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三:柯庆施表扬我的杂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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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

1、杂文初试锋芒

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一大特点。尽管是“报屁股”、“龙尾巴”,但都不可小觑。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到北京的《京报》《晨报》,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以及后来的《大公报》《文汇报》,无一家报纸没有副刊。这些副刊,有综合性的,有文艺性的,有综合性与文艺性相结合的——即综合性文艺副刊。言论是副刊的眼睛。魯迅的杂文,大部分就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的,成为副刊的火眼金睛,引起社会的震动。

上海《解放日报》于1956年9月20日创办《朝花》副刊。“朝花”两个字是取魯迅墨迹,于当年12月6日第39期冠名。《朝花》副刊从创刊开始杂文栏目一直坚持而没有中断。因为其奉行的宗旨就是:言论是副刊的眼睛。杂文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评论,是副刊的压轴戏。没有言论的副刊,总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就像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副刊一样。

《朝花》杂文的作者,坚持领导干部与名家两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朝花》创刊后,虽然发表过一些如张春桥、杨永直、李家齐等领导干部的杂文,但总的看还是发表名家的为多。1956年鸣放时期,就发表有巴金的《“有啥吃啥”》,魏金枝的《不要千篇一律》,林放的《“片面”无忧论》,俞振飞的《演戏人的话》,严独鹤的《小菜场与大饭店》等。1957年反右派时,发表了周原冰的《小品文万岁》,王道乾的《谈“吃利息文学”》,姚奔的《“闭门”外谈》等一批整风反右的杂文。1958年发表了一批反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知识分子改造的的杂文,如姚文元的《雄心惊得专家叹》,刘金的《人的力量》,桔子的《关于“文曲星”的迷信》等。1959年发表了一些谈调查研究、克服困难的杂文,如石梁人(周原冰)的《续话困难》,拾风的《跳一跳,摘果子》,郑恒春的《要学会做“医生”》等。

我是1960年春进报社的,当年的宣传方针是在去年反右倾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当时上海市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是上海一件跃进新事、大事,总编辑要求《朝花》发言论,但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作者做此等题目,而且又是急就章。我只好自己执笔,在粗粗采访了几个所谓城市人民公社后,在当天夜里趕写出一篇杂文,题目叫《孟轲的理想》。内容讲,两千年前孟轲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但一直没有能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特点,是形成社区服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不仅实现了孟轲的理想,而且远远超过了孟轲理想的社会意义。这则杂文刊在《朝花》头条,反映很好。但在编前会上也有一位“左”得更“左”的仁兄,吹毛求疵说:难道我们的理想就是孟柯的理想么?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七千人大会”(1961年扩大到县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人们对“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有所认识,开始调整跃进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布局,真正看到困难的严重性,从干部到百姓,人气、士气大衰了。为鼓舞人气,我动了几天脑筋,写成杂文《站得高看得远》。用譬,你若站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上,只能看到弯弯曲曲的路;你若站在国际饭店楼顶,就可看到上海全景;你若站到泰岳之顶就可看到天下美景,小天下也。借此鼓励国人在困难面前要登高望远,既看到当前困难,又可看到克服当前困难之后的通衢大路,美好未来。武振平着了稿子,认为很好,马上送兼文艺部主任的姚天珍。姚天珍一直压着,一个月之后,武去催问,姚说“不用了”,但讲不出不用的理由。我把小样寄给《文汇报》《笔会》副刊杂文编辑赵戈今,一周后即见报,刊在《笔会》头条。武振平认为《朝花》不登很可惜。赵戈今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杂文报社内外反映很好。希望老弟多赐稿。”从此,我就开始了同赵戈今先生和《文汇报》《笔会》的一段杂文缘。

不久,我到上海郊区兜了一下,发现人民公社制度有些松动,确切地说是开始瓦解。食堂逐渐被取消,连鰥寡孤独也喜欢回到自己家里开火灶。农民开始从被捆绑着的“集体”的绳索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个体经营的积极性。集市上开始出现一些个体农民自种自产的农、副、手工产品,透出一丝生气。在镇上又可吃到如枫泾丁蹄之类特色食品了,又见到个人开的茶馆店、面店。我回到报社,写了两篇散记,实为杂文式的随笔。一篇叫《楓泾镇上》,另一篇叫《农村茶馆》。《枫经镇上》在《朝花》头条刊出,好象从凋敝的农村大地吹来一股春天的风,获读者好评。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文收入上海的中学教科书。《农村茶馆》又在姚天珍处压了几个月,最后又传出“不用了”的口令。我把它投稿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不久就在《大地》头条刊出。

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其中有移风易俗的,如《葬仪的革命》等(发表于《笔会》),有借南海民兵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特务讲两岸关系不能麻痹的,如《阿螺的教训》,他如《饮鸩止渴》等(均发表于《光明日报》《东风》副刊)。

进入《解放日报》三年,我的杂文习作就打入中央两家大报和上海两家大报。我的杂文和“元三”的笔名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有若干篇被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杂文集中。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文艺部后,就对我说:“我看到你在《光明日报》上的杂文”。《笔会》杂文编辑赵戈今每季度总要同我通一次电话,还专程到解放日报来看过我一次。他说:“你的杂文内容鲜活,证引翔实,非花架子,真功夫。”因此,说我的杂文习作初试锋芒不是枉言也。

2、柯庆施表扬

有一次,《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从市委开会回来,召集编委、部主任们传达。传达中有:柯庆施同志在讲到当前上海工作时说,今天《文汇报》《笔会》副刊上有一篇杂文,题目叫《“左撇子”精神赞》。该文从《解放军文艺》上一篇报告文学谈起,说一个解放军战士,从实战出发,苦练基本功,不仅练右手投弹,成为右手投弹能手;而且还苦练左手投弹,同时成为左手投弹能手。该文从这位战士左右手功夫都硬,说到当前工作要做得好上加好。柯老说,我们上海当前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像这位解放军战士一样,苦练基本功,做到好上加好。

文艺部领导听传达后,第二天召集文艺部全体人员再传达。当传达到柯庆施上述讲话时,我开始心头一惊,后就故作平静。有人从报架上翻到昨天的《文汇报》《笔会》,不禁失声叫起来:“元三!元三!”大家把目光投向他,莫名其妙。他才解释说,“这篇杂文是赵元三同志写的”。

柯庆施是中共元老,中共“一大”后办的平民女学教员中,有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柯庆施、刘少奇等。柯六十年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记兼市长。柯对我这篇杂文肯定、支持,并在市委会议上向市委及各级干部借题发挥,号召学习发扬解放军战士的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的精神,我经过反复思忖,觉得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使然。首先,柯庆施喜欢杂文。柯庆施之所以喜欢杂文,既是个人爱好,又有更重要原因——毛泽东喜欢杂文。毛泽东青年、中年、老年各个时期的著作、讲话,有许多都是杂文。毛泽东称赞中国杂文巨匠魯迅是文化巨人,毛泽东也很欣赏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曾声称自己退出政坛后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写杂文。可惜毛泽东因终身从政,未能如愿做专业杂文作家。柯庆施同毛泽东关系密切,紧跟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对于杂文,爱屋及乌,是自然而然的。其次,柯庆施一直都很关心上海报刊上杂文。因为毛泽东一直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整风、鸣放时期,毛泽东关注上海报刊上左、中、右三派杂文家的杂文。右派杂文家徐中玉、孙大雨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中派杂文家如林放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左派杂文家如姚文元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都引用在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中了的。在短暂解冻时期,柯庆施深知毛泽东仍然在关注着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杂文,是时代的晴雨表,民心民意的风信标。其三,柯庆施早已注意到新作者元三的杂文。反右派中,许多人因写杂文而罹难,所以,反右派以后,上海杂文界寂寥冷落,都多老作者都不敢写了,新作者又一时难以呱呱落地,因为杂文不是一蹴而就、什么人都能顺手写好,像写顺口溜、打油诗、随记似的。杂文作者要求深厚的文化、社会、政治功底。在文网密集的时代,还要有一种为信念而献身的勇气。写杂文,弄不好,很容易被视为不同政见者、异己分子的。巴金在1962年5月上海文代会上的那个发言,其实就是杂文式的,因而召忌。我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知识有一点,但社会、政治经验都贫乏得很,有的只是一种对新社会的理想化的憧憬,为社会发展用笔效一力的愿望。至于勇气么,不过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之类罢了.但靠了我业余、假日、连别人打牌、喝咖啡的时间的阅读、写作,三年来,我作为上海杂文界的一棵小花或小草,破土而出了,在寂寥的上海杂文园地上,能引起读者的注目了。这众多读者中,有高端读者柯庆施,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其四,我的杂文虽稚嫩,但也有以下自己的特点:A、吃准了中央与上海这两个“上头”的意图与精神,也吃准了“下头”——城市与农村百姓的疾苦与要求。因而杂文主题上头下头皆可中意。B、杂文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文风清新、明快,证引充实,要言不烦,很有视觉的吸引力与冲击力。因而,这些杂文不仅在一般读者中,而且在上海领导层读者中造成了印象。柯庆施很可能已看了我在上海两家大报上的不少杂文,不单单是这篇《“左撇子”精神赞》而已。C、柯庆施直接肯定了这篇杂文中这个解放军战士的精神,间接的是对上海杂文、上海杂文界新的年轻作者的一种鼓励,是对重新繁荣百花园中之一种的上海杂文之花的一种期待与关爱。我同柯庆施没有任何三亲六故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人交往。虽然我曾到柯庆施家中去送审、修改过社论,他也信口问过我的名字,但我想他不一定能记住的。我同他无亲无故,他是从上海工作与文艺发展的需要而立身行事的。

那是1963年华东话剧会演期间,我曾到康平路65 号柯庆施家中,将有关会演的《解放日报》社论清样送给他审阅.他就在底层供吃饭用的小而朴素的餐桌上摊开清样看起来。这使我有缘在零距离观察柯庆施。他是高高的个子,身着灰色布衣中山装,脚登黑色布鞋.他长方面形,高高的鼻梁,双眼皮,两目炯炯有神,耳朵偏大,紧贴双颊,嘴巴带有微笑状。整体面容看去,带有佛像的神韵。给人以忠厚、温良长者之印象。对社论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总是用商量口气提出,意见用通俗平缓调子表达,我随手从容记下来,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高层领导作风。也有人告诉我,说柯老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的,因而也得罪一些人。报社政文部主任一次到他家中审稿,他正在用餐,一碟小魚,一盘青菜,一小碗饭而已。柯的夫人,我见过两次,一次在柯家中,一次在康平路院子里,高挑个儿,衣着朴素大方,曾经缠过足的解放脚。糟糠之妻,患难夫妇。女儿柯六六,“文革”中,我只在康平路院内看到她一个背影。

“文革”后,有人对柯庆施撰小文批评。这同柯在上海工作期间批评过一些高官有关。先是出现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冯锡刚,载《随笔》杂志),只据捕风捉影的几件事,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柯;《关于柯庆施几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十年〉》(金平,载《随笔》)依据事实,驳斥了冯锡刚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柯。第三篇是《评柯庆施》,由我的大学同窗、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教授撰写,载《江淮文史》。邓伟志曾长期在华东局工作,他调查了同柯有关的大批人物,以确凿的事实,进一步驳斥了一些人强加在柯庆施头上的胡言滥语、莫须有”传奇“,还柯庆施一个真面目。譬如:一、有人说,”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其实,”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1964年江青在北京请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通过市委负责人找到姚文元。姚文元1965年5月下旬开写,在宛平路11号三号楼。但江青找的市委负责人绝对不是柯庆施。因为柯庆施早在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病情,18日批准了肺癌手术建议。4月20日手术,周总理医院守候三小时。5月周总理、陈毅到医院看柯。9月柯由卫生部长傅连璋陪同去北戴河养病。10月到北京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话动。10月23日由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起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1965年4月9日病逝。金平文章举证,据日夜守候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柯这一阶段绝无外界联系。另有材料证明主持评海罢的市委两位领导、笫一次参加讨论评海罢的三位市委领导名单,均无柯庆施的名字。由以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之说,纯属以讹传讹。二、有些文章说柯庆施”左“”整人“。柯确实”左“,不然,怎么上海会划了1万5千名”右派“,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而,在”左“的年代,”左“兄比比皆是的大气候下,”左“应有个量化。据邓伟志依事实量化下来,柯在”左“中又有不少右。柯在反右派中亲自点名保护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名人,如两位归国科学家,新闻界的冯岗、马达、钦本立等;在上海外事系统第二商业局等系统居然没有划一个右派!柯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说:”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柯在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中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上海共划右派15419名,相对数比别处明显落后。1959年后,上海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比例大大低于全国。

听说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在撰写回忆她父亲的书籍,我在期待阅读。凭我的经历与见闻,我认为对柯的争论,源自党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柯庆施跟毛泽东紧一些;陈丕显跟刘少奇紧一些。由此产生出许多故事、纷争来。我将在此书“文革”部分补述之。

《自由写作》第49期【散文随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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