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昕: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预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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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昕

西方文艺复兴一般是以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起始标志。当时希腊文化学者带着心爱的研究资料托庇于意大利,于是西方人首次有了机会来直接端详古希腊的人文天地,后者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神化世界。这个新的认知最终导致了约五百年后尼采对上帝的死刑宣判。文艺复兴完成了从宗教到科学的意识形态转型、从神圣到世俗的社会生活转轨和从神权(或神权与王权的联盟)到民权的政治结构转换。然而,伴随着这场深刻而全面的历史大变革的乃是蔓延于社会各阶层无休无止的争斗,既有平民与贵族利益的激烈冲突,又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所刻画的宫廷权争的残酷阴谋;既有旧体系下教廷与王室的钩心斗角,又有新兴资产或市民阶级内部的利益相争。宇宙漫漫,但人生有涯。善良的人们(如小说《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穆尔)对这些暗无天日的相争厌倦头顶,却又苦于此生望不到历史发展的曙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星相学家洞察未来的眼力和料事如神的天赋,使他们成了那个时代上帝的最佳代言人。那些政治进取心强烈的先知们很自然地将天赋和知识用于历史预测—既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和民族造福也为个人的生计和前途谋利。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历史人物,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三个文艺复兴的重镇。他们的预测活动和人生遭遇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历史预测的魅力与风险。

一、诺斯特丹玛和他的《世纪》预测

米歇尔.诺斯特丹玛(Michel de Nostredame,1503年12月14日–1566年7月2日)是法国御用星相学家,同时还行医为王室服务。他为后世记住的原因是那本迄今还广为流传的历史预测长诗《世纪》。该书本身遭到后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滥解或滥用,以致成了无所不验的历史预测“皇历”。但笔者注意到,1987年出版的《西方星相学史》的作者吉姆.泰斯特(Jim Tester)对诺氏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并无什么真才实学,不过吉姆并未给出证据。诺氏的著名预测包括法王亨利二世会通过何种方式去世。他在《世纪》中能对身后的历史作出预测,从现在的知识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神秘可言,因为在诺氏生活的时代,天文观测有了长足的进步(哥白尼已经在1543年公布了他的天文学体系),通过对天象长远规律性变化的推算,再加上服务王室时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数据和他自身固有的直觉能力(诺氏出生在直觉智慧高超的属于火相的人马星座),他完全能够大体上推断出未来的发展趋向。他的预测长诗实际上是写得非常含蓄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随意解释其含义。譬如,《世纪》第三章第九十五节曰﹕“多数人(统治)的法律将失效”。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变故的一九九零年代,便有人据此解释说诺斯特丹玛四百多年前就已准确地预见到了苏维埃社会政治制度的消亡。还有,《世纪》第十章第七十二节中提到﹕“一九九九年七月,将有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但实际上当年并没有什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可是在此之前,却有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认定,一九九九年将是一个恐怖灾变之年。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从诺氏的《世纪》诗中找到了希特勒上台和日本进犯珍珠港的预言。

无独有偶的是,在诺氏之前的中国唐朝和明朝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历史预测长诗即《推背图》[作者李淳风(602 – 670)]和《烧饼歌》[作者刘伯温(1311 – 1375)],对它们的解读也都是仁智互见,牵强附会的。例如,有人将金圣叹批注的《推背图》第三十七象《庚子三三巽上震下益》解释为黎元洪(1864 –1928)出任大总统,这显然是民国初年黎氏如日中天时有人刻意索解的。今人如何看待上述这些中外历史预言其实并不重要,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些历史预测活动体现了人类在这历史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候,希望通过对历史变化规律性的认识,来预知未来和把握命运的内心渴求。在西方命学史上,至今还没有人做过象诺氏那样系统的历史预测(其应验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诺氏生活的十六世纪正当文艺复兴的中期,新旧势力彼此对峙,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运动互相较劲,神权和王权的冲突日益加剧(如英王亨利八世于1534年和罗马教廷决裂);1562年,也就是这位先知去世前的四年,诺氏的祖国—法兰西甚至陷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动荡不安、人心思变的时期,作为御用星相家的诺氏以他的直觉、阅历和经验肯定是感受到了强烈的变化信息,历史巨变的能量正在积聚,维持西方社会秩序长达一千多年的宗教权威和封建势力即将崩溃。果然,诺氏死后还不到一个世纪,英王查里一世就被砍头,紧接着的十八世纪法国国王又被推上了断头台,最后在十九世纪末由德国的诗意哲学家尼采正式宣告“上帝死了”,以象征(公元476年)西方由罗马帝国灭亡而开始的精神专制时代的彻底结束。

二、意大利星相家默然狄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十六世纪法国星相学家诺斯特丹玛在历史预测方面的努力多少都为星相命学的发展增添了一些喜剧色彩,那么活跃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星相学家默然狄神父(Father Orazio Morandi,?―1630年11月7日)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人物。神父是在公元1630年11月7日满怀悲愤地死在一间狭小牢房里的,然而四个月以前他还是罗马最受尊敬的星相学家。默然狄被捕的原因是他竟敢预言在位罗马教皇会很快在1630年去世。这一预测吸引了不少枢机主教前往罗马去召开秘密会议来选举新教皇。在默然狄被审判之后,教皇乌尔班八世颁发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敕令谴责星相学。默然狄的误测确实是晦暗了星相学的声誉,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神父本身智能有所不逮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已经无法再维持传统星相命学的崇高地位了。整个十七世纪,意大利统治集团内的政治斗争相当激烈而充满变量;同时,知识界正面临着从托勒密—亚理斯多德的传统宇宙观向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机械论转变的动荡不安。那份长达二千八百页的默然狄审判记录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时代变化剧烈而深不可测的罗马教廷;在那里,宗教、科学与政治彼此纠缠又和社会及阶层的变动交织一起。在这个错综复杂而险恶丛生的社会环境中,象默然狄这样有声望的星相学家又急切地渴望获取和他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力和特权,这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他投靠当时意大利显赫的美第奇家族,被任命为罗马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为了能尽快得到社会承认,默然狄创办了一所独一无二的图书馆来专门收集当时属于禁书的有关哲学、神学和情爱方面的资料,并免费向罗马知识界和其它上层贵族出借。同时,他和修道院其它牧师还提供星相命学的咨询服务,希望能为深受战乱和瘟疫之苦的世人提供现代人才享用的那种心理疗法和“社会保险”。默然狄在今天肯定会由于他的开放、博学和仁慈而受到尊敬,然而他却生活在早于法国大革命一百年的十七世纪,那时的罗马教会虽已衰象毕露,但却势力还在。神父在世的1600年教廷还敢把异端科学家布鲁诺推上火刑架;就是在神父死后的第三年,他的同胞、天文与物理学家加里略还被宗教裁判所定罪而终生监禁。默然狄对异端和异见的爱好一定是早已得罪了教廷,而他爱好虚荣的心理和贪图名利的做法又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他对历史发展的先见之明,也让他的敌手抓到把柄,从而给他的预测工作带来了致命的风险。所幸的是,默然狄的悲剧变成了后人的智慧。下面谈到的英国星相学家威廉.里利(William Lilly,1602 –1681)虽然也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从事历史预测工作,但他却避免了致命的风险。

三、里利的历史预测和伦敦大火

威廉.里利(William Lilly,1602年4月30日–1681年6月9日)是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命学在英国发展的全盛时代最重要的星相学家。他不仅在西方传统命学的历史上享有盛誉,而且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这位出生贫寒的星相学家在全国范围内著名的过程刚好是英国社会从王权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变化与动荡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国王与议会激烈争夺治权的内战(1642 –1648)、查里一世被处死后共和政体的建立(1649)和随后国王势力的复辟(1660)。今人所看到的英国乃是当今世界的文明温柔之乡,绅士淑女的摇篮。殊不知,在走向现代国家的征途上,英伦三岛曾经是历史上人类相残最烈的地方之一;在当时全国四百五十万人口中,竟然有二十万人丧生于内乱,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所谓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正是这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的社会生活环境突显了星相学家洞察未来、安抚人心的历史作用。

里利是迟至“而立之年”才开始选择星相学作为此后一生的职业,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让历史预测成了他几十年命学咨询生涯的一根主轴。他在1651年出版了小册子《王朝或者没有王朝》(Monarchy or No Monarchy),其中含有对英国未来发展的预测,不过,和中国宋朝的历史预测《推背图》有些类似的是,这些预测都隐含在一系列被里利本人称为“象形文字”的图画中,其确切涵义并没有得到说明。尽管如此,十多年后这本历史预言小册子还是给星相学家本人带来了麻烦。自学成材的里利根据出生星图曾断言出生时月亮落入天蝎座的国王会遭砍头的厄运,并被请求提供遭囚禁的查理一世如何逃逸的途径(但国王手下的人却怀疑里利的预测能力)。作为国会势力的主要军师,里利的战事预言常能鼓舞士气去战胜国王的军队,因此他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好几个兵团的战斗力。这位出生时月亮落入摩羯星座而功名心切的星相学家从1644年开始自行编纂年历,在整个1650年代该书的销量竟攀升到差不多每年三万册。从1640年代到1660年代,里利平均每年需要提供二千次星相命学咨询。按现在的价值来估算,这位星相学家六十岁时的年收入已高达五百万英镑了。据说来咨询里利的客户大多是问失窃和隐蔽的财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英国社会失序和人心浮动的历史情景。里利于1647年出版和1659年再版的三卷本《基督教星相学》(Christian Astrology),是历史【包括时政(Judicial astrology)和特定(Horary astrology)】预测方面的教科书,二百多年后的1852年该书以《星相命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为题问世,1985年此书又被重印出版,可见三百多年前里利的职业成就也受到了当代西方命学界的肯定。

里利的历史预测和其它咨询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利双收,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不满,因为世人相信他的年历已经远甚于对上帝的信任。俗话说树大招风。里利的命学咨询能为世人排优解惑,但他的时政预测却招来许多是非之议,惹上了不少麻烦。这位声誉卓著的星相学家最被人记住的历史预测乃是1663年的伦敦大瘟疫和随后三年发生的的伦敦大火。那场半夜从面包店窜出的大火很快就席卷了城区中部,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13200幢房屋、87个教会建筑和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绝大多数的市府办公大楼,差一点就把伦敦贵族区甚至王宫给焚毁了。这场大火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因为它恰逢王政复辟时期,父亲遭砍头的查理二世恐惧有人想纵火来推翻他的统治。于是,作为嫌犯里利被国会调查机构传讯,人们都相信是他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中作出这场火灾预言的,因为里面有插图为证﹕象征伦敦城诞生时星相的双子座形状的城门和附近其它楼房大火冲天,泰晤士河上居民们则正在奋力逃生。但星相学家最后却并未被控罪,因为他的答问使调查官相信这位大名鼎鼎的预言家在政治上是驯服王室的(里利出生时的太阳星座落入由金星主导的金牛座),而他的所谓先见之明在那本小册子中是相当含混不确的(因为插图没有任何明白的文字说明)。这次传讯是里利一生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使星相学家的声名大振;另一方面,里利也深感历史预测风险太大,你不知道何时会赔上身家性命,因而萌生退意。这位天赋的星相学家在68岁那年,经友人暗助从主教那里取得了行医执照;此后,里利便专心在家里从事星相医学的咨询工作直至79岁时中风病逝。但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对里氏的大火预言仍然十分困惑,因为当时调查人员并未向嫌犯询问他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天象来预测要在十五年后才发生的瘟疫和大火。他们传讯时的兴趣仅此一点,即星相学家可能会预见到这场大火背后的政治阴谋。此外,里利本人的答询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他以虔诚信徒的口吻这样答辩﹕“伦敦大火是上帝所为,但其方法鄙人无从得知。”这个回答在当时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我们今人感兴趣的乃是里利预测的方法何在。如果仅根据天象,其它人也会有此预言。看来,历史预测和一般性的(健康、职业和婚姻)预测不同,它不仅需要有专业的星相知识、敏锐的历史感觉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更需要有超验的灵感。只有这些因素的完美结合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历史预测。

《自由写作》第49期【散文随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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