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没有拨出的电话(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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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

(1)第一次拨号

最后仔细通读了一遍明天的讲稿,伍天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把讲稿夹进讲义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出去十几年了,第一次应邀回到故乡长沙来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搞砸。一个星期以来,除了接待单位安排的活动,他谢绝了一切可有可无的应酬,每天讲完当天的课,就一丝不苟地全神贯注地准备第二天的课。现在,这一切即将结束了,明天讲完最后一天,这次讲学就大功告成了。

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进入梦乡的妻子洪英姿,伍天明心里多少有一些愧疚。在国外整天忙科研、忙写作,没有时间陪她。妻子本来满以为“夫妻双双把家还”以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玩一个星期,遍访亲戚、看望同学。没想到伍天明在这里也像在国外一样忙。不但没有陪她去探亲访友,连约请高中同班同学明天去凯旋门餐厅共进“最后的晚餐”这样琐碎而又麻烦的事情也交给她全权处理了。伍天明想向妻子表示歉意,更想问一问明天都请了哪些客人。但是他不忍心叫醒妻子。“我就不用操心了。”他对自己说:“早就交待好了,把所有同学都请到。英姿是不会误事的。”

洗漱完毕,伍天明脱去衣服,轻手轻脚地躺在妻子身边。

“几点了?”洪英姿还是被“吵”醒了:“明天晚上要坐十几个钟头夜班飞机,今晚怎么还是睡这么晚?”

“对不起,”伍天明抱歉地说:“把你吵醒了。给我讲讲明晚的客人吧?”伍天明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却向妻子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于文秀、胡玉兰、王宏辉……反正都请了。”洪英姿回答:“正好一个班。”

“四十五人?一个不缺!”伍天明欣喜地喊叫。念高中时,他的父母都过世了,是外地的叔叔供养他完成高中学业。在那三年里,全班同学没少关心和帮助他。他对同班同学有深厚的情谊,连妻子都是在同班同学中找的。

“美得你!”洪英姿打趣他:“我说的是步兵班——十个人。”

“怎么这么少?”伍天明有些失望。

“多少年了?”洪英姿已经睡意全无:“四十四年了!大家天各一方,有的人远隔重洋,有几个已经去世。我把在长沙的同学全部请到了,只有刘昆淼不肯来。”

“为什么?”伍天明呼啦一下坐了起来:“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要在家带孙子。”洪英姿回答:“他儿媳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停顿片刻,她又补充:“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是那么亲热。”

“那怎么行!”伍天明跳下床,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光临。就一顿饭,孙子可以交给老伴嘛!”说着,他就开始拨号。

“别乱来。”洪英姿大声喝止:“你没看看几点钟了?”

伍天明抬头看了一眼旅馆房间墙面上的挂钟。已经半夜一点多了。他极不情愿地放下手机,躺回床上。但是,他睡不着。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过。

(2)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一)

伍天明的母校湘江中学是湖南省重点学校,除了招收长沙市本地学生,也在全省农村招收尖子学生。刘昆淼的家在霞凝乡下,离长沙三十多里,先坐几站火车,还要走一段乡间小路,才能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可别小看乡下孩子,乡下的人才强过城里的庸才。刘昆淼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长沙学生差。他的思想进步、学习成绩好、唱得一腔好歌、篮球也打得不错。

除了在思想上不求上进,伍天明在其它方面和刘昆淼不相上下。伍天明的学习也很棒,也爱唱歌,也喜欢打球。他们俩都是班干部。伍天明是学习委员。刘昆淼是生活委员,他们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周末都不回家——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不能回。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对好朋友。

高中二年级那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同学们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想方设法地做好人好事、从难从严地努力改造思想。刘昆淼与众不同,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向班主任黄老师检讨了他“贪污公款”的行为,在班会上走上讲台对全班同学进行公开检讨。事情的原委伍天明知道得很清楚:他俩都是班篮球队的队员。为了参加学校的篮球联赛,刘昆淼需要一双球鞋。他手头没有钱。但是,班费却是由他这个生活委员掌管的。情急之下,他就挪用班费给自己买了一双球鞋。

“不就是两块多钱吗?既然知道错了,过几天有钱了再还上不就得了!”伍天明在座位上听着刘昆淼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过错,不明白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更不明白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想着法子上纲上线来作践自己。

但是,黄老师却没有把这两块多钱当作小事。在刘昆淼检讨之后,黄老师郑重其事地强调:“刘昆淼的行为实质上是挪用公款。而挪用公款在本质上是一种贪污罪行。刘昆淼能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错误,郑重地向全班同学当众检讨,这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的结果,是学雷锋运动的伟大成果。”黄老师话锋一转,接着说:“有的人不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当一回事,认为学雷锋运动与己无关,甚至公然与党的号召唱反调,说什么‘我愿意学习雷锋,但是不愿意对自己约束得太狠’。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就是拒绝学习雷锋。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能够认真检讨自己的思想。我们热烈欢迎他立即上台来当众检讨。”

伍天明坐不住了。“这不是说我吗?”他低头想:“这话就是我说的啊!要不要到台上去检讨呢?”在进行了几分钟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从惶恐中镇定下来:“不,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不愿意对自己约束得太狠不是罪过。”

在那个周末,刘昆淼回了一趟霞凝,回校以后就把那两块多钱还上了。在下一次班会上,刘昆淼被评上了学雷锋积极分子,而伍天明却失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但是,伍天明并不在乎。他还是吊儿郎当的过日子。他与刘昆淼还是好朋友。刘昆淼甚至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那年头,虽然不再饿死人了,但是粮食定量还是不够吃,副食供应很差,几乎没有肉食。伍天明总是觉得肚子饿。到刘昆淼家去做客,吃好吃坏都不要紧,起码可以吃饱!

(3)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二)

在一个星期天,伍天明跟着刘昆淼一起坐了几站火车,又走了一段乡间小路,来到了刘昆淼家。刘昆淼的母亲以农民的朴实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省城来的小客人。自从1958年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以来,伍天明多年来第一次吃了一顿饱饭。在饭桌上,刘妈妈诚恳地说:“我这孩子脾气不好。小同学,你和他是好朋友,对他可要多担待啊。”

“哪里话。”伍天明不同意刘妈妈的说法:“昆淼的脾气很好,思想又进步,学习又好,大家都喜欢他……”

“脾气好?”刘妈妈打断了伍天明的话:“那是装的。你没看见他上次回家,一进门就要三块钱。对我这么一个农民老妈子,三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我只问了他一句‘做什么用’,他就吼了起来:”你就别管了!马上给我找三块钱来。我回学校要用!‘这个小阎王逼得我硬是卖掉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给他凑足了三块钱。“

伍天明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刘昆淼,好像突然不认识他了。“他在班会上当众检讨、对自己‘挪用公款’的错误认识得多么深刻啊!”伍天明想:“为什么对自己的母亲却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表现呢?这能说明他对他的错误有真正的认识吗?他气急败坏地向母亲要钱来填补‘公款’,一方面把母亲蒙在鼓里,一方面叫母亲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难道他的深刻认识只是做给群众和组织看的?难道真像他母亲说的那样——‘那是装的’!”伍天明不敢再想下去。他不愿意这么看待自己的好朋友。

在返回学校的途中,刘昆淼诚恳地与伍天明谈心,叫伍天明给他提意见。在那个年代,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经常以这种方式来争取别人、特别是组织的帮助。伍天明想对他说:第一、从班费里拿出两块多钱买一双鞋不算什么大事,用不着那么作践自己,主动到班会上向全班同学检讨。第二、既然在班上检讨得那么深刻,就应该抱着同等的愧疚来面对亲人,不可以回到家里对母亲作威作福……话到嘴边,伍天明却忍住没有说。他有自知之明——刘昆淼是学雷锋积极分子,而自己连学习委员都被撸掉了,哪里还有资格给刘昆淼提意见!

伍天明越是不提,刘昆淼就越动员他提。刘昆淼越动员他提,伍天明就越是不提。刘昆淼的态度之谦虚、之诚恳,让伍天明无法消受。然而,在无论怎么动员、伍天明都坚决不肯提意见之后,刘昆淼却突然发火了:“连意见都不给我提,算什么朋友!你以为我请你到我家来就是为了给你好好吃一顿吗?”

嗡的一声,伍天明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胀大了一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吃刘昆淼一顿饭就要蒙受这样的侮辱。他恨不得能把那顿饭呕出来还给刘昆淼。当然,他生理上做不到、在心理上也不愿意那么做。那太对不起热情好客的刘妈妈。他想起了刘妈妈叫他“多担待”的嘱托。他强忍住满肚子的委屈没有发作。他不明白,请人提意见怎么也可以采取强制手段。

(4)第二次拨号

事情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伍天明和刘昆淼还是好朋友。刘昆淼还是全班同学尊重的积极分子。伍天明继续当他的落后分子。在随后一年里,刘昆淼变着法儿以一个接一个的惊人之举充分表达了他的革命积极性:部队招兵,他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中止学业、投笔从戎,立即加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行列;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回乡务农……

学校哪里舍得放弃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刘昆淼的所有申请都没有获得批准。最后,为了表示自己务农的决心,他报考并且录取了北京农业大学。与刘昆淼相反,伍天明没有写任何申请,他就是一个劲地读书。在读书的空暇里,他还违反校规,与同班女生洪英姿谈恋爱。最后,他考进了北京大学。洪英姿的出身不好、是右派分子的女儿,被党送到了刘昆淼申请要去却不让去、她自己不想去却不得不去的边远农村。

在随后的年代里,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大家像做梦一样度过了四十四年岁月——十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知青下乡潮同样疯狂的知青回城潮、与当年的“土插队”潮绝然不同的“洋插队”潮……

尽管毕业于农业大学,刘昆淼却并没有到农村去务农。他回到了省城长沙,在湖南经济地理研究所当上了党的干部。伍天明与“土插队”回城的初恋情人洪英姿结了婚,带着她挤进了“洋插队”的行列,最后在加拿大的一家科技公司得到了一个研究与开发科学家的头衔。

然而,无论身份和地位如何变化,伍天明和刘昆淼始终是好朋友。出国前的岁月,伍天明在一家大学任教,住在经济地理研究所附近。刘昆淼午休时间来不及回家,隔三差五就去他家蹭一顿午饭吃。刘昆淼的工资用不到月底之际,伍天明也是他优先求借的对象。十几年前,伍天明率家小离开长沙远赴加拿大,是刘昆淼从经济地理研究所派来一辆面包车,把他们一家四口连同十几件行李送到了长沙机场……

伍天明浮想联翩、彻夜未眠。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天要亮了。伍天明从床上一蹦而起,又急着给刘昆淼打电话。拨号声惊醒了洪英姿。

“你疯了?”洪英姿躺上床上喊叫:“才几点钟,你就给人家打电话!”

“可是,现在不打,我就没有时间打了!”伍天明委屈地说。这是最后一天讲学,伍天明必须善始善终。讲学之后是邀请单位的校长为他举办欢送茶话会。在茶话会之后,他又要直奔凯旋门餐厅。现在不打,他再没有时间亲自打电话邀请刘昆淼。

“什么要紧的电话?我给你打!”洪英姿厉声说。党剥夺了她上大学的权利,她没有能力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伍天明的任何成功都离不开她的帮助。

“继续给刘昆淼打电话,请他无论如何光临。”伍天明停顿片刻,又强调:“谁都可以不来,只有他,非请来不可!”

(5)第三次拨号

紧赶慢赶来到凯旋门餐厅,伍天明发现客人们早已围坐在大餐桌前。大家在耐心地等待主人——一面喝饮料、一面聊天。“抱歉抱歉,”他双手抱拳,向老同学们致歉,“脱不开身,劳各位久候。”

“洋科学家嘛,”矮矮胖胖的于文秀是同学中有名的辣椒嘴,六十多岁了,尖刻仍不减当年:“当然是大忙人。”

“取笑取笑。”伍天明在洪英姿身旁坐下。环视全桌,连他们夫妻,一共十二个人。他低声问妻子:“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请动刘昆淼?”

“嘴皮子都说破了。他就是一句话:来不了。”洪英姿低声回答。

“你真不会办事。”伍天明急了:“我再请。”说着他掏出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开始拨号。

“得了吧!他不会来的。”洪英姿从丈夫手中夺过手机。她从刚才的那通闲聊中获知了刘昆淼不肯来的原因:“不能让大家再等了。”她提高了声音:“小姐,我们的人到齐了。请上菜。”

菜肴很丰盛,糖醋鱼、芙蓉里肌、炒三鲜、白斩鸡、清蒸鱼、南京板鸭、红烧板栗……十几个大盘,满满一桌子。饮料也很齐全,酒量好的喝茅台、董酒,酒量差的喝啤酒、葡萄酒,滴酒不沾的喝汽水、果汁,七、八个瓶子竖在大盘之间。大家开怀畅饮,随意吃喝,气氛十分融洽。

几杯酒下肚,王宏辉不禁发出了由衷地赞扬:“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来,再也没有质量这么高的聚会了。”说着,他打了一个酒嗝。他的好酒贪杯在同学中享有盛誉。参加完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后,他是被人扶回家的。

“是啊,”于文秀附和:“那次聚会是伍天明、吴达元、周志康三个人每人出一千元搞起来的。才过去十四年,三个大款就全走了,一个走出了中国,两个走出了世界……”

大家低下了头,为逝去的吴达元和周志康默哀。

“哎,”几分钟后,王宏辉又振作起来:“别提那些伤心事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天明,我敬你一杯。”他一仰脖子,干了一杯,又连忙把酒杯斟满。对于伍天明是不是喝了,他好像并不介意。

“那时候,三千元可以让四十多个同学酒足饭饱。”胡玉兰感慨地说:“现在可不行了。恐怕连我们这一桌都保不下来。”她的家境不好,必须算计着花钱。

“没关系,天明有的是钱。活该我们吃大户!”王宏辉大大咧咧地说。

“取笑了。我不是什么大户。”伍天明急着把话题岔开:“为什么在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以后就再没有举行大型聚会呢?我在加拿大收到过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的通知。我已经做好了捐款的准备,后来就没有动静了……”伍天明的话还没有说完,洪英姿就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伍天明莫名其妙地看了妻子一眼。

停顿片刻,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他的疑惑:“再说刘昆淼,他一直是同学们的核心人物。班长和团支书都在外地,他成了是我们班在长沙的最重要的干部。他自豪地说自己是同学聚会活动的常务委员。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今天怎么就请不动他的大驾呢……”洪英姿一直在桌子下面踢他,伍天明傻呵呵地说个不停。说到这里,洪英姿气得狠狠地揣了他一脚,正揣在他小腿的当面骨上,痛得他不得不住嘴。

“你还说呢!”王宏辉终于憋不住了:“都怪你,害得我不知道少吃多少顿酒席。”

“就是嘛,”于文秀接过话茬:“从那以后,同学们就再也没有举行过像样的聚会。”

“怪我?”伍天明以诧异的目光环视着老同学们,想从大家的眼神中刺探出令他迷惑的答案。

“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于文秀提醒他。

“当然。我写了几百篇文章。”伍天明坦白地回答。虽然是科技工作者,他却喜欢舞文弄墨,在加拿大言论自由的空间里,他写了不少批评时政的文章。但是,他不明白这与同学们停止聚会有什么关系。

“一个科学家,就做你的科学家好了。”于文秀教训他:“偏偏要写什么政论文!要写政论文,你就批评共产党好了,偏偏又要评论同学们的毕业四十周年聚会!”

突然,伍天明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刘昆淼为什么死活不肯赏光。

(6)五年前的往事

那是五年前,他收到“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的来函。来函豪情满怀地说:“明年是我们……毕业40周年。当年血气方刚、热血奔放的青年学子,转眼已近花甲……经留长沙的学友倡议,拟于明年组织一次‘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时间“拟定在2004年10月1日国庆期间,为期2-3天。”经费由“长沙学友做了一部分准备,香港黄岐山、李大伟学友和加拿大吴仲普、伍天明学友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

中学同学的情谊,伍天明没齿不忘。同学们庆祝“毕业40周年”,聚会两、三天,伍天明理所当然地愿意慷慨解囊。在毕业30周年时,他主动捐出一千元供同学聚会使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伍天明觉得,筹备组不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就代表他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这是不妥当的。这是对他的私有财产权的蔑视。“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并不是没有机会事先通知他。在几天前,为了吴达元的病逝,他往长沙打了电话、发了传真。“筹备组”名列第一的常务成员刘昆淼就是受话人。接连几次通话,刘昆淼只字未提毕业40周年庆祝活动需要他“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但是,在发给全体同学的通知中,却不由分说地代表他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也许刘昆淼认为他反正是会同意的,就免掉了事先通知他的麻烦,代他作主了。但是,刘昆淼没有权力这么做。他这么做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是对别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它充分表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哪怕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哪怕他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起码的民主素养。于是,伍天明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建立民主社会,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

在阐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表达了自己肯定会捐款的良好意愿以后,伍天明在短文中批评了“筹备组”蔑视个人权利的错误。他写道:“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使许多中国人缺乏民主素养,不懂得民主是何物。尽管共产党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却又无视别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妄自尊大、自作主张,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错误的。(例如我的老同学代表我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

在文章的最后,伍天明总结道:“任何有志于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要建立健全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在家庭内,对妻子、对子女;在工作上,对同事、对下级;在生活中,对朋友、对邻里,我们都应该时刻注意尊重对方的权利,听取别人的意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无论他是尊、是卑、是贵、是贱、是男、是女、是老、是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民主风气、养成民主素质、增强民主观念。只有这样,在有朝一日共产党的统治垮台的时候,(不管共产党是不是情愿,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我们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我们殷切期望的民主社会。”

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伍天明不觉得这是对老同学的冒犯,反而把它当作对老朋友的真诚帮助。他胸襟坦白地把它寄回国内,供老同学们传阅。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永久性地得罪了他的老朋友刘昆淼。

(7)不再拨号

“他曾经逼着我给他提意见啊!”坐在候机室的皮椅上,伍天明低垂着头,双手捧着脸,痛苦地喊叫:“这么温和、善意和空乏的不点名批评,他为什么都不能接受呢!”

“因为你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他恼羞成怒、因为他自知理亏……”洪英姿为丈夫解答。

“他自知理亏?”伍天明想不通:“他理直气壮得很!他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和侮辱,比我神气多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当年也曾经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给它提意见,”洪英姿提醒丈夫:“结果如何你难道不知道?”当年,洪英姿的父亲被共产党用小轿车请去给党提意见,结果党赏给他一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几年,连女儿受教育的权利都剥夺了。

“党啊,”伍天明还是想不通:“在你的教育下,难道你的干部就听不得任何批评!”

“他说得可难听了,”洪英姿把于文秀告诉她的话转告丈夫:“‘我不愿意伸手向他讨饭吃。’”

“他哪里是伸手讨饭吃!他是不征求我同意就把手伸到我钱包里抢钱花!”“讨饭吃”三个字使伍天明联想起自己当年在刘昆淼家吃过一顿饭之后所受到的羞辱。他想告诉妻子,那才叫“讨饭吃”。起码刘昆淼是这么想的、甚至这么说了出来的。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觉得太丢人。自己丢人、刘昆淼也丢人。更何况,把这件四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抖搂出来,对不起长眠在地下的刘妈妈。

“同学们的聚会就因为你的一篇文章搞黄了。一停就是好些年。”洪英姿责怪丈夫:“大家都叫你给刘昆淼打一个电话,好好解释一下。劝他把同学们的聚会活动重新组织起来。”

“给刘昆淼打一个电话?”从昨天半夜一点钟起,伍天明就急切地要给刘昆淼打电话。可是,现在听到妻子转达的同学们的建议,他却犹豫起来:“我给他打电话?说什么呢?我没有错呀!我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呀!”

扩音器播出了登机通告。伍天明的飞机开始登机了。“快打电话呀!”洪英姿催促丈夫:“要不就来不及了。”

“不,我不打。”伍天明坚定地说:“应该由他给我打。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谅解。倒是他有许多事情需要对我做出解释。”

(全文完)

《自由写作》第41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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