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童:珍宝岛(长篇小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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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号这天,有三件事:头一个,阿布力孜老爷子家,砸死了四十九只羊,塌了七间土房跟仨土炕,没出人命;在新疆乌恰,整个戈壁晃得跟筛糠似的;是个六点四级的地震。再一个,肝,胰,脾,胃,四样血糊拉茬的东西,打一位姓牟的捐献者身上,给特加小心地取下来,缝巴到另一个人的肚子里;这手术,是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弄了个全亚洲,四器官联合移植的头一例。末一个,一男一女,一个是嫖客,一个是鸡,打发廊里跑出来吓得半死;头前,一辆摩托车接玻璃门撞了进去,车上坐着俩无头尸体,也是一男一女;这天下午,事出在北京东郊的高西店。

前头两件事挺大,可跟咱没什么关系,打一开始,就给人扔到脑后勺了;后头这事不大,却出在家门口,街坊四邻都大呼小叫着去瞧,还念叨了挺长一段日子。

那会儿,看热闹的人,不知打哪儿呼啦冒出一大片;还自动分成两堆,隔着二十来米远。一堆在发廊门口,扒着玻璃门往里头瞧;推拉门给撞烂得稀烂,只剩下个框子。地上躺着一对男女的尸体,他俩还端着骑摩托的姿势。确实没头。单瞧穿着打扮儿,也就二十啷当岁。女的手还抱着男的腰。血打他俩脖腔子里往外滋,咕咕的,流了一地。摩托车,是辆本田“黑鸟”,街车;一身儿黑,凿凿实实的;躺在屋地上,显得发廊更小了。扁宽的前轮,给对过儿的隔断墙撞了个窟窿,墙上的镜子碎了一地。“黑鸟”“突突”地响着,没灭。打里屋跑出来的那俩男女,中年;目瞪口呆地站在发廊门口。女的光着下身儿,发面似的大白屁股上一块瘀紫,当间儿的伤口处淌着血;不知道的人,还当这女的在来月经。抹了口红的嘴,蹭得跟花瓜似的;嘴角还挂着抹污物。男的清瘦,提溜着忘了系的裤子;脸色阴郁;一副黑边眼镜歪歪着,还少了个片儿。俩人都半张着嘴,下巴跟撞掉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另一堆人,离发廊二十米开外,扎在马路当间儿,好奇地围观俩人头。大家伙天上地下的瞧着,怪纳闷的:这天上?怎么就凭空掉下来俩人头?再近了看,也是一男一女,摆在路面上,干干净净的;俩人都睁着眼,女的还在笑;一卷栗色的头发耷拉在脱落的头盔上。破旧的头盔是黑色儿的;当间儿,还嵌了个红五星。时值三月,乍暖还寒。被什么东西切得还算齐整的脖梗子,“腾腾”地冒着热气。

在这两堆人之间,一条哩哩啦啦的血迹,搁地上划出一道弧线,给两堆人连在了一块儿。那工夫,估摸着快五点了。是个星期五。下班家走的人乌泱乌泱地多起来了:黄“面的”,农用小卡车,金杯面包,拖拉机,马车,残疾三轮,跨子,外带自行车跟行人,一直结结实实地堵到了半里地外的水南庄道口。道口这会儿正赶上开放的当子,人跟车呼呼地往这边来。

趁看热闹的人还没把路堵死,街边卖鱼的老李,赶紧打自家棚顶子上撤下块帆布,先给俩人头盖上了。回头,到发廊外间,扯了条单子,给俩无头尸体也盖上了。四下里的看客,又想看,还害怕;脚往后头蹭,怕踩着血,身子却往前头探。老李是山西人,钻过煤窑,见识过矿难。这二年矿井里没少扒出来过砸死的,憋死的,熏死的,饿死的死尸;外带着投河上吊,灌农药绝望死的家里人。老李叫王金枝提上裤子,王金枝,就是那个像来月经的鸡,老李叫她去旁边的公用电话报警;自个儿捡块砖头,搁在了出事路段的两头,挡挡车。

王金枝,不到三十,内蒙赤峰人。两年前下了岗;离了,孩子扔给他姥姥带;自己到北京当鸡。她对爱打听的嫖客都这么说,是真是假,谁也闹不清楚。王金枝爱嗑瓜子儿;爱看九寸黑白电视;还爱洗洗涮涮的。裤衩,乳罩,袜子,背心;洗了,就挂在发廊门口。尤其是那个粉红色的大乳罩,拴在门口的铁丝上,兜着风,抓住不少寻欢男人的眼珠。爱干净,不多事,待客人实在,绝不说好“打炮”的价,扭脸对付个“口活”了事;搁她自己的话说,叫不干那缺斤短两的黑心买卖。在这条街上,她落个实在人的好名声,几年下来,没碰到过什么坎儿。再说呢,她能在高西店扎下来,身后还有老贾,这个明来暗往的靠山。眼下,她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贾。王金枝“啪”地啐了口痰,扭着还渗血的大屁股,忙不迭的直奔公用电话。

这位被王金枝用嗲声唤作“老贾”的人,叫贾国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是——高西店奔东两里地——高碑店的片儿警。高西店,给一东一西的高碑店跟水南庄夹在当间儿;是个三不管的地段。早年间,打高碑店那头搬过来的人挺多;日子一长,这边一有事,人就爱奔贾国志呆的派出所跑。

贾国志比王金枝大十岁。初中毕业去内蒙当了兵。当得是炮兵。那阵子,中苏关系特别吃紧;贾国志在的炮兵团,一级战备了好几个月:枪不离手;衣不解带。毛主席有句话说,“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回,紧急演习,贾国志给七十毫米无座力火炮的后架子砸碎了左踝骨;呆在部队医院,躺了俩月。岁数小,人恢复得快;岁数小,犯纪律犯得也快。回营不几天就跟营卫生兵,营里头唯一的女兵好上了。那会儿,贾国志的伤还没好利落,教导员派他刻蜡板。北京兵,有才。教导员让他把“最高指示”,油印成红的绿的传单,发到各个连队。贾国志一瘸一拐的在各连各班乱串,时不常撞见小刘护士。他俩一般大。小刘护士叫刘爱华,内蒙赤峰人。农村孩子,从脸到身子,哪哪儿都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特别透亮。

犯纪律那天晚上,贾国志跟小刘护士约好喽,还在老地方见。他俩都当教导员出去了,没在营房里瞎转悠,就裹着两件军大衣,在一辆黑绿色儿的“大解放”底下鼓捣那事。这不是头一回了。小刘护士滚烫的身子,有股特殊的香味,弄得贾国志神魂颠倒的;那是搁女兵才发给的香胰子洗出来的香味。眼瞅着,烈火干柴就要冒烟的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教导员开走了他俩脑瓜顶上的“大解放”,空荡荡的操场上,就剩下了他们俩。

教导员开出去十来米远停下,跳下来,戳在车边;在黑地里挥了下手,“刷刷”,两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在他俩身上;教导员上前走了两步,到亮处;朝他俩一个炮兵一个卫生兵,发令:

“三连4班贾国志——立正!”

教导员嗓门儿压得挺低,可在贾国志的耳朵里比炸雷还响。他站在一铺一盖的俩军大衣上,笔管溜直的。教导员:

“向前三步——走!”

贾国志穿着件军绿背心,朝前迈了三步;小腿肚子直转筋。教导员:

“向左——转!”

贾国志穿了条军绿大裤衩,侧歪着身子,奔左边转了小半圈儿;刚才,那个火烧火燎的玩艺儿,现在缩得不知哪去了。接着,教导员冲刘爱华,发出同样的口令:

“向左——转!”

刘爱华给臊得满脸烧火,恨不得搁脑袋扎进裤裆里。他俩并排站着,脸朝北,朝着五排平房。熄灯号已经吹过了,营房黑压压的。贾国志知道,教导员让他俩朝北站着,不是让冲着营房,是让他俩冲着教导员常念叨的,打营房奔北八百里的外蒙古;冲着打外蒙古再奔北,两千里地的“苏修[1]”。“那里,就是我们的敌人”。

搁往常,贾国志听教导员这么说,打“苏修”,“敌人”这些个字眼,会想起小时候一顺口溜儿。他家住牛王庙,在东直门外;那有个厂子,挺大,里头通火车,叫北京造纸厂。贾国志他爸是这厂子的工人。贾国志在东直门大街,反修路小学念书。反修路,早先不这么叫,叫友谊路;它是苏联大使馆门口的一条大马路。路两边栽着槐树,槐树上头老是挂着彩色的三角儿旗子,红红绿绿的,惹得贾国志老想去揪,可揪不着。一到年了节了的,花团锦簇的,友谊路立马成了北京顶好看的马路。等他上小学二年级,这路就改名了,叫反修路了。跟他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赫鲁晓夫[2]那孙子,骂咱毛主席说是双又老又破的鞋,该扔了;毛主席没法儿不跟丫翻脸!上二年级的贾国志这么想。赫鲁晓夫是一口无遮拦,很会幽默的人,比方他还说过:卡斯特罗是头蠢牛,见着红布就往上头撞。打这儿起,这条路上没了彩色的三角儿旗子;这条路变得灰暗了。

贾国志跟几个同学,摽着膀子放学回家。每回,离苏联大使馆门口老远,就一步一蹿地一块儿大喊那顺口溜儿:

“苏修老混蛋,睁眼看一看,中国人民不好惹,打你丫个稀巴烂!”

倒不一定每回都来政治性这么强的,时不常也换换花样。你比方:

“傻逼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捡块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

这种,一般都是两拨子对骂。挨骂的那头,一准儿拿出玩儿得更“猖”的架势;不等你这头话音落地,立马不忿儿地回骂。先一人起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大伙儿铆足了劲:

“你妈屁股擦油漆!”

他们越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喊得声越大;脚也蹿得越高。有一回,贾国志真瞅见一位苏修老混蛋,正搁一辆黑色的伏尔加里钻出来。身穿黑色猎装;结实的身量儿,活脱儿一个《列宁在十月》[3]里的瓦西里[4].那是他心里头的偶像。那人朝他们这边瞅了一眼;嘴角上挂着微笑;努了努翘着的小胡子,好像要跟这帮小子说那句台词——太有名了,贾国志记得烂熟——“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二年级的贾国志,突然跟瓦西里的目光碰在了一块,顿时放低了嗓门儿;身不由己地目送人家进了大门,消失在黑暗的门洞子里;这才回过神来,又蹿又叫地跑了。

教导员早走了,什么都没说;他走了不久,探照灯也关了。贾国志跟刘爱华站在寒风习习的大操场上,他想起了这些个顺口溜儿。快八月十五了,月亮挺亮。对过儿营房,挨个窗户垛子上都写着个大字,连起来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俩对着这十六个大字,哆哆嗦嗦地站了一宿。他俩一般大,那年十六。贾国志的耳朵里老吵吵着那些个顺口溜儿。他确实挺想回家了。

三天后,他俩都背了个记过处分。上头掂量这俩岁数忒小,没给开除,一块儿提前复员了。炮兵团,在他俩走了的第二天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往中蒙边境了。转过年来,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挺冷。暖气烧得热腾腾的,烤得人嗓子眼儿发干,睡不着觉。贾国志打报纸上瞧见,中苏在珍宝岛[5]爆发了军事冲突。他打床上一骨碌坐起来:

“我操!真鸡巴打起来了!”

兴奋,来劲,得意,美;贾国志就跟过年似的。也难怪,这么大个事,怎么就给这十六七岁,才当了八个的月兵,还背着个处分的半大小子猜着了?说的是几个月前,他没日没夜地刻蜡板那会儿;在教导员给的材料堆里,贾国志不光闻着股火药味,还大概其猜准了打仗的地方:万不能是营房正北,那是奔东北角上的中苏边境去了。那有条河,广播电台成天放的《乌苏里船歌》,唱得就是那地方。乌苏里江?没错!珍宝岛,就在那江上。那一宿,贾国志琢磨完珍宝岛,又嘀咕赫哲族[6]人,满脑子都是些茹毛饮血的生番。打头那句歌词,“阿拉拉赫尼拉……”,你说挺各色吧,还真不难听。这算是哪国话呢?

转天一大早,雪停了,天地白茫茫的一片。贾国志顺着上小学走的反修路,直奔喽苏联大使馆门口。这里人山人海的,挤满了抗议示威的群众。黑压压的,一片蓝大衣的海洋,男的女的都一样。一瞅,就知道是单位组织的。有人领头喊口号。群情激愤。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领头的喊完,大伙儿跟着: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人又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伙儿再跟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大使馆的铁门关得严严实实儿的;上头挂满了白布条子,通天扯地的,活像是吊孝。正当间儿,顶大一个写着“打倒苏修”;白底黑字。贾国志挤在人堆里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他觉着数自己知道珍宝岛事件的底细,至少,要比这帮人明白得多。就跟小时候喊“苏修老混蛋”一样,他也给人来了一嗓子;这不叫有政治觉悟,这叫起哄架秧子:

“吊死柯西金[7]!”

顿时,煽起一片狂热的掌声。接茬儿又一人喊:

“油炸勃列日涅夫[8]!”

激起更狂热的掌声。平心而论:人家单位组织的,比他们这帮起哄的政治觉悟高多了;气愤都是来真的,让人瞧得出“苏修”,确实给中国人的茅坑里扔了炸弹,激起挺大的“民粪”。这是贾国志后来的良心话。这也是贾国志一辈子最爱捣鼓的事——真不知道他打哪敛巴来那么些个珍宝岛的烂纸片,简直能撮成堆儿,嘎七马八的:长的,扁的,黄的,油的,沾菜汤的,揉巴烂的——这事,能让他絮叨三天三夜。珍宝岛事件[9],当真给了他不少寄托,大了说,能算一笔精神财富。

挨过那宿,贾国志再没瞅见过刘爱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已然是俩孩子妈的刘爱华,在赤峰棉纺二厂上班。一天,她在电视上,无意瞧见一北京市民:中年,男的,脸黒;冲着电视哇哇地喷唾沫星子。听那意思是声援学生,还骂政府“流氓”,“无赖”;这人自要说完一句,周围的群众就呱呱地鼓掌;临了儿,大伙儿都冲着镜头,给俩手指头弄成个“V”字型,使劲晃。远处瞧得见天安门城楼的影子,隐隐抄抄的。刘爱华一眼认出这人就是贾国志。这年,他俩都该三十六了;是本命年。扭脸,刘爱华找老战友打听,拐着弯的跟贾国志通了几封信,才知道这二十年,俩人是怎么过的。那会儿,贾国志也带着俩孩子,男女一样一个;拿他信里头的话说,叫“一直舍生忘死地战斗在首都公安战线上”;他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的,一个警察。

通信工夫不长,贾国志又没了下文。刘爱华听说他在“六四”失踪了;又听人说,他死了。再两年后,得信儿说贾国志给逮起来了,押了一年零三个月,临了儿,又无缘无故的给放了。前前后后,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贾国志还算说是波澜不惊。好歹在分局混了小二十年了,上上下下的都说得过去。打头天下班前,人事处老崔打内部电话,说明儿一早送他去沙河;局里头决定逮他的,带他走的,开车的,看门的,狱警,厨子,烧锅炉的,淘泔水的,都说贾国志这跟头栽得忒可惜了。给他定性成一反革命,参加八九反革命动乱的,反革命。

那天早上,天憋着雨,阴得厉害。贾国志没上楼,直接上了“三峰”面包车;这车一直在局院子里候着他。没上铐;也不拉警灯;出大门的工夫,冯大爷还冲他招了下手。半道上,雨下得哗哗的,浇得门缝子直进水;四外起了白烟,什么都瞧不见:“三峰”嘎悠了一上午,总算到了沙河看守所;人到了,雨也停了。进了小灰楼,一切都按程序走,但免了其他犯人必过的关口:拳打脚踢,乒乓球拍子抽脸,眼珠子淤血,熬鹰,拿高压水枪冲得你走不动道,干脆灌两桶自来水撑死了算。这些一概全免了。入狱前,贾国志在朝阳刑警大队,说得上是个狠角色。“二十年舍生忘死”这话,绝不是瞎刺!贾国志命硬,该死的时候不死。就说撞见“闫公子”的枪子儿,也能把命捡回来。姓闫那小子贩毒;出手挺黑,人却生得白净,透着股阴气。贾国志立功,嘉奖,外加副大队长的官衔,都自动找上门来。可先前,他就是想混个普通警察干都够不上这个格。

人家说得确实在理。新警察列队,踢腿,练正步,教官怎么瞧着贾国志的左脚脖子怎么不顺眼:老是弯的,绷不直;搁小棍敲也没用。当炮兵落得脚伤,给他弄了个半死关节,回弯和伸直都到不了家。按理说,他该享受残废军人的待遇,可那档子事一出,全瞎了。眼下,除了死扛,搁谁都干没辙。那年,他拖着个残脚,在北京三里屯一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给大队长硬扛了“闫公子”的两颗子弹,贾国志才在刑警大队声名鹊起。那天,他应该没命了,应该惨死在三里屯,惨死在那个黑洞洞的破水泥楼道里。“闫公子”头一枪,打在他左肩上,血光迸溅;谁让局长事先撂下死话儿,说拿活口回来的;贾国志一闭眼,全当自个儿是沙包了。“闫公子”再一枪,铁定了该在他脑门上开花;可那偏偏是一臭子儿。一堆刑警,恶狗似的把“闫公子”扑倒在地。一小刑警,压不住爹妈给的烈性子,上去搂头一枪托子,正揳在“闫公子”的天灵盖上,给“闫公子”开了。一条子血,打他脑门上斜么戗地流到了鼻子尖儿:“闫公子”全然不惧,反倒是一脸的困惑:一是纳闷“雷子”怎么摸到这了?再不是打白沟儿[10]弄的子弹有诈?那把卡了壳的五九式手枪,躺在离他两尺远的水泥地上。

在大狱里,贾国志心里有数了。跟掂量珍宝岛事件一样,寻思这事,早晚是一过场。他得空儿还是爱念叨珍宝岛,这回是跟狱友翟老师。翟老师,叫翟晓枫。江苏浒浦县人;小县城离长江不远。翟晓枫在民院教政治课,后来调到社科院马列所当助理研究员。还在民院那阵子,翟晓枫以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出了名。民院院长是一温和的老太太;她是胡适[11]先生的学妹,年轻时,喝足了满肚子的洋墨水。她偏爱这块材。翟晓枫写过一本书,名噪一时。书名叫《权力的祭坛》,说是引介福柯[12]的思想,骨子里是一东拼西凑的三流货。院长老太太喜欢他的敏锐,实际是小聪明,脑瓜灵;说他勤奋,实际是动手早,划拉地快。翟晓枫转眼名利两得,这本书给他赚了笔不菲的稿酬。民院的女生,都喜欢听他天马行空大放厥词地滥刺;直到给一女生的肚子弄大了,人家家长不干,找上门来闹,这才傻了眼。多亏院长老太太护着他,打那笔才到手的稿费里拿出两千块钱,给人家做人流和营养费。在敞亮的院长办公室里,院长老太太拍着半跪在膝边,泣不成声的翟晓枫说:

“马列所那边,都讲好了。”又说:

“有大出息了,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太就行了!”

翟晓枫吸溜着鼻涕,心想,到那边一堆黄脸婆,再瞅不见这么些个养眼的风景了。

“‘自卫反击战[13]’?扯淡。”

贾国志跟翟晓枫说。毛主席有话说,“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珍宝岛那一仗,他老人家心里早盘算好了;这叫欲擒故纵。翟晓枫比贾国志小六岁,珍宝岛开打那年他才十岁。身在囹圄,时不常听贾国志闲扯两句,自当图个人缘。何况贾国志说的也都有名有姓,有依有据的;这股子杠头劲,不比他做学问赖。

比方说,贾国志小时候亲眼见过一真正的“苏修”;身穿黑色猎装,身量儿结实的瓦西里。再比方说,贾国志在52332部队—7师6团—第五炮兵营三连4班,当炮兵;一级战备时,枪不离手,衣不解带。还比方说,沈阳军区头俩月就埋伏好了两个炮兵团;一根军用专线,直接连到北京京西宾馆;军区司令员叫陈锡连;陈锡联眼瞅着周总理最后点了头,才搁那根军线下令开的火。那电话机说是红色儿的,听筒上的麻花线也是红的;就跟那天一大堆军区首长穿的毛料军服,都是一水儿的国防绿。后头这两句,是贾国志乘兴瞎秃噜的。翟晓枫听得出来,知道北京人有这毛病,并不拆穿,这叫捧场。贾国志一北京人,心里头也自然明白了。可他确实不属此类,算是个例外吧。他不逮什么都瞎刺,他一辈子只爱念叨珍宝岛,单拣这一件事聊,一聊,人顿时变成个孩子。贾国志觉得秃噜大发了,马上撂下句硬话:说那俩炮兵团用得都是七十毫米无座力火炮。说着刷地拉起裤腿,露出走了形的脚脖子。踝关节的骨头跟皮肉烂巴巴的堆在一块儿,像个笨手笨脚的补鞋匠好歹给对付上的。

“瞧见了吧,这是给它砸的!”

贾国志活动了下脚脖子,确实伸不到家;撂下裤腿,打了眼翟晓枫,把舌头在这拴了个扣,不往下说了。一是躲开后头的事,再是瞧瞧翟老师的反应。这当口,正赶上“南大楼”午后放风。“南大楼”,就是北京监狱。在大兴。监舍,解放前是一兵营。方圆几里地就这么个三层楼,给当地人叫白了。“南大楼”四下里是烂坟茔子。破败的“南大楼”是“L”形的,号儿里人还叫它“三角楼”。“三角楼”中间有个门洞子,左右两头的监区叫“东筒”跟“西筒”。贾国志跟翟晓枫关在“西筒”,三层的一四人监舍里。政治犯,向来都给专门的大队押着。贾国志是去年七月五号的“新收(监狱新收到的犯人)”,翟晓枫比他晚到一个月。

翟晓枫揣着蓝棉袄的袖筒子,跟贾国志蹲在墙根底下。墙头电网的影子正好落在他眼镜片儿上。翟晓枫瞅了眼贾国志烂巴巴的脚脖子,点了下头;心里头直犯毛。那根带刺的影子在他镜片儿上晃了晃。这点头不等于信服,搀了半拉讨好贾国志的意思。他早就瞧出来了:这同犯,一不挨打,二不干重活,来头不是明摆着?跟他走得近乎喽,绝吃不了亏。果不其然,翟晓枫在“南大楼”里蹲了一年多,虽说给人累得随时想死的“劳役”免不了——在后头窑场脱坯,扛砖,码垛,天天两千块砖头的死指标,干不完甭想睡,给他累得直尿血——但绝没人敢碰他一手指头。

十一

在贾国志那堆珍宝岛的烂纸片里,有两张发黄的漫画,是从苏联报纸上剪下来的;是一神通广大的朋友,听说他好这个,特意打俄罗斯弄来送给他的。黑白的。一张画的是:右边把角,一双黑手打着面黑旗,黑旗上写着“侵略苏联(俄文)”;黑手袖口上写着“中国(俄文)”;左边有仨人拍巴掌,狞笑:头一个是头戴钢盔的美国人;再一个是猪头似的日本人;末一个是纳粹德国人。另一张画的是:两只黑手正往一块儿握;右边的滴答着血,袖口上写着“中国(俄文)”,左边的写着“美国(俄文)”。贾国志如获至宝。这两张巴掌大的报纸,是那朋友的见面礼;贾国志冲这两张破纸片,竟然应了那人说的一件事,连一磕巴都不带打的。

贾国志一气诌完俩苏联漫画,自己入戏挺深地说:

“毛主席发话说,‘打给美国人看[14]’,怎么就给苏联人画出来了!”

翟晓枫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只大概齐知道中美关系在那会儿转了个弯;听贾国志一通白话完,寻思着:什么尼克松[15]基辛格[16]的,做学问的说得头头是道,还真没人贾国志手里的这俩报纸片来得鲜灵。贾国志瞧出翟晓枫挺入味儿,接茬儿又说:

“你别瞅苏联人,他妈横着呢!人家手头攥着核炸弹找你玩混的。非挤兑老毛没辙了,说‘深挖洞,广积粮[17]’,告儿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了。你就说他老人家是不是拿珍宝岛当秤砣了,朝美国那头儿一挪,您说,不是图个心里头踏实才怪!”

贾国志又是一通絮叨。他这辈子,每回自要把话头甩到这儿,一准儿是满脸严肃外带感慨地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头有数呀!”

贾国志一辈子都想当心里有数的人,可他却老干心里头没数的事。比方说,二十二年前,跟刘爱华在“大解放”底下;十二年前,跟“闫公子”在三里屯的破楼道里;半年前,跟一堆狂热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他整个归另一个心里头比他更有数的东西管;人家早把道儿给划好了。他攒了二十来年的纸片,还是抵不过翟老师随便的几句话。那回,贾国志一脸严肃的,才说完那句话,一头栽进小市民气十足的通俗演义里,一时半会儿爬不出来。那阵子,大伙儿正一窝蜂的兴把毛主席像,做成个护身符样的塑料片,到处乱挂:门后头,大衣柜上,电视机柜上,窗户把上;顶常见的是拴在黄“面的”里头的反光镜上。贾国志在朝外大街东岳庙牌楼底下的地摊儿上,也买了一最贵的;两边还郎当着条黄穗子,金灿灿的。不图它富贵,只要个神气劲儿。贾国志拿它挂在“陆地巡洋舰”的反光镜上,那是全大队最好的一辆警车。翟晓枫没留神,贾国志正神往着毛主席的小塑料片,实属有一搭没一搭的,绝没半点捎搭人的意思,说: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想想看,小平同志搞经济,不也是这个道理?边打边看吧,历史不就是这么个样子!一地碎片,讲不清楚的。”

说完,朝天打了个哈欠;灯泡下的眼镜片划过一道光亮儿。明儿早上六点,狱警一准儿来“开封(开门)”,他还得扒开两只眼睛,硬勒着去站队,拉屎,倒尿盆,洗脸,吃饭,再站队,报数,唱歌,出工。

十二

贾国志瞅着翟晓枫爬上床,整个人都跟散了架似的;脑袋一挨枕头就着了。自个儿坐在板凳上,耷拉着脑袋,又愣了会儿,听见“东筒”那边踢哩趿拉的脚步声。是仨人。一个犯人还上了铐,动静挺大;另外,一个是狱警,一个是犯人。这俩人带上铐的犯人去解手。狱警管开械具;另一个犯人在一边钉着。那上了铐的小伙子一副书生模样;他是前不久的“新收”。不是政治犯,是一刑事犯,犯了强奸罪;说这人诱奸了个少女,十六岁;给判了十六年。这人叫张勇。

十三

张勇,河北保定人,二十四岁。在看守所刑拘的仨月里人给打得够呛:眼框子青肿,裂着个口,才结嘎儿。“新收”那天早上,站队报数,嗓子嘶哑得喊不出声来。才来第二天的夜里,拿磨尖的牙刷把,猛锯自个儿的左手腕子。可惜,没死成。牙刷把儿是偷着磨的;磨的工夫忒短;太钝。太疼。锯法儿也不对:该顺着血管挑。早先,使这办法死成过一个,惹下挺大麻烦。监室长是个东北人,每骂完一句,就玩儿命地踹他肚子一脚:

“我操你个妈逼的!”踹一脚:

“你个逼养的玩意儿!”踹一脚:

“你他妈痛快了,啊?”踹一脚:

“那点分,给你个小王八操的都整没了!知道不?嗯?”还踹一脚:

“我操你个妈逼的!”从头再踹,没结没完的。

自杀,是监狱里的头等大事。张勇要是死成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大队,中队,小队,监室的所有犯人,都没好果子吃;谁都没个跑儿。成天背两千块砖头的死指标,都冲着攒那点分:一个月攒十分,一年攒一百二十分;攒够格了,就给你报上去,到法院减刑;赶巧运气好,让你早两天离开这。“劳役”,是监狱留给犯人的一条小胡同道,又细又窄,又黑又长,那头,连着减刑回家。就这么豆大点的光亮,大伙儿都豁了命的朝那奔。犯人的刑期有长有短,你不能给判了十六年的长刑,瞅不见这点亮儿了,就不管还有十年,六年,三年的。犯人没个不恨自杀的;没人愿意眼瞅着拿命挣来的那点分,一夜变成零蛋。忒自私了!大伙儿都自动互相监视着;别说你个十六年的“新收”了;这里头,到处都是眼睛,这就叫监狱。要是自杀真成了,狱警也得跟着受牵连,少不了上头一顿撸。当天,张勇就被上了铐。重罚。押到“东筒”三层关单间。让个“四进宫”,江湖人称“老油条”的惯犯,盯着他。狱警最信得过这号人——人恶,压得住;知道深浅,又懂得规矩。

贾国志扒着小窗口儿,想瞅一眼张勇的脸,结果只瞧见个后背。这人身量倒是不矮,挺直了得有一米八;腰一哈,就缩了半截。他走在中间,狱警,“老油条”一左一右的跟在后头。没走几步,就靠着墙猛咳不止,跟要把肺都吐出来似的。这要倒回去两年前,张勇可不是这副模样,那可是个攥着俩拳头,一门心思想拼一把的小牛犊。

十四

张勇是钢院计算机系的尖子。留了校。给一老教授打杂,老教授老得连眉毛都白了。张勇住在有名的“八斋”教师宿舍。“八斋”,是栋漂亮的三层苏式筒子楼;在大操场边上,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的。灰砖墙,红瓦顶,破旧但舒适。这里头住的全是年轻老师。公用的水房连着男女公共厕所,一排四个坑儿,早上得排队,解手得插门;黑黢黢的楼道里,挨家门口都搁个煤气炉子,墙给熏得油黑。要是赶上晚半晌儿,各家做饭的当口,咔咔地炒菜声跟呼呼的油烟子,一直窜到楼外。刚解手回来的单身汉,赶巧撞见人家小两口的菜出锅,顺手捏块儿肉扔在嘴里头嚼,手给烫的直吹,那叫一香。那才说是生活。大伙儿乐意泡在一块儿神侃:尼采,萨特,福柯,罗兰·巴特,鲍德里亚[18],戈尔巴乔夫[19],铁托,《圣经》……“八斋”,活像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聊归聊,乐归乐,张勇可不想在这儿混一辈子。他在一个电脑公司里弄了个兼职;就在中关村。公司名还不难听,叫“思动”。“思动”的老板一眼就相中了他,留他在自个儿身边干,全当自家人待。张勇立马奔钢院办了个“停薪留职”,头也不回的“下海”了。成天拎着个包忙活,“八斋”的哥们儿再碰着他,都开玩笑地叫他“张总”,他也打趣的点个头,说:

“嗯,嗯,今儿晚上我请你饭局。”

十五

张勇的老板,是一矮墩墩的胖子;面色永远红润。北京人,姓赵,人都叫他赵总。赵总,是一九七七年“四人帮”倒台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拨大学生。一北大荒建设兵团的知青愣考上了北大,真叫个“知识改变命运”那。赵总的媳妇儿,也是北大荒知青。她家是个“二毛子”。那会儿,她肚子里已经怀了赵总的孩子;她跟赵总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北大报了到;不多久,孩子就生在了北大,女的,起名叫赵西娅。名字,是赵总媳妇给起的;她娘家一直没断喽给女孩起俄罗斯乳名的习惯。这是打赵西娅的曾祖母那传下来的。赵西娅的曾祖母,是格鲁吉亚人,叫阿普拉谢尼亚。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上,她跟着淘金的父亲来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住在一个叫鸥浦[20]的小村子。都说这小村子那年挖出个顶大的金矿;又说官府当年就“开交通[21]”了。这一开,可就热闹去了,闯关东的单身汉,跟带洋枪的俄罗斯淘金者蜂拥而至;转眼,这个天寒地冻的小村子给人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年寒冬腊月;盗匪肆虐,枪声不绝,火光四起;阿普拉谢尼亚拎着把剁肉的斧子,怀里揣着一锭金子,嫁给了一山东大汉。那锭金子,是成天泡在酒坛子里的老爷子临蹬腿,颤巍巍地拿给她的全部家当。她产下头一代“二毛子”,七男三女。七男三女,接着又生下“三毛子”。这里头,有个眉目清秀,头发栗色,身材高挑的姑娘;阿普拉谢尼亚奶奶打小叫她沃西娅的,就是赵总的媳妇儿,赵西娅的妈。她拿自己名字的后俩字,给了在北大荒怀上的女儿。

十六

赵总在北大念了四年,赵西娅长了四岁。这孩子长得漂亮啊,好像在她身上发生了“返祖”现象;天生一小洛丽塔的模样。跟生了她,变得五大三粗的妈,简直不像一家人了。在赵总起家的十几年里,赵西娅给男人们透着荷尔蒙的眼光,催生得特别快。十五岁那年,念初中的最后一个暑假;个子,冷不丁地蹿了一头半。栗色的头发,突然变得打起了卷儿;睫毛也跟着往上翘。跟着往上翘的,还有一对结实的小奶子;小奶子不用碰,随时立着俩小奶头,粉粉的,一对桃花骨朵儿似的。屁股也翘着往上长,好像骨头都跟着一块儿隆起来了;圆鼓鼓的,穿着校服,稀里光当的都瞧得出来。腰,往下塌的厉害。这要是回到一百多年前,沙俄那年月,换上条紧身儿的大裙子,包管让所有的俄罗斯姑娘排着队上吊去。经过一个夏天的疯狂发育,赵西娅再也没法儿跟张勇说笑自如了。那工夫,张勇时不常奔他家去。“八斋”那帮小子她也熟。她家住在五道口,下学打钢院穿过去回家,一拐弯,就去张勇那呆会儿。可眼下,一块儿打游戏,都让她魂不守舍的。心里头那小兔子,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怎么着都不是。有天晚上,她梦见张勇穿着件三叶阿迪,打到游戏关底,趴在床上装死;鼻子,眼角,都渗出了血。她又害怕又兴奋,醒过来,下头湿乎乎的一片。

一九八九年的整个夏天,都让赵西娅透不过气来。“八斋”的人全奔广场跑,都跟疯了似的。戒严几天了,她去找张勇,门上挂着把锁;她站在那,背冲着巧克力色儿的破木头门,发呆了好一阵子。

这天晚上,赵西娅瞧完电视里烧军车的画面,接着,又是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跟念悼词似的[22];她的心立马给提溜了起来:张勇,该不会出事吧?她直犯嘀咕。她爸妈头两天去香港了。赵西娅一人走着奔了“八斋”。公交车瘫痪半个多月了。路上碰见两伙人,沿着学院路,急火火地奔木樨地那边去。一伙人骑着摩托,手里举着大红布条子,上头写着“工人敢死队”;另一伙人走着,也举着大红布条,上头写着“市民敢死队”。他们都是赶去截军车的。进了校门,绕过操场,来在门前,“邦邦邦”,敲开门,俩人互相瞅着,都吓了一跳:

“你在呀!”

“是你啊!”

十七

那一宿,他俩是在躁动里过来的。“八斋”,钢院,学院路,跟整个北京城,都是在躁动里过来的。张勇的那间宿舍,不大点。发黄的一头沉[23] 上,搁着台“四通机[24]”;一头沉后头,有条窄长的沙发。路灯,把赵西娅的影子投在起了皮的墙上;她是半夜里爬起来的,只穿了件内衣。赵西娅,赵总的掌上明珠:“返祖”早熟的小“四毛子”;囔囔了声“害怕”;蚊子大点儿的动静,连张勇都没听着。她半夜打床上爬起来,摸黑,蹭到沙发跟前;缩巴在沙发里的张勇忽然惊醒过来,揉完眼睛,拉她坐下。这会儿,到底是需要还是拒绝,赵西娅自己都弄不明白。

“八斋”的前半宿,静得就跟人都死光了一样。赵西娅的下身,一阵接一阵子地疼,整个身子哆嗦个没完。她把嘴唇咬出个血印子,憋着口气,愣没哼出声来。她顶着阴部撕裂的胀痛,她的血都奔她的下体涌去,灌满了火烧火燎的阴道。张勇突然上来的这股子蛮劲,是说人到了这份儿上温存全是假的?还是这人骨子里本来就挺凶!赵西娅盼着疑惧,惊喜,都赶紧地到来。“八斋”的后半宿,突然又炸了窝。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时断时续的哭声,冷不丁爆发的嚎叫,砸碎的酒瓶子,全都搅和在一块儿。赵西娅跟张勇缩巴在那条窄沙发上,光着身子。他俩像在做个噩梦:在一恶魔的城市里,枪声不绝,火光四起;没遮没挡的他俩,竟然无处藏身。

转天晌午,张勇瞅着一片喑红的血迹,是赵西娅在沙发上留下的;他的头还在发蒙。他跌跌撞撞地去砸隔壁小胡的门,没人理。爬上二楼,瞧见一个哥们儿躺在地上,呼呼地睡着;浑身是血;四外一地二锅头渣子。张勇摇醒那哥们儿,问:

“小胡呢?”

那哥们儿滴立耷拉的脑袋,定了半天眼珠,才瞧准是张勇,“哇”地一下哭了出来,含混不清地说:

“他们开枪了。”

“小胡死了。”

“死在木樨地了。”

张勇放下那人,想起小矮个,大脑袋的小胡。他操着湘潭口音说话,比毛主席的还重。他是钢院德育教研室的老师。头两天,张勇还跟他一块儿去广场,看他绝食的学生。他俩一块儿把个昏迷的学生抬进一桑塔纳;车是才拦下的,司机人挺好心,还是一警察。张勇想着小胡的大头,就跟在暗房的红灯泡底下,显影小胡的标准照;泡在红色药水里的大头,扭来扭去的。张勇心说:你这大头忒惹人眼了,搁谁,瞅一眼都记得住。

十八

赵总跟他高大威猛的媳妇儿打香港回来的时候,除了谈定一单大买卖,肥肚子上还多了根儿镀金扣的金利来;老婆浑圆的肩上,也多了个路易威登挎包。十好几年了,跟着她男人,大风大浪地扑腾到今天,她早打起家那会儿的会计,变成了集团公司的二当家的,官称叫“财务总监”。她顾家,疼丈夫,护孩子。在外头,给赵总围场子;打硬仗;抢山头。就说人人憷头的三角债,她也照样手到擒来。弄得那个讨债公司的黑老大,直跟她打哈哈说:

“娅姐,您横是得给我们一家老小留口饭吃吧。”

她哈哈一笑,“咣”地一拳捣过去,搡得那人一趔趄;接着,一仰脖,干了自己的门前酒,说:

“留你妈个头。干!”

“三毛子”的豪爽性子,让她走哪都吃得开。当这俩红光满面,如日中天的夫妇,喜气洋洋地推开宝贝闺女的房门时,俩人就像给当年北大荒的兵团指导员叫了“立定”一样,“咯噔”一下戳在了屋门口:“吧唧”,手上的米老鼠掉在了地下。脸色惨白的赵西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丝不挂;头发,脖子,肚子,大腿上都是血;床上,地下,到处是成团的手纸,粘满了血;床底下有个白色的塑料盆子,里头盛着半盆子黑红的血;血,是从赵西娅的阴道里流出来的,浸透了床单,褥子,床垫,再打床缝滴到盆子里。她还剩最后一口气。

救护车叫得死去活来的,好像没事也得给你叫出点事来。抢救,输血,昏迷,注射止血针,注射激素,一通忙活完了,人倒是活过来了;可谁都不明白,大夫怎么老支支吾吾的,没个痛快话;像成心跟谁兜圈子似的,到了儿,也拿不出个像样的诊断来。大夫:

“子宫内膜增厚啊……”转脸又说:

“……嗯,卵巢囊肿,吃点止血养血的药吧。”最后说:

“……雌性激素水平过低呀,得吃点激素和避孕药……”

恐惧,绝望,对抗,仇恨,这四样东西,打这天起成了赵西娅的影子。月经,就像没结没完的假期。

十九

折腾了大半年,这病要想好,那是门儿都没有了。顶多叫“控制”住了,这是大夫的话;是说不让你下头哗哗地流了,保住条小命;要说经年哩哩啦啦地不断,横竖死不了人不是?那就没辙了;你那块儿又不是水龙头,说关就关。赵西娅消瘦的身子上,打这儿起老散着股甜甜的血腥味。这味道不但没教她难为情,反倒让她更迷人了。在她混“滚圈儿”的那阵子里,这让那帮馋涎欲滴的小子,简直跟疯狗似的变着花样儿地奔台上撒野。一回,一叫“猴子”的小子,吞了粒儿挺猥亵的“强奸”药丸——是种专门提高性欲,外带兴奋度的毒品。它跟街边成人保健店里头卖的春药是两码事。“强奸”还是毒,是靠毒害神经,教人过把“强奸”瘾头的。“猴子”裹着身儿黑皮衣,一直都当赵西娅是一洋混子;还是一洋大拉[25].他昏头涨脑地凑过来搭讪,说:

“我有一哥们儿,英国人,玩儿贝司的。黑鬼。丫专喜欢操日(本)妞儿。”

“猴子”往这头挪挪屁股。这个肮脏的烂故事,他自个儿都记不住说了多少回了。赵西娅耳朵里塞着耳机,根本没听他说。

“日妞儿裤带子松,又鸡巴势利眼,还贪财,给钱就上。丫就会在日妞儿跟前装大款!”

说着,“猴子”把手搭在赵西娅肩膀上。赵西娅把身子一闪,掐住他的细脖子;黑色的指甲盖,陷进去了一半。冲他咬了下下嘴唇,算给“猴子”一警告。

“操,你丫让我说完了行不行啊!”

“猴子”挣巴开,央告完又接茬儿说:

“丫在二外学中文,还鸡巴会作诗。‘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吗,丫改成‘日妞儿逼里能开车’。为什么呀?丫说是给黑鬼撑的。”

“猴子”忘乎所以地狂笑;手还在下头瞎划拉着什么。狂笑转脸又变成了愤怒:

“操!丫自个儿就是一黑鬼,这可是种族问题呀!”

“猴子”贴着赵西娅的肩膀;手搁裤裆里掏出那物件儿,半软不硬的;讪笑着去扯赵西娅的短裙。赵西娅打油渍渍的破沙发里站起来,抬脚,拿半拃长的靴子跟,踹在“猴子”的阴茎上。一股黄澄澄的脓血,滋在靴子帮儿上。她弯下腰,忽闪着黑眼圈儿里的长睫毛,瞅着只顾倒气的“猴子”,说:

“你丫少碰我!”

说完,就手捏着“猴子”的衣襟,抹了靴子上的污物;扭着俩溜圆的屁股蛋儿,扬长而去。

这事在“滚圈儿”传得挺快。嘴碎的人说:

“‘猴子’,被一俄罗斯‘飒蜜[26]’给废了。”

听的人说:

“丫活该!”

“猴子”那会儿确实臭名昭著。他靠攒“垃圾拼盘[27]”到处蒙事。人说九十年代初,是“滚圈儿”最平庸黑暗的年月;连“猴子”这号倒腾假烟起家的地痞,都操持起签约乐队的生意了。要说“猴子”,也是一天不留地不收的苦孩子。他爹蹲了大半辈子监狱,是一“四进宫”,江湖人称“老油条”;坑,蒙,拐,骗这四样,全给他凑齐了;他是“南大楼”的常客。他拿“猴子”,跟大街上捡来的狗一样养活着。

二十

起初,赵西娅没法原谅自己给张勇供出去。她老妈的律师,刷刷刷地写好了状子:强奸!——给张勇诉了;不等赵总带她打海南回来,早一脚把张勇踢到了阴暗的“南大楼”,生不如死地跟“老油条”做伴去了。赵西娅的哭闹,哀求,外带寻死觅活,对这俩铁了心的理智而富有的中年人,全等于白搭。打这儿往后,赵西娅,这个身上带着股甜甜的血腥味的小“四毛子”,耳朵眼儿里永远塞着个耳机;她拿震耳欲聋的音乐,割断喽跟外头的一切。

赵西娅偷着瞧过一回张勇。不是去曾跟她一样天真美好的“八斋”,而是“南大楼”。头前,她对“八斋”,确实抱过一线希望:“邦邦邦”的一敲门,门开了,张勇出来了,没准儿还是真的。几次三番的,撞见门上的封条之后,终于,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打开了屋门;这人面色阴郁,手里还端着个搪瓷缸子。他不是张勇,也不是“八斋”里的熟人。这人是谁呢?赵西娅眨巴着深陷的两眼。

二十一

这人就是翟晓枫。翟晓枫在“南大楼”苦熬了大半年,得亏仗着贾国志,除了这辈子忘不了的“劳役”,谁受过谁知道,没人敢碰他一手指头。收工回来,累得半死,没等贾国志絮叨完珍宝岛,就跟死狗一样,着了。一九九零年,一开春,公安部宽大处理了一批人,有整有零的二百一十一个;翟晓枫赶上了这拨子大赦。贾国志反倒比他晚了几个月。他立马给民院老院长写了封信,告诉老太太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信纸上满是喜悦,别无他求。贾国志也为可怜的翟老师松了口气;心说,这下可没人聊珍宝岛喽。

出监那天,翟晓枫照样起得挺早。“开封”后,在洗漱间,厕所门口跟同犯都打了招呼。八点一到,狱警在“西筒”紧头点他名字了。临走,他跟贾国志握了下手,说了句“出去见”,就彻底离开了这个监区。下了楼,来在办公室,除了要带走一搪瓷杯子,其它东西照惯例,留给了贾国志跟同监室的人。翟晓枫带走一杯子,是照号里人的说法,这叫“把自己的一‘辈子’带出去”,图个吉利吧。狱警慢腾腾地拿过搪瓷杯子,翻了个个儿,往桌上一扣。然后,让他脱光了衣裳,把衣服的边边角角,全给捏了一遍,确实没藏东西。说:

“好,穿上。走吧。”

钻过“南大楼”当间儿的门洞,一下来到阳光里,柳枝发芽了;一阵小风攘起一团柳絮,白花花的,像给谁攘了把雪。翟晓枫跟带他出监的狱警并排朝大门口走去。照号里人说的,出大门前,千万别回头,图个吉利,翟晓枫强忍着没回。等听见大铁门沉重的闭合声,他知道,总算把“南大楼”关在身后了。

出来后,翟晓枫去瞧民院老院长。老太太都八十七了,颤颤巍巍的,走不动道了。翟晓枫推着她的轮椅,在校园里转悠。成群结队的女学生,像刚出笼的小鸟儿,雀跃着擦肩而过。要说翟晓枫有种说不出的自在劲儿,那是不假;可再要问有多畅快?他却不由自主地摇摇脑袋。抑郁,悄么声地藏在了他的眼底,甭管多养眼的风景,在他渐显混浊的眼珠里,也没法儿映出半点光亮来。再说呢,城府这俩字,已然是他对自己的一项要求了。老太太一直为那年女学生的事,把翟晓枫安排到社科院而后悔,否则,一直呆在她身边,去年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老太太偏爱他这块材。在翟晓枫出狱前,她就打好了电话。她靠在轮椅里说:

“钢院那边都讲好了。”又说:

“虽然是个理工学校吧,他们德育教研室,倒是新弄起来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再往下,老太太没了话,一下停在这,显得秃了点。翟晓枫明白:人老了,说话就不一定那么连贯了,有头没尾的;可那份意思,全埋在里头。翟晓枫给老太太掖了掖松动的毯子,掉转轮椅往回走。草棵子里,一只耗子秃噜一下钻进洞里,不见了;矮松墙底下,积雪还没有化,映着天光,白里泛蓝。

二十二

赵西娅冲着翟晓枫,劈头就问:

“张勇呢?你认得张勇吗?”

翟老师瞧着这个小脸儿煞白,张口就是急茬儿的姑娘,心想,打哪儿掉下来个小洋妞?甜甜的一股血腥味儿:“八斋”这地方就是怪新鲜的。脑子溜个小弯回来,翟晓枫才把一番话跟赵西娅说明白:张勇早不在这住了,学院把房子分给了他;里头的东西,张勇家来人都搬走了,只剩下一破沙发,没主。说完,他侧身让赵西娅往里头看。屋里的摆设确实变了样:那条窄长的沙发给挪到墙根底下;上头新盖了块灰布,那片喑红的血迹,瞧不见了。

赵西娅扒着“南大楼”的铁门,往里头张望;又来回溜达了一阵子。给头顶上的摄像头瞅见了,惹得人家怪不耐烦的。上头大喇叭:

“说你呢!聋了!别在这瞎转悠。”

赵西娅捋着墙根,漫无目的的绕到砖场后头。爬上一烂石岗子,一直呆到天黑。没边没沿儿的砖垛围着砖窑,砖窑腾腾地冒着黑烟。灰色的,是没烧的砖坯;红色的,是烧完的砖头。犯人们像老鼠一样,钻进钻出的,把灰的变成红的。冷风,刮着枯黄的灌木枝子,掠过墙头的电网呜呜地叫着。赵西娅的头发上,嘴唇上,睫毛上,落满了烟灰渣子。离得忒远了,她瞧不见任何一个犯人的脸。

二十三

贾国志在翟晓枫出狱后,还是愣不让任何人来探监。他不愿见那个场面。号里头有规矩:探监时,犯人俩手必须搁在桌子底下,不许跟家人有任何接触,怕偷着传什么东西。有个女犯的小孩,三岁半;哭着喊要“妈妈抱抱!”狱警就呆在旁边,钉着;你借她俩胆,她也不敢伸手呀。女犯干坐着,还不能哭,这也是规矩:你哇哇的一哭,别人还不跟着受传染?要哭,你找个背人的夜里头,偷着摸眼泪儿吧。她眼瞅着孩子像个找不着奶头儿的小猪崽,急得连哭带抓的。没辙,规矩就是规矩。

贾国志这回没拦住“闫公子”。见面那阵子,俩人并没显得拘谨。都是奔四张的人了,头发里兹出了白茬儿。两个都是在刀尖儿上混饭吃的人,还真有些相像。不一样的是:贾国志脸黑,疙疙瘩瘩的,粗糙:“闫公子”脸白,平平整整的,光滑。贾国志的头发,是花白的短茬儿:“闫公子”的头发,是花白的背头。一个锒铛入狱的警察;一个讳莫如深的商人。他俩十几年前的那段过节,不几年,被一俩人都敬重的老前辈,三言两语地说和开了。眼下,倒像老哥们儿一样,脸对着脸。贾国志:

“老闫,大账上的钱我就照收了。关节的事,还是回头再说吧。”

贾国志说的“大账”,是犯人存在号里的私房钱;拿它在监区里的小卖部,买些质次价贵的东西,还没挑没捡的;比方牙刷,牙膏,手纸,方便面。一准都是假货。见面前,“闫公子”直接奔了办公室,在贾国志的“大账”上撂下五千块钱。“关节的事”,是说“闫公子”要给贾国志的半死关节,换个听使唤的金属关节;他提了好几回了。这事对“闫公子”来说,实属举手之劳。眼下,他是美国“史瑞德”公司亚太地区的执行董事。贾国志明白,这是一蒙人的说道;他怀里揣着美国绿卡,两头跑了好几年了。这个叫“史瑞德”的美国公司,把人身上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全生产成了替代品,外加零配件,名目繁多的数不过来。你比方:各种支架,接板,穿钉,紧固卡子;还都用英文字母,跟阿拉伯数字给标出来了,分门别类,明明白白儿的。要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人体骨骼支架制造商,那还真没说的。

二十四

十二年前,“闫公子”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冲着贾国志“邦邦”就是两枪。结果,给当场生擒。可谁也不知道——起码当时没人知道——撂下死话,让带活口儿回去的局长,扭脸就给他放了,还得说是毫发无伤的。虚惊过后,“闫公子”打那时节起,就为自个儿,也为左右这帮兄弟,谋划着另一条新道儿。瞧那阵势,跟解放军整编部队差不多:他把这班人马一劈两半,分成俩野战军,叫“一野”跟“三野”。在当间儿,故意空了个“二野”为虚数,这也跟部队里莫名其妙的做法一样。他亲自带着“一野”的人马,杀奔了海南,疯狂地操持起走私买卖;货呢,就是医用人体支架。不光是那一家美国公司的;法国的,德国的都干。也不光是进口的,在深圳,开了个地下工厂,专做仿品。这厂子,甭管表面上怎么瞅都像个金属加工厂,自要贴上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标签,利润立马翻上去一百多倍。这让“闫公子”在那个混乱的,随处是缺胳膊短腿的年月,每年落个几千万的进帐。“一野”起步高,下手早,市场大。利润丰厚得让那帮兄弟觉着钱,真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自要你站在风口上,撑好麻袋,钱就哗哗的往里灌。看得出,这帮人个个都活得体面起来了:几个地区的老总全是清一色的奔驰320,黑的,没杂色儿;手里攥着半斤多沉的“大哥大”;陪着各地局领导,外带各大医院的头儿,西装革履的,潜入灯红酒绿的烟花柳巷,沉浸在金迷纸醉的夜里。

“三野”的人马,除了固守毒品的老地盘,另劈出一拨子人,转向更为黑暗,血腥的生意。可业绩跟“一野”一直相去甚远。大伙儿都阴沉着脸,有的甚至目露凶光。说得也是,他们那生意跟“进口贸易”比,说出来确实没那么朗朗上口的,叫“器官移植”。人一蹬腿,再搁把火一燎,冒股子轻烟,没了,身上的东西也就跟着白糟践了。怪可惜的不是!多少倒霉蛋儿眼巴巴的等着器官移植,拎着猪头,找不见庙门;您说,就不可怜么。“三野”的一伙人,瞅准了这市场,张罗起死人的营生来:自打摘取,保存,运输,出手到收款,兄弟们没少下工夫。虽说是私底下的交易,见不得人,大伙儿倒没拿它当脏事办。比方说,每桩器官买卖尽量办得表面上瞧不出别扭来:红十字会的登记表,公证书,捐献证,身份证,全给你伪造得有模有样;拿去给医院走个过场,医院跟病人都弄个踏实。心,肝,肾,胰腺,骨髓,角膜……自要是新鲜货——没出四十八小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二话。

二十五

“三野”的人,除了死人的,活人的买卖也开了戒。这是后来的事。那会儿,大伙儿瞧着一买一卖的两头,倒也觉着怪有意思:急着买货的人,花钱买条命,庆幸自己运气好,碰见一匹配的器官,完事,憧憬着术后的好日子;一样,急着卖货的人,庆幸自己好运气,一刀下去,身上少了件东西,手里却多了笔钱,赶紧拿去应付那些个糟心事,瞧不出半点舍不得的意思。说到底,剩下些来路不明的器官,就成了堆瞎帐。按说车撞的,水淹的,电打的,跳楼的,该算是正经渠道;可是,搁死刑犯身上,跟流浪傻子那弄来的,就差点意思了。再深了说,那些给人打一闷棍,愣抢的;要么事先跟看太平间的串通一气,趁人家属不备偷来的,就都归伤天害理的那一类,没跑了。

一句话,“闫公子”的队伍,挣得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黑钱,成不了照章办事的正规军。他立下的死规矩,立了破,破了立的,还不都是钱给逼的。那年,出过一岔子:说沈阳有个脑子不好使的小子,姓刘,杀了个暴发户;身上的金表“大哥大”全不要,只摘了人家一对肾。急着出手,就把价钱和BP机写在二医院的厕所墙上:“卖肾三万BP126呼4184418刘先生”。结果,没等警察找他,“闫公子”的人抢先把这位刘先生给抓了。被杀的爆发户是倒钢材的,有通天的本事。背景挺深,手底下也有一票兄弟,算是一条道上的。说这事一出,两头都炸了。

“闫公子”专程打海南赶回来,紧急开会。会后三件事:一,管东北的老总,自个儿开着奔驰320去沈阳抵命;怕人不要,事先上头找了人,那头勉强应了。走前儿,“闫公子”给他送行,俩人(zhōu)了杯中酒,“啪啪”搁地下砸烂了杯子。“闫公子”拎过一箱子钱,亲手递给他,教他打理一家老小;说身后的事不用操心。二,把那位刘先生给“对了(内部处决同伙)”。在门头沟,潭柘寺后山的栗树林子里,那小子跟他抢的两块已经发臭的肾,给泼了桶汽油,一把火烧了。按理说,这俩肾该给人送回去,给人凑个全尸;头前问了人家属,回话说不要了,说粘了黑手,嫌脏。三,“闫公子”给“三野”立下了两条新规矩:一不抢活人的;二不做广告。后头这条,“三野”的兄弟们听了都觉得挺逗,使劲憋着,没敢乐。临回海南,在首都机场二楼候机厅里,“闫公子”瞅着窗外,似有话说,又迟迟的舍不得开口。倒春寒还没退喽,窗外满目萧索;放眼奔天边瞧,一个小飞机正升空,银色的,像根针,正朝灰不拉几的被窝套里钻;天挺阴沉,小银针钻得怪吃力的,好大半天,到底没影了。“闫公子”拢过眼神,这才跟左右说:

“我这也是捡条命那。”

大伙听着,点着头。人堆里,数开车的“小矬子”,头点得最使劲。这小子别瞅他个子矬,人比谁都机贼,顶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他明白“闫公子”这话,一来是告诉大伙,他的命是跟弟兄们办的事连在一块儿的;二来是发个感叹,人到多喒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不是。临了儿,“闫公子”放下话:说他再干三年,四十岁,一准儿退休。他说这话时,北京的初春,正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波。

二十六

贾国志命硬是实话。早前,他不敢这么说;也不带见别人这么说。“闫公子”的两枪,让他流了血,立了功;捡了命,升了官。他认准这把枪就是他的护身符。在庆功宴上,局长一口答应把这个战利品奖励给他。打这儿起,他心里有了数,倒不是冲着护身符什么的,是这把枪给他转了运。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不在乎了。这把卡壳的五九式手枪,一直陪他到死。

这把枪的真正主人是“闫公子”的父亲;一个老红军,一步不拉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戎马一生,九次负伤的老将军。他一辈子生了七个儿女,死的死散的散的,末了儿,跟他住进军区大院将军楼里的只剩下一儿一女。

儿子,排行老三;出死入生,深沉练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是红色贵族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人物。他的船队满载着机枪,大炮,坦克,手榴弹,源源不断地运往非洲。这可不是援建坦赞铁路那年头儿了。眼下,明瞅着非洲人自己掐起来了,人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他只管给两家仇人送军火。在那个财源滚滚的年月,他是首屈一指的军火商。在非洲,他抢走了欧美商人的全部订单。话说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号,两伊战争停火这天,是他在伊拉克考察的最后一天。考察的题目是笔大得没边的军火债,四百亿美元!说的是苏美两国,怎么就从这个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家,切走这么大块肥膘?在茫茫的沙漠里奔波了小一个礼拜了,答案了然于胸。这天晌午,他坐着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官车往回折;半道上,停在灼热的沙漠公路边,大伙儿下来放水。他哗哗地滋完一泡尿,一抬眼,瞅见不大远的沙窝子里扔着一破钢盔,锈蚀斑斑的;走近细瞧,上头溜圆的一个枪眼儿;他伸手一拿,“轰隆”一声巨响,一枚苏制地雷给他炸了个支离破碎。眨眼间,他在伊拉克蕴藏石油的荒漠上,命归西天。

老将军的女儿,排行老五,是一饱尝艰辛老姑娘。老五姑娘脑子有毛病,成天神神叨叨的,不光疑心有特务跟踪她,还想加害她。她嫁给了另一个老将军排行老四的儿子。这人跟方士交游甚广,成天拿着本周易装神弄鬼的。这么俩人,表面上瞧,门当户对的美满婚姻,要说幸不幸福?鬼才知道。

老将军在六十岁开外那年,跟他的保健医生,一个大嗓门的中年妇女,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这孩子就是“闫公子”。“闫公子”大名叫闫永刚。闫永刚,顶恨“闫公子”这仨字,它是将军楼里那帮长舌妇,背后指指点点的叫法儿。恨归恨,一旦叫开了也没辙。闫永刚记得最深的就是他爹爱说的一句话,老挂在嘴边:

“老子毙了他!”

二十七

这话,老红军生大气的时候说;生小气的时候也说;不生气的时候,瞧什么东西不顺眼了,还说。闫永刚小时候,见过他爹那把五九式手枪:有回,老红军把枪举在半空中,气急败坏的,还不是他又在外头惹了祸,吓得他妈跟小警卫员扑上去往下抢。闫永刚并不害怕,反倒瞧得出神:银白的胡子;将校呢的军装;乌黑的手枪。嘿!样子忒威风了。一九七一年秋天,林彪东窗事发,坐飞机出逃,摔死在内蒙古的温都尔汗。那年,十八岁的闫永刚偷了那把枪,离家出走。老红军急着给战友老陈挂电话,找儿子,原来,儿子已经去老陈家住下了。老将军关照老伙计说:好好替他管教管教这个小兔崽子!不成器的小王八犊子。临撂电话,还怪给自己出气似的说:

“老子毙了他!”

被闫永刚叫做陈伯伯的人,是头一任市公安局局长。那时节,还叫“北平市公安局”。一九四九年隆冬,漫天的大雪,好像要给北平城活埋喽。陈局长,带着百十号北平军管会[28]的人马,全盘接管了一万多个国民党反动警察;直接枪毙了一堆恶贯满盈的汉奸特务;剩下的,来了个全锅端:扒了黑狗子制服,换上黄军装,就地留用了。那年,北平城像个大粪坑:前清遗老,下野军阀,蛰伏汉奸,失意政客,封建把头,地痞恶霸,遍大街都是。斗争形势确实忒险恶了。陈局长冒着瞧不见的黑枪子儿,躲着找不着的定时炸弹,搬进了前门东边的公安街十六号[29]-——原先是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那座大灰楼。那真叫血与火的年代!

闫永刚在他陈伯伯家住不多久,那把五九式手枪,给他拆装得烂熟:他脸上蒙着条红领巾;一排东西,挨盘地摆在三屉桌上;他嘁哩喀喳地给它们攒在一块儿;最后,“咔嚓”一声上了膛。拽下红领巾,盯着马蹄表一瞧,又快了五秒钟。他闭上俩眼,跟一气功师在运气似的,吐出口长气……这个脸色苍白,神情阴郁的青年,已然预感到,他要拿这把枪打下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他没想到,这把枪会卡壳在三里屯,那个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并且,此世今生,再无缘见着它了。

《自由写作》第41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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