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渝:“老佛爷”(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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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渝

(一)

“老农民”是学府重建时主持工作的,是事实上的一把手。他在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自己的半壁江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位从不视事的学府书记退休后,上级任命了一位兼职书记——职工背后称他“老佛爷”。这人一九九〇年夏到任,隔了一年他又转任院长。上面又新委任了一位刘姓书记,虽然也是挂名,但偶然还来单位亮一亮相,讲一讲话,拍板处理些事情。“老农民”独领风骚的希望落空了。

“老佛爷”在学府当权时间很漫长,院长一直当到二〇〇四年初,他对学府的命运影响至关重大。时势造英雄,学府出了一个走向全国的大富婆,就在他的任内。他是一个典型人物,摆他的龙门阵,既可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对认识当今社会的特色,亦不无裨益。且听笔者从容道来。

“老佛爷”的父亲是前国民党的大贵人,也是共产党新社会的大人物。有史料披露,早在抗战时期,这位国民党大贵人同毛泽东就有非同寻常的交情:他以地方军阀的便利帮助延安做“特货”生意,而且后来为和平解放北京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上,解放后他当了甘肃省的省长。

这大贵人算得上是乱世枭雄,应该是虎父无犬子,然而他的最小的儿子却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小时候和这大贵人家比邻而居。据同学讲,那时候常见邻居家一个大她们几岁的孩子趴在他自家花园的果树上招徕附近的小屁孩:“来来来,我给你们果子吃!”大家就跑过去站在果树下仰面看他,他就热心地摘果子抛给树底下的馋嘴小孩们,要多少给多少,非常慷慨大方,不过小屁孩们总觉得这位大哥哥傻呵呵的,这傻大哥就是小时候的老佛爷。

文革中老佛爷家道中落,省长大人因为共产党并不真正信任他、文革开始他没有受到认真的保护,因而郁郁寡欢,竟至于一病而亡。老佛爷凤凰落架不如鸡,在时代潮流下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当工人时的老佛爷穿的鞋子经常是狮子大开口,也真难为了公侯府里长大的少爷。文革结束了,落实政策,老佛爷沾他已故老爹的光,被调到教育厅当小干事。我的另一大学同学这时是他的上司,我这同学曾携带试卷下地区组织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老佛爷随行,他的任务便是背一把枪跟在我这同学后面,像是警卫员,当然是保护试题。那时的老佛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邋遢,窝囊,办事能力极差,毫无主见。据说他的夫人为此常常闹着要同他离婚,两人打起架来,夫人在后面追,他在前面逃,惹得满院子人看热闹。到八十年代,文革前的大人物的后代纷纷得到提拔,老佛爷时来运转,他入了党,科长、副处、处长,连连地跳加官。他的夫人提离婚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丈夫由过去的桀骜不驯,逐渐变为温柔体贴。

进入九十年代后老佛爷的官运愈加亨通,由省委某部处长擢升为副部长,又兼任学府的书记院长,又当省人大常委,还以交叉党员的身份担任某民主党派的省主委,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从此跻身厅局级干部,有了专乘的小轿车。九十年代末他高升为省上四大班子之一的副主席,顿时成了贵不可言的显赫人物。他的夫人此时已绝口不言“离婚”二字,转而精心地包装他,殚精竭虑地打造丈夫的高级首长的形象。老佛爷长得像小品演员侯跃文,能够在公众场合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全是夫人点石成金的结果。

(二)

老佛爷之能冒升为享受封疆大吏待遇的人,显然不是靠政绩、贡献或能力,而是特殊背景——祖荫。公平而言,他也是一位厚道本分、脾气随和的人,人们都说他是老好人,软耳朵,有点糊糊涂涂。倘若他满足于当个普通百姓,或挂个虚衔,日子会好得多,口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是官场的吸引力太大了,他无法抗拒。当然,能抗拒官场诱惑的中国人实在也没有几个。

我个人以为老佛爷在官场上的快速飙升对他并非一件好事,因为他对“自知之明”不求甚解,犯了好揽权的大忌。他拥有越来越多的职务头衔,然而能真正享受到实权的倒是这个兼职的学府院长职务。对此他很重视,视学府为自己的根据地、内务府、后勤部。他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花销,均由学府报销;他的大小事务,均由学府干部工人跑腿出力。

昔日老佛爷当工人时,工友常常放肆地和他开不着调的玩笑,当了一般干部,同事对他态度也还是随随便便、大大咧咧;自当上处长,人们开始对他客客气气了;到了当上副部长、院长,属下对他垂手侍立,谦恭有加;等到老佛爷升为省上的副主席,而亲自领导一个地级单位的学府,职工属僚见了他无不毕恭毕敬,点头哈腰。此时,他的各种头衔纷至沓来,诸如全国常委,全省主委,名誉会长、常务理事,甚至还有“教授”(笔者在网上看到的)……,挡也挡不住,端的是“时来风送滕王阁”。

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社会官权如野马脱缰似的膨胀,“官本位”的观念骤然升温。各级官员所享受的特权越来越细化、量化。工资、住房、办公室、专车、出行的档次规格大大拉开,还有许多只有潜规则才能说明的东西,难以备述。老佛爷这时做了大官,真可谓春风得意。学府为他装修了一个豪华套间,作为院长办公室。其他院长则使用单间,老佛爷的地位立刻凸现。由于他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行踪因此飘忽不定,他来学府亮相的机会日渐宝贵,于是他的形象开始有了神秘感,进而大大增加了他的声威。他偶尔来到学院,员工看见,老远本能地就站立不动,屏息凝神,看着他在众随从的簇拥下高视阔步地上楼梯,过走廊,进入他的总统套房。

老佛爷的地位无疑在与日俱增地提升。他来学府主持会议,得看他的时间是否方便。干部职工在这位大贵人面前的礼仪也进一步地谦卑:由弯腰屈膝、战战兢兢,后来几乎诚惶诚恐到“奴才该死”的地步;最后竟至于精神心理已然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就像苏秦的父母老婆嫂子见了当六国宰相的苏秦一样。世纪末的某年教师节,全院职工在新装修的卡拉ok室联欢,老佛爷意外地莅临。职工们受宠若惊,但无人敢坐到他的近旁,当然是因为自惭形秽;大家的表现是忸怩不安,激动而羞怯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侧耳捕捉他的只言片语。当然老佛爷并没有要求人们表现十足的奴相,是特权社会等级越来越泾渭分明所造成的尊卑距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老百姓的潜意识乃至本能的支配。所以从另一方面看,“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自己正跪着。站起来吧!”

(三)

学府给老佛爷装修了豪华办公室,把他供奉得像小国寡君一般。老佛爷耳朵特别软,也愿意听悦耳的话,自然马屁精溜须能手争相阿谀奉承他,巴结他吹捧他,将他团团包围,对他百依百顺,尽心竭力伺候。想做官的人视巴结老佛爷为仕途之终南捷径,想办事的人视他为能够扭转乾坤的通天人物,大家纷纷走他的门子。他也习惯了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习惯了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仿佛他的智力与官位的升迁同步飙升。九十年代以后官权的恶性膨胀和民权的骤然矮化和萎缩,令他当仁不让地享受着尊荣和权势之乐。

我不想取笑走他门路的职工干部。因为当今干部的升迁,上级的印象起关键性作用。这首先是体制弊端造成,个人品德无足轻重。其实许多干部能力很强,工作称职,兢兢业业地上班,职务升迁应该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是官场变数很多,关键时刻某个上司说一句不利的话或拒不表态,事情就会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没办法,有事业心的下层干部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变着法儿取悦上司,争取上司的好印象。这自然要付出,要将人格尊严放过一边。要想人前富贵,须得人后受罪;要想坐轿子,先得抬轿子;为得回报,必先投资嘛。久而久之,人们的心思和精力就不再放到工作上,而放到讨得上司的欢心上。下属巴结上司,上司受宠惯而任性胡为;下属于是加倍地投其所好,谄媚取宠,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正直诚实无立足之地,虚伪贪婪畅行无阻。孟德斯鸠说过:“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专制政治形成的奖惩机制对直谏者不利。”中国的现实正就是这样。

笔者在一篇文章里说,“在当今社会大凡是吃皇粮的地方,仿佛都是好人受气,小人得志。我们的社会在理论上有无比优越性,可是人才淘汰机制实际上却是丛林原则;有一种力量在鼓励人们变坏。正直诚实、不卑不亢、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刚直不阿、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自尊自爱、与人为善、惜老怜贫、乐善好施、知恩图报、谦虚谨慎的人,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自生自灭;如其不然,就必须奋起直追,‘重新做人’——弄虚作假、察言观色、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世故圆滑、八面玲珑、口是心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吹牛撒谎、溜须巴结、奉承吹捧、拍马逢迎、寡廉鲜耻、虚伪奸诈、献媚邀宠、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变为毫无尊严、人格卑下的人;这些人一旦因此获得权力,立马耀武扬威、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在他的权力领地内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或许有人以为我是愤激之词。但是我再三扪心自问,觉得我说的是事实;真的,现实社会在逼良为娼。”

团团包围的拍马奉迎使老佛爷迷失了自我,他陷入自己的智商与官位同步递增的误区,社会上官权无限膨胀的风气也使他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如此的主儿,只要对他甜言蜜语,他就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他慷慨地答应给人帮忙,结果欠下一屁股的人情债;他瞎指挥,乱表态,前矛后盾,双重标准,随意改换办公会议决定,办了不少蠢事、窝囊事,结果把单位搞得一塌糊涂,死气沉沉。但他不是老谋深算才如此这般,他是糊涂昏聩。他曾私下对自己的下属一一加以评论,这些下属都是他天天打交道的人,其中不少是竭力讨好他、为他奔走效劳的人,然而他给他们的评语却全部是负面的:某某是“愚而诈”、某某是“渣滓”、某某是“市侩”、某某是“势利小人”、某某是“骗子”、某某是“磨道里的驴”、某某“没文化”等等,此类“评语”并非是他深思熟虑的正式发言,而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的信口开河,可是其内涵真的莫名其妙。有人惴惴地问我:“客里空”是什么意思?我说好像陈毅的诗里有这个词儿,指的是华而不实罢。原来老佛爷评论此人是“客里空”,此人百思不解,到处寻问。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方知“客里空”出自前苏联某剧本,意为“喜欢乱嚷的人”,或“好吹嘘的人”、“饶舌者”。

老佛爷对自己属下的评语传出,石破天惊,学府一片哗然。被评者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其他人也纷纷摇头,无不认为老佛爷如此对待为他效劳的下属,有失厚道,只怕将来退出政坛后,就没有人念旧了。老佛爷没有置评我们几个教员,并非是他对教员有好感,而是教员和他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很少和他打交道,因此才躲过了他的恶谥。

老佛爷对属下的评语是那位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的副处长传出的。副处长侍奉老佛爷如侍奉高堂,为的是求得正处级待遇,他的副处也实在当得太久了。但老佛爷嫌他窝囊,很瞧不上,对副处长的紧迫心情不予理睬。副处长心生怨怼,遂将老佛爷的私下议论披露。

学府本身就没有多大名堂,碰上老佛爷如此一位主子,情况真是糟透了。一言以蔽之,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导致学府时不时地处于瘫痪状态。有个女职工之所以从学府把数百万国有资产轻松地卷走,完全是老佛爷严重失职。事后对老佛爷没有任何的问责,可见官场纲既败坏到何种程度。

(四)

二〇〇二年清明节前,老佛爷乘小车去黄陵参加公祭。本来他是代表省四大班子出席,按理应该由四大班子派车,但是四大班子佯装不知;老佛爷知道只有学府最听他的话,沿途他还有许多私事,因此他也乐意使用学府的车。老佛爷的邋遢并没有因为他做了大官而有所改观,他丢三落四,磨磨蹭蹭,结果车子出发得很晚,司机不得不把车开得飞快,以便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小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在六盘山下一处地方,隔离带的一个豁口飞出一辆摩托车,小车司机赶忙打方向盘,可是车速过快,那摩托车与小车相撞后飞向半空,重重地摔在路面上,小轿车撞到路边围栏才停下来。车祸现场是,摩托车手当场身亡,小轿车里的老佛爷、秘书和司机身负重伤。

省四大班子副主席出车祸的消息惊动了北京。中央领导人做了重要指示:全力营救。圣旨下,省上领导纷纷赶赴现场,当地专员县长局长早早蜂拥而至,立即成立了以某副省长为首的现场指挥班子;出事路段全面戒严,甚至军区出动了直升机在空中巡航。数辆救护车争着要执行任务;一番忙乱后,昏迷不醒的老佛爷被抬进最阔绰的那辆野战救护车。为了不使副主席受颠簸之苦,救护车像蜗牛似地爬行了。前面是警车开道,刺耳的警笛时不时地“呜呜”拉响,直升机在空中警戒。救护车后面是阵容庞大的小轿车、面包车车队,端的是前呼后拥,庄严肃穆。蜗牛车队缓缓驶向省城,沿途交通实行一级管制,武警在各路段逐段戒严,每到一处,地方党政百官在地界迎候、护送,像接力赛一样,一程一程地隆重迎送。很见过世面的“恶贯满盈”去到现场服务,回来对我吐着舌头说,这次才看见当大官的威风了!太壮观了!

老佛爷伤势的治疗费时甚久,毕竟年纪大了,但他终于完全康复。那些日子,学府全力以赴,提供全面支持和服务;我也被派去值了一回班,专门给直接陪护的人员打饭,就是给服务者服务,仆人的仆人。老佛爷任职的三个实体单位都组织专人负责老佛爷的住院事宜,在高干病房的门口临时设置了“指挥所”,四大班子与那个党派的人坐在沙发里打电话,发号施令,同时负责首长的安全。至于出钱出力的事是学府包干。那一两个月,学府内外人仰马翻,钱花得如同流水似的。职工们一定印象深刻,有无限感慨。副主席病房戒备森严,访者川流不息;秘书司机沾光住在干部病房,门可罗雀。我去看望他们,他们头脚裹着厚厚的纱布,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家属在一旁抹眼泪。我送给他们班德瑞的大自然音乐磁带,也算尽了同事之谊。我心想大官住院和百姓住院就是不一样啊!还有比司机秘书更凄惨的病人哩!我在这家医院照顾妻子断断续续一年多时间,那病房真是地狱啊!我胡思乱想:要是人人都是大官就好了……,我又想,那个摩托车手的年迈父母、年轻妻子和幼儿此时此刻不知是何情景呢!听说死者的父母在当地也有一官半职,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讨说法。倘若是普通农民,哪有说话的地方?能得到赔偿一二万元就不错了。

在省城治疗一段时间后,老佛爷又去北京的医院动手术,学府派了两个人做陪护。我的一位在京供职的老校友去探视老佛爷,正碰上老佛爷在洗头。她以为那给老佛爷洗头的人是老佛爷的儿子,其实那是学府的某副处长;老佛爷的夫人也在病房,却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哩!

(五)

老佛爷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段很不愉快的事情。

一九八九年秋冬,“老农民”派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国情教育”培训的讲习班,时间有半个月。我到了北京,报了到,住在公主坟附近一个形同车马店的招待所里;伙食也很差,明显是宰人。有多位专家学者被请来给我们讲专题,讲课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我收获不菲,受益匪浅。结业后我抽了一天时间独自去圆明园怀古。秋冬交替的北京,冷风神出鬼没,骤然而起,卷起沙尘劈头盖脸地追打行人,又仓惶而去。彤云在酝酿寒流,斜阳无力招架,步步退却。圆明园那时还保持着废弃时的原貌,游客稀少。凯利金的萨克斯乐曲在公园上空回荡,悠扬而舒缓,悲怆而深沉。福海的水面背阴部分淤着冰凌,向阳部分死水微澜。大水法的废墟上断垣残柱孤寂地立着,附近小山上荒草在寒风里瑟瑟颤抖。我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踽踽而行。触景生情,我想起半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血案,不禁悲从中来,心情沉重。中华民族真是一个苦难特别深重的民族!而这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更是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呢?

回到兰州以后,花费了多半年的功夫,我写成一本“国情与省情”的书稿,约二十万字,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水平三个层次介绍甘肃省情。我自己觉得内容虽有点粗糙,也绕过了一些不好讨论的问题;不过有价值的资料汇集不易,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书的框架体系在当时还是很有新意,书稿正好迎合当时的市场需求。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审稿程序,兰大出版社同意出版此书,不过要我支付六千元的书号费——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字。我自己囊中羞涩,根本筹集不起这笔巨款。我去找“老农民”,他很是支持,但说必须要有老佛爷的批示。老佛爷当时在学府的主管单位当处长或是副部长,同时兼任学府的书记。我诚惶诚恐地去找老佛爷。他问了我很多不着边际的问题,最后同意借给我二千元。我大失所望。照我的想法,这是学府人撰写的头一本书,完全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支持出版。何况学府莫名其妙的开支不在少呢!可是老佛爷坚持不再松口,还讲明二千元的借款日后从我工资里逐月扣还。我束手无策,人事干部庄育英一度答应给我想办法,她有一个小厂,很想有文章吹嘘吹嘘;我想这可不好办,没头没脑如何吹嘘?于是她偃旗息鼓,没有再提此事。我的一个画家老同学陪我拜访一位大款,希望他能赞助。我们跑了好几趟,最后大款说他的实力不足,事情不了了之。我无法可想,只好去出版社撤稿。那位编辑为人很实在,他说书稿能被出版社立项,很不容易(当时确实如此),书稿很有价值,撤稿太可惜了。他特别提醒我,教师出一本书,对自己的职称工资待遇影响极大,劝我三思,他也可以做工作减免一下书号费。可是几个月跑得我灰心丧气,觉得筹款比写书还难,为此窝了一肚子火;而我又不是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人,结果就稀里糊涂撤稿了。后来每每想起,痛悔不迭,因此一想到老佛爷我的头就大了。

但是我也不应该忘记老佛爷的好处。老佛爷出车祸时,正是我的妻子在历经两年半的病魔折磨后去世,——那两年半我们几乎全在医院里度过;我基本上没有上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照顾病人。我疲惫不堪,所承受的精神心理压力更甚于体力的不支;同事们甚至担心我有可能先倒下,他们纷纷提供援助,特别是甘小侠、倪大小姐、图书小姐几位,给我的帮助我永远铭感在心。“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一位同情我的医生这样安慰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一生极可怕的梦魇般的日子。妻子在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后不久撒手走了,也算解脱,我也解脱了。同事们鼎力相助办理丧事,遗体告别的灵堂里有老佛爷署名的花圈,自然至少是他点头同意了的。因为有多名地级干部、以及省级干部老佛爷的花圈,妻子娘家的亲戚们深感荣耀,死者也算“备极哀荣”。这是我要深深感谢老佛爷的。因此我不知道我对老佛爷做官行状的秉笔直书,是否被人视为忘恩负义?

《自由写作》第49期【散文随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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