一套打击那些歪曲事实报导的功夫。我们还有退路吗?”

“除了哈玛斯、真主党、伊朗现任总统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之外,”这人敏感,我尽量说得轻,“还有那些‘为中东和平献身’的欧洲思想界精英。”

“说清楚一点。”

“比如,包括德国笔会会长、绿党国会议员、作家等等,二十五个人针对六十周年发表了‘祝福与忧虑’的文章,他们称赞以色列国家建设的成就、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在科技领域的突出、知识活动产业的蓬勃、民主机制的建全,却也同时质疑,以色列是否有诚意要结束和邻居的冲突;因为它的作风不但欺骗自己、愚弄世界,更威胁到自己的生存。他们还警告,德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中,不可以忽略巴勒斯坦极端困难的政治、经济现况,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威胁。”

“妳是说,一群业余的航天员在计算机桌前漫游太空一阵子之后,所发表的价廉物美的陈腔滥调?这就是他们的‘友情与批评’,棍棒和胡萝卜齐发,真正的用意是批评以色列利用大屠杀当护身符,在全世界招摇撞骗,并且提醒德国政府注意和我们的关系,以便让德国内部对犹太德国人、非犹太德国人,以及穆斯林德国人彼此间的冲突能够更没有拘束、更不会绑手绑脚地进行攻防战,对吧?他们为什么不先问问自己,以色列和邻居之间不断有冲突发生,对以色列本身有什么好处?现在我明白了,以色列的错,不在它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而在于它没办法让国际社会喜欢它!”

这就是G,我心想。永远的冷酷、精准、用心用情,令人无法抗拒。不知道他是否也听说了,早在2000年,因为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一百二十名欧洲学术界人士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呼吁欧洲国家冻结和以色列的科学、文化合作。一些明明不懂政治,却偏要展现他们“良知”的作家们也纷纷表态,谴责以色列,其中包括写Sophie‘s World的挪威作家Jostein Gaarder、写The City and the Pillar的美国作家Gore Vidal、曾给夏隆写过公开信的南非作家Breyten Breytenbach,而葡萄牙的诺贝尔文学奖主Jose Saramago还把巴勒斯坦行政中心的Ramallah和有着纳粹煤气室的波兰奥斯维兹相提并论!当有人问Saramago煤气室在哪里时,他竟然回答:很快就有!此外,德国绿色和平组织执行长也认为,放弃对以色列的批评是不道德的,德国应该帮助以色列学习德国人已经学会了的教训:以暴力让别人屈服会有什么样的历史代价。算了吧,就别讲给G听了。他不总是说,这些捞过界的局外人怎么懂得政治是种多么细致的操作,不论是陈年历史还是现实事件,原本就是拼凑出来的,偏偏就有人胆敢以自己的一个小角度论断全局。

“妳在想什么?”G注意到我的沉默。

“我只是想…只是想,以色列会有一百年的周年庆吗…”

“或只是昙花一现,再度消失?”G立刻完整地接腔。

他在黑暗中抓住了我的手。是种深沈的忧虑,被挑起后,本能地要找个支柱?还是因为被了解所表现出来的感动?

“世上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观察民间和政府必须‘政治正确’时,两边相反立场的攻防战。三月德国总理来访,在国会的演讲中说,对她而言,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换句话说,她非常了解以色列每天面临的威胁。”这次由我把话说得圆满。

“几年下来,南部几个城已经受到大约四千个火箭弹的攻击。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够忍受这种事情发生?”

“你知道制造Quassam火箭弹的原料之一是以色列提供的吗?”

“什么?”G惊讶得停住脚,“妳怎么知道?”

“我不但知道,还看过制造Quassam简陋工厂墙边堆满一包包有着希伯来字母肥料的照片。你们运去迦萨给农地用的肥料里面有制造火箭弹所需的化学原料,再加上其它的,对了还要放些糖,紧急时,一夜可做一百支。”

“妳怎么知道?”G又问同样的话。

“德国的报导。”

“其实妳没有必要理会我们的是非。”G深吸一口气说。

“不是我愿意理会这些是非,是这些是非找上了我…或更好说,是一种张力吸引了我,一种枪杆子顶着你腰际,监视器在你头顶上跟着走,却又要读书、就业、娶妻、生子,尽全力过正常生活的张力。在Disco舞厅高唱挽歌的本身就是一个诗篇。不是吗?”

“知道David Grossman?”

“他又出新书了?”

G点点头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他曾经和另外两位作家公开谴责这场战争的荒谬性。三天后,他的儿子就死在战场上。”

我把手从G的手中抽回,这事伤我的心。他不理会我的反应,继续说:“Grossman的新书是叙述一个母亲总觉得儿子会在前线丧生,所以从家里出走,在整个以色列到处流浪,就怕在家里被儿子的死讯一把抓住。全书就是在铺陈这种惧怕和无奈何。现在跟我说清楚,妳到底是怎么感觉到这种完全看不出来的张力?妳太难懂了!”

“如果有人告诉我,天会变成地,地会变成天,我会无条件相信。”

走到更深的水处,并不特别冷。我没直接回答G的问题,只顾着说:“一个世纪前,犹太人急着要回来复国;一个世纪后,又急着要出走。两千年前被驱逐,两千年后出于自愿离开。”

“妳要说的是,现在要离开,以便去到那个曾经逃离的欧洲?”

“不是吗?十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住到国外了,家里有上一代来自德国、波兰、捷克的人,想要有欧洲护照。欧盟的国家数增加,想要有、能够有欧盟护照的以色列人也跟着增加。”

“可是说到保卫以色列,他们也是义不容辞的。”

“当然。他们只是累了。巴勒斯坦人和你们都累了。我就知道有法塔赫的成员抓住机会,去了美国。半岛电视台国外部主任,不也打算把孙子送到美国读书。”

“一般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和平,我们也知道,结束占领才能得到和平,可是对方的激进份子却有别的打算。”

“这就是我坚持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如果不纳入整个中东地区势力平衡,以及文化思想背景差异的议题来思考,就一定失之偏颇。”

我走了回来。水从脚踝退淹到脚趾。

“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撤出迦萨后,巴勒斯坦人做了什么。他们不忙着建国,却忙着消灭以色列。哈玛斯从埃及边界的地道走私武器,几乎天天发射火箭弹过来,却责怪我们对他们围剿,对他们进行集体惩罚。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提供对方物资,却遭到对方攻击而不还手?哪个国家能够保证,如果以色列允许迦萨人出境,以色列不会受到更致命的攻击?前阵子迦萨人不是冲倒和埃及边界的围墙吗,两天后立刻有这几年来在以色列境内的第一个自杀炸弹事件。致于哈玛斯早在行动几个月前就已经暗地破坏,以便围墙容易被冲垮的报导,就更不用提了,谁会相信?大通讯社雇用当地人做记者,怎么可能会有平衡报导?各国媒体的国际版买这些消息,以色列百口莫辩啊。”

“不久前,我在苏黎世和塔斯谈过话,这人曾经是法塔赫的狙击手。塔斯说,有迦萨人向他表示,希望以色列再回到迦萨走廊,他自己也希望以色列再回去。他还说,迦萨人有很大一部份是外面来的难民,思想较开放。可是哈玛斯有许多成员是迦萨原住民,有一套和外界差异很大的、非常偏狭的思考方式。伊斯兰把世界分成两个部份,一个是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一个是争战之家(Dar al-Harb)。在伊斯兰之家通行伊斯兰律法,住在那里的非穆斯林必须接受这套律法。在伊斯兰的世界观里,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侵占他们的第三圣地耶路撒冷,不但没有立足之地,更被看成是‘亵渎阿拉’。也因此,以色列被激进的穆斯林看成是去之而后快的‘恶性肿瘤’,是符合他们思考逻辑的。所以问题不仅仅是巴勒斯坦地到底属于谁的,穆斯林把剔除以色列看成是宗教义务,这才是和平障碍的关键。古兰经第十七章夜游里有一段是:我(阿拉)曾经在经典里启示对以色列的后裔判决说:‘你们必要在大地上两次作乱,你们必定很傲慢。’…当第二次作乱的约期来临的时候,我又派遣他们,以便他们使你们(以色列)变成为愁眉苦脸的,以便他们像头一次那样再入禁寺,以便他们(受阿拉派遣的人)把自己所占领的地方加以摧毁。…如果你们重新违抗我,我将重新惩治你们。我以火狱为不信道者的监狱。

“还有,哈玛斯的宪章里也提到,发动圣战,把伊斯兰国家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是每个穆斯林的责任,信奉伊斯兰必须为摧毁以色列而战。还有,虽然以色列和埃及、约旦都签有和平协议,只要这两个国家的激进势力抬头,就可能会片面毁约…”

“还有,”G抢着说,“单单是巴勒斯坦地的问题还不至于那么复杂,这几年伊朗也进来搅局。美国帮忙除掉了伊拉克的Saddam Hussein,现在伊朗不但可以在海湾一带伸展四肢,背后还有俄国、中国相挺,至少和美国、阿拉伯联盟,或美国、以色列联盟取得平衡。不过,要输出伊斯兰革命,要羞辱美国永除后患,还有一个大障碍,那就是我们!只要以色列不存在,中东就是纯粹的伊斯兰净地;加上伊朗有古波斯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辽阔土地的天然资源做后盾,要称霸中东指日可待。这就是为什么Ahmadinejad不断放话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却忘了,六十年前伊朗是最先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也曾经和我们有过共同发展飞弹的‘花朵计划’。”

“我不能了解的是,Ahmadinejad在大会堂上以阿拉之名咒骂以色列是死鱼、是发臭的尸体时,台下的人居然静静地听教,居然允许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倡言另一个国家的死亡!”

“穆斯林从小就被教导犹太人是猪、是猴,认为犹太人是低劣、狡猾民族的观念早就深植在他们的基因里了。”

“他们虽然鄙视犹太人,却对自己没有信心。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总编Ahmed Sheikh就曾经说过:‘阿拉伯人有种自卑情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老是输给以色列?我们也非常清楚,只有七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可以轻易打败三亿五千万的阿拉伯人。这个事实严重伤害阿拉伯人集体的自尊。在以色列复国的第一天,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即使以色列归还占领区,也不会有和平。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而西方的问题是,他们看不到我们阿拉伯人的心态和想法。’”

“阿拉伯人相当矛盾,巴勒斯坦的一个政治学者Khalil Shikaki可能是为建国做准备吧,他从1996年开始规律地调查巴勒斯坦人最喜欢的政治制度。妳猜结果如何?有百分之八十的巴勒斯坦人喜欢我们的制度,接下来是美国和法国,而他们自己的政府呢?敬陪末座!”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有解吗?我只知道,有解的难题是因为没有情绪的参与。想得老远,说得老远,也走得老远。该是折返的时候了。

“晚了,回去吗?”我轻声问。

“随妳,我不在意,平时也没人为我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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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色拉小山一般高,够两个胃来装。吃了大半,再也吞不下,推到G面前,他可是见猎心喜。

“你不去公司吗?”我笑着问。

以赏心悦目来形容G吃东西的样子,应当不为过。

“去不去都一样,看报表就够了。”他不在意地说。

“如果…如果我想去看看呢?”我试探着问。

G停止了嚼动嘴里的食物,皱着眉,眼睁睁地看着我,似乎在说:这还用问吗?

海法外围,美丽的地中海沿岸。阳光穿透每一寸可以乘载它的地方。不知是先规划道路才腾出可以种花种树的区块,还是先有了鲜花美树的布置,才允许车子在其间穿行?在这么美的道路上前行,迷途了也是甘心。

沿着海岸转上一个小丘,路的两旁尽是高级楼宇。车子驶入地上全是鹅卵石的弯道,停在一栋簇新大楼的后庭。只知道G的公司从特拉维夫搬到海法,细节他却从未提起。我们绕到正门,前廊上挺直站立着几棵棕榈。电梯送我们上五楼,长廊里看不到人、听不到声音。

“刚搬来不久,请进。”

走进办公室,哇!我不禁自转了一圈,那么宽敞、那么明亮的空间。右墙是一整片玻璃,任人俯瞰地中海。大办公桌后面并排着两个从天花板到地板的大书柜。桌上除了计算机,还有五个飞机模型。四周墙角也有七、八个半人高,由白钢架支撑的飞机模型。

“妳来看看吧。”

G打开左侧的一扇门。里面是张巨大的椭圆形玻璃桌,桌旁有十二张皮制椅,这是个会议室。当我的视线移到墙上时,不禁叫了出来:Hans Erni!

G笑了笑说:“记得当时妳就喜欢这三幅。”

“所以你买回来了!”我脱口而出。

G点了点头。神情有些没落。

那是瑞士琉森的一家画廊。我是去听音乐会之前,他是和人谈完生意之后。互不相识,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故事便从此开始。现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却由三幅画见证了那人和我的瓜葛。这个穿着褶了边的Polo衫、褪了色的牛仔裤,和他办公室的派势完全不搭调的男人正移动他修长的双腿,自信满满地说,只有他才能煮出我需要的咖啡。

“Uri说,他明早没空和我谈。”

我向G扬了扬手机。他端来了两套咖啡杯,金色的小壸冒着热气,香气泛滥开来。

“哪个Uri?”

“你们的大左派!”

“那个老先生,”G似笑非笑地说,“他比巴勒斯坦人还要巴勒斯坦!”

“我也找不到加比。”

“可能出任务,晚上再联络吧。”

G小心地为我倒咖啡。真烫,咖啡倒出时,壸的顶端还嘶嘶作响。

“咦,这是什么?”

G从我的笔记堆里抽出一张传单。

“反拆屋的。”我说。

“这些人大骂那些屯垦居民是大老鹰,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小白鸽。他们势力庞大,注意到传单上的简介了吗?他们还有欧盟的经济支持。”G提醒我。

“有趣的是,以色列人捐钱给反政府组织,还可以减税。这政府不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民主国家啊!只要不犯法,官方不能干预人民的行为。有些外国人以团体观光客身份进来参加示威,故意以自己的肉身去挡挖土机,政府也无可奈何。不过,有ICAHD这样的团体也好,多一层监督。其实政府拆屋原则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违章建筑,另一个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的需要。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很多政策是出于军需或安全的考虑。只要是出于这两个理由,不只是拆阿拉伯人的,连我们自己人的房子也照拆不误。”

“他们认为拆屋是要让阿拉伯人因为没有立足之地而离开,可是我问过了,随意拆房子而让阿拉伯人无家可归,根本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结果,吱吱唔唔的,没人答复我。不过,这段我不明白,”我翻开在伯利恒拿到的,巴勒斯坦人的小册子,“这是节录Ben Gurion的话,他说:‘如果我是阿拉伯的领导人,永远不会和以色列谈判。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虽然神许诺给我们这个地方,可是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神,不是他们的。…虽然有反犹、纳粹、奥斯维兹,可是那是他们的错吗?…’Ben Gurion 的这段话显示出,他对巴勒斯坦人有许多理解,可是为了建国,‘不得不得罪了’,也似乎因此而定下六十年来以色列的政策基调…”

“小心,”G阻止我,“他们断章取义,原文是,‘他们认为,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是Ben Gurion在谈论他们的想法,不是Ben Gurion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说话,而让人觉得,以色列明知故犯,故意要折磨巴勒斯坦人。”

还好我无意间提出,还好G更正了,否则我不也是魔鬼一个,竟然能给错误一个理由!

咖啡杯干了。我踱到大玻璃边,俯看海水粼粼,岸边瘦高的棕榈摇曳。G跟着来,把手插入裤袋内,玻璃映着他的身影。

“我累了。能不能把故事从头讲一讲?”

“事情应该可以从千古悬案‘反犹’谈起。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Theodor Herzl原来在维也纳念法律,真正的兴趣却是新闻和文学。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担任‘新自由日报’派驻巴黎的记者时,亲身经历了反犹浪潮,认为,要改变犹太人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他在欧洲各国奔走,原本英国建议把不列颠东非公司管辖下的乌干达让出一部份给犹太人复国,后来没谈成。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复国。巴勒斯坦在奥图曼土耳其时代是叙利亚的一省,一次大战后,这一带由英国托管,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1930年代开始,由于德国排犹越来越严重,有专业技术的、有能力离开的犹太人就陆续到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农工商各方面都无法和犹太人竞争,生活越来越困难。从欧洲来的犹太人更是让土地价格飙涨,英国严格限制犹太移民,甚至在海岸线巡逻,一有偷渡上岸的犹太人,立刻逮捕,结果引起犹太人的武力反抗。1947年初英国放弃管辖,把巴勒斯坦交给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原本有巴勒斯坦分割和联邦两案,1947年末通过分割案,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人拒绝。

“很多人知道1948年在一个小戏院里宣布犹太复国的Ben Gurion,却很少人知道被临时议会选为总统的Chaim Weizmann.套一个现代的说法,如果Ben Gurion较是鹰派,Weizmann就是鸽派了。Weizmann不在意政府应该有什么体制,却注重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他希望以色列是中东的瑞士,有高科技、发展观光、联邦形态、拥有中立,甚至愿意成为大英国协的一员。从Herzl到Weizmann,以色列其实是个‘文人国家’,和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完全不同。接下来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以色列是经过联合国投票决定后才复国。我们宣布复国的一两天内就受到阿拉伯联军的攻击。这场战争不是我们主动去侵略任何国家,而是以寡击众,保卫自己的行为,而且,那时赢了的不只是以色列,约旦得到西岸,埃及得到迦萨走廊。一位巴勒斯坦的政治学者就自己说,阿拉伯国家的失败,是因为彼此不合作、有私心,并不真的为巴勒斯坦人着想,而是打算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国际上说,占领西岸是中东和平最大的障碍,却都忘了,1948年战后,约旦宣布东耶路撒冷及西岸并入约旦的领土,并给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也就是说,1967年前的西岸不仅被占领,根本是被约旦并吞,是划为约旦国土的,直到1988年约旦才宣布放弃对西岸的并吞。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条约中,两国的边界是约旦河,所以,在1995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之前,以色列对话的对象应该是约旦王室,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原先只是要对付埃及,戈兰高地和西岸的军事占领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直到现在,西岸都不是我们的领土。有些人认为,巴勒斯坦两千年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主权悬浮,以色列是英国托管的继承者,所以巴勒斯坦顺理成章地应该由以色列治理。另外有些人却认为,以色列不需要把西岸并入领土,因为,阿拉伯人天生就仇视犹太人,和他们合并了,以后他们的人口数超过犹太人,而又依照以色列的民主体制操作时,阿拉伯人不会给犹太人参政的空间,Herzl苦心建立的犹太国便会消失。2000年时曾经有个提议,以我们境内的阿拉伯区交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屯垦区。反对的,居然是那些要被换出去的阿拉伯人;这些人平常为巴勒斯坦人说话,真要让他们成为巴勒斯坦人了,就又觉得以色列好。

“六日战争的胜利,连以色列自己都不敢相信!战后在苏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对以色列的‘三不决议’,不承认、不交涉、不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不就说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战胜国要求和平,战败国要求战胜国无条件投降的例子。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复国前,两次拒绝1937及1947年的分割案,第三次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哈玛斯不愿承认以色列,恐怖行动更加剧烈;第四次是在2000年,拒绝以色列归还全部迦萨及百分之九十六的西岸,甚至愿意和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的提议;当时在难民问题上,以色列承认带给巴勒斯坦人物质上的短缺,一部份难民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园,其余的,可以得到总计三百亿美元的补偿,可是Arafat拒绝这个提案。原因可能就像当时美国也参加谈判的Ross所说的:冲突一旦结束,Arafat的政治生涯也跟着结束。可怕,但愿Ross的看法是错误的。‘半岛’电视台的编辑Faisal Bodi在英国卫报上写过:阿拉伯人的想法是,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权利,即使是一张邮票大小的领土也不可以有!

“现在国际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不平衡战争,这个‘不平衡’字眼根本是不懂安全议题、不懂军事的记者彼此抄袭后到处泛滥的结果。评断一个战争要以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手段来衡量,也就是达到目标与使用手段之间是否有适当比例。是不是对等、平衡,并不是以某一方用了比对方更多或更少的枪炮、子弹,或者是某一方的死伤比另一方较多、较少来衡量,而是,手段的运用是否超过或不足所要达成的目标来决定。真主党的目标是要消灭以色列,我们只可以去骚扰一下就回家吗?

“媒体大量报导以巴纷争,却少有其它受压迫民族的消息,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西方记者容易生存,也因为长期以来,这些记者落入了‘加害者、受害者’的圈套,延着这条主轴分析、以‘以色列强占土地,造成巴勒斯坦人生活痛苦’的角度观看每个事件,只要能填满国际版版面,就有了交代,多方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早就是个新闻产业,有上中下游完整的生产线。读者时常可以读到以色列军队杀了多少小孩、青少年,人人为这些年轻生命叫屈,却没思考,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结构和西方很不一样;以迦萨做例子,十四岁以下的人口占百分之四十几,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多。电视上常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抬着孩子的尸体抗议。不是我心硬,孩子的死亡,一个都太多!可是,长久以来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同一个模式里打转…”

G说了许多,我安静地听。这些历史片段一旦接续起来,更显得沈痛到了极点。不忍心打断,让他尽情说个够,直到他自己累了。

“知道吗,你说的这些,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有其它的看法。”我说。

“当然。不懂的、似懂非懂的、深入了解的,十个人有五十种说法,一百个人有一万种说法。这就是所谓的中东问题。”

“阿拉伯国家并没对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却只利用他们做为攻击以色列的有力手段。所以哈玛斯必须停止革命行动,必须转型,必须参加建国。伦敦的阿拉伯报纸Al-Awsat曾经刊出过一篇文章,认为哈玛斯应该致力于把迦萨建设成另一个新加坡,而不是让它成为宾拉登在阿富汗躲藏的Tora Bora山洞。”

“妳想,可能性有多大?”

G走上来围住我肩头。远处海上的船只像是被钉在了天际。

###

“怎么样,他怎么说?”

我焦急地要找军方联络人加比安排和少校的谈话,G帮忙打通了电话,就不知道结果如何。

“看吧,就像我说的,他出任务去了,一整天在直升机里,难怪妳联络不上。他说,Avital非常忙,明天早上不能在特拉维夫见面,可是她两小时后会打电话来。”

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身绑炸弹,专对一般以色列人下手,以为从此可以上天堂找处女。当怂恿人做烈士的伊斯兰神长被问到,杀害以色列无辜者是否触犯教义时,他们的答案是“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迟早都是军人,我们不杀无辜”。这种荒谬性与烈士魂的大结合岂不令人啼笑皆非!以色列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不能以一般民众为枪靶,出兵有一定的程序,除了有关单位的许可之外,还必须通过最高法院严厉的司法覆审。我要知道的是,针对国际社会指责以色列为美国打不平衡代理战争的说法,以色列军方如何辩驳。

“已经很晚了,希望妳已回到家。”

Avital依约来电。只是电话那头有许多杂音,很难知道对方的所在,我也就随便说两句。

“还没,就快到了。”

我心想,但愿这次不是像前几年电话访谈Saddam Hussein的首席律师那般,那时他一边开车,一边透过手机和我谈。他紧张,我也不舒服。

“…妳应该也知道,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并不理想,特别在西欧。”

我简单介绍自己之后,便不很客气地问,却有把握,和一个“专职”人员谈话,只有直来直往才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

“没错。俄国把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分得很清楚。他们称赞我们有专业的高效率部队、科技先进、空军精良。美国也有类似的说法。”

“不会吧,美国媒体也有相当刺耳的声音。”

“的确。有自由主义的,也有学生的观点。西欧的问题在于,他们把政治和军事议题混为一谈。以色列军队不是要消灭或统治对方,而是要自保、求和、并存。”

“怎么事先知道对方就要发动下一波的攻击?”

“我们从空中、从地面、从对方不同形态的媒体搜集数据、分析、分析。”

“不只这些吧,应该也有人员的渗透?”

“这是情治单位的工作,我不清楚。”

真不愧为发言人,一句话就可以撇开可能的关联。

“对黎巴嫩的攻击是场不平衡战争的说法,妳有什么解释吗?”

“那是种非常棘手的城市战。真主党战斗人员没有制服,藏身在市镇里的一般民宅,武器可以放在地下室或房间里,这种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情况只能靠情报提供讯息。我们在攻击前会透过传单、电话,呼吁一般民众疏散。迦萨的哈玛斯也非常清楚我们的弱点,他们把群众集合在高楼的屋顶,我们的飞行员根本无法投弹。妳知道伊斯兰妇女所穿的大袍吧?那是小形、轻形武器的理想掩护体。我们是法治国家,对方任何不按牌理出牌的方法,都可以轻易被利用来攻击我们,都让我们难以招架。”

原本就知道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由于敌人所在不明确,以色列在攻击前以各种方式告知民众疏散。曾经有西方记者在清晨睡梦中接获应该迅速撤离的电话通知,现在就由Avital证实了。

“那么极具争议的隔离墙呢?”

“隔离墙是个错误的概念,正确的说法是安全围栏。目前四百多公里的围栏中,只有百分之三是国际媒体最有兴趣的水泥墙,就建筑在自杀炸弹出现最多的地方,其它部份只是铁丝网栏栅。”

“我记得第二次巴勒斯坦的石头革命后,自杀炸弹攻击在以色列境内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没错。那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在公交车上、在餐厅里,在上学、上班的路上随时会遭到不测,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家。所以我们采取三个措施,第一个是安全围栏,第二是检查站,第三是逮捕制造、携带武器的,以及策动攻击的巴勒斯坦人。”

“检查站也是受到诟病的项目之一,把西岸人行路的权利切割得支离破碎,对生活是很重大的搔扰。”

“我们也帮他们修筑新路啊,为什么没人提起?还有,我们曾碰到过十四岁的少年、七十八岁的老太太、二十九岁的律师等等,企图携带炸弹偷渡。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我们都不可以轻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三管齐下的结果,自杀炸弹几乎消声匿迹,证明这些措施是可行、有效的。”

“我念段巴勒斯坦的报告给妳听:二月份一共有172件公共或私人财物遭受损毁、没收的报告…以色列军队损坏Hebron一所学校里的窗板,在Ramallah、Jenin等地损坏民众的房子…对于这些控诉,妳有什么说法?”

“我说过了,以色列是个法治国家,任何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都可以求偿。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法院提出告诉并得到补偿的例子,都有记录可查。”

那么为美国代打的说法呢?雷波维基表示,政治议题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无法回复。至于以色列是否先下手为强,采用先发制人的预防战,雷波维基并没正面回答,只说,以色列由欲置它于死地的伊斯兰国家环绕,她反问,如果台湾处于以色列的情况会采取什么行动?

等我和Avital谈完,走出房间时,G已坐在沙发上等我。

“满意了吗?任务达成了?”他问。

“不是什么任务,纯粹出于好奇,我已经厌倦媒体上那些想象出来的阴谋论,自己直接找答案比较放心。”我倚着房门答。

“放心什么呢?我们的冲突和妳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一问把我怔住了。以色列是个数着日子生存的国家,难道只是因着它符合我对生命短暂而密集的要求?

“有时我想,当初如果把我们放到乌干达去,就没有现在的问题了。”G似乎在喃喃自语。

“还是选个太平洋上的无人岛吧,你们是在冰山上也可以种出花朵来的民族,有个天然屏障,疆域清楚,就不会有是非缠身。”

G一听,笑了出来。

“真喜欢妳爱编故事、爱做梦。”

G拍拍他身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下。

“开始说吧,是什么样的一个岛?”

这人的嘴角微笑着,眼里,却泛着泪光。

“首先,没有Negev沙漠,沙滩不一定要平整,Rosh Hanikra的礁石却不可以少,海水必须蓝,房子必须白,还有很多很多漂亮的人在一起数星星…”

屋里的灯光昏黄,Bony躺在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雨来了。在一个安静的晚上,两个成年人带着一只狗,编织着孩子们才会有的梦。梦里只有欢笑,没有忧伤…

周一的早晨。不让那人送行,因为一辈子学不来道别。天气不太热。火车迟到一刻钟。隔旁的美国男女青年爱说话。

飞机冲天。座椅前屏幕里的两个男人在雪地里行走。我蒙蒙睡去。梦里G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那个阿拉伯司机不断地说,女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我在一个吵杂的舞厅里听到有人高歌,曲调悲凉,令人心酸…

《自由写作》第41期【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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