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莫把错译当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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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诗歌翻译中的问题

《自由写作》上阿钟、张裕和怀昭有关诗歌翻译的讨论(《失译的诗意》)各抒己见,也各有道理,不过,在提到马悦然和李笠有关翻译特朗斯特罗默诗歌引起的争议时,说这是“抠字眼”的兴趣,认为是理念的分歧,理由是马主张“直译”,而李主张“再创作”,又说万之也参与争论,发表文章“褒马贬李”,似乎我也主张马的“直译”,而反对李笠的“再创作”,我认为这里有很大误解。我以为诗歌是否“直译”或“再创作”,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不同处理,有的原作可能适合直译,有的原作可能适合“再创作”。

首先我要说明,翻译诗歌中确实可能存在“错译”,我本人翻译也会出错。但“错译”不是什么“再创作”。在我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里,当布莱翻译有了错误的时候,特老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要他改正。比如在第57页,当布莱把放风筝的绳子翻译成“直上(straight up)”的时候,特老就说他错了,不合逻辑,并画了两幅草图说明:“(特老先画了一幅直上的风筝)但你不可能以这种样子放风筝。正确的样子应该是(特老在此画了一个斜上飞着的风筝),但是,英语怎么翻译‘斜上’我不知道”。类似的布莱翻译的错误,特老在信中指出很多。可见,特老也不允许“错译”,“斜飞”就不能错译为“直上”。而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特老“抠字眼”。

不过,当布莱翻译《巴拉基列夫的梦》时,将原文把插在地里的犁形容为“一只坠地的鸟”改为“一只正要离开地面的鸟”,特老认为这不是“错译”,甚至意象比原文更好,所以是布莱的“再创作”。特老因此特地发放了一张“许可证”(见《航空信》第159页),表示同意。这也就说明,即使布莱的翻译是“再创作”,也是经过诗人本人“许可”的,不是随意的译者可以自说自话的“再创作”。

简言之,“错译”和“再创作”是两回事。

马悦然对李笠诗歌翻译的批评,主要是指李笠翻译中的很多“错译”,并不是张裕说的“直译”和“再创作”的理念之争。只不过是李笠否认自己“错译”,坚持说是自己“再创作”,而反讥马老是“抠字眼”。如马悦然指出李笠把“蘑菇”(kantarelle,一种瑞典森林最常见的可食用蘑菇,也可译为“草菇”)翻译成“糖果”(karamelle)明显是个“错译”,李笠则说成是自己有意改的“再创作”。两词字形和发音接近,李笠极可能是看错了的,而且原诗写一个监狱逃犯从森林里被抓回,口袋里装满森林里采集的蘑菇,一种自然属性的食品,这是逻辑的,他不可能从森林采回没有自然属性需要花钱买的“糖果”。所以李笠当然是狡辩,把“错译”说成是自己“再创作”是有意偷换概念。这种强词夺理,混淆视听,还导致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中文读者的误解。在这种背景下,我发表文章以李笠翻译的特老诗作《巴拉基列夫的梦》(1905)(2001年版)中的“错译”为例,不为别的,就是要说明李笠翻译确有“错译”的问题而已。而把“错译”美化为“再创作”,也就是我文章写的,是把“乌鸦忽悠”的叫声说成了“杜鹃占巢”的歌唱。我的文章并没有提到马悦然的名字,更没有谈到我“褒”他的“直译”说,所以不存在万之“褒马贬李”一说。

至于李笠后来发表对我的反驳,说我还用他2001年出的有错的旧版,而不用他后来修正过的2012年“正确”版本,好象是我故意为难他,其实也是篇强词夺理不值一驳的文章,所以我也懒得回应。因为我本来无非是要举证说明李笠的翻译确实有过“错译”的问题,至于是什么时候“错译”,是旧版还是新版“错译”本无所谓(马悦然对他的“错译”批评也都是指他的旧版,但他拒绝承认旧版有错)。现在他的“反驳”文章自己都承认旧版有错了,所以新版才做了改正,可谓自辩已经不攻自破。

而我这里也可以继续指出,李笠2012年出的新版里仍然“错译”很多。其实他的新版送厂印刷前,我曾给过他邮件,愿意义务给他看一遍,以免新版再有那么多“错译”,这也是对原作者和中文读者负责,但被李笠当作耳旁风。这位自称是我“老朋友”的人,自己至今没有给过我一本新版。而我翻译《阿尼阿拉号》、《航空信》等等都是第一时间给他,甚至印刷前给他电子稿请他“指教”。我认为一个译者难免错译,那么有其他译者多看一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瑞典俗语说,“四只眼总比两只眼看得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李笠2012年的新版是否就没有“错译”了呢?比如第一首“醒来是一次跳伞……”里“坑井”(schakt)被李笠译成了“棋盘”(schakbr?de),两字音形接近,明显也是李笠看错了。这个“错译”破坏了原诗的意象。读者本可以看到一个吊在降落伞下的人慢慢穿进“坑井”进入地下的意象,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这样吊着的人穿入什么棋盘。或许这是李笠超现实主义的“再创作”吧?李笠讥讽马悦然只是工匠,自称“诗人”,所以翻译出的是诗歌,却连特老的这个诗歌意像都没看懂,没能再现。

再有,在“卡利隆”这首诗里,特老用一个意象表现自己的谦卑,说自己的“岸”很低,只要死亡(水)上涨“两分米”(decimeter)就能把自己淹没。李笠翻译成“两厘米”(centimeter)。“两厘米”也是“再创作”吗?按照逻辑,水上涨两分米可以淹没人的呼吸器官(口鼻),是可以淹死人的,但上涨两厘米则是不可能淹死人的。虽然一字只差,意象已经大变,逻辑不通。我指出这个重要的“错译”,李笠能说我是“抠字眼”吗?

在“给边界后面的朋友”一诗中,表示国家之间界线的“边界”(瑞典语gr?ns)被李笠随意翻译为军队作战之间的“防线”(瑞典语是front),如果说这个错误还不那么离谱,那么此诗最后两句,特老写到自己当时访问的一东欧国家的酒店墙壁内的窃听器两百年后会被人遗忘,终于可以睡眠(不用再窃听了),所以成了一种三叶虫化石(ortoceratiter,与窃听器形状非常像,可见特老用词精确)。李笠根本没有理解这两句的意思,连主语是“窃听器”都没看懂,更看不到窃听器和三叶虫化石的相似,翻译为“我们终于得以安睡,化成正长石”。李笠是不是翻译时自己也“睡着”了?

就算李笠认为自己改正过的新版《巴拉基列夫的梦》(1905),“错译”仍然不少。例如,“乌鸦叫唤的黑暗”(“叫唤”原文是kraxande),被李笠翻译为“乌鸦扑扇的黑暗”。一个表示叫声的动词,随意就改为翅膀扑动的动词,意象也被改变了(黑暗中可以听见乌鸦的叫声,却难看到翅膀的扑扇。这也算是李笠“再创造”吗?再如,诗中描写一条船被冰封冻在海湾,船是不能动了,也没了灯火,但甲板上还有“人”,李笠翻译为“熄灯的船/和甲板上的乘客冻结在那里”,李笠把“人”也一起冻结了。从后文可知道,这是一条小战舰,所以巴拉基列夫上船后,水手(船员们)走上前来了,他还要他们划十字,这里既无“乘客”,也没有“冻结”。李笠也是给中文读者“再创造”出了一个“诗意”的乘客冻结意象吗?

其他“错译”就恕不在此一一列举了。特朗斯特罗默作品本来不多,一生发表不到三百首,所以可以包括在一本全集里。而李笠的“错译”,旧版根据马悦然就有一百多处,新版里就我目前看到的大小错还有几十处,比例相当高。

任何翻译难免有“错译”,可以原谅,但错误多到离谱,还死不认账,那就不可原谅了。也就是这位李笠曾声称自己翻译的特老诗歌要成为“绝版”,我问他何谓“绝版”,他答复说就是他翻完之后,别人就再也不敢翻译了。自视不可谓不高,绝对不是特老说的两分米就能淹没,好像是高到了连两米都还淹不死的高度。李笠说自己翻译的是“诗意”,如此出错也说明李笠并未真正把握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意。

有关诗歌翻译权

文中还有一处误解,我也有必要说明一下,即说到因为马悦然和李笠的争议我也参与了,所以“……也一不做二不休,拿出了自己的译本。万之褒马贬李……但也因此出了一本自己的译诗集《早晨与入口》。”这个提法说明作者并不知道我翻译《早晨与入口》的真正原因,好象我是参与争议之后才去翻译的,好像一个翻译可以自己想翻什么就翻译什么、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

从事职业翻译的人都知道,无论翻译还是出版社,基本都是要求签约得到独家翻译权和出版权(否则别的翻译或者出版社都可以随便翻译出版的话,那就无法赚钱,也无法以翻译为职业谋生了)。可以想象,如果莫言一得奖别的翻译家或者瑞典出版社都来要莫言的著作版权,自己再翻译出版,那陈安娜和她的出版社能接受吗?因此,翻译在出版上其实也有一个版权的行规,没有翻译权而随便翻译是犯忌的。

所以,当李笠已经是特朗斯特罗默诗歌的中文译者的时候,按照瑞典行规,其他译者包括我在内,包括马悦然和傅正明在内,本不应该再去翻译李笠已是中文译者的特老诗歌作品。即使李笠有错,他的翻译权应该尊重,帮助他改错可以,但不能自己抢翻译,尤其是特老得奖之后去抢,有抢利益之嫌疑。所以我曾对李笠表示愿意帮他校稿,但我自己本无意争抢特老诗歌的中文翻译权,因为这是不符合行规的。所以,我根本不是什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就拿出译本来——如果没有诗人或其经纪人的授权,我哪里可以随便翻译出版他的诗集?——任何人没有得到诗人授权就发表译诗(非盈利非商业出版的网刊不算)都是不应该的,甚至可能造成对有翻译权的译者的侵权行为。

言归正传,我参与翻译特老诗歌的背景是这样的:2010年北岛来瑞典看望特朗斯特罗默,是我陪他去的。当时谈到了特老和美国诗人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其中很多是两人互译对方作品的讨论,北岛觉得有意思,有兴趣要在《今天》发表几封通信,特老同意,特老夫人就拿给了我一本。因为是瑞典文版北岛自己也不能翻译,所以我当时就同意了翻译几封信。

我后来翻译了几篇给北岛看。也巧,第二年特老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多家出版社当然争抢特老的版权了,且争报高价,自然都为要独家版权。李笠把原来在南海出版社出的全集旧版,又以更高价给了四川出版集团(版权协议一般七年有效的,李笠的旧版2001年,到2011年特老得奖已经过了七年,所以翻译著作权回到李笠手里,可以另外签出版协议了)。

当时南京译林出版社没拿到特老诗集的版权,退求其次,就争夺《航空信》这本书的版权。自然就有《航空信》中文版翻译权给谁的问题。本来李笠其实也已经开始动手翻译《航空信》了(有几封还发表于《世界文学》杂志),但马悦然对李笠的批评当时已经导致了特老的犹豫,而且之前特老就同意过我翻译《航空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航空信》全书中文翻译权就正式给了我,是译林和我签翻译协议而得到了版权。这个通信集的翻译权本来也没有给李笠,所以我来翻译和他翻译诗集是没有冲突的,我不违反行规。

但是我在翻译《航空信》时发现,书里包括特老诗歌原文多首(全文的就起码十几首)。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初还是尊重李笠得到的诗歌翻译权的,准备采用李笠的现有译本,这样与他得到的诗歌翻译权就不冲突了。这也只要在《航空信》中文版内注明一下就可以,反正都是同一个经纪人在管理特老的版权,他也都表示过同意了。但是特老诗歌的翻译情况比较复杂,特老并不主张诗歌翻译权给一个人,包括当初他把英文翻译权都给了不同的人(布莱是最早把特老诗歌翻译介绍给美国的,后来也被特老甩开,布莱都很有意见的,可参阅《航空信》)。

在中国,四川出版集团本来也以为李笠是获得中文的独家翻译权的,没想到其他出版社又出了董继平的译本,而且也是获得诗人许可的。马老对李笠的翻译提出批评之后,马老自己也开始动手翻译特老诗集了,也获得了诗人的允许在上海和台湾出版中文译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李笠翻译已不重要,没有侵权问题了。我也可以采用马老的翻译(如《悲伤贡多拉之二》当时就有马老的译本)。

马老和特老关系本来也好,他当时反对我在《航空信》中用李笠的译本。我那时也发现了李笠的翻译确实错误太多。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在《航空信》里干脆只用自己的翻译,其他的我谁都不用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无奈中的决定。因为特老的翻译权情况太复杂。译林出版《航空信》时后面还附加了一个光碟,本来是有声读物,有特老自己朗诵的诗歌和钢琴独奏,这里面就有十几首涉及音乐的诗歌,后来也是我自己翻译的。

北岛在香港搞一个国际诗人计划,每年请一个国际大诗人去香港,同时出版一本该诗人的诗选,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出版了俄罗斯、日本、美国、阿拉伯等大诗人的七本诗选。特朗斯特罗默是原来就说好的第八位,北岛2010年来时就洽谈过,跟特老得奖不得奖也无关,只因为特老身体不好,所以本人不能去,北岛就请我去代劳讲课,而这部诗选也是北岛请我翻译的,根本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书名都是他决定的)。我其实还建议过他用马悦然的翻译。但北岛认为还是用母语为中文的译者比较好,而李笠当然不在北岛考虑之列了,所以我还是自己做了。北岛要求的是五十首,而我考虑到我已经在《航空信》及音碟里翻译了十几首,再加三十首就差不多了,也不算大工程,因此才接受了,这就是《早晨与人口》的出版背景,与马悦然和李笠的争议确实无关。

翻译诗歌当然可以,但是不要忽视了翻译权的问题。这也是保护作家和译者知识产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此多费点笔墨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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