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朝圣石门坎(散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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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

4月2日清晨,雨停了,雾也稀薄了。九时许从泉兴客栈出发前往对面隐约可见的麻风村时,还看不出多少太阳会出来的迹象。走在半道,不到十点钟,太阳就把我们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脱了下来。王大卫的《中国石门》说,前往麻风村的路,如果步行,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路有多远,有多烂,结果,边走边玩的我们,也就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走到麻风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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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麻风病人遮风挡雨近60年的房屋)

修建麻风病的计划是柏格里1912年制定的,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1915年,柏格理便不幸逝世了。柏格理逝世六年之后张道惠、王树德等根据柏格理生前夙愿,将麻风病医院修在了距离石门坎直线距离仅一公里多,绕道却有七八公里的对面山包上。石门坎麻风病院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教会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教会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衣被等生活物品。麻风病院的修建,使得原先受到亲友邻居驱逐,甚至会受到官府杀死并焚烧的麻风病患者处境大为改观。麻风病人们治愈之后,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永久安顿下来。麻疯村,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个自然而又特殊的村子。

麻风村男女老少目前还有16户人家58个人,其中,麻风病康复者15人。1948年大地震的时候,除了那边还剩下三间房屋没震塌外,麻风村的其他房屋全垮塌了。2005年4月王大卫来麻风村的时候,麻风村的人们还仍然居住在当年传教士地震后重新为他们修建的,破旧不堪的房屋里。看着那些猪圈牛棚般的,早该完成其使命的所谓“住房”,我真感到奇怪:60年来,这些危房是怎样为麻风村的人们遮风挡雨的?麻风村的人们又是怎样在这样的危房里度过了60年的凄风苦雨的?

如果不是香港一个慈善基金会捐赠25万元,于前年为麻风村人们修建了三栋20间砖混建构的平房,58位村民,还只能住在那些随时都可能垮塌的破旧房子里,接受每人每月26元的“高度重视”。别人捐赠的钱,我们主持修建的房屋,修成什么样的房屋了?村民们纷纷指给我们看:人住进来没多久,水泥地面就开始坏损,如今早已是坑洼遍布,沟壑纵横。而房顶,也有几间漏雨了。还说,这三栋房子,至今尚未验收。

王大卫的《中国石门》里,有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个老师上课,两个学生和一条狗听课。这是当年,王大卫他们在麻风村的福声小学拍到的场景。福声小学是2004年,深圳和厦门的基督徒们在一个叫吴彩金的女士的奔走呼号之下,花了20万元人民币修建,2007年开学的。名义上叫小学校,其实,就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屋。“校长”、教师就一人,他就是麻风病康复者,初中学历、麻风村唯一的识文断字的人,村长,60岁的朱树成。据《中国石门》记载“2004年10月,十多位捐资者到柳树村考察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就是在深圳花20万建一座房子,也比这个好!“

柳树村就是麻风村,据说,新的这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好名称,是1995年之际,一位毕节地委的副书记来此考察时“敷”的。柳树村当然更比麻风村赏心悦耳多了,只是,这一名称没有使得麻风村也赏心悦目起来。当年,当地干部们一再嘱咐王大卫,在书里一定要将麻风村写成柳树村。我们来到麻风村这天,没有人打这样的招呼,尤其是,我没有看见这里有什么诗情画意,所以,我当然要用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也是当地人还在普遍使用的“麻风村”老名称。倒是在这位副书记当年的“关照”之下,1996年1月6日,石门坎乡的14个行政村76个村民组中,有74个通电了。剩下的白刀岭和发地组,也在半个月前通电了。不管怎样说,这是桩好事,虽然在我看来,石门坎完全可以早许多年通电,尤其是,假如传教士们没有被逼走。

福声小学刚刚修建起来的时候,曾经有33个学生,到去年,就剩下14个了,还只是“在册”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有一天无一天地来读书,所以,王大卫书里才有了两个学生和一条狗一起“上课”的照片。到了去年,难以为继的学校只好关门了事。这是什么原因呢?得到的回答止于“不好说,一言难尽”。

关于福声小学,王大卫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位分管宗教的领导对大卫和启基说,国外和港台在贫困地区捐资建设学校的目的,是想搞‘政治渗透’。大卫听了大惑不解:哪里不可以搞渗透,为什么偏偏要到边远、贫困地区来搞?”“朱树成的工资是深圳一个叫朴玉水的慈善者提供的,每月400元人民币每年给十个月。他的工资由威宁县政府中教科转。朱老师说,不知是何原因,他的工资不但愈来愈少,而且不按时给他。……自从她做了福声小学的老师后,政府每月补贴他的26元生活费就停发了。”

当地学校说,福声小学停课后,全部学生都转学到将近两个小时路程的对面石门坎民族学校去了。可是,一个名叫王海燕的八岁女生家长却告诉我们,她的女儿没能插进对面学校,失学在家了。再问还有失学儿童没有,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

麻风村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个名叫王德华的人。王德华现年40岁,他的父亲患上麻风病来到麻风村时,他只有八岁。19岁来到麻风村居住时,他还好好的,两三年后,他也患上了麻风病(稍稍有点麻风病常识的人们今天已经知道,麻风病并非病菌感染,而是遗传缺陷所致)。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王德华不仅手脚20个指头不是蜷曲,就是缺损了。下肢,也被麻风病折磨弯曲,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双膝着地,还得用两首配合着,才能“行走”。

虽然残疾到如此令人不忍目睹的地步,但是,王德华的头脑却异常聪明。很让人难以置信,我面前的这个高度残疾的人,他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他还能借助胶垫挥锄种地,他甚至还能用扳手,用夹钳,用起子等修理电器,修理摩托车。见我们颇为疑惑的目光,王德华“走”进他的屋子,拉出他的工具箱,拿出他的夹钳,套筒扳手,还有锄头,演示给我们看,他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

“如果我不劳动,我连稀饭汤汤也喝不上!”王德华说,他目前的最大愿望,是摆脱下煤井挖煤,下地劳作的重体力劳动,到石门坎街上摆一个修理摩托的摊子,自食其力,孝敬年逾古稀的二老,帮补侄子……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在心里将柏格理日记里的一句话:“一个允许这样的道路存在的政府,真应该为人民所摆脱”套改为:一个允许这样的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政府,真应该为纳税人所唾弃!

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除此之外,我无可奈何。

在麻风村,我听到的,唯一有点希望的话是:去年夏天,威宁县疾控中心,毕节地区撒拉溪麻风病医院来此调查,并作了登记,拟将这里的人们搬迁到撒拉溪去。我曾经采访报道过撒拉溪麻风病院,我知道,那里也是四九年前,英国其他传教士为收治麻风病患者而修建的。到了今天,虽然也很败落,但较之石门坎麻风村,方方面面毕竟好多了。因为,撒拉溪麻风病院就在一条省道旁边,是领导们逢年过节“送温暖”的“基地”,向外界昭示自己不忘老弱病残的“样板”。

但愿,麻风村的58个人能够如愿以偿!

年已古稀的王小元,自1971年患麻风病住到这里以来,已经38年。七、八年前,他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完全失明了。他的女儿、女婿都才是二十多的年轻人,为了照顾父亲,只好搬到这里来住。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聋哑人,小儿麻痹患者,她们都是女性,因为在别处嫁不出去,只好将就嫁给这里的,与他们的命运不相上下的麻风病康复者。也与王德华一样,要活命,他们就得种庄稼,喂鸡养猪,放牛割草下煤窑。

我给一个小女孩几颗水果糖吃,转回身来,我看到她将一颗水果糖咬一口,然后给她的妈妈咬一口;自己再咬一口,再给妈妈咬一口。麻风村的人们不是如此相濡以沫,生存不到今天的。我为能见证这样的人类至爱,能够拍下如此可遇不可求的照片而感到幸运,也感到深深的不安。

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来到石门坎的这两天,不说男子,就是女子,背背的,挑担的,栽种的,挽起裤子光起脚踩粪的,随处可见。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数次来到石门坎的李昌平的两句话:

贫困的石门坎啊!我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石门坎啊!100年前的老照片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众多媒体的关注,沈红,张坦,李昌平,王大卫的披露,什么时候才能唤醒那一根根冬眠着的“准死老蛇”?春风,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够吹拂到石门坎,将麻风村吹成名实相副的柳树村?

从麻风村走出来后,我们还是决定走到距此几公里外的雨撒湾孤儿院去,虽然,在此之前,我就知道,除了几堵断壁残垣,当年的孤儿院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

翻开《伯格理日记》,随处可以看到其中有关孩子的记录。柏格理经常与孩子们玩游戏,聚会时将孩子抱在自己的膝头坐着,吧马让给残疾小女孩骑乘,等等。请看下面几则日记:

雨和雾笼罩着大地,外面一片泥泞。许多孩子来到这里,几乎待了一整天。我们多么欢乐!大家玩了各种游戏,彼此相互追逐,最后我打开自己的箱子,详细地向他们介绍每一件物品——口琴、哨子、照片和红手帕最受欢迎。接着,他们找到了我的牙科钳子。在此之前,他们曾看见我拔过两颗牙。特别是我假装拔出自己的牙齿,并向他们介绍我的假牙时,孩子们无比激动,先是齐声尖叫,然后尽情大笑。这些孩子们是多么天真活泼啊!在我离开村寨时,他们总要伤心哭泣。对于这种离别,我也是无限惆怅。

这个苗寨里有许多儿童,就使我们过得无比快活。第二天早晨,孩子们伴着我们走出寨子很远,仍要继续把我们送下去。我劝他们不要再远送,还是转回家去。突然,我看见三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都是热泪盈眶,为了分别竟然这么难过。

我们不能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皈依,失去启蒙教育。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花朵。我们要尽力栽培好他们,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正是为了栽培好这些上帝的花朵,在生之前,柏格理就开始筹建孤儿院的计划了。与麻疯村的情形相同,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柏格理就与世长辞了。雨撒湾孤儿院,是柏格理逝世7年后的1922年,由张道惠、王树德组织村民们修建的。

五十年代中后期,孤儿院日渐式微,以致消失。是“优越”的制度之下不会有孤儿,还是孤儿院的存在有碍观瞻?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们在雨撒湾,的确只见到几堵据称是当年孤儿院残存下来的土石断墙。坐在断墙前的那个老太太,以及在孤儿院屋基上修建起来的那栋贴了瓷砖的民居,不知她,以及他们家和当年的某个孤儿有没有联系?

正拍照着,见到那边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正在搬运什么,我立即跑过去,抢拍了几张照片。孩子们搬运的是一个缺了三分之一的塑料桶,桶里装的,是一些废弃的酒瓶子,饮料罐,以及一些电子废弃原件等。我问他们搬运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他们的回答就一个字:玩。果然,东西被他们搬运到一个废旧土墙里面,土墙里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地下的破盆子等等告诉我,他们在“办家家”。

当年的雨撒湾孤儿院建立之后,石门坎及周遭因为贫困、死亡、战乱等成为孤儿的小孩子,都可以生活在孤儿院。教会不仅负责孤儿们的生活,还免费让孤儿们到光华学校读书,甚至还聘请了护理人员照顾孤儿们的生活。孤儿院孤儿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30人。我面前的这几个今天的雨撒湾幼童,他们很不干净的衣服显然是人们捐助的,他们的脸,不知多久没有洗过了,他们瘦小的身子是他们营养状况的最好注释。一边分发糖果、玩具给他们,一边想:这些父母健在的孩子,这些生在今天的中国,长在那面旗子下的非孤儿,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比百年前那些不幸之中万幸的孤儿要好吗?

我的思绪,还回到了去年平安夜那天。那天下午,我来到了毕节城中心猫猫城福音堂,刚走到福音堂大门前,就看到大门两侧砖柱上各贴了一张红番番的“通告”。通告里的一条,就是“凡年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不得进入教堂。”我很吃惊,《圣经》里关于神如何关爱孩子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柏格理等等在石门坎与孩子相处如父兄,如佳友,甚至如玩伴的情形,也历历在目,可是这个“福音堂”,它怎么可以拒绝孩子接受基督的福音呢?三自旗号下的教会,就“特色”到如此地步?

这,是否就是四九年后,石门坎教育也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是否就是石门坎孩子与百年前石门坎孩子相比,精神面貌更是大不如前的原因之一?

从雨撒湾通向石门的山涧便道上,我们看到了几所即普通的坟墓,不是有张国辉这个不可替换的向导,我们怎么也行不到,石门坎当年大名鼎鼎的杨雅各的坟墓,就在其间。

杨雅各是于19904年在云南昭通初识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来,在传教士手里,在教会学校,这位原本多才多艺的文盲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不可多得,不可或缺的桥梁,杨雅各配合着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建起了教堂,学堂等等。运用自己丰厚的有关本民族的知识,杨雅各帮助着柏格理创制了至今难以取代的老苗文。作为当时最为合适的人选,1917年年初,杨雅各远赴东洋日本,待了半年多时间,印制了苗文《圣经》。

遗憾的是,1945年逝世的时候,杨雅各先生年仅63岁。据杨雅各的后人记叙,在杨雅各先生的追记仪式上,他的一个儿子如此安慰前来吊唁的人们:人既有生就必有死,请大家亲戚朋友不必悲伤!

这句话,在当时看似平常,但是,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却有着先见之明——杨雅各之后最为优秀的苗族文化继承者,虔诚的基督徒朱焕章,在杨雅各逝世十年之后,即1955年,被新政权逼得走投无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朱焕章,在贵阳黔灵山上吊自杀。比朱焕章还“帝国主义走狗、间谍”的杨雅各先生如果再活十年,其结局如何,是如朱焕章般肯定的。

来得正当其世,走得正当其时,杨雅各的逝世时间,也许正是上帝对这位剧毒的优秀子民,苗家引以为荣的同胞厚爱。

再次经由古驿道,再次穿过石门坎之后,我们践约来到了昨晚上教唱赞美诗的王国光老师家。王国光的话语,还有他家侧面的两条牛,一头猪,一只狗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吃皇粮的专业音乐教师,而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昨晚唱赞美诗的那个女性,她原来是王国光的夫人。我看你,越看越眼熟……啊,对了,王大卫的书上有你的照片,我一边说,一边打开背包里的《中国石门》,果然翻到了那张拍摄于他们家这栋小房子前面的照片。从照片上,我还认出了王国光;从图片说明上,我知道了他的夫人名叫韩玉琴。不是如此近距离接触,是不容易认出他们夫妇来的,因为,眼前的他们穿戴的,是很汉化的服装,和善而面带笑容的样子;照片上的他们夫妇,则是盛装之下显得更加独特,手捧《圣经》,一脸肃穆的容貌。王国光生于1962年,读过几年小学,育有二女一男。三个孩子,两个读高中,一个打工为弟妹挣学费。王国光是完全靠自学获得的音乐修养,也是完全靠自学,才走上讲解真道的圣坛。扛上锄头是庄稼汉,放下锄头是布道员,石门坎的不少苗民都是如此,尤其是四九年前。

突然,一阵沁人心脾的甜酒香味钻进鼻孔,我连吸几口气:好香好香,哪来的……问话未完,我已经看见,韩玉琴正在一个刚打开的陶罐里舀甜酒哩。在大太阳里走了一天,晒了一天,能喝上一顿自己平时就非常喜爱的甜酒,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分,我连连喝彩:好甜酒,我就喜好这一口!香味纯正,正合我意,七八个人当中,数我最为“贪杯”——其他人只喝一小碗,我则喝了满满两大碗,直喝得肚皮胀鼓鼓的。让我意外的是,快喝完了,我才发现,原来,如此美味的甜酒,居然是用苞谷做的。过去喝过多次苞谷甜酒的,但无一例外,都带点辛辣味,哪有王国光家的这个爽口宜人。

从王国光家出来,已是下午六时许,走到一个石房子前时,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朱焕章的三女儿朱玉华老师。竟然能够在这里见到朱焕章的女儿,我略有些吃惊。因为,我太想见到朱焕章的后代了,尤其是,这位老人,她就是朱焕章的女儿。

石门坎的人,我最早知道的,是朱焕章。读书十一年,我唯一登门看望过的,就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一个较有个性的威宁籍姓王的老师。十几年前与一个同学去看王老师,讲到了肃反、反右,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话题,王老师当时对我们说,四九年后对待知识分子,真是太狠了,有一个从威宁出来,在省教育厅当副科长的基督徒,在文革期间,就被逼得上吊而死了。那时,我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还是王老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自杀,是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可想而知,这位姓朱的基督徒,肯定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才选择这条路的。

一百多年前,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来到石门坎传教、兴办教育,几十年时间,使得石门坎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和“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得到那本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百年前写的《柏格理日记》,对石门坎产生极大兴趣后,我很想知道,朱焕章,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要自杀,在什么地方自杀的?可是,我在好几有关石门坎的文章里看到的说法,都是“含冤而死”、“含冤辞世”之类,说得最“详细”的,也不过是“含怨自尽”。因为写石门坎而被逼辞去工作,如今在成都的张坦,在其《“窄门”前的石门坎》中提到朱焕章的死因时,用的是更隐讳的“因故身亡”几个字。显然,这些人都是出于某种忌讳,甚至是出于某种压力,都口将言而嗫嚅了。

今天,我能否知道我想知道的真相?

走进朱老师的家里,我们被她这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家震动了。地皮,是土质的,石头墙壁,也呈“返璞归真状”,连灰,也没有糊上。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彩电,我们说怕只有12英寸,朱老师说,哪里,有14吋呢。

采访,就在这样晦暗的屋子和沉重的气氛里进行。

朱玉华生于1938年,毕业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们呢1905年创建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威宁县城初中毕业后,1955年考取贵阳医士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毕节,云南永善当校医,后来,为了给肃反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并被逼自杀的父亲平反,朱玉华才调回到威宁三中当校医兼任生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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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自缢的朱焕章)

请问,朱焕章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又是如何平反的?

“我父亲,完全是被他们活活逼死的啊!”一涉及到这段伤心的往事,朱玉华的口吻,就更加沉重了。朱玉华说,肃反期间,朱焕章身为省教育厅中教科副科长,当时,有人多次逼迫、威胁朱焕章写黑材料,“揭发”其他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善良,他不愿意害人,那些人又不放过他,他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自杀。这些,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他当时写有遗书。”朱玉华说,她看见过这份遗书,上面写有“我宁愿选择沉默,也不能说假话,更不能陷害他人”等内容。

朱焕章死了,黑锅继续背,污水继续往他头上泼。几天不见朱焕章上班,当时,教育厅怀疑朱焕章是畏罪潜逃到国外去了,还到朱焕章家中来讨人。直到一个来月后,教育厅才在贵阳黔灵山公园一棵树上,发现早已经自缢身亡的朱焕章。将朱焕章连同自己的罪恶匆匆就地掩埋后,一伙人才将朱焕章死亡的事情通知了在母亲带领下,一直焦急万分地到处寻找朱焕章的亲人们。

朱焕章死亡的日期是:1955年12月12日。

写到这里,很有必要呈现一个朱焕章简介:朱焕章,男,生于1903年,卒于1955年。小学就读于石门坎光华小学,中学就读于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毕业后回到光华小学任教。后由教会资助,继续就读成都华西大学教育学。学成回乡,旋被邀请到云南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因感念苗区同胞能到城市念书的人太少,因此,他辞去昭通的高薪工作,再次返回石门坎。1943年,他创办了第一所苗族中学——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后任校长杨忠德回忆起办学的艰辛时说:朱焕章来到石门坎,钱无一文,房无一间,情境非常艰难。在这些无钱无房的情况下,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和大家一样也是洋芋瓜用当饭…………

还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说一下。熟悉朱焕章的人都知道,当年,蒋介石曾经两次欲重用朱焕章。第一次,是1935年,朱焕章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参加毕业典礼的蒋介石挽留朱焕章在成都做事,说白了,就是做官,朱焕章为了回到石门坎兴办教育,婉拒了蒋介石的好意。第二次,是1946年,作为国大代表的朱焕章到首都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又一次挽留朱焕章在南京做事,朱焕章再一次辞谢了蒋介石的好意,回到石门坎,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呕心沥血。可怪的是,1954年,朱焕章却被“调”到贵州省教育厅,当了一个小小的中教科副科长。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让人觉得非常耐人寻味。朱焕章,这个一门心思只想为家乡教育奔波劳累、尽心尽力的大教育家,为什么,在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高官厚禄的一再挽留,他都没有动心,为什么到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个轻飘飘的“调”字,朱焕章就走马上任,为一个没有品位的副科长而折腰了?

我的猜测,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老年的朱焕章为人处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了官迷禄蠹;

二、新政权较之旧政权太有才、太有德,让朱焕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愿意为新政权效犬马之劳;

三、新政权的干部们口才太好,用种种花言巧语将朱焕章蒙“请”到了省城做官;

四、新政权的干部们既然要将“黄袍”加诸朱焕章之身,那就由不得你姓朱的愿不愿意。

我的看法,第一条,以朱焕章的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若是第二、第三条,那么,在做了几个月官之后,他面临的如果是稍稍讲些道理,略略有点文明气息的对象,那么,他可以挂冠而去,重回故里,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鞠躬尽力。可是,从他踏入“仕途”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被逼自杀这一悲惨事件来看,很清楚了,去年来不来做官既然不由你做主,今年走不走人,难道就会由你做主?所以,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也更符合新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手腕,更符合逻辑和常识等等。

悲剧,昨天的悲剧,今天的悲剧,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令人仰天长啸的悲剧,令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令人怒发冲冠的悲剧!

朱焕章一家四九年前的辉煌无比和四九年后代无比悲惨,完全就是石门坎“解放”前后命运大起大落的一个缩影。

石门坎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到了反右,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石门坎被扣上崇洋媚外,小台湾,小香港等罪名,石门坎人受尽了歧视和排挤。朱玉华说,毕业后,她虽然勉强有了个工作,但学校里关于揭发她父亲,揭发她的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帝国主义走狗、间谍”,“反革命狗崽子”等等吓人的大帽子,随时都会抛出来。对此,朱玉华采取的是任随他人说去,我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做没有做亏心事,我心里清楚,问心无愧就行。朱玉华的一个妹妹文革期间考取了艺术学校,毕业后却因为父亲事情的影响,直到父亲平反后,才安排了工作。

说起父亲的平反,朱玉华感叹不已。她说,八十年代初,一个外地朋友对她说,他看见一个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文件,她的父亲应该在平凡之列,不妨写个要求平反的申请试试。为了跑父亲的事情方便,朱玉华费了一番周折,才从永善调到了威宁。写好平反申请之后,朱玉华为此专门请了假,住在贵阳跑这事。“当时,别说到底能否平反,会不会因此被扣上什么罪名抓进监狱,心里没有什么底啊。”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提起这件事,朱玉华还在心有余悸似的。她说:“直到1981年父亲平反的文件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了我的姐妹和母亲。当时,她们责怪我说,这样大的事情,怎么不和她们说一声,大家一起努力。我告诉她们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万一人家说我是‘反攻倒算’、‘反革命翻案’什么的,要倒霉,要进监狱,我一个人担当,一个人进监狱好了,不能被人家一网打尽啊!“

朱焕章的平反,并没有给他的后代的命运带来实质性的转机。我采访到的情况告诉我,朱焕章,这个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大花苗史上获此学位的第一人,当了15年光华学校校长,为石门坎,为威宁,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做出过杰出努力的基督徒的后代,他们的命运很有代表性,很是悲惨,也很有说明性。

朱玉华的丈夫是石门坎苏科寨人,是大名鼎鼎的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吴信纯的四儿子吴善成。得益于渊源家学,吴善成和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在威宁民族中学读书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是班长,还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当年,无论是同学和学校教师,他们都看好这个石门坎的书香门第之后,他们说:吴明源都考不起大学,这个学校的学生谁也不要想考起大学。

然而,吴明源,他就是没有跨进大学门槛。原因,不是他没有考好,而是他遭遇了中国特色的腐败。朱玉华说,当年,朱玉华的大儿子参加高考,报考的是贵州省民族学院。由于没有关系,也没有前送礼,她的儿子的学籍,就被一个权势人物顶替了。说到这些,朱玉华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说:“直到几年后,我才在一个地方亲自听到教育部门的几个人议论说,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的学籍,是被本县副某长某某某的兄弟某某某顶替了的。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我就朱玉华。我听了,欲哭无泪。”

后来,吴明源还曾经报名当兵,体检等等都合格的,但是,他还是没能当上兵。“原因?”朱玉华说:“不是受到历史问题影响,就是没有关系没送礼这些,现在的社会关系,真是太复杂了。”

更为悲惨的是,后来就业于毕节毛纺厂的吴明源,在新千年到来之前,他又遭遇了中国特色的“下岗”。失业后,没有了出路的吴明源只好回到老家石门坎做泥水工。2005年,他患上癌症,2006年,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可以让地下的博士爷爷和学士外公引以为荣的孩子,就这样抱憾离开了这个冷漠、残酷的人世间。

灾难,还没有结束。

前几年,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患上了石门坎流行严重的肺结核。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在家吃点便宜药,人,如今只剩下一丝丝气息了。对肺结核,政府不是完全免费治疗吗?朱玉华说:“人家是给你免费治疗,但免费治疗,我们得把病人搬弄到威宁县城。我退休的早,在威宁没有房屋。你们想想。二儿媳要摆摊子求生活,照顾二儿子的事情,多由我负责。我七十多岁的人了,别说照顾不了他,就是照顾得了,进城之后,吃饭睡觉,一天要多少钱?再说,他都这样了,即使有车,能否经得住一百多公里路途颠簸,活着去到城里治疗,也是个问题啊。我们家没有关系,也没有钱,疾控中心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样远,下乡来给你儿子一个人治病吧。”

我们也曾见到了吴忠源。他那病弱的样子,他那绝望的目光,对有一点起码良心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考验。到卫石门坎生院反映他的病情,往有关部门打电话,给他出主意,让他写个书面求助信交给有关单位部门,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自己的户口在威宁县城,人,住在石门坎。石门坎的困难补助,轮不到我头上,单位上有什么补助,我不得而知,也没人给过我。”朱玉华说,去年,黔灵山叫迁走园内坟墓,迁移父亲朱焕章坟墓的钱,多是关注石门坎,关心他们家的人捐助的。张坦不仅捐助了一万元钱,还为此奔走呼号,题写碑文等。

我小心地问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即她们健在的五姊妹及其子女信基督与否的问题。朱玉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少女时代,她常常在父亲的带领下,进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好开心,好快乐,但是,万万没想到父亲后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今天会是这样的处境。“我们一家几代,可以说,是成也信教,败也信教。”朱玉华说,包括已经去世的大姐,她们姊妹六人都“在党”工作,当年的教训,她们永生不忘,今天的生存需要,也让她们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别说她们这一代,就是下一代,也没有一个人皈依基督。说完,稍稍停顿,又补充到:“这不是说我对基督反感,我们姊妹都知道,坑害我们的,不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我表面不信,但我心里却是信的。”

那么,写过入党申请吗?朱玉华说,她们六姊妹,只有在云南工作的那个妹子是党员,其他的全在贵州,一个党员也没有。“不是没有动过入党的念头,我也写过入党申请的,但是,我是反革命后代,人家咋子会批准你入党?贵州的环境,不如人家云南啊。”朱玉华说。

我再次想起了东人达和张坦,想起了他们翻译或写的有关石门坎的书:贵州人写贵州事,书只能在云南出版。又返回来:贵州的国安“调查”,贵州的民族宗教工作者逼走了贵州的人。是的,这样的事情,与制度分不开,但也与人,是否有良知,也分不开。

“有人对我说,以我父亲的名义,申请几个钱给二儿子治病。但是,我不想沾老人的光,不想求爹爹告奶奶看人家的白眼。我的退休工资可以买些药给二儿子吃的。就是爬着跪着,今年,我也得把我这个房子粉糊起来。”朱玉华最后说,有生之年,她还想尽最大努力,给在外面打工,没有一间房屋的么儿子修建两间房屋。

我深知,对朱玉华这样的老人,仅仅有敬佩,还远远不够。但是,有人不知道。或者说,该知道的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充作天聋地哑。

上帝啊,保佑朱焕章的后代,让他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吧!

我在心里,为朱焕章,为朱焕章的后人;为石门坎,为更多的人们,祈祷着,祈祷着!

(文章发出前夕,石门坎转来消息,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已经死去两个来月……)

年丰村的苏科寨距离石门坎有十七八公里路程,那里有一所教堂,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天,即4月4日清早,我们即上了车,奔苏科寨而去。

石门坎通往苏科寨的公路,也正在修建当中。张国辉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年底修建完毕之后,来苏科寨,来石门坎,就不用经过赫章和威宁,取道云南镇雄、彝良,道路宽阔平坦不说,还能减少行程七、八十公里。这几天的收获,远比我们预想的好,现在听了这样的好消息,大家都兴奋地表示,以后,每年都要来几次石门坎,来祭奠柏格理他们,来凭吊当年传教士的遗迹,来与苗族虔诚的基督徒交朋友,来聆听天籁般的赞美诗,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今天天气已经转为阴天,大雾,或在山顶,或在山腰氤氲着,蠕动着。一阵穿云破雾,车只行驶七、八公里,刚到石坝村,道路就被施工石头挡住了。石头挡得住车辆的四轮,挡不住在柏格理等精神激励下的我们的双脚,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大路好走,路途较远,小路与此相反,张国辉问我们,沿着大路走,还是取道小路而行?想都没有想,我们就说,走小路,再难走,也不会有当年柏格理他们那时候难走。再说,走在柏格理他们走过多次的小路上,收获会更多的。

步行到半山腰时,一马当先的我看见一个围了头帕的女性老年人拄了根竹棍,有些吃力地从山上走下来。我连忙先让道,接着拍了几张照片。在一个地方休息时,我把刚才的照片给大家看,张国辉看了,说,这就是在“地区”写党史的高手,县级领导谢某某的大嫂。说完,问我们知道不知道谢某某其人。我们都乐了,说,知道,怎么不知道,谢某某,有名得很哪。

有个人问我们,谢某某有什么好笑的?我就给他说,谢某某,是个今天十分难得的人才啊。他是毕节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每逢其组织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能整出几首“绝句”、“七律”之类发表在党报、党刊上。接着,我给大家讲了谢某某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也最为经典的一个故事:我与谢某某曾经是同事,有一年,我和他奉命带领所谓离休老干外出“参观考察”。出发上车之际,他对老干们吆喝道:地市级的坐前面,县团级的坐后面。此话一出,地市级的不吭声,县团级的则给气得脸红筋涨,有的县团级干脆一屁股甩到前面座位上:我今天倒要看看,那个有种的敢把我撵到后面去!

近日还听说,已经退休了的谢因为与一个“老领导”为了争夺地区诗词楹联协会主席交椅,竟然在会场先是互相贬损,接着老拳相向……

我们正在赶往的苏科寨,传教士曾经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吴性纯。有人说,四九年“解放”后,石门坎及其周围的乡民中,就没有出过数得上的人物了。今天这一巧遇,可以堵住这部分采信了“有害信息”的人的口了:这谢某某,人家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在解放军大学锻炼过,还把官衔也成功做到了“七品”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县级奇才啊。

到达苏科寨,走进吴宗全家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两点钟。

苏科寨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寨子,总共就40户人家,160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户汉人之外,其他的人户都笃信基督教。吴宗全的夫人为我们准备午饭,我们和吴宗全的话题,自然就围绕着苏科寨的信教史展开。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不久,基督的福音,也就随着他的脚步,传到了苏科寨。吴宗全说,吴性纯出生于1878年,去世于1979年,是他的二爷爷。少年时代在光华小学毕业后,吴性纯被送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深造。后因为品学兼营优,又由教会资助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继续深造。1927年,成为第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后,他义无反顾,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生养自己的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等等。苏科寨最早的教堂,就是他回到苏科寨后,牵头集资,并组织村民们投工投劳修建的。教堂修建好后,除了礼拜天做礼拜外,平时就用作孩子上学的教室。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吴性纯买了数十套桌凳,捐赠给苏科寨学校。到了反右、文革时期,苏科寨也不能信教了,教堂也被拆除。但是,吴宗全说,即使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基督之光,也没有从苏科寨,从石门坎消失,公开不敢从事基督教的活动,暗中,还是有不少人信奉基督教。文革结束初期,虽然仍然不敢公开,但是,信教的人们明显开始多起来,也较为公开些了。到了1988年,威宁民宗局拨了3000元钱,用作恢复苏科寨教堂。这点钱,即使在当时,也只够买瓦用。修建教堂所需的木料,砖块等,都是基督徒们这家凑点,那家捐点来的。需要劳力的地方,教徒们不用谁吆喝,自己就来了。

吴宗全一家,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基督徒,他的三个子女,也都是基督徒。如今,苏科寨这个点有100多名受洗基督徒,另有300来人登记在册。我们问,登记在册是什么意思,吴宗全说,也就是,欲皈依受洗的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得由民政局,统战部和公安局登记在册,然后才能受洗。其他人听了,不觉什么,我听了皈依基督居然要到公安局登记,就想起了自己刚出监狱的时候,警务区把我传唤到派出所,把我作为“重点人口”登记在册的事情。看来,在许多人心目中,基督徒是刑满释放人员般需要高度重视的“准犯罪嫌疑人”。

过去,许多人都因为信奉基督受到迫害,有的甚至给迫害死了。即使在今天,信奉基督教,看来也不受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科寨信仰基督教的人为什么还这样多?有人问。吴宗全说,信奉基督和不信奉基督,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表现,都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基督徒不仅能认识繁体字,知识相对丰富,在思想观念上,也相对开放,具有爱心。吴宗全引用了从石门坎走出去的王文宪老人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如果没有柏格理,没有基督教,苏科寨和石门坎将一直处在黑暗中。

是的,如果不是柏格理,如果不是基督教,石门坎没有四九年前的文化兴盛,也不会有今天修建好和正在修建中的教学楼,不会今天就用上自来水,不会有正在施工中的柏油路……等等,等等。

谈着话,有人来问吴宗全捐粮食的事情。我们一打听,原来,上个月,云南彝良核桃坪有30多户人家遭受了火灾,不用动员,不用催促,也不急什么名字,不记多少,有钱捐钱,有粮捐粮,也不管受灾的人是省内省外,主内主外,苏科寨,石门坎的基督徒们,正在向受灾的邻省弟兄姊妹捐助他们目前最为需要的衣服和粮食。

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苏科寨与石门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向灾区捐赠了钱物。关心他人如关心自己,早在1915年12月云南蔡锷发起讨袁起义的时候,石门坎教区教友们竟然发动募集了1000多元汇至云南军政府,这个消息在当时轰动一时。

吃完饭,我们来到教堂。教堂里面,一块黑板上写着“苏科教会核桃坪捐献”字样,地下,则是教友们捐献的十多袋粮食,一些衣服。

墙上还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以及一个石门乡党委、政府送来的“开业志喜”般的牌匾。我知道“开业”之说于教堂有些不恰当,甚至是亵渎,可是,面对牌匾上的烫金大字“招财进宝”四个字,我想,送牌匾的人,即使不是有意识的,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也许就希望这里不是个搞宗教活动的地方,而是曲线搞钱的场所。据说,石门坎的道路翻修等等,都是与石门坎将被开发成“旅游区”有关。是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石门坎内外的人们一切向钱看,挖掘石门坎的经济价值,利用传教士的经济价值,而不要、不能去关注石门坎和传教士的精神价值。正因为如此,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代来石门坎祭奠自己的亲人,只得取道云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做坏事般悄悄来到坟墓上,默哀、祈祷十来分钟,就匆匆离去,否则,派出所,党政的“高度重视”,就会接踵而来。

桌子上的《圣经》,墙上的文字,要么是汉字,要么是老苗文,即当年柏格理和苗族知识分子发明的波拉德文字。墙上的那段约翰福音,也是老苗文。四九年后,为了取代苗族人心目中“救星”的地位吧,新苗文出来了,还办夜校等学习班推广。折腾几年,因为百年后的新苗文实在没有百年前的老苗文科学、先进、易学,所以,石门坎的人们,至今使用的,仍然是老苗文。显然,在心胸褊狭、恼羞成怒的那部分人心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套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就是: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

想当救星给人膜拜,想充先进有人紧跟,和究竟是否救星和是否先进,那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吴性纯在苏科寨有个侄儿,名叫吴善宇,起码75岁了。据王大卫和沈红的书里记载,吴善宇记忆惊人,表达清晰,思维活跃。我对吴善宇感兴趣,很想见见他,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记载在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坎》里:

他认为,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更不是“文化特务”。理由是:英国传教士在没有自己文字的苗族地区,创制了苗文,创办了学校,创办了医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还传播了文化和文明,他们并没有掠夺中国的文化。

还有,就是这一段叙述:在吴善宇几乎一贫如洗的家里,端端正正挂了一幅毛泽东的头像,头像下端,用毛笔写了几个字:人民大救星。我在这幅像前伫立良久,沉思不语。

关于前一段,我想,吴善宇虽然文化不高,又是一介布衣,但他的这一观点,犹如没有受到官方宣传影响那样,显得真挚而淳朴,更是显得比有些专家、教授还有见地。但是,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吴善宇怎么又把毛像称为“人民大救星”?是救星,四九年后,为什么信教也有罪?是救星,朱焕章怎么自杀了?是救星,那个云南武定受到过毛救星接见的苗族传教士王志明,怎么仅仅因为文革期间劝说基督徒不要参加“三忠于”运动,就被枪毙了,枪毙前为了防止他喊口号,还用刺刀把他的舌头搅碎了(见《中国石门坎》简化字版本《寻找那些灵魂》385页)?是救星,吴善宇本人怎么还一贫如洗,连所穿衣服都是前来“考察”的“同志”送的?

遗憾的是,据吴宗全和张国辉说,如今的吴善宇已经老悖,言语重复、颠三倒四,没必要见他了。

沈红,包括甘铎理他们的后代来到石门坎,来到苏科寨,遇上什么吃什么,从来不答应村民为自己特意准备食物。见贤思齐,离开苏科寨与吴宗全一家告别时,我们想开饭钱给吴宗全。可是,张国辉说,别那样,多余的,吴宗全不会收你们饭钱的。怎么办?不能就这样走了啊。还是我们中的一员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借口”:苏科寨不是正在给核桃坪的灾民捐款吗,我们这钱不是给你的,你帮我们捐给核桃坪灾民吧。果然,吴宗全收下钱后,说,一定帮我们把这钱转给灾民。

多么淳朴,多么虔诚的基督徒!

还有《中国石门》上那个长相清癯,气质非凡的陶进国长老,我也想与他面晤,但据说他家住得太远,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够了,只好不去。但我想,以后,我会来见陶长老的。

离开苏科寨,我们来到了距此不远的年丰小学。年丰小学现有在校生178个,校长是吴宗全的弟弟吴宗成。吴宗成是六七届石门坎民族学校小学毕业生,初中未读完,就回到苏科寨,1974年正式进入年丰小学,当了多年代课教师,近年好不容易才转正了。年丰小学现在有两栋教学楼,一栋是1994年修建的瓦房教学楼,新的这一栋有300多平方米,是一个叫做刘晓平的成都人于2005年捐款11万余元修建的,他是个基督徒。该校有教师共六名,只有两个正式教师,其余皆为代课教师。在同一个学校,干几乎相同的工作,正式教师,工资达到二千四、五,非正式教师,就只有300元。为什么这些教师不能转正?据说,也就是没有把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过关,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这玩意,任你课上得再好,有关部门就是不发给你教师资格证,你就永远只能做一个没有资格的教师。但是,自学的不行,你得参加人家举办的有关学习班,如此学来的,才是“知识”,就像考驾照,在别处学的,技术再好,交警部门也不承认,非得交了学习费,并把学习过场走完,才给你驾驶证。正因为如此,石门坎代课时间很长的张国健和吴元华老师,前者代课26年,后者代课20年,仍然是只领两三百元的吊命代课教师。如此寒酸的“束脩”,怎么留得住教师,所以,石门坎的教师来过不少,只要不是本地人,都总是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代课教师是石门坎的主力教师,他们全走了,石门坎的学校,大多要垮。吴宗成说,沈红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石门坎19位代课教师出去培训,考取教师资格证,将他们永久留在石门坎。但是,石门坎教辅站接到电话的人对沈红说:有钱,拿来,我们会自己组织培训事宜。此事就这样搁浅了。前天,沈红打电话来,问吴宗成,每年给代课教师增加1000元,能否稳住代课教师,能稳住,她努力努力……

离开年丰小学,走过一段段修建中的公路,赶上在十来公里外等候我们的车辆,回到石门坎,天已经黑尽了。

4月4日,天刚亮不久,我就起床,一个人来到了柏格理和高志华墓前。今天是清明节,我又在石门坎,在这一天凭吊一下柏格理和高志华,理所当然。在二位牧师墓前进行了默哀和祈祷,完了之后,补拍了二位尊敬的牧师坟墓照片。来的那天,一是天色接近傍晚,再一是有水珠溅到了镜头上,拍下来的照片上就有很多水珠。

张国辉所说的“上帝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距离石门坎56六公里的新营村。新营村有76户人家,近300人。站在高处看新营村,有个现象很显眼,几村里每一栋小茅草房屋旁边,就有一栋水泥平房。张国辉说,这都是香港乐施会费立波等实施小额贷款,投入发展基金等的成果。在费立波等来此之前,新营村是石门坎最穷的村。费立波来到新营村的时候了解到,一到了新年二三月份,新营村的人们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有的人家户,几个月没有蒸一次饭,连蒸饭的甄子,都罅口——开裂——了。境况稍好的人家即使有钱买点苞谷,也只能用书包买个十斤八斤,买多了,没钱。乐施会来了之后,不仅带来了小额贷款,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地膜栽种、小水窖技术。若干年下来,如今的新营村,不仅是石门坎住房平方最多的村子,还新修了30多个大、小水窖,解决了人畜饮水,人畜同居的问题。我们说,难怪都有新房子住了,老茅草房还留着,原来,是留给牲畜的。过去每逢过年,只有几户人家杀个“瘦壳壳”猪,如今,大部分人家都能杀肥猪过年,有的人家户,还不只杀一个猪。新营村有个基督徒聚会点,因为教友较多,所以,每年的圣诞节,都过得比传统春节隆重。

回到石门坎,吃了午饭后,我们对张国辉说,下午,我们自己随便走走看看,这几天辛苦你了,你就休息休息吧。

来石门坎几天了,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正式的足球场,于是,大家决定问询着,到足球场看看。

走在公路一个弯道上时,看到路边有一个下颌上长了两寸来长胡子,穿件中山装的壮年男子,我想,他应该是本地人,于是,就走上前去,问他可否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谁知,他说他不是本地人,是云南彝良人,不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道谢之后,我们往前走,准备问其他人。走了几步,我回,随口问道:请问,你信奉基督吗?他回答:信的,我信奉基督,今天,我就是专门来给柏牧师、高牧师扫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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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的伯格理和高志华坟墓)

我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你从云南,从彝良,专门赶到石门坎,为柏格理、高志华扫墓?

他回答:是的,我昨天就出发的。

你家距离石门坎有多远?

80里。

我对面前这个人肃然起敬,于是,我与他攀谈起来。这一谈,谈到了我很想知道,我很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他叫张荣显,彝良县奎阳乡人。他的父亲叫张树德,早年从石门坎光华学校毕业,后来在家乡当牧师。文革之前,张树德就被打为反革命,受到种种迫害。文革开始不久的一天深夜,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房门。门打开之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穿了件反衣服的人。那人拒绝进屋,只是隔了门对他父亲说:快跑吧,不跑不行了,他们要整死你的。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之中。张荣显的母亲,那时已经过世,连当时不在家的张荣显的大哥张容纳也来不及找,连夜,张树德带着张荣显弟兄姊妹四人,几经辗转,来到了云南镇雄一个偏僻的山村,开始了多年的避难生活。没有一起逃走的张容纳被那伙人抓起来,顶替父亲挨批挨斗,挨打挨挂黑牌,直到多年后,才悄悄找到镇雄,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等。迫害没有吓到张树德一家人对主耶稣的信奉,不仅逃难中的张树德坚持着读圣经,作祈祷,做礼拜,就连张容纳,也坚持着对上帝的忠诚,在镇雄期间,在做着地下牧师。几岁的时候,张荣显就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了。那个年代,信奉基督,根本不敢公开,得避人耳目地进行。七十年代初期,十多岁的张荣显就经常跟着父亲、哥哥等,于每个礼拜天深夜十点至十二点,悄悄来到山上聚会,大家一起,在石洞里进行祈祷、唱赞美诗、做礼拜等。张荣显受洗的时间是1979年,在当时,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第二年张荣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在是背着反革命黑锅的人,直到去世两三年后,父亲才被平反。

一起来到柏格理、高志华墓前,献花、鞠躬、默哀、祈祷后,张荣显说,自从1986年开始,或清明,或其他时间,他每年都要步行来到石门坎,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1987年来到石门坎时,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女老人告诉他,她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在什么地方,只不过,因为自己当年还年轻,老人没有把具体地点告诉自己。当时,我一听悲喜交集,我一下子紧紧搂住张荣显,哽咽着在张荣显耳边说:真是太好了,是上帝派你来见我,是上帝派你来告诉我这些的。知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在什么地方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只要我们确切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还在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的人们,这就够了!

其他人也流泪了,他们也说,真的太奇妙了,如果不是早上去了新营村,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行动,如果不是要找足球场,如果不是偶然问了路边的张荣显,如果我没有再回头问他信奉基督与否……我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这一切,永远不能认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张荣显!

感谢上帝!

张荣显说,柏格理他们住过的五英镑小楼被推倒的时候,那位女老人哭了。也是这位老人带张荣显来到柏格理坟墓上的,因虽然,那时,柏格理的坟墓只是一座劫后的废墟。

过去,每次阅读《伯格理日记》等,读到柏格理感染伤寒病死亡一节时,我总是仰天长叹:上帝啊,这样好的人,这样虔诚的你的仆人,他怎么还会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的眼皮底下,以这样的方式死在这里呢?

在一本薄薄的石门坎教会自行编印的《石门坎基督教会简史》扉页,我看到了引用于《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的这样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想起了表面没有皈依基督,却说心里相信上帝的张国辉,朱玉华,想起了拿出房屋给弟兄姐妹做聚会点的谢正书、张玉来,想起了深夜来到山洞也要信靠上帝的张树德,张容纳,张荣显,想起了冒了天大风险收埋伯格理、高志华尸骨的不知名老人……直至此时此刻,我才算是懂得了伯格理牧师,高志华牧师,索恩牧师,萨温牧师……长眠于石门坎,长眠于中国大地的意义所在。

我感到宽慰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是啊,那只能把柏格理、高志华尸骨抛出坟墓,不能将柏格理、高志华灵魂赶出石门坎,不能将基督的福音拒之于石门坎之外的,我们尽可以蔑视他们!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传道者,张荣显的言谈中充满着基督特有的哲理和真理。他说,他之所以要年年来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是因为自己最清楚,没有柏格理他们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这里,这里的人们就没有昨天和今天这样的行走在光明之中的好日子。“圣经说,你当孝敬父母,在我们看来,柏格理、高志华他们就如我们的父母一样的爱护我们,我们当然也当敬爱他们。”张荣显还安慰我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究竟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死后,门徒们到坟墓里找他时,只看到耶稣生前所穿的麻布。这时,天使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有人偷去主耶稣的尸体了,你们怎么在活人中找死人?他已经复活了!

终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天堂相会的,临别柏格理、高志华坟墓之际,张荣显喃喃地说。

张荣显要踏上回彝良的路程,我们要如约去看护教堂的张玉来的家中。相会是奇迹般的,相别是难分难舍的。都各自走开好远了,我们还在与张荣显隔着山谷,远远相望,遥遥招手;相望,招手……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了对电话,这一现代已经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由衷的赞美:多亏有了电话,我不会与这样好的人失去联系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对张荣显的思念和对重逢的迫不及待使得我拿起了电话,按照张荣显当初留给我的,他的邻居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真是神奇而令人热泪盈眶,不大一会,李弟兄,一个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真是张荣显弟兄,张荣显弟兄,他真在那头和我说话了!他说,分别的第二天,他就打过我的电话,但对方说打错了。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再告诉他,他一对,嘿,真是我写给他的号码有误。

幸好,我给张弟兄他比较及时地打了一个电话,否则,多不好。

张荣显问我,什么时候还去石门坎,什么时候去他家作客。我说,会的,都会去的,最可能的,是今年圣诞节前几天。到时候如果能够成行,我一定提前告诉他。

放下电话没多长时间,我的电话又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一接,是张荣显打来的。他说,这是他一个什么“姑爷”的手机,以后打这个电话,找他会更方便。最后为我祈祷:主与你同在!

我也为他祈祷:主与你同在!

随着张玉来的夫人,我们来到了他在新寨的家中。张玉来家的境况看来相对好,除了一栋好完好的土木结构茅草房外,他家还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混平房。张玉来和儿女们栽苞谷去了,我们也来到地里,看看他们劳动的情形。张玉来正和儿女们一道,有的在用锄头覆盖小坑里的苞谷种子,有的正在往地里运送肥料,孙子孙女们则背了个小背篓,在讨猪草。这里虽然鲜见稻田,但这种平和喜悦的地头劳作情形,还是让人容易想起“乡间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有插田”之类的古诗。见我们来了,张玉来带领家人很快做完活路,收拾起农具,与我们一道回到了家中。家里有个手风琴,原来,这琴是张玉来的女婿的。他女婿是个布道员,手风琴,是教唱赞美诗时用的。张玉来的爷爷见过柏格里,他的二女一儿,包括女婿,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茅草房里,张玉来的夫人指着墙上的黑板说,在如今他们看护的新教堂修复之前,有五个点的教友,在这里聚会了七年。张玉来在教会的职务,是执事。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如约见到张国辉,并在她的带领下,见到了杨雅各的曾孙女,现年68岁的杨华银。杨华银是杨雅各的二儿子的孙女。我们走到杨华银家门前时,杨华银正在喂猪,见我们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把我们让进屋子。这个屋子的简陋,与朱玉华的家一样,一贫如洗,命运也与朱玉华差不多,令人感叹。杨华银在六十年代初期结的婚,婚后生育了一儿一女后,文革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杨华银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家庭大受歧视,他的丈夫想出人头地,混了个什么头子干着。这样一来,杨华银的身份就成了他前途上的一个障碍,他采取的办法是:从杨华银和自己儿女的面前消失。从那以后,杨华银和她的儿女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丈夫和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当初去了哪里,现在在哪里,甚至是死是活,等等,杨华银和儿女们一概不知。那一年,杨华银才23岁,也就是说,杨华银守活寡,已经整整45年。女儿,嫁到临乡黑土河去了,儿子,本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但是,他与朱玉华的儿子一样,也于数年前患上了石门坎发病率很高的肺结核,并于去年早逝。去世时,才45岁。儿子去世后,留下了孙子孙女四个人。如今,大的那个孙女才读初三,小的孙女,才五、六岁。杨华银家有一亩多地,现在,种地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儿媳身上。杨华银说,她的身体还将就,天气好的时候,她还能跟了媳妇下地,做点丢种子之类的轻活。在家里,喂猪养鸡做饭等,她样样都得干。“媳妇太累、太忙了,我不能看着她一个人忙了地里忙家里,只要遛的动,我就得帮着她,把孙子孙女们带出来。”杨华银说。

儿子死后,杨华银气得不行,连耳朵也气得不大听得见声音了,身体也下滑了很多。后来,关心她的人给她说,你来信靠主耶稣吧,请主耶稣帮助你。没别的办法了,杨华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抱起了《圣经》,走进了教堂。“自从信主之后,弟兄姊妹们都帮我祷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因此好了许多。心情一好,身体也好了起来,否则,像你们这样的说话声音,我根本听不清。”说完之后,杨华银稍稍停顿,又补充了一句:“感谢主耶稣!”

当天晚上,我独自参加了教堂唱赞美诗的聚会。聚会结束后,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等大致告诉了王国光和张玉来老师,并对他们说,本来很想参加明天的礼拜,但人家的车明天一大早就要走,没办法,只好现在就和你们告别了,我还会再来石门坎的。两位老师说,他们不怕,不忌讳我的人和事,请我放心,还嘱咐我有机会到他们家做客。我说,一定会来的,再来,就不与他人联系,直接就到他们家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在雨里雾里,我们依依告别了石门坎,告别了柏格理等的坟墓,告别了王国光他们,踏上了归程。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车辆行驶到威宁县观风海镇野鸡坪时,雨雾中飘起了雪花。并且,雪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一会,就没有了雨水,天空飘下的,全是鹅毛大雪,真正的鹅毛大雪。很快,地面就铺上了白茫茫的雪花。

看着这奇异的天象,我的心,若有所悟。是啊,我们刚到石门坎的3月31日和第二天,都是阴雨天,4月2日,却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接下来的三天,是阴天,而今天,却是大雪天。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明天是阴是晴,但是,瑞雪兆丰年,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好日子。想一想,2号之前的阴雨天气,不就是1905年之前柏格理他们来到石门坎之前,苗族人等在黑夜里挣扎的真实写照吗。而2号那一天的灿烂阳光,不就是石门坎1905年到1949年,传教士在石门坎传播福音的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日吗。接下来的两天阴天,也就可以理解成1949年到现在,石门坎相对1905年前好些,相对1905年到1949年又差得很远的时期。那么,我们离开石门坎的4月5日,有雨有雾,还有大雪,这不就是物极必反,苦尽甘来的神喻吗。对,就是这样,基督之光,又一次将照射在石门坎了。天下苦秦久矣,若是这样,该有多好。

当年,王树德离开石门坎悔过休假时,一个依依不舍的老年女性基督徒流着泪对王树德说:“慢慢走,老师,慢慢走再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这些孩子们。”

我也在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呼唤着:伯格理,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主耶稣,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

《自由写作》第50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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