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西:厦大杂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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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

上篇《集美杂忆》写了在集美中学二年学习生活的一些片段,一位老同学批评说写得很差,没有写出对集美的感情。我要说明的是:写《集美杂忆》的目的不是要写感情,不是要写集美优美的学习环境和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爱国情怀。我的目的在于写出那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所谓“大跃进”的一些点滴,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灾难性的、史无前例的畸变,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踵而来一系列灾难的前奏,而我们那个时候还懵然不悟。这一篇《厦大杂忆》再写在厦门大学三年的一些回忆,看看在这山雨欲来之前,大学生们是怎样过日子的。

满怀希望进入大学

1959年秋,集美中学有六位侨生被录取到厦门大学化学系,女同学是林玉娟、李慧璂、刘霞珍;男同学是萧再鸣、黄松才和我。我们都是抱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决心入学的。

厦门大学化学系之所以是名牌,除了历史悠久外,主要有三个大教授。

副校长卢嘉锡是物质结构专家,原籍台南,生于厦门,1934年毕业于厦大化学系,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1944年获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成就奖,1945年回国后一直在厦大工作,1960年调任新开办的福州大学副校长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

陈国珍,分析化学专家,厦门人,1938年毕业于厦大化学系,1948年到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化学系深造,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厦大任教。

蔡启瑞,催化专家,1914年生于福建同安县,1937年毕业于厦大化学系后留校任教,1947年春被厦大选派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留学深造,1950年在该校获化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学位。蔡教授于1956年回归,那年我刚回国在广州华侨补校读书,看到“人民日报”的大幅报道,很受感动!

在数理化三科中,我最喜欢的本是数学,但填厦大便要填化学,因为厦大数学系当时不出名。

初尝大学生活

我们在集美中学吃的是“大锅饭”,不论高矮胖瘦,人人一样。每月粮食定量28市斤(即14公斤),膳食费每天三角钱,每餐的菜多少会有一点小虾、蛏子、肉丸或肉酱之类。可是粮食每天不够一斤,一斤10两,如果早餐吃2两粥,中饭和晚饭每顿便不够4两米饭了。如果每天吃一斤而又碰上大月(31天),你便要三天没饭吃,因而往往有个别饭量大的同学到月底要以喝开水来填满肚子。他们有时可以得到饭量相对较小的女同学的一点支持,日子便没那么难熬。

到了大学,有点不一样了。那时候,“大跃进”口号还响彻云霄,粮食高产“卫星”放个不停,于是便有说粮食定量将要取消,大家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后来听说福建省委为了慎重起见,先不放开肚皮,只让各人自由登记,提出自己每月要吃多少才够。有同学说自己每月最少要吃45斤。不过这只是一阵微风吹过,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初到大学时,“大跃进”的灾难还未浮现,食堂的菜分三个等级:四分、八分和一角六分。如果买一角六分钱的菜,便会有一块炸带鱼,或一个皮蛋,或一些炒肉片之类。我就是在厦大食堂第一次吃到皮蛋,是数学系一位姓林的印度尼西亚侨生介绍我吃的,让我一辈子都记得。可是我们只享受了很短时间的一角六分或八分钱的菜,自由登记粮食的指标还没有兑现,就又回到了“大锅饭”的年代,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更降低至每月26斤,比当年在集美中学的定量再少两斤,大家都吃清一色的青菜了。

大学里的等级社会

大学里事实上也一个等级社会,有多种级别。教授分三级,副教授、讲师、助教也是,合起来就有十二级。在那个时候,卢嘉锡先生是一级教授,蔡启瑞先生二级,陈国珍先生三级。顾学民(女)先生是化学系主住,副教授,不知几级。

一级教授每月的工资有三百多元,二级教授两百多元,三级的一百多。讲师一般是八十至一百元之间,助教六十多元。记得大学生一毕业,工资只有45元,要三年后转正才有六十多元。要从一个三级助教升至一级教授,要攀上这十二级台阶,不知要经过多少年。

教授有高级宿舍住,是花园式独立屋,其它等而下之。

我发现化学系有一个“右派”学生,是高班的同学,每天都在扫地,不知还有没有听课。他应该处在最下层的地位。

一年级的同学

化学系一年级共开六个班,每班三十多人。同学多为福建籍,非福建籍的属少数。有二三十个湖南同学,他们是长沙湖南矿冶学院委托厦大化学系代为培养的寄读生。我班有一个最奇特的来自山西的同学高善孝,是山西录取的大学生,因特殊关系才转到厦大来。那时的大学实行分区招生,厦门属于华东区,没有向山西招生,听说高善孝的姐夫在福建省委当宣传部长,他才能转到名牌的厦大化学系来。他的功课虽然很差,但人却老实。

奇怪的是湖南来的同学多是地主出身,如分到我班的田华振、姜泰辉、高宗佑、陈德芳(女)和曹南洲(女)都是。大概那个时候对阶级出身还不那么强调,又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所以大学录取时偏重成绩;“出身不好”的人,多数努力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被压在底层的命运。事实上,不论哪一个社会,被压迫阶层的孩子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悲惨的生活环境,努力学好知识便是一条捷径。湖南多地主,说明这个地方过去是比较富裕的。

我们在集美中学住的是大宿舍,每间五六十人,一排排的双层木床,挤在一起。大学比中学住得好些。厦门大学的宿舍楼叫芙蓉楼,一共有四座,从芙蓉第一到芙蓉第四。化学系男同学住在芙蓉第一,是一座中西合璧建筑,飞檐翘角,红墙绿瓦,十分美丽。每间房靠墙四角放四张双层木床,中间分两排放八张书桌,晚上可以在宿舍里做功课。我们房间八个人是:郑标练(福建永春人,团小组长)、林期英(福清县)、林国南(福州市)、方接枝(云霄县)、吴开河(仙游县)、叶祥斌(南安县)、茅文星(上海)和我(广东)。叶祥斌当年只17岁,是班内最小的同学。

芙蓉第一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水井和一些洗衣槽,是我们洗衣服的地方。再向前是农民的菜地,按季节不同,种的是椰菜、白菜、菠菜、空心菜或白瓜。白瓜与黄瓜类似,白色或浅绿,有甜味,可当水果吃。

右派数学老师张鸣镛

大学一年级修两门主课,无机化学和高等数学。外语仍修俄语。

教无机化学的是系主任顾学民。顾先生是江苏吴江人,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深造,获化学硕士学位。

教俄语的两位老师都来自上海,女的是康岱莎,男的是邹露嘉。他们都有上海人的派头,装扮和服饰都比较洋气,远非福建穷乡僻壤土里土气的学生可比。特别是女老师康岱莎,不但衣着漂亮,连名字也带有洋味。

教高等数学的是张鸣镛老师,他第一堂课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张老师来到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只用一支粉笔,没带任何教材或讲义,口若悬河地讲,显得那么熟练和知识丰富。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发给我们的、用极差的浅褐色油光纸油印的讲义就是张老师自己编写的。

第一堂课下来,张老师已经赢得全一年级二百多位新生的佩服和赞扬。在这当儿,年段党支部书记向大家宣布张鸣镛是“右派分子”,要同学们多注意他的言论和监督他的行动。大家的脸上顿时都浮现出惊奇和惋惜的神情,好似在说:他竟然是“右派”,可惜!

后来听高班同学说,“反右”以前,张老师是我校数学系的中坚,教本系高年级的数理分析。每次学校举行科学讨论会,他总有二三篇论文发表,其中有些还得到过数学泰斗华罗庚的赏识,也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英国某大学曾来函邀请张老师赴彼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系里和校方也已向上级报请将他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反右”一声雷把他给轰下来,不但不予提升,还降职降薪,被送去“劳动教养”。因为新学年缺乏数学教师,学校当局才把他从劳教场给要回来,贬到外系教一年级高等数学。

张老师出身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在数学上属于国内知名的江浙学派,是苏步青教授的高足。江浙一带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不但多文人,也出数学家。中国近代的数学泰斗华罗庚和苏步青便都是江浙人。

在我的记忆里,张老师高大潇洒,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当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孑然一身,大概是他那顶“右派帽子”令姑娘们望而生畏。一个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但降职降薪,且被贬到外系教新生,谁还敢嫁给他。

张鸣镛老师和学生陈景润

张鸣镛老师和学生陈景润

课余时间,我往往见张老师穿着灰色长袍,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没有人搭理他,他也不理任何人。这个时候,我心里便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充满怀疑、斗争和仇恨?为什么说“解放”已经十年,“剥削阶级”早已被消灭,还会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鼓励鸣放时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么?后来却又冒出个“判断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把一大批人划为“右派”。在毛泽东横扫知识分子精英的岁月里,“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全国上下,万马齐喑。

尽管张老师课讲得十分出色,却没有得到学生应有的尊重。“右派”的阴影笼罩着他,谁也不敢对他表示一丝一毫的敬意。一些贯于邀功取宠的同学往往利用机会对他进行挑剔批判,以显示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十分坚定,能够与“右派”划清思想界线。大家背着他都叫他“老右”,连他的真姓名也给忘记了。系里配给他的助教是一个刚毕业的党员,名为助教,实为监视。

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所谓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掀起来的,有许多人并不赞同。于是他把一切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切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不论党内党外,通通打翻在地,加以批判、斗争和处分。这个运动就叫做“拔白旗插红旗”。我们到大学的时候,这个运动还在继续。

“拔白旗插红旗”主要是针对学者的。我们的校长王亚南是《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当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拔了不少“白旗”。华罗庚也被拔“白旗”,被迫在“人民日报”上作长篇检讨。当时我看到这篇检讨,就猜到华罗庚差点被划为“右派”。但被华罗庚赏识的张鸣镛老师便跑不掉了。他既是大“右派”,“白旗”当然最多。为了向党表示自己坚定的立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泼“污水”,如“思想反动”啦,“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啦,“反党反社会主义”啦,“坚持与人民为敌”啦;还有“死不改悔”、“妄图变天复辟”、“对党对人民刻骨仇恨”、“自绝于人民”,等等等等。有的同学把大字报贴满了他住房门外的墙上和窗上,差点连门口也给封死了。许多人批判他“只管教不管学”,意思是他只管讲课,不管学生有没有学懂。一些底子差、功课赶不上的工农同学更是把学不懂的责任往他身上推,说他没有工农感情,不关心工农同学的学习。

母亲的回归

1959年集美中学叶振汉校长一句“国庆后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的“豪言壮语”深深触动了我的爱国情怀,我当时随即写信给我的爸妈,怂恿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母亲于1960年初夏带着两个小弟妹回来观光,准备先留下两个小弟妹让我和二妹带着在国内读书,然后再全家回归。他们一行先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然后南下苏杭,再到厦门。苏州是母亲故游之地,当年她们集美幼师毕业后到该地旅行,我见到过她和同学们在虎丘剑池的留影。

那时的厦门华侨大厦,供应已开始紧张,人客不能点菜吃饭,各人都吃清一色的客饭,每位八角。我和二妹到华侨大厦会晤,则只能吃四毛钱的。吃完饭出来,在街上看到一间店子有极粗糙的厕纸卖,二妹说好久买不到厕纸了,便买了几扎。我说不要买太多,怕被“积极分子”们批评说我们在“抢购”,罪名大些还可扣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帽子。回到华侨大厦时,女服务员见二妹手里拿着几扎厕纸,赶紧向我母亲解释,说过去厕纸很多很便宜,最近缺货是因农民过去不用厕纸,现在生活富裕了,大家都用,所以一时供应不上。这些服务员大概都被吩咐要这样做,实在也太敏感了。事实是,“大炼钢铁”把山林都砍光了,导致全国十分缺纸,连大学的课本都用没有漂白的褐色粗纸印,我们做作业用的是淡黄色的“毛边纸”,人们更长期没有纸擦屁股,何来农民生活富裕!我成年累月就是用旧作业纸来当厕纸的。

我请了两个星期假,和二妹陪母亲回汕头,然后由汕头的表姊陪我们回潮州。我们六个人走在冷清的街道上,惹来了一些路人忌羡的目光。我因挎着照相机,觉得特别不自在。我母亲离开潮安三十年了,此次旧地重临,第一个感觉便是清洁卫生做得很好,虽然冷清些,但商店橱窗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罐头和汽水,收拾得十分整齐。行进间,小弟嚷说口渴,我便带他到店子里买汽水,却不料“店员同志”一口回绝说:“不能喝的。”我奇怪地问:“汽水不能喝,又不肯卖,那么摆着干吗?”他看看没人注意,低声地说:“那是装的颜料水,摆好看的。”我指着荔枝罐头说:“这总能卖吧?”他把罐子翻过来给我看,原来空空如也,只是空罐而已。我向弟弟说:“没法子,忍着吧!”后来我看到街道挂着一条“欢迎全国卫生检查团”的红布条,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潮安今天显得特别清洁,而且商店布置得这么美观,叠满了空罐头和颜料水。我感到一阵悲哀!浮夸、虚假、自欺欺人,这就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吗?

在潮州吃午饭,表姊准备了粮票。我们吃到了新发明的“双蒸饭”。所谓“双蒸饭”,是把米浸泡后连续加水蒸两次,使饭膨胀,变得蓬松,看起来量多了,但其实是同一样的东西。这是骗骗肚皮的把戏,只是多了水份,吃下去一时觉得饱些,过后仍然饥饿。不知是哪位“聪明的”中国人发明此“魔术”,得以在全国推广。但妈却对“双蒸饭”赞赏有加,说吃后觉得胃里舒服。原来她一向“寒胃”,不能吃硬饭,米经过“双蒸”,饭变得更柔软,令她觉得容易下肚。

吃完饭,我们去看湘子桥。

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芦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母亲是潮安人,当然并不陌生。不过她看到的湘子桥,已不是过去号称“十八梭船廿四洲,二只生牛一只溜”的古桥,而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桥,桥墩仍然用原来的,据说是为了节省建造费。那是1958年改建的,虽然方便了交通,但却把千年古迹给毁了。我当时想,为什么不在古桥旁另建一条新的呢?

意兴阑珊,我们买了下午三点半钟回汕头的车票。因为老爷车误点,直至六点还没有班车出发。这时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凡买三点半钟车的旅客注意,因车未到,现特照顾汕头长途旅客,可凭车票和粮票买二个包子充饥,半途客不供应。”因我们带有饼干,而我深知那些包子买来了母亲和小弟妹也咽不下,所以不买。但表姊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要买回家给孩子吃。我们有六张车票,一共买了十二个。表姊、二妹和我三人各吃一个,是番薯粉皮包的干番薯丝,有沙,味同嚼蜡。但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们,只要能吃的便往肚子里吞,管它好不好吃。母亲看我们各吃了一个,不禁拿起一个,掰成两半说:“我试试看”。另一半分给了小弟妹。他们只是咬了一口,连忙吐了出来,因为实在是太难吃了。母亲说:“亏你们吃得下,但你们毕竟受到了锻炼,知道苦是什么味儿了。”我心里想:生活苦算得了什么,只有那失去自由的痛苦,才使人不能忍受呀!

突然,一个中年人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儿来到我们面前,求我们借一张车票给他买二个包子。虽然他也是搭三点半的车,但因为只到庵埠(未到汕头),属于半途客,不能买包子,那女孩饿得大哭,希望我们能帮助他。母亲在表姊篮子里拿了两个送给他,他十分感激地走了。

车子终于来了,我们登上了车。途中,几个乡民大声地谈说他们昨天吃了死猪肉,显得十分高兴。于是谈吃死猪肉的人越来越多,连汽车司机也加入了。在农村,养猪是完成国家任务,不能私自宰来吃,只有猪死了,才有吃猪肉的机会,怪不得大家都乐意谈论吃死猪肉了。我望望母亲,见到她脸上浮现着莫名的哀伤。因为她此次回国看看,本是打算几年后全家回国居住的,难怪她要失望和伤心。而小弟弟却好奇地问我说:“大哥,死猪肉能吃吗?”

李文西:母亲1960年回国时与两小弟妹的护照相

母亲1960年回国时与两小弟妹的护照相

终于,妈妈带着小弟妹失望地回金边去!

我因请了两个星期假,拉下一些功课,回校后请张老师给我补课,他叫我到他住的宿舍去。

这是一间极普通的细小房间,由张老师和助教一起住,只摆得下两张单人床和两张小书桌。桌上书籍凌乱,烟灰缸里满是烟蒂。张老师让我在唯一的破藤椅上坐下,他自己坐在床沿上。破藤椅有一只脚歪了,当我陷进这破烂货时,他抱歉地苦笑!

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张老师,也不知道他的情况。虽然我没有明白向他表示过敬意,但他的影子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戊辰年(1988)新年,我悄然回到母校。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厦门大学,变化颇大,范围虽扩大了许多,但过去盘桓过的地方仍依稀认得。不过我已没能够见到张老师,这是我终生的遗憾!中文系的石文英老师告诉我,张老师已于1986年因肺癌病逝。她最后这样评价张老师说:“是个人才!”我禁不住一阵揪心的疼痛!

饥饿、水肿和“粮不够,瓜菜代”

1959至1961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大跃进”消耗掉难以计算的人力和物力,接踵而来的当然便是饥饿和水肿了。我的妈妈回侨居地后开始给我寄来一些猪油和肉松,猪油装在旧炼奶罐里,用锡焊好。肉松则用旧阿华田罐装着,有时因学校收发室故意拖延,放上好多天,一遇上气候潮湿,拿到手时已经变质发霉,也舍不得丢掉,照样吃下去。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那时的一滴油、一块猪肉,对每一个人都是多么宝贵和重要!

学校学生患水肿的很多,校医开的药方是三小包用红糖粉和米糠粉混和的东西。我幸而没有得水肿,应归功于妈妈寄的猪油和肉松。

在“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和“大搞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许多华侨学生成为批评对象。虽然有牛奶和阿华田的侨生并不太多,但绝大多数靠侨汇过活的都有侨汇特殊供应票,可以额外买到一些油、米和副食品。特别是在供应十分紧张的日子里,不少侨生家长从海外和香港给自己的孩子寄了些营养品如炼奶、阿华田、可可、糖果、饼干之类,不但对国家的声誉造成影响,也惹来了国内学生又羡又忌的目光。因此,学校收发室在收到包裹后故意延缓发放时间,以致在收到时有的食品已经霉坏;同时把收件人的名字大大写在黑板上,使得他们成为众矢之的,十分难堪。所以,胆子小的侨生便只有偷偷地在厕所里、或深夜在蚊帐里享受这些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营养品,好像这是一种可耻的犯罪行为。为了避免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为了要“进步”,他们要写信告诉双亲说国内生活“很好”,叫他们不要再寄钱和吃的东西。为了避免水肿和营养不良,他们又极需要钱和吃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幸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为了侨汇的急剧减少,党不得不在增产节约的同时鼓励侨生大吃大喝了。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召开了全校侨生大会,还命全校国内学生团员参加旁听,阐明党的新侨汇政策。我现在还记得他很风趣的一句话是:“小子多吃,老子多寄,国内侨汇多增加,这是好得很。”他给国内学生扣上一顶“帽子”说:你们妒忌侨生吃东西,严格来说是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因为侨汇减少了,对国家是一项大损失。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米粮不够,便找代用品。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号召全国人民少吃粮食(低标准),多吃瓜菜(瓜菜代)。这个时候,粮食代用品真是五花八门,最出名的当推小球藻。

那时全国大肆宣传小球藻,说小球藻的蛋白质如何丰富,比鱼和肉更有营养,某大学教授每天只吃一两匙小球藻,身体如何棒,看起来如何年轻,说得天花乱坠。又说小球藻的繁殖是如何快速,如何简单易行,不但可在池溏、水缸里养,连脸盆、瓷缸、玻璃瓶都可以,只需放在窗外,有光照和人尿便行。于是全国从南到北都养小球藻,但我不怎么相信,也没有养,更没有吃过,不知其味道和营养价值如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只是不久,小球藻运动却戛然而止,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了。

代食品名目繁多,记得的有马齿苋、金狗头、干稻秆、蔗渣饼干等。这是咱们南方的,北方的更多,有橡子仁、玉米根、小麦根、小麦秸、榆树叶、杨树叶、橡树叶等。

马齿苋在我们家乡叫“老鼠耳”,其叶片像老鼠的耳朵;因其可以用来养猪,所以也叫“猪母菜”,当然在饥荒年也可以用来填肚子。

金狗头又叫金毛狗,是一种蕨类的根,露出地面部份密披金黄色长茸毛,故名金狗头。小时候我家有一个金狗头放在桌上,作止血用。如果不慎被刀割伤流血,用金狗头的茸毛压在伤口上便可止血。

我们同学上山挖金狗头,回来后去掉外皮,里面有味带苦甘的果仁,切碎后加点面粉做成馒头,也可填肚。

稻秆据说含有淀粉,用石灰水浸出,也可做成馒头之类的食物。

我们高三的同学林松旺,因肺病没有考大学,留在集美休养。他这时用头发制成酱油,并送给我和松才各一瓶,我们都不敢享用。

高价食品、绿岛“和菜”和南普陀炒米粉

这个时期不但什么东西都买不到,而且通货膨胀,市面上货币多而没有东西买,造成物价上涨。陈云想出一个歪点子,便是卖高价食品,让通货回笼。一市斤大白兔牛奶糖卖17、8元,比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多。厦门当时最出名的绿岛餐厅推出“和菜”,三味10元。于是我和松才及数学系的庄士学三人每月合资到绿岛吃一次“和菜”,以增加一点营养。我们三人被戏称为“三剑客”。南普陀因有新加坡善信的源源接济(听说米、面和花生油是以船运来),每个星期天都开放卖斋炒米粉,每碟2角5分。虽说是斋,只那炒米粉的花生油,便很难得,所以我们有机会都会去吃。有时晚自习后,饥肠辘辘,我便和松才慢步到离学校不远的厦门港去吃面糊。那是用碎面条煮的糊状物,放一点盐,一两米票可换一碗,好像是1角5分钱。

士学的未婚妻卢志玲(我们都是集美高中同学)没考上大学,被分配在江头小学教书。她养了几只鸡,除了下蛋外,有时也宰来招待我们三人。这个时候的人,都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营养水平。

冬天时厦门还有雪糕卖,一小杯两毛钱,我们每到厦门去也不会放过。冬天吃雪糕,未免滑稽,但我们贪的是那点糖份,因为不但患水肿的人多,患肝炎的也多,都是缺糖缺营养的缘故。

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一本购物证,每有一点东西卖,都要用购物证,买后盖上一个印,不能买第二次。这个时候商店卖的东西很少,突然一夜之间全国各地都卖伊拉克蜜枣(椰枣)了。听说这是中国为了支援伊拉克“革命”对抗某大国,把它生产的蜜枣全包销了,还宣传说伊拉克蜜枣是世界闻名的,但我吃后却觉得比不上咱自家的黑枣和蜜枣。不过因为这时除了伊拉克蜜枣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大家也就趋之若鹜了。林国南买了一次,用橡皮擦把印擦掉后再去买时被揭发出来,要在团小组自我批评和检查错误。

这时还号召尽量利用空地种东西,学校把偌大的足球场种上蕃薯和其它农作物。高我一班的徐强(上海人,团员)有一天夜里到足球场偷挖蕃薯生吃,被逮到后也要检查受批评。

南越堤岸有一间激进的南侨中学,其创办人王贯一、郭湘萍和杜澄洲先生回国后在汕头从事文教工作。王贯一在金山中学校长任上被打成“右派”;郭湘萍因靠拢党有功升为汕头市文教局副局长,儿子被送去苏联留学。我父亲曾是南侨教员,因而我到汕头时也曾拜访过郭湘萍和杜澄洲先生。杜先生对我说,老朋友间平时无话不谈,一到“反右”,有人检举揭发立功,有人便被打成“右派”了。经此一役,杜先生心灰意冷,申请提前退休(杜先生在汕头二中教书),回澄海乡下蜗居度日。他虽获发数百元退休金,却被批评为“革命热情衰退”。我妈妈也曾给杜先生寄过几罐猪油,他来信对我说只把罐子打两个洞,每煮菜,滴上数滴,因十分宝贵,“要俭俭用”,以便“细油长流”。他还说买不到薪材,只好把家里的旧家俬一件件劈来当燃料。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买不到茶叶,福建是产茶之地,嘱我帮他买一些。我走遍了厦门市,一片茶叶也没找到。最后找到一间店有晒干的茶枝卖,买了一大包寄给他。他高兴地回信说:“只要有,遑论茶枝”。

炮打金门

1960年6月17-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访问台湾,毛泽东部署打炮“欢迎”和“欢送”。我进入厦门大学的时候,便被安排进学校的有线广播站当记者,黄松才当播音员。打炮前几天,学校已接到通知,作了疏散和入山洞的准备。教工家属转移到炮打不到的集美,三千多学生则进入山洞。

6月17日黄昏,同学们都已进入山洞,我因为是记者,与其它几个记者还在外面闲步,因为我们负有采访炮打金门“对敌斗争好人好事”的任务。突然间万炮齐发,响声震天,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赶忙向山洞奔去。大家弄不清究竟是我们打他还是他打我们,紧张得很。因为金门离厦门很近,我们的炮可以打到金门,金门的炮也可以打到厦大和江头一带。平时我们站在厦大的海边亟目远望,天空晴朗时可以见到大担岛上飘扬的青天白日旗。每天打几万发炮弹,说是“来时打他个下马威,走时打他个灰溜溜”,不知要打掉多少钱,而人民这时正处于饥馑中。

我们还去过胡里山的火炮阵地慰问“解放”军。一排火炮放在山后,用绿色网盖着,是苏式的。我们被告知说炮是大口径的,炮弹落地便炸,因而台湾方面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炮。

侨生旅行团

1960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侨生旅行团,目的大概是要舒缓一下侨生精神和物质上的压力。每人先交人民币100元,结算后多还少补。1960年举办旅行团,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何况那时的100元,起码是5、6个月的生活费。

我和松才、士学都参加了。

旅行团准备北上江西、杭州、上海、北京、武汉,参观当时闻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和北京十大建筑,特别是人民大会堂。当然是乘火车一路北上,带队的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方贻岩,副团长是我们集美的老同学、入读厦大英语系的唐朝水。

第一站是鹰厦线上的大站鹰潭。鹰厦铁路建成于1958年初,厦潭虽然是一个枢纽大站,但这时除了纵横交错的铁轨外,仍然是一个颇落后的小镇。领队到一间小客栈去联系住宿,说我们是华侨学生旅行团,接待的人居然问:“华侨?华侨是什么?”

到小餐馆吃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农民站在后面,其他桌也一样后面站有人。服务员端饭出来的时候,刚放上桌,后面的人即抢先把饭拿起,狼吞虎咽起来,任由人打。他们是太饿了,你忍心打他吗?比较斯文的则等你吃完,再拿起你的碟子,把仅剩下的一点点菜汁舔干。我很悲苦!人饿到这个样子,怎么过活?

然后我们到了南昌。南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革命名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虽然没有成功,落荒而逃,但8月1日在“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建军节,尽管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政府的部队。匆匆路过,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在路边见到有农民挑担卖香瓜,买了两个。第一次吃香瓜,觉得十分香甜可口,以后没有再吃到这么好的香瓜。

在去杭州的火车上,带有收音机的英语系同学用短波收听英语广播,目的在于锻炼自己的英语。殊不知他们收听的刚好是美国之音,在播完英语之后转播国语,被同车厢一个军人听到,提出批评,说收听“反动”广播。于是领队即刻开会要收听“反动”广播的同学检讨。

那年头,收音机并不是好玩的东西,时刻都会给拥有者带来危险,随便安上一个“收听反动广播”或“反革命”的罪名判处劳改,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以后的行程,我们都借住在学校的课室,这样可以免去住宿费。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不假。西湖美极了!那湖水,那苏堤,那垂柳,那曲径,那夕照……无一不美!我最喜爱湖心岛上的“竹林幽径”,一条静静的小路,在翠竹环抱中蜿蜒,一片清幽,令人忘却一切俗世烦忧,什么“革命”,什么“斗争”,都暂时抛到九霄云外。

虽然全国已被饥馑笼罩,但杭州却得天独厚,此刻还有面包卖(当然要粮票),让游客可到花港去喂鱼。

我们参观了西湖边的岳王庙,看了岳坟和铁铸的秦桧夫妇,凭吊了秋瑾墓和苏小小墓,到了虎跑泉,还去了灵隐。

我发现杭州小孩子的皮肤十分幼嫩,特别是小女孩的,就像古典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吹弹得破。这大概是杭州优良水土孕育出来的吧。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上海戏剧学校。戏校派了两个学生作我们的导游,一男一女,长的都很漂亮。我猜想容貌大概也是戏校招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已记不起男生的名字,但女的叫曹蕾,至今仍留在脑海中。因为曹蕾后来不但成了知名的配音演员,更因为后来知道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知名作家曹聚仁的女儿。

曹蕾也老了

曹蕾也老了

曹聚仁国学根柢深厚,曾与鲁迅通信,在江西时又跟随过蒋经国,但六十年代初大陆难民大量逃港后,他还在香港明报发表《北行小语》、《二语》、《三语》,引用大量官方数字为“大跃进”唱赞歌,为当时人所诟病。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美丽的外滩、城煌庙、由旧上海跑马场改成的人民广场、由过去法租界霞飞路改称的淮海路、后来因中苏交恶而改叫上海展览馆的中苏友好大厦,到“大世界”怀旧,还登上当时最高的国际饭店,在凉风吹拂下俯瞰上海。

外滩边有一个公园,虽然很小,名气却很大,因为据说以前租界时代挂有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虽然已有近人辨析过这样的牌子事实上并不存在,但因为“牌子”的宣传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关系到国人的“自尊”问题,所以绝大部分人至今仍相信这“牌子”在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时代确实存在过。

这大概也和“沈崇事件”一样,为了政治和斗争的目的而不惜制造谎言。沈崇直到44年后才敢于说出自己当年“并没有被强奸”。要把人搞臭,诬人强奸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上海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参观闵行一条街。所谓“闵行一条街”,是说只用了72天便在闵行这个地区建成了整一条街的房子和街道。这是典型的“大跃进”产物。因为在组装房屋之前,已经用了好多时间把一切预制件都做好了。于是就象砌积木一样,在72天内动用大量人力,一二三砌起来,然后说是“基本”完成,向XX献礼。试想想,几万斤稻都可以在三两天内从十几亩田合并而成,那么72天砌出一条街的房子,有何难处。成本是不用算的,人力更不用说,“全国一盘棋”,这就是专制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优越性”。

因为最后这个项目可以自由参加,我便告假,去一间中学找当年同船回国的好朋友姚巧珍、姚雅平姊妹。雅平告诉我她参加“积肥运动”时硬着头皮用手把牛粪捡进畚箕而受到学校广播表扬。她笑说粪是牛刚下的,还有热气,又软又暖,只好闭着眼睛捧起来。

我们终于来到北京。当时是多么激动,多么高兴。那是我们的首都呵!

第一件高兴事是听到悦耳的“京片子”,特别是小孩子讲话,好听极了!我们借住在一间学校里,胡同里的孩子以为我们是来演出的,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天天演出?”,那“儿化”的“天天”二字,用灵巧的小舌头发出,真好听。

北京是文化古都,要看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几天时间,只能挑选一些较重要的。

天安门和故宫当然是首选。

太和殿就是金銮殿,昔日皇帝坐早朝的地方,气势恢宏,雄伟壮丽。我们走过了三宫六院、皇帝大婚的房间,看他睡的龙床、坐的龙椅,最后到了御花园,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园子,想想皇帝每天困在这方围里,不知会不会闷坏!

我对故宫并没有多大与趣,却对颐和园情有独钟。知春亭、昆明湖、万寿山、十七孔桥、石舫,风光旖旎,气象万千。特别是那728米的长廊,简直是一个彩绘博物馆,在这里漫步,是一种高级的艺术享受。

我们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开会大厅,看了那些座位和天花,然后走了出来,还不到一分钟。

除了颐和园,我还喜爱北海和天坛。

十大建筑大概看了几大: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走马看花。

我们又去了明十三陵,下到下面的地下宫殿,看那些装油的大油缸,实在没有兴趣。“大跃进”建成了十三陵水库,毛泽东去劳动过,他拿过的那把锄头便用红绢衬起,放在水库展览馆的玻璃橱窗里让人民瞻仰,以彰显领袖的“伟大”!不明白当时人们为何如此崇拜领袖,据说有人与主席握过手后,几天都不愿洗手,以留住领袖的气息,而更多的人却去握那被握过的手,以感受领袖的关怀!中国人实在也太愚蠢了,不但任人摆弄,还要三呼万岁,何其不幸乃尔!

没有去长城,听说路坏了,所以成不了“英雄”。

最后去了王府井,逛了东安市场。那时物资十分紧缺,没多少东西好买。乘机到石油学院看了一位远亲表哥,在学院食堂吃饭。食堂有简陋的饭桌,但没有条凳,学生们都站着吃。

逛街时到一间小店吃面,服务员问要大碗小碗,当然要小碗,端来时赫然像小盆。我心想,如果叫大碗,岂不要象面盆一样。这才悟到北方人的肚子确实大,难怪说吃锅贴一口气能吃几十个。面十分难吃,既没有油,又没有肉,上面叠着几片腥味十足的海带。我吃不了一半,值此粮食十分紧缺的时候,又不敢倒掉,只好到商店买了一个大口盅,把吃剩的面带走。

回程从北京坐京广线火车下武汉。在武汉,我们参观了长江大桥,并逛了东湖。1957年由苏联专家协助建成的长江大桥,是当时国家一件大事,毛泽东还填了“水调歌头”一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水”、“武昌鱼”,好不热闹。

我们吃到五角钱一块的“冰砖”,现在想来,大抵是硬雪糕,做成砖状,用纸包着,就叫冰砖。不知这是不是武汉的特产,以后不再见到。

旅行团的最后一站是庐山。我们从武汉乘船到九江,然后坐汽车上庐山。

庐山古称匡庐,相传古时候有姓匡的人在此结庐修道而得名,是道教的名山。我们乘汽车盘旋而上,到了山上,才知道山上有一个小镇叫牯岭,有街道,有商店,有居民,是一个安祥的世外桃源,住在这里的人真幸福!

除了小镇外,庐山上有许多别墅,其中美庐是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他们夫妇曾在此住过18次。听说毛泽东每上庐山也住美庐。

我们在庐山如何住宿,现在已记不起,大概是住在一些较普通的别墅里。不过庐山小小的白面馒头倒是记得的。每个馒头只有两个指头大,雪白,一口一个,想起咬着辣虫地瓜干的味儿,这里不啻是天堂!

在庐山上,也见过几个外国人。他们到此来避暑,可曾体会山下中国人的饥饿和悲哀?

庐山确实很美。山上氤氲缭绕,云雾在面前飘过,要看清庐山的真面目,确是不易。难怪大诗人苏东坡要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最难忘的是舍身崖。据说这里是佛家舍身成佛之处,我只觉得毛骨悚然,只敢远观,不敢靠近。我是成不了佛的人,虽在佛国住了十多年,但对佛是一窍不通。

去看了仙人洞。传说朱元璋有一次被陈友谅打败,只身单骑逃上庐山,躲进了仙人洞。当陈友谅率军追至,见到仙人洞口结满了蛛网,肯定里面不会藏人,便没有进去。这是古代帝王将相的故事,也就是说:朱元璋一定会做皇帝。

也去看庐山瀑布。李白《望庐山瀑布》写道:“日出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庐山上有一棵银杏,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仍然枝叶茂盛,是镇山之宝。

1959年7月共产党在庐山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却因彭德怀将军一封万言书批了毛泽东的逆鳞,令他闹羞成怒,把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且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接着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使中国人民在“反右”之后又一次遭到了独裁专制的残酷迫害。

现住在巴黎的松才在电话里告诉我:旅行团结束后回到学校,每人获发回几元钱,即是说,整个旅程只用了九十几元。这事我却忘记了。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开学了,进入大学二年级。第一件事是到海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期三个月。由于毛泽东说了“卑贱者最总明,高贵者最愚蠢”两句“胡话”,所以我们这些读书人便要到农村“接受教育”,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海沧在厦门的西边,离厦门不远,当时只是海边一个小村落。

在捆行李的时候,班团支部书记翁金标指示我们不要带蚊帐,说既然要与农民“三同”,便不要搞特殊化,好象农民晚间睡觉不用蚊帐似的。由于农村没有电灯照明,所以每个小组获发一小罐媒油,以便晚上点灯之用。

第一个晚上大家都被蚊子叮得够呛,发现原来农民睡觉也有蚊帐的,赶紧于第二天派几个同学回学校取蚊帐。农民固穷,也不能每天晚上让蚊子饱餐自己的鲜血。“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想象出农民穷到没有蚊帐,这大概也应列入“高贵者最愚蠢”的范畴。

白天劳动,晚上围着煤油灯暗淡的火光开讨论会,谈“接受教育”的心得体会。排着队儿发言,自然是“感慨良深”,好好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农民虽“卑贱”,但社会主义觉悟高,要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而我们,却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愚蠢”得很。

只几天,心得体会便已谈完,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刚好小罐的煤油也已用完,晚上黑天瞎火地,虽围坐在一起,但谁也看不见谁,正好闭口勿声,打坐养神。翁金标急了,催促大家发言,谁也不理睬他;有的还说:“你为什么不说?”

我分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只三口人,两夫妻和一个叫爱云的女儿,十三、四岁光景,挺害羞的。那时已经“公社化”,每天都一起劳动,按分配做工。我们当然表示要虚心地向这些贫下中农学习,但一个农民说的干脆:“农活就是手上工夫,有什么好学的;你们读大学才是困难的事。我刚才教你挖洞种麦,你不是一下子就会了。”

干农活是辛苦的,何况肚子经常饿得咕噜咕噜叫。有一次松才对我说,出工前刚吃了一大碗地瓜签粥,行了几条田畦,放了一泡尿,肚子便空空如也。

把地瓜切成条状或片状晒干,就是地瓜签或地瓜片,都是我最怕的东西。在瓜菜代的年月,用地瓜签加一点米煮成地瓜签粥,不但难吃,有时吃到有辣虫的地瓜签,那种味道,比喝中药还辛苦。有时干脆全吃蒸熟的地瓜片,则更骇人。

有一次我们碰见一个捡牛粪的男孩,问他为什么不读书,男孩说因为“坏命”。“坏命”是闽南话,命不好的意思。

我们每次劳动,总有两个妇女站得离大家远远的,大家在畦这头,她们便在畦那头。休息时,她们两人也在一块儿,倚着锄头,说悄悄话。后来其他农民告诉我,她们两人的丈夫都去了台湾,她们是“反动家属”,是“受专政的”。有一次,她们中一人居然悄悄问我:“你是侨生?回来干什么?”她大概估计我不会出卖她,所以才敢这样问我。那年头,“台属”这称号是背在身上的一个重担,他(她)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稍有风吹草动,“妄想变天复辟”、“盼望国民党回来反攻倒算”的罪名就会铺天盖地压下来,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坐牢劳改。“台属”这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十分吃香,台湾的“反动派”也成了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十年风水轮流转,不由你不信!

爱云家养了一头猪,因为没吃的,养得比狗还瘦。有一次它居然跳过了有半米高的栅栏,跑到外面去了。它当然饿了,要到外面找吃的。

除了犂田以外,其他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了。最有趣是种麦。在平整好的田畦上,用锄头尖轻打麦洞,从右到左,每行四洞,一二三四。下麦种时,七颗为准,不是慢慢地算,而是用姆、食、中三个指尖在装麦种的小盆里轻抓,蜻蜓点水一样,一抓七颗,基本准确。

用戽斗戽水,也是挺有趣的技术活。水不深,不能用桶挑,便用戽斗戽。小小的戽斗,结上四条长绳,一边两条。两个人站在浅水两边,两手抓住戽斗绳,一高一低。把戽斗在水上掠过,让水进入戽斗,然后四只手一齐用力,把水戽到该去的地方。这活儿不容易学,要两人合拍,有节奏,一气呵成,我觉得很好玩。

用淋桶浇菜。淋桶是特制的木桶,在桶的底部斜安上一条竹管,竹管末端加上一个扁的出水口,到池里把淋桶装满水,挑到菜畦,然后把竹管按下,让水通过扁的出水口流到菜畦上。挑淋桶比一般水桶困难得多,但我们也学会了。

我们是很愿意劳动的,也很努力。但是一年花整三个月到农村劳动,美其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值得吗?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各人各司各职,贡献各不相同。共产党为了打击知识分子,硬说他们“愚蠢”、“反动”,强迫眼科专家和钢琴家到农村劳动拔草,如此糟蹋科学家和艺术家,须知他们宝贵的一双手,是用来开眼球和弹钢琴的;讽刺大学教授分不清麻豆黍麦,把稻苗当野草,就算真有其事,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不是学农的,干吗一定要懂农业?大力鞭挞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工农感情,把知识分子说得一文不值,难道要把他们个个都变成农民,才算是改造过来!

轻于鸿毛

我们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芙蓉第一楼下,一年级新生住在三楼。有一天夜里,当我们正在自修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一声响,好象有东西重重地从天上掉下来。出去一看,门外沙堆上躺着一个人,是从楼上掉下来的。

芙蓉第一前面空地上有几个沙堆,准备作防火用的,一个一年级新生从三楼跳下来,刚好跌在沙堆上,没有流一滴血,就这样死了,大概是伤了内脏。

这新生来自农村,是个团员,因为上了大学,户口迁到学校,却没有消掉农村的户口,企望可以让家里多分一点可怜的份额。他怎知道共产党的户口制度是十分严密的,就算一时漏网,很快便查了出来。于是一连几天夜里在小组进行批斗,纠纒不休,他忍无可忍,冲出走廊,一跃而下。

在那不断强调斗争的年月,为了对党表示忠诚,大家都“宁左勿右”,批人都上纲上线,斗人也要往死里斗,这样才算立场坚定。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新生的死,也就象鸿毛一样,只不过在那三四千万饿殍的数字上,加上一个最简单的“一”而已。当时中国的六亿人民,在“伟大领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可供计算的数字。“伟大领袖”是不怕打核战的,他1957年在莫斯科就劝苏联人不要怕打核战,说“中国有六亿人口,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可以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

人死后会有魂魄吗?如果有,这新生会与这三四千万饿殍一起,飘荡于神州大地的上空,在漆黑的夜里向人们诉说冤屈和悔恨:在一个错误的时辰,投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白专和红专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报告,着重谈到了红透专深和又红又专的问题。那一期《中国青年》杂志的第一页就刊登了这一报告,全国各大专学校随即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大概是为了纠正当时不少学生趋向红而不专和更多的学生不敢钻研专业知识(因为害怕被扣上白专和只专不红的帽子)的偏差,陈毅在报告中呼吁大学生们为了祖国的科学文化而致力于科学和专业知识的钻研。他说一个人精力有限,不能同时要求他既深通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又熟读马列主义书籍(学社会科学的不在此例)。他举了梅兰芳先生(不要忘记梅先生当时已去世,如果还在生,焉知以后不会出问题。)为例,说梅先生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展京剧艺术,并不要求他读遍马恩列斯毛著作。他说一个人只要立场坚定(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专也就是红的一个重要表现。他批评那些只红不专的人,指出这些人实际上不能算红。

这个报告无疑给予大学生们一剂兴奋剂,最起码是从此以后可以少啃些马列主义教条,公开致力于专门化功课了。过去蒙在棉被里开着手电筒看物质结构或微积分的同学,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学习了。以往那些用功的同学,常常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或《中国青年》、《红旗》之类杂志复盖在专业书本上面,偷偷地学习专业知识,现在都已成为人们谈话的笑柄和报告中的典型例子。新学年开始,欢迎新同学的标语也从“欢迎你,未来的XX工作者”改为“欢迎你,未来的XX专家”。人们不用害怕因过分用功而被扣以“白专”和“只专不红”等等帽子了。

在一片学习声中,学校团委会宣传部出了一版大字报,主题是围绕对某系一位功课十分好的同学的歌颂。此同学不但在专业学习上有突出的成绩,而且自己苦钻外文,几年来已基本上能阅读英、法、德、俄等五种外文专业书籍。不幸的是他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作为斗争对象,罪名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学了那些专业,到头来不晓得为谁服务”。现在呢,大字报上说他思想明确,努力读书,号召全校共青团员和同学向他看齐。

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只不过是马列辩证法反复无常的一个例子。一大堆“白专帽子”在必要时又会从仓库里搬出来向人们头上套去。

成立民兵师

那时厦门是对“敌”斗争的前线,“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调子高唱入云,所以厦门大学成立了民兵师,并举行大会,进行授旗仪式。接着,全国各地都派团来厦大慰问,连朝鲜也派了慰问团来。有一次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在建南礼堂给我们做报告,我现在还得他当时的两句话:“美帝有原子弹,我们有鸡蛋。”胡书记的意思是,我们要以生产来对抗美帝的原子弹。

当时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军训,练习打靶,但不是真打,只是用小口径步枪空枪瞄准。学生每天夜里要轮班站岗,两人一班,带一枝步枪和五发子弹,不过子弹不是放进枪膛,而是放在裤袋里。因为我们没有打过实弹,子弹放在裤袋里无疑稳当些。但在黑漆漆的夜里在海边站岗放哨,海风呼啸,实在也十分紧张。如果真有“敌人”杀来,我们只好成为“烈士”,或者束手就擒。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厦门大学和附近的生产队成立了一个大公社,由厦大挂名领导。有一天夜里,我跟随几个领导到一个生产队部巡查,生产队的干部们正在吃热气腾腾的“蚵仔粥”。厦门人叫牡蛎为“蚵仔”。那个时候,农民家庭已严禁私自煮食,大家都到食堂吃。农民家的生铁锅都已被缴去“大炼钢铁”,要自家煮食也不可能了。由于虚报产量,上缴和国家征购的粮食太多,剩下的口粮很少,每个人都饿着肚子,只有干部才能多吃多占,夜里煮蚵仔粥吃夜宵。

“满堂红”向党献礼

搞“运动”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也是党用以维持高压统治的绝活。那时全国的口号是:“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那是说的生产。学校要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呢?大学的口号是:“满堂红”。所谓“满堂红”,就是要求各班和各年级同学每一科考试成绩都要达到四分五分。那个时候学校采用五级评分制,说是从苏联老大哥处学来的先进经验,一分是什么都不懂,二分不及格,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为优。为了达到目的,各班挑选功课好的同学对功课差的同学进行“包干”,务使他们的考试也达到四分以上。全班三十多人按功课好坏搭配编成四个学习小组,不得自由组合,也不得任意调动。由组长编好整个星期的学习计划,某日某时集体温习哪一科,某日某时集体讨论某课程,都写得一清二楚。学习按计划统一行动,不得异议。我被分派负责何秀如,一个来自福州的女同学。她长得并不可爱,但家庭成分绝佳,父亲是码头工人,属于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无奈她功课不行,我虽耐心帮她,但两次测验,她都得两分,老哭鼻子。我承受的压力很大,她老考两分,我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弄不好还要检查我的“工农感情”,怎么办?但我又不能打开她的头盖把知识注下去,奈何!

事实上,手指有长短,智商有高低,象何秀如、高善孝这样的工农同学,功课底子不好,上大学犹如拉牛上树,如何强求他们每科都考个四分以上。

在这个“满堂红”运动中,讲师和助教比学生更紧张,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假如你负责的那个班级不能达到“满堂红”,是讲师课讲得不明白,还是助教辅导得不够细致?党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每个人就必须做到,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方法当然有,那就是成立工农班给工农同学特别辅导。通过不断辅导不断提点,出思考题,让他们死记硬背。在考试的前一天,助教出了几道题目让他们做,然后在黑板上详细解出,叫他们牢牢记住,说这些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早已料到助教要在特别辅导上向工农同学暗示考题,所以有的就四处找要好的工农同学打探消息。到了考试,题目赫然与“最典型的例子”十分相似,只是数字有所不同。有一两题更是一字不易地来自所发的思考题,早已经过长期思考,详细讨论过了。

经过这样煞费苦心,“满堂红”总该易如反掌了吧。可是偏偏不然。我班一位贫农同学,因为头脑比较迟钝,尽管考题只是换汤不换药,但他有的还是算错。为了不因他一人而破坏“满堂红”运动,助教还是在试卷上给他记上四分。本来四分的标准是基本上正确,没有大错误,只是不够全面而已。助教说这同学只是计算错误,原理上没有不对,可以得四分。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被指定用红纸写一张大字报,然后全班列队敲锣打鼓到党委办公室向党报喜,报告我们做到党所要求的“满堂红”:百分百得四分五分,超过三年级的成绩。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者是一定要居上的。这一周校报大字刊出了化学系二年级考试“满堂红”,打破了“条件论”者的谰言。

不久,王亚南校长从北京开会回来,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他回校后听说全校同学考试都“满堂红”,他不相信。后来要了一些试卷来看,才感到自己思想还是保守,落在形势后头。因为他发现试题都是相当难的,并没有降低要求。校长在台上自我批评,我在下面想:他晓得其中的秘密吗?他应该晓得,只是假装不知道,早前被拔了“白旗”,难道还要戴顶“右倾”帽子吗?

教学改革和优选法

1961年进行了一场“教学改革”运动,全体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事实上,我们当时只不过是化学上的“初哥”,远未踏入化学的殿堂,能进行什么革新?如要进行教学改革,也只能是老师们的事。

当时化学系找出来的改革命题是“硫化氢系统”。所谓硫化氢系统,是指分析化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方法。十八世纪末,化学家发现硫化氢与一些金属盐溶液作用后,会产生不同颜色的硫化物沉淀,因而发展出一套以硫化氢为主的系统定性分析,用以确定未知物的各个成分。硫化氢成为分析化学中很重要的基本试剂,在分析化学发展史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是硫化氢有恶臭,剧毒,做实验时要十分小心。所以化学系的领导说要改革掉硫化氢系统,代之“分步分析法”。但什么是分步分析法,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那时还推广据说是华罗庚提出的“优选法”。所谓“优选法”,是说以数学原理为指导,用最可能少的次数,尽快找出生产和科学实验中的最优方案。记得当时所举的一个例子是:要确定一条长长的不通电的导线在什么地方断了,不需要一路检测,使用“优选法”,先将导线分成两半,如这一半通电,那么断的地方一定在另一半;再把不通电的那一半又分为两半,可以找出不通电的四分之一;如此重复,断的地方很快便可找到。

那个时候,华罗庚到各个工厂推介“优选法”,指导生产,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事实上,优选法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用不着华罗庚亲自下厂推介,测试导线通与不通,一个普通电工便晓得如何做。我想那个时候只不过想告诉全国人民,华罗庚“同志”没有大问题,他通过写检查和思想改造,又在“全心全意”为党和为人民工作了。

运动队、简化太极拳和交谊舞

在神州北方已经饿殍遍野的时候,我们在大学里还一无所知,只是感到饥饿越来越强烈。学校停了一切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只保留一个运动队。被选进运动队里的同学有“特供”,吃得好些,以保证最低限度的营养。我班的陈抗甫和陈棣芬被选入“运动队”,他们的专长是体操。

陈抗甫和陈棣芬都是福州人,他们到大学来的时候是一对儿,众所周知。陈抗甫身材和长相都不错,但功课一般;陈棣芬白皙而较矮小,但功课好。

后来在运动队,陈抗甫与另一个来自湖南的女同学发展关系,他与陈棣芬的关系便告吹。几年前听厦大英语系校友唐朝水说,抗甫的妻子是他当年英语系的同学,不是湖南姑娘。

陈抗甫的功课虽不见突出,政治上却大有长进。听朝水说,他上世纪末在济南见过抗甫,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一个老副主席故去,便把他调到北京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他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今年五月,化学系老同学林婉卿从福建来香港探亲,我们在一起聚会“饮茶”。我向她问起陈棣芬,她说好象在北京,一直没有结婚。我不禁叹息!谨在此对她致以遥远的祝福!

除了个别能进“运动队”的同学外,其他人一律学打太极拳。1961年大力推广24式的简化太极拳,有“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搂膝拗步”、“手挥琵琶”、“云手”等。

左起:林国花、柯尊鹅、林桂英、蓝正富、林婉卿、李慧璂、颜爱华、李文西(2008.05.12于香港将军澳)

左起:林国花、柯尊鹅、林桂英、蓝正富、林婉卿、李慧璂、颜爱华、李文西(2008.05.12于香港将军澳)

除了人人要学“简化太极拳”外,还要人人跳“交谊舞”。于是每次课间小休,全班同学集合在空地上,由会跳舞的同学教“交谊舞”,什么“慢三步”、“快四步”……,团团转,搞得你头昏脑胀。

我对“简化太极拳”很感兴趣,对跳舞一事却敬谢不敏。但不学也得学,那是集体活动。每逢周末,全系同学在化学系的食堂开交谊舞会,不得缺席,各班由团支书和班长带队,排队进场。每次进场后,我便躲在一个角落里看书,不理舞池里的“篷拆拆”。

学校每个周末也在教工俱乐部开舞会,因为学校党委书记陆维特酷爱跳舞,所以气氛十分热闹。化学系四年级女学生钟灵是交谊舞的佼佼者,每次都到教工俱乐部伴舞。后来她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怀了孕,只好休学待产。

陆维特住在鼓浪屿一间大别墅,只得他和勤务兵两人。风闻他和也是高干的太太不太和谐,没有住在一起。那别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陆书记招待我们侨生去过一次,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漂亮木地板的舞厅。

当时听说陆书记在国民党时代因搞“革命”在上饶集中营坐了十年牢,1961年他把在狱中的经历写成一本小说,就叫《三千六百日》。他叫学校的刻印部门先用钢笔在蜡纸上刻出初稿油印,让中文系的学生讨论。看过初稿的中文系学生说只是写的流水账,不知后来有没有出版。

上网找陆维特的资料,有点发现。一是陆维特的祖父是阿拉伯人马哈默德,从西亚来华经商,因参加太平军负伤,在福建长汀被一赖姓绅士收为养子,遂取姓赖,并继承养父的产业。陆维特原名赖成瑚,曾入读民国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并在那时加入共产党。二是陆维特1931年被国民党以“破坏三民主义”罪判刑十年,关入上海龙华监狱,不是当年我们风闻的上饶集中营,且只呆了六年便获释放。三是维特的名字来自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又坐了六年牢,所以取姓陆(大写的六),名陆维特。我只是不明白,既然只坐了六年牢,何来狱中经历《三千六百日》?

苏共二十二大和反个人崇拜

1961年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批判个人崇拜。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我们之间爆炸,造成前所未有思想震动。同学们争相到图书馆看贴在墙上的《参考消息》,议论纷纷。

1959年我进大学的时候,大学生可以订阅由新华社编的《参考消息》,我也订了一份。《参考消息》主要摘登外国通讯社发的消息和文章,当然经过精心挑选,但可以看的东西毕竟较国内其他报纸多得多。

但是随着自由思想的缓慢传播,统治者开始害怕我们知道太多世界上的事,不再允许我们订阅《参考消息》,学校图书馆也只获分配几份,本来夹在报纸夹上,但看的人实在太多,只能将之贴在墙上。同学们一下课就往图书馆跑,就为了看《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也有几种规格,供不同级别的人看,我们看的是最低的一级,比较精简,有时编者要加“按语”,以防我们“中毒”。高善孝假期回福州他姊处度假,回来告诉我说他看到内容丰富的《参考消息》,全文照登,不加“按语”。他姊夫是省委宣传部长,应是看最高一级的《参考消息》。

中苏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双方终于走上对抗的道路。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思想,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是一个中庸的人,不喜欢斗争,更反对置人于死地。我震惊于揭发出来的斯大林的暴行,也完全赞同“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构思。

我过去对毛泽东也有所崇敬,特别喜欢他的诗词,认为他是一个气魄很大的了不起的人物。但当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达到了肉麻的程度,同时“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反科学的胡作非为,令我十分失望,便有了离去的念头。

暑假回乡

1961年暑假,我与松才联袂回乡。先到我爸的家乡普宁洪阳。国民政府时代,洪阳是普宁县的县城,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认为洪阳的“封建势力”太大,因而把县城迁到流沙镇去。

洪阳有什么封建势力?

洪阳是方姓的天下,三门姓方,只北门姓李。洪阳在晚清时出了一个方耀,官至潮州总兵及广东水师提督,声名显赫。他于1868年开始在洪阳营造了占地四万多平方米的德安里建筑群,主持疏浚韩江水道,在各地广设善堂,救济收养孤儿,收埋冻馁乞丐;还倡办金山书院及各县乡学数百所,开设书局,购刻书籍。如果这样也算是封建势力,我想倒是值得提倡的。

我到洪阳是奉父命拿两百元给我的堂兄李自强。他是我四伯公的孙子。当年我祖父与他四哥一起“过番”,不久客死暹罗。在祖母生活艰难的日子里,四伯公寄“家批”时有点接济她,由此念念不忘。那个时候,自强兄生活困顿,三十而立的年纪,还没有能力娶妻。我父亲来信叫我暑假去看他,给他两百元,让他娶亲。于是他娶了一个从梅县流落到洪阳的带有一个女儿的客家女,总算有了一个妻子。只是不久这女人便带着女儿失踪,估计是有了一点钱,便逃回到她原来的丈夫那里去。

洪阳有一个七层的乌犁塔,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乡人遥指着塔对我说,“土改”时每天都有人被押到塔边的空地上杀害,方耀的儿子方十三便是其中之一,罪名当然是“恶霸地主”。他们大概都代表“封建势力”。

我有一个表叔李德春,是个雇农,那是农民中最好的成分,因而“解放”后便被任命为贫协主席。我去看他时,他已被撤职,原因是同情地主,立场不稳。因为当要他斗争他的老主人时,他老实地说:某人对我不错,平时每天三餐,农忙时五餐。没有听党的话,同情地主,当然要撤职了。

接着我们去揭阳。松才的叔父是揭阳东山大队的大队长,中农成分,虽然被发展入了党,却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

踏入东山乡,便看到许多赤身露体的小男孩到处跑。他们看到我们都露出好奇的神色,不知道我们是何方神圣。小男孩中有松才的小堂弟,瘦小而黑,屁股尖细,显然欠缺营养。因为当年每个人所得到的布证是一尺五寸,连做一条内裤都不够,只能做一条三角裤,所以夏天乡下的男孩都不穿衣服,大家一样,就不觉得羞耻了。那时党发出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说每一件衣服要穿九年,这就是“革命者”应该做的。而乡下的民谣则是:“尺半布包不了我条大鸡巴。”

潮汕民俗,稀客远来,要敬以鸡蛋糖水。对于农家来说,蛋并不难,难在“糖”字。1961年的供应十分紧张,除了上面说的布票一年尺半之外,油每月两半,且是糠油;糖多少记不起了,最多也在每月几两之数。这是说的城镇居民供应,农村是没有供应的。所以客人进门,有的便要挨家挨户问有没有糖,请借一点。松才的叔父因有华侨,所以生活较一般没有华侨的要好得多。虽然这样,粮食还是十分欠缺,所以每餐都只让我们两人吃干饭,他们一家吃稀的。我们过意不去,要一起吃稀的,但叔父执意不肯。

建水库

“大跃进”中的一个热潮是建水库,厦门大学也不落后,建了一个。厦大附近有几个小山头,规划是建一个坝把这些山头围起来蓄水,以供大学之用。记得我们同学都要参加劳动,挑土建坝,终于建成。可是由于只是用土夯成,没有加一层水泥保护,所以当雨季到来,第一次蓄水时,整个坝便土崩瓦解,几千师生的劳动果实,顷刻付之东流!

化学系的书记和秘书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大家都知道。厦门大学由党委领导,书记是陆维特,副书记是魏立功。各系有党的总支,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是个女的,叫刘正坤。

初到化学系时,老同学告诉我说刘书记打过游击,与她的丈夫魏立功都是“新四军”的,听后不禁肃然起敬。后来又听说她很凶,不禁又有点发抖。

“鸣放”时,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为了粉碎“右派份子”这些“谰言”,校党委陆书记给全校师生作了一个报告。报告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而且许多外行也已逐渐变为内行,同时也有一些领导原来就是本门的专家。党委书记指着我系同学坐的地方说:“象化学系的刘书记就是化学上的专家。”我心中一头雾水,因为刘书记从没讲过课,也没做过实验,怎地冒出一个专家的衔头来?后来一打听,才知她1949年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在校时是闽西南地下党厦大党总支直属党小组组长,因上了黑名单而中途离校进入游击区,“解放”才回来接收学校,当书记。只读过化学系,没有毕业,又没有继续从事化学的研究,如何算作专家?

在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四年级的同学正面临毕业分配。那时十分强调“服从分配”,要“听党的话,到边疆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切服从党安排”。“不服从分配”是极严重的问题,轻则批判,重则处分,所以一般没有人敢对“党的安排”有异议。但总有极少数人敢于表示不满,所以刘书记便开会予以警告。她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声嚷嚷说:“看看是你们硬还是我们硬!”

由于刘书记是地主的女儿,所以表现极左,这是一些出身不好党员的常态。

化学系共有五位秘书,L秘书权力之大驾乎系主任之上。她是女姓,又是共青团员。L秘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我的母亲在北京参加劳动节观礼后准备回南洋途经厦门,我向班主席请假到华侨大厦看她,在华侨大厦住了四天。回校的第二天,L秘书便写条子把我召到系办公室去,劈头第一句话便是:“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向系里请假?”我解释说我已向班主席告假,但是L秘书说:“不行!请假三天以上便要填表向系申请,你违反校规要处分。”我自问一向规规矩矩,自小读书至今还没有受过学校任何处分,难道如今难逃此劫?一时的懦弱,我的眼睛被泪水润湿了。后来,L秘书问我以往有否犯过错误,是否自由散漫?因为我没有前科,她最后才转圜地说:“我知道侨生最爱自由散漫,没有组织性纪律性,所以一定要严。此次姑念你初犯,且以往表现不错,就免你记过处分,但要写检讨书,说是因为对请假制度不了解,不是明知故犯。”我千恩万谢了!

第二件事是临到班主席自己头上。期考在即,班主席之祖父突病重垂危,来电嘱其回乡见最后一面。祖父疼孙儿,临终总想看一眼才瞑目。但班主席亲向L秘书告假时却不获批准。他苦苦要求,但L秘书说:“你祖父年老,总是要死。既然病重,你回去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快期考,不能影响考试。以前大炼钢铁时,我系某同学之父去世,系里要他回去奔丧,他为了炼钢,坚决不回去。现在只不过是你的祖父病重,还是回去复习功课吧。”后来班主席的祖父终于死了,他放假回家时只见一丘泥土,世界上已失去祖父的影子!

其他四位秘书,H秘书管科学研究,他是“解放”军转业,保送来我系读书(先读过工农速成中学),由于功课差,不能毕业,便当秘书。R秘书管理系食堂。S秘书管理劳动,听说也是读过大学的。最后是K秘书,管保卫治安,平时很少露脸。每逢系学生食堂加菜,多两片肉,他便施施然骑着单车而来,车把手上挂着一个篮子。进入厨房后(当然连同篮子),便进行装肉工作,然后又架着篮子,骑着单车施施然而去。同学们谓K秘书每逢加菜必来食堂做其治安保卫工作(防特务下毒耶?),于是博得“加菜秘书”美名焉!

决定出国

面对如此恶劣形势,我决定出国。那个时候,出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后来邓小平向华侨保证的那样“来去自由”。这就像当年众多热血青年奔向延安一样,进去容易,出来便不可能了。我必须谋定才思动,制造一个说得通的理由。另方面,我正读三年级,要多一年才能毕业,学业没有完成,也有点可惜。但是一经毕业,就要面对分配,申请出国会更困难。刘正坤书记可能会责问我:“党和国家培养了你,你能这样走吗?”

这个时候,刚好印尼排华,任中侨委亚洲司司长的邱及叔从北京来厦门大学搞资料(厦大有一个东南亚研究中心)。和他一同来的有一位男秘书和一位懂荷兰文的印尼女侨生。负责招呼邱及叔的是厦大副校长张玉麟。

邱及,揭阳客家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是我父亲上海美专的同学,后来又一同在曼谷教书。我母亲曾对我说过邱及是才子,他不但学画,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又懂世界语。我父亲说,邱及在寮国(老挝)时被抓坐牢,刚好当监狱长的法国人也会世界语,在他知道邱及也懂世界语时,因为爱才,便把他放了。1956年,父亲曾到北京探望他,给他带了一些西药,因他有严重的肠病。

有一次我去探望邱及叔,他刚好和张玉麟在谈天。张副校长叉着他那直不起来的腰,说得兴奋,口沫横飞。副校长说他的腰是当年在太行山打游击时搞坏的,在山洞钻了三年,得了风湿。

我对邱及叔谈了我的失望和苦恼,说想出国。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批评我,只说我还差一年毕业,最好毕业后再考虑。我怕夜长梦多,便下了决心,以家庭理由向厦门市公安局提出申请。

1962年夏,刚好读完三年级,我趁暑假回汕头之便静静离开学校,只有松才一人知道我秋天开学时不会再回学校。

1962年秋我静静地到厦门公安局领出国护照,从厦门到广州,住在华侨大厦。突然有两个干部来找我,叫我把出国护照换成港澳通行证。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通行证是专供广东人来往港澳用的。我虽是广东人,但来自福建,原则上不能拿通行证。他们帮我办理好一切,然后对我说,组织上会保留我的共青团籍,出国以后可继续与组织上联系,有空回来看看。我唯唯。他们没有给我布置任务。我明白,他们只是放一条线,留待以后观察。

从广州到深圳,也是住在华侨大厦。那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客家人居住的小村落,华侨大厦孤零零地处在田野的包围中。华侨大厦住了许多要往香港的人,他们每天都到罗湖桥排队过关,而且不保证都能过去。那时的罗湖桥只是一道没有上盖的小小木桥,中方人员在一头,港方人员在另一头。每天进入香港的配额是50人,而且只有广东人才能获准过关,因为港方人员那时有权不让非广东人进入香港。有的人排了多天都不能通过港方的关卡,因为不懂粤语,不能应对。有的人要在华侨大厦住上几天,学几句应付的粤语。如果他们有一天遇上一个比较好心的港方人员,高抬贵手,就可以过去。

回到侨居地后,我参加厦大函授学院化学系学习,后来得了一张四科全部甲级的毕业文凭。

我没有再与组织上联系,这使我后来几乎落入万劫不复之地。我庆幸今天能在这号称东方之珠的海角,写出点滴回忆,供后人参考体会。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我希望我的祖国能早日与世界接轨,早日达成真正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们不会忘记自己所遭受过的苦难,但也不纠缠于这些苦难,只要我的祖国自由了,我所受过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2008年12月10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自由写作》第42期【红色记忆专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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