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朵:一九八八(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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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作者正在策划完成的长篇小说《吾父万年》中的第一章。作者的灵感来自一个文革时期的残破的家庭,呈现在故事中便是一个当过红卫兵造反派司令的男人奇怪的一生。虽然已经足够虚构,但作者仍顾虑重重:”这个小说我不想让国内的任何人看到,是因为我不想让认识我的人看到……里面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我想悄悄的,梳理一下我还能记得起来的童年。”

过去是一盘烂帐,写下来只是为了回忆。只是为了描绘一些熟悉的人,探讨一下他们为什么成了今天这样的人。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被指定为“它唯一面世的地点”,不仅因为“它是永远不可能在国内发表的”,更因为“只有这样,我写起来才能够更加无所顾忌,更加勇敢。”

一九八八(长篇小说选载)

作者:丽朵

爸爸经常说:“二禾,你爸爸的脊梁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啊。”

爸爸说,“你爸爸,穷愁潦倒。”

爸爸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做出种种怪相,在衣橱前面,在镜子前,手舞足蹈,挤眉弄眼,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所以我掌握了一个成语:“穷愁潦倒”。

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我读懂了一个字:穷。我的爸爸很穷,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我们就去还债。上个月我们欠了别人一些钱,有的时候当月的工资还完了钱就不剩什么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粮本,我们没那么多粮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跟别人借粮本,借粮票。我的户口在我妈妈那里,亮哥的户口在他自己家,所以我们都没有粮本,我们要吃爸爸和我妹妹两个人的粮。至于“潦倒”,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爸爸经常为了逗我们发笑把自己撂倒在床上又弹起来,像个不倒翁一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能是很穷的那一种人。但是如果不是爸爸总是说他“穷愁潦倒”,我几乎想不起来我们“穷”这件事,因为跟爸爸在一起的生活很好玩,比如说我们到发展学院院墙外的麦田里薅野菜,隔壁单元三妞的奶奶去薅,她也带着我们,我们薅了野茴香,还有马齿苋,然后到家里面吃它们。我的爸爸总是说,“二禾,三禾,看,爸爸要吃这个鸡腿。”然后夹一筷子野菜放到嘴里。他挤眉弄眼地说,“二禾你看,这个大鸡腿让三禾抢走了!”我哈哈大笑,赶紧去夹野菜,一边说,“这里还有呢,我也有大鸡腿!还有排骨!”

那是一九八八年,我刚从我妈妈家里来到我爸爸家里。后来我妹妹也来了。我妹妹住在吴安庆家已经六年了,吴安庆的小儿子亮哥自从上了高中,就在我爸爸家里住。我们来了以后,亮哥告诉我们说,他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的一年中,就没有见过我爸爸几面,基本上是他自己在爸爸的房子里生活,脖子上挂着钥匙。这跟我妈妈说得一样,我妈妈说,那个姓沈的(就是爸爸)成天在蹿,今天蹿到这里,明天蹿到那里,就是爱蹿,就像一条狗,永远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我的爸爸很神秘,我从小很少见到他,即使看见他,他也是行色匆匆,有的时候上午来到家里,下午就又走了。这么说他不在妈妈家的时候,也不在他自己家,他不在刺槐市的时候,也不在蔷薇县,那么他在哪里呢?有的时候他在刺槐市,却不在妈妈家,我和妈妈到一些地方去见他,他总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住在小旅馆里。有的时候他和一些人一起回到我妈妈家,半夜三更,大呼小叫,喊我妈妈下一锅面条过来。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爸爸和那些人一起消失得精光,只剩下一地褥子,和满屋臭气。

我妈妈说,她曾经把姓沈的堵在家里,不让他出去蹿了,姓沈的就发了疯,把自己的衬衫扯得破了,大喊大叫,就像一条疯狗被关起来的样子。

我妈妈说,姓沈的用一根筷子,从抽屉缝中把她发的工资撬了出来。她刚发的工资,立即就不剩什么了。还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送来了一串葡萄,姓沈的告诉她说,这串葡萄值六十块钱。“为什么那么贵啊?”我妈惊讶地问。六十块钱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我把家里的六十块钱给了他。”

提起姓沈的,我妈妈总是要哭闹一番,我自然也会认为姓沈的不是好人。有一次哭诉到半夜,房间里的灯全黑了,我妈妈搂着我和我的妹妹三禾,继续告诉我们姓沈的多么坏。我的妹妹说,“我们去把他杀了。”

妈妈说,“好。”

妹妹说,“姐姐,你拿着那把枪,我拿着那把剑。”

妹妹说的都是我们平常玩的玩具,是不能用来杀人的。我虽然满脸是眼泪,也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说,“那个杀不了人,三禾。”

虽然那么好笑,妈妈也还是没有笑,我也觉得我笑是不适宜的。再说,我心里那么难受,我的妈妈正像个疯子一样地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喃喃自语,让人看了觉得她很可怕,我怎么还会有觉得好笑的那种感觉呢?

所以不消说我是恨我爸爸的,我来到蔷薇县爸爸身边时,正满怀这种恨意。刚来到的第一天,我爸爸递给我一本书,我把它扔到了地上。我爸爸和我说话,我就骂他。他没有还嘴,也没有生气,他拿一个支架放在蜂窝煤炉子上面,给我烤馒头吃。从蜂窝煤炉子上烤好的馒头热腾腾的,有一层焦黄的疙疤,很好吃。我爸爸把烤馒头递到我手里,我狠狠地骂他,他一直沉默,发出沉重的叹息。他经常发出叹息,你能够从所有人的叹息当中分辨出他的叹息,他在那里,一声一声地叹着。刚才一分钟他还在笑容满面,像猴子一样扭来扭去,下一分钟,毫无征兆的,他就会那样地叹息起来,闭着嘴巴。我口中在骂他,心里却有些难过。又过了几天,他逐渐地告诉我,我的妈妈讨厌他是因为嫌他矮,她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三寸丁,我的妈妈跟另一个男的好了,那个人叫周清。

我知道周清叔叔,他经常到我家里来。我来蔷薇县的头一天,他还在我家呆了多半天。

爸爸告诉我说,去年爸爸回家的时候,看见妈妈在台历上写满周清的名字,对他神色慌张,趁他不注意去找周清。爸爸很穷,妈妈却不,我一直跟着妈妈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爸爸“颠沛流离,穷愁潦倒”(颠沛大概就是颠,晃荡的意思吧,爸爸经常坐火车,火车会晃。流离就是四处漂流离开我们,爸爸对我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他经常坐着火车离开我们)。而且当他流离的时候,他经常都没有钱。他满身尘土和味道地来到我妈妈家,我妈妈却不理他,自己和周清叔叔在一起。一个星期我总会看见四五次周清叔叔,一年到头我顶多看见两次爸爸。周清叔叔高高大大,笑起来脸上有很多横肉,爸爸说周清叔叔曾经威胁他,说要打他。如果他们打起来,我爸爸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开始恨我的妈妈。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是坏人。

当我不在爸爸这里的时候,以前,妈妈告诉我说,有一次,芍药县一个有名的女人被人杀了,意外地发现,她的肚子里怀着四五个月的孩子。她的丈夫在监狱里已经一年多了,这是谁的孩子呢?这女人的爸爸说,他很少到他女儿家里去,一共去过两次,两次都看到我爸爸在那里。——我爸爸是芍药县的名人,文革时期他是芍药县的一把手,响当当的红卫兵头子,革委会主席,武装革命攻进县政府夺了权的,芍药县没有人不认识他的。——所以这是我爸爸的孩子。我爸爸有三个孩子,我和我妹妹之前,他还有一个女儿,是跟前妻生的。据说死了的女人肚子里的是个男孩。我妈妈告诉我这些,还告诉我说,文革结束后,我爸爸的材料被整理起来,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搞女人的材料,上至五十岁,下至十六岁,一共六十几个女人。

在相信爸爸恨妈妈的同时,我怀疑以前听到的这些都是妈妈编造的。在我跟着我爸爸来蔷薇县之前,因为妈妈总是编造,我早就相信了我爸爸是个大坏蛋。我想起来其实很早我就很爱我的爸爸,尽管很少见他的面,听见他的声音仍然令我的心砰砰直跳,爸爸是不同于世界上所有人的一个人,一个唯一的、确定的、重要的人,没有什么人比他更重要。

我曾经在我家崭新的大衣橱上用发卡写道:“我爱你爸爸。”但是没有写完,只是写到了“我爱你父”,还有一些笔画没有写。我正在写着,妈妈回来了,我就匆忙从那个地方跑掉。我的爸爸也是爱我的,虽然我不常见他,但我知道。我的妈妈却总是对我说,“虎毒不食子,那个姓沈的连自己的孩子都要害。”我一想要为爸爸辩解,妈妈就大哭大骂起来,把我骂哭。她说我爸爸害了她和我,我却还以为他是好人。

我相信我爸爸是大坏蛋已经很久了,久得让我自己以为我不会再改变了。一些问题我已经想清楚,并且用小刀在大衣橱上的字迹上划了几道。但是现在,我爸爸告诉我我妈妈才是坏人。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到底是爸爸坏,还是妈妈坏?我这样想着,努力地分析,仔细地分辨。他们说得不一样,我得选择,选择相信哪一边。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相,另一个人在说谎,那么谁在说谎?我必须恨他们之一,我的恨一旦决定了,就不能够再改变。妈妈对我说的一切可能都是她编的,因为爸爸就在这里。他对我是这样疼爱,从来不像妈妈一样训斥我,把我当成敌人一样,骂得我抬不起头来。他是这样的穷,无辜,善良和多愁善感,他是这样的叹息着,这样地跳来跳去逗我们开心,每天捧着书读来读去,说的话那么有道理,我还是决定爱我的爸爸。

一九八八年,我和我的妹妹还有亮哥,我们三个人跟我的爸爸生活在一起。

我的妹妹头发黄黄的,剪得很短,穿着难看的乡下衣服,看着完全是个乡下小孩。她从小在农村吴安庆家长大。她到吴安庆家的时候一岁不到,现在她已经七岁了。据吴安庆的老婆、我妹妹的“娘”对我妈妈说,这么多年来,在我妹妹身上花的钱,一毛一毛摞起来有她这个人这么高了。我五岁那年我妹妹回过一次我妈妈家,她的娘跟着她。远远地我看见我妹妹冲着我跑过来了,我的心情激动,我很想念她,我们俩都飞跑着最后抱在了一起。后来我想起来,总觉得那一刻是最幸福的,因为接下来一切事情都变得不像我想的那样。我以为我的妹妹回家了,为了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会像解渴一样多呆在一起解决彼此的思念。而我想错了,我妹妹在我家的时候,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捉弄我。

她捧着一个碗走过来,没有端好,把它打碎了。她惊讶了一下,很快地转过身,用手指指住我说,“二禾把碗打了,都是她!”

明明是她打的,大家都看到了。然而她们赞成她,觉得她天真无邪、好玩,她们都笑了起来,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我。

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被窝,本来一起睡的妹妹钻到了妈妈被窝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妹妹说,“因为我尿床了。”

妹妹指着我说,“二禾,你在我的尿上睡了一夜!”

她剪了我喜欢的画片,并从另一间屋逡巡过来,探头探脑,看到我盯着被剪掉的画片发呆,跳出来喊:“我剪的!怎么样?”

“你奶奶的。”

“你骂吧!”她似笑非笑,却又绷紧了脸想要严肃。我一生气躺在了地上,她走过来坐在我身上,压着我。“我奶奶就是你奶奶,咱俩一个奶奶,你骂吧!”

我向我的妈妈、她的娘和她自己解释这种种事情的道理,我告诉她们我没有做错而她所做的一切都没道理。她们不听。她们觉得我太过认真,大人们议论说:“你看她死心眼。”有的时候,她们三个一起嘲笑我,我的妈妈笑得很大声,赞美我的妹妹,说她聪明。我的妹妹得意洋洋,她总是绷不住脸上的表情,当我快哭出来时,总能看到她掩藏不住的笑意。

有一天我的妹妹遭遇到我的回击,二话没说,她跑到阳台,假装要往下跳。我知道她不会跳,因为她在阳台已经很久了,没有一点跳的意思,我的妈妈看见她在阳台上之后,她才作势要跳的。这场风波延续了好几个小时。我被我妈妈狠狠地批评,哭了起来。

我正在哭,我的妈妈来到我的身边,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她就快走了。”

“什么?”我问。

“你妹在这里呆不了几天,暑假快结束了,她很快就会回到农村。她走了以后,这里还是咱们俩。”我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教育她?”我哭着喊道。

“她就来这儿几天,我还去教育她?”我妈妈说。

“她是你的女儿,你不该教育她吗?将来她怎么办?”我说。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书呆子。”我妈妈说。

我一直担心我的妹妹长成一个坏小孩,这种担忧随着时间过去,变得越发强烈。不久前我和妈妈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刚刚会写字,她的一多半是汉语拼音的信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打算来看我妈妈。

我到了我爸爸家后不久,我的妹妹也来了。她离开了吴安庆家,到了爸爸家里。现在我和我的妹妹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我们都在这里,只是这里没有我的妈妈。我上了四年级而她上了二年级。我们都进了东街小学读书。

蔷薇县东街小学跟我以前读书的刺槐市实验小学不一样,男生和男生玩,女生和女生玩,男生坐在一起,女生坐在一起,互相之间不说话。

我每天从红砖楼里出来,要在发展学院校园里走好久一段路,然后到了马路上。只消穿越一条马路,一条我经常看到农民在上面晒麦子的马路,就来到了一片树林。我在林中走半天,爬好几个土坡,来到我的学校——一个院子里的几排平房,我的教室在最后一排的第二间。进教室,我坐在第二排,我的同学是女生,周围也都是女生,她们对我很好奇,围住我问许多问题。

这条路最引人入胜的是发展学院的那段路,一路上开满了各种野花,飞着蝴蝶,还有人种了许多蔬菜。出校园后门时有一条小河,河边有许多美丽的石头。那个树林不好玩,有一次,一头猪死在了树林里,或者是有人把死猪扔进了树林,很久都有一种臭味。

我从刺槐市放学的路上没有野花、蝴蝶、小河、石头和树林。

我对围住我的那些女同学说,在我们刺槐市,我们都是男女生同座位的。我们刺槐市教室是很干净的,每天都有人做值日生,打扫得一尘不染,如果谁往地上扔一片纸屑,有人就会告老师,他就要做一整天值日生。我告诉她们,我们班的袁明明、邱锦都是很漂亮的,那一次我和她们一起唱小合唱还上电视了。我告诉她们,我们老师布置很多作业,不到晚上10点根本写不完。

数学老师讲课完了以后,我告诉她们在刺槐市实验小学,我们老师都是讲一节课,题目课下做,不像这里,老师讲20分钟,就让人做题。语文老师讲课完了以后,我告诉她们,鲁迅姓周,名叫周树人。她们都在听着我说。

在东街小学的第一个周末,我邀请她们到发展学院来玩。一共来了四个女孩:杨玉梅,侯春梅,魏华,张芳。我带着她们去那片我最喜欢的草地玩,抓了蝴蝶,拔了野菜,捡了石头。魏华教给我把一种草拔出来,那种草的草根可以吃,是白色的,嚼起来是甜的。

很长时间我的爸爸都没有出去“蹿”,他在家里守着我们。顶多就是家里会来很多人,很多乡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从芍药县来的,他们在我家一住几天,走的时候总会从爸爸这里拿点路费。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我家。他们或许跟亮哥和妹妹的大大一样,跟吴安庆一样,是我爸爸的老熟人,老关系。我爸爸二十年前就跟他们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的家就像一个小旅馆,总是住着一到几个陌生人,他们当中有人会住比较久,还有人不时地来几天。不住宿只是白天过来的人就更多了。

我不认得那些人,也不必认得。尽管我们没钱,我的爸爸还得经常招待他们,有时候给他们钱。

亮哥给我买了一只小灰兔,我经常带着它去楼下吃草。如果有更多的兔子就更好了,小灰兔不会太寂寞,可是亮哥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只买了一只。我的妹妹同我一起养那只小灰兔,但她更喜欢跟三妞一起玩。三妞家有三个女儿,大妞跟我差不多大,还有二妞和三妞,除了大妞,她们都经常到我家来玩。电视里在播着《神雕侠侣》,我让三妞的奶奶帮我做了一个戴在头上的飘带,像小龙女一样的,我很喜欢戴着它。我的妹妹嘲笑我,她抢过我的发带,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扒着镜子看。她的头发很短,又黄又稀,看了镜子,她还是很满意。她转过身,伸手指着我说:“二禾!三妞说这个是送给我的,不是你的!”

发带让妹妹抢走了。她戴着的时候,喜欢看我的表情。我把脸转到一边去,假装不注意她。我知道她并非真心喜欢这个发带,她只是想要抢走我喜欢的东西,想看见我心疼或者难过。三禾说:“二禾,你不是你妈的心肝宝贝吗?你让你妈再给你做一个吧。”我说,“三禾,我妈也是你妈。”三禾说,“我妈在农村,我妈的男人叫吴安庆。”我说,“那是你娘,你大大。”三禾说,“娘就是妈,妈就是娘。”我想了想,她又把话说错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她。

三禾带着一群小孩,包括三妞在内,在发展学院的院子里疯跑,他们在路上把我拦住。“二禾!你到哪里去?”三禾站在一群小孩的前面,双手张开看着我,似笑非笑。

“我去找东东玩,让他把他的两只小白兔子抱下来。”我说。

“你是女的,去找一个男的,不要脸。”三禾说。

她说的话让我满脸通红,她身后的小孩们也都露出笑容。我站住了盯着三禾,看了一会儿,便向相反的方向跑掉了。

我多了很多时间,在蔷薇县不必好好地做作业,我的爸爸也不会管我学习的事。每天我和妹妹在发展学院玩,还有二妞三妞她们。发展学院已经没什么学生了。我爸爸说,发展学院“垮台”了。

我爸爸说发展学院是“胡耀邦”办的,胡耀邦一倒台,发展学院就“垮台”了。

他说的什么我也不懂,但这件事似乎是跟我家的“穷”有直接关系的,学校“垮台”了,工资就会少。这是个穷途末路的学校,正适宜穷途末路的人。学校“垮台”之前,我爸爸已经“垮台”了,比“胡耀邦”垮台还早。这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子,几栋家属楼外是很大的空地,被人种上了各种蔬菜。穿过这些蔬菜,就会来到教学楼,那上面一个学生都没有。还有宿舍楼,也坐落在一片菜地中间。有一次家里来了人,住不开,我的爸爸跟人要了钥匙,打开一间学生宿舍让我们住。晚上有无数大蚊子,搞得每个人都没有睡好。大概是离菜地太近的缘故。有一栋教学楼的顶层是一个露台,无比宽阔,我们可以尽情地在上面跑,四周被栏杆围着,栏杆外就是深渊。我很害怕过去往下看,我的妹妹不怕,一次次跑到那里去,她得意地回头喊:“你过来呀,过来呀,胆小鬼!”

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上的白云和下沉的夕阳。有时候看到被染上颜色的天边,粉红色的云彩就像躺着的仙女。

我们可以在顶楼玩,一天又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我的妹妹,那头发枯黄的圆脸蛋小姑娘,那身材矮小的小猴子,她在可怕的深渊那里,扒着栏杆往六层楼下面看。为了不感到害怕,我平躺在地上,歪着头看天边的夕阳。夕阳和红云,它们非常美丽,就像在刺槐市我偶然看到的一样,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妈妈也在这枚太阳下面,她也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间里,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此时此刻,她是否会想起我,和我的妹妹。她周围的空气环绕着她,我却无法够到她。很多年我们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分离过。我会心脏皱紧了一团地想念她,不知道她是否因为想念我而难受。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浑身都像小猴子一样脏。我的爸爸给我们洗澡,他打开水龙头,灌了满满一水池水,把我们脱得光光,先洗一个,再洗一个。我的妈妈都好久不给我们洗澡了,我们早就会自己洗。爸爸给仔细地洗完,还会一直把我们抱到床上。

“二禾,三禾,你爸爸的脊梁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啊!”我的爸爸这样对我们说。

我们环绕着他坐在黑屋子里,没有开灯,这样似乎凉快些。我的爸爸伸手把我们揽到他的身边,抱着我们,唱:

娘的眼泪似水淌,

点点洒在儿的心上,

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

含着眼泪叫亲娘,

娘啊,

娘说过那二十六年前,

数九寒冬北风狂,

……

他唱得很好听,我们认真地听,一段又一段。我妈妈说过,文革伊始,沈西崁的一封小字报张贴的满县城都是,题目是《致妈妈的一封信》,每一个读到那封信的人都深受感动,全县的姑娘们就像疯了一样地追随着沈西崁。但我的妈妈不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她还小,每天看到沈西崁跟他的前妻路过她家门口,两人都戴着大口罩,穿着绿军装,行色匆匆,仿佛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他们俩经常住在她家隔壁的张钦家,同她家只隔一道院墙。每次沈西崁出现在张钦家,大街上总会有人窃窃私语,“沈西崁来了!”那些年县城里每一个人都在议论沈西崁,我的妈妈对他也发生过好奇,她曾经扒着墙头向张钦家里看,正巧沈西崁和他的前妻坐在院子里,他们向她打招呼,我的妈妈含羞跑掉了。

吴安庆家就在那个县城下面的乡镇,镇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三禾是沈西崁的女儿。当我爸爸想把他女儿送到农村时,有很多家庭抢着要。有很多年,吴安庆一家以收养沈三禾为荣。这些年我们没有给过吴安庆家一分钱。

我的爸爸唱完了又吹起了口琴,我和妹妹紧紧地搂着他。

我们都爱着我们的爸爸,二妞三妞她们也都喜欢我的爸爸,他总是会做怪相逗小孩,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空旷的发展学院是很好玩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玩,有时候我爸爸也加入这里玩的队伍。我和二妞和爸爸三人跑到操场玩,操场上长满了荒草,有的地方比人还高,所以是很好玩的地方。我的爸爸抱着二妞,坐在地上看落日。我想我爸爸跟我有同样的癖好,很喜欢看落日,那落日看了令人总会想起什么人,想得心里面酸酸的。我爸爸看落日十分入神,他把二妞抱在他前面,用双臂环绕着她,让她一动也不能动。二妞这个小猴子从来没有这样老实,她坐在我爸爸腿上,整个人倒在我爸爸怀中,被爸爸的手臂揽着。他们坐在那里,我跑到别处玩了一大圈回来,我爸爸还抱着二妞坐在那里。

有一天,又有一个老家的人来了。进门之后,我就看见了他。他跟所有芍药县来的人一样,人过中年,灰头土脸,一口芍药县乡音,看上去老实巴交,却总被爸爸形容得十分狡猾。我在房间里玩了一会儿,就到厨房里去,却意外发现阳台上站着一个人。她是谁呢?看年龄,她大概是亮哥的同学吧。

吃过中午饭,那个中年人就离开了。他的女儿却没走,她在我家住了下来。爸爸在吃饭时介绍说,她是我爸爸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从芍药县请来的保姆。

接下来的一天,保姆把我的家收拾了一遍,带门的柜子里放着的茶壶全都被擦洗得亮晶晶的。

保姆名叫王永利,二十岁,比亮哥大三岁,看着比亮哥还小一些。她有肉嘟嘟的一张脸,很小的眼睛和很小的嘴巴,微胖,一身雪白的肥肉。

一个星期以后,傍晚,那个保姆对我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出了发展学院的大门,沿着大马路朝前走。保姆一直在问我妈妈的事,她问我是否想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个怎样的人。我觉得她很烦,她问三句,我还答不了一句。保姆突然之间停下问,“我做你的妈妈好吗?”

我顿住脚,盯着她的脸,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就往回跑。

第二天她叫了三禾出去,大概说了同样的话,三禾回来告诉了我。她神秘兮兮地说那个人要做我们的后妈。“不行!”我对着三禾声泪俱下,“咱们一定要反对。”

三禾同意了我的说法,她说她也不能喊那个人妈妈。

我又恢复了初来蔷薇县时对爸爸的态度,又哭又叫,无论保姆王永利对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只是骂她。

我告诉我的爸爸他一定不能跟那个女人结婚。一九八八年,我的爸爸四十四岁了,比那个女人大二十四岁。我的爸爸不能是个流氓,他不可以这样,一脸胡子的他不能跟小他二十四岁的一身白肉的女人结婚,这样会让我觉得恶心。

“子女不能干涉父母的婚姻,父母也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我的爸爸对我说。

“不行!你们俩都不要脸,你是王八蛋!”我说。

我还问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答应前段时间给他介绍的那个人。我爸爸说,介绍人骗他说那人离异无子女,可据他打听那人带着个男孩子,已经八岁了。我说那蔷薇县一定还有,还有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没有孩子,他可以找。我爸爸说他爱找谁找谁,这种事情不是我管得了的。

我于是躺在地上放声大哭,从下午一点哭到晚上八点。对门的邻居来了,楼下的邻居也来了,隔壁那栋楼的邻居也循声来了,后面楼的邻居也来过了。整个发展学院都听得到一个小孩在歇斯底里地哭。

我催促他把那女人赶走,那女人却没走,像主人一样在我家里住下来。她穿着领口很大的衣服,露出很大面积的白肉,笑得扭捏,说话拿腔作调。每一个来我家的人都奇怪她是谁,我总是拉长着脸说她是我家保姆。一有机会我就骂她,有一次大声地骂她“窑姐”,我的爸爸听到了,他气急败坏,把我扔到床上,在屁股上打了好几下。他打得有些疼,我没命地大喊大哭起来,一哭又是几个小时。我的爸爸大声说话,试图跟我讲道理,他的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做作,就像是在排演样板戏,他的愤怒听起来有条有理。

“那是你的姨,小孩不能跟大人那样说话。”

“不是!不是!”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坏!”

“啊!啊!”

“二禾,我再告诉你一次,你爸爸是大人,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

“王八蛋!不要脸!”

“你那样喊你那个姨,你是不是做错了?”

“窑姐!窑姐!”

我亲眼看见她光着身子和我的爸爸搂作一团,是我走到那间屋子里时碰巧看到的。我的大脑顿时乱了,我想这个女人大概是退不回去了。我很快地走出那间屋子,我的爸爸很快也走了出来。我坐在地上大哭,我的爸爸问我为什么哭。他说我看错了。

我的亮哥回来了。

亮哥一直在住校,这两天,他突然回来了。据说他在跟班里的女同学早恋,是我的妹妹告诉我的,妹妹还说,他失恋了。

失恋后的亮哥自己躺在床上,插上门,谁也不让进。他房间里的录音机里播放着: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和妹妹踩着凳子,爬到他房间的小窗口,隔着窗户看着他,对他指指点点。无论我们怎么说,亮哥都不吭声,我们更加大声地说他:

“疯子啊?”

“你看,他疯了。”

亮哥突然地站起来,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他把录音机拧到最大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发出来:

一无所有!——

我俩吓得大叫起来。录音机的声音又被旋小了。我俩拍着胸口说,“吓死了。”

“你看,他疯了。”

我们仍然趴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看着他。

亮哥是个时髦的青年,他穿牛仔裤,录音机里成天放着崔健和张蔷。他平常不跟小孩说笑,总是独来独往,你问他三句话,他说不了一句。回到家的第一天,我爸爸把亮哥叫过去,向他介绍了王永利,说她以后在我们家生活。亮哥神色怪异,一言不发。下午,我的爸爸发现家里的墙上,在一块写着“南飞雁”的镜框上方,插着一把小刀。

我爸爸很生气,说这是“飞刀事件”,立刻召集所有人开家庭会议。

“是谁策划了这起事件?”我的爸爸说,“这是一起不寻常的事件,出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一把小刀,一把飞刀,插在了书房的心脏上。策划者有什么样的意图?”

我的爸爸煞有介事地说着,九岁的我,七岁的三禾,一分钟前还在听张蔷浑不在乎的亮哥和满脸呆痴一身白肉不认识几个字的王永利听着。

“小亮!”我的爸爸突然提高声音,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站出来!”

亮哥斜着眼睛看了一下爸爸,没有动。

我的爸爸停下说话,发出了一声叹息。沉默长达三分钟,他又改变了腔调,说:“吴小亮,你站起来,我有话要问你。”

小亮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站得歪七扭八,白眼朝天。

“请你们大家看一看,”我的爸爸说,“看一看吴小亮今天的样子。你们看:这就是他,他的头高高地昂着,好像在天花板上寻找着什么。如果他把头再垂下一点,他就能看到那把飞刀了。那把对他来说非常熟悉的飞刀。”

我们都觉得我的爸爸这样说话很好笑,但是又不敢笑。我偷偷地看着我爸爸的脸,我以为他自己也会想笑的,他就像在舞台正中间表演朗诵。可是他没有笑,他好像是真的。

我的爸爸惯于用很有道理的腔调说话,他跟所有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但人们都觉得他就是那样的。这是沈西崁呐,沈西崁就是那样的,没什么奇怪。所有人听到他那么说话,都会尊敬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亮哥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的目光本来是涣散的,听爸爸那么一说,有点僵住了,既不愿意低下头来,继续往上看又有些尴尬。我看到亮哥站在那里,停住了原先的晃动。

“小亮,你为什么扔这把飞刀?”

我们都在期待着他的答案。

“随便扔的。”小亮终于说话了。

“好。”我爸爸赞成似的点点头。“随便扔的。那么就是说,这把飞刀有可能出现在家里的任何地方。为什么不是厕所?为什么不是厨房?为什么不是二禾和三禾的房间?最有可能出现这把随便就飞来的小刀的,是你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虽然小,却是我特地把那间小厅改造了给你住的,你为什么不把飞刀插在自己的床头?”

“小亮!”我的爸爸提高了嗓门,“你为什么把飞刀插到你沈叔叔的座位上方?”

我向插着飞刀的那面墙壁看去,在飞刀的正下方是那块牌匾,那匾是爸爸“书斋的斋名”,爸爸说的。他说他在南方长大,却在北方那个小县城开始了政治生涯。我的爷爷,从南方的军队转业出来,在那个小县城被安排了一个局长的闲差。我爷爷每天就喝喝酒,是著名的沈疯子,据我爸爸说,他坏透了。我的爸爸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南飞雁”,每天坐在那块牌匾下面,看书,写字,以及做其他不着边际的事情。

“别说了,西崁。”王永利突然不得体地插话了,她庸俗的语调跟我爸爸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很不协调,“小亮你也消消气。你们爷俩别计较。”

“你不要插嘴,”爸爸对着王永利摆摆手,“你懂什么?你爸爸跟着我搞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在爸爸的书房东翻西翻,打算找一些书来看。

有一大排书叫做《丑小鸭》,让我想起看过的一个童话,拿下来看时,却不好看。我喜欢看一本《港台文学选刊》,还有高阳的《金缕鞋》,还有好几种《董小宛传奇》。

还有很多《鸭绿江》,有一本上面在说现在的诗歌,说有一种诗叫朦胧诗,朦胧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看不懂。比如说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生活》,整首诗只有一个字:网。

原来朦胧诗是这样的一个坏东西,看到那首诗,我笑得要命。

后来我翻到好几本相册,就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前几页上面贴满了毛主席的照片。有生活照,也有讲话的,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我的爸爸曾经说,他见过毛主席。然而我的妈妈说,他是混在一群人当中见的,不是单独见的。那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的爸爸在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当中见了毛主席一面。然而看到相册上的毛主席,我总是觉得他跟爸爸有点像,他的照片贴在我家相册前面,令我觉得他是我家的一份子似的。

对有的人就是这样,你虽然不认识他,但总觉得他很熟悉。比如毛主席。比如刘宾雁。我不知道刘宾雁是谁,但是爸爸经常跟人说起他。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爸爸口中,我觉得他大概是爸爸的一个熟人,也许我曾经见过。

我的爸爸曾经对我说,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复杂,就像对他的父亲一样。他恨他,因为他非常坏,然而又对他有感情,割不断。

毛主席的照片后面是爷爷的照片。他非常帅,穿着白衬衫,我的奶奶站在他的身后。他旁边坐着另外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人,那人身后也站着他的老婆。奇怪的是,我爷爷和那人都高高地翘着二郎腿,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曾经听爸爸说过,那军装的人,是爷爷的警卫员。

我爷爷在战场上打仗不要命,在部队一直升迁。当年在长白山行军时,他射杀过一只猴子,被母猴子追踪了五天五夜。那只母猴子一直跟着他们的队伍,一直到把爷爷逼疯。到如今,爷爷喝多了酒,就会说起跟母猴子一模一样的话:

“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啊!”

我爸爸一直说我爷爷很坏,但我不知道他如何的坏,干了什么样的坏事。我听到的不过是他喝酒,打孩子。还有,我知道他爱我。每当我到了他家,他就一遍一遍地对我说醉话,他说:二禾,我是你的爷爷。你别忘了。他还指着在一边默默地凝视着我的奶奶说,你看,那个女的,她是你奶奶。一连说二十多遍。

我正在翻看着相册,我的爸爸进来了。他把柜子里的其他东西也翻出来给我看。有一个文件袋里面盛着许多旧信件。他拿出了妈妈写给他的信,有一封信要求和他离婚,他让我从头看到尾。那封信说,两个人长期分居,结婚十年,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年,她实在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她已经电大毕业分配到学校,她向学校提了要求,自己的丈夫也是大学毕业,要一起分到学校里来,结束这种分居生活,学校已经有人答应。请他快点过去活动这些事。如果他不同意,那只有离婚一条路。

提到离婚之后,又有许多愤激的语言,说沈西崁,你是个王八蛋,这些年做的坏事数不胜数,我经常想要剥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你害了我的一生。坏人总会有报应的,我等着看你的下场。

骂我爸爸的这些话,也是她经常对我说的,一点也不奇怪。

放下信我问我的爸爸,“你为什么不去刺槐市?”

我爸爸愣了一下说,“你妈妈不希望我去刺槐市,她正在跟周清相好,你想想,她怎么会想让我去呢?说联系好了学校只是一个幌子。”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就紧紧地盯着他的脸,想看清楚他有没有说谎。我看到了他浓重的眉毛,透露出悲哀的眼睛,和棱角分明的嘴。我妈妈说他年轻时候是美男子,现在他老啦,我看到一个四十几岁男人满罩尘光的脸。

我爸爸又低头翻找那个大文件袋,从中又找到一封信让我看。他说,那是他的前妻程志远在狱中写给他的血书。我之前知道,程志远跟他是革命夫妻,他们在芍药县叱咤风云的时候,我妈妈比我现在大不了多少。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封信,原来血书并非如我想象,是用血写成的字,在钢笔写的字下面,有一道一道的鲜血划着,仿佛着重号。我看那些着重号的部分,那上面写着:

我永远爱着你,哪怕我自己是黑心狗肺,不配得到你的原谅。在这里的五天五夜,我一直在想着,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

这些强烈的字眼让我看了脸红,这封信好像烫手一样,我马上把它丢开了。我的爸爸拿过那封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对我说,“这个程志远,她是个坏女人,坏透了,坏的没法。我把她送到派出所的时候,她还是光着腚的。”

我的爸爸同我描述当时的情形,他半夜一点捉到她和另外的人在家里耍流氓,二话不说把他们送到了派出所,从家到派出所这段不短的路上,两个人都是光着屁股的。程志远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在狱中给他写了这封血书。出狱之后,他们就离婚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一年半。

我的妈妈也同我谈起过程志远,她说我爸爸的第一个孩子是程志远生的,比我大七岁,在芍药县时她经常见到那个孩子。那女孩原叫沈若,程志远给她起的名字,“若”是“苦出头”的意思。现在她叫程若。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因为她妈妈怀着她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爸爸就和她的妈妈离婚了。

“你爸爸不承认那是他的孩子。”我的妈妈以前告诉我说。

“你和她的孩子是叫沈若吗?”我问我的爸爸。

“是。”我爸爸慢慢地说。

“沈若是你的小孩吗?”我问我的爸爸。

“她是。她是你和三禾的大姐。”我的爸爸说。

我下定了决心跟王永利对抗到底,坚决不同意她和我爸爸的婚事。我经常辱骂她,如果有机会我就打她。有一次我从一条路上飞奔着,看见王永利在前面,和一个老太太一起慢慢地走着,就跑到她的身后,狠狠地拍了她后背一下。王永利大叫了一声,那个老太太回过头,仿佛吓坏了的样子,我认出她是一个邻居。老太太说了我一通,说我不该这样拍她,可不得了。我什么也没说地跑掉了,她是想当我后妈的那个坏蛋,不应当给她好果子吃。

在外面玩了好大一阵子才回家,我的爸爸好像已经知道了我打了她那件事,喊我进到书房谈心。我其实不过拍了她一下,只是一下,她不会很疼,我爸爸还这样严肃,这样跟自己的女儿过不去,肯定是王永利告状。所以我进到书房之后,先是激动地说了一阵,那个姓王的没安好心,她想要骗我们,她是骗子。

“她骗你爸爸什么?”我爸爸好像被我说笑了,“你爸爸这么穷。”

“你有书。”我想了一想说,“你有很多书,可以卖钱。”

“那她为什么不去有钱人那里直接骗钱呢?”

我说,“她不认识有钱人,她只认识咱们。”

“你爸爸又老,又穷,又有你们这两个拖累,人家不嫌咱,愿意上咱家来,还被你说成是骗子。”我爸爸说。

“她就是骗子!”我唯恐我的爸爸不相信,因为这是我认真思考了很久得出的结论。二十岁的王永利愿意嫁给那么老的我爸爸,她一定有什么目的。我的爸爸常说我家的一屋子书是无价之宝,那么王永利大概是想把这些书据为己有。我想了很久,相信就是这样的,而我的爸爸竟然不知道。她这种女人啊,我爸爸太善良了,怎么会看得穿她。

“她想骗走咱们家的书。”我一股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有了我的提醒,爸爸也许会对她留点神。

从书房出来之后,三禾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你一掌把王永利的孩子打掉了。”

“孩子?王永利还有孩子?”

“王永利怀了咱爸爸的孩子,今天在路上走着,你打了她一巴掌,她就流产了。”三禾说。

“你听谁说的?”

“王永利从外面回来,就进了厕所,马桶里全是血,王永利不停地哎哟叫。五楼的那个老太太跟她一起回来的,说你在路上打她的腰了。还说王永利流产了。我听见她跟咱爸爸说的。”

尽管我很希望王永利受到伤害,这件事还是让我觉得很可怕。我再次回忆了一下,那一下打得不重,所以很奇怪那个老太太会反应那么大。

第二天我又听到三禾说,王永利的孩子不是我打掉的,是她和老太太一起去医院做的手术,我碰见她们时,她已经做完手术了。

我爸爸每天都在逼迫我同意他和王永利的婚事。

我一直怀疑他们偷偷去领了结婚证了,瞒着我一个人。我多次问过我爸爸,他说没有。我也问过三禾,有时候她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有时候又说没有。大妞告诉我说三禾其实已经屈服了,她已经同意了我爸爸和王永利的婚事,还对王永利说,“现在我叫你姨,等你们结了婚我就叫你妈。”大妞说这是她亲耳听见的,她带着二妞三妞在外面玩碰上了她们,就偷着去听。我想大妞一家已经完全知道我们家的事了。那个五楼的老太太也知道了。三禾并没有像一开始答应我的那样,尽一切可能反对王永利,本来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只有我自己孤军奋战。

我怀疑王永利要向我们姐妹下毒手,因为我们反对。现在三禾不反对了,那么我就更有可能遭遇她的谋害。凡事都要小心些。王永利给我端上来一碗清汤面,我仔细地看那碗面,上面漂着许多泡沫。

“这是什么?这些泡沫是什么?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问王永利。

“没放什么东西啊。”王永利说。

“放了点老鼠药。”亮哥说。

我凝视了那碗面一会儿,还是端起来吃完了。我知道里面有东西而死,跟稀里糊涂被她害死比,要好多了。吃这碗面之前,我提醒过亮哥里面可能有东西,如果我死了,他们都会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爸爸也就不会再上这个女人的当。

后来我没有死。我想她也许在使用慢性的毒药。每当我有些头痛、腹痛或者伤风感冒,我就怀疑是中毒导致。这阵子我经常觉得有哪里不舒服,经常停下做一切事情,静心感受,聆听来自身体里的一切声音。也许哪一天我会毒性发作突然死亡。

有一天早上我吃了一些肥肉。肉是五楼邻居老太太送来的,王永利把它们全都炼成了大油,把剩下的肥油丁给我们吃。吃过之后不久我就难受极了,我的爸爸说,“吃得太油,腻住了。”他给我倒来一杯热茶,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在床上翻来滚去。他帮我揉肚子,大手温热而粗糙。一个小时以后我好多了,就那么躺着,我爸爸和我说着话。三禾上学去了,王永利不知道哪里去了,亮哥也不在家,只有我们两个人。

“最近我总是难受。”我说。

“哪里难受?精神上还是身体的?”我爸爸问。

“有时候肚子疼,有时候头疼。”我说。

“小孩子会有一个阶段多病,过了这个阶段就好起来了。”我爸爸说。

我爸爸不知道王永利的阴谋,可是我也没有拿到王永利怎样的证据,也许有一天我死了才会有证据。

“你别让王永利做饭了。”我说。

“好,爸爸给你做饭。”我的爸爸说。

我点点头。“你做什么都行,烤馒头片也行,凉拌白菜心也行,我爱吃。”

我的爸爸只会做一道菜就是凉拌白菜心。

“哈哈。”我的爸爸说,“我们吃凉拌白菜心,不吃肉,肉太难吃,吃太多了难受。”

确实,我想起那些肥油心里面就难受,然而我知道不是肉的原因。

“王永利她怎么还不走?”我说。

“她一时不走。”我爸爸慢慢地说。

“她什么时候走?”

“她不走,你和你妹妹需要她照顾,你爸爸照顾不过来。”

“我不要她照顾。她才不愿意照顾,她只是为了跟你结婚。”我说。

“王永利,是你爸爸请她过来照顾你们的。”我爸爸说。“你爸爸必须找个能代替你妈的人来照顾你们。爸爸知道,在你心里谁也不能代替你妈,可你妈她不愿意跟我过啊,你的爸爸很想跟你妈继续过下去,至少为了你们两个。你妈逼着我离婚,法院的传票我收到了两张。这些事也都不提了,过去了。可咱们爷仨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我明确告诉你,二禾,你爸爸是不可能一个人带大你们俩的,家里必须得有个女人。”

听到我爸爸说我妈妈那段,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爸爸说的似乎很有道理,虽然我完全知道王永利是个坏女人,我还是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我的爸爸。

“爸爸向你保证,王永利她有一万个胆,她也不敢欺负到你和三禾头上。你爸爸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怎么能连这么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你也太小看爸爸了。”

我爸爸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令我一下子觉得,王永利或许并不敢给我们下毒,因为我的爸爸饶不了她,她应该害怕我的爸爸。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昨天看了一本书。”我对我的爸爸说。

“什么书?”

“书名是《故事新编》。我还以为是好看的故事书呢,结果从头看到尾,那上面的故事都很奇怪。那个嫦娥,她为什么总吃乌鸦肉的炸酱面呢,她家不是还有饼和辣酱可以吃吗?”

“这是大人的故事,”我的爸爸说,“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当一个女人打算走时,挽留是没有用的。你的妈妈想要跟我离婚,我不想,那么她会想尽一切办法,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我的妈妈,她并没有跟别人结婚啊。你要跟别人结了婚,如果她后悔离婚了怎么办?”

“你妈她看不上你的爸爸。”我的爸爸说,“随她吧。你爸爸这一辈子,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跑,不是第一次了。你爸爸现在不比从前了,你爸爸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以前你爸爸很爱你的妈妈,在错误的婚姻中迷路了十年,现在呢,穷愁潦倒,能有个人愿意嫁给他就不错了。”

我的爸爸所说的这些话,让我想起一些年以前,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电影的情形。那场电影让我学到了一个成语:一刀两断。出了电影院后,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妈妈跟我说了,我爸爸在一旁打趣道:“我和你是一刀砍不断的关系。”

当时我爸爸说那句话,似乎并没有打算让我听到,他俩是悄悄说的,我偏听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俩之间很少出现那样的亲密,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我本来对他们的婚姻提心吊胆,听到我的爸爸这么说,当下就觉得释然,他们大概永远不会分手。然而他们并没有像那句话说的那样,现在,他们俩一刀两断了。

“你的妈妈,她心里有了别人了。她就像嫦娥,已经吃了奔月的灵药,她已经飞到天上了,这件事是无法回头的。你爸爸这一辈子不再有爱情的向往,我只是找一个人来照顾你们。这个人不能是有孩子的,如果她自己有孩子,她就和咱们不一条心。你爸爸还能找谁呢?你看那个王永利,大字不识,身材矮小,农村妇女,哪点都没法跟你妈比。你爸爸一看见她,恶心的要命,随时都想撵她走,对她忍了又忍。”

看来爸爸也很讨厌王永利。以前我错怪他了。

“就算爸爸和她领了结婚证,她也只是咱家的一个保姆。”我的爸爸说。

我的爸爸说了好多,后来我记得我点了一个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到家,我的爸爸郑重地把我喊到书房,把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

我想把结婚证拿起来狠狠摔在地上,但是屋子里安静极了,全家人都在,亮哥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我临时有些胆怯,只是把它拿起来,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但这已经让我的爸爸大发雷霆了。他对我大叫起来,说子女不能干涉父母的婚姻,可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同意,什么道理都对你讲了,昨天你亲口同意的,现在你竟然把我刚领的结婚证扔到地上,你想想,你做的到底对不对?女儿怎么能这样对待爸爸?

我的爸爸即使生气起来,也不会像妈妈那样歇斯底里,他只是说话很大声,看上去很有转圜的余地。他越说声音越慢,到后来好像原谅了我的样子。

当他大叫的时候,我回过头去不再看他,我看到了我的亮哥,看见两行眼泪从他眼中流出,流在他的脸上。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亮哥流泪,他总是那么冷酷,喜欢戴着墨镜(我爸爸说那样就是二流子),他永远嫌小孩子烦,当我们纠缠着他吵闹不休时,他总是对我们瞪瞪眼睛,摆摆手,再也没兴趣和我们玩。然而此刻,在静静的时间里,我看到亮哥在流泪,立刻意识到这眼泪为我而流。我蹲在了地上,开始哭。一边哭,一边号叫。后来我躺在了地上,后来我喊得累了,就蹬着腿继续抽搐,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恸哭。当我的声音低下去一段时间后,突然又想起那件令我伤心的事,再次用全部的力量嘶叫起来。

昨天我轻轻地点了那个头之后,便有过不祥的预感,想要反悔自己说过的话。我本来是打算今天反悔的。

下午我自然没有去上学,也没有请假。蔷薇县东街小学跟我以前的学校不一样,不上学的话,第二天对老师说一声就行了。有时候老师会忘记了你昨天没有来过。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脸上已经大体没有了哭泣过的痕迹。然而我的同桌看我的目光很奇怪,我以为我的样子透露了点什么,更加竭力地装作跟往常一样。

“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同桌侯春梅说。

“没有啊。”我说。

“别骗我了,肯定有事。”侯春梅说。

“真的没事。”我强笑道。

侯春梅沉默了。又过了一阵,快要上课了,她用手指在课桌的灰尘上划了一个“马”字,问我是不是家里出的事跟这个有关。我的心砰砰直跳,坚决否认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我妈昨天早上碰见你爸爸和你家保姆去领结婚证了。他们还送给我妈一把喜糖。”侯春梅憋不住了,终于说了出来。

侯春梅的妈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我本来以为她们不会马上知道,没想到立即就知道了。侯春梅描述了一通我爸爸和保姆兴高采烈领结婚证的情形,加以评论说,“他们脸皮真厚。”

我的课桌前很快围上来好些人,看来她们都在聆听着我们的对话。我知道侯春梅她们,昨天下午我没来的时候,这个消息已经在她们中间传遍了。我想起这些天这些人接连不断地讽刺我,讽刺我口中的“刺槐市”,我说过的她们曾经呆呆地听着的一切,她们都拿出来挖苦人。比如说,

“鲁迅姓鲁。”

“不是,鲁迅姓周,他叫周树人。”

“鲁迅就是姓鲁!”

很多人众口一词地对我坚持鲁迅姓鲁。当课堂上语文老师终于说出鲁迅姓周时,我以为我胜利了。然而一下课,那些人说,“就你知道鲁迅姓周,你还知道什么呀?你厉害,你怎么不在刺槐市了,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

我说什么都没用,只好哭了起来。她们围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看她,就是不能对她太好,她这个人就是不怎么样,以前我们还以为她不错呐。”

是的,我们曾经保持过短暂的友谊,刚刚来到东街小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围绕着我问这问那,而我也毫无芥蒂地对她们说过很多话。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对我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一切好像是一夜之间陡然发生的。其中,嘴最损、待我最刻薄的那个女孩,她叫杨玉梅。

现在,她们都知道了我的爸爸娶了我家的保姆,四十四岁的他娶了二十岁的那个人。我这阵子一直致力于和她们讲道理,说明自己不是如她们口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可现在,我有些心虚,我想让她们停止说这件事。可她们正在我的桌前说个没完,连老师走进来了都看不到。

我的爸爸在张罗他的婚宴。虽然他没有钱到外面去摆酒席,但家里面还是要有一桌的。我的叔叔也从外地过来参加爸爸的婚礼。有好几次,他拉住我,就像那天我看到的亮哥一样流泪。

这些大人为什么竟然会流泪?

过去我很少看见大人流泪。

我的叔叔比爸爸小十多岁,那是因为当年我爸爸刚刚出生,我的爷爷就去前线打仗,打了很多年。据我的妈妈说,我爷爷名叫沈福寿,他不认识字,但他打仗很勇敢,经历了无数炮火,从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凭着不要命这条,当上了军官。家里再次接到他的讯息时,我的爸爸已经九岁了。按照爷爷给他的安排,他独自坐上了一艘轮船,到南方军营里找爷爷,在南方军队的附属学校上了学。我的姑姑比爸爸小十岁,是我爸爸之后的第二个孩子。后来才是叔叔。后来我爷爷在军队里犯了错误——他属于战场,和平时期他不知道怎样当好一个军官,据说他在军营里打骂士兵——被迫转业。到了地方后,我的爷爷就成天烂醉如泥。喝醉之后,他坐在街口耍酒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最经常提起的是两件事,一件就是他曾经杀死一只公猴子,另一件,他曾经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勤务员。那也是在战场上,在森林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大蘑菇。那勤务员是苦孩子出身,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大蘑菇。他兴奋极了,采了很多装在身上。这时候敌人来了,我爷爷让他把蘑菇扔掉,他不肯。他们在向着战壕里跑,我爷爷再次让他把蘑菇扔掉,他还是不肯。我爷爷二话没说,拿出枪把他毙了。

据说爷爷的一生战功赫赫杀人无数,但这两件事他忘不了,到晚年的时候时时提起,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如果说爸爸是因为爷爷曾经杀死无辜的人而说爷爷这个人很坏,那么我想爷爷是在战场上没有办法,他如果不杀死别人,别人就会杀死他。不过爸爸从来没有说过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恨爷爷,我也忘了去问。

我的叔叔对我说,我爸爸真是混啊,他已经完全没办法了,他来了之后就跟我爸爸理论过多次,我的爸爸不听。现在他就是可怜我和三禾,摊上这样的爸爸有什么办法。

之前我听过许多人骂我的爸爸,不光是妈妈,每次到了爷爷家,爷爷也总是对着我骂我的爸爸。在爷爷家还有叔叔和婶婶,婶婶最喜欢提着我的爸爸的名字骂。所以这些我都看习惯了。我觉得他们也许对我的爸爸不够了解。我的爸爸总是对我说,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也就是说,他是爱着我的奶奶的。可那些人都在骂他,说他对家里人不负责任,对我的奶奶不好。我想他们误解他了。他恨我的爷爷是真的,让他那么恨我的爷爷,一定有什么原因。除了在妈妈面前(在妈妈面前我是不敢的,要是我说爸爸好,她会把我骂个半死),我经常为爸爸辩解,希望他们多了解他一点。如果说他们恨他是因为他没有给过家里面钱,那么我可以作证,我的爸爸过得很穷,他一点点多余的钱都没有。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穷。因为我去过爷爷家也去过叔叔房里,他们都不缺吃的东西,而我的爸爸经常连吃的都没有,他需要去邻居家借点钱买点面,然后麻烦王永利做一锅馒头。有的时候我的爸爸不知去向,家里只有我们和王永利,同时一分钱也没有,这时候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吃点饭,甚至跟亮哥的同学借钱。

可是现在叔叔说,我却似乎有些相信的样子。因为我叔叔不太爱说话,现在跟我说的也是少之又少,一边说,一边又流泪。我陪着叔叔也流泪,一边又有些高兴,因为叔叔似乎很关怀我,他跟我是站在一边的,他也觉得王永利不怎么样。

就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午,我家里在办一桌酒席。连亮哥都上阵帮忙做菜,王永利更不用说,她自己炒菜把自己嫁给我爸爸。我不想看到这些,就跑出去玩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杀我的小兔子。

小灰兔被他们拿到厕所去了,亮哥拿着一把刀,要把小灰兔杀掉。我竖起耳朵听着,听到我的小灰兔惨叫了一声。“原来兔子也会叫啊!”在小灰兔的一生中,它总是那么沉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它是不会叫的。可我刚才真的听到它叫了。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只死兔子,一锅肉。

他们给我盛了一些吃的,也包括兔子肉,让我和三禾在一边吃。我们很快吃完了,躺在床上打算睡一觉。从书房里不断传来我爸爸的大笑,和很多人说话的声音,真的十分嘈杂。只要是在酒桌上,我的爸爸笑起来总是声音很大,跟平常不同,那笑声用“粗野”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又充满着节奏,仿佛是在演戏,很像是他常为我们唱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鸠山。我努力地睡了很久,每次都被我爸爸的笑声吵醒,仿佛我越要睡着,他越要放声大笑似的。他笑得声嘶力竭,嗓音发干,同时大声说话,别的人也在大声说话,那些声音一直钻到我的睡眠中去,让我每次醒过来时都又惶恐又头痛。

在梦中听到那些声音,好像被撕扯成了很多个小片,在醒来的瞬间,小片又渐渐拉成一整块噪音。

到了傍晚终于不再有声音了,我爬起来看见三禾正睡得香。她小小的身体摊在床上,四肢张开,嘴巴也张开着。从她的嘴角流出白色的东西,我向她嘴巴里看去,看到她嘴里有东西。

“三禾醒醒!”我拍醒她。

她揉着眼睛醒来,哇的一口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原来她临睡前在吃馒头,吃着吃着睡着了,一口馒头一下午在嘴里,也还没有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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