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我的笔会会友阿克肖诺夫(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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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

今年7月6日的中午,我接到电话,我的笔会会友阿克肖诺夫,这位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用文学折磨和抚慰我的人,远上天国白云间了。

我早年翻译了阿克肖诺夫的中篇小说《一九四三年的早餐》,收入《苏维埃俄罗斯作家作品选》一书。此本在我家已无藏书。最后一册我送于俄罗斯笔会资料室收藏,依稀记得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出版。2004年,俄罗斯笔会秘书长,作家诗人特卡钦科和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联合举荐我加入了俄罗斯笔会,于是我和阿克肖诺夫成为会友。

此后,我在已经流逝的无数瞬间里都感到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存在,我想以后也会。阿克肖诺夫给我留下的不仅是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他那件意味深长的“牛仔外套”,他用童话般的语言塑造了前人,他用言简意赅的故事培育了来者,正如果戈里给我们留下的那件,培养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呢子外套”一样。

7月9日,在莫斯科文学家中央大礼堂为阿克肖诺夫举办了安魂弥撒仪式(猝然离世的笔会秘书长萨沙·特卡琴科的葬礼也是从这里拉开序幕)。一位蒙着头巾的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啜泣,她哽咽着自言自语道:“他受了罪了,我们也因为他受了罪了!”这番话不仅使我想到了几个世纪以来逡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的人们。

那天在阿克肖诺夫的棺椁旁边排出了当代俄罗斯文艺界最强阵容:作家,编辑,普宁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卡巴科夫、著名文学批评家娜塔莉亚·伊娃诺娃、音乐家安德烈·马卡列维奇、俄罗斯人民美术家、艺术院院士鲍里斯·米谢列尔、作家、画家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皇村艺术奖金获得者叶弗盖尼·莱恩、纳博科夫文学奖金和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获得者维克多·耶罗菲耶夫、诗人、导演、编剧叶弗盖尼·叶夫图什科等人。他们每人都珍藏着一份对逝者的眷恋,每人在葬礼上都表达了对朋友的爱,那份真情比七月的骄阳更炽热。

阿克肖诺夫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苏联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苏联这个主题。尽管他被苏联政权驱逐出境,被迫移民海外多年,却始终眷恋苏联时代,甚至不愿看到苏联的崩溃。80年代末,他曾经和遭遇整肃的著名苏联企业家瓦基姆·图曼诺夫用一整箱子伏特加酒赌苏联是否会解体,结果阿克肖诺夫输了。

他何以对苏联如此恋恋不舍?事隔20年,阿克肖诺夫道出心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愿意看到苏联解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什么叫怀旧?文学就是怀旧。他说,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已经老去,而在于你一生始终会追忆流年,因为其中渗透了我们的泪水与欢笑,渗透了我们的爱。阿克肖诺夫至死不同意对他的移民海外之说。他反复强调:我不是移民海外,而是被驱逐出境,当年我要是不走就会死于非命。

我们俄罗斯笔会的小楼位于莫斯科铁匠桥的老城区,每年我们都组织两个创作季的揭幕小仪式,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五年来,我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楼里与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作家相识和谈天,却唯独没有见到过阿克肖诺夫,只在小楼东侧的会议室见过他的一幅黑白照片。后来才知道,即使他恢复了俄罗斯国籍后,也常在国外小住一段时间。比如,他曾经和我们笔会的一些作家透露,他常住在法国一个名叫“比阿利茨”的海滨浴场,躲在那里的一座简陋小屋里专事写作。

阿克肖诺夫也曾经在美国居住,可是最终还是选择离开。究其原因,他说,美国对于作家来说很幽静,对于创作很有利。可是他痛恨美国的出版商:“出版商总是想方设法地将书变成商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最后把作品扭曲得完全失去了文学性!”他愤然道,这难道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悲剧吗?这当然不是美国的专利,他非常经典地说:“图书市场化在俄罗斯刚刚开始,文学毁于商业化最终难以幸免。”

我最近四五年参观了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高校,发现这些高校的部分教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炫耀对知识和信息的占有以及讨论对财富和金钱的向往,尤以中国大陆高校为甚。这使我想到,阿克肖诺夫曾在莫斯科一个公开场合对俄罗斯和美国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比较。他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博科夫式的知识分子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群同情弱者的人,同时也是一群绝不轻易妥协的人。阿克肖诺夫在美国高校执教长达24年之久,他说,他很少听到他的美国同事将上述的炫耀和向往挂在嘴边。他觉得,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情怀更接近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界。于是,他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开宗明义道:“踏进校门,你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了,你们要以此为荣!”相形之下,面对生活的弱者,我们的同情心有多少?面对急速膨胀的物欲,我们是不是妥协得太快,太彻底了?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还会以纳博科夫和阿克肖诺夫的精神世界为荣呢?

我读阿克肖诺夫的时候,正是他流亡之时。中国出版界对苏联流亡作家讳莫如深,持否定态度。即使有些作品勉强可以翻译,也要淡化作家的流亡背景,只能翻译他们在苏联政权之下允许公开出版的作品,甚至在介绍文字中都不得提及作家流亡期间的创作。那时,就是80年代初期,我大学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导师、翻译家石枕川先生曾经鼓励我关注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他断言,在苏联6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群中,最可能对未来俄罗斯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阿克肖诺夫。20多年之后的今天,俄罗斯总理普京悼念词证实了枕川先生的预言——普京说,作家之死是“俄罗斯文学和整个民族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勇敢的和热爱自由的人!”

今天,人们称阿克肖诺夫为当代伟大的作家,将他作品的归入苏联俄罗斯文学经典,可见其杰出;在那个时代,他敢于用文学作品挑破苏联帝国文字狱的樊篱,说明他的勇敢;最终,他用一支笔唤醒和培育了千千万万厌恶和反抗集权的读者,难道阿克肖诺夫不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吗?

俄罗斯文学的遗孀
——我所认识的索尔仁尼琴太太

我移居莫斯科后,加盟俄罗斯笔会,很快和诗人布兹尼克成为莫逆。他是索尔仁尼琴一家周末的座上宾,我曾在乌克兰东部他老家的古宅里见过一帧照片,那上面一群莫斯科的作家笑容可掬,索尔仁尼琴和他太太纳塔丽亚比肩而坐,精神矍铄。

布兹尼克告诉我,他在索尔仁尼琴最受感染的是他们貌似简单,却无比深邃的爱情。他说,做客期间,他经常痴迷地注视着索家夫妇彼此间的一回一应,那情那景,使他联想到苏联的导演亚历山大?扎尔赫依1981年的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此片荣膺当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我和布兹尼克2006年12月27日一个飘雪的傍晚,前来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12号的索家做客。那时索尔仁尼琴正好病着,我记得我当时带给他的礼物,是中国特产乐陵红枣,纳塔丽亚抱着我送的那包红枣不撒手,一副很珍爱的样子,她对我说:“听说红枣入药,希望对他的健康有裨益。”

那天,纳塔丽亚带我们参观了作家的书房,我记得,除了柜子里面塞满了书,书架上的书也堆得高耸入云。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就在此被捕,后遭驱逐。纳塔丽亚那年37岁,作为妻子,那年那月她到底承受了怎样的苦难呢?她听了我的问题,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感谢上帝给以的一切,包括磨难。”我记得,她告诉我,她在大学攻的是数学,1968年结识索尔仁尼琴,他当时刚完成揭露莫斯科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以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两书遭遇苏联封杀后均在西欧发表。纳塔丽亚那时便担任索尔仁尼琴的私人秘书和助理。1973年,他们正式结为夫妻,那年纳塔丽亚36岁,索尔仁尼琴55岁。他们的婚礼是在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之后和他被驱逐出境前1年举行的,所以,完全可以想见纳塔丽亚的彼时彼刻的处境。

从那一刻起,直到我见到她的那个雪花飞舞的冬天傍晚,纳塔丽亚依旧是索尔仁尼琴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学秘书,她编辑的30卷本《索尔仁尼琴全集》也在2007年出版。

那晚做客出来,布兹尼克如每次一样,依旧沉浸在极度羡慕的情感之中,他感叹道:“索尔仁尼琴比纳塔丽亚年长19岁,夫妻感情甚笃,他们的婚姻经过了大洗礼啊!”

索尔仁尼琴过世之后,我和布兹尼克在莫斯科一次索尔仁尼琴图书展上再次见到了纳塔丽亚。我看到作家遗孀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面对前来问候的作家朋友,面对不断提问的作者,这位已经72岁的作家妻子竟用清澈的微笑宽慰着每一位入场时并不轻松的来宾。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次图书展上,她告诉我们,书展开幕的第一天,国家安全局的代表来到她的面前,毕恭毕敬地向她转交了一些有价证券,这是原苏联克格勃第一次逮捕索尔仁尼琴时在他家没收的。

索尔仁尼琴1994年5月从美国回归俄罗斯,处于民主兴奋期的俄罗斯各大党派纷至沓来,拉拢他进入政治联盟。但是,均遭到作家拒绝,当时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你们谁也甭想拉我,等我死了吧!”纳塔丽亚那次在书展上对我说:“那些党派啊,现在他们还在拉票,我告诉他们没门儿,除非等我也死了!”

那时,我完全被震惊了——什么是爱情最深沉的底蕴?那就是纳塔丽亚所捍卫和忠诚的丈夫的价值观。

目前纳塔丽亚所做的工作,是在其丈夫生前就已经开始的收集、整理、出版海外俄罗斯作家的手稿和作品,她依旧担任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图书馆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她的工作已经博得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尊敬,2009年7月2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给纳塔丽亚的生日贺电中说:“您作为索尔仁尼琴的亲密助手和其文学遗产的保存者,命中注定与他一道分享了命运多舛的生活之路。你们时刻厮守相依:无论在痛苦、喜悦还是在创作中。”

《自由写作》第50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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