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访澳随想(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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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一)第一代读者

有一个事实常被人忽略,作为母语,世界上哪一种语言使用的人最多?

不是其他,汉语。

只要想一下汉语背后有着怎样密集的载体,即可明瞭.

若去掉限制词,世上哪一种语言使用的人最多?

那,毫无疑问,是英语。

世人多清楚后者而往往忽略前者。

*

忽略不为无因。

英语,深植于三四百年科技根基,跨越大洋的移民和殖民,裹挟着现代观念、普世价值、政经制度,持有以英镑美元为标志的财富和航母、制导为后盾的新型武器,英语的横行天下实在是无须惊怪的。

三十年来,一波又一波的华人留学、移民出国潮未有稍歇,比起当年的“五月花”、郑和船要去得更远、移得更深。那么,中文,汉语,又循着怎样的路径在流播传布呢?

*

墨尔本有一份华人报纸,是当地独立笔会会员的主要写作地盘,前任主笔、现任主笔都是笔会会员。有幸,我与前后两任主笔都见了一面。

主笔,这个头衔我不陌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报纸都有此设置,几张大报如《大公报》主笔、总主笔都有显赫的名声。此主笔当然不同于彼主笔,在我面前的两位都不将主笔作主业,就可想一般了。接谈之下,我才知道,这张华文报纸是周报,是会员在其上放言高论的主要地盘。

综合性日报,整个澳大利亚似乎也仅台湾背景的《墨尔本日报》和《悉尼日报》两家。澳大利亚华人已不在少,按理,移居到此的华人的平均知识程度应高过大陆,难道维持不了几张报纸?华人与报纸,华人与汉语、与中文,在远隔重洋的澳洲大地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墨尔本的疑问,在悉尼得到了解答。

*

数年前,一位朋友与人合伙接手了一张华人报纸,也是周报,所需资金不多,六万即可维持周转,他们投入了绰绰有余的十万。朋友是计算机在读博士,在澳大利亚,华人能读上理工类博士是很有点了不起的,计算机与办报,没有什么关系,这位朋友学余工余花钱花时间精力办报,自然认为有更重要的观念需借助媒体在华人中传播。

我问:销量大么?

答:不大,但发行量稳定。

再问:不是来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么?

答:只有老人看,只是刚来的人看,我们报纸的读者永远是第一代移民。

啊!原来是这样。

*

我是从墨尔本入境的,来机场接我的人有两拨,一拨笔会,一拨是取东西的。笔会的晚到,取东西的已赫然矗立在大厅中央,是位戴大沿帽、穿标准制服的白人大汉。大汉两个手指捏着块牌子贴在胸前,我趋前细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的应该是我的姓名,只是“桂”字少了一横,“张”的两部分高低不一,右面的“长”仅及左面“弓”的一半。我正纳闷,忽然从大汉胁下钻出一位眉清目秀西服领带的青年华人与我招呼。他告我,大汉是宾馆司机,他是宾馆职员,是代表住店客人来取东西的,并告可送我去宾馆或我要去的任何地方。

我与他攀谈了一会。青年热情而有礼貌,说话流畅,只是带有口音,不是国内方言,不是台湾、香港腔,可也不是大陆本土的。原来,他是此地土产,是澳洲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他告我,汉语,他听说没问题,但中文,他已不太会读更不会写,不过,他向我强调,中文对他不重要,他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主要使用英语,汉语只回家和父母说一点。我知道,这是诚恳道来,不含自谦,他与中文的关系,看那缺笔少划的牌子就可明白了。

语文,语文,无论作为学习科目还是日常用词,在我们几无区别,在他们却有着清晰的分界,听说是一回事,读写则又是一回事了,是一项无须掌握、不掌握也无大碍的技能罢了。

这大约就是所谓ABC(American born children),就是随着中国人去向四面八方在全球各处蓬勃生长的所谓“香蕉”了。

*

承蒙不弃,我到墨市第二天,墨尔本笔会为欢迎我招待晚餐,餐后再往台湾会员简昭慧家中喝茶喝酒喝咖啡。墨市会员是一群时相往还的亲密朋友,聚一起高谈阔论,评点时事,大陆的港台的时事,尽管大陆状况与他们几无任何实际关系,有些事他们居然比我还清楚。他们都已移民十数年或数十年,经历了落地生根的艰辛打拼,创下了一份自己的家业。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均非职业写作者,各种谋生行当与写作也颇有距离,但他们坚持写作,写,已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一扎根于本份的“业余”,赋予了他们写作更纯正的品性。望着他们欢快的相聚倾谈,我感慨,这是多么幽雅可爱的一群写作者啊!若说诗意,他们这才是诗意地栖居在澳洲大地上的一群中文写作者!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天涯何处不可居?

可是,没有年轻人。

我打听,是的,没有年轻人,墨尔本笔会没有年轻会员。第二代、第三代学英语,尽快进入和融入当地社会既是环境所需所迫,也是他们自己、他们家长——第一代移民的心愿,包括在座的会员。

看来,笔会在墨尔本将随这一群幽雅的会员及身而亡。

*

难道,这就是汉语移民海外的命运?我们的中文只能横向移传,而无法纵向承继,中国人可以走向五洲四海,可以顽强如老鼠蟑螂般地爬满整个世界,但我们的语言文字只能残存在旧金山、伦敦、曼谷拥挤的唐人街,而最终消失在吃面包牛奶长大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

可你能怎么样?又该怎么样呢?

*

前几年,曾有朋友高兴地告我,我们又多了一个法兰西院士程抱一,并就此联系道,中国人、中国文化在法国、在世人心目中地位已有大幅提升云云。我禁不住心内生疑,我们?这一切与我们有关系么?就如早年的谭恩美,现在的哈金、张戎,以及在西班牙得文学奖的温州少年,以及文学最高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行健,尽管有中国背景,属华人血缘,可他们与汉语、与中文世界有关系么?须知,他们使用的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今年钱学森堂侄子得诺奖,就更令人难以言说了,长在美国,学在美国,任教研究在美国,仅仅是华裔,国内不少媒体就沾沾自喜,实在过于轻佻了。如若还有疑问,钱侄子答大陆记者的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是美国人,是美国科学家,中文不太会说。无论怎样,他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与中文世界,更没有关系。

*

我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反之,我极端憎恶狭隘民族主义,在思想观念上,我可以说是个世界公民。但在文化上,我持生态保护主义,我希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能和平地相处共生,相激相撞,永远持续如目前万紫千红千百种文化、语言共生共存的局面,而不要什么世界共同体。这应该不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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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澳洲的前夜,朋友请我到悉尼唐人街最著名的中餐馆吃鲍鱼,我又看见了一帮“香蕉”。男七八,女三四,男白衫领带,女裙裾正装,显然是一帮白领下班后的聚餐,我算算正是周五。中餐馆特有的嘈杂喧哗,他们自然不陌生,可他们安然的坐姿、轻声谈笑的方式,不经意间已与周围大陆客产生了某种间离效果。他们也敬酒劝酒,但举杯注目礼到为算,没有以礼为由的勉强和以酒遮脸的强横。他们说国语,也说英语,两种语言混杂在他们可能已成习惯。这与请我的朋友全然不同。朋友是第一代,九十年代负笈来澳,读完研究生留悉尼工作且不久入籍,可他嘴里仍是“鬼佬”、“鬼佬”不断,自称“老华侨”。按他的说法,他的英语说比看好,看比写好,可我们之间谈话,他从不吐露一句英语,一个词汇也不用。他热衷的是说上海话,以我为对手,抓紧练习他所勉力掌握的那个遥远城市中新流行开的俗语俚词。望着朋友,再望望对面一桌青春“香蕉”,我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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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第一代,亡于第二代,汉语,中文,移民海外的命运,就该如此?

或许,就该如此!

(二)大国乎?强国乎?

在澳期间,正逢北京奥运会。

我8月13日启程去国,24日返回,这十二天正是运动赛事最为“白热化”阶段。每日每时,媒体在狂热播报赛事的狂热场面、清点各家奖牌数的窜升,直至前十名国家名次基本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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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不以为然。

体育,不过踢个球,跳个水,绕着圈子跑跑步,居然弄出这么大的场面。场面大犹可说,人多,场子小了甩不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群起叫哇,跳哇,唱哇,扯白了脸,叫哑了嗓,运动员身陷其中,赛时冲动脉搏快血压高,突眼暴睛乃至推搡冲撞也许难免,可观众的狂热——一边倒地大呼小叫、拍桌打凳,且顶着所谓爱国名义的如醉如痴如狂,这一切,正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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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当今世界,只要人们相会在足球场、篮球场上,那就不会相会于战场了。这是体育的一大好处。如此说来,国际赛事就相当于增进世界和平的人类狂欢节了。

奥威尔却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即便不谈那些如1936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事件,从国际比赛中产生的、放纵和纵容的相互憎恨的感情——自然以国家为单位,就可推及一般了。

奥威尔分析这种狂热的荒谬,体育本性所蕴涵的荒谬再被推助放大而成的更大的荒谬,他说:现代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既是竞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赢,除了尽一切可能去赢,其他没有任何意义。一旦需要竞争,就会涉及尊严,系于一球一分输赢的尊严,当你感到输了会使你、尤其是你所代表的群体羞耻,那就会唤起好争斗的原始本能。因此,现代大规模国际比赛差不多等于模拟的小型战争,这不仅仅是指运动场上球员的角逐,更主要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国家的观众,他们将自己投入到荒谬的热狂之中,他们似乎真地相信,跑的快慢,跳的高低,踢进对方门框一个球或反之被对方捅进一个球,就是他们国家尊严与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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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

举办奥运并占居金牌螯头,这代表中国有能力举办最大规模国际赛事,代表中国体育成绩的出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中国体育领导人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赛后发表讲话说:中国是体育强国但还不是体育大国,或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无论大国或强国,意思就是,中国举一国之力、花无数金钱无量人力所得到的第一,并不就此而成为体育大国或强国。

在过去中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世人——无论国人外人——的计算都是马虎的,算的多是绝对量,经济这样算,教育医疗这样算,体育也无例外这样算。只顾国家门面不管百姓生活的当年,如此算是无甚奇怪的。今天,中国进步了,强盛了,多少有点自信了,相对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自主自立自觉了,不再是一个被其巨大分母一平均就可忽略不计的简单统计数字了,这就不仅要用GDP,更要用GNP来统计计算了。

以北京奥运为例,如按比例计算,澳大利亚是中国人口的六十分之一,这次得到金牌14枚,那么按同比,中国就应该得14枚的60倍,就是840枚金牌,可中国金牌数只是澳的4倍不到。这样来比较,差距就不是一点点了,究竟哪一国位列体育大国或强国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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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算法合理么?太合理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体育不是拔苗助长的,不是竭尽所能加以特殊滋养催生早熟的,那么,一个国家的金牌就是其自然原生态中的优良品种,一个国家的体育成绩也是其全民体育成绩在奥运中的真实展示。可中国是这样么?

如果到澳大利亚看看,中小学那些漂亮的绿草茵茵的运动场,居民小区旁的网球场,澳洲第一大球的橄榄球场,波光闪闪湖面上的皮划艇,艇上运动员矫健的身姿,你就可明白体育大国是什么样的了。

就拿高尔夫来说,尽管与中国老百姓相隔十万八千里,近两年却受到了媒体的热捧,成了所谓高尚体育运动。说痴话的这些人就不想想,如此人口规模和土地资源,这一运动,除了少数富豪新贵,又怎么玩得起来呢?令人叹气的是,就是高尔夫球场,在这一大片南半球土地上也是随处可见,稀松平常到在路边停车撒尿之余,有兴致的话,抬抬腿即可迈入,犹如跨进自家后院的小菜园。

如果统计金牌,再统计人均拥有的体育场馆、体育设施、运动时间以及政府投入的多少等等,中国奥运会的成绩能真正反映中国国民的体育素质、运动水平和所获金牌的真实含金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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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算是个体育爱好者,自小踢足球,至今仍在勉力打网球羽毛球,也喜欢看足球网球羽毛球等等赛事,但我承认,按一般球迷的表现,我绝不身属其中。我没有这般狂热,我从不感到有什么“迷”的必要,无论什么“迷”。尽管我也有自己欣赏的球员和球队,但我观赏比赛,只问水平,不管彼此,或许有时也会为自己喜欢的球员的表现或高兴或惋惜,但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喜欢而希望对手输球。漂亮的一击,无分左右,我会报之以同样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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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自己喜欢的球员球队叫好而向对方叫倒好,这种表现,在我看来,是相当原始甚至卑劣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行帮意识。奇怪的是,事涉国际比赛,这种行帮意识却被鼓噪放大,往往还被有意无意地牵搭上所谓爱国的高调高帽,这真正是没有头脑。很简单,体育精神不是这样,西方传统的费厄泼赖(fair-play)精神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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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已走入歧途,金钱的侵入,商业化全面渗透的操作方式已使真正的体育精神变质。法国作家、遗传学家雅卡尔(Albert Jacquard)不认同体育是竞争运动,他认为,体育只是提供一种“共同生活方式”的机会,成为一个共同梦想、共同激动的机会。他说:

“体育其实就是一种被规则体系化了的游戏,换句话说,是一系列没什么道理的、而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把球踢入球门、让曲棍球入网或是翻越一座山头,评价这些行为的唯一标准是人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同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要懂得尊敬。只有懂得尊敬他人、尊重对手、尊重队友并尊重观众,体育才真正成为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现存的大部分所谓体育活动都配不上这一称号的。它们至多算作是表演,而且往往依附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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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只是游戏。

事实上,体育在人的生活中也只应该占有这么个位置。游戏是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体育只是这几分之一中的几分之一,仅此而已。

任何个人的爱好乃至痴迷,不算过分,如同有人喜欢唱歌,有人热衷于跳舞,有人沉迷于麻将一打几昼夜,但为一场球、一个运动会而倾国倾城的狂热,那就有点不正常了。无论怎样夸张,往上凭添多少意义,体育,说到底,只是人类强健身体锻炼技巧的游戏而已。

或许是体育规则简单,或许竞技易唤起人的原始争斗本能,或许有些体育运动具有观赏性,因而速成了各类球迷并方便集聚起人人皆可参与的群体狂欢气氛。不过,无论什么体育运动,终究是简单的,没多少智力因素包含其中的,仅仅观赏,其观赏价值也是有限的,单调的。再联想一下体育的产业化,球迷的走火入魔,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肆渲染,金光闪闪奖杯奖牌背后金钱的成千上万,现代体育的扭曲也就能思之过半了。

(三)原住民

了解原住民,是我访问澳大利亚的目的之一。

可惜,在澳期间,我没能走近他们。澳洲内陆的原住民区,我没有时间深入,悉尼市的原住民社区,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陪我进入,仅坐在车上一驰而过,遥遥一瞥,灰暗驳杂的楼屋间,不见一个人影。

天正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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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不太肯定的判断,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存在原住民问题的国家中处理这一问题最好的。

判断自然不是毫无来由。

同样存在原住民问题的几个大国,美国开国之前之初曾与印第安人开战,加拿大有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纷争,而澳大利亚,既没有前者血迹斑斑的历史,也没有后者国家分裂的现实担忧,相反,它却有奥运会和陆克文。

十多年前,悉尼奥运会闭幕式上,一个原住民大汉和一个白人少女欢快地手拉着手又唱又跳,那黑与白、粗犷与纤细、剽悍威猛与清纯甜美的组合,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与原住民和谐相处融合,已成为澳洲大陆急于向世界骄傲宣示的一大成就。

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更是出手不凡,上台伊始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为多年前政府从原住民父母手中夺走下一代抚养表示歉意。这,不用说当年,直至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举措,孩子由政府抚养,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要比在那些不问孩子教育甚至连手脸都不给孩子洗的父母手里要好得多。陆克文道歉,仅仅是因为当年政府的出面领养没顾及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意愿。这是怎样的开明和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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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却没得到一位权威女士的认可。她不否认澳大利亚这方面的进步,但认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认定。我估计,这是她习惯保持的政治正确立场,因为她是著名社会活动人士,不仅担任墨尔本笔会副会长,还是国际笔会妇女委员会主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高擎自由民主大旗的社会活动家,她必须站在社会弱势者一面,始终保持清醒的批评者立场。

*

谁能说原住民问题不复杂呢?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土著(aboriginal)和后来者之间有着长期激烈的冲突,一国之内的党派、民族和宗教之争与此相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与此相关,某些地区延续数十年、至今仍未停息的战争也可追溯于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争端就是个显例。

纠缠于原住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土地,二是教育,三是原住民自治政府的权限。任哪一个问题都是沉甸甸的,无法轻松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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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教师:

在您负责教我孩子之前,请问一下自己,您为什么想教印第安孩子?您的期望是什么?预期得到怎样的回报?我们的孩子必须满足什么样的自我需要?请您写下并检查一下所有您拥有的有关印第安人的所知和意见。您准备带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偏见和未经验证的假设?在我的孩子面前,您将如何表达对印第安人的消极态度?

什么样的价值、阶级歧视和道德原则,您认为是理所当然并具有普遍性的?请记住,“不同于”与“更坏”或“更好”是不一样的,您习惯于评价自己满意生活的标准,对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不合适的。

“缺少文化”,是善意的中等阶级白人为描述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而发明的一个词汇。不幸的是,有太多的教师将自己看作救助者的角色。我的孩子不需要救助,他并不认为作为一个印第安人是一种不幸。他有文化,比你们文化更为古老的文化;他也怀有有意义的价值和各种环境经验。无论这对您感到是多么奇怪和不可思议,您没有权利做或说任何事情来暗示这是不够令人满意的。

我们孩子的经验与“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孩子的经验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学校课程似乎就是为后者设计的(除了在课程设计者的观念中,我怀疑是否有这种“典型的”孩子存在)。然而,我的孩子的经验,就像对任何孩子那样,对他具有深刻而宽广的意义。

就像大多数同年龄的印第安孩子,他是很能干的。他会自己穿衣服,为自己准备三餐,打扫屋子,照顾更幼小的孩子。他熟悉印第安保留区,就如熟悉自己的手背,整个保留区都是他的家。他不习惯于日常生活中做平常事之前也要请求允许。他做任何事都很少受限制;更多的是,将一件事的结果对他说清楚之后,做不做则由他自己决定。自他在观察和倾听方面达到足够成熟之后,他的整个存在始终就是从环境中学习经验,自己寻找机会来发展技艺和对自我能力的信心。说教性的教育对他将是一种陌生的体验。

他不像许多白人小孩那样具有自我意识。也没人告诉他致力于趋向独立是聪明的。他只是个精力充沛的年幼者,正在努力学习作为一个成年人承担责任。您作为一个成人,他尊重您,他期望您也能如此教导他。他已学会道德准则,如礼貌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一部分,而粗鲁则是使他人感到愚蠢和傻瓜样的行为。但请不要误解他对于冷漠或消极的忍耐性的礼貌。他不会说标准的英语,但他决不是“语言上有障碍”。如果你花时间并有礼貌地仔细倾听和观察,你就会看到他和其他印第安小孩以及其他印第安人能很好的交流。他们说的是“功能性的”英语,通过他们流利的无声语言,微妙的、无须说话的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和空间运用,能非常有效地争论。最好提醒您记住,我们的孩子在理解无声语言上是极有才能的。他们能无偏差地准确地懂得你的感情和态度,无论你多么小心地控制自己的笑脸和调整自己的声音。他们将在您的班里学习,因为孩子会在无意中学习,他们学到什么将取决于您。

您愿意帮助我的孩子阅读么?或者您只是让他知道他存在着阅读问题?您将帮助他发展解决问题的技巧吗?或者您只是教他,学校是一个孩子努力猜测老师想要的答案的地方?他将学到,他对自己价值和尊严的理解是可靠的,还是他将学到,因为他不是一个白人因此要永远感到遗憾并“更加努力”?您能够帮助他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技艺,与此同时不在这上面强加上您的价值观吗?

请尊重我的孩子,他是一个人。他有权利成为他自己。

一个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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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译的一封原刊载于加拿大报纸(Northian Newsletter)上的一个印第安母亲写给白人教师的信。

信,写得很清楚,表达得极其自尊,值得予以最高的尊重。

可问题是,这种坚持自我文化的立场,能坚持么?又能坚持多久呢?应该坚持么?又怎样坚持?

面对白人的强势文化,面对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深陷一地一隅的印第安文化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若同化于主流强势文化,原有的土著文化将面临绝灭的危险。若保持自己文化的遗世独立,那下一代下下一代将永远无法进入和融合于主流社会,难道就世世代代待在保留区,永远接受政府恩惠般的特殊政策的保护?

*

这是印第安文化的处境,也是一切弱小文化已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严峻乃至残酷的选择。

走出两难,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新路,尚有待于人类的智慧。

*

文化,教育还可缓行,现实政治却不容耽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 E. Trudeau)当政不久,1969年8月8日在哥仑比亚英语区范库弗峰(Vancouver)市就原住民问题发表讲话,鲜明且强硬地表达了新政府的立场:

我们不承认原住民对土地拥有天然权利,坚决拒绝印第安人有关归还土地重开谈判的要求。我们认可条约的权利,认可当年皇家政府与印第安人签定的契约。我们将努力把公正带入这块土地,这将意味着条约不应该永远继续下去。在一个社会中,社会一部分人与社会另一部分人签定条约,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必须在法律面前平等,我们绝不能在自己人之间签署条约,但过去条约确定的必须偿付清楚。不过,我们不应该鼓励印第安人,使他们感到条约应该永远延续下去,他们应该成为像其他所有加拿大人那样的加拿大人,如果他们富裕,他们也得象富裕的人那样,来为其他不那么富裕的加拿大人纳税,无论这些人是印第安人、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或在海上谋生的加拿大人。这就是我们社会发展成为平等社会的唯一基础。

如果我们考虑将土地归还印第安人,那么在亚伯拉罕平原(the Plains of Abraham)上被击败的法国人怎么办?不也应该将权利归还他们?被驱逐的阿卡迪亚人(the Acadians)怎么办——不应该对此做出补偿?那些外来移民怎么办?还有那些日裔加拿大人,他们在上次战争中受到如此坏的待遇,又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才能补偿过去这一切呢?在此,我只能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他在被问及该做什么来补偿黑人在美国社会所受到的不公正时说: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将公正。这就是我们所有能做的一切。我们今天一定公正。

*

需要补充的是,特鲁多并不蛮横地否认历史,他明言过去欧洲移民对待印第安人是不公正的,是“不值得自豪”的,但,他只能保证今天公正。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特鲁多在16年任期内是成功的,1980年,他的政府在首次魁北克问题公民投票中取得胜利,维护了加拿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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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纽约时报》代表谁,能否代表政府的立场,但我欣赏它的回答。当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要求美国教会和犹太人教会为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赔偿五亿美元时,《纽约时报》的回应是:

世界上既没有足够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可为历史上所有错误做出赔偿。

这是美国的态度,也是加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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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能有更好的选择么?

2008/12/5

《自由写作》第42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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