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参会奇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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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参加海外以华人为主的国际会议,总会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无以名之,只能称为“奇人”。

“奇人”有通解,我这里不是指命运坎坷或才华出众的那类,而是指行为古怪逸出一般常规者,比如来凑热闹、助声势的,比如来“蹭饭”的,还有不知道为了什么赶来听会的。去年香港会议,已见识过这样的奇人,想不到这次在台湾我又遇上了一位。

*

会议第一天下午,听了几个发言和发言后的发言,不甚了了,我起身步出室外。我有充分的理由自主休息,我有烟瘾。掏出烟卷还没点上火,一位做义工的台大学生悄悄走近,忸怩地告我楼内不可吸烟。我踅身移步到了楼下,也好,一面过瘾一面可观赏一下台大法学院。

法学院的教学楼,主体为两三层红色砖楼群,横直交接,不同楼、层之间可方便通达,据说还是日本人当年的建筑。校园两对角,一为草坪一为花园,间置以假山小潭,时值樱花季节,大朵大朵粉色的花绽放,小径上落英一片。此间不闭塞,也不喧腾,相比于大陆近年来大学动辄几十层酒店式高楼、横阔近百米校门的张扬跋扈,这里更像是个读书的地方。

*

身后幽幽地晃来一个人影。

转身注视,来者一袭长衫,脸色红黑,笑容满面。

啊,抽烟哪!一口纯正的大陆国语。

是啊,楼里不能吸烟,顺带透透气。我点头应答。

他站定在我面前,一副自来熟样。我忙从口袋中掏烟,脑中在飞快搜索,会上是否见过?介绍或被介绍过?我不知从哪里看出,他肯定不来自大陆。

我掏出“万宝路”,长衫摆摆手,身子一偏,手插入长衫缝里,转眼一包“红双喜”已在手中。

哈,我笑说:我从上海来,抽的是美国烟,你是当地的,却抽上海烟!

侬是上海人?带口音的上海话立刻跟进。

我点头。您,从哪儿来?

他含糊地又点头又摇头,能让我猜想的只能是台大的。

有烟在手,不熟也熟不热络也热络,他聊开了。

*

上海,他常来常往且住过三年。他不抽美国烟,美国对中国对台湾没好心,中国和美国贸易没好处。台湾出口木材到美国换美元,可出口是为了什么?某某有一句至理名言:出口是为了进口。可我们进口不到美国任何东西,美国东西不出口,美国不砍自己的树。台湾把树砍光了出口,换回了大量美元,可有什么用?美元一贬值,你手里的美元立刻缩水,一亿成了八千万。美元在手,其实是废纸一张!

如此高论闻所未闻,听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我只能唯唯。

大陆的公共道德有问题!他斩钉截铁道,陡然转了一个话题。他并没有顺势而下作两岸对比,而是笼而统之地总体评判,我们中国人怎能学西方那一套?我们应继承中国本土道德传统,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习的是孔孟,是朱王,我们学西方那一套,路就走错了!他感慨,乃至拧眉簇额似有无限伤感。

这些高论和伤感,我不陌生,可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我可以不赞成学习孔孟朱王,可我能不认可大陆公德有问题?再说,在他一见如故兼一泻千里的雄辩中,我也插不上话,只能唯唯。

你知道辜鸿铭么?

我赶紧点头,总算有了个简单的问题。

啊!辜鸿铭就是个样子,学西方文化,提倡中国文明。我在上海时,还专门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过辜的史料……

我随口应道:辜鸿铭么,似乎与台湾辜家有亲戚关系?

啊,啊,是这样。辜鸿铭与台湾辜家么……

恍惚间,我知道自己话中出错。他仍是滔滔,我使劲回想。他滔滔不断,我虚应着,努力检索自己的出错。

*

突然,我明白自己错在何处!我将辜鸿铭搞混为另一辜姓人士了,辜与台湾望族辜家是否有关,我根本不知道。可,他居然点头称道?

我猛然警醒。

他太过客气和奉承了,接应对方话太凑趣了,话题和脸上的表情变化也太快了,可我们只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啊。

我拉开点距离打量。

身材高大魁梧,一袭灰布长衫穿得有模有样,望而有六十上下年纪,精神却饱满昂扬,肢体动作也灵活。

是干什么的呢?

啊,做过点国际贸易。

来参加文学会议?

随便听听,学习么!

我无意多谈。他要我名片,我没带身边。一定要给我啊,他从背后叮嘱道,好似多年不见的熟人再次相逢。

*

第二天上午,我又看见他了。

长衫易为西装领带,准时到会,一进门就落座主位,放下皮包,取出笔记本在桌上摊开。他可能是听会最认真的人了,不但听一个记一个,而且对每一位发言者笑脸相向,该微笑时微笑,该点头时点头,一副深有所得,心灵相通相会,早就想说而未说却给你说出来了啊的知音状。

我与他隔桌而坐,注意着却始终避免与他对视,我担心他问我要名片,尽管我的名片再简单没有,仅姓名电话依妹儿,可我还是不想给他。我回想起昨天见面的一细节:

会议发给每位参会者一枚徽章,我顺手将其别在袖口上,不用说,这种别法不雅也不敬。可他对徽章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反复问在何处领?我告他会议发的,如果真想要,我这枚给他算了。他感谢,并即刻让我解下替他别在长衫胸襟上。我有点好笑,如此年纪似不该有如此兴趣。此刻我却不这么看了,他不好笑,是我无意间犯了错,这枚徽章眼下就端端地别在他黑西装胸前,成了他参会的资格标志。

*

会议休息,他绕过桌子过来与我招呼。我没有起身,懒洋洋笑着。若是一般人,见我如此冷淡肯定罢手,可他满脸堆笑,又拍肩又握手要我名片。我还能怎样?

他交换过来的名片却根本看不懂:台湾大学永远的学生×××。

有这样介绍自己身份的么?

我尚未开口,他人已到了对面,与人一个接一个热烈交谈。我好奇地观察着,心里明白,我,以及其他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他表演的道具。

为验证我的判断,我特意走去向与之交谈过的两人打听,刚才那位先生是谁?从何而来?两人均告:不知道。

甲见乙与他热烈交谈,以为他是乙朋友,乙见甲与他热烈交谈,以为他是甲朋友,在所有其他人看来,他是甲乙的朋友。其实,无论甲还是乙都不认识他,不知他从何为何而来。他根本不是参会者,只是混入的外来者,他来自何处,应该不难猜度了。

*

何必呢?

一个文学会议,虽然用了“国际”名义夸张了点,可总共也只二三十个文人学者,有什么可防范的?

海峡此岸设防,是出于定势且眼下也礼貌周全多了。海峡彼岸不是“自由社会”,怎么也来这一套呢?在传统上,在意识形态根底上,两岸不正相反对?那按简单推理,一方防范,另一方就该不防范乃至欢迎拥抱才对,可怎么也来这一手?再说了,你们自管互相防范好了,将我们这些人夹在中间算什么名堂呢?怕我们还不够小心和边缘?

想想真有点恼火。好好的人,却被两面夹着,我们该怎么站?

*

不管他了,该怎样站就怎样站,有兴致时,我们也不妨跳个舞吧!

2008/5/17

好辩之余

国人好辩,孔老夫子可证。

老夫子有言:吾岂好辩,吾不得已而已。

老夫子留下的话实不算多,要言不烦,无论何事寥寥数字一句半句话,连他都落了个“好辩”名声而需要辩白,可见“好辩”名声的不佳。

老夫子算是个“全才”式人物了,上天下地,又知人又懂事,几乎什么都有说词,即便见南子之类像是已无退路,他也能赌咒发誓瞎对付一气。可能正是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知不能也不缄口的架势,才使“好辩”沦为遭人厌恶的恶习吧?

*

可国人就是好辩,孟子的滔滔,庄子洋洋洒洒,荀子的条分缕析,韩非子犀利尖刻似酷吏,于是乎,皮里阳秋,含沙射影,微言大义,指桑骂槐,顾左右而言他,言在意外,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汹涌而出,想不好辩亦不可能,于是乎一路迤逦而下,逢九进十,代有叠加,直到现今的能指、所指,话语权、宏大叙事,兼采外来的文本、解构,去魅、去意识形态化、政治正确,直到眼前我们的会议、端坐会议桌两端四面、来自两岸和世界多国的诗人、文人、学者。

好辩,仍是好辩。

*

“现代诗不及古诗,难道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产生过什么伟大的诗人?有李白么?有杜甫么?”

没有。当然没有。不要说今天没有,就是以后千百年也不会有,除了唐朝这一个,其他任何时间空间都不可能再有。可面对如此凛厉的发问,你难以回应,即便回应,也无法同样凛厉,无法同样凛厉,那气势上你也就先输了一着。

“请问,你的诗与大众有什么关系?与中国社会进步又有什么关系?”

问题如此庞大,短短几分钟能说清楚么?这样问,如果不是出于与报告者共谋以便长时间占据讲坛的居心,能说是头脑清楚的么?

可,出怪的是,对这类漫无边际,报告者十之八九会予以响应,他们一点不感觉尴尬——为发问者、为自己,而象是正期待着如此发问,以使借题发挥,进一步全方位地展示自己,当然,同样是漫无边际。问题,自然是说不清楚的,可此时谁还管什么问题呢?

“××算大诗人么?”

“××怎么不算大诗人呢?除了他,谁还能自称大诗人?”

一不小心,还是陷入了胶着和混乱。没有谁不好辩善辩,可言说的说,不可言说的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也知之至少比他人更知。此时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在说;听什么也不可能,能听到的只是声势和声调。

*

一位台湾女教授发言。

她认真宣读了一篇论文。她的声调平缓,她的态度如小女孩般地认真和不无天真,她的用词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温和温婉,奇妙的是,她的发言,在此刻犹如炎炎夏日吹来了一阵微风,给会场降下了一片清凉。随着她论文的展开,会场安静了,原先积聚的激烈消散了,平和了,激昂也渐离渐远了。

不要误会。教授非妙龄,也非最具女人味的中年佳人——我这样说,肯定不礼貌,要得罪女教授,我甚至要说,女教授的论文并不高明,运用的是并不新颖的西方“替罪羊”理论解析中国小说。可她的发言,就有如此大的效果,无他,仅仅因为她的委婉、她的拘谨,她的轻柔的声调和谦逊的态度。以用词来说,她通篇文章几乎就没有一个强烈的、极端性的语词,这与大陆近年风行的所谓“酷评”所追求的不酷不评,不蛮不说,不夸张、不傲慢、不呼天抢地、悲愤激越、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不成文章的风格是完全相反的。女教授坦言,前面发言者(大陆或大陆背景的)相互指责的语言暴力、语言法西斯等等,在她听来都要吓一跳的。

*

我感到羞耻。

同为中文世界,仅隔一个海峡相违五十年,竟然就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若无近距离体察,我甚至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可见我们平素的用语和心态已污染和被污染到了何等程度。

我更感到了虚脱似的无力和悲哀。在器物上,我们肯定已足够现代,在心智上,我们似也不差,我们这些文化人不在竭力追步西方的后工业、后现代?在不失时机地读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萨义德?我们这个绝对是世界上开会最多的国家,也学会了国际会议规矩,一开口也是女士们先生们而不是先生们女士们这一套。可在这一套之后呢?稍有不慎,就露马角了,然后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行诸语言暴力,语言法西斯了。

这一切何以致之?

*

或许是我们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小,资源总是稀缺,因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或许是现代传媒的放大化效应,无论怎样,“出名要早”对所有人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或许,我们不太有钱却太有闲,任一行当中闲人都太多,闲着也是闲着,因而无聊当有趣无趣作正经,言不及义亦慷慨?可能文化人生活本就逼仄,面临种种压力,人格容易扭曲,于是人人心头似乎都洋溢着一股恶气待出?君不见,我们几乎不容置疑,一拍就跳一触就怒,不为讲理只是争气,哪里要害点哪里,怎么恶毒怎么说,只要将对方压住压倒,无可无不可,无所不可用?我们是能指,也是所指,浸淫其中,又挥发开去,造就了自身又影响了后代。今天呶呶不休的小愤青,刚学会写字就开始胡言乱语,从他们身上不也隐隐约约看得到我们自己的身影?

悲哀的是,我自觉我已无力根本改造自己,我甚至可在外表上做得滴水不漏,可我心里明白,我不可能如这位女教授那样心地坦白,发自内心的对人博爱、包容、真诚、与人为善,我内心的魔鬼,只能克制却无法根本驱除了。

*

台湾的政治表达尚在实验,台湾的学术气氛已臻佳境,我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我只能寄望于下一代了。

至于我自己,大约可以努力的,只能是:不好辩。

2008/5/18

《自由写作》第49期【散文随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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