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在祖国流亡(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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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11月9日,当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正因大雾困在广州机场而不能返成都。此次是到广东北部连州小城,去参加一个非常小众的中文网志年会。网志年会自然是很有收益的,尤其是借机与新老朋友会面喝酒,聊天玩笑,实在是我们过于粗糙的人生难得的放松。而年会的举办地点选在连州地下河的入口真是别有新意,暗合柏拉图《理想国》里第七章里著名的“洞穴之喻”。

拜中国官方花纳税人巨款构筑的网络防火长城之赐,他们成功地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关进了柏拉图的地穴式洞穴里。住在洞穴里面的都是囚徒,被绑住了手脚,缚住了头颈,不能动弹。他们背对着燃烧的火炬,看着穴壁,但中间还有一堵挡阻火炬的墙。在火炬处的人拿着假人或假兽,他们发出声音、做出动作,他们便会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当成是真实的情景来看待。倘使有一个囚徒解除了桎梏,不仅可以看到火炬的人影,而且可以走洞穴得见阳光,见着真实的景象,说予一干不能动弹的囚徒听。囚徒们的反应当然是把自己看到影子视作真实,而将那个相对自由的、在阳光下见着真实事物的囚徒所说的景象,视作梦幻和撒谎。如此就形成了事实与影子的哲学困境和人生冲突。这个哲学段子与当今的现实中国,何其吻合,仿佛是千年前对苦难中国的神秘寓言。

苦涩中略感欣慰的是,这些来参加网志年会的虽是小众,亦是囚徒,却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自己的桎梏,比较切实地了解当下不自由的中国。我们来开这样的会不仅擅长砌墙的官方如临大敌——我来参会时,就在机场被留置半小时,检查、询问,后经早已知情的属地警方解释,始得脱身——就是一些参与者的内在恐惧,也让其拒斥说出其所知的真实。即便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防火墙之阻挡,要解除中国几十年来因恐惧而铸就的心墙,那实在是个相当慢长的过程。

柏林墙存在二十八年,便在众多合力素下倒塌了,象征着民主社会和共产极权国家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公开始束。但公开的结束,并不表明极权国家对民众的迫害会由此收手。事实上,极权国家是建墙者,而民主国家是拆墙者,建墙者用大铁幕来统治自己的民众,以便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的最大化,使得自己的罪恶不受审判而逍遥于世。

冷战时期,极权国家和民主自由国家难免互相防范。自由国家并不担心自己民众的自由流动,极权国家却是非常害怕自己民众大规模逃亡我,因此墙的象征性和实用性、外延与内涵都在极权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极权国家特别夸耀自己是如何的好,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清晰图景便是:人口流动基本上只是单方面的由极权国家逃往民主自由国家,这已经清楚地展示了两种制度下民众生存的天渊之别。

由极权国家逃往自由国家的人数有多少,也许没有确数,其中因此而丧命或致残者,因为被抓回去被捕或者弄成劳改营的,更是难以计数。因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201名东德公民被抢杀;深圳逃往香港的死难者,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数字;苏联驱逐著名人士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流亡法国;而罗马尼亚则有今年获诺贝尔奖的穆勒流亡到德国,等等,可谓指不胜屈。

冷战与流亡有相当深厚的关联。因为不堪专制的迫害,人民用自己的脚投票。凡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潜逃的民众,都是对自由的感受敏锐于他人的民众,至少算得上是身体和心灵上对自由民主渴望得比较深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的流亡,虽然都是被迫的,却也有相当大的不同。一些较为主动且没有危险,另一些人则棘荆密布,随时都可能被送进监狱。如二十年前八九事件中的“黄雀行动”,虽然多数成功,却也不少的人被抓入狱。对于中国来说,一九四九是民众和精英的大逃亡,而八九则单是精英的大逃亡,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成为不折不扣的流亡者,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侍,有朋不能聚的“空心人”。虽然,这些人在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自由精神的追随上,无比强大,但被迫流亡给他们内心和情感造成的伤害,实在不堪细说。

当我读到《晚年周恩来》,看到高文谦先生在母亲病危时,申请回国探视被拒,凡是人子无不痛惜伤悼。王若望先生自然有归乡回国之思,他的精神视野里只有中国,但当国家依旧不自由时,他只好客气他乡。刘宾雁先生曾给高层写信表达回国的愿望,自然被拒而只好入葬异乡,但当你看到他自撰的墓志铭——躺在这里的这个中国人,说了他该话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时,那种死虽有憾却无虚度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早年参加共产党,晚年反对共产党;早年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晚年被共产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郭罗基在流亡中,得闻母亲去世,申请回国奔丧,领事馆要他“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悔过书”、“保证书”,因此他只有在异乡暗自垂泪。众所周知,人性是软化政治对抗的最佳共识,但官方似乎不一条道走到黑就绝不收场。事实上,如此违背人性的做法,实在是个令人愤怒的双输结局。

年年都有流亡者希望能够行使他们自由回国的权利,却屡屡被拒之门外,这种痛怆,身历者的每寸身体、每滴血液都能感知。但更离谱的是,并非上黑名单的人,而且并非政治流亡者,也不能自由回国。如作家小乔从瑞典返港入关,准备回国被拒,而维权律师冯正虎则八次回被拒,至今仍在成田机场备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不念惜民众的政府他的道义与合法性何在?自己的合法公民为何不能正常回国?

有人说,墙的功能有两种,一种是防止外人进来,另一种则是防止自己人出去。前者有可能是自己的城堡,后者则监狱。但现在看来,有一种墙不能让你出去,可谓广义上的监狱;同样是这种墙,还挡住你回家回国的路。换言之,你只有要么做人质(进现实意义上的监狱则是犯人),要么做流亡者的非此即彼选择,没有做堂堂正正公民的第三种选择。

极权统治所铸就的铁幕大墙下,所有人都是被强权绑架的人质。你要么欢天喜地地得斯德哥尔摩症,热爱并欢呼绑架者对你的劫持,你要做出反抗,那么只有被关进监狱。要是你的反抗不足以判刑关进监狱,那么就有劳教的方式来羞辱和惩罚你,自然你走出整个国家高墙、自由出国的机会就等于无。如果你曾经有反抗极权的纪录,极权者便会永远把你“不良”的历史记录在案,让你永远无法越过国家的高墙、自由出国,如作家廖亦武曾九次申请均被拒。最近一次到友谊关出越南,被有关方面说你是上了名单的人,再次含恨而返。

当鸟儿被剪掉翅膀,当你的脚被废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如果你准确地说,丧失了物理自由。那是因为不能行走到那些你十分向往,却又未知的远方。其实我们的悲惨,何只是不能自由出国、不能自由回国?即便你的确生活在一个本来应是自己土地的国家,却没有自由丈量的权利,没有迁徙的自由。你到外地,你还要办暂住证,于是有人不免质问:作为中国人,我为何暂住在中国?你的身份证和户口不仅是你作为人质的密码,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更有可能是证明你贱民身份的标志,如此公然的城乡歧视,竟然在中国流行六十年而至今未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因此,当我为了在病中完成这篇文字,重读一本1958年1月成都市公安局印的,六十四开小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附宣传讲话稿)的时候,内心的伤痛,依旧难以平复。

由于官民利益的冲突,由于极权与热爱自由的人之差别,已使许多中国人虽然身在中国,却已然开始了内心的流亡。内心的流亡者们对官方的制度和利益分配不认可,于是采取不合作、疏离乃至反抗的态度,当然会造成不少真正意义上的囚犯。正是这种意义上讲,流亡和犯人在一个国家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与合流。由于长期恐惧和高压统治,使得许多民众虽有内在疏离,但并无起来合法争取权利之举。这就像许多写作者头脑里有个中宣传部,思想上有个新闻出版总署,内心里有个广电总局,言论上有个自我检察官一样,由于官方人为的墙筑得太牢太高,由此带来的恐惧,造成了挥之难去的心墙。拆掉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以实现人之自由行走,固然意义重大,但要拆掉盘踞人们内在的心墙,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我们许多人慢长的努力。

2004年郑义先生主编了一册《不死的流亡者》,来敬献给不屈的流亡者刘宾雁先生。其中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写《醉鬼的流亡》令我感慨系之,正合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断言:“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我持别喜欢他文章结尾的诗句,让我敬录如下,以作为永远也说不完的流亡话题的一个小结:

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以归来?
情敌已老,看门狗目光呆滞
你疲惫的琴声对谁倾诉?
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
请问周游世界的过客
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2009年11月10至13日,病痛中断续作于成都

《自由写作》第51期【“冷战”终结2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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